第一篇: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缺失
“知识产权”往何处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要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加入WTO后,知识产权的纠纷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和网上闹得纷纷扬扬。作为普通的网民和消费者,好象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这些事情与我们没有切身关系,我们只有在边上看看热闹或发发牢骚的份。但是知识产权真的和我们无关吗?
知识产权确实与普通消费者无关!因为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立法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普通的消费者!(或者说普通的消费者在制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言权)这里也不能说这些法律没有考虑到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首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范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和知识产权产品生产者、加工者和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最初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为这种考虑,是包含在一个隐性的前提里边。也就是说,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消费者保护的缺失是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促进了知识产权竞争者之间的公平、合理和自由竞争,促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就能促进和保护了最终消费者的利益。这个前提条件在知识产权发展的初期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知识产权使用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现对有限的,知识产权的最终消费者也是有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极度庞大和知识产权的使用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宽,伴随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知识产权最终消费者的数量极度庞大,而且每个消费者对知识产权产品的消费次数和消费量不断增加,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失,已经造成很大的社会矛盾,而且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在这里我先说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值得商榷的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以及对消费者保护的缺失。
通过制定规则和法律来获取超额利润,已经成为以知识资本为代表的资本家获取“合法”的超级利润主要手段。其中比尔
范围过大造就的。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家时指出:
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思那个时代冒那么大的风险了,他们可以通过手中能够控制的立法权来为知识资本赚取超额利润定制一身合法的外衣,而且这种剥夺更具有欺骗性,因为这些剥夺是“合法”的!也是消费者“自愿”的!(因为消费者
识产权保护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的争论,只不过是资本家之间分赃不均,·盖茨的暴富神话是知识产权保护“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愿意”购买),它就铤并不是 ”而现在的知识资本家不需要象马克现在的知
考虑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造成的社会问题
1、加大知识产权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吹嘘的所谓“绿色GDP”,很大一部分收入,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销售其直接的知识产品(软件、音像……)或销售间接的知识产权(各种标准、格式……)获得的,而且是合法的,但是这些法是知识产权大国制定的!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对消费者给予相应保护,变成了知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合法剥夺!量占92%,系统软件产量占微软公司的“视窗互联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电子信箱量占全球总量的球总额的75%国GDP占世界总额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利。别的国家要参与竞争,就要遵守知识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竞争没有开始,知识不发达国家就处在极度不平等的位置。
2、“供给创造需求其名曰为了促进科技进步,同时也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和广度过大,通消费者的血汗钱!和手段,巧妙的将知识产品在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过大保护下,已经不屑于单个知识产品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当单个知识产品的利润下降到较低的程度时,知识资本就会停止生产和销售老产品,为具有超额利润的新知识产品让路。这确实是变相的推动了“知识”或科技的进步,付。
3、“法律制造鸿沟高了普通人进入知识产权门槛。只有让更多广大的人们群众加入知识产权的队伍,才能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出很大的成本,现在你站在知识商人的一亩三分地里也要缴费的,何况现代的普通人每走一步几乎都会碰到几个知识产权,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对知识产权过分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说白了就是金钱作祟造就的鸿沟。解决的办法是限制单个知识产权获利空间200086%。美国28%的份额。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使美国能以强大的经济”,大大加速社会的贫富差距。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美“每次拥有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的更新,都凝聚了普”表面上看是民众的需要,知识产品经销商,利用各种方法“强加”给消费者。但每次知识资本获得的超额利润,”,提高了普通消费者获得知识产权消费品的门槛,和抬注入强大的动力。IT产业投资占全球投资的95%,美国互联网用户占全球90%。目上述关键数据,均大大超过美
“知识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冲动,过去“站在巨人的肩膀造成“知识鸿沟
41.5%,美国58%,电子商务额占全都由普通消费者来支”上不用付”或“数字鸿沟”的并年在全球信息产业中,美国中央处理器的产”系统占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1、采取杜比授权的方式
实际上,中外知识产权之争也曾有过很好的解决办法,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就是“杜比模式”。早在2000年,拥有近300家会员的中国电子音像工业协会(CAIA)就曾与杜比公司就知识产权权益金提成费问题进行过谈判,业界对此次谈判的结果给予高度评价,其被称为“中国DVD产业和国外企业知识产权的首次成功谈判。”
当时CAIA与杜比的谈判焦点集中在杜比Dolby AC-35.1声道的使用专利费上。杜比AC-3 5.1声道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码环绕立体声效果。是一种全数字化音频编码技术,它同以往的不同,是全新的一种声音技术,它提供的声道外,还有一个效果声道,用来表现如爆炸声等特殊效果,俗称全称5.1声道。由于5.1声道提供6企业分6块支付专利费,并且价格不菲。国内企业无法承受如此高昂的专利费。为此,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曾与美国杜比公司就专利费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经协商,CAIA终于为中国企业争取到了最大利益的付款模式:第一,杜比公司以CAIA会员单位销量总和确定付费档次。当时所有会员销量加在一起总量超过几百万台,由每个企业按台数分摊专利费。第二,按销量设八个消费段,付费标准按档次递减。销量每台收取专利费11.5美元,10000至付费,最后一个档次每台收取6美元多。第三,按销售季节分为旺季和淡季,采取不同标准付费。当年月为旺季,专利费为每台6美元多,当年台7美元多。
第四,杜比专利费由10000万美元降至第五,杜比公司在追溯问题上做出让步,放弃对此前国内企业使用杜比声道专利使用费的追溯。
由此,谈判结果大大减轻了国内企业的负担,有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从而使产品竞争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得到提高加强。
2、“杜比授权”的广义化。对于新的知识产权产品,就让有钱的公司和个人按知识产品正常定价购买和优先使用,当知识产品销售到一定数量时,逐步限价销售,或降低对该产品的保护程度,这样既保障了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又让低端消费者也能够购买和使用更多的知识产品。让这样的规则在整个世界上执行,是“杜比授权”广义化的本义。但是却应该是全体普通消费者努力的方向!也是构建中国提出的杜比AC-3hi-fi立体声和DOLBY SURROUND6个完全独立的声道,除了5个全频带0.1声道,1至10000台,30000台每台下降0.5美元,每个档次递减
9月到来年34月到来年8月为淡季,专利费为每5000万美元。
5.1
“和谐世界”的个完全独立的声道,所以杜比公司要求中国虽然现在这样的立法和执行方式还有难度,努力方向!
治之于未有,为之于未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十分庞大,涉及的问题也很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对知识产权和法律没有太多的研究,我上面所列举的方法也不全面,还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在这里抛砖引玉,请大家多指正!文中引用了许多别人的数据和例子,在此表示感谢!
(注:写于2007年5月)
第二篇: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价值的缺失
Script>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不仅仅是对强力的屈服,也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体现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是因为在法治中法律具有其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法律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地运行,并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和正义的守护着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c、额外成本:在当前的环境与体制下,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遍。同时,错案率居高不下,当事人因上诉、申诉而不得不承担的误工费用、车马费用也相当可观,而由此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更是使当事人畏而怯步。
第三篇: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一)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知识产权都有法定的保护期限,有效期限一旦届满,权利就自行终止或消灭,相关智力成果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
(二)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地域性指依据一国法律所取得知识产权仅在该国范围内有效,在其他国家不发生效力。就此而言,知识产权有别于有别于财产权。
(三)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智力成果可以同时为多个主体所使用,因此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具有法律授予的独占权,它的排他性使对同一项智力成果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人。
(四)知识产权须经法律直接确认。知识产权没有形体,不占有空间,难以实际控制。因此,虽然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对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和聪明才智享有民事权利。法律仅承认该种民事权利的客体是智力成果,而非智力本身。因而,知识产权的承认与保护通常需要法律上的直接具体的规定。
(五)知识产权的客体属无形财产。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也是该项权利与有形财产所有权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标志。
与所有权的区别:
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的综合性和技术性特征十分明显,在知识产权法中,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既有实体法规范,也有程序法规范。但从法律部门的归属上讲,知识产权法仍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法律规范大多适用于知识产权,并且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都是为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私权服务的,不占主导地位。
第四篇: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摘要: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法律冲突,源于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认,而这种直接承认在目前看来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冲突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
知识产权领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这对传统国际私法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被外国所承认和保护,因此在传统国际私法上,知识产权被认为与法律冲突无缘。但19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要求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也通过内国法予以保护,从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有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保护必然导致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并从一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推断出知识产权领域是存在法律冲突的。事实是否如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或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另一类是著作权,亦称版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体财产权,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特点,这也是知识产权与有体财产权的显著区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即是对封建时代特权这一特性的保留。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愿承认根据外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这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就是在一国境内依该国法律获得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境内有效和受到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法律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当一知识产品跨越国界进入到另外一国而没有获得此国的知识产权时,该国就可以随意使用该知识产品而不负法律责任并不受知识产品来源国法律的约束。
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后,资本家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希望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向国外输出技术及产品,以便获更大利润,而这一目标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障碍便是外国知识产权法对他们的知识产品并不进行保护,这样,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矛盾的发展结果便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保护知识产权条约的订立,如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乐尼公约》、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和1994年《TRIPS协议》。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各个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
然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地域性基础之上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确认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的作用,这可以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公约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独立性原则”中得到说明。如《伯尔尼公约》第5条就规 定,国民待遇是指“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言,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给予其国民的待遇”,独立性原则是指“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不论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保护程度以及补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互相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以同内国国民相同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国民待遇原则是前提,独立性原则是一种具体安排,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对于外国的知识产权人同内国的国民一样,适用内国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者和作者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根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知识产权,使之在内国得到保护,对于不符合内国法而在其他缔约国已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内国依然没有保护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存在着上述条约,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依然是没有法律效力,是不被承认的,内国只依照本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条件对来自外国的智力成果决定是否给予保护,外国知识法在内国无域外效力,不能成为内国判断是否给予知识产权的根据。条约施加给缔约国的义务仅仅是承认和保护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而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内国对于即使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也是可以不予承认和保护的。条约并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必然承认和保护已在其他缔约国取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可见,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没有效力。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这恰恰与有的学者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一般都要求缔约国承认对方国家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与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是指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由于其涉外因素导致有关国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触。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第一,在同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有关国家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第二,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另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便产生不同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冲突;第三,涉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领域究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条件来判断。对于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第一个条件的满足自不待言,关键是看后两个条件是否成立。
法律的域内效力,亦称属地效力,是指法律的空间效力,即国内立法对本国境内的所有人、物和行为有效。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国法律对于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适用。任何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权确定自己的法律只具有域内效力或既具有域内效力,又具有域外效力,但这些域外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当内国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要受内国法律的属地效力和该外国法律属人效力的双重约束,法律冲突便自此产生。当内国不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外国法即使规定了域外效力也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只受内国法的支配,法律冲突无从产生。
就知识产权领域来说,知识产权法的属人效力表现在根据一国知识产权法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在进入某外国 后是否还受到被该外国所承认的来自来源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如果智力成果来源国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内国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那么法律冲突也就会随之产生。无疑,来源国可以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这是其主权的正当行使。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事实上是说我国国民的作品无论在何国都受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然而这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外国有权决定是否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除非外国自动承认,便不会产生我国著作权法域外效力与该国知识产权法域内效力之间的冲突。然而依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即使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也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承认其他缔约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现实的、被外国所承认的域外效力,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不会导致法律冲突,不会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由国内保护发展为国际保护,逐步取得了在权利独立原则之下间接的域外效力,从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既然不存在法律冲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可以看作是统一指向法院地法的单边冲突规则”的观点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知识产权地域性突破与法律冲突
应该承认,知识产权领域是可能产生法律冲突的,关键条件在于一国承认外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内国具有域外效力,亦即要求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要求一国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犹如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物权、债权一样,予以自动承认和保护。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可以见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法律中,表现为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即专利权应适用最初取得地法,商标权应适用最初登记地法,著作权应适用最初发表地法。例如,1961年修改和补充的《法国民法典》第2305条规定:“文化及艺 术产品由作品的首次发表地法规定”;1974年《阿根廷国际私法》(草案)第21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受作品首次发表国的法律支配。外国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期依照其原始国的规定,但不得超过阿根廷准许的期限。”该条还规定“外国国家赋予任何人的商标、厂商标牌、专利的专用权或其他产生于工业产权的权利,在阿根廷具有同样的效力,但要符合阿根廷共和国规定的条件。保护期不能超过阿根廷立法规定的期限”。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的学说和立法可以保证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同待遇,尊重和保护既得权利,让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有权决定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避免侵权人有机会选择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防止因各国法规定不同,给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然而一国如在没有对等和互惠情况下单方面承认外国的知识产权在本国也能获得保护,将要大大增加本国的经济负担,并对本国科技文化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对世权,这种方法对其他保护此权的其他国家的相对人极为不利,他们难以查找到该权利的来源国或者为了利用某一知识产权而必须费力查找外国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有关源于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转嫁于内国人身上。此外,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将智力成果吸引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加剧精神产品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品的利用。最后,更重要的是,适用来源国法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体制所要求的“独立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以作品来源国法来解决著作权的法律冲突在实践中将难以实行”。因此,适用来源国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具有很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这种做法不会被太多国家所接受,即使被接受也往往要采纳阿根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叠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因此可以说,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的范围和程度的有限性。
另外一种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予以承认从而突破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表现形式是一些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是否是对外国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承认都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所谓适用保护国法是指适用实施权利行为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如某人在甲国依法取得了一项专利权,如果乙国有人使用了该项专利,专利权人可否在乙国请求法律保护,乙国的使用人是否构成了侵权行为,这些问题均依乙国法规定。如《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34条规定:“无形财产权的创立、内容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笔者认为适用保护国法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产权法属地主义的主张,因为它坚持实施权利行为和侵权行为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而知识产权法地域性所指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只有属地效力,只能调整其所属国地域范围内的智力成果。反言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只受该行为地国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当然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冲突规范,它似乎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内国承认知识产权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并且也存在着保护国法律域内效力与来源国法律域外效力之间的冲突,但前者的效力优先。然而,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理解为不承认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实施行为和侵权行为只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不管如何理解,在效果上,适用保护国法都承认了知识产权法属地效力,而没有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另外,保护国法说来源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中有关“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有的学者把公约中这种规定的内容概括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权利赋予国的法律”,即保护国法,因而认为这是属于冲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规范”。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如前所述,地域性的存在决定了法律冲突无从产生,公约所带来的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产生法律冲突,因而保护国法的提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冲突规范。总之,我们认为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与其说是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毋宁说是在变相地坚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只是碍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国际化的大趋势,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灵活安排而已。
四、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与法律冲突
对于涉外民事纠纷的管辖权,各国一般均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以便在由本国法院审理时,尽可能保护本国及国民的利益。如英国在对“对人诉讼”中,只要被告身体出现在本国并可以送达传票,哪怕只是路过,英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美国则采取了“长臂管辖原则”,只要被告在经济上与本国具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就将被视为在本国营业,本国即具有管辖权。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管辖权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除了保护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一国法院很少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案件,即使被告的依据在本国或被告为本国人。大陆法系,更多的国家固守绝对地域性原则,由案件发生的国家专属管辖,几乎没有司法管辖权的合作。而在英美法系,对知识产权跨国案件虽基本沿用一般民事案件的处理方法,但更多地引用公共政策或不方便法院规则,限制对域外发生的案件的受理。在这种传统的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下,由于法院只受理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案件,法院也是就当然适用法院地法,根本不承认也不用考虑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效力,因此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由于传统知识产权管辖制度很难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形势,变革传统制度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主要表现在要求扩大法院对涉外知识产权的管辖权,以便对外国知识产权纠纷实行有效的司法管辖。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国也先后采纳了这种主张,即可以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案件。例如,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就一在英国与荷兰的版权分别受到侵害的案件中,予以管辖并合并审理,创造了英国对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域外管辖的先河。在此案中,原告建筑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与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英国法院起诉,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的原告的请求,认为英国法院有权受理侵犯荷兰版权的案件,只要被告在英国有住所,最后法院对在荷兰的侵权行为适用了保护国法,即荷兰法。有的学者就此认为,“由于法院审理案件时适用了荷兰法,使得荷兰法具 有了域外效力,很明显,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的的确确是被打破了„„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创新致使法律冲突大量产生”。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不是导致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法院适用了外国法也不必然意味着法院地国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正如案例所述,英国法院适用荷兰法是用来调整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而不是用来荷兰法调整在英国领域内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英国法院采纳荷兰法恰恰是对荷兰法域内效力——即荷兰法约束本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行为的效力的承认,而不是对荷兰法域外效力的承认。如果说英国法院承认了荷兰法在英国的域外效力,那么英国法院就应该承认依荷兰法成立的知识产权在英国也必然受到保护,然而英国实际上只用本国法来判断一个发生在英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以,英国法院实际上实行的是保护国法的主张,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保护国法说事实上坚持的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知识产权法的属地主义,它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因而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认为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带来了法律冲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在该案中,英国法院确实是适用了保护国法这样一种规范,但这种规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冲突规范,因为冲突规范是在效力相互冲突的两个或几个法律体系中进行选择的规范。然而对于在荷兰发生的侵犯版权的案件,只有荷兰法可以支配,英国版权法不存在支配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任何正当理由,英国与荷兰的版权法在此案中是不冲突的,或者说英国与荷兰知识产权法间的冲突,根据英美学者对法律冲突的理解,只是“法官头脑中的一个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就是法官应该选择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并不代表英国与荷兰法之间存在真实的、效力上的冲突。
总之,一国法院适用外国法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即意味着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这在物权、债权家庭婚姻等民事领域是行得通的,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却没有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实乃由于知识产权存在严格属地性限制,其他民事权利则不存在这种地域性限制,各国对依一国法律产生的其他民事权利是普遍给予自动承认的,这符合“既得权”的思想。
五、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产权领域是存在法律冲突的,但这种法律冲突既不来源于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的国际性,也不来源于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它只源于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认。这种直接承认要以牺牲承认国巨大经济利益为代价,并且与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相背,这就决定了无论是承认国的数量还是承认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内的法律冲突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就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现状而言,大多数国家尚未在立法中作出规定——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它们在司法实践中也仅仅实施内国的知识产权法,根本不考虑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尽管各国知识产权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相互产生冲突的机会却并不多。
第五篇:知识产权法律保障制度研究
名牌战略与知识产权法律保障制度研究(杨军著)
知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从这个意思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知识的发展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创新性知识更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识依法产生的权利总称。
第一章: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一、自主创新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基本动力。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特征。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法律的设置于实施,发明创造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在一定时间内享有其专利权,禁止其他人或单位使用,确保了发明者的特殊市场地位,而且通过出售或者授权专利,发明者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这就更加激发了发明人或单位的创新热情,为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动力。
2、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法律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有效建构、协调各相关制度,通过有力的法律环境的创建,促进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3、知识产权制度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要求创造者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创造成果,而研究中如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会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和财力。
二、创新性省份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
江苏省于2006年4月决定率先将江苏建成创新性省份,于是江苏在最近几年无论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和产值上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都遥遥领先中国其他省份,并且在GDP的增长上也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
三、外国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定一系列配套制度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的制造业大国,并且还再飞速前进,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的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层,而像设计、专利这些高附加值的技术却被外国垄断。所以我们急需完善我们的法律保护制度。
2、政府加大对制造业知识产权的行政指导与扶植力度。
日本,韩国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崛起过程中,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3、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开发与管理。
第二章:实施名牌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一、名牌战略的继续实施与目标实现
1、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企业对名牌建设的重视,促进企业主动而全面地落实名牌战略。企业品牌建设之路永远没有终点。我国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个误区,认为自己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品牌是发展大之后的事情。实施上品牌与一切企业都有关,并不一定非得是大企业,只有重视品牌才能迅速壮大。现在的大企业在10年前也都是一些小企业!
2、进一步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3、社会公众要提高品牌与质量认识,重视品牌,支持名牌战略的实施
二、实施名牌战略与知识产权制度
1、实施名牌战略必然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障
2、实施名牌战略与相关法律制度概述。包括《商标法》《专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第三章:名牌战略与商誉法律保护制度
一、名牌的实质性法律内涵---商誉。为什么?
二、商誉与商誉权
1、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商誉权理解为知识产权(脑力智力产物,这是知识产权的固有产物),但不排除一定情况下归入人格权(去也法人的名誉权)。
2、商誉权的法律特征(与知识产权比较)
(1)没有法定时间限制
(2)非确定的地域性
(3)非恒定的专有性
三、我国有关商誉的法律保护现状,一句话,很不完善。
四、从商誉角度看名牌的法律保护制度建设与完善
1、顺应国情
2、与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相协调
3、把握知识产权完善的时机
4、加强国际交流
第四章:名牌战略与商业标识法律制度
一、论我国商标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
1、名牌战略与商业标识法律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已经成为商品发展必须具备的市场竞争要素,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2008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中,中国无疑上榜,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而这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参与的国际分工、获取国际贸易利益的能力。所以国家于90年代开始重视品牌战略。
2、相关法律现状:立法分散,系统性不够;失衡严重,存在法律漏洞:内容滞后,没适应商业标识发展需要;存在严重地区差异。
3、实施品牌战略下我国商业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考
二、完善我国商号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五章:名牌战略与专利法律制度
品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自主创新成果最有效的载体。没有技术创新的内核,就没有产品的公信力,品牌更无从建立。
一、名牌战略与专利制度的关系
1、品牌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因为品牌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竞争,没有技术创新的内核,就没有产品的公信力,品牌更无从建立。
2、专利制度是名牌战略的保障
专利技术是决定品牌寿命的重要因素,品牌没有终身制,名牌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市场信誉和公众认可度,也就是说名牌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法律。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只有领先市场的产品才能产生更大的利润,也才可以产生品牌效应。
专利权是名牌区的市区的市场份额的保证,因为专利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
3、专利申请是维护品牌竞争优势的手段
由于专利天生具有的垄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专利技术的拥有者可以在法定期间和地域范围内禁止他人生产制造其专利或使用其专利方法,从而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
二、修改后的专利法对名牌战略的促进作用
1、明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立法宗旨,自主创新被提到新的高度。
2.提高专利授权标准,提升品牌的技术含金量:相对新颖改绝对新颖,提高外观设计的创新要求
3、规范促进技术推广应用的具体措施。共同许可变为普通许可
三、老字号企业的专利战略
1、自主创新战略
2、引进型创新
3、通过专利许可获得技术
第六章:名牌战略与标准化战略
一、标准化概述
一种标准的建立与统一会使社会经济的运作更加高效化,实际上这在我们现代化社会的成功企业中可见一斑,这些企业制度规定让别人去追随、去遵循,使规则成为成功驾驭技术发展方向的筹码(高通)。
当前特点
1、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2、目标和手段现代化
3、标准增加速度越来越快,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国际标准组织ISO)
二、标准化战略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趋向,一句话:各国都很重视
三、我国名牌战略背景下标准化战略剖析
1、对标准化战略的定位:掌握核心技术;用知识产权为技术护航
2、对标准化战略的一体建设
前期:宏观把握,预测前景
初期:科研的力度,对专利的及时申请
中期:进行专利评估
后期:标准建立后的管理维护战略
3、对标准化战略的综合使用
虽然我们正在努力向标准化迈进,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我们的国情决定我们还长期处于“用标准”阶段。
熟练掌握技术,熟悉制度,为以后做准备。
四、名牌战略下标准化战略的推进
1、立足国情
2、强化自主创新
3、制定明确目标,积极应对国际标准壁垒,从而参与国际竞争
4、完善标准化法律政策环境,重视人才培养
第七章:名牌战略与其他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一、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机构的现状及其影响
1、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知识产权纠纷频发。
2、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缺陷,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低下(景泰蓝)
3、企业知识产权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企业的整体发展
二、驰名商标的反淡化问题研究(宾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