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时代)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逐步认识和深化的过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提升,合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
从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天人合一”开始,就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孔子的《礼记?中庸》篇就从哲理的层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致中和”的和谐思想;《礼记?礼运》篇则从社会层面规划出和谐的理想蓝图——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近代的“维新运动”领军人物康有为,公开提出要建立大同社会;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以“天下为公”作为他建设和谐大同社会的口号。
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地利、人和”历来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国式佛教的禅宗,主张通过禅修或禅悟达到人境交融的和谐境界,使人的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社会生活更祥和。把禅学应用在经营管理上,也造就了一批出奇制胜的禅商和具有禅特色的企业文化。
在世界经济、文化日益融合的大潮下,我们应该极力保存这种具有推广价值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和谐思想。
建设和谐社会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GDp连年高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但是,经济快速发展拉开了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距离,社会各种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不断积累。尤其是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之间就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如果把握得好,经济社会就会繁荣稳定;如果处理失当,经济将会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我国从整体上正处于这一敏感时期,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来深刻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比稳定社会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六字方针,这是正确的。社会不稳定,经济难以发展,政权也会丢失。以往,保持稳定的手段多采用在事件末端“堵”的办法,化解矛盾的工作往往不到位。而一旦矛盾积累过多,就会出现大爆发,造成更大的不稳定。而和谐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观,则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以“疏”为主,化本清源,理顺各种制度上、政策上、管理上的关系,化解矛盾,消除病根,建立长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
如果站在哲学的高度讲,稳定只是一个表面层次。稳定可以是暴力维持下的稳定,可以是压抑人的需求下的稳定。而和谐则必须是协调好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的和谐,是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一个高级层次。所以我们不能为稳定而稳定,稳定不是目的,和谐发展才是社会稳定的归宿。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人类追求的精神价值所在
和谐社会不仅指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精神价值层面的和谐,这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
首先,和谐社会必然是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这正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公平、正义意味着机会均等、利益协调、潜力发挥,人们除了要求分配公平外,更强调机会公平、地位公平、制度公平和法律公平。
其次,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诚信、关爱、互助、幸福的社会,这正是我们大力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社会发展都必然受其深层的核心文化理念和核心道德价值的支撑和引导,道德的缺失将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矛盾冲突的加剧,幸福感的减退。
再次,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正是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下开放社会的价值体现。和谐社会的活力在于“和而不同”,需要有包容的胸怀,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自由,给人以平等机会和均等权利,在和谐中迸发出激情与活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实现人的价值。
第二篇: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
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
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解决这一问题得到了更为强劲的支撑。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来为构建和谐社会搬去一块绊脚石。
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有数据显示,在~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远在3倍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
当然,比这些数据更能让人产生痛感,更具有说服力的,还是直观的现实形态。一些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突现,欠发达地区人们艰涩的生存环境,低收入者的无限悲苦目光,这些种种现实的困顿与苦难,最重要的肇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这也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社会安定,同时也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诸如“公平”、“安定”与“效益” 这样的元素,恰恰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必备的因素。
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想使这种利益平衡成为现实,就无法绕过纠正收入分配不公这样的选择。~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首次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进行了修正; ~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收入分配事关每个人的利益,此次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将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目光。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政府在纠正分配不公方面的努力与决心,但理性告诉我们,解决分配不公这样的大课题,无法一蹴而就,甚至,我们必须为解决分配不公做最困难的估量。毕竟,这一课题顺利解决,将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力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长久以来,诸如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公车改革问题以及其它种种收入不透明问题尽管备受诟病,但这些事关他配的改革却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推进,无疑,这都为解决分配公平可能遭遇的困难提供了现实的警喻。
这是因为,当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相关体制存在着重重积弊,比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出现的种种管理空白,城市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市场体制不健全与政府对市场运行监控不力等等。正是相关制度规则不公,一些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使某些强势者能以非法或掠夺的方式抢占社会资源,使广大公众无法以竞争的方式,依托个人努力方式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从而造成分配不公,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社会存在诸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
显然,要想实现分配公平,就必须使社会的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制度约束与市场竞争下各得其所。要实现这一点,政府部门必然要直面体制弊端,要有勇于自我纠错的决心,政府职能权限必须界定清晰,政府的相关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惟有如此,方能实现对相关分配不公平的制度进行全面清理,重新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需要的利益均衡机制,使社会更趋于和谐健康。
无疑,这也意味着纠正分配不公必然面对强大的阻力与压力,从另外一个层面看,这样的阻力与压力,更是一种提醒与敦促,那就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敢与决心,必须为应对困难与阻力寻求更好的准备。那么,这种勇气与决心从哪里来呢?那就是广泛的~支撑与利益诉求。试想,分配制度让少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不能让广泛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和经济发展成果,这样背离公平与正义的不公平制度,只会造成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恶化,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形象。所以,对凝聚着强大~支撑收入分配改革,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第三篇: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民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又一次“进京赶考”。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能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才能社会和谐、百业兴旺。应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在人民群众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问题应正视而不能回避,缺点应改正而不可掩饰,矛盾应及时化解而不容大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心民生、发扬民主、优化民风。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心民生。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凡百姓安居乐业,则天下太平;凡民不聊生,必社会动荡。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殷实。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对于湖北省荆门市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谋划民生大计,第一位的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尽快富裕群众。为此,荆门市委、市政府在2002年8月提出了“兴工富市”战略。通过3年的努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总量在全省市州的排名提升了两位,亿元工业企业由过去的不足10家发展到50多家,职工年平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在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去年全市生产总值增幅6年来首次超过两位数,市财政总收入比上年增加了近2.5亿元。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每年为社会提供近两万个就业岗位。在具体工作中,荆门市还努力做到“三个倾斜”:一是向弱质产业倾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大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和以工促农的力度,努力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二是向贫困地区倾斜。市里向每个贫困乡镇都派驻了农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村都有一个市直单位对口帮扶。三是向困难群众倾斜。广泛开展领导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的结对扶贫活动;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城镇居民实行应保尽保;对部分贫困群众实行医疗救助;设立助学帮教基金,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上得起学。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群众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相信和依靠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来。围绕发扬民主,荆门市进行了积极尝试。党委重点推行了党务公开。凡是群众关心的党内热点问题,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滋生腐败、引发不公的事项,只要不涉及党内秘密,都在“党务公开栏”和新闻媒体上公开。政府重点推行了电子政务。在行政、执法单位大厅和公共场所设置电子触摸屏,公开重大政务活动、政策法规、办事程序和公务服务内容,方便群众办事,接受群众监督。社区重点推行了听证会制度。对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由社区组织居民代表与城区政府和城市管理部门对话,共同协商解决。农村重点推行了村务民主恳谈会制度。村里的重大事情由村民代表、党员和村组干部一起定期商量,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优化民风。优良的民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诚实守信等优良民风,历来为人们所推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引导民风、优化民风摆在重要位置。优化民风,必须先端正党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塑造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荆门市大力倡导“百官共廉、振兴荆门”,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三心”:以进取心对待事业、以平常心对待自己、以宽容心对待他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人不可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可以把人带入坟墓”的道理。优化民风,必须摈弃社会陋习,弘扬文明新风。近年来,荆门市狠刹大操大办、打牌赌博等不正之风,狠刹乱建寺庙和封建迷信之风。优化民风,必须大力培育典型、宣传典型、学习典型,弘扬正气,引导民众。荆门市在农村、在领导干部中、在经济战线、在文体战线分别推出了一批感人的先进典型。通过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努力使党风更正、政风更清、民风更纯,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
第四篇: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和谐社区)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逐步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满意的、和谐宜人的“幸福乐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苏州市沧浪区有如下几点体会。
幸福社区是一个区内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区。为了保障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实施富民工程,采取措施促进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增长。2006年,实现了江苏省提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00元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二是搭建就业平台,构筑多元化再就业服务体系。为此,成立了由政府有关部门、公共和民办职介机构、各类服务和生产企业等70多个单位组成的促进就业工作联谊会,建立了劳动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完善了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一条龙服务,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促就业,以优惠政策促就业,以技术培训促就业,以职介服务促就业的再就业工作机制。到2006年底,全区累计失业登记人数55195人,已实现就业和再就业53359人,再就业率达96.67%。三是健全社会保障,进一步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依法推进社保扩面工作,完善老有所养的社会服务体系。
幸福社区是一个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我们按照民有所需、我有所应,民有所难、我有所助的要求,不断拓展社区服务领域,丰富社区服务内容。近年来,投资近2亿余元,新建了主体建筑面积14604平方米的少年宫、占地面积17亩多的老年公寓、3000多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依托市民求助电话,全天候为居民提供居家养老、家政服务等近百项求助服务;各街道按照“小型多样,适用便利”的原则,建成了总面积达6000平方米,集指导、服务、示范、辐射于一体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全区62个社区居委会均建立起社区服务站和集学习、娱乐、健身、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场所,使社区成为居民的温馨之家。我们以街巷整治和综合改造为抓手,加大城市环境改造力度,近3年来实施了“小街、小巷、小游园”的“三小”工程,先后投入850多万元,为86条小街小巷铺设了7585米长的雨水管道,改造道路达50075平方米,改变了街巷路面坑洼、管道老化、绿化缺损、环境脏乱差的局面。我们着力建设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深化“平安沧浪”、“法治沧浪”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防范体系,不断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同时,按照“一街一特、一居一品”的要求,整合资源,聚合众力,形成了一批“个性化”的社区。
幸福社区是一个能够发挥居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是做好社区的基本保证。为此,我们大力弘扬居民的主体意识,加强“邻里情”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区志愿者协会、街道志愿者指导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服务队四级网络,构建社区志愿服务平台,让具有奉献精神的人都能够为周边的人服务、为整个社会服务。我们推进社区自治,保障民主权利,理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领导层”、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组织形式的“决策层”、以社区居委会为办公机构的“执行层”、以社区议事会为智囊团的“议事层”四层关系,完善社区民情恳谈会、社区民事协调会、社区民意听证会、社区民主评议会“四会”制度,使居民在参与社区建设方面实现由响应型、被动型向主动型、创新型的转变。
第五篇:十六届六中全会心得(税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体现在治税理念上,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即以依法治税、科学治税,实现税收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税收涉及社会各阶层、千家万户,应成为营造诚信友爱社会环境的媒体。税收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可以激发全社会的各项活力,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妥善处理税收分配中的利益矛盾,维护安定团结,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税收具有的纠正“负外部性”功能,可以促使市场主体承担其损害环境而造成的社会成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所以,要发挥税收职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对税收工作的要求必须坚持依法治税。依法治税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内部构件,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是调控经济发展的杠杆,是和谐税收环境的灵魂。但是,当前依法治税中在执法理念、执法环境、执法程序、执法手段、执法监督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影响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执法理念落后。在依法征税上,停留在“以法治税”的层面,固守于让纳税人守法而忽视怎样使权力服从于法,导致人治、特权思想严重,重习惯轻法律、重权力轻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随意减免税,买税卖税,从中渔利的行为一时难以根除。在执法规范上,“依任务治税”、“以任务论英雄”,放弃执法主体地位,盲目扩张代征。在优质服务上,没有在政策、法律规定范围内帮助纳税人解决实际问题,给纳税人以最大的方便。
其次,执法环境不优。税收执法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能否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实践中,税务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存在内忧外患。一是税收立法失度,影响利益制衡。二是行政作为失范,扭曲执法意志。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财政收入速度扩张,税务部门不得不将税收政策执行让位于完成计划,依法治税在这些地方受到严重的制约。三是纳税人行为失信,规避纳税义务。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纳税自觉性缺乏,有意或无意不遵守税收法律,偷、逃、骗、抗税时有发生。
第三,执法程序不严。税收执法程序是规范税务执法、依法行政的基础。税收执法程序的合法可以维护税收秩序,使征收行为变得易为社会所接受。税收征管法着重从延期纳税审批权、税收优先权、税收保全权、税收强制执行权、税务检查权、税务处罚权等方面对税收执法作了严格的程序限制。但是,一些基层干部执法时误解、曲解、肢解税法,忽略执法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导致执法的混乱。
要解决以上问题,在具体实践中,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对纳税人、征税人、管税人法律关系进行科学合理调整,并在三者之间形成维护各自合法权益基础上的和谐法律行为和良性互动,并正确处理以下关系。
其一,正确处理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要改进税收计划的传统模式。传统的税收计划管理模式可谓积弊多多,计划不准、苦乐不均、情况不明、上下不通;下达计划,政府层层加码,税务级级讲价;组织收入,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美其名曰“藏富于民”,有税不收,经济落后地区被逼“寅吃卯粮”,无税乱收。这种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使一些基层税务机关在依法治税上不作为、乱作为的始作俑者。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加强税收预测、确保上下沟通、力求计划准确、防止畸轻畸重、掌握税源动态、适时调整计划。同时要弱化税收计划的刚性考核,减少税收计划的盲目追逐。
其二,正确处理征管经费与依法治税的关系。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税务部门是垂直管理部门,其经费渠道是上级财政安排一定比例的人头经费,其余经费完全依靠各级地方财政根据入库税款按一定比例安排。如此一来,征管经费和依法治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被残酷现实搅和在一起,一方面思想上不愿放弃依法治税这个根本,一方面,从自身生存发展需求出发,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把完成税收计划放在第一位,从而成了一对“冤家”。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这对冤家的矛盾越是突出。依法治税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不是任务服从政策,而是政策让位于任务,本末倒置,收“过头税”有之、“寅吃卯粮”有之。这种征管经费供给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进办法有二:一,模式上突破。坚持“取之有理、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取之合法”的原则,由上级税务部门和地方政府统一将现行的“下拨人头经费+按比例提经费”的模式改变为“财政统筹、预算安排、全额下拨”的经费供给模式;二,观念上转变。务必大兴节约之风,倡导勤俭办事,努力降低机关和税收成本,平抑膨胀的欲望,压缩过度的需求。
其三,正确处理服务经济与依法治税的关系。税务机关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自觉树立三种观念:公正执法是对纳税人最根本的服务,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纳税服务是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自觉运用税收杠杆,助推循环经济发展。依法加大对高收入行业的征管力度,调富济贫,缓解、调和因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矛盾,以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