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

第一篇：基层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

基层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

我国基层社会主要存在和面对以下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府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要求。面对社会结构阶层多元化，大量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合营经济等新型组织的出现，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二）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就业方式日益多样，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远未形成。目前，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呈现多元化、大流动趋势，大量新成立的就业组织采取“非单位”的管理体制，使流动人口逐年增加，公民社会开始形成，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而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城乡社会管理网络建设没有健全，出现了许多管理盲区，出现无人管无人理的“社会人”，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压力。

（三）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特殊人群的逐年增加，而社会管理手段滞后。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手机、电脑在城市职工家庭中基本普及，农村手机、电脑用户迅速增加，而政府有关部门在对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方面既缺少专门管理人才，又缺少有效管理手段。另外，随着司法制度改革，刑释解教人员逐年增加，重点人口的监管工作量加大，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相对滞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四）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而社会管理体制落后。近年来，新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信访、拆迁、征用、地摊、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大量出现，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解决。

（五）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从政策上给社会管理带来难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整套制度已经过时。目前，出现“一城两制”、“一村两制”、“一家两制”、人户分离等现象，农村人进城居住就业上学，城里人下乡居住养老，而互不衔接的户籍制度、保障制度给社会管理带来难度，管理成本大大增加，以至于出现管理缺失的现象。

第二篇：基层社会治理调研问题对策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问题对策

为深入了解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县政协组成*县基层社会治理调研组，对我县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开展调研，走访调研了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个乡镇、*个街道，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次，综合调研情况，总结调研经验，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基层社会治理，以“脱贫攻坚”为总抓手，推行“两回两讲两解”“公示公开六个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一系列工作举措，并不断强化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党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

这次“*”疫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期间，县委、县政府主动出击，带领广大全县党员干部、村（社区）网格管理员，以党性、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为动力，挺起党员胸膛、树起一面党旗、组建一个支部、形成一座堡垒，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县被划分为2105个网格，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网格体系，每个院坝都有网格员，每个家庭都有对接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定期入户开一次家庭会、干一天农家活、做一件贴心事、吃一顿家常饭、住一晚农家屋。讲政策讲变化、解怨气解难题，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

（二）农村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根本改善。

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契机，我县农村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一是道路实现村级全覆盖。全县地方公路总里程为*公里，其中乡道*公里，村道*公里，全面实现农村公路村村通。

二是电力通讯得到极大改善。

将小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优先并网，大力改造低电压台区及过载线路，彻底消除无电户，大力提升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农村区域通讯信号不断深度覆盖，信号通达率达*％以上，村村通光纤，在*公里以内、*人以上人口集聚区域均具备光纤接入能力。

三是群众饮水得到全面保障。

20*年农村饮水项目投资达*万元，治理小型水源工程*处，新增和恢复蓄水*万方，巩固提升饮水安全人口*万，全力补齐了农村安全饮水的短板。通过集中供水、分散式供水等方式，实现了饮水管道到户，少数偏远的吊散户也能实现*分钟之内到达饮水点，不再面临天干缺水的困境。

（三）基层社会稳定形成常态

持续推动“六项专项治理”工作，实现基层社会稳定和谐。一是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紧绷政治安全这根弦，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渗透、对群众的争夺，严厉打击组织邪教、非法宗教、宗教极端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县干群及政法部门的努力下，20*年二季度*县群众安全感评分达*分（排名县级序列第一位，全市第二位）。较20*年的*分（县级序列排名第三位，全市排名第四位，评分上升*分）排名各上升两位。二是城市形象逐步树立。坚持城镇细管、智管、众管、严管，深化“马路办公”，做到警察上路、车辆限行、道路清障、违法重处、部门协同，建立“城警互认”机制，消除执法盲区。

三是行业行风得到极大改善。

重处违反师德行为，对打牌赌博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处理，专项整治买卖生源等不良作风，恢复教育生态平衡；成立*个“医德讲习所”，召开民营医院监管部门联席会，提升城乡医疗服务水平；全覆盖启动教师家访、医生巡访，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

四是坚决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

用好“民生之声”服务热线和网络问政平台，畅通群众*小时诉求表达渠道，群众满意度达*%。20*年信访批次、人次分别下降*%、*%。

五是乡村变美有目共睹。

全力打造乡村美景、挖掘乡村美味、弘扬乡村美德，开展“清洁家园·和谐邻里”活动，持续整治“无事酒”“豪华墓”，培育民风民俗，建设美丽乡村。*年征集家风家训*余条，累计整治豪华墓*座、劝阻“无事酒”*次。

六是党委政府政形象得到极大提升。

从20*年开始，渐次开展作风建设年、作风巩固年、作风提升年活动，持续推进“三察两评一述职”，社会人士和企业评议评价最差部门、最差科室，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底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县公开述职，接受群众监督和评价。

（四）基层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群众收入方面。

20*年我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元、*元，增长*%、*%，均高于GDP增速。调研组走访调研*乡了解到，当地户籍人口*人，20*年在农商行的存款有*万，20*年上涨到*多万；*镇*村*户*多人，20*年年底在农商行存款达*多万。

二是提升生活质量方面。

加快建设“智慧小区”，我县部分小区已开始采用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集成小区内公共信息应用和业主家庭智能应用，实现对小区内的建筑物、小区基础设施、各类居住人员等进行事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宜居环境。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县首个智慧小区金科·集美江畔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竣工评价。

三是社会治理方面。

我县于20*年开发了“*”户情大数据平台，对全县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平台通过采集、汇聚全县居民生产、生活及个人基本信息，将大数据运用到脱贫攻坚及社会治理等领域，实现了精准扶贫、智慧治理。同时，系统还承载了记录“四访”工作的功能，助力干部走访、医生巡访、教师家访、农技随访的高效运行。

（五）城市社区群众自治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以“小网格”托起“大服务”。

以社区社会治理网格化与小区自治网格化“双网合一”的管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民情、排查矛盾、发现隐患、了解需求、提供服务。落实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自治管理员四级网格责任，分级管理、层层履职、全面覆盖，实现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尽其责的良好治理局面。二是以“小组织”汇成“大治理”。按照政府指导、社区参与、居民自治的原则，探索以“三楼党建”引领，社区搭建平台，组织召开“三会”的居民自治模式，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探索“八步管理”工作法，通过自治管理委员会制定公约，小区出现了良好的共治局面。

三是以“小气候”影响“大环境”。

将居民自治与物业管理相结合、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相结合，既保障居民们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还有利于使居民的问题与困难得到及时的解决。探索成立志愿者小分队和自管委员会，完善《自治管理规约》，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全体家庭参与小区治理，有效改善了小区“脏、乱、差”的现象。

（六）干群关系得到极大改善

全县以融洽干群关系为主线，推行一系列创新工作方法。一是全面开展“四访四议”。基层社会治理做到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服务专访“四访”，村支两委会议、村民自治组织商议、群众评议、监督委员会审议“四议”全覆盖，增加干部、教师、医生跟群众的感情，通过村务的规范化与公开化获得群众的充分信任。

二是严格落实公示公开“六个一”。

让群众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到村支两委的工作情况与相关惠民政策，有效推进了基层群众工作。群众对基层干部更加信任，对基层政府更加满意。目前，经三方评估，我县群众满意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是纵深推进“两回两讲两解”。

常态化开展“两回两讲两解”活动，全县领导干部每年利用节假日回出生地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讲政策、讲变化，解民怨、解难题，用交心谈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行动，实现干部群众心心相印，全县形成了人心思进、共谋发展、斗志昂扬的干事创业氛围。据统计，20*年全县开展“两回两讲两解”达*场次。

二、我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干部老龄化严重，在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村、社区干部的年龄普遍较大，特别是支书、主任岗位，平均年龄在*岁以上。

二是干部业务能力有限，在不断推行无纸化办公形势下，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兵强马壮”，完成软件资料不成问题。而农村村干部整体年龄较大，使用电脑是“半路出家”，信息化办公基本难以完成。三是农村村级班子人力不足，城市社区通常有*多名干部全勤工作，但农村行政村人数不足一半：支书（主任）、综合服务专干、综合治理专干、本土大学生村官，而由*个人负责一个村几百乃至上千人的所有工作，业务相对繁重。

（二）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基础设施薄弱

大部分城市社区的养老、托幼、医疗、农贸市场、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农村社区仅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处有健身器材等群众休闲娱乐设备，还谈不上系统化的拥有群众服务设备。随着专门性事务的增加，各类工作站、服务点的制度牌挂得满满一墙，但也无专人料理上述业务。农村社区办公场所面积略显局促，基础性办公设备陈旧、不足。

（三）村（社区）组织自治边界及职能职责不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社区）一级作为引领居民民主自治职责的组织，受街道、乡镇的指导。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上面发布行政指令，下面村一级接收行政命令成为了常态。应对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较多，履行自治引领职责和政府管理职责界限模糊不清。村（社区）干部绝大多数时间在做如社会保障、信访维稳、征地拆迁等工作，无暇兼顾引领居民自治。干部们的智能手机里，名目不同的微信工作群多、职能不同的部门APP多、网址不同的业务操作系统多。村（社区）购买社会服务用于服务群众方面的具体工作的意识还没有形成，又同时要兼顾代为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自然是被庞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

（四）基层群众意识形态需正确引导

一是群众的法治思维还待加强。

群众在平时守法、遇事用法方面没有被正确引导，对于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二是基层调解队伍和调解能力不足。矛盾纠纷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基层司法调解工作在将矛盾纠纷消除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深度还不够。三是群众自我管理意识还待加强。个别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盛行，连找对象、打扫卫生等个人事项也要寻求帮扶干部的帮助。争当贫困户、骗取救济金的思想和行为屡见不鲜。家庭观念、宗亲观念逐渐被淡化，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体量较大。

三、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基层治理制度化建设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要让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起到引领作用，强化党的领导，落实“两抓两树”要求，以制度建设为途径，规范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以村民自治为主题，研究探索更适合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如实施“建立三长制度、树立三面旗帜、开展三项活动”的“三三三社区治理工作办法”。其中建立三项制度，即制定《“三长两委一监察”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在现有村支两委组织结构基础上，按县纪委监委要求落实一名监察联络员，依据自然村落和群众宗亲关系，采取群众自愿原则，每*户左右成立*个互助小组，推选*人担任组长；每*个互助小组成立*个互助会，从*名组长中推选*人担任会长；每*-*个互助会成立*个社，社长按现行办法推举或任命产生，两委是领导指导机构，依现有法律法规履行职能。

二是抓好群众思想建设。

持续深入开展“四访四议”“两回两讲两解”“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系列教育工作，巩固党员群众宣教成果，让群众跟党同心同向。

三是进一步抓好村居务公开。

要充分发挥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按时对各项村务进行公开，如惠民政策、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在法律和政策允许框架内，群众关心什么就公示什么，群众想看什么就告诉群众什么。以户户通的重庆有线广电智能机顶盒、社区群众聚集地LED大屏幕等平台为载体，让群众参与到村社区的具体工作中，切实做到“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

（二）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增加基层基础化治理投入

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提高村干部业务能力。创立村（社区）干部常态化进修班，完善村班子届期轮训计划，实现村（社区）干部培训全覆盖。培训课程倾向于业务性的科目，如计算机操作、office运用、公文写作等，让基层业务水平有指向性的提升。

二是增设更多村（社区）服务岗位，充实管理力量。

整合公益性岗位、护林员、低保户等人力资源，把一些在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召集起来，负责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并在村社干部换届时增设条件，只有在村（社区）服务一年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村社干部竞争、选拔。

三是优化人才选拔机制，给村社干部更多展示舞台。

注重为干部们引好“出路”，让村（社区）留住人才的关键是让返乡人才看到机会，给予他们继续在村级岗位上奋斗的动力，出台更多面向村社干部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让更多村社干部走上基层行政岗位，同时也满足了乡镇政府对擅长群众工作型人才的需求。注重为干部们留好“后路”，进一步完善对离退休村（社区）干部的社保等保障工作，加强对其的节庆慰问，安抚好为村（社区）事务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们。

四是加队对基层基础治理的投入。

大力学习“枫桥经验”，政法、组织、民政等部门牵头培养一批专兼职网格员，充实在城市社区和农村集镇中，争取、落实社区网格员工作津贴，完善社区网格化硬件设备。

（三）探索“智治”，推行“自治、法治、德治”三管齐下，打造“乡风文明”新农村

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一是努力探索“智治”。以智慧小区为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集成应用安全防范系统、智能访客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智能停车系统、积水监测系统等十余项智能化子系统。打破单个智能系统的信息孤岛，实现各子系统的综合应用和功效最大化，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在城区小区进行试行进而推广。二是用好用活村民自治。坚持村民的事情村民管，村（社区）支委牵头，村委会落实，组织村民代表共同修订“村规民约”，对村上的婚丧嫁娶等大小事务有章可循，让规定服众，让众人守规，共同监督，真正实现村民高度自治。

三是用深用透德治引导。

建立乡镇党校。发挥党员与群众代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基层党组织为战斗堡垒，推动清洁家园、和谐邻里等活动，建设文明乡村、美丽乡村。探索在各村组建三支党员先锋队，即党员创新发展先锋队、党员乡村文明示范队、党员公益事业服务队，带动产业发展创新，引领文明新风；引导村民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文明素质，增强大局意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开展三评比活动，即十星家庭、十二星党员、十二星干部的评比，抓示范，抓典型，树榜样，树模范，促进清洁家园、和谐邻里落到实处。

三是用严用实法治管理。

在党员干部方面，严格落实“十强化十严禁”，立好“高压线”，紧绷“一根弦”。在群众方面，持续做好“七五普法”工作，做好思想引导，通过法治宣讲、公益演出、文化活动等方式，深入开展“枫桥经验”实践行动。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三治”融合创建活动，创建一批“三治”善治示范单位。经常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化解，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化干部接访下访群众工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农村公序良俗建设。

（四）抓好“乡村振兴”的契机，让群众“富起来”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农村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齐头并进。二是扶持农村龙头企业发展。部分农村群众发展思路受限，对产业发展模式不够熟悉，通过更多优惠政策引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农村，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为当地群众带来致富之道与就业岗位。三是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好农旅融合发展，利用产业特色、地域优势、旅游资源，打造观光型绿色产业。

第三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及对策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XX市两区社区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区服务，不断夯实基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不足 我国社区居委会从法律上定性为居民自治组织，而在实际工作中，出于社会管理需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政府却在持续向其转移行政事务。近几年来，由于一些政府和部门对社区地位和功能定位不够准确，政府职能部门习惯把社区作为政府的“腿“，将各种行政性工作任务下派到社区，同时，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事务也大量沉淀到社区，使居委会不堪重负，导致社区居委会台账资料多、调查报表多、会议活动多、证明盖章多、检查考核多，行政色彩相当浓厚，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履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职责。当前繁杂的社区工作任务，令身兼数职的社区工作者分身乏术，难以系统、持久地给求助居民提供支持和帮助。

(二)社区多元主体关系有待理顺 区部门、街道、社区各层级之间职责界定不够明确，关系也未完全理顺。街道作为派出机构，权责错位矛盾比较突出，街道运行中依赖于财政投入，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还不强，街道层面各类执法、协管员队伍缺乏统筹协调、各自为战的情况一定程度存在。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较重，自治空间较小，影响为民服务的质量。目前社区工作更多的体现为搞活动、下命令、定指标，没有持续影响力。过于注重事后管理、过于注重硬性手段，导致许多现实问题在现有体制下难以有效预防解决。

(三)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近几年来，社区工作领域逐步拓宽，工作对象不断扩大，随着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对社区工作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当前社区工作人员职业定位不明确，收入待遇偏低，加上没有建立稳定的薪酬保障体系和工资增长机制，导致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XX市XX区和XX江区虽然多次调整了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扣除各种应缴保险费用后，实际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仅能勉强维持个人基本生活开销，难以养家糊口，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相比差距甚大，导致人员流失严重。如XX区2012年和2013年公开招录的40名大学生社区居委干部中，目前相继有11人向所属街道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已审批。工作队伍的不稳定及工作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居委会的工作效能。

(四)社区共治网络发展不均衡 区、街、社三级纵向式社区组织构建，和上头大、下头小的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导致社区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封闭性、机关化、行政化的特点，和开展社区工作要求的开放性、基础性特点不相适应。表现在社区层面设置的各类站、室、中心等服务和活动载体，有不少资源没有充分整合利用，社区各类人员由不同部门管理，政出多门，各自为战，难以收到良好的整体效果。更主要的是社区党组织的工作仅局限于社区居民层面，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不紧密，组织设置比较单一，工作领域相对狭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管理服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以及整合区域内各种资源的能力明显不足，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五)社区形态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协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区拆建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商品房小区，原国有企业社区衰落，外来工聚居地城中村，老城区在拆建中变零落。在这种大环境下，同一个社区包括了多种形态，高楼大厦与低矮平房并存，居住其中的人员需求相差甚远，社区形态复杂性与多样性，给开展社区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群体意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冲突一旦发生，社区或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马上被推到风口浪尖，但在现行政府体制中，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较弱，往往一些小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像城市管理部门与小贩之间，本地人与外来工的关系，业主与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容易造成一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六)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模式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 城市社区工作，以服务城市居民为工作对象，以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这种对上负责、宏观指导的指导思想，与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带来的对下负责、微观帮助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导致社区工作在服务对象的细分和分类指导方面线条比较粗，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方面，属于“你有求、我才去帮“的被动式的服务。没有主动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切入，更有效调动和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推动社区、社会的助人自助的观念和风气的形成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落实。在社区，社区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具体的事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具体事件考验着社区工作者的思维、处置、应对等能力，对社区工作者的知识、水平和从业技术的要求也非常高。传统的遇事和稀泥或双方各打50大板的粗放型处理办法，受固有思维习惯影响，先入为主，轻易表态、做批评、做道德批判，不愿或难以花时间真正去了解、去倾听，就难以真正对服务对象产生实质帮助。对服务对象特别是弱势群体存在居高临下的心态，没有与求助者建立平等的关系，并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倾听、共情，就必然影响工作绩效，严重的甚至会损害社区的形象。

二、构建完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对策 新形势下，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做好社区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XX市的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社区建设。

(一)加快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进程 建议在XX市城区居委会设立试点，以推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职能分开作为社区规范化建设重点，对社区目前承担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规范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的职能，切实解决长期以来社区职责不清、行政事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实行行政事务社区“准入制“，拦截、过滤政府下达的大部分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同时，把区直直接为群众、企业服务的行政职能赋权于街道，增强街道的服务力、执行力。

(二)政府转变职能，主动适度放权 一是强化加大政策扶持培育，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区民间组织的成立，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建和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兴办公益事业，并为之提供政策、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建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和扶持基金，特别是对新兴产业、民生产业等领域的新社会组织，在创办之初给予资金扶持，并依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制定税收优惠扶持政策。二是大力推行“议行分设“。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政策制定、资源提供和服务监管的职能，而具体运作可由社会组织实施。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一些适合市场运行的社会服务事务，如社区居家养老、环境卫生、治安巡逻等交由发展成熟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政府则负责对其运作进行监管。三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放权。街道成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领军型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通过让渡公共事务、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自立自强的发展空间。

(三)提升社区干部治理能力 立足于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职业化，不断壮大社区工作者队伍，大力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一是明确社区工作者的配备标准。推行网格化管理，按照200至400户左右划分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2名网格社工，作为“全科医生“负责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服务居民群众等工作。二是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社区机构纳入事业单位序列、工作人员纳入正式编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办公场所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三是促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和专业化，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能力素质，使原有的社区工作者更快地完成角色转换，更好地胜任新时期社区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四)社会组织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实现社区服务社会化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针对居民的公益性需求，通过社工、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社工、精神慰藉、法律援助、助学助困等公益性服务。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不断探索为民服务的新机制、新领域。以求助电话、社区服务网站和短信为载体，构建一个覆盖全市、辐射城乡社区的信息服务平台，24小时全天候提供生活类、资讯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等多项服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求助网络。参照嘉兴市建立96345社区服务平台，推行城市社区10分钟服务圈，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打造“一键通“应急呼叫系统。同时，建立服务成效回访评估机制。定期回访项目执行情况，了解居民需求，保持项目创新性和长效性，提升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

(五)完善社区管理制度。

一是职责规范化。制定下发《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解决社区建设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的职能定位、内设机构、运行方式、办事流程和服务标准，理顺与区直部门、居委会的关系。二是管理制度化。参照贵阳市制定《城市社区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导意见》、《新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管理工作问责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出台《社区管理暂行办法》、《城市社区工作条例》，建立以目标和项目化运作为基础的任务分解体系，以专项财政经费和预算增长机制为核心的财政保障体系、以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的综合目标考核体系、以工作绩效排位制和责任追究制为重点的实施监督体系，推动社区健康有序运行。三是建立公共财政的保障机制。如XX新区在2007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街道社区管理与服务财政保障的实施意见(试行)，XX区在2010年也颁布了《关于加强街道社区管理与服务财政保障的实施意见》，从预算管理、经费保障、财力支持等方面不断提高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六)社工模式引入社区工作 传统社区工作是用经验型、传统型的群众工作的手段，把居民群众当做工作对象，社工模式更偏重开发弱势群体的潜能、自助和他助相结合的方法做好工作，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会事务，促进社区人际之间的支持和合作，达到共同提高。以人为本的社区工作，是一个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法和促进社区居民成长发展的过程。通过个案工作，结对帮扶、同辈教育等方式，既能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又促进社区居民个人成长，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力、与独特性，达到个人转变，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更适应社会生活的积极角色。在服务中，贯彻社会工作原则，以平等的姿态与人沟通。在服务中，做到倾听、共情、接纳、不做道德判断，个别化和当事人自决，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帮助、扶持、助人，人与人之间的链条连接的更加紧密。让社区居民在不断反省自己的处境，寻找内在与外在的资源，建立自信和新的目标，最终达到主体意识的提升和个人的成长。

(七)不断提升社区共治的能力 一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在社会构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以单一的组织或人员队伍完成纷繁的社区工作的全部内容已经非常困难。通过招募志愿者，把一双手变成百双手，有效地解决了工作有人做的问题。使志愿者成为推进社区发展的主力军，依靠志愿者人员来做大量的教育和服务工作，有利于社区工作者专注于组织和管理。使一些原来受助的居民，通过他助、互助、自助到助人，成为社区积极的力量。在社区中发展志愿者队伍，还为实现社区的自治，培养社区的骨干力量打下好的基础。二是培育社区意识，激活社区共治的动力。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塑造公共价值认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要让参与者分担责任，增强社区成员的公共责任意识，从而凝聚共识。建立社会评价机制，即组织社区代表、专业队伍第三方组织、社区团队、知名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征求他们对社区服务项目等公共议题方面的意见建议。

第四篇：谈加强和创新基层宗教社会管理问题

谈加强和创新基层宗教社会管理问题

常德统战网6月2日讯[安乡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长 万力清]地处湘鄂两省交界的湖南省安乡县有19个乡镇，273个行政村。尽管这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全县宗教领域颇为安定，并为全县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活动堂点利益纷争加剧，管理混乱，活动堂点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凸显，宗教问题的社会化矛盾日益突出，加强和创新宗教社会管理已势在必行。

一、宗教内涵决定宗教工作具有社会性

宗教的内在涵义很深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著名学者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认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它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

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实体。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宗教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一套以崇拜神灵为核心的体系。二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有宗教组织、信仰群体、礼仪制度和宗教活动。三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四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载体之一，往往与民族文化渗透在一起，形成了“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征。

宗教既不是精神鸦片，也不是封建迷信，既不是歪理邪说，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存在。宗教内涵决定了宗教工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二、宗教现实决定宗教工作具有社会性

当前，宗教领域比较活跃，不仅信教人群增加，宗教活动场所增加，民间信仰场所及家庭教会等也越来越多，应引起高度关注。

1、宗教活动场所越来越多。仅安乡而言，全县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五大教派，经批准开放的活动堂点43个，分布在全县10多个乡镇，还有一些未经审批的家庭教会20多个，较之5年前已超出一倍以上。

2、信教群众越来越多。据调查，安乡各种信教人员约4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约5%。一是从性别来看，女性居多，占大半以上。二是从年龄来看，中老年人居多，特别是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离退休公职人员也加入其中。三是从文化层次来看，多为一些文化素质偏低、信教带有盲目性、心理状况差、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较为淡薄的群体。

3、各类宗教活动越来越多。一是诸如求神拜佛等教内活动增加；二是诸如家庭聚拜、祭祖、婚庆丧葬等宗教色彩越来越浓；三是宗教捐赠活动也明显增加。

宗教不乏具有延续性、兼容性、多样性和群众性，宗教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管理工作。

三、宗教社会管理需要加强和创新

宗教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管理工作，要重视，不能回避，要宽容，不能对立，要引导，不能放松，要管理，不能失序，要创新，不能缺位。

1、要有共识。共识是：“民族宗教无小事”，各级部门都要管，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切实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一是每年应专题听取一次以上宗教工作情况汇报。二是要把宗教工作列入各乡镇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制，每年进行考核。三是要切实加强对宗教工作的督导，及时搞好调度。四是要加强教育，切实抓好县、乡、村及各个宗教活动堂点的宗教法律、法规教育。五是要配齐和加强宗教主管部门的力量。

2、要有网络。要建立和健全县、乡、村（社区）三级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县、乡两级要建立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乡镇要安排统战委员分管宗教工作，村里（社区）要安排一名村（社区）干部担任宗教工作信息员，切实把宗教工作手臂延伸到村（社区）、到组。

3、要有举措。创新措施：一是引进审计机制，强化对宗教活动堂点的财务管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明确各乡镇政府是各宗教活动堂点财务管理的主管，各宗教活动堂点有责任向所在乡镇政府上交财务报表，各乡镇政府可分年中和年底组织对所属宗教活动堂点的经济责任审计。二是引进“严打”机制，打击非法，保护合法，要组织公安、民宗以及各乡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全县非法活动堂点进行排查，对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和非法宗教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坚决制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假僧假道进行危害群众利益的封建迷信活动。

4、要有创意。弘扬宗教文化要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与发展地方经济相结合，“十二五”期间，要加强对一些重点乡镇的庙宇建设，使之成为代表宗教文化的亮点，让宗教文化在发展地方经济中发扬光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所有成员单位整体发动，履职尽责，开拓创新，宗教部门责无旁贷，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每一道小试题做好了，才能圆满完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篇大课题。

由来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

社会形象图

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指导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概念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编辑本段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目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管理问题呢？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

而且，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们吸纳为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听话了。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转型社会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风险。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有权的“官二代”信奉赢者通吃，自鸣得意而视法如无法；弱势群体则绝望无助，看不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铤而走险非理性杀人。就算那些自诩为只是“打打酱油”的群体，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愤懑，这使得他们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肥沃土壤。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天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政治的繁荣发展。面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我们用惯了的、会用的、曾经很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与不二法门。内容与路径

管理内容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创新管理内容，厘清管理领域，强化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有效调处社会矛盾，维护各方各类群体的正当权益。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

加强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社会管理合力

1.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中心位置，强调政府公共财政的更多投入，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2.建构和实施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强社会服务体制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消除社会排斥，推动社会融合。

3.加强民生制度建设，确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民生社会管理发展新机制。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不仅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也是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既要承担起直接提供各类服务的职责，又要善于借助其所掌握的权力、权威和信息、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使其参与解决民生问题。

4.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形成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会稳定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等危机处理中，要善于做到“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以贴近的感情疏导民情，化解危机，尽量避免机械、简单地运用“物质满足”或者“物质诱导”的方式。

5.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要建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社会合作机制，倡导参与型行政理念，形成兼顾各方各类利益、维护全体人民的发展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努力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二)

社会管理创新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问题。

1.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公平对待，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2.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要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教育改造与安置帮教工作双延伸。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要有措施、有方法、有体系，应在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尤其是应当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3.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的创新，要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的治理和城乡规划、地区改造相结合，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要对小旅馆、娱乐、洗浴场所等实行耐心指导、重点防控、过程监管，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指导服务理念。

4.推进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要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注重研究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和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有效管理，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地制定互联网管理建设政策，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5.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创新，要致力于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承认社会组织在国家发展与建设中尤其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并按照社会组织发展规律施以有效监管，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范。

第五篇：基层执行新《食品安全法》面对的8个问题

基层执行新《食品安全法》面对的８个问题

新法的调整范围

《新食品安全法》缺憾之三严惩重处

新食品安全法公布以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法律！体现为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集中体现为“严惩重处”！近几年来“严惩重处”被众多人推崇为解决食品安全之利器，现在对新食品安全法的“严惩重处”又寄予厚望，然而，刘新武律师的另类视觉却称之为缺憾，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用“严惩重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与大禹的父亲“鲧逢洪筑坝、遇水建堤、九年而水不息”的洪水治理方法异曲同工。人离不开食品就像人离不开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治理好了可以扬帆万里，水治理不好就会惊涛骇浪；食品治理好了让人健康美味，治理不好让人心惊肉跳。难道让“鲧以堵治水”的历史悲剧再一次以别样的方式上演吗？自“禹疏九河”治水以来，世人一直认为“禹以疏治水、鲧以堵治水”，然而刘新武律师的另类观点认为“禹以疏堵并举治水”，“禹疏九河”其河岸是堵、其河道是疏，没有宽深的河道以疏，就不可能有铜墙铁壁般的河岸以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亦然，严惩重处一再强调了违反这个重罚、违反那个重处，人们如何放心大胆地去生产销售必不可少的食品？法律一直没有给一个“河道”出路，怎能不“九年而水不息”？

其次，“严惩重处”就可以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我国“史上最严”的法律比比皆是，基本上都是通过“严惩重处”的手段，如贩卖毒品罪，沾者即上不归路、非死即残，不可谓不严，经过几十年的严厉打击，因贩卖毒品被判刑的人员仍时有发生，人数依然呈上升趋势,毒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尚且如此，对于生活首位必需品的食品，其效果可想而知。还有史上最严环保法、史上最严交通法规等，都是以“严惩重处”为手段，实施后的效果都有目共睹。只能说，在对食品安全问题束手无策时，“史上最严”就成为摆设的花瓶，“严惩重处”就成为泄愤的工具，与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相去甚远。

再者，新食品安全法的严惩重处，对我国刚刚起步的食品工业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几乎就被冻结，整个民族食品工业不进反退，外资企业乘虚而入，一步步打压着刚刚萌芽的民族食品工业，几乎所有民族食品企业都尝到了生存艰难的滋味，甚至萌发到外国发展的念头，有些企业不得不让外资控股。现在，“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重了食品行业的各种费用，让步履维艰的民族食品工业雪上加霜，更加束缚了民族食品工业的创新、开拓与发展，“严惩重处”更是变本加厉地暴露出食品安全法“管而不理”的本性，一味的“严管”而没有“理”出食品工业任何发展的道路与方向。新食品安全法生效后，民族食品企业何去何从将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另外，刘新武律师 认为，“严惩重处”在新食品安全法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并且由此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比如：“ 第122条 违反本法规定。。。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我国从事食品行业生产经营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基层穷苦人员，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其他特殊技能，就是想靠辛苦的劳动养家糊口，其投资几千元或者几万元就是其全部家产，甚至负债累累。按照本法条规定，没收所有相关财产还要罚款5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上，首先罚款是收不到的，这些人想交罚款也是有心无力，其次，这样处罚就是彻底破了这些人的家产，把这些人推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社会混乱的根源由此不断产生。

严惩重处成为缺憾的事实理由还有很多，不再列举。那么，如何快速、高效、科学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又能促进我国民族食品工业快速安全发展呢？

刘新武律师认为，严惩与宽疏并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对在食品中故意投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可以参照投毒罪立法严惩，对故意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有毒有害的，参照投放有毒有害处罚；其次，对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已经尽了注意的义务，按照传统生活习惯或者现有技术知识，确认不可能造成损害后果的，或者，损害后果显著轻微的，不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三，各级政府应当对食品行业提供快速发展的环境及政策支持，可以直接像扶持农业一样直接提供补助等支持。第四，应当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立复合专业的法律队伍，才可能彻底真正解决这些复杂而又专业的食品安全问题。

本文纯属学术探讨，个人另类观点，如观点犀利，请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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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食品安全法》缺憾之一保证安全

解读《新食品安全法》缺憾之二社会共治

解读《新食品安全法》缺憾之四风险评估

解读《新食品安全法》缺憾之五禁止生产

较之于修订前的《食品安全法》，新法对其调整范围作了扩展：

从调整的主体来看，不仅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也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添加剂生产者、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规范；不仅明确了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检测机构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和路径，也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堂管理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提出要求，充分体现了动员全社会共管共治食品安全的修法思路，有助于引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从调整的客体来看，不仅调整食品（包括预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也调整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不仅调整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配方奶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转基因食品，也对农业投入物、预包装食品标签说明书、食品和保健食品广告等作出规定，充分彰显了突出重点、风险管控、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治理理念。

从调整的业态来看，不仅调整食品生产加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也调整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和食品贮存、运输、装卸，还对食用农产品销售、集中供餐单位、食品添加剂使用作出规定，落实了食品安全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监管的各项制度。

1.正确理解食品安全标准

从新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可以看出，判定食品安全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而非推荐性标准，是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而非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0年2月22日印发的《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定》，强制性标准分为全文强制形式和条文强制形式。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全文强制形式；标准中部分技术内容需要强制时，为条文强制形式。比如，GB2726-2005《熟肉制品卫生标准》前言部分第一段写明“本标准全文强制”；又如，GB1354-2009《大米》前言部分规定：“本标准第5章表

1、表2中的黄粒米、矿物质、色泽、气味为强制性指标。5.3.3、7.5、第8章、第9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部分为推荐性条款。”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并非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中的所有条款或者指标都要强制执行，其中也有推荐执行的条款或者指标，只有那些需要强制执行的条款或者指标才属于食品安全规范，才能成为判定食品安全的标准。

某食品抽样检验不合格并非都是食品安全问题。仍以GB1354-2009《大米》为例，在第5章表

1、表2中也规定了水分（%）指标，但根据该标准前言部分“表

1、表2中的黄粒米、矿物质、色泽、气味为强制性指标，其余部分为推荐性指标”的说明，水分指标不属于强制性指标。那么，如果市场监管部门对某超市销售的大米抽样检验证实水分超标的话，则不能据此定性为食品安全问题，也不能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行为进行处罚。

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食品安全监管中，对经抽检证实不合格的食品，不仅要审查检验报告以及不合格项目，还要审查据以检验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对照标准进行项目甑别、定性判断。

2.正确看待并依法处理食品菌落总数超标问题

菌落总数超标是食品抽样检验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由于对菌落总数指标含义和法律条文理解不同，导致在执法实践中对菌落总数超标的理解以及处理产生分歧。菌落总数指标是用来判定食品被细菌污染的程度及卫生状况的指标，但菌落和致病菌有着本质区别，菌落包括致病菌和有益菌，菌落总数超标不一定就是致病菌超标。GB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规定食品中致病菌主要有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等5种。因此，菌落总数超标既不属于致病性微生物超标，也不属于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超标。

随着对食品安全认识的深化和分析技术能力的提高，对菌落总数的认识也在渐进变化。目前我国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菌落总数作了限量规定，但有的并未规定，还有的原来的标准中有规定但在标准修改时取消了规定，如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欢迎关注 拆那哈赛坡）就取消了原GB19298-2003《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中的菌落总数限量指标；又如，GB19295-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制品》就取消了原GB19295-2003《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中“生制品”的菌落总数限量指标，这些都是建立在对食品安全风险充分评估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食品安全监管中无须谈“菌”色变。

市场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如果发现涉案食品菌落总数超过限量规定，要对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审查、判断，如果相应的标准中有规定并且强制执行，那么就可以依据新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定性处罚。3.正确理解与执行新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新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体现了新法宽严相济、源头治理的原则。

如何理解上述条款的豁免处罚规定？

豁免的对象：只针对食品经营者（包括食品销售者和餐饮服务提供者），不针对食品生产者，也不包括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

豁免的情形：（欢迎关注 刹那哈赛坡）只针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这一特定情形，对食品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如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经营明知或者应知是虚假标注生产日期或者保质期的食品、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等均不属于豁免的范围。

豁免的条件：食品经营者已经履行了进货查验等法定义务，此处的“等”应作等外理解，还应当包括新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自查自改义务、第五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批发销售记录义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贮存和定期检查清理义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维护清洗校验义务等。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知道经营的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如进货时已经查验、索取了相关合格证明文件等。能够说明来源并且来源真实可查。

应当排除在豁免之外的几种情形：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如经营无标签预包装食品的行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等。实施了审慎注意即可发现并且消除的违法行为，如经营标签、说明书有明显擦拭、涂改痕迹的食品等。同一问题已被消费者投诉、举报或者已被监管部门责令改正但仍未改正的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如何执行豁免处罚规定。要由涉案当事人提出其符合豁免处罚情形的理由和证据。要对涉案当事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进行查证、核实，确认当事人提出的各种证据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杜撰的，是账物相对而不是账物不符的。要综合裁量、慎重作出免予处罚决定并说明理由。对决定免予处罚的仍要制作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并按照规定进行公示。

4.依法依职处理食品安全投诉

新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投诉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答复、核实、处理。

程序的尴尬。在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下，质监部门、工商部门、食药监部门处理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投诉适用的程序分别是《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和《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

但是，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划转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以及新法的修订、施行，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已不再承担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正缘于此，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生产环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投诉时就不能再适用《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加之《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试行）》仅适用于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因此，目前在处理生产环节、销售环节食品安全投诉上处于程序空白、于法无据的尴尬状态。

路径的选择。鉴于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尚未制定食品投诉举报处理程序方面的规定，因此，现阶段市场监管部门在接到食品安全投诉时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并参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中的一些做法进行处理：从职责、管辖等方面进行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并属于本部门职责和管辖的予以受理并告知投诉人；对不予受理的，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和救济途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在7个工作日内对投诉进行处理。处理的主要方式是组织争议双方就争议事项进行调解。

调解的程序、步骤等可参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的规定。根据调解情况组织双方制作调解书，或者决定终止调解并将终止调解的理由告知双方。虽然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行为是不可诉之行政行为，但投诉人对市场监管部门对其投诉拒不受理、不予答复、拖延答复、拒不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不作实质性处理等仍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之诉。

5.统一适用《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处理食品安全举报、查处违法行为

基于前述分析，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餐饮服务环节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行为时应当统一适用《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行《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规范》，使用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同时，《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不再适用。

依据《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在接到食品安全举报后应当进行核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并告知举报人，对不予立案的还要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和救济途径。

在对被举报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免予行政处罚、移送其他行政机关处理等终局性决定后在合理期限内告知举报人处理结果。

6.谨慎评估、慎重处理食品标签、说明书上的瑕疵

新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该款规定主要是针对食品标签、说明书上存在的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所作出的例外规定，体现了新法对标签、说明书上较轻微违法行为的宽容。但是，食品标签、说明书又是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载体，是消费者获得食品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在执行该款规定时，要严格对照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82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9924-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等食品安全标准，并运用日常生活常识和一般经验法则，谨慎评估瑕疵与影响食品安全、误导消费者的界限，慎重处理标签、说明书上存在的问题。

7.积极做好向公安机关的案件移交工作

新法加大了对食品安全违法当事人的惩戒力度，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对严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当事人及其直接责任人等可以处以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在积极做好向公安机关移送食品安全涉罪案件的同时，要主动做好向公安机关移交食品安全行政违法案件工作。

移交的材料主要有：食品违法案件移交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材料、食品抽样检验报告、食品安全违法责任认定书、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名单等。

8.新旧《食品安全法》适用的衔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有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在执行新法时要注意法律适用的衔接。具体而言，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行政处罚在新法施行以后作出的，实体问题适用旧法、程序问题适用新法。适用新法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更为有利时，适用新法。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适用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