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确认之诉对于民事诉讼的意义

第一篇：消极确认之诉对于民事诉讼的意义

消极的确认之诉，是指请求法院确认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存在或否定某种存在状态的诉。例如，请求确认所有权不存在之诉，确认婚姻关系不成立之诉等等。消极的确认之诉因其对争议的法律关系持消极的否定态度。

在消极确认之诉中, 提起诉讼的人本身没有实体法上的权利, 其起诉的目的只是要求确认他与被告不存在某种实体法律关系,消极确认之诉有诉讼标的。实体请求权不等于诉讼标的。

消极确认之诉对于民事诉讼法的意义：

消极性确认之诉蕴涵有法的价值。它与积极性确认之诉一样，原告的权利陷入了一种不安定状态，它需要确认，而且，确认作为一种手段也可以救济原告的某种利益。并且，在某些情形下，采用消极性确认之诉的形式比积极性确认之诉更具有价值；或者它是积极性确认之诉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当正在计划使用某种制作方法来建设工厂的某公司被其他公司提出“该公司的制作方法侵害了其专利权”的主张时，该公司应当可以提起确认侵害专利权不存在之诉，即要求对“将来即便通过该制作方法来进行制造、销售，也不会侵害被告公司的专利权”进行确认。

在司法实践中，消极确认之诉也往往作为请求给付的前提，比如无效婚姻赔偿制度的适用应以婚姻被确认无效为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当纠纷当事人存在着确认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形态时，原则上应当否定其确认的利益，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确认之诉处于一种补充性的地位。

当事人平等原则是程序公正的要义之一，消极确认之诉有利于实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诉权平衡。

消极确认之诉中，原告因“被告不当之主张,致其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险”,可以提消极确认之诉以消除危险。在发生民事纠纷后，双方当事人通常会进行一定的交涉，如果交涉未获成功，主张拥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就会提起诉讼，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情况。在有些情况下，权利人并不主动提起诉讼而是采取无理纠缠等方式主张权利，这就会给义务人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影响，比如权利人不断地上门要求不合理的赔偿金额，使义务人不能合理安排日常生活；在义务人所在单位闹事影响到义务人的声誉等。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享有完全决定权的权利人，法律如果不赋予义务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那么对义务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相比较而言，消极确认之诉就成为义务人唯一能够采用的诉讼手段。

此外，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无法达成赔偿协议，权利人又不向法院起诉，这就使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消极确认之诉的设计有利于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实现“秩序”。

第二篇：确认之诉申请强制执行

确认之诉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的判决没有给付内容，是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第三篇：试论确认不侵权之诉的相关问题

试论确认不侵权之诉的相关问题 确认不侵权之诉是我国近年来知识产权领域一种新兴的诉讼类型，笔者结合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多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案例，分析我国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法律上的依据及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具体处理问题。

一、问题的由来

很多人都熟悉的“彼得兔”是英国的一位女作家塑造的非常经典的卡通形象，自其出版问世以来，《彼得兔的故事》连年印刷，传遍了全世界。200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大力推出了一套“彼得兔”系列彩版图书，遭到该书初版时的出版社——英国的费德里克·沃恩有限公司的投诉和强烈抵制。该公司向我国工商部门提出异议并投诉，认为中国社科出版社在使用“彼得兔系列”此类字样和“彼得兔”的典型卡通插图时，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原来，虽然这套图书在中国的版权已经过期，但在1993年，费德里克·沃恩公司却向我国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将“彼得兔”三个字以及书中大量插图都专门注册成了商标，还特意注册了适用领域包括“图书”类别。

针对费德里克·沃恩公司的投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扭转沃恩公司的投诉和抵制行为在出版市场上给该套图书带来的不利影响，决定以费德里克·沃恩公司为被告，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对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出版社并不侵犯被告沃恩公司的商标专用权。据悉，这是在我国内地发生的首起具有广泛影响的请求确认不侵权之诉，引起了各方媒体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性质

所谓确认之诉，在大陆法系被称为确认判决，而在英美法系又被称为宣告式判决，是权利人请求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对一定的权利或者特定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成立予以确认的一种诉讼，其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确认之诉的最终判决只有法律上的既判力，而没有执行力。参照美国1934年颁布的“联邦确认判决法”中的规定，法院在相关案件中，若原告只请求法庭确认其某种权利或特定法律关系的存在，则法庭有权只作出确认判决即可，而没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救济措施。

确认不侵权的诉讼，从法理基础上看，究竟是属于确认之诉，亦或是属于侵权之诉，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此存在很大争议。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应该属于侵权之诉，因为法院受理后必须审理原告当事人究竟是否侵犯被告的相关权利；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属于确认之诉，持此观点的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这类案件中确实需要法院审查是否侵犯被告的权利，但问题的重点是对原、被告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侵权关系而作出认定，故为确认之诉。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确认不侵权之诉仅仅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一种抗辩，不应单独作为一种诉讼类型。

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划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三种类型，侵权之诉在实践当中可以表现为确认之诉，可以是给付之诉，抑或是两者的合并。虽然在实践中更多的表现为给付之诉，但实际上确认之诉已然隐含在其中，因为法院在作出给付判决前，必然首先确认原告是否存在侵权的事实。最高法院2004年曾经颁布一个名为《关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旭阳恒兴经贸有限公司专利纠纷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该通知中明确指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的相关诉讼属于侵权类纠纷”。在诸如此类的纠纷中，被控侵权人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案由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其统归为侵权类纠纷的一类诉讼。结合现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侵权之诉，其与理论上一般的侵权之诉的区别主

要表现在：

（一）诉的性质不同

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法理性质为确认之诉，并且是否定的确认之诉，而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一般表现为给付之诉，当然其中暗含了确认之诉的基础。

（二）出发点不同

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是从知识产权角度提起的诉讼，只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才有资格提起诉讼。而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发动主体为知识产权义务人，这可以使知识产权义务人主动诉讼的方式来排除不确定状态的干扰，在诉讼中由被动状态转为主动状态。

（三）诉讼目的不同

知识产权侵权之诉中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并获得损害赔偿，以维护其应有权利。而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行为的合法性，使原告从被告的律师函的潜在威胁中彻底解脱出来，从而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因为该类判决的结果只有既判力，而没有最终的执行力。

三、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我国法上的必要性和依据

曾有人认为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上没有法律依据，并对该类诉讼究竟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一些方面的质疑。但笔者观点认为，确认不侵权诉讼作为对知识产权义务人的救济，可以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被指控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减少对被控侵权者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在当今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竞争的武器，确实会发生在某些情况下被权利人滥用，而在法律上肯定确认不侵权之诉，不仅有利于我们在短时间内尽快确定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也可以防止出现权利滥用。因此，笔者认同在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司

法实务中，确认不侵权的诉讼非常有必要存在，而且对司法实践意义重大。

我国起初并不存在跟确认不侵权之诉有关的明确的法律条文，一直到2002年，最高法院作出的一个批复——《关于苏州龙宝生物工程公司与苏州郎力福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的批复》，在针对该案件的特别批复中，明确指出，该案件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具体规定。首先，原告的确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次，本案被告明确；再次，存在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充分的理由；最后，本案依法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所以法院应当受理该案。最高法院在该批复中还进一步指出，原告的诉讼目的仅限于请求法院确认自己的行为不侵权，因此以请求法院“确认不侵权”作为明确的案由，更能反映双方争议问题的本质，更充分体现了法院裁判的宗旨和核心。此后，在2008年的《民事案由规定》中，相关条款明确地将确认不侵权纠纷列为第152个案由，并且，最高法院对此类纠纷引起的诉讼明确的给出了定义，即指当行为人的利益受到特定的知识产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影响时，行为人以该特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为被告而提起的、请求法院确认其行为并没有侵犯该特定知识产权的一种民事诉讼。《民事案由规定》中明确列举了确认不侵权纠纷的几种主要形式：第一，确认不侵犯著作权的纠纷；第二，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的纠纷；第三，确认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纠纷。这样以来，确认不侵权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法院的正式审理案由。

四、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具体受理条件分析

自最高法院就苏州龙宝公司一案作出上述批复以来，全国各地区、各级法院以该批复为基本审理依据，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正式受理并审结了多起以确认不侵权为案件诉由的相关案件，涉及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但是，由于此类案件在立法上尚存在一些法律

空白，对诸如立案的条件、案件的具体管辖以及如何审理操作等方面暂时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各地、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在：首先，立案条件各个法院并不统一，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其次，此类案件的法院管辖确定不明确，易出现管辖纠纷；另外，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具体审理思路不清、影响审判效率及效果。当然，实践中显露出来的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法学理论上深入地研究探讨，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并在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正规化、制度化。

依照现有的最高法院批复，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具体受理条件，适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具体有：第一，原告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二，须有确定的、明确的被告；第三，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的理由；第四，须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范围，并属于受诉法院管辖。对比这些条件可以看出，这类案件似乎与一般的民事案件在立案标准、受理条件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在上述这几个条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个“原告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认定。在上文提到的关于苏州龙宝案批复中，法院认为，由于此案的被告郎力福公司向原告的产品经销商发函，声称原告的多数产品涉嫌侵权，侵犯了其公司的专利权，客观结果导致原告的经销商停止销售原告的产品，使原告的大量产品滞销，经济利益遭受严重损失，所以认定原告确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批复中的认定，我们可以看出，该案中的被告向原告的经销商发出关于原告侵权的律师函，进而在客观上影响了原告的产品销量，最终使原告利益受损，这是认定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关键点所在。据此，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来认定。

在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规定的一般条件约束下，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既树立了统一标准，方便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又可以有效约束相关权利人滥用自己手中的法律权利。具体而言，我们应结合知识产权领域中确认不侵权之诉这类特殊案件的自身特点，在知识产权法的三大主要领域中（即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明确规定确认不侵权纠纷诉讼的具体受理条件为：其一，原告需负义务举证证明该知识产权的相关权利人已针对原告或其他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事实上发出了一些原告侵权的警告，表明的确存在客观的双方争议事实，并且原告在法律上对该争议事实中问题的解决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表明原告起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其二，确认不侵权的相关诉讼要求享有该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向他人发出侵权函或相关警告之后，并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使被控侵权人的经营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就会使被指控主体的权益很可能或者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损害。这两个受理条件其实本质上也是民诉法相关条文的具体要求。实践中，只有同时具备了上面所列的两大条件，最终才能认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损，原告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形，具有诉讼利益。这两个受理条件作为对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第1款的具体化表现形式，笔者认为理应将其作为司法实务中具体认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统一标准。

五、结语

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对现有知识产权诉讼的积极补充与完善，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可以有效指导知识产权权利人正确行使权利，同时也平衡了不特定的知识产权义务人的现实利益，更能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我国法律应充分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此制度上的先进之处，进而逐步完善我国在民事诉讼法和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部门的配套法律、法规，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提供更加精确的诉讼指引。

第四篇：劳动者死亡后的劳动关系确认之诉裁判思路

劳动者死亡后的劳动关系确认之诉裁判思路

◇ 杨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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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8年10月，彭某到武汉市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食品部）从事搬运工作，食品部以每天5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彭某工资。2009年11月13日早晨6时左右，彭某在食品部从事搬运过程中突感头晕，食品部安排其在经营部休息，未见好转后派人送其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3级。上午11时彭某家人将其从医院接回家中，下午4时彭某死亡。2010年1月，彭某之妻朱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彭某与食品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3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彭某与食品部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权的范畴，鉴于身份权与人身权不可分离，朱某非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朱某对终审结果不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第一次再审维持了二审法院的裁定，朱某再次申请再审，最终第二次再审撤销了终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分歧】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劳动者死亡后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之所以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同，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死亡后对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第一种裁判思路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中应当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否则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程序问题。劳动者近亲属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其目的并非单纯止于确认之诉，通常是为后续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近亲属作为工伤待遇赔偿纠纷的适格当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因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的相关待遇赔偿责任。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作为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单独成诉。

第二种裁判思路认为，应当在劳动者死亡后赋予其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范畴分为两个层面：在人身权方面，具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权、休息休假权、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人身专属性，一旦权利主体消亡，这些权利也随之而消灭；在财产权方面，1 具有获得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可以与人身相分离，在劳动者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或死者近亲属固有权利进行分别处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主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其目的不是为保护劳动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而是为取得工亡待遇赔偿做准备，带有明显的主张财产性权利的动机。因此，应当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与确认之诉的权利，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一般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如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工作服、招工招聘表等物品，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如用人单位否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应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在这一审查过程中，据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证据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消亡而影响其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明力。因此，即使劳动者本人死亡，由其近亲属代为主张事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无法固定的问题。【评析】

综合以上两种裁判思路不同考量因素的分析，笔者最终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裁判思路，且认为在劳动者死亡后不仅应当赋予死者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还应当赋予其代为主张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诉讼权利。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终极目的具有财产性特征。当事人提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其深层次原因是为最终获得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和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工亡待遇赔偿，诉讼目的并非为保护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从这一终极诉讼目的出发，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相应的诉权，符合当事人的诉讼期望，有利于保护死者生前的相关权益。况且，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无法解决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提起的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有时附带包含了死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主张，如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等。这些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死亡的劳动者，而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直接权利主体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因此不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就不能对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予以处理，最终将导致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劳动者的死亡而被逃脱。

其次，人民法院不具有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工伤认定的司法权限。劳动者近亲属提起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诉中必然涉及到工伤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是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作为国家工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机关对劳动者所受损害进行的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权行使的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各有其明确的行使边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司法权行使的界限，不应在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跨界行使权利。

最后，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诉的诉权符合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主导思想。新修改的民诉法不仅从量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如增加了公益诉讼等，而且从质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在此大 2 环境下，笔者认为，严格地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做法与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思路不相融合。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探讨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探讨

刘敏

 2011-10-30 21:49:05

来源：《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敏，男，汉族，（1964—），江苏海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民事诉讼法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第二学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士。1987年起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院长助理、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曾在英国谢费尔德（Sheffield）大学法律系做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主持其他教学、科研项目多项。

内容提要: 我国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尚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该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应当以维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维护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指导思想。基此，在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时，应当重新设定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增设发回重审的条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定发回重审裁定中判断理由的法律效力，明确界定重审的审理范围，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发回重审 审级利益 听审请求权 程序选择权

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后的一种裁判方式，也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进行监督的一种机制。从发回重审制度的设计初衷来看，该制度是为了监督第一审法院的审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升裁判的正当性。但从发回重审制度设计及其运作状况来看，该制度尚存在较大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损害了法院的公信力。为了实现发回重审制度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必须深刻剖析发回重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的结症所在，提出发回重审制度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设计科学系统的改革和完善方案。

一、发回重审制度立法与司法之检讨

考察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情况，发回重审存在十大问题:

（一）发回重审的标准不清晰

《民事诉讼法》将“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作为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从表象上看，发回重审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发回重审的标准是不清晰的，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正如有法官所指出，由于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么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就算“足”，现行民事诉讼法无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作具体规定，而且还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条件，即“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既然是“可能”，那就是凭法官“自由裁量”，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否“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不同的法官肯定会有不同的判断结论。[1]（P39）

（二）发回重审制度忽视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

当事人是程序的主体，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作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审法院在对上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在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还是决定由本院依法改判时，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当事人放弃审级利益，要求第二审法院改判的话，就没有必要发回重审了。现行的发回重审制度中，上诉案件是否发回重审，由第二审法院决定，无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当事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

（三）发回重审制度忽视了当事人系争外利益保护

系争外利益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系争的实体利益以外的利益，具体来说，它是指因程序简化或者避免使用烦琐程序而导致的当事人时间、费用、精力的节省而获得的利益。系争外利益保护原理是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理。[2]（P45）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没有作限制性规定，只要具备发回重审事由，第二审法院都可以发回重审，特别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模糊的发回事由给二审法官随意发回重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增加当事人的时间、费用、精力等成本支出，损害了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甚至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失去信心。

（四）发回重审制度有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之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当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第二审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既然第二审法院通过审理已经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表明第二审法院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此时，第二审法院完全可以自己进行改判，没有必要再发回重审了。再发回重审的话，徒增第一审法院的负担，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

（五）发回重审制度有重实体轻程序之嫌

《民事诉讼法》将“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作为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可见，如果没有影响正确判决，即使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也不需要发回重审。这是对程序公正的轻视。事实上，虽然第一审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影响一审的正确判决，但不适合第二审裁判的，第二审法院还是有必要发回重审。

（六）发回重审次数限制不够

第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案件经第一审法院重审后，当事人对重审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上诉以后，还有可能出现发回重审的情形，此时在理论上，法院还可以发回重审，由此出现循环审理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一次。第一审人民法院重审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事实仍有错误，或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该司法解释针对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规定只能发回重审一次，而对于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没有规定只能发回一次，因此，该司法解释无法抑制多次发回重审的情况。事实上，在诉讼实务中，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第二审法院多次发回重审的现象仍然存在，出现“诉讼怪圈”现象。

（七）滥用发回重审权

在诉讼实务中，出现第二审法院滥用发回重审权的现象（注：2010年11月22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全省法院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上历数了法院系统“四大问题”，其中首要问题便是“案件超审限，滥用发回重审权”。参见李恩树、郑小琼:《发回重审程序滥用的根源》，http://。[4][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刘敏．论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完善[J]．法商研究，2001，（6）．

[6][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M]．张卫平，许可，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