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孙子兵法》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初探

08070225508社本2班王海波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但已出现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深刻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仁爱思想、爱国济世思想以及救助弱者的思想中。《孙子兵法》是兵家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被人们尊为“谈兵之祖”，孙子在谈军事战略与战术的时候，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仁爱思想与人本思想，闪烁着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观念。

【关键词】 孙子兵法社会工作价值观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属于外来产物，因而在中国本土上发展社会工作就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尽量寻找社会工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之路，创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理论。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其蕴涵的哲理智慧，跨越时空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工作理论，但已具备了社会工作的一些价值观。《孙子兵法》是古代兵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古代兵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它倡导“兵者，常以仁义为本。”《孙子兵法》在基本理念上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国之大事”和民心向背的一些基本思想，两者都有相同之处。孙子提倡的“义战思想”等，也无不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闪耀着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光辉。

一、《孙子兵法》中的“人本”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孙子兵法》虽然属兵家之作，但其思想内涵却极为丰富，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着儒家的仁、义、礼等道德观念，民本思想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其实，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治民抵惧，不敢荒宁”和“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则主要散见于《左传》、-1-

《论语》、《墨子》等典籍。孔了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大力反思了国家暴力，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战国时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孟柯呼吁救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中强调从“恒产”着手建立和谐社会，在君民关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荀况也发出了许多振聋之音，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墨家的“兼爱”、“非攻”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本愿望。在《孟子》中“民”字约出现过200处，孟了提出“民贵君轻”的命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更是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并逐步深化。春秋末年，频繁无情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受到军事家们的格外重视。《孙子兵法》体现了较多的“重民”思想，《作战篇》曰：“国之贫于师者运输，运输则白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白姓则竭，则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孙了在进攻的战略方面，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持久战。因为持久战给国家尤其是给白姓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运输”、“贵卖”、“则竭”都直接关系到白姓的利益乃至生死存亡。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潜力，百姓之费，公家之费，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战争增加了国家的开支，给百姓带来了繁重的税收，给家庭带来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孙子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在《火攻篇》中，孙武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功，不合于利而止。”这体现了爱民的思想，君主不能以一时之气下令攻打，而置百姓于不顾。在《谋攻篇》又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故上兵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故知胜之有五：知可以战者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才是“全胜”的真正思想，深刻体现了对人民的“仁爱”。治国与治军，百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君主要把“爱民”当作为政的根本，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就是“爱民”，在战争中，不但要爱护本国人民，还要爱护敌方人民。对于前面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中最好的，是以“全”为上，而向我们称臣的敌人只是屈服于我方外在强大的压力，“卒善而养之，是谓圣敌而益强”。善用兵者，修道以保法，故能谓胜败之政。让对方真正的从心

里接受我方，必须感化，保持法度的公平、公正、严明，施行“仁”，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

在《作战篇》中，孙武提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二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孙武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力图将战争的捅苦降至最低。在《谋攻篇》中，孙武提出，“是故白战白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和对方交战时，即使赢得战争自己也会付出很多，而在未进行战争前敌人就向我们屈服，不是说我方未进行任何方式的斗争。看似没有战争，实际紧锣密鼓，如用其他方式例如间谍、说客等。用“伐谋”与“伐交”来战胜敌人。在未开战前，先了解敌人的计谋，挫败敌人的战略计划，采取促使以破之，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如遇到强大的敌人，则寻求外交上的乎段，故《谋攻篇》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这几种方法灵活多变，可相互配合。这种非军事战争是通过各种非战争的方式来取得胜利的，但这种胜利又不依赖于战场上的斗争，而这中间又有着深刻的智慧，可通过“智斗”来实现。在《谋攻篇》中，孙武提出了预知战争的五种情况，而这种种的战略思想，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样战争的动员面就小，对老白姓的生活波及面就不大。孙子的民本思想对后来的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甚至农民起义领袖都受到了孔子“均平”思想的影响，并设计过不少济贫方案并加以推行。

从所述可以看到，在孙武以“全胜”为战争的主要观点中，也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凡智者，必有“爱民”之心。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君卞不关心民生疾苦，民众就会反叛，所以只有以民为本，统治者的地位才会稳固。

二、《孙子兵法》中的“仁爱”和“体恤弱者”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在实际作战中，要想战胜敌人，不仅要有精明强干的将领，而且将领对君主的命令不可以机械的执行。孙武对战争中将帅的作用、素质以及各方面条件都非常重视。在《九变篇》中，孙武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了将领素质的某种缺陷可能导致的危机，提出，“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孙武又提出了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齐全。在《谋攻篇》中又提出“故知兵之将，生民心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将帅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足智多谋，随机应变，英勇

善战，公平严明；而目还要以诚待人，一视同仁，爱护士卒，体恤部下。在平时对部属要关爱，但要有度，保持威严，并非娇惯士卒。在训练时，要严格要求。将帅“以菩萨心肠，以霹雳手段”爱兵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治军原则。故“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将帅与士兵的关系是构成军队内部的主要因素，将帅如何对待士兵是治军原则的主体。孙子对人民的体恤，也表现在热爱士兵，主张“爱兵”。

在战前，孙武强调“慎战”，既战，则强调：“兵贵胜，不贵久。”在《作战篇》又提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这都体现了孙武“仁爱”的思想。战争久拖不决的话，就会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因为陷于战争泥潭的国家机器，在财力、物力枯竭困窘的情况下，为了支持战争，势必向广大民众加征各种赋税，把战争灾难进一步转嫁到民众头上，从而造成民众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贵胜”、“不贵久”也是出于爱民、惜民的原则。战争对民众来说，确实是重大的消耗性重荷，它可能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进而发生内战。在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时期，尤其如此。关于战争速胜的观点，也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慎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确定一场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最根本的准则是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而非一时之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一切以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保。”这种把国家的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包含着“仁”的思想。

用间。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欺骗对方，把自己的真实面日，真实意图隐蔽起来，不能让对方了解。“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武主张用间，极力提倡用间，认为不用间，则“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对正义的战争来说，夺取战争的胜利而“用间”则也是正义的行为。全面掌握敌情，加速敌军的灭亡。“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进而使人民尽早摆脱战争的捅苦，将战争带给人民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大的好办法，是掌握主动，出奇制胜的锐利武器，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反之，如果因为吝啬金钱爵禄而不重视谍报工作，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就是“不仁之至”，必将成为国家和民众的罪人。

“用间”必须是“智慧”与“仁”兼有，非“仁”不能厚赏于“间”。从现代角度看，已具备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三《孙子兵法》中的“爱国济世”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相通的。

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之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突出贡献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尤其重视构建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道和仁是孙子论兵的道德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兵者，国之大事’就是基于一种爱国爱民的道德意识。”孙子提出的全胜的理想境界，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小战而屈人之兵乃是用兵的至上境界。他还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些论述表明《孙子兵法》的最高追求己然超越了战争本身。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古代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兵法》也体现了孙子忧天下的意识和在春秋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勇于创新，将渊博的知识付之于实践的精神。在深层的精神道德层而，我们和古人是相通的，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和激情，这是跨越千年人们仍受其震撼和影响的原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真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丰富源泉。我们要发掘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内在联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和发展社会工作理论，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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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仁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初探[J].社会工作，2004.06

第二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承载着海内外华人情感凝结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丰厚土壤”和“雨露阳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种“大”“深”“远”“长”，不仅体现在它内容的丰富、学理的完备、历史的悠久和思想的深邃，更根本地是体现在它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为人处世和家道伦常之中。一句话，它已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毋宁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每个中国人的信念和操守。

但是，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画等号。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产生并发展于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容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显而易见的精华，也有同样明显的糟粕，但更多的则是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分析。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的精髓就是凝聚于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这类文化，始终陪伴着每一个中国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辉煌，也支撑着每一个中国人渡过人生中的险境与难关，它们正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求得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从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比较中，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挖掘中国特色的内涵，努力在全体人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如何才能让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以为，只有从经过千百年历史淘洗并被人们广泛接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中去开掘，才可能成功，也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才能真正生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最期盼最向往的共同价值目标和价值。（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

从历史维度审视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必然要带来抑或伴随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而这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又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论是在国家强盛、文化繁盛的“高势”期，还是国家沉沦、文化衰败的“低势”期，要想传播、实践新时期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牢牢扭住文化传统的优秀因素，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维系民族传承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抗战期间，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问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加自觉。十六大强调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十七大更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必然要引导公民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公民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升华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丰厚土壤”。（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结着海内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雨露阳光”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判断一种文化或曰价值观是否先进，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便是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广泛。这一标准一方面指出先进文化和先进价值观的广泛作用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一定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否则就难以“仁德怀远”“泽被后世”。如果一国的价值观仅仅拘泥于本国民众而没有世界眼光，那么它终将在封闭中走向僵化，进而走向破产。

海外华侨华人与世界潮流联系最紧密，接触到的各种思潮也较其他群体复杂，如果能够通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这一国家价值观来凝聚海外华侨华人，不仅能够激发他们支持祖国建设的力量和决心，更能使他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代言核心价值观的桥头堡和排头兵。而这就要求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能够凝结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这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责无旁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进步，国家间原有的以国界为基础的壁垒被打破，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这些事实不仅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交流创造了物质前提和技术基础，同时也给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课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生动地体现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民族性是世界性的载体，没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性，世界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形式各异的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因素，民族性依循着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从封闭走向开放，最终达到世界性的彼岸，而这个彼岸，并不是民族性的消失，而是民族性自我扬弃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上古先民至今，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变化，不断改易，然顽强地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中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究其深层的文化根基，都能找到民族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内在自我的独特精神，且具有很强的包容融合、吸取消化并进而同化不同文化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也在努力适应新世纪新变化，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文化走出去”，既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高，特别是我国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提升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切入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文化软实力，必将被世人所折服，也必将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雨露阳光”，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贡献青春和力量。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在2006年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2011年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因此，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按照古文的理解，“文化”就是“以文教化”。广义上理解，文化是指与人及活动有关的所有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连接过去的现在和奔向未来的今天。而“精髓”就是“精华”，就是“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个问题既是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指的是就事论事；价值判断则是根据某种价值标准来判断事实，是基于事实判断的。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后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自汉代儒家思想文化确立它的正统地位，就成为了封建时代主流的统治思想，封建统治者们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改造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人文精神是儒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其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表现。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未来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要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去寻找。进一步发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正因如此，价值观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必然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它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要建立健全新的思想价值体系，重点在于创新和发展。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与前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存在联系，新的社会意识要建立在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基础上，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升华和再创新。

传统文化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思想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必然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其精髓，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要素，也就具备了中国文化特色。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集中体现在哲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精神生活第一。如今我们积极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为了全体人民拥有正确的方向和主心骨，来共同追求最基本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诚然需要物质力量的推动，但精神支撑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缺少精神方面的支撑，就没有了主心骨，就缺少了灵魂，就没有了精神动力。

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形态。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思维、精神的核心内容和精华部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与我们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我们在政治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优势，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密结合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使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和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内容上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争中，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创造代表。

第四篇：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灵魂，是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准则，对社会工作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社会工作价值不论中外都有其思想来源和基础，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新教伦理和社会福利思想。中国社会工作价值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中具有普世性的理念，又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两者兼容互补、相得益彰。为此，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选择。

鉴于文化的多样性，比较视角的多向度，所得结论各不相同。纵观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全世界约有63种宗教，192个国家，292个民族，6700多种语言。就中西文化比较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学者择其某一特征作抽象概括，如学贯中西的大哲冯友兰这样表述：“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西方人）是知（智）者，大陆国家的人（中国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1]这是对中西文化独特价值和互补性的一种说明。李大钊说：“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也”。[2]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3]以个人为本位，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家族为本位，重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号称“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在其有世界影响的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有四大特征：深沉、博大、淳朴和灵敏。相比之下，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一般说来很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淳朴。而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博大和英国人淳朴，但拥有非凡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也有的学者谈到英国精神时，归结为“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传统及其现代价值；谈到美国精神，概括为“五月花号公约”与美国梦；谈到中国精神，倾向于谈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内圣外王”之道。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方人重在求“真”，以知识为本，而中国人重在求“善”，以伦理为本。在思维方法上，西方人重“分析”，重实证，中国人重“综合”，重整体，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比较和判断，对我们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提供了有可比性的参考。

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一般分为三个层次：……

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既要参照西方的价值观，更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本文拟着重探讨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互补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而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价值观。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又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干。在这一主干中又有哪些精华值得我们弘扬呢？

1．和谐。……

“和谐”思想和“中庸”之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世界的根本；“和”是世界的光明大道。达到了“中和”，世界万物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有位外国人向中国一名学者提出：中国哲学最精华的是什么？答曰：如果只讲一个字，就是“和”；讲两个字就是“中和”；讲三个字，就是“致中和”。此话有一定道理。

既然和谐是理想的状态，那么，怎样去实现“和”呢？儒家认为，根本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过也不要不及。对人的态度要“谦和”，既不“狂”也不“狷”。凡事叩其两端而取其中，便是“和”的保证和实现“和”的途径。“和谐”的思想基础是“和而不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和同之辩”，西周末年史伯已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他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对“和”与“同”的区分，对矛盾同一性有了一定认识。从今天哲学上讲，“和而不同”即事物的多样性统一，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中西文化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三百年来西方文化讲三争：竞争、斗争、战争。把斗争绝对化，“仇必仇到底”。而中国文化如宋代张载所言：“仇必和而解”。“和”的最高理想目标是“大同世界”。“和谐”具有普世价值。

……佛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有一套治心又救世的和谐理论。其“六和敬”教规中每条都有一个“和”字：“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2006年4月在普陀山举行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发表的宣言，提出当代佛教“新六和”的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集中反映了当代佛教的和谐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以充实我国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2．仁爱。“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何谓“仁”？仁具有多重含义，从价值观上看，其基本的规定是“爱人”（见《论语·颜渊》），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众而亲仁”，这是早期的博爱思想，一种朴素的人道原则。当马厩失火被焚时，孔子所问的是：“伤人乎？”而不打听是否伤及马（《论语·乡党》）。首先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因为马对人而言只是工具，只有外在的价值，只有人才是目的，有其内在价值。“爱人”的行为规范是“克己复礼”，也即自己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秩序。孟子讲“仁义”，是说只有爱心还不够，还必须有推己及人，重点是为“他人”，推而广之就是为“社会”。这是一种高尚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不但讲“仁义”还要讲“仁政”，反对“苛政”。儒家的“仁爱”思想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为“仁道”，一为“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道”。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小组讨论中，神学家孔汉思提出，儒家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应是普世伦理的基础，现在已被国际公认为“黄金律”了。孔子被世界所尊崇，美国、英国出版的名人辞典都列举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目前，全球孔子学院已达150多所，美籍华人科学家曾将孔子“四书五经”送上月球。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呼吁中国政府，应再次把《礼运·大同篇》重新放置于联合国大厦内，供各国人士仰慕。孔子的“仁义”价值观已积淀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层。南宋诗人谢涛《梦中咏史》曰：“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民生。”

3．民本。……

4．自强不息。《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应效法天行之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易传》中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载物就是包容万物，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方的人，容纳不同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各遂其生。《易传》提出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刚健有为的两个表现，前者为自立之道，后者为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其思想渊源来自孔子。与此相联系的是人的志气和节操。孔子讲“杀身以成仁”，孟子讲“舍身而取义”；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认为“大丈夫”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种浩然正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

自强不息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观念。《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肯定“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断的改良、革命、维新、变法都传承了“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千年来成为我国民族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5．重家庭，讲孝道。……由“亲亲”观念出发，衍生出一套“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伦”关系准则。“五伦”中三伦是关于家庭的。其正面价值是增强了家庭的亲和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了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兄弟相亲、朋友相助的良好风尚；负面价值是助长了家长制和皇权思想的发展，抑制了个性自由和人的平等权利。也产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

在家庭伦理中“孝道”居核心地位。“血亲”和“孝亲”密切相联，不仅表现为对死去的先祖的隆重

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的绝对孝顺，遵从的是“百善孝为先”。不孝子孙是最劣称谓。儒家提倡以孝治天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不孝”为犯法的“首恶”。把“孝道”法律化了。我国现代法律也规定，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在美国法律中规定有父母抚养子女是必尽义务，但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没有“养儿防老”一说，子女18岁后走人，用餐各付费用。

儒家的家庭伦理和“孝道”，是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思想，仍不失为当今一种可贵的价值资源。

中西价值观存在差异，各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普遍性。有差异才需要互补，各有短长，才应取长补短。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很需要实现中西价值理念精华的融合。

我国很重视和谐的价值观，这是对的，但在传统文化中对竞争有所忽视。西方文化是崇尚竞争，主张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一个社会没有竞争就无活力，而无和谐也无稳定有序，“和谐”与“竞争”要统一起来。中国讲“天人合一”，西方讲征服自然。前者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后者重主客体二分和主体精神的发挥，这两者应当融合。中国社会工作在坚持“和谐”理念的同时也应鼓励受助对象提高竞争意识，方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立。

儒家的“仁爱”学说，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西方却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忽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前者为“群体本位”，后者为“个体本位”，两者互补才是全面的价值整合。

……

美国的职业精神也体现在社会工作的职业伦理中，规定很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评定性。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国的自强不息同西方的强调自助是较好融合的。在思维方式上，中国重综合、重整体、重直觉体悟；西方重分析、重逻辑、重实证。两者都可辩证统一起来，形成更加科学的方法论。处理中西价值理念的关系，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当“国粹派”，不重蹈二元对立的“体用之争”，聚焦点在中西文化精华的融合。既为融合，就不是拼盘，而是辩证统一。这应是今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研究要突破的重点。要善于把西方的“求真”，同中国的“求善”相结合，既作智者，又为贤人，既内修德性，又外建事功，成为合格的社会工作者，作优秀的“社会工程师”。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实践观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在与时具进中遂传统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与“谐”同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它们在冲突、碰撞和容纳、交融中达到“以他平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包容、和平、求同、存异、统一、多元。“和”不是一般意义上数字的简单相加，而是事物间共处共存、共生共济、共辅共成的完整发展过程。儒家的“中和”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道家的“天道自然”论，提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与宇宙的和谐融洽。墨家的“兼爱”论，主张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把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放置于大一统的和谐格局内。兵家则以“令民与上同意”、“先和而造大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认为“和谐”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谐所包括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主要体现为：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就其根本而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宇宙和谐的天人关系，老子用“道”作了颇具智性的阐述。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下同）所谓“一”，实际上指的还是“道”，而“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惚恍”极了，神秘极了，叫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而，说它“惚恍”却又不惚恍，说它神秘却又不神秘，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用它可以观察万事万物的始初（“以阅众甫”），作为大德运行的准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道”形成于“混沌”之中，“先天地生”，它生命力旺盛，运行不止，无边无际，“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强为之名曰大”，是天地的根本。“道”的作用特别了不起，可“生一”，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当时条件下，老子以他的聪明和睿智对宇宙的生成和变化用一“道”字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作为“万物之宗”的“道”又在“象帝之先”就存在着。这就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打破了上帝创世、神宰万物的迷信，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而且，道还“先天地生”，而“天地”并不是物质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只有无始无终运动不止的“道”才最有物质的最大规定性。“天地”不过是一定的运动形态，是无限宇宙的一个有限区间而已。在老子看来“道大天大人亦大”，他从整体的“天道自然”推论具体的人道和社会，思维的触角伸向“恍惚”混沌的宇宙，在“道”的高峰处俯察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哲学对话：“负阴抱阳，冲气为和。”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甚至坦言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

“天地生万物”，儒家视人与万物为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整个社会、宇宙，宣称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是“王道之始”，即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天灾和人祸的“王道”和谐之治。而所谓“曾点之乐”和“孔颜乐处”的记载，透露出的正是安贫乐道、自得之乐、担当大任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孔门的乐处，显然超越了物质诱惑和德性满足的欢愉，充满着“宇宙般的快乐”。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顿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短暂和欲望局限的困扰烟消云散，一如孟轲和陶渊明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大乐境界。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的体悟，则完全表达了人在宇宙中发现自我、张扬自我和伸展自我的哲学咏唱。

道、儒、佛在人与宇宙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从世界观方面考察，天人合一的特色也自不待言。

二、“贵和尚中”的实践观。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和谐社会模式。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的太平盛世。“大同社会”，是儒家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一促而蹴”“立等可取”，所以又提出较为现实的“小康社会”。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然比“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低一个层次，但内涵都是地地道道和谐社会，都是礼为政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可见礼的教化主要是通过实践来和谐万物，所以作者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耩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希望的“天下之肥”就是“国安民顺”的社会和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的和谐功能和作用就是“别异”“定伦”，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

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礼”的和谐的身份是多重的，它是理论和政体、原则和行为、横向和纵向结合的立体网络结构和严密庞大的实践系统。实践和谐以达“礼”，就要“贵和”以“尚中”，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就是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最佳状态。而实现“和”的根本途径在于持守“中”道。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解释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执两用中”(《论语·尧曰》)，即“中立不倚”，既无“过”，也无“不及”，以“执中”求“中和”，不“狂”不“狷”，“叩其两端”(《论语·子罕》)而取中。

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实际生活中，他能灵活地运用“中”。关于从政，孔子有“中止”之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关于行为，孔子有“中行”之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关于待人接物，孔子有“中度”之说：“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泰而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关于审美判断，孔子有“中节”之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等等。

“中”反对“过”与“不及”，肯定事物本质的稳定性，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这样维持和规范社会人事的“礼”就真正发挥了和谐的作用，因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具备了“中庸”的自觉和习惯，就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实践和谐之道了。

三、“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和谐的主体。以人为本，表现了古代哲人的先觉。天人之间和谐统一，人能“参天地之化育”，是衡定万物的标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却敬而远之，肯定性的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儒家的人本主义立场就是对“以神为本”的观念的反动。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后来被东汉仲长统精练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哲学涵义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人为本中的“本”是指相对于人对人和物的依赖，它把人当作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它把人看作最终的本质；相对于人作为手段，它把人作为目的。这种对人的价值定位的历史尺度和强调尊重人、依靠人的先觉话语，把终极关怀直接还归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人的心灵解放的声音——

一是对“民”的清醒认识。

孔子曾对鲁哀公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庶人即人民，是国家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石，是推动国家航船得以前行的动力。最早出现“人本”之说的是《管子》一书：“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这里，“人”即“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所以唐代贤相魏徵经常用“载舟覆舟”的道理时时提醒李世民不要忘记人民这个根本，不然的话，将有“马上得江山，马上失江山”的厄运。以民为本的要义是，一要惠民，“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二要济民，“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礼记》）；三要爱民，“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邓析子）；四要利民，“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五要顺民，“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程颐）；六要忧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七要富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八要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

二是对自我和谐的道德体验。

自我和谐涉及个体的精神世界（亦可称为心灵和谐），社会和谐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现二者的互动交融、联系沟通的“中和”，就能使个体的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在“中节”而“乐”的心态下进入平和、安宁、充实、怡悦的“孔颜乐处”境界。这种自我和谐之“乐”由“乐己”推己及人至于“乐人”，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体修养光大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的健康发展。

除了“乐己”“乐人”的“人乐”以外，“天乐”就成为个体心灵的和谐去贯穿打通、中和融会宇宙和谐的高层次追求。道家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意识强调的就是“与天和”的“天乐”（《庄子·天道》）。这样，以心灵和谐为圆点向外辐射到社会和谐和宇宙和谐，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宇宙哲学基本完成了与人生哲学的通变互补。“人和”“天和”的“天人和”庞大系统构成了“心灵—社会—宇宙”的和谐整体，政治的，社会的，宇宙的，人生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说人自身的和谐是从心灵开始，首先修养好自身，其次推行到“齐家”，由己及人、及妻子（古代以男性为中心）、及孩子、及兄弟，然后把这种道德伦理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治国、平天下。“平是均衡。不是要争夺天下，而是大家

[1]都平衡、平均，这样就和谐”

。比如“君子慎独”，那也是说人自身的和谐；在独处无人的情况下，自己严格约束和要求自己，其目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家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后落实在社会和谐上。

要做到心灵和谐，必须经过“克己”和“忠恕”两个方面的砺炼。

“克己”是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克己复礼曰仁”，“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克己”是“为仁”的根本前提。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仁”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即“为仁由己”，包括“爱人”和“孝悌”。个体的“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广泛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规范自己，以免背离正道，这是“为仁”的目标；自我修行，达到“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这也是“为仁”（《论语·宪问》）的目标。双向目标共同作用，可以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个体的思想基础。

“忠恕”是健康人际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是和谐社会关系得以确立的行为准则。“忠恕之道”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还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最高境界，都力主在人际交往中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勇于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他人。张岱年、方克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的地位，对于人的精神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