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

第一篇：秋收起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

秋收起义是我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江西萍乡市安源一中 文绍锋

邮箱：xiaoweishiayyz@163.com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组织领导的又一次重大武装起义。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彭真同志指出的“秋收起义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斗争历史，是创建工农红军的开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是因为在秋收起义中，中国共产党打出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军旗；又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地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革命旗帜由“戴着国民党的帽子”向“独树旗帜”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拯救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抵抗，在1927年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的。８月１日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２５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起义的领导机构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的；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然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即“暴动时要戴着国民党的帽子”①，这主要是想借用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良好影响，以便有利于起义胜利。但是，国民党右派在各地的屠杀等行为，使他们蜕变为群众眼中的旧军阀，由于群众是很难区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所以南昌起义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在杨开慧家里，毛泽东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了由家乡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调查的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南昌起义那样再打“左派国民党旗帜”。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上就决定，“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②会议还明确指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因为“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因而会议“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③工农群众暴动，8月20日，新的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

秋收起义爆发前，前敌委员会即指派师参谋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负责设计制作军旗。修水县民政局副局长刘烈根，30年前曾采了访何长工。据他回忆，何长工根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见过前苏联红军军旗的式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并画出草图。经过三人反复推敲、修改，最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图样：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是颗黄灿灿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镶着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左边白色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个旗帜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军旗图样经营级组织通过

后，军旗式样最终确定，何长工立即组织缝制。当时，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主动请缨，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经过群众几天几夜的紧张赶制，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缝制了1000多块红领巾、红袖章，以备起义时用。1927年9月9日，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特务连的护卫下，在修水县城升起。

这面军旗的打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开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从此有了自己的光辉旗帜，革命道路由夺取中心城市向农村包围城市转变

我党成立以来，都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一大”决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就是领导工人阶级、组织工人运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以进攻中心城市为目标。但是，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与俄国有区别：“二七”大罢工后，城市的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低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因此，三大起义都受到挫折。

秋收起义军队在向中心城市长沙进攻途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被收编进入起义队伍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紧急会议，以前敌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沿罗雪山脉南下。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知制定与实施的转兵决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秋收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道路，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正如罗荣桓生前所言：“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惟一正确的道路。”④

革命武装向新型的人民军队转变

文家市决策虽然最终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但革命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部队中组织很不健全，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思想相当混乱；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经常发生，官兵待遇极不平等；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赖毅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⑤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军队必须及时整改，如果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能彻底改变旧军阀主义习气、官兵不平等的现象，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

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整顿和改编的措施中，有两项是具有首创性的，即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民主主义。

1． 支部建立在连队——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起义军英勇作战，艰苦卓绝。但党的组织系统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掌握部队。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三湾改编中，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支部建在连上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基础，增加了部队的凝聚力，使每一个官兵明白了为谁而作战、为什么而作战。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融入部队管理；在组织上把党的机构与军队机构同步设置，使党的工作有了坚实的堡垒。“支部建在连上”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2．实行民主主义——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的另一内容是规定实行民主主义：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待遇平等。

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做群众运动；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据曾经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说：“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 ⑥王紫峰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力。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和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 ⑦

由于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使得“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的措施落到了实处。如 三湾改编以前，秋收起义的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

民主主义制度的实行，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彻底有效地肃清了部队残余的军阀思想和作风，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极大的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我们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就是由此开始传袭至今。

秋收起义如果中不打自己的旗帜，沿用国民党的旗号，我们的革命可能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如果不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我们的革命力量还将减弱；如果没有及时改编，那队伍可能溃散。总之，如果没有秋收起义，民主革命的胜利可能要在更长时间的黑暗中摸索；通过秋收起义，升起了自己的革命旗帜，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革命队伍也得到了及时的改编，使中国民主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秋收起义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曾昭库（萍乡市教研室）文绍锋（安源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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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04页。②肖克、何长工：《秋收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4～115页。④http://news.QQ.com2007年06月01日16:10新华网

⑤ 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7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⑥宋任穷：《王佐部队及其士兵委员会》，《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83年版。

⑦王紫峰：《难忘的岁月》

19,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篇：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重大的决议。（1）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全面纠正了自1957年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2）全会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3）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4）从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起点。

第三篇：中国法治的转折之年

中国法治的转折之年

党的法治化，实现个案公正，废除劳教，2013年的这三个法治主题，代表了从理念转变到制度建设，从体系的制度到个案的实践，从坏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发展过程。作者：本刊记者 叶竹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3-12-17

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顾来路，2013年或许像启动了法制改革的1978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的1989年和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一样，成为描绘中国法治历程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这一年，法治历程在许多层面和方面一一展开。一些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有些横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藩篱已经拆除，而有些新的种子才刚刚播下，等待着又一轮的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

2013年，人们更加确信，在变革真正来临之前，虽然很少人知道尚未发生的未来将何时发生，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未来将走向何方。

法治的“新增长点”

从十五大到十八大的20年间，法治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和“加快建设”法治国家，还提出了新颖的表述，那就是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2013年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专门会议，要求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进行党的作风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治党方略。执政党的法治化成为中国法治的一个“新增长点”。

党也要法治化，这一基调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已经确立。当时，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邓小平提醒全党：“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但不要搞运动„„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甚至异常严厉地说：“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允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

2013年是密集编织党内制度笼子的一年。这个层面上，法治化和制度化基本同义。2013年12月，中共历史上首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力争经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目标是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而最为民众所关注的是如何约束领导干部的特权，比如制定领导干部住房、公车的标准。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背景下，依法治党的更重要层面是党纪与国法相协调的问题。“文革”后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成果之一是《宪法》中写下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党章》里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今年5月27日，中央公布了两部党内新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这两部“党内立法法”增设了党内法规审议和撤销程序，规定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党内法规应该进行修改乃至撤销，为衔接党纪与国法开设了制度通道。

这一方面固然是避免党纪与国法有不兼容的地方，例如如何将纪委办案的体制纳入法治轨道，但根本上则涉及如何以法治化的方式理顺党与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门的关系问题。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介入全国立法工作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具体列举了党中央介入立法的四种情形。这份文件列入了《规划纲要》，将进行修订，“规范党领导国家立法的工作程序”。

在党与司法的关系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将“适时研究制定党委政法委工作条例，完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一度因隐隐约约闪现在一些争议案件幕后而备受质疑的政法委，在什么范围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个案，这将是完善党与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规划纲要》中还罗列了其他一些旨在规范党政关系、党内工作规范化的立法计划。

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权比法大，权在法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大的政治权力。党的法治化，正是中国法治突破的关键枢纽所在。2013年，党的法治化已经从理念更新进入到制度建设和实践落实的阶段。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事件。总书记曾经在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强调：“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这也是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内在逻辑。执政党自身能在法治道路上走出多远，也将决定中国的法治历程能走出多远。

平冤之年

2013年是名副其实的平冤年。浙江“张氏叔侄案”、河南“李怀亮案”、“浙江五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相继洗冤。

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无疑是8月13日由安徽省高级法院改判的“于英生杀妻冤案”。这起冤案几乎是中国冤案的“集大成者”，涉及可能造成冤屈的几乎所有制度因素。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被人杀害。严打的氛围下，短短20天内，韩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3年5月31日，在于英生家人坚持不懈的申诉之下，安徽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并最终改判无罪。2013年11月27日，根据犯罪现场留下的DNA证据线索顺藤摸瓜，杀害于英生妻子的真凶武某某被绳之以法。

冤案是怎样酿成的？于英生案就是最佳的样本—刑讯逼供，检察院失守，法院没有守住“疑罪从无”的底线。

中院两次被发回重审，为何不悬崖勒马，而是一错到底？真实的原因已经很难追查，或许是为其他机关背书，或许是担心自己的考核数据不好看。当然，即使出于种种原因，地方的公检法相继失守，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机会，在上级法院获得改判的机会。

但是于英生第一次上诉之后，安徽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蚌埠中院再次开庭，却仍然固执地维持原判。被告再上诉，高院再次发回重审。蚌埠中院第三次一审，退让了一小步，“疑罪从轻”，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自知无罪的被告坚持第三次上诉，高院却没有再坚持，而是维持了原判，直到17年后，才改写这个荒谬的判决。

高院明知案件有错，为何不直接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甚至最终维持原判，成了冤案制造机器的最后一环？这一切或许与法院内部不合理的数字化管理有关，法院追求低改判率就像官员追求GDP一样狂热。

于英生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卷入冤案，走向17年的无妄冤狱。

于英生改判无罪后，当地公安机关重新侦查，3个月后真凶落网。于英生案没有重复以往“真凶浮现”和“被害人复活”这两种极具讽刺性和偶然性的洗冤模式，开启了司法机关主动洗冤的新模式。

面对冤案频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发表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呼吁说：“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杜绝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坚持疑罪从无、审判独立、重视律师角色等等都在改革日程上。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列出27条意见，几乎条条都直指“冤案机器”的病灶。

2013年初，总书记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体系化的制度到个案的公正，这好像是法治历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要达到这个目标，却需要完成一整套系统工程的改造，那些一步步将于英生送入冤狱的制度魔障都在其列。

劳教的废除之路

劳教还是没能活过“花甲之年”。没有人为它的退场惋惜，相反，无数人努力多年，目标就是将它终结。

研究制度变迁的大师诺斯认为，除了战争、革命这些断裂性的制度变革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是由具体的微小变化所构成。在“告别革命”的年代，有的变革快一些，有的变革慢一些，但所有变革背后，都有许多微小的努力。

作为制度遗产，劳教废止的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埋下。当时在社会和学界已经出现了要取消劳教的声音。那时一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尚未普及，法律是统治工具的理念依然顽固，劳教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便利”的专政武器，提出废除劳教尤其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和超前的见识。

稀少的异议未能阻止劳教继续存在，但法治的防线毕竟没有崩溃。当1986年全国人大讨论制定 《劳动教养法》时，在一批立法者和学者的坚决反对之下，劳教无法“转正”为国家法律，只能继续以国务院的一纸决定和公安部的规定为依据，顶着灰色的身份游离在现代法制体系的边缘。那时开始，它的最终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上世纪末，法治写入了宪法，劳教更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一些滥用劳教的案例开始被报道出来，学术界也开始公开发表言辞坚决的论文，主张要废除劳教。有案可查的第一篇以废除劳教为标题的论文由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宋炉安于1996年发表。

进入新世纪，2003年，与“孙志刚案”同时发生的葫芦岛劳教人员张斌被殴致死案也同样轰动全国。前者使收容遣送被废除，后者只是将一名管教人员送上了死刑台，但劳教制度显然也因此走上了末路。当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此后，政协委员多次提出针对劳教的议案。质疑声不再像20年前一样零星而不合时宜，而是随着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同议案上签名支持，成为了主流声音。

2005年，《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变革的曙光初现，但此后数年一直没有动静。

与此同时，学界对劳教制度的反思已经不满足于随机曝光的惊人案例和理论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分析劳教实务中的“黑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2009年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100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具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劳教制度如何被扭曲成为地方畸形维稳的便利工具。

转机发生在2012年。此前一年，重庆成了滥用劳教的“集大成者”，爆发了“一坨屎案”等堪称荒谬的劳教案。2012年5月起，律师浦志强集中代理了其中6起被劳教人员起诉劳教委的案子。

这些案件经媒体传播后，推动了一波舆论批评的高潮，新华社、人民日报官微均就此发声。当年9月，《南风窗》、《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世纪》不约而同发表针对劳教制度的深度报道。

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将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到3月，一些地方已经“停止审批劳教”。但悬念犹存，劳教将走向改革还是一步到位直接废止？答案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改革决定中揭晓：劳教废止！

劳教走向废除的过程，这其中有理念的冲突，有现实与理想的调和，有利益的纠葛，这个过程既展现了法治历程的艰辛，又传达了这一事业的希望。

党的法治化，实现个案公正，废除劳教，2013年的这三个法治主题，代表了从理念转变到制度建设，从体系的制度到个案的实践，从坏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发展过程。这些过程汇总而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法治历程，将时代不可逆地裹挟向前。这个历程说不清开端，却清晰地留下了每一次的拐弯转折点；优雅或是凶险，都成为这一历程上的一个个印迹。2013年无疑是其中一个遒劲的转折点，所有人都期望，从这里开始，那些尚未发生的未来将渐次步入现实。

第四篇：中国法治的转折之年

中国法治的转折之年

党的法治化，实现个案公正，废除劳教，2013年的这三个法治主题，代表了从理念转变到制度建设，从体系的制度到个案的实践，从坏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发展过程。

作者：本刊记者 叶竹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3-12-17

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顾来路，2013年或许像启动了法制改革的1978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的1989年和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一样，成为描绘中国法治历程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这一年，法治历程在许多层面和方面一一展开。一些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有些横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藩篱已经拆除，而有些新的种子才刚刚播下，等待着又一轮的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

2013年，人们更加确信，在变革真正来临之前，虽然很少人知道尚未发生的未来将何时发生，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未来将走向何方。

法治的“新增长点”

从十五大到十八大的20年间，法治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和“加快建设”法治国家，还提出了新颖的表述，那就是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2013年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专门会议，要求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进行党的作风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治党方略。执政党的法治化成为中国法治的一个“新增长点”。党也要法治化，这一基调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已经确立。当时，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邓小平提醒全党：“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但不要搞运动„„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甚至异常严厉地说：“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允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2013年是密集编织党内制度笼子的一年。这个层面上，法治化和制度化基本同义。2013年12月，中共历史上首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力争经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目标是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而最为民众所关注的是如何约束领导干部的特权，比如制定领导干部住房、公车的标准。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背景下，依法治党的更重要层面是党纪与国法相协调的问题。“文革”后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成果之一是《宪法》中写下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党章》里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今年5月27日，中央公布了两部党内新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这两部“党内立法法”增设了党内法规审议和撤销程序，规定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党内法规应该进行修改乃至撤销，为衔接党纪与国法开设了制度通道。

这一方面固然是避免党纪与国法有不兼容的地方，例如如何将纪委办案的体制纳入法治轨道，但根本上则涉及如何以法治化的方式理顺党与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门的关系问题。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介入全国立法工作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具体列举了党中央介入立法的四种情形。这份文件列入了《规划纲要》，将进行修订，“规范党领导国家立法的工作程序”。

在党与司法的关系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将“适时研究制定党委政法委工作条例，完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一度因隐隐约约闪现在一些争议案件幕后而备受质疑的政法委，在什么范围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个案，这将是完善党与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规划纲要》中还罗列了其他一些旨在规范党政关系、党内工作规范化的立法计划。

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权比法大，权在法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大的政治权力。党的法治化，正是中国法治突破的关键枢纽所在。2013年，党的法治化已经从理念更新进入到制度建设和实践落实的阶段。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事件。总书记曾经在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强调：“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这也是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内在逻辑。执政党自身能在法治道路上走出多远，也将决定中国的法治历程能走出多远。

平冤之年

2013年是名副其实的平冤年。浙江“张氏叔侄案”、河南“李怀亮案”、“浙江五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相继洗冤。

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无疑是8月13日由安徽省高级法院改判的“于英生杀妻冤案”。这起冤案几乎是中国冤案的“集大成者”，涉及可能造成冤屈的几乎所有制度因素。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被人杀害。严打的氛围下，短短20天内，韩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3年5月31日，在于英生家人坚持不懈的申诉之下，安徽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并最终改判无罪。2013年11月27日，根据犯罪现场留下的DNA证据线索顺藤摸瓜，杀害于英生妻子的真凶武某某被绳之以法。

冤案是怎样酿成的？于英生案就是最佳的样本—刑讯逼供，检察院失守，法院没有守住“疑罪从无”的底线。

中院两次被发回重审，为何不悬崖勒马，而是一错到底？真实的原因已经很难追查，或许是为其他机关背书，或许是担心自己的考核数据不好看。当然，即使出于种种原因，地方的公检法相继失守，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机会，在上级法院获得改判的机会。

但是于英生第一次上诉之后，安徽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蚌埠中院再次开庭，却仍然固执地维持原判。被告再上诉，高院再次发回重审。蚌埠中院第三次一审，退让了一小步，“疑罪从轻”，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自知无罪的被告坚持第三次上诉，高院却没有再坚持，而是维持了原判，直到17年后，才改写这个荒谬的判决。

高院明知案件有错，为何不直接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甚至最终维持原判，成了冤案制造机器的最后一环？这一切或许与法院内部不合理的数字化管理有关，法院追求低改判率就像官员追求GDP一样狂热。

于英生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卷入冤案，走向17年的无妄冤狱。

于英生改判无罪后，当地公安机关重新侦查，3个月后真凶落网。于英生案没有重复以往“真凶浮现”和“被害人复活”这两种极具讽刺性和偶然性的洗冤模式，开启了司法机关主动洗冤的新模式。

面对冤案频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发表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呼吁说：“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杜绝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坚持疑罪从无、审判独立、重视律师角色等等都在改革日程上。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列出27条意见，几乎条条都直指“冤案机器”的病灶。

2013年初，总书记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体系化的制度到个案的公正，这好像是法治历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要达到这个目标，却需要完成一整套系统工程的改造，那些一步步将于英生送入冤狱的制度魔障都在其列。

劳教的废除之路

劳教还是没能活过“花甲之年”。没有人为它的退场惋惜，相反，无数人努力多年，目标就是将它终结。

研究制度变迁的大师诺斯认为，除了战争、革命这些断裂性的制度变革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是由具体的微小变化所构成。在“告别革命”的年代，有的变革快一些，有的变革慢一些，但所有变革背后，都有许多微小的努力。

作为制度遗产，劳教废止的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埋下。当时在社会和学界已经出现了要取消劳教的声音。那时一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尚未普及，法律是统治工具的理念依然顽固，劳教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便利”的专政武器，提出废除劳教尤其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和超前的见识。

稀少的异议未能阻止劳教继续存在，但法治的防线毕竟没有崩溃。当1986年全国人大讨论制定 《劳动教养法》时，在一批立法者和学者的坚决反对之下，劳教无法“转正”为国家法律，只能继续以国务院的一纸决定和公安部的规定为依据，顶着灰色的身份游离在现代法制体系的边缘。那时开始，它的最终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上世纪末，法治写入了宪法，劳教更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一些滥用劳教的案例开始被报道出来，学术界也开始公开发表言辞坚决的论文，主张要废除劳教。有案可查的第一篇以废除劳教为标题的论文由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宋炉安于1996年发表。

进入新世纪，2003年，与“孙志刚案”同时发生的葫芦岛劳教人员张斌被殴致死案也同样轰动全国。前者使收容遣送被废除，后者只是将一名管教人员送上了死刑台，但劳教制度显然也因此走上了末路。当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此后，政协委员多次提出针对劳教的议案。质疑声不再像20年前一样零星而不合时宜，而是随着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同议案上签名支持，成为了主流声音。2005年，《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议程，变革的曙光初现，但此后数年一直没有动静。

与此同时，学界对劳教制度的反思已经不满足于随机曝光的惊人案例和理论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分析劳教实务中的“黑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2009年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100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具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劳教制度如何被扭曲成为地方畸形维稳的便利工具。

转机发生在2012年。此前一年，重庆成了滥用劳教的“集大成者”，爆发了“一坨屎案”等堪称荒谬的劳教案。2012年5月起，律师浦志强集中代理了其中6起被劳教人员起诉劳教委的案子。

这些案件经媒体传播后，推动了一波舆论批评的高潮，新华社、人民日报官微均就此发声。当年9月，《南风窗》、《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世纪》不约而同发表针对劳教制度的深度报道。

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将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到3月，一些地方已经“停止审批劳教”。但悬念犹存，劳教将走向改革还是一步到位直接废止？答案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改革决定中揭晓：劳教废止！

劳教走向废除的过程，这其中有理念的冲突，有现实与理想的调和，有利益的纠葛，这个过程既展现了法治历程的艰辛，又传达了这一事业的希望。

党的法治化，实现个案公正，废除劳教，2013年的这三个法治主题，代表了从理念转变到制度建设，从体系的制度到个案的实践，从坏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发展过程。这些过程汇总而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法治历程，将时代不可逆地裹挟向前。这个历程说不清开端，却清晰地留下了每一次的拐弯转折点；优雅或是凶险，都成为这一历程上的一个个印迹。2013年无疑是其中一个遒劲的转折点，所有人都期望，从这里开始，那些尚未发生的未来将渐次步入现实。

第五篇：2014年秋高三历史第6单元《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学案华东师大版

第六单元质量检测卷

（总第55、56课时）

1、辛亥革命过后，社会上出现了女子与男子同校，女子可以不缠足，后来又出现了婚姻自主。这体现了

A．国家对妇女的关怀 B．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加快

C．中国女权运动的进步 D．民国变革了满族的风俗习俗

2、蔡元培曾将纂写这样一副挽联“是中国自由神，三民无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我以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他悼念的是（）A．陈独秀 B．宋教仁 C．胡适 D．孙中山 3． 1923年，胡适撰文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文中所说的这个“名词”应该是（）A．变法 B．革命 C．民主 D．科学

4、陈独秀因有人指责《新青年》而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Democracy and Science”辩护。这里的“Democracy and Science指（）

A．科学与技术 B．民主与共和 C．自由与平等 D．民主与科学 5、1915年，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标志是（）

A．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B．胡适发表《文学改良诌议》 C．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D．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6、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功绩在于（）

A．沉重打击了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 B．抨击了中国改良主义思潮

C．解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篇章 D．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的地位

7、一般来说，思想启蒙总是发生在社会变革之前，而新文化运动却带有对辛亥革命“补课”的性质，主要是因为它（）

A．是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B． 彻底完成了辛亥革命的任务 C．进一步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D．最早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 8．下列关于五四运动的总体评价，代表中国共产党观点的是（）

A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B五四运动破坏了了中国传统文化

C五四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 D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9、五四运动标志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主要因为（）

A．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B．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领导工人运动 C．北洋军阀开除了卖国贼的职务 D青年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

10、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标志是（）

A．中共三大的召开 B．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C．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功 D．黄埔军校的建立 11、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是（）

A．中共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 B．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C．联俄、联共、扶住工农三大政策 D．新民主主义的推行

12、民国初年，社会习俗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主要内容？

26、请简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标志、内容（一定指出文学革命内容及其代表）及影响？

27、“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都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书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摘自《狂人日记》

请回答：

（1）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中国近代的地位是什么？这部小说的特点和影响怎样？

28、简述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29、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