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变迁

第一篇：近代以来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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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变迁

摘要：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复杂最富革命性的行为。对于婚恋观发展变迁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现代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这将对人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择偶标准，结缘方式，婚恋年龄，离婚率，恐婚族。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婚恋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择偶标准、结缘方式、婚恋年龄多元化，离婚率增加，恐婚人数增多。

择偶标准的变化。

中国封建时代男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选择配偶则讲究政治条件。50年代，姑娘心目中最佳伴侣的标准是：踏实肯干，劳动模范，军人更是一块金字招牌；小伙子心中的最佳伴侣的标准是：不慕虚荣，不花枝招展，勤劳贤惠，不拖丈夫后腿。文革时期，人们谈婚论嫁的首要标准是看出身，看成份，军人、工人是姑娘最钟情的对象，能找个共产党员则是无上荣光。70、80年代之交，随着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兴起，学历和知识层次成了人们谈婚论嫁的最重要条件。90年代至今，人们的择偶标准趋于多元化，一方面要情投意合，人品好，有事业心，有能力，会生活。比如各种年轻人“裸婚”、“蜗居”追求真爱。另一方面则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傍大款”“嫁老外”成为时尚，帅小伙愿娶老富婆，靓妹要嫁富老翁。男青年的择偶要求顺序是：人品、相貌、职业、文化程度、爱好；女青年的择偶要求顺序是：人品、职业、文化程度、相貌、爱好。男性要求女性的“人品”主要指善良、温柔贤慧、稳重大方、通情达理、能理家；女性要求男性的“人品”则是作风正派、正直善良、有主见、有事业心和责任心。

男女结缘形式的变化。

中国婚姻的古老形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受到冲击，自由恋爱成为时尚。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种与生俱来的爱的神圣权利，仍然时多时少地受到社会传统、世俗、自身的心理、视野范围的限制，谈情说爱对多数男女来说还是羞羞答答、遮遮掩

掩的事。改革开放终于使情感倍受压抑的中国人能够直抒胸意地追求所爱。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男女择偶方式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青年们纷纷利用各种媒体、机构来传递求爱信息，在展示自我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择偶的范围。80年代初，报刊征婚兴起，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婚姻介绍所也陆续出现，到90年代，通过荧屏谈情说爱成为时髦，进入二十一世纪网恋又成为现代人最前卫的恋爱方式。现今社会流行的《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节目，各种婚恋网站的兴起都是很好的体现。现代化的沟通方式，的确成就了不少姻缘，但落入圈套上当受骗者也不少，有人只是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有人将其作为捞取钱财的手段，也有些登徒子把它作为渔色猎艳的场所。

男女婚恋年龄的变化。

恋爱低龄化与城乡结婚年龄的反差。“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这是近几年青少年中的流行语。过去令人十分担忧的中学生“早恋”，现在越来越呈普遍化趋势，与恋爱低龄化趋势相反，城市青年结婚年龄普遍推迟。与都市晚婚相反，在农村尤其是落后农村，早婚现象仍异常严重。

老年再婚悄然兴起。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再婚问题非但不敢讲，就连想都不敢想。八九十年代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老年婚姻文化在我国城乡悄然兴起，一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老年人婚姻介绍所，使一些老年人克服各种阻力，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庭，社会对老年再婚也越来越理解，然而，有的老年人再婚不久，却又不得不痛苦地走向离婚之路。

年龄差距不再是问题。没有了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束缚，年龄差距已经不再成为男女婚恋的问题。随着自由恋爱思想的开放，越来越多大叔与萝莉、姐弟恋等现象出现并被大家所接受。年龄差距由三两岁变成二十多岁。

离婚率持续升高。中国封建礼教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男”，“从一而终”，在这种封建礼教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即讲求婚姻稳定，离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因此，离婚率一直很低。1950年新的《婚姻法》颁布后，使众多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害的当事人纷纷摆脱痛苦婚姻的桎梏，离婚人数遽然上升，1953年全国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总离婚率比1950年增长了几十倍，此后，我国年离婚数一直稳定在十几万对至三十几万对之间，婚姻家庭处于超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不断上升，1980年为0．7‰，到1991年上升为1．91‰。先结婚后恋爱，先恋爱再结婚，过不下去就离婚。离婚成了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

与过去离婚相比，目前我国离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离婚形式趋于温和，那种打打闹闹你死我活的离婚所占比例大为降低，协议离婚、文明离婚的人增多，离婚后能正确地评价和对待原配偶的增多，离婚后实行独身的人增多；二是从离婚状态方面看有几多：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多，其中又以知识妇女为多；大城市中夫妻离婚的人数比中小城市多，中小城市又比农村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离婚的人更多；老年离婚者增多，最大的有80多岁的老年夫妇；早婚离婚者增多；演艺界离婚率颇高；个体户、承包户因发财而离婚的人增多；外出人员离婚的增多。社会对离婚现象的理解在提高，认为离婚并非不光彩的人增多，社会的认同使得离婚对女性的歧视不复存在。

恐婚现象出现。

过去到达适婚年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就组织成为一个家庭。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更加自由。现代社会中，30岁还不结婚的人已时常可见，选择单身生活方式的人也在增加。恐婚现象在一线城市很普遍，逐渐向二线城市蔓延。越来越多的剩女剩男，不婚主义者，“担心失去自由，没钱养家、没房子、对幸福悲观”。究其原因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个人选择机会的增多、结婚成本的上升以及逃避家庭责任，害怕婚后当“房奴”、“车奴”、追求个人享受，恐惧婚姻会使自己失去自由，不愿进入“围城”受婚姻的约束、一心追求事业，女子好高骛远、受到到父母父母影响等等。

综上所述，婚恋观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它忠实地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鲜明地体现着时代的特征，每一种婚恋观都无一例外地留下时代的烙印。我们作为青年学生应该学会判断，学会选择，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第二篇：婚恋观变迁的流程图

婚恋观变迁的流程图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俅”的古老情话，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不朽誓言，从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坚贞不渝，到梁祝化蝶和孔雀东南飞的凄美绝唱，华夏大地历来盛产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富于爱、敢于爱也善于爱的伟大民族。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爱情观念与婚姻模式栉风沐雨几经变迁，每个时_代都打上了那个时_代的特征。

婚恋观变迁的流程图

1.解放前的婚恋观——

时_代特征：

解放前男女间的恋爱和婚姻是一体的，更确切的说是没有恋爱的过程，都是以父母为主导，当时的青年男女以谈论爱情婚姻为耻, 在终身大事上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中国旧时_代婚姻的主要内容。《诗?奇风?南山》中就写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这种做法是从古到解放前最基本的婚姻形式。

同时，青年男女们都信奉男主女从的婚恋观，认为女人生命的全部在于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 也是女人对自己的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和感情依附使得女人只要操持家务, 做贤妻良母, 不该有任何其他非份之想。男人是女人生命的中心, 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为男人而活, 给男人当妻子, 替男人生孩子, 帮男人侍奉公婆。

婚恋观的关键词：门当户对——《梁山伯与祝英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然自己的婚姻大事也由父母一手操办。在传统的年代，讲究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地位、经济相当。不论对方自身条件如何，男女双方都是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嫁或娶对方。

2.五十年代的婚恋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时_代特征：

老电影《柳堡的故事》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恋爱观冲击和荡涤着统治了中国千百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传统婚恋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新中国从法律上保证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都具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时，恋爱观也被打上阶级的烙印，是革命胜利初期一个鲜明的时_代特征。

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恋爱模式——大批妙龄的知识女性、城市女性走进了已过青春岁月的大龄革命者的生活中，老夫少妻的家庭结构是这个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却出现了为数可观的“革命弃妇”——当初毅然决然抛妻别子投身革命洪流的农村青年成为新社会新中国的功臣之后，原有的夫妻关系自然瓦解。

婚恋观的关键词：信仰爱情——《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对爱情的忠贞，又意味着对信仰的执着，成为单纯而热情的50 年代男女们的爱情信条。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无论感情如何，夫妻都会相伴到老。

年代信物：钢笔、毛巾

城里的青年送钢笔，农村青年送手帕或汗巾。这两种典型信物还代表了当时青年的两大主流追求：学文化、爱劳动。

3.六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婚恋观——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时_代特征：

根据MZD的到广阔天地去的指导思想，上山下乡运动给整个一代青年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留下的痛苦和创伤。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爱情或婚姻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留下的后遗症甚至投射到了几代人身上。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文革”期传唱的语录革命歌，青年们恋爱结婚也只能唱这些。由于文革的影响，人性被扭曲，政治信仰和阶级立场代替了男女爱情，到了文革后期，个人情感与资产阶级情调完全划上了等号，爱情本身也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代名词。男女之间只有两种关系：阶级感情或阶级斗争，家庭是革命家庭，夫妻是革命夫妻。

婚恋观的关键词：阶级感情——《孽债》、《渴望》

当时男女恋爱的基础一定是阶级同志，家庭成分都要清白。当时有句顺口溜“只要成分好，别的不计较”。因为“黑五类”、“狗崽子”，不仅影响自己，而且下一代招工、上学、工作都受影响，所以，工人、军人为女孩择偶的首选对象。家庭成分不好是大多数光棍之所以是光棍的主要原因——嫁个地主后代，你的下一代甚至几代人可能都抬不起头来。

年代信物：毛_主席徽章、语录

领袖像章和语录不但是最时髦最普遍的政治礼物，也是恋人之间常见的赠物，一起谈论政治信仰是男女恋爱的话题。

4.八十年代的婚恋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时_代特征：

各种政治意识和思想潮流的激烈冲突是八十年代初最显著的特点，而各种婚姻爱情观念的并存和兼容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

自从文革之后，中国人到这个时候才敢堂堂正正把“谈恋爱”这三个字在公开场合说出

来。而恩格斯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换句话说，中国人传统从一而终的婚恋观念从这个时期开始了根本性的动摇。同时，男女选择“对象”的条件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即开始从“阶级性”转变为“实用性”。女方要求男方要“五大员”，即身份是“党员”；身材要像“运动员”；相貌要像“演员”；工资每月要“50元”；工作是汽车“驾驶员”。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女青年在择偶标准上的务实精神。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人的所有意识和观念都经历着剧烈的变化，物质条件成为这个年代人们婚恋中公开考虑的因素。找对象之前先打听对方收入、负担、家庭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没什么丢人的。

婚恋观的关键词：实用爱情——《渴望》

1980 年公布了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这是中国婚姻史上的一件大事。逐渐地，夫妻的感情成为婚恋的一个重要因素。男女交往大部分还是通过自己的愿意，但如果两人好上，顶多也就是看看电影，最亲密的方式不过就是牵牵手，不敢再有其它想法了。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男女间的爱情也受到了经济的冲击，物质条件成为找对象的一个标准。

择偶标准：36条腿和三转一响

当时女性要求未来的新家必须有足够的家具，家具的“腿”必须有36条。至于具体品种好像各地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把立在墙角的三脚架也算在内。三转一响指的是彩礼标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5.九十年代的婚恋观——将爱情进行到底

时_代特征：

不同于60年代人有太多浓重的命运阴影，不同于80年代人被太多生活方向混搅得焦灼不安，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一种存在于历史夹缝中的人群，如同一块夹心饼干里面最中间的那一层。因此，他们的爱情单纯专一又脆弱。一方面，他们向往纯洁高尚的爱情，电视里面在校园里骑着单车,载着恋人的经典镜头就是九十年代恋人间的约会活动,直到70后步入社会也还会不时想起那段单纯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因为父母意见、社会的压力而放弃爱情。

总的来说，70年代人对待婚姻百味杂陈，他们骨子里有些传统与守旧，但追求个性的解放却越来越成为其对情感生活的向往。有一点我们值得庆幸，整个70年代的人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进入婚姻。

婚恋观的关键词：自由的爱情——《将爱情进行到底》

70后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自由恋爱的一代，也因为这种挣脱束缚的自由，带来了因“感情不合”而分手的离婚潮。

7.现代恋爱观：

现代的爱情再提恋爱自由简直就是老土了，这个时_代的男女恋爱自由度是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可以想象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自由和开放，也让80、90后的男女在婚恋观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拿女孩子看，80后女孩可以做未婚妈妈后再结婚，90后女孩说我愿意做未婚妈妈不一定结婚！

80后的婚恋观——只要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

时_代特征：

爱情和婚姻到了80后这一辈，已经变得简单得多。八十后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宝贝，父母再犟也犟不过任性的子女，哪里还敢给太大压力。

物质渐丰的年代，80后的人从小肯定很少有人吃不上饭，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谈恋爱的年龄正好是世纪交替的年代，“只要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成了很多人的爱情观念。没有人认为你时常挂在嘴边的老婆或老公真的是你已经办了法律手续的合法配偶，他们都知道那大概只是目前与你一起生活的伴侣；没有人再好奇地向你打听你新交的朋友的岁数，因为他们知道再悬殊估计也超不过杨振宁爷爷和翁帆妹妹；假如你越轨犯科或红杏出墙，不用担心你的另一半会寻死觅活跟你没完没了，大家都明白这个年代谁离开谁都活得挺好；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先有了孩子，不用担心旁人歧视和鄙夷的目光，相反，他们大多数肯定是佩服和赞赏——你太酷了„„不知道这是不是21世纪的爱情与婚姻最主要的特征，但这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现状。

同样因为敢做敢为，他们只要相爱，会不顾及父母的阻碍而走到一起，爱的轰轰烈烈。因此，80后会为了爱而结婚，也会为了爱的不存在而离婚。80后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两个人会相爱一辈子，但心底又渴望和幻想能有一个人爱自己一辈子。这就是为什么80后看到《甜蜜蜜》那种专一单纯的爱情向往的原因。

婚恋观的关键词——爱情至上

80后他们大部分正处于奋斗的阶段，他们正雄心勃勃，他们充满了朝气，不畏艰难。他们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却又会因为某些不成熟的因素，错过一次又一次的爱情，又或着因为不成熟而收获爱情，于是变成慢慢成熟起来！所以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未来二，三年，他们会更好！

年代新现象：网络恋情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就开始上网聊天的人如果没有过网恋的经历，基本属于特别珍稀、特别奇怪的人类，如果不是特别迟钝，就是特别坚定。

性观念开放

床上的那点事可以用各种方式公开：性_爱日记、性_爱视频、性_爱音频、裸体照„„现在没有不敢公开的，只有没想到公开的。

90后的恋爱观——合则在一起，不合则散

时_代特征：

90后是最多元的一群，他们有的充满了理想与抱负，在年青的时候，便为自己的人生定义下了目标，有的则成天混在电脑上游戏，这类也可称之为跨掉的一代！

在物质满足下，爱情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对于90后也许有些早，但身边有很多90后的孩子已经恋爱了。他们的爱属于情窦初开，但却一点也不单纯。90后往往生理上还没成熟心理上已经成熟。他们小小的年纪已经不把爱看得就是男女之间异性相吸那么简单了，他们甚至能够把性和爱区分开来，*和爱情划分得头头是道。于是，早晨是情侣，晚上是陌路。早晨相识，晚上同居，这种现象不新鲜。

恋爱观的关键词：速食爱情

90后谈爱情有点为时过早，但是爱情却是他们生活中从未缺少过的元素，学校里常常可以见到穿着校服抱在一起的学生男女，因为他们还年轻，对于爱情理解不深刻，看似一个荒唐的理由，也会成为他们分手的理由。

数据：

1.对于“婚前应禁止性行为”的看法：

32%的人表示赞同，这部分人以60后和70后居多，也有相当一部分90后的女性选择了该项；

23%的人表示反对，其中80后居多，几乎没有60后选择该项；

“说不清”的人所占比例最高，为45%，其中多为80后和90后女性。

从60后和大部分70后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到80后和90后说不清的态度，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西方思想的影响，“婚前应保持性纯洁”的观念正在逐渐减弱。

2.对于“你对夫妻关系满意吗”这一问题中

29%的人表示满意，23%的人表示比较满意，这两部分人中，以60后为主，还有一部分为70后；

7%的人表示不满意，主要以80后为主；

41%的无法明确回答，这部分人以90后和80后为主，多数尚未进入婚姻状态，或刚刚步入婚姻。

看似缺乏自由恋爱经历的60后，婚姻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保持着较大的和谐和稳定，这对现代社会的恋爱婚姻来说，不得不引人深思。

3.对“感觉合不来就离婚”的看法上：

40%的人持谨慎的赞成态度，认为应该本着宽容和相互忍让的态度，实在过不下去才会选择离婚；

27%的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离婚不仅会影响到夫妻两人的生活，还会影响到子女、父母以及社会的和谐；

33% 的人表示对此说不清楚，这部分人多是因为缺乏婚姻经验。80后作为当前结婚的主力，已给人留下“闪婚”、“闪离”的草率印象。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80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轻率，对婚姻同样持有谨慎的态度。选择结婚的人，都想着要与对方白头偕老、相濡以沫地过完一辈子，离婚对任何一方，都是一种感情和心灵的巨大伤害。

第三篇：当代青年婚恋观的变迁

浅析当代青年婚恋观的变迁

【摘要】随着西方各种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接踵而来，国内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冲击而潜移默化，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突出表现在择偶标准，婚前性行为，离婚及婚外恋等社会现象上，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背景是什么？怎样才能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字】择偶标准，婚恋观，性观念，离婚，婚外恋

对甜美爱情，美满婚姻和幸福家庭的追求，是人们永恒的主题。“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因此怎样才能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也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话题。

婚恋观是指男女双方对恋爱，婚姻和性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婚恋观是青年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方各种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接踵而来，国内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代青年婚恋观正随着社会变迁而悄悄的变化，逐渐演变为今天青年在婚恋关系中主体意识、个性心理得到增强，但恋爱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功利心理、忽视道德规范行为也在增长。所谓婚恋观的变化坦率的讲是反应了社会的现状，无论是文革的时候嫁工人农民，还是后来嫁大学生，还是知青嫁军人劳动模范，还是现在嫁大款，或者金融人士，都是反应了某种社会的现状。这些现象已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因此，在当前如何引导青年个体形成婚恋观，构建良好的恋爱婚姻意识形态，己成为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当代青年婚恋观的变迁

（1）择偶标准呈现多元化，日趋功利化

择偶是恋爱到婚姻的必经之路，也是建立幸福家庭的重要环节。择偶标准是理想配偶的选择标准和评价标准，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择偶标准的选定受个人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方风俗习惯等方

面的影响。青年依然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爱情是婚恋的重要因素。但现实择偶标准更加功利化、世俗化，更加注重婚恋中的经济因素。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与百度网络联合发布的《2010中国青年网民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愿意嫁给富二代的女生最多，占59.2%，其理由是可以少奋斗很多年。

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婚姻就是一种投资，是经济行为的一部分。但婚姻这种投资行为并不会只得到收益，还要付出机会成本，所以不适宜投机。从快乐经济学角度讲，金钱和爱情都只是一种快乐资源，而不是快乐本身，调节要适度，配置要合理，只有这样，在婚姻中快乐资源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快乐。

（2）择偶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择偶范围扩大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这句话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千百年，这也一直是青年择偶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掀起过一股自由恋爱的风潮，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也仅仅是一股文化思潮和一种思想观念的兴起，并未从根本上引起青年择偶方式的变化。建国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青年的择偶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逐步摆脱传统婚姻的束缚，在择偶中其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趋势日渐加大，人们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大，再加上物质条件的进一步丰富，从而使得青年人在择偶时择偶网络从亲缘演化为业缘，选择机会增大。

（3）择偶中爱情已占主要位置，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青年的择偶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越来越体现在他的经济地位上，于是在青年的择偶标准中孰重孰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学历、职业、个人能力、住房、个人收人等经济状况因素和爱情因素在青年择偶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青年在择偶时更加偏重于注重自身的感受;再加上经济的不断发展，便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精神世界，因而使得爱情因素在青年婚恋时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也使得经济地位在择偶时更加凸显其重要的作用。

（4）性观念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

性观念是人们对性的一种看法、评价和态度，是人的价值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性一直是扮演着一个丑恶、低贱的角色，人们可以说是“谈性色变”。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性的看法也在渐渐地变化着。那种认为恋爱、结婚、性行为三者关系不能颠倒的旧式婚恋观念，在当今的青少年心目中已经越来越淡，不再对他们的行为起主导作用，即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的性道德观念趋于淡化，性开放从表层走向深层。

未婚同居是指在我国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也没有被我国法律明确的禁止，未婚男女不以夫妻名义公开或秘密地共同生活的一种两性关系。这种社会现象，在我国正呈一种蔓延趋势，正严重冲击着现有的婚姻制度，并对婚姻家庭观念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之，不管怎样的婚姻观念，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传统伦理道德共同作用的产物，且不论对错，我们都应该在判断之前尝试改变抑或引导。

（5）离婚与婚外恋逐渐增多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至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的离婚数量是逐年攀升。恋爱低龄化，离婚率上升，婚外恋增多，未婚同居及婚外性行为„„使得爱情、生育与婚姻由原先的统一转变为日趋分离。

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夫妻双方更强调情感的融洽、生活的幸福，更讲求家庭人际关系的平等。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他们多数选择离婚而不愿意继续凑合下去。

二、当代婚恋观呈现的特点

（1）择偶标准和恋爱方式多元化

在社会转型期前，青年择偶一般都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经济条件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标准，明显表现出以家庭利益为转移的倾向。恋爱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网恋等。

（2）性观念较为开放

性是婚姻的自然基础，满足性需求是人们结成婚姻、建立家庭的一个强烈的内在动因。因而对性价值的评价观念，是婚姻家庭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社

会对性的看法是性行为的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忽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个时期的青年对于性的看法与以前不同。

（3）对婚姻的期望高

未婚青年对未来的婚姻普遍呈乐观心态。据有关调查反映，93%的青年人对未来婚姻的态度是乐观的，认为通过双方的努力，有信心使自己的婚姻幸福；99%的青年人相信爱情是维系婚姻的重要条件。

（4）恋爱过程公开化

这个在转型期的大学生中比较突出，虽然大学生们大都能认识到谈恋爱的弊端，但当爱情到来时，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还是令他们沉浸在这种甜蜜的尝试中不能自拔。于是，校园内处处能看到一对对相依相偎的恋人。不得不承认这种“学院派爱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教室里、图书馆里、校园长凳上、树丛中、夜晚校园建筑物的角落里，无不有学子恋人的身影。如今的大学生们己不再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那般竭力隐藏自己的恋情，而是大胆、大方地将自己的恋情公开在校园众人的视野中。

（5）社会压力加剧下出现的多种婚姻形态

当代青年对婚姻既抱有浪漫的想象，也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当代青年认为，走进婚姻，组建家庭，最重要的事是满足情感上，心理上的寄托与需要，从而享受人生的幸福。他们愿意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感情需要来选择婚姻生活，于是社会上衍生出多种婚姻形态。

（6）恋爱目的非婚化

这个也是在转型期的大学生中比较突出，尽管校园恋情越来越火爆，大有如火如茶之势，但是各种调查结果显示，婚姻，这个一般情况下恋爱的终点站，却并不是如今大学生恋爱的唯一目的。

不论怎样，婚外恋对婚姻都存在着极大的危害，应当加以足够的注意和重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这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趋势。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去理性地思考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因此对于这些新的观念和思潮，我们应当慎重地思考和研究，而不能去一味盲从，鼓动这种风潮愈演愈烈。

婚姻的真正意义：不只是为家庭，为社会尽一份责任；更重要的是期待从婚姻中满足爱人与被爱的心理需要，以及期待因此达到更多的成熟与自我成长。

其实做一对快乐的夫妻，说起来似乎并不困难，实际上却不简单。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责任意识，婚姻并不是简单的爱情，更是对家庭及彼此的一种承诺和责任。所以要缔造真正快乐、幸福的婚姻，彼此需要付出和奉献很多，相互尊重，相互爱护，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是最大的幸福。

参考文献：

《我国90年代婚姻家庭观念若干热点问题的研究》——2004；清华大学；牛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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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与化解：中西方跨文化婚姻研究》——2008；华北电力大学，姬程斌 《情与理的交锋》——2007；首都师范大学；陈志坚

《关系契约视野下的婚姻和婚姻立法》——2008；西南政法大学；康娜 《社会转型对中国城市婚姻观念的影响》——2004；吉林大学；安起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青年婚姻情感的变迁》——2005；广西师范大学；曾婷 《社会转型与婚姻家庭价值观念变化的研究》——2002；吉林农业大学；杨柳 《尴尬的婚姻自由》——2006；苏州大学；谢燕红

《中国现代婚姻文化嬗变研究》——2002；首都师范大学；黄东

《自我和谐，人际信任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2008；华东师范大学；吴彪

第四篇：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正文

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

而中国官办银行的历史则应从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算起。户部银行是经清朝军机大臣王奕劻奏请，慈溪太后批准成立的。清政府授予了其铸造银元、发行纸币和经管国库的权利，成为清末实质上的中央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历史驶入中华民国时代，大清银行也更名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二、第一个繁荣时代

1927年至1928年，北伐军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时代，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百花齐放，并在1920-1930年代进入快速成长期，成就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私营银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为代表，官商合办银行以“小四行”为代表。

“北四行”是指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与北洋军阀均有一定的渊源，均以华北为业务重心，并曾一度开展广泛的协作，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1927年之前，盐业银行实力最强，存款额曾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1930年代之后金城银行实力飙升，成为北四行的支柱，其存款额也一度跃居全国首位。

“南三行”是指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1909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后两家均为清末浙江地方金融力量组建。民国后三家银行均以上海为业务经营重心与发展基地，并多方面开展合作。1927年之前，浙江兴业银行与盐业银行并驾齐驱分列南北银行之首。1930年之后，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后来居上，成为南北银行的老大。浙江实业银行则专注于外汇业务。

“小四行”为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19年成立的中国实业银行和1929年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前三家原来均为民族资本经营，后被国民党政府改组和控股，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则为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组建的官商合办银行。

1930年代前期，中国金融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黄金十年”（1928-1937年）。但繁荣的背后是极度的混乱。当时，市场上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机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着手实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过增资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实行“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称“法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一笔，中国至此才第一次进入了纸币为主的时代。

抗战和内战时期，金融系统濒于崩溃，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难以维持，银行的命运也同样如风中的飞絮。抗战时期，部分银行随国民党内迁，部分则留在沦陷区惨淡经营。内战时期，金融领域严重失序，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但维持了不到一年金圆券体系也因急剧贬值而崩溃。到了新中国成立，存留下来的金融业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钱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组合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随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这些曾经历过辉煌时代的民营银行品牌，至此消亡。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也已烟消云散，只给后人留下一连串的概叹。

三、大一统时代。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业.该行成立时资本金库平银为500万两,其中官股纯由邮传部拨款,投资200万两,商股(大都来自官僚企业界人士)300万两.以后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因抵偿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银行股票.而交通银行初即于天津,汉口,上海,广州,张家口,营口,开封,香港等八地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在北京继续营业.从1922年到1926年间,张謇,钱新之主持整顿交通银行,业务有所发展.1927年以后,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1912年2月5日,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中国银行于8月1日在北京正式开业,上海的中国银行改为分行.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6,000万元,分60万股.政府认购30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30万股时,政府酌情售股于民;并规定由政府简任总裁,副总裁.后于1917年11月修正,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和监事则由股东会选任.1917年底,在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嘉璈的策划下,促使行务向着商业银行轨道运行.随着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到1923年12月底,官股仅剩5万元.中行驻京董事早于同年11月16日声明,财政部与中行各有职责,不容牵混.中国银行从此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将经营重点转向同工商业的合作.中国银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银行分支机构外,还添设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机构,形成统一全国国库之势.盐业银行是北洋政府本着以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而由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筹办.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北京分行经理为宋乾斋,副理朱虞生.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幕时总额实收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年改定资本额为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其分支机构除京,津,沪,汉外,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设立.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因领导人的关系,金城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于北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管理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与政府机关联系,因此金城银行总行的沿革对北京分行影响很大.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至1919年收足.旋即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余万元.1923年再次增资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年9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年增资收足1,000万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3年谈丹崖病逝,由许福昞升任总经理.193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一切行务由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薰主持.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北京分行业务也受严重影响.中南银行为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监事有黄奕柱等9人.董事长一直由黄奕柱担任,他去世后由黄浴沂继任.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北洋期间,胡笔江在北京有各种关系,故该行早期特别重视北方业务,胡派亲信王孟钟任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京办事处.1921年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年6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北京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经理为张季光,地址在东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因此该部营业不多.7

在北洋时期,中国,交通两行都有国家银行的性质.1914年3月,中国银行“向海关交涉存款”,并提出“国家关,盐两大税收,依法自应存入中行”.同时积极筹设各省分支机关,并委托未设地区的其它行号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区之国库业务.至1915年,接管省金库有直隶,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经收款项计达银13,000万元,占当时税收50%以上.清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邮传部系统各局款项.1908年3月邮传部规定所有各处电局每日收入款项应就近存放各交通银行,同年的铁路总局拨用亦存放于交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国库的权利.1913年取得“分理金库”的特权,由此其存款也随之上升,1912年时为2,160万元,到1914年增长到6,553万元.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安慰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瑷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余万元.政府南迁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遂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务界的存款,并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社会上中产阶级的闲散资金.当时各银行竞争甚烈.例如,大陆银行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设立办事处.中孚银行独揽协和医院存款;金城则由全绍文,吴延清等人,广泛联系吸收教会,团体,学校,医院以及一些教授,医生的存款.金城为了吸收个人储蓄,对于一些工作较忙的教授,医生,一度采取了上门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储户存取.金城在创办初期,全行存款总额大约仅有400余余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存款增达1.5亿多元.在存款结构方面,由于当时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银行业的存款来源主要不是民族工商业的闲置资本,而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个人存款和来自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而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则是不多的.以金城银行为例:在它的存款中,来自工商业的企业存款,1917年占存款的12.49%,1921年占16.23%;相对的,来自军阀,官僚,地主等个人存款及军阀官僚机构的机关团体存款则相应为38.15%,46.25%和49.38%,37.52%.这些数据虽不是北京分行的,但由于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以这种情形来估计,北京各家华资银行的情况大体类似.注:资料来源,《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银行周报》第106号,民国8年7月8日.说明:原载各放款细数与总数不合,不多及少.各方款单位细数,定期放款少853元,活期放款多3001元.现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借款数维持原数.(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2页.)由上表可知中国银行该年放款的45.81%是借给北洋政府财政部和各省财政厅的,而财政部借款又占政府机关借款的71.86%以上,可见中国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加强”,已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样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其放款对象也以政府借款为主.据统计, 1923年到1926年,交通银行的政府欠款每年都达4,000万元以上,均占各该年放款总额的50%以上.见下

注:资料来源,根据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此仅以中国,交通两行为例,抗战前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如金城银行,新华银行等,在放款方面,政府放款几乎都居首位.1925年6月,财政部致电金城,盐业两行:“接准京师警察厅来函,以警饷需款孔急,爰向金城,盐业两行各筹借十万元”.当然银行为政府垫款,获利不浅.政府每借入一笔巨款,不但付巨额利息,而且经手双方还可从中得到大笔回扣.原新华储蓄银行,由于业务关系且受储蓄条例限制,不能参与政府放款,而于1917年下半年改组为商业银行,以商业银行的名义来分享对中央政府放款的巨大利益,就是很好的证明.北京地区的华资银行在对政府放款中获利甚丰.2,投资工农商业

据以上分析,北京近代新式银行自成立以来,其业务发展不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银行对工农商业的放款,就其绝对数而言,还是不小的 ,而且这种放款呈增长趋势.以下就几家银行的相关业务加以论述:交通银行早期的放款业务,就其对象而言,与存款相反,对私放款大大超过对官方的放款.如1911年放款总额为1,798万两,其中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为458万两,占25.5%,而对私放款却达1,340万两,占74.5%,后者比前者大两倍.而这其中的对私放款,主要是投资于工商业.后来经过1916年和1921年两次停兑风潮后,交行规定军政借款一概婉言拒绝,于是对于工商业的放款比重更有增加.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由上表可见,金城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逐年增加,而且占到放款总额的50%左右.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的放款,主要以北京电灯公司为对象.放款时间持续12年之久,总数达400万元.而且针对该公司负责人不善经营,经理岳乾斋派他的私人代表对公司经济进行监督,坐地收费.该行的另一笔押款是关于清室抵押的一批古物,这些古物由英商汇丰银行押款和溥仪结婚抵押两部分组成,先后计60万元.因清室无力赎回而被该行没收.其中处理变卖古物所得款项,除清算清室押款的本息外,剩下的就成为该行的帐外财产.大宛农工银行以“融通资财,辅助农工业”为建行宗旨,因此该行的各种放款业务多为较长期的低利农工抵押放款.各种抵押品大多是房产,田亩,农作物,渔业权,栈单等,最有的特色的是其初期办理的留置旗地放款业务.改组为中国农工银行后,其业务经营依然以农业贷款为主,该行章程规定,“办理各种抵押放款并下列各种放款1)5年以内分期摊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作抵押者;(2)3年内定期归还以农工业不动产为抵押者;(3)1年内定期或分期以农工业动产物品为抵押者”.扶助工农商业的发展,金城银行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1918年12月在金城银行的董事会议上,提出“银行业与工商业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欧战既平,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本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授资本亦未可知”.基于此,金城银行对于工农商业的投资在近代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一是其经营某些放款不是单纯地为了取息,而是比较有远见,有魄力地扶植一些企业,事业的举办和发展.如在永利塘沽制碱厂初创时期,该行就放给透支10余万元,后来逐渐增加贷款达百余万元.其中一部分是由周作民直接指挥北京分行投放的.其对工业的放款比较集中于与本行投资有关的企业,主要在四个行业,即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如下表: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60页表编制.由上表可以看出,金城银行在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面粉工业这四个领域的放款总额在其对工矿业的放款总额中的比例常高达80%以上.3,投资交通运输业

北京地区近代华资银行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要是交通和金城两行.交行早期对清政府及有关事业放款中即以铁路放款为最高.比较大的有:1910年对福建铁路公司的放款50万两,1911年对江汉铁路公司放款80万两等.民国时期尤其是交行改组后,交通建设事业放款成为该行的特许业务,故此项放款历年均有增加.北京分行在总行迁入上海后,对交通事业的放款每年虽有所增加,但占总放款额的比例不大.金城银行认为,铁路放款业务“大率息重期短”,有比一般银行业务高的多的利息.以京汉铁路为例,“放款利率经常在月息1.2-1.7%之间”.其次通过铁路放款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存款和放款业务.再者铁路为国家交通命脉,且路局在外国债权人的严密控制下,路款收入比较正常,这样还款就较有把握,放款风险则相对较少.所以金城银行较多的参与铁路放款:1921年9月签订的京汉铁路借款是金城银行较早参与承担的一笔放款,款额共200万元.当时金城与中南,大陆等银行合作,仅承担其中的20万元.此后随着该行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发展,加上通过利息回扣等方式结交了有关人员,故与铁路部门各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便开始直接承做铁路放款,并且数额逐年增大.1919年,金城铁路放款只有22万元,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3.96%,运用资金总额的2.95%.1923年其铁路放款总额已达80万元,增加了2.6倍,占其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6.00%,运用资金总额的4.47%.到1927年,其铁路放款额达401万元,比1919年增加17.2倍,比重也占到当年全部放款总额的14.65%,运用资金总额的11.66%,“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承购的铁路债券等69万元在内”.而且铁路放款对象已包括交通部及陇海,京绥,京汉,津浦等多条铁路.另外金城银行还大量参与交通部购车公债垫款,这亦属于其铁路放款的范围.(三)发行,领用钞券

清政府时期,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被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1898年北京分行发行钞券,是为北京华资银行最早发行的银行券.大清银行成立后,发行钞票为其主要业务之一.还在1910年拟定《兑换纸币则列》,企图对已经十分紊乱的币制局面加以整顿.从成立到停业清理,六年间该行共发行银两票1,688万两,银元票2,865万元.北洋时期,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滥发纸币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中国,交通,通商等六家,同时各省官办银行,银钱局号也大量发行各种纸币.1919年8月当时《银行周报》统计,各省官办银行另发行纸币折合银元122,937,475元,占当时全国各类银行总发行额的56.65%.在这种形式下,得政府之协助,中国银行担负起统一各省纸币的大任.于是在广东,江苏等省内设立分行,发行本行纸币,兑回省号所发旧币.然就广东,江苏,吉林三省收回之贬值纸币不下4,000万元,中行所垫之款亦达6,653,500元.且因为中央财力不及,统一各省纸币计划遂告破产.另一方面,当时中央财政竭厥,银行必需为政府垫款,尤其是中国银行,银行没有这么多现款可垫,于是便拼命发行钞票.1916年中国银行为北洋政府垫款2,200余万元,同期发行钞票达4,600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额连年增加.如1914年为16,398,178元,1924年则为89,978,582元,1927年则增至159,001,103元.另外,北洋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修改交通银行章程,委托其分理金库,并授予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交通银行的发行额也是连年有增无减.1914年为5,957,627元;1927年则增至65,096,889元.北京当时有权发行钞券的还有北平农工银行与中南银行.在北伐战争期间,农工银行试发行辅币券,总额为100万元.其中京行备用券40万元,计1角券8万元,2角券24万元,5角券8万元.各地分行的发行业务中,尤以北平分行最佳.于是1928年5月董事会决议发行北平地名银元钞票,京津通用,此票极受信赖.华北事变后,平行停止发行该钞.而中南银行主要与金城,盐业,大陆联合经营,设立四行准备库发行兑换券.1923年该行也在北京成立联合分会且发行钞券.那些未被特许发钞的银行,则以领用钞券开展银行业务.同业领券始于1923年,兑换券领用办法,变更频仍,以交通银行为例,有长期领用与短期领用之分.撮其要点为:①领用数额,以所缴纳准备金为准,长期者于总额外每次领用为五千至二万不等,短期者,则对每周,月领用之数有规定;②领券准备, 长期者有四六制,十足制,八二制等;至于短期者,以迟期之本票或支票缴纳准备,迟期日数及给息另定;③领券期限,长期者无定,短期者有周,月及迟期日数之限;④各领券户与发行库不同,领券暗记也不一,由此兑换办法也随之不同.当时北京地区华资银行领用钞券获利甚丰.但发行兑换券也曾引起停兑风潮.1916年,中,交两行京钞贬值,导致全国各分支机构发生停兑风潮.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给予银行业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发放不严,加上各行对政府垫款过多,一时难以收回,库存现银不足等原因,造成1916年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1920年的中法实业银行停兑事件,1921年中交两行京钞停兑**等金融风潮.北京金融市场因此也潜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四)经营有价证券

近代的中央政权一方面为了统一控制全国的金融而设立国家银行,进而通过特许发行纸币来充实财政,另一方面又发行大量公债以解决财政困难.因此银行主要以发行或领用钞券及投资公债来经营有价证券业务.北洋政府筹款的办法就是加税和发行公债.而且政府往往将这种公债向银行抵押来换取现款.这就造成了银行投资公债业务的兴盛.这种投资公债的方式相对于直接垫款而言,银行获利不可谓不盛:其一,高折扣.如北洋政府的公债最低折扣为八五折,加上利息,平均月息为3分左右.民国六七年间,市场利率为月息七八厘,银行成本平均为四厘,故有五厘银行即有利可图.而购买公债利达3分,可见银行从中获利甚厚.连当时对公债投资极为谨慎的大陆银行,在“五年公债”和“七年公债”的买卖中,也赚取了300余万元.1926年,北京银行业曾承购政府为筹付政费所发内债春节特种库券.另外,公债还可以作为发行,领用钞券的准备金,或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投机买卖,无怪乎当时银行对此积极经营,并成为首要业务.北京金城银行成立丰大证券号,专门经营公债,从事公债投机,即为一例.据统计,至1927年末金城银行账列有价证券中,北洋政府各种债券即占74.56%.盐业银行在吴鼎昌的主持下也曾经营公债投机买卖.北京部分华资银行进行证券倒卖,在20年代中期曾引起债权人的不满,甚至对银行信用及其同业组织的作用等产生质疑.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长期的严重的.据初步统计, 1912年至1926年,总共发行了27种内债,1917年以前实际发行83,182,640元,占13.59%;1918年以后,实际发行528,880,068元,占8**1%.同时,1918年以后,全国银行增设103家,占总行数142家的72.54%,两个同步增加,一脉相称.再看北京地区,据1925年统计,北京商业银行为23家,占全国性所有商业银行的16.3%.其实,北京产业并不很发达,新设商业银行资力又不雄厚,靠近中央政府,经营公债乃“近水楼台”.由此可见,投资公债是北京地区华资银行最重要的业务.据记载,北京华资银行业在买卖证券方面也曾获得丰厚利润.但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所大量发行公债,举借外债,政府垫款的担保,归还难以落实,因而银行业所经营公债,给予政府垫款还本付息大成问题.这曾引起银行业及其利益代表银行公会的强烈反应.如1921年北京银行公会等为反对烟酒续借款致函北洋政府.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64页.叶世昌,潘连贵主编:《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张孝谋,胡景权:《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67,268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页.朱锡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传记文学社印行1982年版,第20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前言》,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第308页.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65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张伯驹:《盐业银行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当时北京附近大兴等县农民可凭借旗地得到借款,以事农作.大宛农工银行则分别记入各县清理上报之地价.(见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1932年,中国农工银行北京分行在西郊温家村设立寄庄,主要办理田亩,房舍及其它农产物抵押放款,除支持传统农业耕作外,还鼓励农民改良农产物品,栽桑养蚕,种棉,兴修水利,垦林开荒.在该行协助下,温家村还成立了保证责任北平西郊温泉村信用合作社,为当地社员储金并贷放生产上所必需之资金.同年在西直门车站附近借合顺公司建筑物设立仓库,为农民储粮,并派员常驻办理储粮押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参见《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第42页.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第342页.按当时的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可以兑换现银的,即1元钞票兑1枚银元.但是中国,交通两行共发行钞票7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千万元.(见《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第102页).一有风吹草动,持票人都向银行兑现,银行即有停业和倒闭的危险.为了不使中,交两行倒台合并能在财政和金融上继续支持自己,北洋政府就运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以政权的力量强行压制人民暂时不准向银行兑现.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此令发布后,交行上海分行遵令停兑,中行上海分行在以“南三行”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下,抗令兑现,且度过这场挤兑风潮.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第4卷第4期,1955年.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四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抄送各银行呈购春节库券额数致财政部函》,1926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984-9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71,206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民族工业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亦非常缓慢。到1897年才出现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终清朝一世，中国银行业尚处在幼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华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给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银行业在与政府结缘、投机公债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华民族工商业衰败之中，近代银行业则仍然靠投资公债、地产而畸形发展，投资工矿事业者实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步向商业银行发展，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全国金融体系，并施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震荡。本文试就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寻求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

银行业的发展是推动近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筹集巨额资本以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办新式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银行业建立伊始便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它同产业的关系不密切，却和政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银行业资本不是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促进投机业务的盛行。中国近代银业始终未能完成动员和组织全国资金以供工业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任务。为什么中国近代银行业未能积极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完成？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

1.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中国银行业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银行业的资本积累的缓慢和不充分，使得银行界没有雄厚的资力去扶植近代产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金融业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有所发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原来经营汇兑和融通商业资金的票号和钱庄也扩大了营业范围，它们通过为封建官府服务或为外国在华洋行推销、采购商品，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外国银行在华经营多年，更获取了高额利润，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但票号、钱庄、外国银行的历史代替不了中国新式银行的历史。由于其内在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中国的前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始终没能发展为新式银行。它们所积累的资金也未能转化为银行资本去为产业发展服务，而是转为消费资金挥霍掉了。这就是说，票号和钱庄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获取许多社会财富，却没有为中国新式银行的建立奠定任何基础，中国新式银行业建立之初，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

在建立新式银行的问题上，清政府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亦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发育缓慢，原始积累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外国银行纷纷来华设立分行，很快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吸收国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国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面对金融制度的危机，许多人建议学习西方，建立近代银行，以改造传统信用制度。清政府却置若罔闻，听任外国银行自由发展，在华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外国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员自办银行的意见则一压再压，甚至对盛宣怀准备办银行一事亦满腹疑虑（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致使中国人自办银行的事业长期议而不行。在1897年以前，中国在建立近代银行制度方面几乎一事无成，丢失了整整半个世纪资本积累的时间，使1845—1897年这段时间反成为外国在华银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中，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客观地刺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却又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形态阻挠中华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国内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压迫备至，极力摧残。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候，中国产业的发展仍极为落后，能够投资银行的当时只有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这两家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际是官僚投资居多；通商银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 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

10、10页。），纯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极其稀少。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银行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亦很少，许多企业很少赢利，几无游资存入银行。由于没有得到近代企业资本的强有力挹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十分缓慢。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资力薄弱，有限的资金又转投于政府，新式银行业也就无力对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近代银行业资金的运用，大致分为放款与投资两途，而抗战前银行业所谓证券投资，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公债投资和地产投资，于近代工业发展有害无利；只有放款一项，银行业资金才可能转到工业建设上。以抗战前的1934年、1935年和1936年为例，这三年全国银行业放款总额平均每年约为31亿元，而银行平均资产总额为57亿元（注：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黎明书局1947年出版，第116—117页。），放款占银行全部资产的54％，放款的最大主顾仍是政府，工业放款仅占放款总额的12％左右，银行业对于工业投资额还不及资产总额的7％（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3页。）。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新式工厂仍然依赖钱庄的贷款。

2、中国近代银行业起步较晚和近代产业发展的幼稚，导致了中国新式银行业从兴起到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银行业需要同产业挂钩，扶植近代企业的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企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赢利微弱，银行向企业投资需要承担风险，一时很难获得收益，银行业在向企业贷款上自然裹足不前，其自身也就无从取得大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要谋求发展，只好结缘于政府，为政府财政服务，通过投资公债而获取巨大的利润。结果，银行业非但没有扶助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把社会上大量原可供工业投资的资本转给政府用于军事，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发展的环境基础，这样银行业的发展非但无裨于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有碍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国内战乱频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丧失，市面萧条，产品无法脱售。民族工业内困于资本人才的匮乏，外遭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比从前发扬光大，而是日趋衰微。如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固已不胜外资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而日趋危殆，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亦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注：《中国银行二十一营业报告书》，《二十一之工业》，第49—52页。）银行家为自身利益所限制，实不愿冒风险将宝贵的资金断送在脆弱的民族工业之手。

从总的情况看，在中华民族工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得到中国银行业帮助的很少。中国银行自1928年改组后，以“增加工商业放款，以辅助生产事业不发达”为己任，但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政府机关放款仍占42.6％，商业放款占22.38％，工业放款只占11.46％。（注：《中国银行二十一报告书》。）在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交通银行是政府特许的一个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货物抵押及其它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亦仅“约占总额百分之九”（注：《交通银行二十一报告书》，第10页。）。这两家业务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大银行的工业放款竟如此稀少。

为求自身资本扩充，中国银行业对工商业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忍受。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注：陈铭勋：《经济改造中之中国工业问题》，第30页。）1933年4 月华商纱厂减工时，穆藕初先生也以“银行利息过昂”为纱业衰败之一大“远因”（注：天津《庸报》，1933年4月30日，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页。）。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太平洋战争后的调查，1936年在华的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放款占47％，外汇占11％，有价证券占28％，动产及不动产占7％，现金及准备金占7％。（注：见《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在放款中，绝大多数放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率较中国银行业放给华商企业的为低，这就使外国企业大大增强了与华资企业竞争的力量。由于中国银行业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赢利为目的，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资本，大部分用于推销洋货，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国商品的输入，而不便于丝茶等土产的经营。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自身赢得厚利，却是在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的膨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害无利。

3.本世纪20—30年代，尽管一些有远见的银行家开始注意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开始对中华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危机中受困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扶助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42.2％，这样大的比重，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少见的。该行指出：“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业务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视，凡能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注：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时„„遇有某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确有贡献或于本行职责及声誉确应承做时，应随时商请总处办理。”（注：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银行在北方时期大力支持发展纺织、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生产，简称“三白一黑”。浙江兴业银行十分强调该行创办本旨在振兴实业，并在以后历年的营业报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业务中，放出款项往往压低利率，优先照顾信誉较著的企业、商店，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建立较早。如近代企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因资金不足未能开工，张謇来沪与浙兴商议，浙兴在本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25万两，对大生厂的开工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得到浙兴放款的民族工商企业先后有600余家，其中20余家临危得到解救（注：《旧上海的金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10—111页。）。1932年，为了扶助民族工商业企业，中国银行发起组织了国货厂商星五聚餐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促进国货产销渠道的畅通；在资金融通上，利用多种贷放方式向国货企业投放资金，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

许多史实证明：本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在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有了一定的资力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兴起和发展初期那种两难境地，开始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一定的放款和投资。这虽谈不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大的促进作用，却可以说对困难中的民族工业进行了扶持。

纵观中国近代银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完成它所应该担负的筹集巨额资本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在抗战以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把目光转向扶植民族工商业，但这距离以巨额资本投放民族工业、促进中国经济的起飞还相距甚远。银行业未能完成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原因固有多端，而政府未能负起动员资金以供投资的任务，反而把银行业从社会筹集的资金绝大部分都耗费于非生产的用途上，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未能用在工业化这一正确目标上，实为重要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全社会未能提供可供投资的巨额剩余资金以供工业发展，而在于未能最终建立将全社会剩余资金导入投资民族工商业的运行机制。

二、近代银行业与社会发展

中国银行业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结果。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它开始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本应成为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社会建设资金的最主要供应者。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制约，中国银行业最终未能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梦想，却在战争、国家高度垄断、政府施行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作用下，银行正常功能丧失殆尽，最终同政府财政一起走向崩溃的边缘。

如前所述，中国银行业不是直接从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和产业关系不密切，却同政府财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银行大都以向政府垫借巨款、承销政府公债起家，许多银行都把政府借款“视为投机事业，巧立回扣、手续、汇水各项名目，层层盘剥，与利息一并计算，恒有至五分以上者，殊属骇人听闻”（注：《银行杂志》3卷6号。）。从中国银行兴起到本世纪20—30年代银行业的发展时期，同政府财政挂钩的垫款和公债业务都是银行业的最主要业务。

经营公债和对政府放款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更替频繁，后任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债务，放款的银行也就无法把借款收回，许多银行因此破产倒闭。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仍然以向银行业借款和发行公债来筹集财政开支，银行业对政府公债仍然是趋之若鹜，以战前的1933年为例，1933年底全国公债余额的9亿多元中，至少有4～4.5亿元的数额是握在国内银行界之手。（注：据浙江兴业调查处统计数字统计，见《中国的银行》，第74页。）这种各大银行将大部分资金投资政府公债的现象，实为银行业最危险的举动。吴承禧在1934年曾指出：“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社会，本非银行自有，今银行以社会付托之资金，贪图厚利，提供政府，如一朝政局骤变，篮坠卵碎，两手皆空，危险岂不太大！且银行界对于内债的投资，昔之眩于厚利者，今则以欲保持以往投资的利益起见，势成骑虎，有愈陷愈深之慨。此种情形，岂能任其长久继续！我们很怕中国银行业的全体，将来或许有一天，会随着财政崩溃以俱亡哩！”（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81页。）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多地掠夺财富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法币贬值的手段来解决偿还政府借款和公债问题。战前各大银行曾大量购买公债和借款给国民党政府，但战后国民党政府归还时却只按当时的数额和利率归还，在数十万倍数的通货膨胀下，实际上等于赖账不还却又赚回了有借有还的面子。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加足马力，内迁的中国银行界还基本上保持着正常或比较正常的银行功能，各大银行大都设计了一套支持工矿、商业的信贷计划，希望促进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以金城银行为例，抗战初它曾制定了一个“基本事业”设想，筹设嘉陵纱厂，从事食盐运销和棉花、纱布的经营，加强与迁入四川工厂的业务往来，走一条信贷—工贸综合发展的战时金融路线。在这种战略指导下，金城银行在钢铁、机器、煤矿、化工等行业中，至少投资7000万元。（注：据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银行投资和放款很不合算（通货膨胀率与债权人的收益率成反比）。因而金城银行很快改变经营战略，制定了以外汇、黄金、物资、证券、地产为主的战时业务方针，把资金大量用于自己的附属商业企业和外汇上，仅购入美元一项就达200多万美元，走上了套购黄金外汇、搜购物资、囤积居奇的道路。

1940年底，2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96％；1941年底，36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9％；1942年3月底，60 家银行放款总额中，商业放款占80％。这些银行都是从事商业投机和外汇投机，进行商业囤积以保存实力，这更导致了经济产出水平急剧下降，物资短缺，物价暴涨不止。这时，银行业已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迅速退化，几乎沦为流通领域的商业企业。由于国民政府高速通货膨胀政策，破坏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和信用制度，使银行业正常的存、放、贷业务无从开展，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已陷入绝境。

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用了8年的时间，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四行二局一库”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金融垄断体系，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或吞并全国各家商业银行，操纵全国的金融市场，推行其搜刮人民财富的金融政策。抗日战争胜利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增发指数为394倍，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额达6636946亿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行指数竟膨胀了47万倍，使同期物价水平暴涨了571万倍。（注：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在如此狂奔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甚至连资本家都倍受痛苦，使国家银行丧失了正常的金融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变成了反动政府的搜刮工具。这样，国家银行非但不能稳定金融局势，反而造成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金融震荡，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

中央银行是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体系的中心，1928年成立时，曾标榜：“代为国家做事，非以营利为目标，与普通银行性质固异，即与他种国有营业机关性质也不相同。今国家银行的业务，当以全民之利益为目标，不当以银行自身之利益为目标。”（注：《银行月刊》，第8 卷第11号，载银行近闻《中央银行开幕志要》。）而实际上，中央银行却是凭借其垄断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进行投机事业，攫取巨额利润。如1933年经济危机年代，上海各银行的决算盈余报告，无论大小银行，少则获利数万元，最多不过百万元，而中央银行则独获盈余1200万元。（注：孙怀仁：《中国经济之畸形发展》，《申报月刊》2卷2期。）正是由于中央银行实际上奉行与商业银行争利的政策，又有政权作保证，经营起来一帆风顺，成立仅8年间，存款增加41倍，纯益增加61倍，到1936年，资产总额达到1928年的23倍。

中央银行连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中国、交通、农民银行高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了全国工矿、交通、农林企业的贷款、投资权。国民党政府利用四行，将全国商业银行及其他半官半商的银行吞并或控制起来。如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曾于1935年发生挤兑危机，政府借名“救济”，以500万元资金加入三行，对三家银行进行兼并，使其成为支属银行。此外，其他重要的商业银行，比如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新华等银行，都因渗入了官僚资本的股份而受到控制。（注：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53—58、99、103页； 《银行周报》第991号。）还有许多银行如金城、大陆等，虽未被直接控制，但无论在业务上、资金上都没有独立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非但未能向商业银行提供有关服务，以助其应付金融危机，反面乘商业银行危机之时，对其进行打击和兼并，这时的国家银行已完全丧失了应具有的服务性职能，走向了反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幼稚，银行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建立伊始就被迫同政府财政结缘，其发展是同政府公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中国银行业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而且银行业自身也受到政府财政的影响，时时受政局变化的牵制。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府逐步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业进行多方限制和统制，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经济“百业之首”的中国银行业逐步丧失了银行的特殊功能。其国家银行非但不能承担稳定金融秩序、推进全社会进步、为社会提供建设资金的任务，却成了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搜刮工具，成为全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制造者。而商业银行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业务经营日见萎缩，逐渐失去了商业银行的正常功能，被迫从事投机事业以自保，陷入了严重困境。到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各商业银行被胁迫交出全部外汇资产，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00 余万两从上海运往台湾。在一片慌乱中，宣告了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统治的破产。而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浙江兴业银行强调振兴实业，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浙兴银行一直列为重点放款户。浙兴银行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急需的事业。1934年，浙兴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浙兴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在浙兴银行发展的中后期，它还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旧上海的金融界中，浙兴的房地产业务做得最大，到

40年代末，拥有近1000幢房屋。

金城银行

1921年，北京的中国、交通银行发生两次挤兑风潮，金城的存款户数虽多，但“大致未经提动”。为便利客户，金城设置了多种多样的存款方式，有定期、活期、特种等，每一类又分若干种。为提高服务效率，金城非常注意对行员的基本技能培训。1924年至1928年，专门开办会计训练班培训行员。在接待客户上，讲究礼貌待客，“顾客至上”。在放款上，以对工矿企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据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一百多家，重点是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成立于1921年6月，总行设于上海。创办时实收资本即达500万元，这行首位。在旧中国私营银行中是罕见的。主要发起人和最大投资人为南洋华侨黄奕柱。因系侨资为主，很快被批准获得钞票发行权。总经理为胡笔江，他为中南银行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南银行是侨资银行，为便于华侨汇款和进一步参加国际金融市场，胡笔江力主中南创立国外汇兑业务。中南香港分行、厦门分行成为侨汇枢纽。由于中南银行外汇业务经营时间长，国民政府历次统制外汇都指定该行为经营外汇银行。中南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到30年代初，存款总额跃居私营银行的第三、四位，它也有较多的工业放款和投

资。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是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1917年起，经当时副总裁张嘉璈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日益商股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修改了中国银行条例，改组中国银行。规定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也由北平迁至上海。张嘉璈即聘任总经理主持行务。

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增加了官股，但是中国银行的实际经营管理权仍

掌握在江浙资产阶级之手。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再次修改中国银行条例。条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至此，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中国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机构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为对红军围追堵截，需要大量军费。他认为四省农民银行太小，无济于事，便决定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策划，1935年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在原四省农民银行基础上改组而成为的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了。资本总额仍为1000万元，总行仍设在汉口，1937年迁至南京。根据《条例》规定，该行办理农业放款，票据贴现，买卖证券，经营储蓄存款和汇兑，享有兑换券发行权、农业债券发行权和土地债券发

行权。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行业，银行一经出现便显示出勃勃生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于欧战，中华民族工商业趁机获得迅速发展，极需银行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一向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国在华银行，由于失去本国经济力量的支援，不得不放松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压力，有些甚至转而向中国银钱业拆借款项。这一切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15年～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1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计1亿元左右，1921年达5亿元。

经过早期银行家们的励精图治、艰难创业，近代中国自办银行仅以二、三十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银行家们200多年行走的路程。尤其是在1920、1930年代，一方面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代表的政府银行体系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私营银行（即由华商投资创办的私人资本银行，在某些场合也被称为华商银行或华资银行）努力应对政府监管，积极开拓市场，迎来了中国银行业、特别是私营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统一币制与国库、调剂全国金融，即开始筹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中央银行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总裁，首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其后长期由财政部长兼任。根据条例和章程，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募国内外公债等特权。虽然拥有多项特权，中央银行初期实力远不及中国银行，甚至比不上交通银行。1935年起，国民政府对中央银行增资，使其资本总额达一亿元，居当时国内各银行之冠，并颁布《中央银行法》巩固其地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地位的加强，中央银行资力得以迅速增加，至1936年，其资产增加约25倍，存款增加约48倍，纯利增加70倍，为国民党政权实施金融统制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业务也得到较大发展。北洋后期，中国银行2000万元资本总额中商股曾达到1971万元，交通银行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基本摆脱了政府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中国银行被改组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交通银行被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官股增加到20％。待到1935年第二次增资改组，中行官股达50％，交行更高达60％，另通过修改条例、增派官董、撤换主要负责人等手段，国民政府最终把中、交两行纳入政府银行体系。与此同时，中交两行加速了近代化建设，业务规模与日俱增，到1934年底，中行资产总额达97565万元，其存款、放款、发行分别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各项合计数的50.5%、59.2%和50.7%，占全国银行业的15.3%、23.3%和34.6%，成为全国资历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同样，交通银行的存款、放款等各项业务均增长数倍。

1933年4月，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下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被改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额定资本1000万元，分别来自财政部拨款和各省市政府的认股，但该行实际受国民党军方的控制，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垫付军政费，存款、汇款中80％是军费、军饷。另办理农村救济贷款，1933年为30万元，1937年便达1859万元。

以上中中交农政府银行体系的确立和对全国金融统制的实施，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权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抑止在华外国经济与金融势力，稳定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货币制度、银行制度的改革和现代化。

私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实践

推动近代中国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吸收了近代银行经营理念、制度、经验，勇于打破成规、大胆创新的华商银行。

“服务社会”是当时华商银行的普遍信条。许多银行家在服务社会的理念之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灵活方便的经营方式开展业务：如信成银行曾首创“一元开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采用“零存整取”，客户每月存入一元，十五年后可支取本息504.66元；大陆银行推行“特种定期存款”，客户一次存入171.51元，十五年后可得本息1000元；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开办存取两便储金、整存零取储金、存本付息储金，并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的主张，力主银行建筑要平民化，以消除普通存户自惭之心理。这些因时因地开拓业务的理念和进取精神，成为银行经营的宝贵财富。

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则是私营银行业的重要经营理念。如陈光甫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方针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该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总额，在抗战前最高曾达14 000余万元，户数达2000多个，对工业放款的比重一直占全部放款的1/3左右。又如，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时提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金城银行在1927年对棉纺织、化学、煤炭、面粉等工业放款与铁路放款，合计占放款总额的40.19%，1937年该比例增至42.2%。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时即强调“以发展工商为原则”，其上海分行的工业放款，1928年占全部放款比重为36.8%，1936年上升到61.8%。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兴业银行先后为600余家民族工商企业提供过贷款，并解救了20余家濒危企业。中国第一位实业大王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一度因缺乏营运资金而一筹莫展，幸得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而摆脱困境，从此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每逢张謇告急求援，浙江兴业银行都给予及时的帮助。著名的民族企业家“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厂，1935年受日货冲击濒临倒闭，刘鸿生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商请宋子文给予贷款支持，却被其挖苦股票已连草纸都不如，最后也因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才挽救了危机。此后，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感慨：浙江兴业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在“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号召下，银行不仅为民族工业提供资金融通，还在经营方向与方式上进行调整，以期对民族工业有所促进，如举办小额工业贷款，用信用放款办法扶植小工业发展；举办国货工厂定期聚会，促进经验交流；组建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在各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等。金城银行还曾参预研究改良植棉事业，组建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向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棉农发放优良棉种，指导种植，提供多开创了商业银行经营农业贷款的先例。

华商银行业曾组成银团，以庞大的资金支持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联合投资兴建浙赣铁路，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中国银行等还另组银团，投资兴建钱塘江大桥。这两项工程在支持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三行”等银行还是最早一批经营外汇业务的华商银行。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在外汇经营方面一直存在激烈竞争。外商银行当然不甘其世袭领地被步步蚕食。1932年，英商麦加利银行公然发难，宣布拒绝接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之签订的外汇合同，企图凭借资金优势限制华商银行经营外汇。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其他华商银行支持下，也拒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最终两家银行恢复交换合同，华商银行外汇业务得以继续开展，进一步打破了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外商银行包办的局面。

银行家的合作与互动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成长，一批著名银行家迅速崛起于金融界，如中国银行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交通银行的钱新之与胡孟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与徐新

六、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盐业银行的吴鼎昌、中南银行的胡笔江、大陆银行的谈荔孙、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王志莘，以及徐寄庼、陈朵如、孙瑞璜、杨粲三等。

由于熟知近代银行经营知识，遵奉银行运行基本原则，制定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讲求办事效率，注重服务质量，重视银行营业设施的近代化，这些银行家大都在金融领域中成就显著，并因此获得种种赞誉。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曾被称为金融界的“四大名旦”。此外，张嘉璈与宋汉章为维护银行信誉，拒不遵行北洋政府“停兑令”而享誉社会；陈光甫因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和“之最”，还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朝野颇具人望；周作民则因在历届政府中都能够逢源立足，善借机缘，被人称为金融界的“不倒翁”；徐寄庼在抗日战争时期身处沦陷区，面对日伪多次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洁身自好，被后人赞誉为“金融界之莲花”。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或专攻货币、银行学，或精通财政、经济学，徐新六更是当时少有的兼攻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人才。由于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相仿，这些银行家往来密切，联系广泛，形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力，甚至参与政事，对不少重大问题发表过主见。

在银行业内部，由这批新式银行家领导的银行往往在业务上相互扶持，互通有无，合力对外。如“南三行”虽然是独立经营，没有设立联营或集团式的统一组织机构，但业务上相互支持，互兼董监，实际上收到了联营互助的效益。

“

1918年，上海银行业头面人物发起成立银行公会，1931年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到1936年7月，会员由最初的12家发展为43家。银行公会的负责人都是银行业的核心人物，会长一职则长期由宋汉章、陈光甫、盛炳纪、李铭等交替担任。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银行业加强了自身的联合，建立和健全了各项金融措施。如在银行公会成立初期便设立了上海公栈，以利货物流通；又设立公共准备金，12家银行共集现银30万两，由中国银行特设金库保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凡会员银行因市面发生意外风潮而需维持并藉资周转时，都可以相当抵押品向公会抵押借用；主办《银行周报》，沟通信息，宣传新式银行知识等。1932年2月，还发起设立了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集中各会员银行缴存的资产，解决各行资金调配问题，起到了调剂虚盈、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况的作用；1933年1月，又在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之下成立中国第一个正规化的票据交换所，对转变传统的资金清算方式、加速资金周转具有积极意义。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银行家们在近代化经营活动和银行制度建设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纵观1920、1930年代的中国银行业，繁荣时期银行数量曾达到100多家。据统计，1928年～1936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8家，且各大银行的资本额与业务量都获得显著增长。以当时全国25家主要私营银行为例，1927年存款总额为48731万元，1936年增加到136370万元，增长了1.8倍；1927年放款总额为45963万元，1936年增加到109999万元，增长了1.4倍，这种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期间，虽然也有为一时之目的如投机公债、房地产、金银外汇等而设立的银行，但更多的华商银行则为振兴民族工商业、促进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银行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前十年的继续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一方面，自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打击了外国在华银行的扩张势力与霸权地位，外商银行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经理巨额外债、吸收国人存款、发行银行兑换券等特权性业务被削弱，为华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以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财政支持，因此银行业也凭借承销公债、买卖证券等业务获得巨额利润。此外，钱庄的逐渐衰落、沿海地区资金的集中、随着经济发展各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等，这些客观上都为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大量银行机构也不得不内迁。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生产与流通再度受到破坏，金融领域严重失序，整个银行业信用破产，私营银行业更走向衰落，中国银行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随之落下帷幕。

第五篇：浅谈中国女性婚恋观范文

近年来，“闪婚”、“裸婚”等与婚姻相关的词已是屡见不鲜，可见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冲击下年轻人们的热情与冲动也表现在了婚姻上。这些与父辈们所持有的“马拉松”式的婚姻观念有很大的偏差。纵观各个时期恋爱婚姻观的主流的发展，不难发现它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积累着量变。

女性在恋爱婚姻方面往往有着比男性更为细致的思维，暂且就从女性角度来分析古代至近代各个时期恋爱婚姻观的主流的发展。

一：古代恋爱婚姻观

（一）封建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给中国古代的婚姻爱情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史记"外戚世家序》：“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它的意思是，夫妇之间的事是人类最重要的伦常。礼的作用，唯独在婚姻上要特别持慎重的态度。夫妻的爱情超过了一切。这种爱，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地位比君、父卑下的人呢？既然夫妻间相爱而结合，有的不能生子育女，能生子育女的人又不能白头到老。这岂不是命运作怪吗？ 司马迁的这段话贯穿着两种思想：他既肯定夫妻间的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感情，不能用其他感情来代替；同时他又把夫妻能否生育和能否白头到老的问题看成是受神秘的命运支配。

一说到古代的恋爱婚姻，往往联想到的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封建的想法。而这句话所反映的便是古代有些父母以子女终身大事为代价，攀龙附凤、谋取钱财的现象。当然，这里所提及的婚姻的观念，说白了，就是物质化的婚姻，与恋爱很难搭上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非烟传》中的步非烟，步非烟依照父母之命嫁给河南府功曹参武公业为妻，曹性情耿直，粗犷且心思不细腻，与她的才貌双全形成了对比。步非烟的才情到了他那儿完全是对牛弹琴。尽管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步非烟还是红杏出墙，直至事情败露，被武公业活活鞭打致死。对于步非烟的行为，有人嗤之以鼻，但更多的人对此则是叹息步非烟的命运。可见封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制度，终究有它突出的弊端。

封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关系。过于物质化的婚姻缺少情感的滋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封建使得他们不得不烙上这样的印记。封建制度中的买卖婚姻、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等等的使得女性恋爱婚姻受到极大负面影响的现象在古代也是很常见的。

（二）自由恋爱

虽说古代恋爱婚姻观中封建思想占据着主流，但是也不乏有着自己主见敢于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对于那些敢于追求自由恋爱的人，我们都应该对他们的勇气所打动。

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追求自由恋爱的例子。《卫风·氓》以一个女子之口，率真地描述了自己的感情历程与深切体验。婚前她冲破礼法的束缚，用一颗炽热之心追求自己的真爱。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按理说，婚后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美好的。但事与愿违，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甚至被打被弃。原因就是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没有地位，而只是的丈夫的附庸。她的坦荡而又热烈的爱，与封建制度中禁锢着的苍白无力的“情感”有着根本的区别，也是古代自由恋爱中的一个典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的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所持有的固有观念便与自由恋爱相违背，也注定对爱情的追求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古代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便是其中一个原因。《卫风·氓》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便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也暗示了她婚姻上所经历的痛苦。“士浅谈中国女性婚恋观

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也，不可说也！”女主人公的惨痛经历，也表现了封建社会环境对人追求自己真实想法的阻碍。

这个封建的大背景对自由恋爱的思想会进行无形的抹杀。

（三）挣脱封建，追求自由恋爱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封建社会环境对自由恋爱会起到阻碍的效果，但有些文学作品也描写了追求自由恋爱，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达到圆满的故事，以此来表达作者内心对美好的追求，对封建制度的控诉。

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便是《梁祝化蝶》。祝英台男扮女装远去杭州求学，邂逅同是赴杭求学的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并撮土为香、义结金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但梁山伯不知她是女儿身，始终以兄弟之情相待。恰逢祝父催促英台回乡，英台便谎称家有九妹，愿替山伯做媒。待山伯去祝家提亲时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马文才。山伯忧郁成疾，不久去世了。在听到这个噩耗之后的英台在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并跃入坟中。两人化为蝴蝶，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传为经典的故事可谓是百听不厌。一路曲曲折折但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挣脱了封建对自己的束缚，以蝴蝶这一美丽的姿态抹去了梁山伯忧郁成疾的遗憾，美好而圆满。二：近代恋爱婚姻观

（一）封建

到了近代，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渐开放起来，对女性的约束也开始减少，比如说裹小脚的传统渐渐被抛弃，但是封建思想长时间的主导地位不能一下子被全部抹去，也存在着一些残留。可以说，近代这个过渡时期中遭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女性还是不在少数的。

就拿我们在高中教科书中学习的《祝福》为例，祥林嫂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村妇女，她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求能生存下去就行，但是这样可怜的要求也被封建文化和冷漠的社会所拒绝。祥林嫂也有享受到爱情的时候，在来到鲁镇前她有过一段婚姻，而后婆婆把她抢走与贺老六成了亲。但是，这样的一段经历使得她在这个封建思想仍有残余的社会中遭到了排斥，最后到了在祝福之夜里冻死在漫天大雪中的悲惨结局。

仍有封建思想残余的近代，追求自由的爱情却仍会面对很大的非议，这也是近代女性在恋爱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二）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正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上升而趋向于主流化。思想的解放正是一个潮流，而随着这个潮流，近代的女性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追求，并有了去追求的动力。

拿《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为例，翠翠是一个天真活泼、心地善良且又纯洁美丽的少女。她是美丽的，这种“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从刚开始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到了两年后翠翠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当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从开始的爱情萌芽到最后的坚持等待爱情，翠翠对爱情的追求有着像现代女性的主见和热情。这体现了近代女性恋爱婚姻观的逐渐解放。

三：现代恋爱婚姻观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在封建意识还没浓厚之际，广大少男少女勇于追求爱情，追求真爱。《诗经》中一则则动人的缠绵的爱情故事牵动人心。再到封建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残害了多少女性的一生。幸而社会在进步，自从封建王朝被推翻，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后。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自由平等的机会。

（一）从“三从四德”到“男女平等”的爱情观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三从四德”成为了女性必须遵守的“约定俗成”，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增强。表现在婚姻关系上，就是男女婚姻角色的平权化发展。现代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己被彻底颠覆。都市女性更是在家庭生活之外拥有一份独立的事业，拥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和独立的交际圈。家庭己不能把女性牢牢地束缚住了，女性不仅在事业地位上与男性平起平坐，在家庭生活中也取得平权化的地位。

（二）“从一而终”到“多元化”的爱情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白头到老不仅是人们对他人和自己婚姻的美好祝愿，更是一种 婚姻价值观念。婚姻的恒定久远被人们和社会所褒扬着，“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贯穿

着每一个传统中国人婚姻生活的始终。尤其是对于女性，这种要求尤其深刻。但在现代社会，婚姻并不意味着白头偕老，而仅仅是人们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而己。对于不幸的婚姻，现代都市女性往往选择勇敢放弃，继续寻找下一段幸福，这在传统看来是不道德的，违反了“从一而终”这一中国女性传统妇德的重要原则。女性从传统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勇敢的寻找自己 婚姻幸福，使婚姻的理念和方式相较于从前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现代都市女性的爱情 观念上，己经由“从一而终”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二）以物质为中心的爱情观

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传统女性虽然对于婚姻的态度限制在相夫教子上而没有选择的权利，但物质基础却是不能忽略的。这对物质上面的满足没有从传统女性自身追求和行为上体现，却转化为了长辈对这一物质方面的看重。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女性，为了物质可以出卖自身，却不要求婚姻的完整，也是促成一夫多妻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今天，现代社会的很多女性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一切以物质为中心，金钱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是金钱至上，爱情首先建立在物质的满足上。很多人都认为没有金钱去维持婚姻，再美丽的爱情之花也将枯萎，因为它失去了最基础的水分和养料。现代女人对婚姻的选择是不否认爱情至上的选择，但更肯定婚姻是数着米粒过日子的事实。从最初的氏族社会结交异性是为了繁衍后代，到今天冠以各种原因来达到异性结合的，在婚姻问题中的现代女性几乎都

很现实，金钱观念很强，物质条件在婚姻中的分量太重，金钱是凌驾于爱情之上，相当的女性看不起屋檐下世俗而亲切的平淡生活，灵魂深处涌起的是波涛汹涌的金钱欲望，盘算的是如何利用美貌与青春，利用婚姻作为女人的变身术，妄想着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社会底层到上流社会„„只要有钱，就可以利用自身青春的资源，期待能迅速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社会纷繁复杂，物欲横流，很多年轻人受此影响，造就了变味的“金钱婚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观在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逐渐落伍僵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婚恋自由的要求。它已很难使两性之间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真挚的感情。爱情是一个民族充分发挥潜能的保证和体现，中国文化需要一种健康向上、积极有位的爱情观。需要一种能够保证两性共同感情基础的爱情。

（三）不变的“门当户对”和“婆媳关系”

“门当户对”这种传统的婚姻理念在至今仍然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并使许多相爱的 男女迫于家庭和现实条自古以来件的压力无缘相对。通往任何成功的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婚姻之路也不例外。社会地位、财富以及名望，自古以来就是择偶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关乎着两个人未来更好的发展，也关系到两个家族兴旺发达的命脉。两个人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相同的价值观，在面对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才能做出相同的取舍，不至于引发大矛盾。

婆媳关系作为人与人关系中的一类问题始终备受关注，虽然在近几年这类问题己成为

老话题不再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青年女性在与人沟通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婆媳关系、姑嫂关系还是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都是影响青年女性婚恋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她们步入婚姻生活最为担心的事情，很多人提及:“毕竟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不单单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的结合。”因此总的说来，爱情虽说是一种心理和情感体验，但是当爱情走向婚姻时，有些当事人对待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和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浪漫无忧的恋爱生活转向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这本来就是一个理想向现实的过渡。因此有些年轻女性选择不婚，这正是对现实婚姻生活的一种排斥态度。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都市，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或是对现实困难的逃避。

纵观婚姻观的特征来看，每个时代的两性交往模式和婚姻模式，其背后总有一个价值与观念体系作为支撑。时代发展带来的文化观念转变引起了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婚姻观多为责任的确立，它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婚姻也变得简单许多，不用像以前那样考虑那么多的利害关系，不再强调责任，也不要求建立终生婚姻关系。现代社会婚姻变成了一种个人行为，婚姻成为一种男女双方的自主决定行为，婚姻开始偏向感情而不再是责任，它是双方自己的感情选择的结果。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不是几十年的变革就能完全覆盖的，中国传统文化己经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尤其是在婚姻观领域，都市女性既作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者，又是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其内心传统与表面开放的矛盾特点必定在体现在其婚姻观领域，呈现出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