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耶克简介
哈耶克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思想
哈耶克政治理念
政府与权力。哈耶克把政府行为分成强制性措施与服务性活动两类，二者的目标都在于为个人决策提供一个有益的框架，从而使个人在其中能够寻找到能够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弊端，认为不对政府权力施以限制，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与和平，而且还会摧毁民主这一维护自由的手段。
自由与责任。两者密不可分，个人责任意味着个人必须照管自己的福利，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对责任的恐惧必将导致对自由的恐惧。
强烈批判平均主义。追求绝对平等最终只会极大地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政府的目的仅在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环境，实际上，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潜力的参差不齐的，无法保证每个人的结果平等。
哈耶克经济主张
反对经济计划。在社会经济领域引入一定程度的计划性是必须的，但是，这种计划性不能 竞争占据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手段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分配问题。认为，由市场所决定的分配是最公正的，任何人为的分配措施都会破坏这种公平性。反对用集权的方式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以期达到均等的目的。
推崇经济自由，倡导市场竞争。认为，没有经济自由，不但各种东西不可能由那些最懂得如何生产因而能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来生产，而且所有消费者最喜欢的东西也不可能生产出来。在一个经济自由的社会中，要尽可能运用竞争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
哈耶克对西方社会保障的批判
1、收入保障制度的后果
首先，与选择职业的自由不相容。当一个人的收入受到保护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失去选择职业的自由。其次，有可能带来特权，影响他人的利益，从而对自由构成损害。
再次，导致社会对立和价值标准的蜕化。这种社会价值标准所强调的不再是自立意识和行为，而是对收入保障的追求。
2、对国家保障的批判
对国家统一控制和实施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尖锐批评。
反对由国家垄断的养老金制度。
反对实行国家单一控制的健康保险制度。
关于失业保险制度。
哈耶克关于西方社会保障建设的主张
1、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
为了避免各种灾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其合理性，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普遍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该想所有的人提供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保障的花，普遍追求社会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罪严重的危险。
2、贫困问题与最低生活保障
哈耶克分析了弱势群体的产生过程。由于地方社区中的生活纽带断裂了，又由于高度流动和开放的社会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人与特定群体之间不再有紧密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在蒙受不幸的情况下再指望从这些群体中得到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不应当由于目光短浅而不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去救治贫困。
主张实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在他看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就是应对遭受市场影响的弱势群体的反抗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先决条件，即只有证明他存在这一需要，他才能有权享受这一最低福利。
3、社会保障政策选择
在市场之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自然进行且不受阻挠。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本身的提供也应体现出竞争原则，他强烈反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垄断行为。
对社会保障的资源及时性进行评估。
给个人责任的发挥留下空间。各种新方法自发产生且迅速发展，多种多样的实验都会进行，这些都肯定会找到解决当前一些紧迫问题的新答案
第二篇：哈耶克评论
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自由秩序原理》读书笔记* 朱苏力
意志自由理论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发明。
——尼采 [1]
哈耶克的进路
许多人曾经以不同的进路（理论的和诗意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如果仅仅就对促进人 们充分理解自由的重要性并为之行动而言，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许并不比裴多菲的名章“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普通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因为，从根本上看，自由于人之可贵并不在于它有一个重要的很能自圆其说的论证；而在于 自由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需求。自由对于人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如何阐述出来的，而在于是否为人 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感受到并得以坚持。无论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志士仁人，还是为 了婚姻自由而私奔甚至不怕被沉塘的村姑，我想都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而追求自由，并以自 己的行动甚至生命实践着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证只是强调 自由的进路之一，而不是唯一，它并不具有更本真的特点。世界可能会因为哈耶克关于自由主 义的论证而多了几个哈耶克的理论信徒，但是世界不大可能因为哈耶克的论述而增加了对于自 由的本能渴求。
我这样理解哈耶克，并不是贬低哈耶克，而是要使哈耶克获得他应得的地位。我并不否 认哈耶克对于自由之阐述是有贡献的。但是这种贡献不过是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开 篇中所言：“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之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 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递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而 且他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亦几乎无力作出直接的回答。”[2]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的一位重 要思想家，他为市场经济的辩护无疑是深刻的，同时是影响深远的。然而哈耶克的贡献就在于 针对当代的一些问题，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以一套新的学术语言和概念对于自由作出了重述。因此，哈耶克为自由的辩护也许只有在自由主义的论述传统之中才是独步20世纪的。
哈耶克自由论述的独到之处，在我看来，在于他的论证进路是个体主义的知识论，而不 是或不限于传统的政治哲学。他的基本命题是，自由使得每个个体都能更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知 识，进行空前的实验和创造，积累对于自己有用的知识，但由于人类具有模仿能力，个体也就 是在积累对于人类有用或潜在有用的知识，他人和人类社会可能以此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和危险。[3] 例如，在一种群居形成习惯的社会中，一个人独居寡处可能会被这个群体的其他 人视为怪僻、异端，但是，按照哈耶克的论证逻辑，个体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创造了一种 替代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一场人们无法事先预知的迅速传播的瘟疫，仅仅由于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不仅这个个体可能得以存活下来，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有可能为他人 效仿（而不是“知道”或“理解”――在哈耶克看来，人的更大能力是效仿，而不是知道），因此可能使这个群体免于灭顶之灾。同样的道理，个体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有可能为人类改善自 己的生存状态而利用。因此，这种逻辑不仅对于一个群体是如此，对于一个社会，甚至对于整 个人类均如此。因此，自由在哈耶克那里，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绝对价值出现的，而是从其对 于人类的生存价值上分析的；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自由永远是人类生存的backup, 是一种战略 储备。在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的自由是功利主义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这种为自由的论证 或辩护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据我有限的阅读还没有哪一位学者曾经在这一高度上论述过自 由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一般只是从自由能带来社会繁荣兴旺这一点上论述（例如密尔），或者强调自由本身对于个体的价值（例如康德）。
哈耶克的这一基本命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假定，一方面是关于知识主体的，即不可能有一 个全知全能的人，个体的理性总是有限的，即有限理性的假定。这一点已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 视。但是，在我看来，哈耶克的论述中还隐含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环境的假定，即时间 和空间都并非一成不变的，我称之为时空非均质化假定。这个假定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义 上，这一假定甚至是前一假定的前设，如果接受了这一假定，甚至必定推出有限理性或理性不 及的假定。对于这后一假定，我将在后面论述。
迪尔凯姆的进路
哈耶克的论证是强有力的。但是，如前面所强调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唯一 的论证进路。实际上，从其他理论进路，其他学者曾经或者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据我有限 的阅读，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迪尔凯姆以及其后法国学者，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常识进路— —“情况是不断变化的”。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两书中都提出过与哈耶克相当类似的观 点，尽管是从一条与哈耶克相对立的进路――总体主义的（holistic）进路，并且没有直接讨 论“自由”的问题。[4] 迪尔凯姆认为，所谓违法犯罪不过是对集体形成的一种惯常的行为习惯和道德（集体良知）的违反，这种违反，在每个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并往往受到制裁。但 是他认为，其实犯罪“为必要的改革直接作了准备。哪里有犯罪，哪里的集体感情就处于为形 成新的形式所必要的可塑状态”；他特别举了苏格拉底为例，认为“尽管按照雅典的法律，苏 格拉底就是一个罪犯，对他的判决也完全正确。然而他的罪行，即他的独立的思想，不仅对全 人类有益，而且对他的祖国也是有益的„„，他的罪刑为雅典人所必须的新的道德和新的信仰 的形成作了准备。”因此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犯罪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成分。”[5] 他还曾指 出“如果考虑到社会在同一时期里不仅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那 么这种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现在没有未来的萌芽，那就不可能有未来。”[6] 特别 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在强调自由的时候，并不仅仅强调思的自由，而是更强调做的自由，[7] 实际也就是强调竞争的自由。因此，在这个关于违背常规对于人类生存和繁荣的意义问题上，迪尔凯姆和哈耶克的论证的实质性要点是一致的。
当然，迪尔凯姆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性与个体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由”。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成哈耶克笔下的自由问题的讨论。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至少在我看来，迪尔凯姆甚至更为深刻。哈耶克强调自由无疑是对的，他看到个体自由在社会 中可能受到限制，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受到压制，但他不承认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两难，而更多 倾向于将“自由”在近代社会之丧失视为一种虚假个人主义欺骗的结果，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结 果。他的解决办法是在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一个法律下的自由制度。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实 际只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无法落实到实践层面；他只能提出一些原则，而无法落实在操作层面。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追求自由概念上的包容性。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而且也仅仅是1 8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后人――他的进路限制了他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 把握。尽管他是经济学家的重镇，但是一旦进入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问题时，他基本停留在1 8世纪。迪尔凯姆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发现这种社会有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是一种难以在理 智、智识甚或制度层面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一种人类的近乎“荒诞”的悖论的或两难的生存状 态。这并不是说迪尔凯姆认为社会规范性与个人自由就一定是对立的，迪尔凯姆和哈耶克一样 都意识到社会规则会促进自由；但是，哈耶克从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路没有看到的，而 迪尔凯姆特别是迪尔凯姆的后代法国学者例如福柯和布迪厄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看到了的是，社 会如果要成为一个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在一切方向上发展，无论在社会资源、知识路径、社会 结构上都不可能，因此社会即使在促进最大可能的自由时，也必定会有自由的“机会成本”的 问题，而且我们无法事先计算这种自由的机会成本。
迪尔凯姆的这一洞察到了福柯这一代就更为明显了。福柯的大量著作都充满了对那些被 压抑的声音的同情，展现出他的知识考古所发现的被埋藏的那些知识，他更展现了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自由是如何在征服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福柯的名言所概括的，“启蒙运动发现了自 由也发明了训诫”。[8] 布迪厄关于社会结构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所针对的问题也是 类似的问题，尽管布迪厄讨论的不再是迪尔凯姆的具体的自杀或犯罪问题，但布迪厄不过是在 法国的迪尔凯姆传统中以一种更为理论化的框架重构了迪尔凯姆的问题。[9]
常识进路
我们再转到我所说的“常识进路”，即强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当然，这里的“情 况变化”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如果从这一进路看，甚至无需假定个体的有限理性，我们也将同样得出自由重要的结论。相反，所谓关于人的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都不过是情 况不断变化的结论。在空间上，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因此，对于一地一事知识之了解不能压 制他人对于此地此事之了解，在时间上，由于个人生命之有限，前人对于某地某事之做法不能 排除后人对于某地某事之做法。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常识，那么所谓理性有限不有限、及与 不及的问题几乎可以完全无关。
事实上，如果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传统中看，所谓理性有限或理性不及这个概念也许只有 在西方传统中才是有意义的，甚至才可能发生。因为，在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一 直预设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此后，由于所谓的“人”和“理性”的 发现，一个大写的理性或人又先后取代了先前上帝的位置；甚或可以说，人又“按照上帝的面 目创造了自己”。因此，只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进入现代之后，才有必要、同时也才有可 能提出理性是否有限或有所不及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构建出来这样全知全能、理性无际的神人，中国传统只有圣人，但这只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智识上的，即使是圣人也强 调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正因为中国人这种关于世界“情况不断变化” 的前提性判断，这种强调面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实践理性，因此，中国人似乎历 来不大相信原则（道德原则似乎除外），人们总是强调自己去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获得真知，获得创新。这种思路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思路，就是所谓“普遍真理与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思路，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之所 以取得相当成果的一条基本经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近乎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尽管其论证方式完全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进路，完全不需要有限 理性的假定。
因此，哈耶克对于自由的论述很难说是一种“最正确的”“最真实的“进路，因为并不 存在这样的进路。“太阳底下无新事”，“条条大路通罗马”。
自由的两难
但是，在我看来，哈耶克并没有充分回答为什么自由会被“遗忘”，为什么“传统的语 词和表述会无力对当下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对于这个问题，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一 种虚假的个人主义，一种欧陆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偷梁换柱篡改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这种分析 有真确的成分，但仅仅从思想传统上辨析，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违背了哈耶克自己关于制度 是行动的产物的命题。我们可以沿着哈耶克的逻辑来分析哈耶克，我们可以发现其在理论上难 以自恰或有不少虚构。哈耶克认为，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产生 更具生命力和活力的自发秩序，保持社会的高度自由状态。但是哈耶克所批判的福利国家、“ 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因素也同样在英美发展起来了，这很难说是为一种虚假个人主义所蒙 骗的结果，如果哈耶克坚持自己的理论，他就应当承认，这种所谓的“奴役之路”也是一种“ 自发秩序”。在这里，不分析社会历史条件的演变，而仅仅分析观念或学说的演变，哈耶克对 历史难题选择的是一个最为小儿科但未必能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进路仍然是18世纪政治哲学 家的进路，尽管他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对19和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显然是缺 乏了解或缺乏重视的。
如果仅仅从逻辑上看，自由之所以被“遗忘”（其实未必会被遗忘），就是因为自由有 一个内在的两难。简单地说，自由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就是可以不断创新，不断竞争，按照自己 的意愿进行社会交往。但是一旦要进行社会交往，就必须要有一些起码的规则，也就是要形成 哈耶克也不得不认可的那种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规则并不等同于剥夺自由，相反，规则往往是自由得以构成的条件之一；即“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但是，它也毕竟 要求“有所不为”。因此，不可否认，规则对于自由创新是有限制作用的。如果要写诗，就不 能像写小说那样写；用中文交流就必须不能夹带太多英文单词同时使用俄文语法。并且这种规 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稳定性和持久性实际上就是要限制创新，排除创新。而 且，由于事先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创新是对未来有意义的，这种限制和排除也未必就是不正 当的、恶意的或毫无道理的。因此，即使是一种起初自由的制度，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没有 异端，长期下去，也会逐步僵化起来，缺乏新的包容性，对某些创新变得不自由。因此，就现 实生活来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各种创新创意层出不穷永远竞争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有，也是人们无法忍受的。因此在人的生命对于未来之预期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保守即希望相对 简单、稳定和稳步发展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本身是对自由和创新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哈耶克似乎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一两难问题；或者看到了，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出了法律下的自由这一概念，因此在思辩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思 辨式的答案无法回答现实中的具体难题。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迪尔凯姆的思想要比哈耶克 更为深刻。在迪尔凯姆看来，个体的创造力往往会被一个社会视为某种异端，甚至是犯罪，而 且社会也的确有理由这样认为；但恰恰是这种创造力是未来的种子，是社会变迁的开始，是对 社会的重塑。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二部分中，并没有展示人类自由的这种无法避 免的两难，而是试图用法律下的自由、自由秩序、自由的原则这样一些大的原则来描述一个自 由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一个法律的乌托邦。事实上，这也是哈耶克为什么在这一部分总是言不及 义，无法讨论具体的法律问题，而只能限于重述一些永远正确的“大词”（波普尔语）或原则，一些法理学的常识或理想的根本所在。[10] 在我看来，这第二部分是缺少份量、最缺少干 货的一部分。[11]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哈耶克并不要对法律下的自由作出详尽分析，他只是提出 一个自由的理想，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以鼓舞人们为此努力。这种反驳是无力的，是偏袒的，是无原则的。如果仅仅是想提一个乌托邦，我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孟子的“老吾老及他人 之老，幼吾幼及他人之幼”或基督教的天国，甚至哈耶克批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什么地方 弱于哈耶克。固然，作为理论应当具有独立于现实的一面，但是，如果一个理论完全不考虑实 际操作问题或者实际上无法操作和实现，那将无非是一种煽情，和“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与“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之类的命题毫无两样。
法治
哈耶克在第二部分中集中讨论了自由与法律。其中有不少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然而是 自我重复的思想，例如法律与立法的区别，自发秩序等等。然而，令人不满意的是，恰恰是在 法律和法治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新的可以称之为他的贡献的。他基本是重述了到20世纪末已 经成为常识然而未必真确的一些原则。特别是在第10章中，他似乎要界定法律的特性或者是法 治的特性，然而，他的分析就总体说来，没有任何独到之处。
他列举了“真正的法律”的一些特性：抽象的一般性规则，具有公开性、可预测性，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溯及即往。然而这几点不仅为受哈耶克批评的戴雪等人早就系统指出，[ 12] 而且这些特点若要仔细分析起来，实际就是一点，强调规则的统治，其目的和功能都是为 了和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规则作出合理预期和安排，并在规则的制约下，同时也是在规则的促成 下充分运用个体的知识。[13]
例如，法律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就是说一个法律不能是对个具体问题的决 定，而必须是针对所有人的某一类问题。事实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法律，才可能称之为规 则。如果总是针对一个具体事件或某个具体个人，这样的“法律”就是一个行为（act），就 是哈耶克所说的命令，而无法成为规则。又如法律公开的原则，即制定法必须颁布，法律必须 为人们所知晓。[14] 但是法律为什么必须公开，必须为人们所知晓，这里的核心问题也许并 不在于法律是否“颁布”本身这个行为，重要的在于颁布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使人们了解法律的 最便捷的途径，尤其是在一个以文字作为基本的交流手段的社会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强调的是普遍性还是公开性或可预知性，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都是法律便于人们掌握、预测和利 用。而只有法律作为规则时，才是便利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际是法律普遍性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因为只有对人们同等适用 的法律，才有可能并便利人们了解和预测，人们才可以从他人如此行为的得失中预测自己的类 似行为的后果，从而了解规则。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因不了解法律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自己 应如何行为，而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又如法律不溯及即往的原则，也正是因为人们无法依据 尚未形成的法律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司法独立则被视为规则性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的保 障。从这一方面看，所有这些特点都可以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费用来解释：规则性是节约信 息费用的，规则是有效率的。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号称不成文法的 普通法国家，为什么可以没有法律颁布的问题，以及在小型社会之中，也没有成文法，为什么 仍然可能有法律下的自由。这就是因为，在这里，尽管没有成文法，人们也仍然可以依据他们 的习惯行为和一般智识、根据他人的行为后果预测法律将如何要求。事实上，现代各国的法律 实践也总是认为，任何个人不能以不了解法律而作为违法的借口。因此，法律的所有这些特点 以及法治的这些标准，都是为保障人们预期、运用个体知识的不同说法而已，而并非什么可以 分解的特点。这种分析本来应当成为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研究自由与法律的自然延伸，然而，哈耶克不知是放弃了还是并不理解从他自己的知识论进路研究法治的巨大可能性。
由于放弃了这一可能性，哈耶克实际上就只能回到传统的政治法律哲学，在法律概念或 特性上兜圈子了，并试图依据这些所谓的原则来规定法律或评价。由于不熟悉法律问题，他甚 至得出一些荒唐的结论。例如他批评霍姆斯关于一般性法律命题并不决定具体案件的观点，[ 15] 认为这是进步党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一种表现形态）的观点。这种将法官从长期司法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充分反映了一个脱离法律实践 的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偏见，并且会堕落到何等程度。在哈耶克看来，一般性规则似乎是永远 是明确的，所有的案件也总是齐整地落入这个或那个众口称是的规则之内，因此必定可以用一 般性法律命题来裁定具体案件。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每个案件都可能涉及到诸多规则，或者因 为当事人各方在规则指导下利用他们个体的知识而不得不涉及到诸多规则，甚至有许多案件是 两可的。例如商家完全可以以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而反对知假买假的做法，王海这样的消费者 也完全可以诉诸同一规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声称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境况下，一般性的抽 象法律命题就很难解决具体问题。解决具体纠纷时究竟运用哪个规则，因此，就无法与审判者 的判断相分离。空谈法律的基本特点和一般原则至少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就 如同仅仅懂得保持平衡之原理的人未必能骑好自行车一样。世界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在理论层 面懂得了某个原则而变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几十年前研究得出的 并在此书中多次重复的结论：市场、法律、语言和国家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对原则思 考的产物。[16]
由于对于自由原则的高度重视，哈耶克得出的另一个重大的然而又是有重大问题的结论，这就是他对程序的轻视，以及逻辑上的一系列自我矛盾。哈耶克在许多地方主张要区分形式 合法和实质合法，强调法律必须坚持自由的原则，并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良法之治的观 点。如果仅仅在思辨层面，这并不成问题，但是哈耶克将这种观点延伸到司法实践中，这就造 成了依据以自由为核心的“高级法”对立法进行实质性审查可以保证法律不出差错的观点。当 然，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真正了解高级法的全知全能且没有偏私的法官或法院 的话。问题在于哈耶克将美国最高法院当成了这样一个具有神奇才智的范例。这如果不是无知，那么就是欺骗。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是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大多是由历届总 统从自己党派中挑选的，其中一些人往往会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决一死战。[17] 在许多重大问 题上，最高法院都是分裂的，甚至是严重分裂的。例如受哈耶克批评的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 义”措施，为最高法院之否决仅仅是以4：5票之差，而此后不久近乎同一的法案在罗斯福“重 新包装最高法院”的威胁之下又以5：4获得通过。这就表明哈耶克所主张的以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高级法来审查法律并不像哈耶克所描绘的那样可以信赖。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Dred Sc ott案件，此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美国联邦政府立法之后，竟然肯定了一个因来到北方 而成为自由人的黑人返回南方后仍然是奴隶，并因此认定联邦的有关废除奴隶制的立法（密苏 里合约）违宪。此外，尽管哈耶克大力批评法律仅仅重视程序性合法或形式合法，而事实上，他所强调的“真正的法律”的那些特点本身都是一些形式化的特点，并且他所赞美的司法审查 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程序化的制度。
在第二部分中，诸如此类的事实、分析上的问题以及自我矛盾之处相当多。
哈耶克的失足之处
这个小标题本身也许就有问题：也许哈耶克根本就没有失足，因此谈不上失足之处。尽 管有这种可能，我还是认为哈耶克在这本著作中违背了他的知识论的要点。尽管哈耶克认为人 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是无法言说的，但是哈耶克在许多问题上似乎表现出一种“致命的 自负”（借用他自己的一本书名），即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关于自由的真理，这 最典型地（或之一）表现在他第一章中对作为单数的自由与复数自由的辨析上。这种辨析是需 要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字里行间，他充分展示了那种霸气，即只有自己所理解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精髓，而其他都是假的或误解。他相信天才，过分地不相信所谓的 即时民主，都是这种智识上的精英观念的体现。我当然承认人的智识上有差别，也不大相信民 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如果有一点休谟传统的怀疑主义（这是哈耶克尊敬的传统），那 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样应当有一点自省。
哈耶克的另一个失足之处可能来自于他对计划经济的正确批判。由于在这一方面判断的 正确，很可能导致他对自己判断所依赖的某些思想根据统统确信无疑。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判 断完全可能是一个系列错误的结果。一个人相信气功有疗效并且确实在气功锻炼中病愈的人也 许“证明了”他关于自己的病会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因此证明了他关于气功治病的确信 和推理是正确的。人们常常因为而且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某个判断得到“证实”而误认为自己的 理论资源都是正确的。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的判断可能是来自他的理论，但未必如此；在我看 来，更可能是洞察在先，而论证在后。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证实都是可疑的，都不具有终结性 ；也正是看到了一点，波普尔反对证实论，而主张证伪论，尽管在另一个意义上证伪也仍然是 证实。
上述分析，并不是要贬低哈耶克。而是要将哈耶克放在一个知识传统和脉络中来理解哈 耶克，从而看到他的贡献和他缺陷。同时这也是坚持哈耶克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其他进路的基本 命题，即关于自由重要性的论证并非只有一条进路，而是可以并且也应当有竞争的。人们对于 自由之理论论证之接受，如前所说，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该理论的论证是否周密、详尽，而在 于他们当下的欲求；并且取决于理论范式的简洁和畅销（这在科学上常常如此），并因此也取 决于理论的路径依赖。如果我们在获知哈耶克对自由的出色分析之后，误以为这就是对自由的 唯一论证进路，我们就很可能会忘记哈耶克关于自由之真谛，而成为一个哈耶克教条主义者。
为了强化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理论和论证之所以获得了世界的 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刻地看到了、预见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认为，并不一定是由于他的理论深刻，最终使得人们最终理解了他的 理论的重要，而是因为世界这个大文本改变了他的小文本的意蕴，是一系列非话语的实践改变 了其话语的意义，改变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解释。
写到了这里，获得这样的感想，是我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但是我并不想因此否定哈耶 克，哈耶克的许多洞见仍然是深刻的，但是，就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阅读来看，他最有独创意 义的并可以称之为贡献的是他的知识论，而不是他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
1998年2月25－26日于北大蔚秀园
*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春季号。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 in Human, All Too Huma n, trans.by R.J.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no.9, p.305.[2]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页1－2。
[3] 《自由秩序原理》，第2－4章。
[4] 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5]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页88，89。
[6] 《自杀论》，页346。
[7] 《自由秩序原理》，页34。
[8]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pp.222.[9] 当然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追溯到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 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据萨拜因，实际是指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但并不一定具 有贬义。见，《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章。
[10] “我们由此进入了法理学领域的探讨，但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去关照其间的问题。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保障个人自由的各种制度的进化过程所持的认识，主要依凭的 既非法律家的观点，亦非历史家的观点。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一种理想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 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除个别时期以外），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理想或者说不尽 完善地实现了这一理想”。《自由秩序原理》，页7。
[11] 不尽如此，哈耶克的这一部分甚至使我怀疑他对法学研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真诚。这两点指责是严厉的，但并不是苛刻的。哈耶克根本没有理解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 停留在前法学阶段的阶段；例如关于法律的基本特点的分析，所谓普遍性、一般性、公开性、可预知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即往等。他对霍姆斯、戴雪的批评都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不着边际的批评。他所引用的学者或语言显然太随意和太selective。他对约翰· 马歇尔大法官的赞美和引用完全无视马歇尔的所作所为。他甚至隐含地默认了以司法审查方式 肯定美国南方奴隶制的Dred Scott案件，但又不提出自己的理论论证。他完全无视美国最高法 院是一个由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人组成的机构，而将它视为一个有集体意志的人格，这 也完全违反了他的个体主义研究进路。这种例子太多了。在这里，我并不是仅仅因某些问题质 疑哈耶克，而是使我对这一部分所体现的哈耶克的学术品格产生根本怀疑――我更倾向认为他 是自由主义的辩护士，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12] A.V.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Macmillan, 1968, pp.188-196，提出的法治三原则，大致是，法律必须事先确立，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司法决定法律适用;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ed., Yale Uni versity Press, 1969，提出了8项原则：法律的一般性、公布、不溯及即往、确定、不自相矛 盾、可行、稳定和实际落实；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Clarendon
Press, 1980, 基本重复了富勒的原则，增加了规则限制的裁量和官员守法两点
[13] 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葛利亚经过多年司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治就是规 则之法（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见，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 w as a Law of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56, no.4, 1989, pp.1175。
[14] 这一点，如今――由于法律太多――已经为法律必须可能为人们所知晓所替代。大 量的立法，实际上包括律师都不可能完全在不查阅法律的情况下知晓（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律师，甚至律师也需要律师），更不用说常人了。
[15] 《自由秩序原理》，页194。
[16]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 991年，页7以下。
[17]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赞扬过的Marbury v.Madison案件；关于此案的背景，请 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1期。
第三篇：哈耶克论自由
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及其认识论基础均是错误的
在1984年出版的《哈耶克论自由》中，格雷（Gray, 1984）对哈耶克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做了较深入的理论评述，由此赢得了格雷本人在学界的学术声誉，并致使哈耶克本人在生前把格雷视作为学术知音。在这本书中，格雷对哈耶克的赞誉之辞、之处颇多。格雷曾把哈耶克描述为一个康德主义者，还说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至深（然而，从哈耶克晚年的自叙中，可以断定，格雷显然主观臆断了哈耶克理论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另外，格雷对哈耶克思想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关系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对此，笔者以后拟以专文评析）。
在这部著作第一版中，格雷曾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并非常准确地辨析出了该理论的三个基本点：“看不见得手”（的演进机制），默会和实际知识（tacit and practical knowledge），以及传统的自然演进。从这部书第一版的整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格雷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在这部书1998年第三版的“后记”中，格雷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及其整个社会理论和哲学基础则基本上进行了全面地否定与批判。
格雷对哈耶克理论的全面挑战，首先是从哈耶克理论进路的知识论层面上着手的。在理论层面上，格雷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面相上来说实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哲学一种“回光返照”。格雷认为，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两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说，格雷认为，我们并不知晓与达尔文生物进化相类似的任何文化进化机制。从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论来说，它之所以是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它不能界定文化进化的单元是什么。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进化单元并不是生物种类，甚至也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或者说基因链。那么，在社会领域中，哈耶克所说的文化进化的单元是什么？并不清楚。照哈耶克本人看来，文化进化的社会单元似乎是社会群体。然而，格雷认为，在社会体系中，将社会群体及其习俗和传统分割为单元个体而进行评估是极其困难的。
即使绕开这一问题，格雷又发问到，如果文化如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是进化的，那么，进化的标准与尺度又是什么？如果把社会群体的沿存及其成员数量的多寡作为文化成功的标准的话，那么，覆盖众多人口的华夏文化、印度文化和非洲文化岂不是比覆盖相对数量较少但具有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的人口的欧洲文化更先进？因此，格雷认为，尽管哈耶克在其晚年的许多著作中从竞争和社会实践中的自然选择之角度对文化进化有过大量论述，使其好像有一个辉煌的文化进化理论，但在实际上，他只是提出了一种科学的隐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格雷还进一步认为，由于哈耶克仅仅依赖于“群体选择”这样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使他忽略了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体制出现和消亡上的历史偶然事件。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在哈耶克文化进化论中的这些问题，自然会影响到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在1992年在苏黎士召开的哈耶克思想国际讨论上，格雷（Gray, 1994）就开始断言，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概念，并没有唯
一、清楚和连贯和含义，而是许多独立论题的“大杂烩”（an eclectic conflation），而这些论题，或者是问题百出，或者明显就是错误的。譬如，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自发秩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其他生物种群、自然现象如星系、磁场、晶体等等之中。因此，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秩序”除了意指某种自我复制的结构外，究竟含义是什么，并不清楚。然而，很明显，哈耶克是在“不含价值标准”（value-free）意义上用“自发秩序”来称谓和解释所有自我调节系统的。但是，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在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良益的，仅仅是非设计的、相对稳定的、并能够在一定时间里能自我复制就够了。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只要有人们交往中的协调现象存在，不管是在战场上，在监狱中，在集中营中，还是在犯罪团伙的交往和竞争企业的价格战中，只要人们的活动不是由计划和和单个人的意志来协调，而是出自习俗或惯例的自发调节，就会有“自发社会秩序”。因此，“自发社会秩序”应是一个不含道德评判的概念。既然如此，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自发秩序”决非仅仅是被用来作为一种解释和比喻用场的价值中立的概念，或者说哈耶克只是在实证社会理论的意义上使用它。事实上，哈耶克的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的规范意义。因为，照哈耶克看来，只要人类的经济生活是通过一种自愿交换的网络来实现的，所有成员的福利都会得以增进。很显然，根据哈耶克在阐释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性的知识论中所衍生出来的自发社会秩序的理念，在人们自愿交换的网络中所产生的人类活动的协调，要比任何通过人为理性设计和全面计划的社会安排更为优越。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中，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内在矛盾。
根据对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这种理解，格雷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套法律规则——如能强制实施的产权以及契约条件，市场过程作为一种自发秩序可能并不能比黑社会更有社会益处。哈耶克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照格雷看来，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之谬误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从由市场制度的法律框架所支撑的作为一种自愿交换体系的市场过程的良益之处，错误地推论到这一法律框架本身也是由一个自发过程而来的，从而也是一种自发制度。格雷认为，如果按哈耶克的思想而相信法律规则及其法律体系也有一个进化选择过程，那将是一种理论幻觉，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哈耶克误解了资本主义的原生过程
在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念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反思性地批判之后，格雷又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指出，哈耶克思想的偏激方面，部分源自他对资本主义原生过程的错误理解。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演进发展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然而，照格雷看来，正如卡尔•博兰尼（请注意，这里是作为经济史学家的Karl Polanyi，而不是政治哲学家和哈耶克的友人的Michael Polanyi）在其目前仍然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大师级著作《伟大的转变》（Polanyi, 1957）中所陈述的那样，自由市场体制并不是来自“自发的发展”，而是经由国家政权所人工制造出来的（artifacts of state power）[ 3 ]。譬如，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市场就是国会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经由一个强权政府的法令（fiat）而建构出来的。因此，格雷认为，英国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无计划渐进变迁结果，而是强势政府的设计物（resolute statecraft）。
从历史史实来看，格雷认为，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时期，一些产权被创造出来，一些产权也被废除了，而在过去内生于市场交换中的习俗也被宣布无效了。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社会环境可能最适宜自由市场的发展。尽管如此，格雷认为，这一时期英国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并没有沿存多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市场已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了。许许多多的非协调的立法干预（并不是完全出自整体设计，而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和促使市场运作而寻求解决办法）出现了。正是经由这种刻意的国家设计，自由市场在英国“自发地”消逝了。
格雷接着指出，哈耶克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市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认识上的错误观点表明，他在理解各种法律体系与国家的诸种关系上犯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这就是他把独一的英国普通法实践视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范式了。特别是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他把法律视作为一种进化现象，一种通过经由历史积累增生的习俗与惯例体系（这里格雷显然忽略了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法学理论中历史学派如Friedrich Savigny, Henry Maine等在法律起源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七章）。格雷认为，这种法律模式并不适应许多法律体系，如欧洲大陆具有制定法传统的国家，甚至也不适应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罗马—荷兰法系植入过程。又如在当今世界最持久和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制度的土耳其，其法律制度完全是出自一个人的创造，那个人就是Kemal Attaturk。格雷由此认为，在土耳其这个国家，支撑其西方式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法典，并不是无数的演进增生的结果，而是出自其政治家敏捷和勇敢的领导能力。根据上述史实，格雷断言，与哈耶克的认识完全相反，英国的经由缓慢普通法演进过程而型构出来市场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极其有限的特例，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样板。
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对转型经济各国的改革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果照格雷的上述观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从根本上来说“tells nothing”，其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也是错误的，并且哈耶克又错误地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生过程，那么，哈耶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又在哪里？格雷在《哈耶克论自由》第三版的“后记”中指出，如果说哈耶克还有任何理论贡献的话，那就是，他“比二十世纪的任何思想家都懂得中央计划（体制）无能再创造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即使在这一点上，格雷也紧接着就对哈耶克打了很大折扣。他说：哈耶克“完全不能理解无约束的市场（unfettered markets）在自由文化（环境）中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他捍卫与传统有关的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自由概念，而忽略了自由市场从许多方面改变和破坏传统，他的思想也被致命地削弱了”。
在谈到哈耶克在与中央计划体制论战上的理论贡献时，格雷还对哈耶克进一步打了折扣。他认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央计划体制的可行性并没有被任何理论——包括哈耶克对这一体制模式的理论挑战——所证否（这里也说明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格雷对这方面的经济理论文献了解甚微。笔者在《经济科学》1999年第五期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已对这方面的文献——包括Amartya Sen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篇重要论文的观点——做了综述，并加了自己的一点边际思考，参韦森，1999），而是被世界史实所证否了。
既然中央计划体制的可行性像格雷所认为的那样已被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实践所证否了，那么，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各国所面临的（就如哈耶克的友人迈克尔•博兰尼早在1951就指出的那样）就不再是在市场制度和中央计划模式上的选择，而是在好的还是坏的市场制度上的选择。在后一种选择上，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又有多少参考或“指导”意义？格雷直言回答道：“（the）Hayekian theory spawns a host of disabling illusions”！
首先，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认为，市场制度是出自人类行动的非计划的结果。格雷说，这只适应于原初市场（rudimentary markets）的情形。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制度决非是这样出现的，而是法律和政府设计的人造物（artifacts）。因为，照格雷看来，非原始形式的市场制度均是法律（如产权法、合同自由的条件与限制）的创造物，而非自然演进的结果。因此，格雷认为，哈耶克在市场制度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归纳（即把伴随着数百年普通法非计划发展的英国市场型构的经验，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板——这里格雷似乎自我否定了他认为英国市场是议会专制主义刻意建构之结果的观点），只会“坑害”（betrays）后计划经济各国的市场改革。
格雷接着指出，即使承认英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也没有数百年法律进化的历史自由空间。甚至即使这些国家有数百年法律进化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谁也不能预计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型构出英国式与普通法内生在一起的市场制度框架来。因此，格雷认为，在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普遍缺失市场运行的法律框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建构主义的立法，才能创造出这一框架（曾任教牛津、巴黎等大学的老资格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Anthony de Jasay（1994）曾讽喻格雷的这一改革思路为“无马先置鞍”）。否则的话，如果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均采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的改革思路，即采用俄罗斯“粗野的”、“自发的”、“哈耶克式”的私有化路径，只会导致改革的“作俑获利者”（nomenklatura 〔1〕）的“寻租”，结果产生出一种“黑社会势力”（mafia）控制经济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因此，格雷的结论是，非常清楚，哈耶克的市场制度自发型构模型，只是对一个西方国家（英国）市场发展特例的“堂而皇之”的理论归纳。它对解决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今天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 * *
对格雷教授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上述全面的“建构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笔者这里不想做任何评论（在最近在剑桥所撰写的一篇英文论文中，笔者已在某些方面与他做了些讨教）。这里只想留下如下两个问题让读者去思考：如果现在处于“转型时期”的原行政控制经济各国均能有“全知全能”的为市场经济设计运作规则的“政府计划者”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二十世纪“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的历史证明？中国二十余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及俄罗斯改革的长期困境，是证否（falsified）了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还是证明了格雷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建构主义的批评？
第四篇：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终于有机会细细品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次听到哈耶克的名字，已经是21世纪的初叶了。在世纪之初的几年间，哈耶克的名字被一众“大家”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圣人”的代名词。他对于市场和自由经济坚定不移的秉持，他言论的毫不犹疑和没有任何折扣的态度，的确也使得他本人和所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的振聋发聩，令人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是个怀疑论者，所以即使对于哈耶克这样的大家，也总是要从一旁的角度先静静地欣赏，然后才能够慢慢走近其思想殿堂。这并不意味着我先入为主的“狭见”，恰恰相反，我的“旁观”，首先（同样地，也）是没有折扣的吸收和尊敬，并非要从中挑出什么“骨刺”。
但我却是要对着一众“信徒”表达我的高度怀疑的。信徒者，特别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展示自己拥趸和笃信态度和地位的，总是要在心中揣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或者期望，至少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争先精神。所以在“信”的阶段，通常是择自己最能够产生共鸣也是最容易影响他人态度的内容，尽快地将它们曝光，且不断强化。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解读”和“诠释”。古往今来，“大家”风范，大概就是如此。
而哈耶克，以及他的著作，恰恰最适合“信徒”们的传播并加载自身的意象价值，从而将这种所谓的“价值”延伸并快速产生出不同于原作者本身的影响力。他的观点直接、简洁，几乎完全摈弃学术家们惯常的繁琐求证和引用，并且“最恰当”地切中要害。一些文字几乎不需要解读，就能够轻易地应用于近80年时间跨度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和时点。它们如此恰当地洞察了计划经济与专制制度的必然联系，并且“更恰当地”阐释了市场与自由经济的美妙表现，以至于这种阐释轻易地就能够被转译为一种先知般的“预言”，并使之与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美妙融合。
总之，哈耶克的思想，不仅具有完美的预言特征和文字及逻辑的表现力，更具有完美的现实映照，有着比《圣经》更加迷人的内外兼修的实践意义和触手可及的魅力。这当然会使得“大家们”，特别是希望成为一个变革时代助力者甚至核心推动者的“精英们”浮想联翩，不能自持。
第五篇：哈耶克与《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与《通往奴役之路》
奥地利学派发展到20世纪，出现了一位自由主义的斗士，近乎于偏激地为自由市场经济摇旗呐喊，其思想贯穿整个20世纪，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一、哈耶克及其经济学成就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的奥地利维也纳，一战中曾在奥匈军队服役，192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3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然后留学美国，1927年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的支持下，担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由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他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教授，50年代后又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个职位工作12年，又来到德国弗来堡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44年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使哈耶克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理论家，1974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指出，哈耶克把经济“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像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之类的因素，以及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等诸多方面，而且“既深刻又有创造性”。哈耶克一生获得很多荣誉，被赞成经济自由主义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提议封为荣誉爵士。
哈耶克在经济学上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观点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个体通过市场从事自由贸易的权利。哈耶克对自己所信奉的经济自由理论不懈地追求，对当时世界上两大经济思潮宣战，即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主义。哈耶克反对凯恩斯在大萧条期间为解决失业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他反对刺激消费者需求，扩张公共工程项目或扶持价格。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会将原来也许是轻微的不景气转化为一场被暂时延缓的大萧条，而且，通货膨胀的经常出现最终将损害经济。这一点很像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的状况，尤其是中国经济。
由于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也当然在受批判之列。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在热衷于凯恩斯主义，所以，哈耶克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当时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非常不平，说哈耶克这种“一网打尽”的做法，无异于是在“每一个床铺下寻找‘国家干预’的妖魔”。
哈耶克的所有著作和论述都是为了论证，健全的、法律保证下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任何其他制度和政策方法都在可排斥之列。美国著名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评价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著作结合成为严谨的经济理论整体，对经济史、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有重大影响。(2)”
哈耶克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为经济自由而呼喊，从未退缩。从这一点来看，抛开学术成就，仅就学者的人格来说，哈耶克是受人尊敬。
笔者通过学习和归纳，粗略认为哈耶克的贡献和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成功地预测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米塞斯的门生、朋友和同事，两人都预见到了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哈耶克预测到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他对时间的预测比米塞斯更为精确，在1929年初预料到这场危机。
哈耶克曾经说：“预料到将发生的事情的仅有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1929年初，当我下此断言时正住在欧洲，之后那里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我说只有利率下降，欧洲才有复苏的希望，并且直到美国的繁荣崩溃时利率才能下降，我说的话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一一应验了。”预测萧条的能力使奥地利学派名声大振，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发展了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主要批评者，并对政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也把它看作是对米塞斯迟来的赞颂。
②倡导自由主义，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进行了长期论战。
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的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部分证实。他认为，过度的政府干预导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
③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
他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被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所证实，被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所证实。如果我们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认真对待哈耶克的理论，对我们真正走出历史的漩涡是很有价值的。
二、通往奴役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而在西方世界正兴起向往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潮，这使坚信经济自由主义的哈耶克忧心如焚。他认为，计划经济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制度上，都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因而它根本不可能会成为一种比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制度，相反，它更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甚至经济悲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思想的指导下，他发表了著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他看来要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首要的任务是反对社会主义。所以，他要揭露社会主义的潜在问题，显示自由市场机制的优越功能，从而唤起西方的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
在剑桥完成的这部《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一本有影响的畅销书。他向西方世界警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并得出“只有资本主义才使民主成为可能”的结论。他的观点愤事嫉俗，文中的含义毫无疑问地将希特勒、墨索里尼、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作为“最坏者当政”，他在1976年该书再版的序言中悲观地指出：“自从我写这本书以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极权主义当权者良好意图的幼稚信任与日俱增”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只有十几万字，除引言之外，分十五章
1、被离弃的道路
2、伟大的乌托邦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4、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5、民主与计划
6、计划与法治
7、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8、谁战胜谁
9、保障与自由
10、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11、真理的终结
12、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13、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14、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15、国际秩序的展望
笔者认为，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哈耶克在二战后期对世界前途发展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对纳粹所带来的世界灾难的深刻反思，是一种居安思危且带有悲观的思考。在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面前，在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在世界不断传播的时候，哈耶克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其实质特征，并与自由主义做了深刻的比较。
全书通篇在倡导自由主义，呼唤自由主义。其内容与论证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哈耶克自己也承认“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想，这个终极价值就是贯穿全书自由主义观点。
哈耶克将自由观、民主、计划、法治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联系和分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导致极权主义的必然。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3)”而这一点很难被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剖析和批判是深刻的，对乌托邦式的理想目标也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而精心构筑的社会劳动者组织”，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有冲突的，“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4)。这就是计划的不可行，不现实，计划经济为什么被时代所抛弃的原因。借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是“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在左派眼里，哈耶克是头号敌人。但在1980年代却强有力地启发了英国重返市场经济原则，这部著作功不可没，连撒切尔夫人都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即使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学术界的认可使他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哈耶克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是对他的理论最好的认可和继承。
这部作品观点鲜明，论证详尽，但也许是翻译的原因，读起来还是有些晦涩，如果能通俗解读，可能更容易被国人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哈耶克的研究是有一些禁忌的，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对中国所难以接受的就是哈耶克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和独裁。其实，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未破解的题目，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承认这一点，反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同样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可以认为是凯恩斯理论加上了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当前的模式，而二者都是哈耶克所反对，从反面听听不同声音未见得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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