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市场流动性功能的积极与消极意义
金融市场流动性功能的积极与消极意义
141090046 金融学胡景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大致可分为融资流动性（非系统性）和市场流动性（系统性），适度和充分的流动性意味着能以较低的成本投融资，能以低成本进行不同资产的转换，不同资产交易的市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金融、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同时，不足或过度的流动性也将放大风险隐患，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
流动性功能为市场带来的最大积极意义，也是金融市场为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某种形式的信用保证（国家、公司等给出），投资者们相信自己投入金融市场中的资金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顺利变现，让投资所用资本可以较快转换成消费所用资本或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只有具备了充分流动性的市场，才是投资者们信任且敢于进入的金融市场。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为例，从1990到20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46.5倍之多。暂且不论货币供应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且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的时代，正是大量流通货币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石；另一方面，在1989-1991、1993-1996等经济出现过热乃至“泡沫”趋势的时候，适当收紧并受控的流动性也及时刹住了经济泡沫化的进程，确保了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在全球市场复苏缓慢的今天，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息降准等措施进一步释放流动性，无疑也是适度流动性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积极功效的一大明证。
谈及流动性功能带来的风险，大体可分为流动性短缺危机和流动性过剩危机，在此便以近几年来世界各地的经济、债务危机为例分析一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急剧下降，大量资金外逃，大量银行出现挤兑浪潮。在此背景下，希腊各银行所需紧急流动性规模骤然上升，以致濒临破产边缘，最终在国际社会（主要为欧盟成员国）付出了数百亿欧元代价之后才得以缓解这场流动性危机。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其根源背景之一便是流动性过剩，为了追求利润的高速增长，商业银行出现了过度竞争、盲目放松信贷标准等行为，最终导致风险急剧放大而引发危机。仔细分析，流动性过剩下商业银行过度竞争导致信用风险急剧膨胀、信贷模式和投资模式愈发多元化（追求高风险高收益），整个市场的银行家们不惜代价寻找低利率情况下得以盈利的手段，而利率提高时这种手段顿时难以为继，无限放大了系统性风险。综上所述，我认为流动性危机的爆发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流动性过剩情况下骤然收紧（或并未收紧，只是难以持续注入流动性）导致的流动性短缺危机（市场恐慌，“现金为王”心理当道），如美国次贷危机、1929大萧条等；另一种限于能力无法详细论述，即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无法控制的流动性过剩危机，如津巴布韦前些年的货币体系崩溃。
接下来简要分析融资流动性相关内容。合理的融资流动性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壮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近期我国军工产业通过一系列拆分整合形成了诸多新公司，中航旗下负责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数个公司得以借助股票市场独立融资，获得丰富的资金支持，这对我国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缺乏业绩基础的情况下盲目扩大规模，极易导致资金链断裂，放大风险隐患，乃至导致流动性危机。爆发于数月前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兑付危机带来了极大范围内的负面影响，其本质原因就是泛亚无力支付投资者的回报和委托费，只能以新投资者的钱补偿老投资者，最终引爆挤兑狂潮。我认为，泛亚事件是近期来最为典型的融资流动性危机之一。
以上是我对于金融市场流动性功能积极功效和可能带来的风险（负面影响）的总结。以下是我对于金融市场风险分担功能的一些认识。
金融市场上的风险是一种常态，是交易因事后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风险损失或风险报酬），所以管理风险是风险承担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金融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按承受主体不同又可分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市场作为交易发生的场所，天生具备实现不同主体之间风险分担的功能。风险分担功能的积极功效主要体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国外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通过金融投资一个国家能够将某些收入风险转移到国际市场中，国内的稀缺资源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国内的优势产业和资源可以走向国际市场,从而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获得更高的经济福利。在这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谓世界级的例证。从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投资手段到如今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外汇、期货期权种类齐全，投资者们借助流动性的提升得以更方便地将资本配置在不同交易市场中，从而有效避免了非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获得了充沛的外汇，使之能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运用大量外汇对冲操作，有效稳定了经济运行，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风险分担功能的消极意义主要体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放大风险，乃至将原本可控的风险转化为不可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流动性过剩情况下银行家们为了获得高额回报而不惜放出大量低标准的信贷，这些信贷在风险分担原则的指引下又借由市场体制发展出了复杂的多重次级信贷，将原本可控的风险无限放大，一旦某一环信贷难以为继则整个信贷市场面临崩盘局面。2008席卷全美的次贷危机即是最好的例子。由于能力所限，在此不能详细探讨风险分担原则下伊斯兰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该模式将风险分担与风险转移对立开来，从另一视角为我们研究风险分担原则提供了新鲜思路。以上即为本次作业全部汇报内容，不足之处敬请老师指正。
第二篇：从积极教育走向消极教育
从“积极教育”走向卢梭的“消极教育” ——基于神童教育的反思
摘 要
当今学校教育中存在着很多过分积极教育的现象，如儿童课业负担重，各种“报班热”，急功近利等等。针对积极教育的弊端，我们可以借鉴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正确对待儿童；二是关注儿童幸福；三是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四是重视儿童的情感体验。
关键词
积极教育；消极教育；神童教育
From “positive education” to“ negative education ”
--Based on the prodigy education
Abstract
In today's school education, there exists many overly positive education phenomena, for example, children's schoolwork burden is heavy, various “classes reported hot”, being anxious to achieve quick success and get instant benefits etc.In response to positive education malpractice,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Rousseau's“ negative education” though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correctly treat children;the second is to pay attention to child well-being;the third is to cultivate children's ability of autonomy;the fourth is to emphasize the children's emotional experience.Key word
Positive Education；Negative Education；Prodigy Education
从“积极教育”走向卢梭的“消极教育” ——基于神童教育的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大学相继开办少年班，“神童教育”在我国开始风靡。二十年后，因种种原因，除科大少年班外，其他大学少年班皆停办。1978年曾被视为“宁铂、谢彦波的时代”。二十多年过去了，据媒体报道，“神童”宁铂如今出家为僧、干政“自我封闭”、谢彦波有“心理问题”。曾经这三人是红透大江南北的“神童”，是全国亿万家庭教育孩子学习的榜样。而如今，他们出家的出家，避世的避世，离大家的期望甚远。
按理说，有以上神童案例的前车之鉴，人们应该能够客观看待神童问题。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神童热”继续升温，各种各样的“神童”不断见诸于报端。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所谓的“天才班”“神童中心”之类的机构不计其数。这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案例：
案例一：“神童”魏永康2岁的时候能认识2000多个汉字，4岁开始读小学，三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课程，8岁念中学，13岁开始读湘潭大学，17岁就考上了中科院的硕博连读。但是，在入学三年后，因其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被勒令退学。[1]
案例二：“神童”张世明11岁小学毕业，12岁读大学，13岁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15岁读博士，轰动一时。然而，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曾引起过轰动的马来西亚华裔“神童”张世明在博士毕业后，由于压力过大，变得孤僻寡言，并且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被病魔折磨了5年之后，年仅31岁的张世明离开了人世。[2]
案例三：有一个青岛小女孩，她的妈妈是《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热心读者兼身体力行者。按照刘亦婷的培养模式，这位妈妈每天捧着名著追着女儿，读给她听。小女孩终于忍无可忍，捂起耳朵哭喊道：“我讨厌刘亦婷，再也不想听名著了。”原本开朗的小女孩变得孤僻暴躁，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医生。[3]
这几个例子是从众多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是神童教育的典型。一般而言，神童教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某些超常儿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对他们进行不同的、个别的教育；二是为了把普通儿童变成神童或者是指通过某一套方案就可以把普通儿童变成神童而进行的教育。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一些超常儿童的，所以，对于前者，我们持赞成态度。同时，大量的智力研究表明，人们智力水平的分布呈近似正态分布，即智力超常和智力低下的人均占少数，大多数人的聪明程度属于中等。因此，对于后者，我们很难赞成。神童教育作为积极教育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积极教育的特点，比较清晰地呈现出积极教育的优缺点。由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基于对神童教育的理解和反思，认识到从“积极教育”走向“消极教育”的必要性。
[4]
二、相关概念的厘定
（一）神童教育
神童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它最大的特点是成人本位，即总是以成人社会的道德规范为标准，如孝悌、礼让、谋略、文才等，而很少涉及神童作为儿童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如天真、[5]活泼、富有想象力、具有探索精神等等。这使它具有很大的功利性，虽然选拔出了一部分人才，但它更多地压抑了儿童天性的发展，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我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中的童子科来选拔神童。现在，童子科已经消失了，但神童教育的观念仍然存在。在当代教育中，神童教育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大学少年班和各种中小学超常儿童实验班；二是有关儿童教育的各种神童教育方案。所谓“神童”就是对智慧出众或才赋优异的儿童的一种称呼，也可以称为超常儿童。而神童教育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根据这些超常儿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对他们进行不同的、个别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指为了把普通儿童变成神童而进行的教育，或者指通过某一套方案就可以把普通儿童培养成神童而进行的教育。
（二）积极教育
“积极教育”起源于20世纪末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因为大多数的积极心理学家都是教师，因而在此运动的基础上，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开始把积极心理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教育的理念。[6]因此，可以说积极教育是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内的应用。积极教育的特点是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而非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一切，甚至是学生的思维。一般而言，积极教育是指在积极心理学的启发下，反思教育现实和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构想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方式。它主张以积极的态度重新解读教育，形成积极的教育理念，采取积极的教育行动，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求知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格品质和人生态度。[7]
（三）消极教育
“消极教育”一词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其教育小说《爱弥儿》中首先提出的。卢梭在这本书中指出：“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性的。不要教学生道德和知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如果你能采取自己不教，也不让别人去教，如果你的学生能够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活到12岁，即使他这时还分不清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也没有关系。这时你一去教他，他的智慧的眼睛就会向着理性开启；由于他没有染上什么偏见或不良习惯，因此在他身上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你的教育效果。他在你的手里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最聪明的人；也就是说，若是你开头什么也不教，反而会创造一个教育的奇迹。”[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消极教育就是一种设法避免环境上的不良影响，让儿童在自然环境中自然成长的教育。它不在于教会儿童多少东西，而在于防止儿童受到不良影响或产生谬见。因而，消极教育最大的特点便是尊重儿童的天性，重视儿童的自主发展。
三、从“积极教育”走向“消极教育”的必要性
（一）神童教育的历史渊源
神童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在我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童子科来选拔神童。在中国科举考试由起源到发展、极盛、最后衰亡的过程中，童子科的设置一直是时有时无、断断续续，罢了又设、设了再罢。总的来说，以童子科为代表的神童选择制度经历了产生、变革、定型与衰废的过程，体制逐渐趋于完善，统治者确实选拔出来了一批才赋出众的儿童，他们担任了
重要的官职，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但这只是极少部分的人。童子科以功名富贵为利诱，促使儿童刻苦读书。《三字经》中教诲儿童：“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童子科的功名利诱和选拔标准使诗书经籍方面的启蒙教育变成内容加深、难度加大的强化训练。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视对儿童基本生活习惯的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熏陶和诗书经籍方面的启蒙教育，但是，为了达到童子科所要求的标准，强化训练成为家庭教育的唯一内容。因此，造成了许多的“神童悲剧”。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就有一段记载：“饶州自元丰末，朱天赐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抄，绝其视听。教育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显然，我国古代神童教育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它的危害更大。或许是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虽然古代选拔神童的童子科消失了，但神童教育演变至今，却越来越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人，就好像久旱之后期盼甘霖一般，对知识和人才充满了渴望，“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几乎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大学少年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筹建起来的。少年大学生尽管被学术界称为“超常儿童”，但仍被普通民众称为“神童”报刊也总是将少年大学生称为“神童”，他们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学习的楷模和努力的方向。为了配合大学少年班的体制，再加上曾经在国外流行一时的“早期教育决定论”传到了中国，各地中小学纷纷办起了超常实验班。尽管大学少年班本身对幼儿教育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准备教育”却一直下移到了幼儿阶段，使一些以“神童”“超常儿童”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方案得以流行。
[9]
（二）神童教育思想盛行的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研所研究员赵忠心指出：“神童教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国外前几年盛行的“早期教育决定论”的反映。早在苏美两霸对恃的时代，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国家实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美苏两国为了增强竞争实力，都不约而同地进行教育改革，并重点加大了早期教育改革的力度。美国的代表人物是布鲁姆，在前苏联则是赞可夫。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验，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总结了教训，认为这种做法从眼前的效果看是好的，但从长远效果看却是不好的。因为它打乱了儿童身心发展的次序。最后，双方都放弃了这种大规模的改革实验。就在人家放弃了这种改革实验的时候，我们国家开始实行工作着重点转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舆论。“早期教育决定论”就在此时传到了中国，加上一些不大负责任的“学者”鼓吹这种思想，提这个方案、那个方案、正好迎合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长们的心理，所以，这种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倾向就在中国泛滥起来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大家推崇的已不是“早期教育决定论”，而是终身教育，继续教育。[10]
1、早期教育决定论
所谓的“早期教育决定论”主要源于这样一个故事：在19世纪的英国，曾经有一位贵族妇女领着她两岁半的儿子去向达尔文请教什么时候教育孩子最为适宜。达尔文微笑着对她说道：“尊敬的夫人，您已经晚了两年零六个月了啊！”正是这个故事使得东西方的许多学者称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为儿童早期教育的鼻祖。
早期教育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早期教育决定着这个人一生的发展。更有甚者认为，如果早期教育没有做好，那么孩子这辈子就完了。这种观点太绝对化了。人的成长和成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许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成长和成功是这些不同的阶段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说哪一个阶段是重要的，哪一个阶段是不重要的。应该因人而异，有的人早期教育很成功，但不见得今后就一定能成功；有的人早期教育不成功，但也
未必影响这个人以后的成功。北大的副校长陈章良7岁之前一个字都不认识，可他29岁就成了博士生导师。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片面夸大所谓的早期教育的作用，是不科学的。
2、家长们急功近利的心理
早期教育决定论在中国的传播，正好迎合了广大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很多家长认为，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赢在起点，才能赢得终点。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学者”到处鼓吹“神童教育”，推广“神童方案”，大肆宣传早期教育进行的越早越好，于是就出现了任意超越儿童年龄阶段的超前教育、超早期智力开发，在孩子出生不久就教孩子认字、算算术等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至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人生并不是百米冲刺，赢在起点，再加把劲，就可以赢得未来。人生就好像跑马拉松，开始慢一点没关系，在漫长的跑道上还有很多可以获得成功的机会。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也是如此，把人的成长过程看成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正是“早期教育决定论”的错误所在。
(三)实行消极教育的必要性
相对于传统教育中的“棍棒教育”，积极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首先，积极教育是积极心理学在教育中的运用。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一门科学。在教育领域内，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心理规律。心理学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智力发展特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在班级教学的基础上因材施教。积极心理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用积极的理念和行动来激发、引导学生积极求知以及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格品质和人生态度。其次，相对于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传授者”角色，在积极教育中，教师开始关注学生，遵循儿童的生长和发展规律，注重个体差异，进行因材施教。最后，对于传统教育中一味的进行灌输式教学，积极教育更注重激发、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主动学习、乐于学习。
积极教育中的许多理念，如遵循学生发展规律，关注学生等，都值得借鉴。但是它的很多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偏离了积极教育的轨道，如早期教育。早期教育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如果不顾儿童之间的个体差异，千篇一律地进行教育，这就违反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儿童教育的规律。此外，积极教育虽然注重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在教师主导一切的前提下进行的。很多教师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已经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神童教育作为积极教育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它的实质是成人本位的教育，否定了儿童的童年期，并且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此外，神童教育还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和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神童教育是以传授知识和应付考试作为主要的目的。它更多地关注那些外显的、成果化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于一些内在的、使儿童具有发展潜力的、素质方面的基本特征关注不够。基于对神童教育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积极教育的弊端，更加清晰地明确进行消极教育的必要性。
“消极教育”是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在其自然教育的基础上，根据他对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理解，把儿童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出生到两岁半的婴儿期、再到12岁的儿童期、再到15岁的青年期以及到20岁的青春期，继而明确提出了“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到纯粹是消极的”这一“消极教育”思想。“最初几年”是指婴儿期和儿童期即从出生到12岁；“消极教育”即“不要教学生道德和知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但是，“消极教育”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什么也不做，它只是相对于积极教育而言，强调儿童期是“理智的睡眠期”。在《爱弥儿》中，有大量的文字描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养护和锻炼儿童的身体，使他们机体生长，感觉发达；还有是防止儿童的心灵沾染罪恶和偏见。目的是把儿童健壮地带到12岁，即使他这时还分不清哪只是左手哪只是右手也没有关系。这时你一去教他，他的智慧的眼睛就会向着理性开启；由于他没有染
上什么偏见或不良习惯，因此在他身上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你的教育效果。他在你的手里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最聪明的人。这便是“消极教育”的意义所在。
当代日本小儿科医学会会长内藤寿七郎指出，儿童的教育到5、6岁为止以情绪和情感为主，以后才以知识为主，对孩子教育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打心理基础的阶段，这一阶段如果心理安定，孩子就会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人一生的基础。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从儿童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而是超越儿童的年龄特征、心理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对儿童实施超前教育，这不仅会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心理学研究证明，儿童的学习和道德观念的形成不仅依赖于环境的影响和教育，还依赖于个体自身的成熟。当孩子的成熟没有为相应的教育做好准备之前，有关的教育是不会收到效果的，或者说收效甚微。这正如卢梭所说的：“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有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12]
[11]
四、合理实行“消极教育”的策略
合理实行消极教育，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一）正确对待儿童
卢梭在《爱弥儿》中明确指出：“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13]“把孩子看作孩子”就是指在教育中，要正确看待儿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反对过分的积极教育。在现实生活中，成人又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呢？要么制定一系列的计划来要求孩子怎么做，要么拿外界社会所制定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孩子。这不是“把孩子看成孩子”，这是把孩子当成了一块彩泥，可以任意捏扁搓圆。
在教学方法上，卢梭主张用“自然后果法”，即对儿童的过失不责备不处罚，而是利用过失的自然结果，让儿童自食其果，体味错误，从而自省自悟，并自觉改正，以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例如孩子拆开了所玩的玩具，不要马上给他买新的，而应该让他感觉到没有玩具的无聊和无趣。孩子打破了窗户上的玻璃，也不必马上给他装好，让他感受寒风的吹打。运用“自然后果法”能让孩子心服口服地接受自然的处罚。当然，在此过程中，成人并不是无所事事，他们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观察自由活动中的儿童，了解他们的倾向和特点；二是防范来自外界的不良影响。
（二）关注儿童幸福
对于儿童的幸福，卢梭认为：“我们的痛苦正是源于我们的欲望和能力的不相称。”因而，要想使儿童获得幸福，就应当使儿童保持天生的自然状态，因为“人离它的自然状态
[14]越近，他的能力和欲望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15]儿童的自然状态可能有时在成人眼里是痛苦，但实际上儿童自身感到其乐无穷。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雪地上有几个小淘气在那里玩耍，他们的皮肤冻紫了，手指头也冻麻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去暖和暖和，可是他们不去；如果你硬要他们去的话，也许他们觉得你强迫的做法比寒冷还难受一百倍。”[16]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成人尤其是家长，常常把儿童的幸福等同于物质生活条件的优越，等同于成人为儿童所创设的各种成人认为十分优越的条件。不可否认，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改善可以使儿童感到幸福，但更重要的是儿童内心的需要。很多家长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孩子这么顽皮不听话还常常要求家长陪着玩。如果你走近孩子，认真地和他交流，你就会发现孩子需要的只是你对他的关心爱护。或许是一句表扬的话，或许是一个简单的拥抱，这些都可以告诉孩子你一直在他身边关注着他，这样他会觉得更满足、更幸福。
由此可见，成人眼中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儿童眼里的幸福。儿童是有价值的活生生的个
体，他们不仅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更是社会未来的创造者；他们不是无思想的附庸或私有财产，他们的心声有必要引起人类的重视。因此，他们有权利游戏、读书和健体，任何剥夺儿童现在幸福与未来发展潜力的做法都无异于杀鸡取卵、拔苗助长。
（三）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
儿童的自治能力主要包括儿童的生活自治能力和学术自治能力。生活自治能力是根本，学术自治能力则影响儿童以后的发展。我们众所周知的“神童”魏永康就是因其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能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而被勒令退学的。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使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重锻炼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从最基本的洗手、洗脸、系鞋带开始，到吃饭、穿衣、言谈、举止等等。让孩子享受他所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针对当前儿童普遍负担过重的现象，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负担的轻重更多是一种情感体验。与其“减负”减而不下，不如增强儿童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欲望，提高其学术自治能力。以儿童面临的问题为中心，强调感性经验的作用，加强教育与儿童生活的联系，从而增强儿童的学习价值感，使他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主动自觉地求知，知情意行达到完善结合。[17]
（四）重视儿童的情感体验
情感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及其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要重视儿童在教育与生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教师和家长尤其是家长应该以深切的爱心去走近孩子、尊重孩子，仔细聆听孩子的心声，设身处地的以“孩子”的心态去体验他的感受。但是，积极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倾向与对孩子的不恰当期望造就了大批的“失败者”，更别说幸福感了。孩子们带着挫折、不满与失败的情绪学习、生活，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动机与兴趣，还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与心态。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完全付诸实践；二是在现在看来，他对于儿童年龄阶段的划分与年龄特征的认识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虽然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存在很多的不足，但对于缓解当今积极教育过度的弊端，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神童”退学事件[J/OL].http://www.xiexiebang.com/gb/content,2005-12-12.[2] 张世明——神童的陨落[J/OL].http://www.xiexiebang.com/%BF%B4%CC%EC%CF%C2,2008-1-23.[3] 陈鲁民.对“神童教育”说“不”[J].教师博览,2002,4:8.[4][9] 吕智红,唐淑.神童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学前教育研究,2001,(5):11，11-13.[5] 吕智红,唐淑.神童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续)[J].学前教育研究,2001,(6):28.[6] 任俊.西方积极教育思想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6,33(5):2.[7] 陈振华.积极教育论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27(3):27-31.[8][12][13][14][15][16] 卢梭.爱弥儿[M].彭正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7-48,44,30-31,31,32,39.[10] 林江.“神童教育”可以休矣——“早期教育与智力投资”研讨会纪要[N].中国人口报,1996-11-25(4).[11] 李海燕.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及其意义[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24(4):140.[17] 彭茜.卢梭“消极教育”的真谛及其当下意义[J].教育史研究,2006,(2):84.致 谢
本篇论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梁建华老师的指导。梁老师开阔的视野，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加深了本文的结构和层次，这使我受益匪浅。
其次要感谢我的大学同学、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求学的过程中，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今天的收获和成果。
在本论文撰写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许多作者的文献，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启迪，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本论文进行评阅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自身能力有限等原因，文章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斧正。
第三篇：学习消极的安全模型与积极的安全模型的感想
学习消极的安全模型与积极的安全模型的感想
曾经设置过防火墙规则的人，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建议：允许已知安全的流量，拒绝其他一切访问。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积极安全模型。恰恰相反，消极安全模型则是默认允许一切访问，只拒绝一些已知危险的流量模式。
两种安全模型方式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消极安全模型：什么是危险的? 积极安全模型：什么是安全的? 消极安全模式通常使用的更多。识别出一种危险的模式并且配置自己的系统禁止它。这个操作简单而有趣，却不十分安全。它依赖于人们对于危险的认识，如果问题存在，却没有被意识到(这种情况很常见)，就会为攻击者留下可趁之机。
积极安全模式（又称为白名单模式）看上去是一种制定策略的更好方式,非常适于配置防火墙策略。它适用于保护那些稳定的、无人维护的旧应用。
以上是我学习《全面解析Web应用防火墙》文章的摘要。通过学习该篇文章，我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有了新的启发和认识。
一是如果将安全生产依赖于人们对危险的认识，那么安全生产的管理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安全管理模式。根据安全的本质含义，安全只不过是一种人们能够承受的危险度，危险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是一个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状态；危险处处时时都有，种类繁多复杂，受人们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和科技手段的限制，人们对于危险物、危险源、危险状态等的辨别能力往往有限。如果我们把安全生产寄希望于人们对危险的认识，却没有意识到异常情况的存在，就会给意外事件（事故）的发生，留下可乘之机。
二是积极的安全管理模式，则是告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什么状态下是安全的，什么状态下是危险的，在生产中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操作。把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研发和生产一线工人安全操作规程的实际培训上。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引进新设备、应用新技术，首先要进行新设备、新技术安全操作规程的论证、试用、完善和培训，然后才能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如果施工环境发生变化，作为生产单位首先要进行施工环境危险因素辨识和隐患治理，使施工环境处于安全状态。只有抓住以上重点，我们才能变被动为积极，变消极为进取。三是通过学习该篇文章，我认识到安全生产管理的核心是环境、人、机（设备）的相协调和生产流程的安全性、科学性。如果不掌握该核心任务，那么我们的安全生产管理则是盲目的、被动的。
第四篇：老旧笔记本《积极与消极的命运》散文
每一次的出行远方，身边总是会携带那几本老旧的笔记本。那一道道皱痕，记录着一段段岁月的故事，见证着时光所不能抹去的记忆。虽然大部分时间都会处于沉睡的状态，但记忆却不会随之变淡，每每翻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悟。时常也会在那其中新增所思所想所悟，只为唤醒那沉睡的一笔一划，只为时常性的唤醒自己走出那偶尔袭来的低谷情绪。
老旧笔记本中有一本已经不能用老旧来形容，或许用残缺来表达更为准确。模糊的封面，到处布满粗劣修补手法的痕迹，以及那不足三分之二的满页纸张，都在见证着它的历史。虽说它不是最具历史的，却是对我来说最具有价值的，陪伴时间也是最长的。只因为那是人生中上的第一堂课，也是人生中觉得最有意义的一堂课，每一次低潮时期第一想起的就是它。也因为这堂课，不管人生面对多大的困难都会选择用积极思考的心态去面对，再大的困难，挺一挺终将会过去。这一课名为积极与消极的命运。
很简单的一段演说，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一直在激励着自己。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听天由命。态度造就习惯，习惯运转机会，机会改变命运。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的态度是积极或是消极，时间一长，就会自然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又会融入到你的生活，工作中间。长久之下，就会发现命运其实始终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所以，当你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不逃避责任，不妥协于困难。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去对待生命中的所有事物，没有抱怨，没有理由及借口。以一定要做到的心态去处理所有问题，必然的就会越来越变得强大。周围聚集的伙伴们也将是积极向上的，那所获得的机会也将无限放大放宽。只要你时刻在准备着，幸运之光终将会降临于你，命运也终有改变的一天。
同理而言，当你以消极的心态去对待，每天都在抱怨，抱怨生活的不公，抱怨社会的种种过错。那么心态越是消极，你所看到的所有美好都有一万种理由去吐槽其不美好的一面。听到的赞语，也会自动的转变为自认为的讽刺。这就是俗称的厌世心理。每天都如毒食后的行尸走肉，令人看到就想远离，不会选择和你靠近。身边的真心朋友也将越来越少，更多的都是将是同类型的人群。然后一起选择咒骂生命的不公，却不愿去改变自己，苟延残喘的度过一生。这样的命运，细想之下难道不觉得可悲吗？
一个人由积极心态堕入消极心态几乎不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惰性。但一个人要由消极心态转变为积极心态，却是要付出太多代价。所以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该选择积极的心态去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将消极的心理扼杀于摇篮之中，不让其诞生。让积极的态度融入我们的身体，血液，骨髓，直至灵魂。让它成为一种惯性，激励我们不断的突破自我，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更优秀。要始终相信命运终究掌握于自己手中。
老旧笔记本记录着那些过往，同样的也在记录着现在。记录着不同时期的不同故事，叙述着不同时期的不同感悟，使我在迷茫时总是能在其中找到令我醒悟的简单话语。老旧笔记本，一页一回忆，一页一故事。
第五篇：新闻自由：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
新闻自由：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
一、自由和新闻自由
自由是为人人所向往的东西：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无论是大至国家和民族的战争，小至个人的反抗斗争，往往与争取自由权利密不可分。而自由本身的概念和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在内容上，人们经常提到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与形而上学的自由等等，它们有共同之处，但具体内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时间上，19世纪的自由主要是指社会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而在20世纪自由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各种事物变得复杂，再加上我们对历史与自由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发展，所以，没有人能够准确界定“自由“一词的涵义。这样一来，“正如‘幸福’、‘善’、‘自然’、‘实相’一样，‘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很模糊。
“新闻自由”同样如此。从历史上看，新闻自由缘起于欧美等国对出版自由的争取，以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为起始，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逐渐发展出完整的体系。西方主流的新闻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也随着其理论基础的演变，不断地得到发展。其中，关于新闻自由应当属于“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的争论，至今仍是学术界的关注的焦点。
二、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 1．概念
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的概念，是被誉为当代自由主义一代宗师的伊赛亚·柏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对于人们理想自由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伊赛亚·柏林在他的著作《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消极自由”乃是相对于“积极自由”而言。我们可以将消极自由理解为一种“保留区”的自由，它划定个人的某一范围为外人，社会，法律及其他因素不加以干涉的保留区，不管这一不加干涉的保留区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是自然法、自然权利也好，或是功利原则或绝对命令也罢，抑或是社会契约的绝对不可侵犯性，或是任何其他人们用以阐明论证其信念的概念，反正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意味着“免于”的自由，意味着在一个虽然变动不居却总是可以加以确认的界限之类不受干涉。与此不同，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是按一种已经规定好，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由。自然，这种“已经规定好的方式”意味着也是不受干扰。但这种干扰不是一种“被动范围”内的不受干扰，而是“我希望只是自己的意志而非任何他人意志的行动手段。”简单来说，所谓“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在这种意义下，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强制）。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广。而“积极的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
2．在新闻自由上的体现
两种自由的概念，在新闻自由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传播理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对这两种理论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天赋人权论）和社会责任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
（1）自由主义报刊理论 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的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包括言论和出版以及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据作者西伯特的阐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点是强调人的理性的力量，极力提倡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有能力组织其周围的世界，并做出促进自己利益的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真理是一个确定的、可以探知的实体，并且可以展示在一切有思想的人的面前。基于这种理论，约翰弥尔顿提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认为人通过运用理性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鉴别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就应当有权不受限制地接触他人的意见和思想。因此，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操控。此外，自由主义理论还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在新闻自由的界限为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也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
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曾长期在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即使后来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该理论受到挑战，“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兴起后，自由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在西方也未被动摇。
（2）社会责任报刊理论
该理论的奠基之作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亦称“哈钦斯委员会”）1947年发表的题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报告。作为西方20世纪的传媒新理论，社会责任论并未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精神，而是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公众的关系等西方新闻学中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把传媒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概念融入进去，而且予以强调。在新闻自由的概念方面，社会责任论拓展了原有的概念，之处，新闻自由包含两层意思，及新闻界有“不受„„控制的自由”和“做„„的自由”，即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在社会责任论之前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使传媒最大程度低不受限制，认为新闻传媒业只要不受束缚，就会将各种消息和思想提供给市场，而从各种消息和思想的交流中，真理就将胜出。这就是所谓的消极自由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提出，单纯消极的自由是不够的，是没有时效的，指出所谓的自由应该包含两个方面：自由即使用自己的行动权限而不受外界的限制或控制，同时还要具有行动所需的任何手段或设备。社会责任论认为，自由的新闻业是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新闻业有自由致力于实现其道德感和社会感需要所指出的目标。有感于“新闻自由对于一个没有机会享用大众传媒的人来说是相当空洞的权利”，社会责任论提出，新闻业应当承担责任保持无机会运用大众传媒发表自己意见的人的自由权利：“他的自由必须有具有与他相似的观点的报刊来履行，必须有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所运营的媒介来履行”。这里可以看出，社会责任论认为新闻自由不仅涉及媒介的自由，而且涉及广大公众的自由。同时，在社会责任论中，新闻自由的概念包含着新闻道德的概念。社会责任论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新闻自由的权利是为附有义务的道德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社会责任论的观点中，新闻自由不仅是消极的自由，也是一种积极的自由。
三、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与未来
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自由概念，基本上就是从法国传来的积极自由的概念。这种观念的确鼓舞了人心，但它却埋下悲剧的种子：我们把太多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因为，国家可以给我们一种有力量的感觉，国家可以让我们有自由的感觉。从而我们自己却被国家严密地控制，变成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消极的自由的确是不完美的，然而，许多人曾经用完美的积极的自由理想来指引我们，最后我们却发现并没有步入天堂，而是被驱赶进了地狱。消极的自由下，我们的确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的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统治者。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可以管理国家事务，然而事实如何呢？
与其幻想每个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不是想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限制经理的权力。与其幻想每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不如设计出某种制度限制和制约国家的权力。
其实消极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一味消极地等待这种自由降临，或者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外间各种事。恰恰相反，在强制多多的国家，摆脱种种强制就是争取自由，比起幻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我们要自由，并不是取消国家，并不是不要一切规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要给国家划顶一个行动范围，就是限制国家强制的范围和强度。从这一意义看，争取消极自由又何尝不需要积极的态度呢？
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闻自由体系，这个体系由已经确立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人文传统等构成，以及一套潜规则体系。但是新闻自由理念的发展在我国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数次被各类运动所打断。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闻自由的发展，既有追溯传统的纵向诉求，也有像西方拿来主义的横向诉求。其发展也深深受到了本土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惯性的制约。而新闻自由要同本土环境和历史惯性形成一种契合，达到平衡，就注定了这种摩擦、磨合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现实环境来看，新闻自由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这也是新闻自由本土化将要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1、体制障碍的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其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与政策处于多为盲动阶段。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解，新的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一些领域往往是受新旧规则的共同影响。新闻领域就是这诸多领域之一。体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从现实诉求来看，主要是出于稳定的需求，这种经验判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民众对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与片面追求、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的失控是形成恶果的重要因素。
2、商业主义的侵蚀
媒介市场化最开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国家和媒体双重的经济压力，以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随着媒体市场化加速，以利润为取向往往超越了社会效益的诉求；而广告主的利益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也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往往企业成了媒体的第一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利益。这样，媒体新闻自由职责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关公公司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编辑部由于整体压力临时撤稿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3、法律诉求的缺失
法律既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新闻自由出现畸变的有效途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律体系对媒介进行有效规制。法律基本设定了新闻自由的总体框架以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力范围。
在我国，目前新闻行业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我国宪法虽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所规定，但是缺少部门法将这一权利具体化。早在1986年，我国第一部新闻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试行稿》就已经起*完毕。次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着手复杂新闻法制定工作。1988年9月，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新闻法制中心在北京成立。10月，上海和北京分别起*的两部新闻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均告完成。1990年6月15日到18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法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但是至此以后，关于新闻立法的日程表却被逐步搁浅下来。
因此，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实证、观念认知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也不具备一蹴而就地放开新闻自由的内外部社会环境。发展新闻自由，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处理新闻自由和本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推进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使其同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向，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对新闻业进行有效规制。新闻自由不是单纯的消极的自由或者积极的自由，必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予以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
2、《报刊的四种理论》
3、刘建明：新闻自由的七种权利（J），新闻爱好者，2001年3月，第12页。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