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封闭性的社会条件浅析

第一篇：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封闭性的社会条件浅析

一、封闭性法制概述

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而探究法律制度传统，意味着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时间性概念，其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作为中华法系的主脉，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体系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解体，但是传统法律制度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依旧在今日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在传统社会还未土崩瓦解之时，法律制度与其紧密相连，而在社会形态发生异化之后，法律制度随之瓦解，但法制传统作为稳态意识退离法律建筑层面。故而，今日来看中华法系传统的意义，更多的则是涉足于法社会学领域。在这个连绵千年缓步发展的法系构架中，其封闭性的特征当引起关注。

本文所指封闭性，指的是某个事物没有或缺乏与外界同类或异质事物相互联系、交流的机能，这种机能是由该事物的内在机制所决定的结构而表现出来的，它具有稳定、保守和排异的性能。

二、封闭性法制：特有的社会条件浅析

法律既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属于文化上层建筑。在法律的角度背后，更多的掩藏有造成传统社会法制封闭性的社会条件。

首先，封闭性古代法有其经济根源。源远流长的中华农业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而后扩展开来形成广大的疆土。总体而言，中国文明依托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复杂的地形天然成为中国与别国的边界。此种特殊地缘的稳态农业文明以土地为对象，农民牢牢附着于土地，自给自足，重视并坚守自然规律，安身立命，固守家园。民众的生活需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劳作得以满足，而较少与外界交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即此谓。简单商品经济足以维系狭小市场的供求关系。农业社会孕育出一种内敛的静态文化，使之对外部事务产生极端的排斥感。同时历朝统治者推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政策，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肌体腐化因素的滋长，封建士大夫和百姓也对商人进入政界嗤之以鼻。商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和资本聚积不能影响社会而成为社会骨干经济结构，相反商人聚积财富大多用于购置田宅，从而蜕变为地主阶层。农业经济始终是不可撼动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上的封闭特点表现在政治法律层面，造就了封闭特点的古代法。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根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农业经济的保守稳定易于造成思想上的唯我独尊性和中心意识。在东周时代中国社会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因为在后来千余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思想遭受了严厉的禁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出礼而入刑”模式的礼法合治治国思维在为大一统找到理论依据和统治利器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国人奉行国家至上主义、君主至上主义，漠视私人的利益，其促成了人们缺乏理性的麻木盲从意识和封闭、内向的民族性格，法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引导国人只能单向性予以遵守和维护完善，而不能突破保守加以革新扬弃；另一方面其也导致了人们盲目自大、藐视和抵制外来文化的心理。封建统治者将对外交往当成天朝对外邦蛮族的恩赐，缺乏关于对外互易的正确认识。随着此种意识根源的加固和深化，封建社会末期，上至统治集团闭关锁国的严厉国策，下到民众不齿西学的普遍蔑外意识，都极大阻碍了法律制度在这个自在系统中的向外开放。

再次，宗法制家族结构也是封闭性法制的重要缔造者。宗法血缘关系是把人组织在一起的天然纽带，氏族、部落组织的大小有其天然界限，有着难以扩展的坚硬外壳。一旦宗法氏族关系成为人与人间主要组织纽带时，那就必然对组织广大地域性国家构成巨大障碍。在外国历史上，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一般说来是互相对立的。而传统中国社会不但承袭了宗法观念，且随着国家一体化的不断完善，宗法制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到宋明以后则

愈加巩固。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君仁、臣忠、民顺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同构体，俨然一个微型的社会。法律往往要借助于宗法组织力量来管束个人的行为，家族有着一定的执法权，对家族乃至长辈利益的损害，法律予以严厉的惩罚。法律的使用与约束沾染上农业社会伦理的味道，家族本位优越性排斥了个人利益本位的法律保护。由宗室伦理把持的家设“法庭”，由于地域差异存在着道德习惯上的差别，产生具有侧重性的“家族法”。并且封建统治者逐步找寻到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有效途径，使得家族宗室力量不断压缩的同时，必须依附于中央集权。虽然这种权力压缩更多表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家族习惯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国家法和家族法所针对的规范范畴不尽相同，加之权力自身的依赖性，决定了伦理主导的家族法不会跳出统治者预设的法律制度层面产生新的普适认可法律形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家族习惯和国家法始终处于近乎平行的状态，家族宗室在稳态下提不出新的权力要求，对于整个法律系统来说也难有破坏性因素滋生。

古代中国法，正是在中国特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儒学正统的政治文化专制以及强大的伦理宗法制度下催生而成的。这个封闭自在的系统，辅佐封建制国家，产生了特有的法律形态。

第二篇：中华法系的特点_等级制度

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级特权制度 2007~2008学年 学期测验论文 姓名：薛豪

学号：2007102834 专业：法律硕士研究生

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级特权制度 前言

我国古代东周时期，由于铁器等生产工具普遍使用，经済型态进入转变阶段，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同时教育逐渐普及，形成诸子百家争呜的现象，国家、人民思想开始解放。此时，做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在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法律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长达四、五千年攸久历史的中华文明，以及逐步形成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创新与反思，开拓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智慧结晶与光辉成就。本文将就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等级特权制度，延续学生在课堂报告时所做之课题，进一步展开，做相关文献汇整及个人阅后心得整理的短篇论述。

在中华法系中有许多的特点，它与世界上其法系既有相似、累同之处，但又有本质上与内容上的区别，以下是其特点的实质内容及相关案例论证。等级特权的法律起源

曹魏《新律》正式将“八议”定入法典，与此同时还有“官当”制度出现，确立了维护贵族官员的特权制度。“八议”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若触犯法律、做出犯罪行为以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随意专断，必须上奏朝廷论处的一种特殊对待。而《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之制的滥觞。八种权贵人物分别是“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八议”之说源于《周礼》“八辟”。周有“刑不上大夫”，汉有“先请”之制，但未形成完整体系。曹魏总结前代经验，制定魏律时，使“八议”成为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之一。“八议”入律，使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享有特权，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的不法份子大开方便之门，以及统治阶级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

举例来说，东晋成帝时，庐陵太守羊聃为非作歹，滥施刑杀，一次错杀无辜190人，“有司奏聃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属“议亲”之列，免于处死。南梁武帝时，“王侯皆长而骄蹇不法”，“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首匿”。晋时傅玄就曾指出：“八议”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干左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行“九品中正制”，朝廷用人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为保证世族地主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官当”制度应运而生，继晋之后的梁，在官身犯，只处罚金。官品从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以后照原官阶降一级叙用。《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可用赎刑。

随着法律典章、制度的逐渐完善，等级特权制度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日臻完备，形成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及至明、清始为加强官吏控制而取消某些贵族官僚阶级的特权，例如“官当”，但如“罚俸”、“降级”仍可为特权使用。等级特权的实质内容 秦汉时期

形成维护特权的制度，在法律上保护特权阶级的一定利益，主要是指对贵族、官员中的犯罪者减免处罚。例如《具律》规定，“公士、公士妻及„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规定，“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正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有的学者指出，“律文『有罪当刑』之『刑』乃为肉刑，与『完』相对，『完』指不施加致伤肌肤之肉刑。张家山汉简所见有爵者之减免刑罚仅涉及肉刑与徒刑，不包括死刑。另外，贵族、官员的法律特权还表现在对侵犯者的加重处罚一。例如《贼律》规定，“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受害者的爵位高于加害者，就从重处罚加害者。《贼律》又规定，“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这是说因公事殴打谩骂低级官吏，被判处耐刑（剃鬓须），而殴打谩骂有秩以上官员和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则被判处黥为城旦舂（最重的徒刑附加黥刑）。受侵害官职与爵位的高低决定了加害者受刑的轻重，可见法律对贵族官员之特权的保护相当细致周到。唐代时期 八议制度

议亲：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简言之，就是皇帝及后妃的近亲属。

议故：故旧。疏议曰，宿得侍见，特蒙接遇历久者。皇帝故人旧友，关系久而甚深者。议贤：有大德行。疏议曰，谓贤人君子，言行可为法则者。

议能：有大才艺。能整军旅，莅政事，盐梅帝道，师范人伦者。曾显示才能出众的官员。议功：有大功勋。疏议曰，能斩将搴旗，摧锋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済一时，匡救艰，铭功太常者。即为国家建立过显赫功勋而在太常寺有记录的人。

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即国家高官或有国公以上爵位者。议勤：有大勤劳。疏议曰，大将攻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远使绝域，经涉险难者。即勤于公务，久有“苦劳”之人。

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也就是前两个王朝皇帝的嫡系传爵后裔，所谓“天子不臣”而视为国家宾客者。

八议之人获得什么样的特殊对待呢？《唐律疏议》说：“礼云刑不上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其应议之人„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此所谓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这些特殊待遇，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八议之人犯罪，法司不得直审判；只能将其罪状、身份等奏报朝廷议处，这就叫做“条录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

尚书令在办公大厅主持会议商定处理方案，奏请皇帝圣裁，叫做“都堂集议，议定奏裁”。《唐律疏议》说，“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狱官令》规定，诸狱囚应入议请者，皆申刑部，集诸司七品以上于都座议之“。不知“都堂”和“都座”是否一回事。皇帝一般会下旨减轻处罚，赦死刑为流刑。即使仍为死刑，一般赐死于家。流罪以下则例减一等。

“犯十恶者不用此（八议）律之罪”。这是从北齐律“重罪十条”的“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而来的。总之，“八议”之制，作为官僚贵族特权制度，重在“议”和“减”二字。前者是程序特权，后者是实体特权。上请制度

所谓上请制度，就是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死罪时，法司进行审理后，列举罪状，拟出判决，并开列其应该享受“奏请”特权的理由，不通过宰相，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唐律•名例律》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疏议》说：所谓上请，就是“条其所犯及应请之状，正其罪名，别奏请。”所谓“别奏”就是“不缘门下，别录奏请，听敕”。简言之，对于皇太子妃、八议之人的近亲属及五品以上高官，在其犯死罪时，可以依法审判，初拟判决后，报皇帝圣裁；这种奏请，无须像平常奏请一样经过门下省（中枢行政机构），可以越过宰相机构直接上奏皇帝；最后“听敕”即以皇帝的敕令为真正判决。“上请”特权适用者的范围要大于“八议”，其身份也低于“八议”。因此，当“上请”者的实际特权比“八议”者小，只是“上请圣裁”，没有“都堂集议”的程序。可以说，广义上的“上请”包括“八议”之人，“八议”之人当然有“上请”特权；但狭义的“上请”之人只是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到五品以上这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被“议”之特权。

除“上请”特权之外，应“请”之人犯流刑以下罪，当然减刑一等，这也是一个显着特权。但是，如果他们犯的是“反逆缘坐”（因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之罪而应连坐者）、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等罪者，不适用“上请”。例减制度

狭义上讲，就是对于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之罪，照例减刑一等。这个范围，大约是两种人：一是七品以上官员，二是应“上请”之人的近亲属（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所谓例减一等，就是流刑减为徒刑，徒刑则可以从徒三年减为徒二年半。不过，广义的“例减”还应包括：(1)应“八议”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2)应“上请”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

法律规定有些情形不得减刑：应减之人若犯应处加役流之罪、反逆缘坐应处流刑之罪、过失采伤父母祖父母之罪应流、犯不孝罪应流，以及依法逢大赦仍应流放之人，“各不得减赎调除名配流如法”。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罪应处徒刑者，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放者，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者，妇女犯奸罪者，均不得减刑或收赎。

法律还规定，一人兼有议、请、减三特权者，唯得以一高者减之，不得累减。但是若系从坐应减、自首应减、故失应减、公坐相承应减，同时又有议请减待遇者，可以累减。赎刑制度

《唐律》规定的赎刑制度，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罪时，依法可以以缴纳资财代刑。这些官僚贵族主要指三种人：一是应该“八议”、“上请”、“官当”之人，二是九品以上官员，三是应“例减”之官员的近亲属。此外还包括“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

赎刑的金额标准，法律有明文规定，例如流刑是铜80斤到100斤，徒刑是铜20斤到60斤，杖刑是铜6斤到10斤；笞刑是铜1斤至5斤。死刑在皇帝特旨赦免时也可以赎，赎金是铜120斤。

《唐律》也规定有些情形不得赎刑：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等五种情形不得赎刑；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之罪应处徒刑者不得赎刑；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刑者不得赎刑；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妇女犯奸罪者，不得赎刑。

除作为特权的赎刑外，还有“疑罪从赎”的赎刑。官当制度

所谓官当，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员和有爵者犯罪，依法可以官或爵抵当徒刑。

《唐律》规定，官员以官爵当徒刑时，若系私罪，五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二年徒刑，九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一年徒刑；若系公罪，可以各加当一年，即五品以上官当三年徒刑，九品以上官当二年徒刑。

流刑也可以官当，三等流刑都视同徒刑四年，用官爵当之。如果官爵和刑罚之间有“差额”怎么办，唐律规定，“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官当者并非永远丢官，而是“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唐律》还规定，有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勋官两种官职者，先以职事官职中的高品级职务来当，然后再以勋官来当。“若有余罪及更犯者，听以历任之官当”，就是用两种官职当完以后还有罪没有当尽，或官职当完以后力犯新罪，可以用过去“历任之官”抵当。关于免官、免所居官、除名

从前人们一般把免官、免所居官、除名也视为唐律中独立的特权制度，其实不妥。这几个制度，实际上只是对享受议、请、减、赎、当特权者的“配套处罚”。就是说，在受到议、请、减、赎、当优待后的替代处罚的同时，还是要配套有一些行政处分，免掉官职或者除名。所谓“免官”，不概是以下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之罪，犯流徒之罪狱成（已判决）逃走者，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2)内容。二官并免，即既免除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又免除勋官；(3)附加待遇。“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简言之，这些犯罪不可能仅以“免官”来抵刑，只能是在依法处其它刑罚之后再配套“免官”。这样规定，大概是为了显示对公务员犯上述几类罪行（在依法应予特权同时）加以行政处分以肃官纪之意。所谓“免所居官”，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其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其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在父母丧期生子及娶妾者，兄弟别籍异财者，冒哀求任者，奸淫监临（管辖）所属杂户、官户、部曲及婢者；(2)内容。“免所居之一官”，就是免除其实际任事的官职；若兼带勋官者，免其职事官。简言之，就是免除其最实际有权力的官职。这一处罚比“二官并免”的“免官”要轻。免所居官，也是种配套处分。例如《唐律•职制律》规定，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委亲之官等行为，徒一年半。那么这里的“免所居官”显然是与“徒一年半”配套的处分。(3)附加待遇。“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一年以后可以降一级叙用。所谓“除名”，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一恶、故杀之罪，或因亲属犯谋反谋逆而应缘坐，已判决而逢大赦者；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杂犯死罪者；犯死罪在禁身死者；免死别配者；背死罪逃亡者。(2)内容。“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就是彻底免除官和爵，贬为庶民，依法承担赋税徭投义务。这也是在依法应受其它刑罚的同时作出的配套行政处分。(3)附加待遇。“六载之后哳叙，依出身法”。就是六年之后可以比照秀才、明经之类出身的标准重新做官。例如“三品以上，奏闻听敕；正四品，于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等。

这三者作为对官员们的配套行政处分，是有轻重等级之分的。除名最重，免官次之，免所居官最轻。如果考虑到这三者是与其它特权制度配套适用，考虑到这三者有“重新叙用”等附加待遇，则将三者视为配套特权也未尝不可。至于“免所居官比徒一年，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之规定，是为“诬告反坐”而设，并非以免官、除名抵当徒刑。其它优惠待遇

唐代律令规定的官僚贵族法律特权远远不止以上几条。例如其它法律优遇尚有：(1)不得擅自拘禁和审问。《狱官令》规定，“诸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犯罪合禁，在京者皆先奏；若犯死罪及在外者，先禁后奏。其职事官及散官三品以上，敕令（收）禁推（问）者，所推之司皆覆奏，然后禁推”。即使是皇帝下旨特令收禁审讯的官员，承审官还须“覆奏”即再次向皇帝奏报后才可以拘审；(2)允许“责保参对”。《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公坐流、私坐徒，责保参对。其九品以上及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款定，皆听在外参对”。所谓“责保参对”，大约相当于今日取保候审；(3)不得拷讯。《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并不合拷讯”；(4)散禁、锁禁而不必戴枷杻。《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流罪以上，若除、免、官当者，并锁禁„„其九品以上即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若除、免、官当者枷禁，公罪徒并散禁，不脱巾带”。案例分析-裴景仙乞赃案 案件史料

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死。又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如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古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坎，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案情今译

武强令裴景仙索政钱财，累计达五千匹，事发后是罪逃走。皇帝大怒，召集百官，欲将其当众处斩。李朝隐进奏道：“裴景仙仂因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曾祖父司空裴寂（唐朝开国功臣、唐高祖旧臣）为开国元勋。武则天初年，裴氏家中被陷害，兄弟都被株连，剩下裴景仙独存。根据法律，其索取钱财不应当判处列刑，而且其可以适用有关’请’的规定。鉴于裴景仙祖辈忠贤；而且一门绝祀，于情可怜。希望能够免除死刑，将其投之荒远，方为公平。”皇帝下诏不允许。李朝隐又进奏道：生杀之柄，为人主所专；然而定罪轻重，法律有条文，臣下应当恪守。贪赃枉法的行为，属于违背天理而得财，赃物满十五匹处以列刑；索取钱财的，因为是索取所得，赃物数量达数千匹也只是应当处以流刑。现在如果因为索取钱财犯罪就要处斩，以后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应当怎么处理呢？所以治理国家要尊重法律，恪守律文，不能因人用法。„而且裴景仙曾祖父裴寂，为忠良之臣，国家元勋，官至台司，备受皇恩。武则天初年，被陷害而家破人亡，子孙死于非命，只剩裴景仙传承血脉。如果不顾裴寂功勋，加重裴景仙的刑罚，岂不是有违贤明？„请求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理裴景仙之案。”皇帝于是称：“定罪不是根本，在乎本于人情；刑罚贵在必行，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岂是为了严刑峻法，屠戮生灵，使人手足无措？裴景仙轻伤法律，败坏风俗，取财无道，犯罪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而处以重刑，本是希望惩治贪暴之流，以绝贪赃之路。然而祖父曾经辅佐有功，鉴于功赏，如能适用政宽之典，则可以不用处以极刑，而将他发配边荒。于是处以杖一百，流放岭南荒蛮之地。” 法律评析

案例涉及贪赃的处罚，也涉及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 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以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

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裴景仙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

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就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者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养留亲”之规定

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将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済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 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的 结论

综合上述所言，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强调“于礼以为出入”，即用儒家伦常礼教作为治世的根本原则，指导吏治。同时吏治在德礼指导下给予相应的特权保障，如此才能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保护，并取得到治国治吏的良好成效。

统治阶级的特权源于《周礼》的“八议”，确立于曹魏时的《魏律》，逐渐发展与补充，在唐朝达到制度完善与法律完整的辉煌时期，将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同行政管理与法律作用有机结合，构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模式，对封建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及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而此一法律体系方面的特点，也反映当时治国经验的丰富与成就。

等级特权应该是中西法律制度中的共同特征，但中华法系以“八议”为中心而展开的多项实质特权内容，才是我国古代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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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律文化

礼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礼法社会”，毫无疑问，“礼”对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义都是举足轻重的。礼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联系。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儒家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核心就是主张“省刑法”、“以德去刑”，所以在治理国家上，把道德放在核心和首要地位，而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这种主张在以法治国的理念下，应该遭到诟病，但其中蕴含的一些合理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便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德主刑辅的主要思想包括：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提倡刑罚适中。孔子认为老百姓有过失，是由于居上位的人对他们没有施行教化或者实行不彻底的缘故，他把“不教而杀”斥之为“虐”。由于孔子重视教化的作用，所以他反对“不教而杀”。孔子并不否认刑杀的必要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表名孔子并不是只讲礼德，而不要刑罚，而是主张德与刑交替使用。从中庸哲学的角度出发，孔子主张用刑要适中，他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在强调断狱用刑都要合乎中道，要公平正直，不枉不纵。

德治与法治并举符合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客观规律。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只有二者的相互影响比较密切，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法律的遵守离不开广大社会成员在道德价值上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它在历史上成为人们反抗昏君和暴政的理论武器，历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儒家省刑法、慎刑滥杀，反对暴政等思想主张，来抨击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反对用繁法严刑去对待人民，在客观上，它比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多少有利于被压迫者的生存与斗争。

同时，德主刑辅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预防犯罪。

道家法律思想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的法律思想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性,道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一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观点,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普遍而无私,并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与礼、法相比,“道”是最高的原则。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 然

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统治者只有“惟道是从”,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老子之道,乃宇宙中自然之道,上古流传迄今之逋也,它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是世人修真成圣之道。

老子论及法律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他对“道”的说教之中。老子认为“道可 道,非常道”。故“天地之道”无所不在,无往不胜,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长地久,无 为而治;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尊道贵德以百姓之心为心,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 之至坚;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班无事取天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只有“惟道是 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总之,老子法律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从“天人合一,法本自然,无为而治,唯道”来阐述道家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二是展开对礼法的批判。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跌宕多姿的道家思想绵延不

息。源远流长.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基因,《老子》一书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源头括水。我们要重视对老子的研究，和与无讼

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的文化追求和中国政治的最高追求，无一不是一直在追求“和”的最高境界。第一次学到什么是和谐社会，应该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解释了什么是和谐社会，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后来在学高中历史和政治中，老师无一不提到了，古代所崇尚的大同社会，即我们现在的共产党追求的最高的政治境界，也就是我们通常左说的共产主义的境界。

“和”文化传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便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很多年以前，我读到了于丹的著作----《论语心得》。其中于丹提到的《论语》中的一句经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虽然只是描述的是为人处世，而没有涉及更为宽广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的内容。但是也是异曲同工的。于丹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也令我印象深刻。在《论语》中，君子一次出现的次数超过百次，在这部一万余字的经典中，这一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孔子认为，能够称之为君子的人，是极少的，需要达到极高的道德境界，而“和”便是其中之一。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是能够在一个群体中，服从大家的意见，即使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会求同存异，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这一思想，也在我国历史上的外交中，得到了极大地运用，也成为了各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但是小人则不同，他们表面上服从了群体的意见，可是背后反对群体的决定，还会背地里说坏话。

而“和”的思想在法律上的最高理想追求，便是达到一种“无讼”的境界。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便意识到了法律存在的意义，最终目的不是要惩治坏人，而是要整治社会秩序，而使社会最终达到没有违法事件发生的程度。这一思想最早也是由孔子提出的，在《论语·颜渊》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我断案的结果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目的是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一个思想在民间从古至今，在法律案件上都极大地影响了乡民们的行为，无讼的思想，让大家更愿意用道德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只要是能不用法律武器解决的问题，就先用道德的武器去衡量。有的学者认为，无讼的思想有些扼杀了人们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认为倘若个人的权利受到了威胁和损害，就应当采取正当的手段去捍卫个人的权利。法律无疑使一个最为合法的武器。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千年传承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减轻了司法程序的负担，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的人治思想。和西方法治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总结而言，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和”的社会，而古人在法律上的最高追求便是达到无讼的境地。“和”与法律文化有着很深的关联，值得我们去继续学习和探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倡导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之美,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而诉讼便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因为“讼则终凶”(《易经》)。)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无讼”。这种观念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讼争的静态社会.因此,法律的存在实在是因为不得已而求其次。人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最终消灭法律,实现“无讼”社会的理想。可见,“无讼”不过是古代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或者说,“无讼”是和谐在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他们的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于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产生冲突和对立时,人与人之间出现权利义务争端时,“和为贵”便作为解决争端的原则受到人们的信仰和推崇.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几乎都是主张“无讼”的。即使是主张法治的法家,大力提倡“以刑去刑”,但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并不是刑杀而仍然是“无讼”的境界。如商鞅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第四篇：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法律文化大写意

普法2班 王统 学号201200040093

【摘要】：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的，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者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法治理念 西方法律文化、文化整合

引言

通过一个学期跟随武树臣老师的学习，使我进一步对中国法律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在课下我看了部分关于西方法律文化的书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现代化，法律文化现代化下，使我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也形成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在这里，借用武老师《中国法律文化大写意》的书名，浅谈一下我眼中的“法律文化”。

一、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

“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诚然，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基的民族，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是没有根基的事业。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科学推动发展，文化孕育希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学者考究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名著《易经》。在很多人的眼里，《易经》只是一本卜卦算命测风水的迷信书籍。《易经》相传是周文王所著，其内容博大精深，从《易经》里我们可以得到深奥的哲学思想。易经讲究的是阴阳的调和和转化，有时候阴就是阳，阳就是阴。中国人最推崇“内方外圆”，这在易经里可以得到解释，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棱角分明的性格，但表现在外，却是一种趋附于人的圆润。那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尊重的圆通，社会的和谐需要的就是这种圆通。所以内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方外圆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法律从来就是公共权力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法律基于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优先而发挥的抑制和处罚作用。法律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法治的制度框架是由权利和义务双柱支撑的。当法律和文化相结合时，法律文化一词就”诞生”了。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律实践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不论在总体精神还是宏观样式上，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烈气息。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礼与法的关系历来就被学界讨论，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诸多特征,它们使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些法律是由真正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发展并积淀起来的结晶,无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它具有独特魅力,显示了中国人与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的中国人过的应该是“心灵”的生活,惟有从“心”的角度去体悟才能了解中国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

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与现代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信仰；强化法制和普法宣传工作。

四、西方法律文化

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高度的程序性、公正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理性基础上的，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司法框架，都极为严密、成熟和规范，整个社会学法、守法和用法的观念深入人心，法治氛围浓厚。

西方国家经历了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几个发展阶段。它是一个由崇高到低俗,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西方文化有三大源头: 一是希腊文化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它是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科学的理性抽象,是力图建立公理化的演绎系统的尝试。二是罗马文化的政治和法律传统。西方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保障自由、独立人格和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式植根于罗马文化的土壤中。三是希伯莱文化的宗教意识。视《圣经》为金科玉律,信仰上帝,注重来世。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注重实证,追求理性的文化。其核心是:实证科学,宗教精神,以个人自由为重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民主制度。其特点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战性。

西方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建立如此理性而发达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冲破欧洲宗教势力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从而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然而，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是什么力量催生了“文化复兴”运动呢？其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市场经济是培育民主、权利、法治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最好土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市场主体要求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求建立自由、平等、有序的竞争机制。可以说，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是西方法治建设最坚实的基石。

五、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法律文化

相比较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其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都体现了刑法的惩罚性功能，都把惩恶扬善、刚直严正和稳定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但同时由于人类的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交方式以及看待问题的不同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惯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各自有不同的社会规约或习惯。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法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我们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我们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在跨法律意文化交际过程中,如果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忽视这些差异,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或错误地评价对方,以不恰当的方式与对方交际,产生交际障碍,造成双方的误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六、总结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随着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关注着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

我们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只有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移植西方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文化，才能促进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构成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大写意。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

论文

标

题：

法律文化大写意

学

院：

法 学 院

班

级：

2012 级普法（2）班

姓

名：

王

统

学

号：

201200040093

指导教师：

武树臣

日期：2013年12月9日

第五篇：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系阅读书目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系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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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罗森伯格．调查分析的逻辑．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33.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资料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34.当代中国农村家庭（14省市农村家庭调查资料汇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

三、学习网站

◆http:// 中国社会调查网

中国社会调查网是一个公益网站，旨在反映群众呼声、进行商务调查、维护社会公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帮助那些正处于社会阴影中的人们！主要目的是通过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互合作的影响力，为各界人士解决实际困难。

◆http://.cn 中国社会调查所

社会调查所（SSIC）是中国首家开展社情民意调查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顺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调查技术，独立自主地开展全国公众调查、产品调查、市场预测、品牌定位调查，数据库及网络服务等工作。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数据资源。

◆http:// 中国社会调查网

中国社会调查网主体内容将围绕政府改革，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方针为准则、着力调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地方政府的机构精简，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经济基础，服务意识的强化，干部制度改革，依法治理、法规政策、反腐倡廉的实施及各阶层的社会动态及调查结果，真实写照。建立社会调查资料库，从社会调查结果支持政府的层面来思考我国市场经济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

◆http://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零点调查成立于1992年，其业务范围为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政策性调查和内部管理调查。“零点调查”由设立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的四个研究机构组成，四地机构都具备独立的研究能力，零点内部共享的基于HKMS知识管理系统为公司内部人员和异地员工熟悉业务、分享资料、累积经验、快速成长等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资源可以统一调配。“零点调查”接受海内外企事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委托，独立完成各类定量与定性研究课题。多年的发展经验使本公司更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为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零

点调查”研究领域涉及食品/饮料、公共事务、房地产、汽车、医药、服装、家电、IT、金融保险、媒体、商业服务、娱乐、旅游等20多个行业，其中房地产、汽车、金融保险、公共事务、烟草是公司目前重点的研究领域。

◆http://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民政部是国务院管理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专项社会行政事务管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救助与福利、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http://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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