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庆祝建党90周年暨“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刘中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研究所 上海200233)
日前,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所共同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暨“社会管理创新与新时期党群关系”理论研讨会。来自上海市社联、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关于重新思考和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
夏军(上海科社学会会长、研究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改进党群关系正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在的群众构成及其意识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时期的党群关系。学界需要克服社会研究中的误区,探索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的社会学传统是否适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
张昱(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在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需要明白其主旨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单纯的执政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在急速转型时期、社会碎片化的情况下,由于群众状态(阶层化)的变化,导致原有的传统时期的党群关系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在新的时期需要重构,原来由直接联系的状态转向间接联系的状态促使党群关系需要从一体化转向多样化发展。
文军(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促成社会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也给社会社会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其根本原因源自于社会本身不断“流动”和“变化”,对传统“整体性社会”不断突破和超越。因此,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必须考虑群众工作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因素,以加强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为主要特征。需要适应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努力转变群众工作的理念,以人为本、以民为重,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感,政府工作由“发展主义”向“公正主义”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关于如何看待社会组织与基层民主自治
邓伟志(原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由农村包围城市,从一定意义上是农会包围城市,农会即作为当时的社会组织参与 1
到社会活动当中。基层自治需要扩大公众有序参与,而有序参与即需要组织群众,而组织群众离不开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党的助手、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监督党和政府功不可没,社会管理要创新,必须壮大社会组织,真正使得中国社会走向三元共治。只有为社会组织松绑,让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袁秉达(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党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执政理念的升华需要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90年党史证明,从党的领导到基层自治,均是党和人民双向选择的结果:党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新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继续坚持党和人民的双向选择。党必须依靠人民,对社会管理进行创新,人民最有主动的选择权,在新时期党和人民已经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胡锦涛“七一”讲话强调人民民主监督对于执政的重要性,要防止腐败风险,社会管理要创新已显得非常迫切。
马西恒(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经验地看,目前城乡基层自治的秩序和活力并未很好地协调,民主制度空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基层自治的主导权之争掩盖了居民的主体性,缺乏居民基于日常生活权利的地方公共性建构恰是当前社会管理矛盾的普遍根由。因此,需要从基层着手重建党的社会使命,通过积极的个人主义实现公民动员,通过维护自治权利引导公众有序参与,通过引领社会组织建设日常生活协调机制,因为建构有内聚力的基层社会需要主导基层社会生活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些措施深化党对日常生活的领导权。
关于社会管理的思维创新与路径
杨俊一(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社会管理与群众利益有着内在的相关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党建统领、社会协同”其内在的机理是处理好预算跟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问题在于其结构关系,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要处理好党委与公众的关系、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在加强社会管理中,党的各级组织要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发挥统领和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矫正各种权力的滥用,防止社会过度分化。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重视公众参与的新特点,正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参与政府动员与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功能,通过培育自主性的社会组织,整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加强社会自治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郭庆松(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改善党群关系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关联,当前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规范、价值变迁在进一步催促社会管理加速,时空压缩使得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300年的历史发展,在正面发展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等负面效应。借用萨缪尔森的“合成谬误”理论,当单个或是局部是正确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错误的结果,合成腐败即是一类,当前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集体无意识的多重叠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视研究,通过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张文宏(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急剧的社会转型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特别是社会在急速发展中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在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中,需要培育社会力量,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上,一方面需要在观念上进行创新,在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了解社会需求,加强社会管理的主体能力建设。同时,需要在组织、体制、机制上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保障。
第二篇:试析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
试析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13-02-23 08:25:45 ]作者:杨芳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任务。2010年10月,中央在全国确定了首批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力图通过试点,总结和发掘社会管理创新的好经验、好办法。嘉峪关市作为甘肃省唯一入选的试点城市,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胆改革创新,着力建设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
论文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嘉峪关经验 社会治安
一、嘉峪关市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具体做法
近三年来,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齐头并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城市发展理念,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在加快发展中同步强化社会建设,在惠民利民中努力创新社会管理,荣誉伴随着汗水而至:先后获得“全国创建精神文明工作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亚洲城市建设百强”等荣誉称号。
2010年10月,嘉峪关市作为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市情认识,明确工作思路,健全体制机制,创新方法手段,破解管理难题,积极构建网格化的社会事务管理体系、信息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上升,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和好做法。最具有代表性的亮点有以下四点:
(一)推进城乡一体的“户籍新政”,户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中提出的“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对全市户籍人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公民身份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农业居民在继续享受农村惠农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在其他社会保障保险及政策上城乡并轨,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待遇均等。尤其是对流动暂住人口服务亲情化、待遇市民化,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鼓励吸引人才定居,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工业旅游城市。
(二)全面推行以“单位管理法”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嘉峪关市只有30万人口,流动人口就有5万多人,在破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方面,充分发挥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职能作用,将“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单位管人”四者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行“单位管理法”。即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把全市所有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职责分解到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企业,与单位职工同等管理,把19个系统的66项管理职责,列入工作进行考核;在各镇、街道、社区设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提出了房屋出租人应履行的6项要求和房屋承租人应履行的5项制度,使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客观上
形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做到租赁房屋有备案、人员往来有登记、租住对象情况明。
在“单位管理法”中,机关、企事业单位招用、聘用或使用流动人口,单位或个人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必须进行登记并建立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台账,签订治安责任书。流动人口使用单位报辖区派出所备案,同时申领《暂住证》和《房屋租赁证》,单位使用的流动人员发生各类案件或者在其单位或职工出租屋内发生各类案件的,一律纳入该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考核,实行黄牌警告或一票否决。
自推行“流动人口单位管理法”以来,2011年嘉峪关市登记流动人口58418人,登记出租房屋5251户,比上一分别增长21.6%和42.7%,在登记率上升的同时,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6%,“单位管理法”的成效和优势逐步显现。
(三)推行平安“细胞工程”,创新企业平安建设新思路
嘉峪关市是伴随着酒钢(集团)公司的建成发展而兴起的一座新型工业旅游城市。酒钢公司的职工和家属占全市人口的70%以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使酒钢的发展与全市人民群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安细胞工程”以平安作业区、平安班组、平安家庭为基本元素,以不断繁殖的“小细胞”带动整体“大细胞”的平安和谐。在所有基层单位建立了义务消防员队伍、义务巡逻护厂队伍、值班打更队伍和有吸毒史人员帮教队伍。同时,对进厂施工的民工队伍一律签订《治安承包责任书》,对所有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凭持身份证和暂住证办理智能卡,作为进出厂区的通行证,使厂区内流动人口管理水平大幅提高,登记率达到了100%。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持证入厂制度、法制教育制度、治安检查制度和用工单位责任追究制度,定期组织人员前往相关建设工地、用工单位指导协调民工队伍的教育管理工作,2011年办理民工入厂证15492个。同时,劳务人员一旦有违法犯罪行为,追究其用工单位直接领导的责任,扣发当月奖金,取消评优资格。“平安细胞”工程开展以来,涌现出了33个平安单位、993个平安班组、33名平安个人。事实上,“平安细胞”工程,就是嘉峪关市积“小平安”为“大平安”的一个缩影,不断衍生的“平安细胞”,使冶金厂区重大交通事故为零,冶金厂区重大火灾事故为零,职工违法犯罪率得到有效控制。2009年,酒钢公司就曾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四)为非公经济配备“工商秘书”,推动非公经济新发展
为推进非公党建“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市工商局建立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四级评价管理模式的综合评价体系,积极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因地制宜实施层级动态管理,全局百余名工商干部由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队,组成21个走访小组,一名工商干部联系20户企业,对全市2300户企业结对帮扶,向市上确定的25个重点项目派驻14名“工商秘书”,为18个重点项目落地提供专项服务,为非公经济组织融资5.07亿元,为获得甘肃省著名商标的8户企业奖励资金400万元,帮助企业解决了130个涉及生产经营、食品安全、融资贷款、商标广告、非公党建等方面的困难,找准工商业务与非公党建工作的结合点,细化量化各部门非公党建工作任务和要求,组织召开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总结会,形成了“一手抓工商业务,一手抓非公党建”的良好局面。同时,嘉峪关市委还从市属单位选派50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机关党员干部,到50家非公有制企业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充实党的力量,加强党建工作,推动企业发展。目前,全市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333个,党员1143人。新组建112个,组建率14.3%,组建非公企业团组织51个,有利推动了非公经济的和谐发展。
如今,无论是企业、社区还是乡镇农村,健全的治安网络体系,严密防范的治安举措,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道坚强有力屏障。
二、对嘉峪关市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思考
自2010年10月被列为全国试点城市以来,在嘉峪关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一致努力,真抓实干,取得了极大成绩,2012年2月,在全国工作座谈上,嘉峪关市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9个典型培育城市之一,作为广大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从中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来:
第一,准确把握、运用好政策,结合自身优势,勇于争先、创先。近年来,甘肃省的发展日益引起高层关注,西部大开发、国办47条的出台等,可以说,甘肃发展的最大优势目前应该是“政策叠加优势”。运用好各种政策,无疑就是抢占了有力的“天时”。
嘉峪关市可说正是如此,之所以能够被确定为试点城市、样板城市,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嘉峪关市敢于争先、创先。何谓“先”?具体的理解就是“试点”。嘉峪关前几年就是全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正是在此基础上,其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才能够、才有条件提出“城乡一体”的户籍新政,试点的意义不言自明,能够享受到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优惠条件,反过来,试点的成果又可以促进事业的发展。
嘉峪关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向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推进迈出了新步伐,成为全省城乡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城市。
2011年,嘉峪关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全市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新的成果,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城乡并轨;城郊型农业取得新的发展,设施蔬菜、花卉、养殖业和都市休闲农业等发展迈出新步伐;实施讨赖河综合治理和嘉峪关关城世界文化遗产公园等项目建设,城市带动农村能力进一步增强;行政村通硬化路比例、农村人口安全饮水比例、村卫生室达标率、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率均达到100%,财政投入“三农”资金增长17.5%,城镇化率达到93.5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达到18.3%。
第二,在社会管理领域也可以采取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这主要是指目前比较流行的“项目管理法”。中央综治委、中央政法委在开展试点创新工作之初,曾经下发过《社会管理创新项目指南》,给出了43个项目以供选择。嘉峪关市可说是吃透了“发展抓项目”之精神,先后实施了“两所重建”(看守所、拘留所)、“三大中心”(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矛盾纠纷排解)、“扁平化”(撤街道设区)等重点项目,以项目发展来带动社会管理这个原本属于社会领域的创新发展。
第二,在社会管理领域还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嘉峪关市众所周知是因企设市,几十年的发展,在嘉峪关市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借鉴企业管理的一些先进经验。比如“精细管理”,在我国的运用范围主要是企业,“酒钢”的精细管理已经深入人心。在嘉峪关市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很多地方借鉴了“精细管理”的精髓。如在城市建设中,盲道、公交车站台高度的设置、居家养老工程的开展、城乡公共服务并轨等,无一不是“以人为本”,以精细化的管理来开展民生服务,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第三,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其一是实践开展的轰轰烈烈,理论却有滞后之嫌。如前所述,在新时期,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利益范式群体的形成,“单位制”已经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靠单位管人已经力有所不逮,嘉峪关市推行的却是“单位制管人”,尽管由于嘉峪关市特殊的市情,以单位管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此单位”非“彼单位”,不了解“以单位管人”的具体含义,恐怕会引起不小的误解。
其二,宣传力度仍显不够。只知道埋头拉车,不知王婆卖瓜,有时也会陷入被动。如苏州市宣传的一条先进经验,其工业园区湖区派出所和苏州市车管所联合推出了全省首家派出所车管服务站,打造家门口的车管所,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嘉峪关市车管所早在80年代就有此做法,当时是为企业(酒钢)提供上门车辆年检服务,很遗憾,做的早,做得好,却没有及时宣传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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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1.28《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本书围绕近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化,从党、国家、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多视角的实证性考察,驾驭探究了坚持一党统治体制而又富有变化的中国政治对社会管理、(Governance)的实际状况及其理论与实践展开讨论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管理的理论探索就已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展开。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迈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管理的模式选择、职能形式、结构重组和运行机制。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被党和政府所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政策及其七项要求,奠定了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社会”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前三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语境》和《中国协调主义趋势——社会工会主席调查数据分析》(小嶋华津子),应用着眼于国家与利益集团相关性的协调主义(Corporatism)理论,对中国的工会组织进行探讨。文中把工会定位为国家协调主义,梳理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运用对社会工会干部所作问卷调查数据,论述了自律性社会协调主义是否可能。
第四五六章(南裕子、中、冈Mari)《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湖北省S县“公共生活”个案研究》、“权力(阿古智子)《与利益结构网络”与农民表达群体利益之困境》(吴毅)等文,探讨了区域社会的管理问题。这些文章重点关注“县党政精英、中间群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企业经营者)和民众”之间利益表达的过程、由经济利害关系及社会资本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及“权力与利益结构网络”。除制度外,更多地重新审视其与非制度性的人及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区域社会管理的特点及问题。2011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与人大代表们见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比5年前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多了两篇:第八篇,“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第九篇,“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而中央近几年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阐述,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本书由前言、第一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语境》、第二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概念》、第三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理论》、第四章《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现状》、第五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格局》、第六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路径》、第七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绩效评估》、第八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方法》、第九章《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工具》、第十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内容》和后记。所收各文作者以实证手法,在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同时,依各部主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并为理解当下日中两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就其争论要点进行了分析。
七八九《城市社会政府与NGO的合作——打工者在的(赵秀梅)“社区”NGO活动调查》各文,则针对国家管理的变化作了探讨。这些论文就1996年引进的听证制度的理念与运作间的差距所反映出的政治参与扩大的现实、政府与互联网用户对已渗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信息安全意识的非对称性、城市社区打工者等问题,考察了居民委员会与NGO共同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域(ThirdRealm)”的可能性。(于健嵘)《SARS危机与国家和社会关
最后一章《加强执政能力与党内民主》(王长江)各文,探讨了党、国家、社会间的关系。该部分关注并论述的是,以偶发性、散发性、利用手机和互联网等从事犯罪为特点的“社会性‘泄愤’事件”及其所反映出的群体性争议事件、2003年SARS危机暴露出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的漏洞及社会管理由国家垄断向国家与社会协作的转变、基于对民主错误认识的反省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社会民主改革的动向等。
尾章则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社会团体,探讨其面对组织能力衰减危机而建立自律秩序形成体制(morphogenesis)的步骤及可能性。
上述各文,无疑将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社会横跨党、国家、社会的多层次管理实际状态的理解。如关于工人的动向,本书认为,党和国家对工会依然拥有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应综合考察制度外部的“信访”、罢工、游行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动向(第Ⅰ部)。换言之,这些论文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如下现实,即在党和国家单向统治的局限与各种社会自律性要素之间,需要通过制度性及非制度性的多个回路来实现双向性社会管理。并认为,考虑到处于管理顶端的共产党本身亦将被迫发生内在改变,故对共产党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其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而非仅探究其政治领导地位和制度。
本书各文对理解上述多层次管理的结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仍有一些问题未曾触及。其一是,如何在整体性中定位源自地域性的多样性?“模式”是中国经常应用的概念之一,因其反映政策意向,故用作分析概念并不合适。但面对中国广袤的地理环境,的确需要以某种模式来分析其社会现象。本书所作个案研究,对地域性有明确提示,但却极少比较各地域之间的异同。当然,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但的确不可忽视。其二,有关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建设,近年人们经常讨论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第三域”;但其规范性应作如何定位(第Ⅲ部)?“第三域”是把握中国实际状态的概念,不一定含有规范性。但观诸以前国家与社会间关系,尽管该概念源自欧美的历史经验,但的确含有如下视点,即试图通过将国家相对化的社会自律性来保护市民的生存和权力免遭国家与生俱来的暴力干涉。胡锦涛于2007年7月曾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据认为党和国家亦将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第Ⅳ部);那么,“第三域”到底能否具备中国特有的新的规范性?在今后的个案研究中,这个问题应予以持续关注。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对管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社会管理的内涵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有人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相对,社会管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应的,社会管理是对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的管理。有人认为,社会是指与政府、企业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社会性组织,社会管理是指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社会协调与管理。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都不尽然。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魏礼群认为,在我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社会管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长李培林认为,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就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第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分化较小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第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体性事件。因此,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
第四篇: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必须回答并创新探索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繁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诸多现实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形势,在全国、全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我市各县(区市)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求凝聚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引线针”,以网格化建设为载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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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向末端延伸,通过增设网格长的“会签”制,来提升网格长的知情权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排查化解社会矛盾能力,为实现“加快老区崛起,再造两个**”目标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第五篇: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梳理
社会管理创新课题框架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梳理
(一)国内社会管理研究
国内学者对“社会管理”的研究起源于80年代,主要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对马恩经典文献的解读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的切入。2003年“非典”事件后,尤其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管理”问题,“社会管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从单纯的概念引进逐渐转向为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技术等多元化方向,学科研究也由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转向社会学学科、政治学学科、经济管理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国内学者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界定较为权威的有四种观点:李学举1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陈振明2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立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俞可平3认为:社会管理就是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丁元竹4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社会共同体,包括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整合作用。二是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立法、司法、行政等方式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和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三是作为主权国家对全球化经济政治社会影响的协调。1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求是》,2005年第7期《什么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学习时报》2007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学术月刊》,2008年2月号
综上,国内学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进行的管理、规范、组织和协调的管理行为。
(二)国外社会管理研究
1.马恩经典文献对“社会管理”的表述
由于时代主体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都没有进行直接深入的研究。列宁虽然经历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明确提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但他的可贵的探索只是初步的,而且所指的管理也是广义的社会管理。一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涉及社会管理的论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5。二是关于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职能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是国家本质的具体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政治统治并不是唯一的职能,它还有社会管理职能。三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思想。恩格斯在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未来共和国”思想的基础上设计“未来社会”时指出,未来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6
2.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管理”的表述
在北美英语语系国家和英联邦国家中,并没有哪个概念能够与中文的“社会管理”恰好吻合。即使是直译的“social administration”和“social management”的含义也有所不同。Social management有公共关系的意味,有时特指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公关和社会关系管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理服务;有时则有社区自主管理的含义。在法语里,社会管理的对应概念为administrationsociete;德语中为die gesellschafliche regierung,这两个概念与中文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也有一定距离。而与中文“社会管理”较为接近的social administration也并不必然指代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对西方社会管理理论进行梳理必须要从近似的研究领域和相关社会管理实践中去寻找能对我国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所启发的制度因子。
从理论上看,支撑社会管理的代表性理论有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整体性”服务理论。从实践上看,西方国家的社会领域包含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在具有长期自治传统的美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范围较窄;而法国政府则施行更多的社会干预和管制政策;新兴的发达国家如新加坡在社会管理中甚至奉行严酷的“家长制”。虽然各国情况差异明显,但是综合梳理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实践,还是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共同的主要社会管理领域实践: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就业管理、食品药品管理、人口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等。
二、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
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的一些文件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体系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在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当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社会管理”更多的见诸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是在“非典”以后,重点是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尔后的“社会管理”更多的出现在将强社会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文件当中。2005年以后,“社会管理创新”才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今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2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中,“社会管理创
新”得到了完整的表述: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在随后公布的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第九部分专门对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论述。据此,我们认7为,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由以下部分构成:
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一是向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畅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完善表达方式;三是建立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四是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和群体间的机会均等;五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监督管理。最终目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载《人民日报》201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