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庭变迁

第一篇：近代家庭变迁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出现工业化的趋势；从爷爷的爷爷开始，我的家族一直是在从事农务的，自给自足的农务经济很勉强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自从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在周边接点私活，做做小生意。人们的衣着，基本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现代化的程度。辛亥革命前，有不少仁人志士率先奋起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治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令，几年里全国男子绝大部分都剪掉了辫子；服饰上的变化是出现中山装和旗袍；同时废除了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我的曾祖母就是裹脚陋习的受害者。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我曾祖父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穿着中山装拍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这种变化来得更为明显而深刻。我的家族变迁即是一个微小的缩影。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上山下乡运动领导小组。1968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姑婆和叔公去了海南。1976年，刚满17岁的姑妈去了韶关。1980年末，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姑妈回到故乡。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样式也逐渐多样化，男装以西服和茄克衫为主，女装式样更多，牛仔服是男女青少年喜爱的款式，最为流行。我的父亲在80年代的时候是个相当潮流的小伙子，烫发、喇叭裤是他的象征。

记得当年爸爸向妈妈提亲的时候，以家里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深深感到自豪。而今，从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影碟机“新六件”，再到抽油烟机、热水器、空调、电脑等商品，家里的家电档次越来越高。另外，爸妈在饭桌上最爱说的话莫过于：“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可是时至今日他们的体形却愈见丰满。尤其是爷爷奶奶，比起八十年代时拍的照片竟也胖了好几圈。

第二篇：近代危机意识的变迁

浅谈中国近代危机意识的变迁

彭一刚在《建筑空间组合论》中讲到，每一栋建筑都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其特点——时间，空间和个人主义。在特定的时期，中国的建筑反映了东方文明的荟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区域的建筑特色。同一时期的世界其它地方的建筑风格和中国的迥乎不同。同时，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主义也从某种角度决定了建筑风格的个人特色。谈到中华民族近代危机意识的变迁，我借鉴彭一刚教授的观点，作为全文的谈论方向。

从时间上，近代世界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传统的低效率的手工业制作进入高效率的机械流水线生产。近代的发展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文明进步。世界列强发明了各种先进的，威力极强的武器。英国和其它各国开始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成果，入侵同一时期的其它国家民族地区。中国早期的危机意识源于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从春秋到汉武大帝到清朝的满族统治中国，这种危机意识一直存在。从现代社会格局来分析，可以把当时的危机理解为本国的各部落纷争。清朝后期，英国对中国发起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列强，对中国无情的掠夺让中国统治者的危机意识由原来的内部纷争转为抵抗外强。中国被西方各国蹂躏，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无法抵抗具有现在技术的西方各国。不被敌人欺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西方的入侵让中国人民深刻意思到，闭关锁国政策的缺陷将导致无法估量的后果。民族优越感如果没有与危机感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民族或许能一时让世界认可，但终究被后来居上的国家民族入侵。中华文化的本质意义源于危机感，效法天地，修持德行，内圣外王的生命哲学，它的片面性和缺陷是过于“求内”和缺少“外展”，这一缺陷是中古荣恩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身处困境的文化根源，中华文化的薄弱之处正是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

从空间上，近代中国由防御边疆的危机意识，转变为对中国海域的危机意识。对于应付民族部落纷争的危机意识，让中国发展其了比较强大的陆地军事作战力量。但是，西方列强从沿海地区以先进的武器和造船技术轻松登陆了中国沿海地区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当封建统治者发现水军对国防的重要性时，已经无法弥补过去的未能提前预料到当下发生的入侵。一系列的条约让中国统治和领土完整陷入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已经无法挽回过去的文明。想要打败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这种危机意识，解决内部矛盾的同时，更别忘记了防御外来的侵入。

从个人性格来看，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在民族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儒家的文化代表着奴性，让统治者处于悠然自得的境地之中。让百姓更加诚服与统治者的压抑。真是这种文化缺陷的根源，过去封建腐朽的，专为统治者叙写的理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庸的思想，严重禁锢了文化的客观性。一种文化若缺乏危机意识，终将朝着主观意识发展。而这种主观意识，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缘。西方的文化是客观的，讲究事实，讲究规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相互朝着利益关系的发展，而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美已经被利益关系所污染。而西方文化的客观性结合他们早期的危机意思，发展到现代的文明。发展到现在的民主自由。而中国的民主似乎是那么的假大空。人与人的关系靠着利益关系维持。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能把古代奥林匹克发展到现代流行全世界的运动盛会，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一种危机意识，而人们不是想着要去统治谁，而是想着如何共同追求自由。发展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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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近代消费观念变迁原因浅析

近代消费观念变迁原因浅析

摘要：消费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型判断，作为一种认识，受社会实践的制约，其形成和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生产方式、进出口贸易、消费文化、近代工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消费观念；变迁；原因

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坚船利炮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廉价的工业生产品冲击着中国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冲击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消费观念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奢侈型消费观念逐渐取代节俭型消费观念。

1、生产方式是消费观念变迁的主要原因

马哲认为消费观念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最直接代表是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于生产方式。因此，近代生产方式是当时消费观念变迁的主要原因。当时社会性质下的生产方式主要由三种生产方式共同构成，其相互关系又在不断变化。第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长期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直接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及主要商品进出口贸易和重要的工矿交通产业，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制约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二是一种特殊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先后经历了清政府的洋务派企业，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直到后来的四大家族将其发展到高峰。第三是主要集中在轻、手工业部门及商业行业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类经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存在着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性，另一方面又对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此外，封建地主经济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互相勾结和利用，使近代中国社会制度更为复杂和特殊以及受封建地主经济控制的小农经济和受资本经济影响的个体经济等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并存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商品经济，从而影响着消费观念的变迁。

2、进出口贸易对消费观念产生重大影响

当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对消费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外来商品的涌入，冲击着原有商品品种产量与价格，人们不仅能从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可购买商品数量与可选购商家数量也非常庞大，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相对以前的大量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制造的过程，工艺还有可能不太完备，在市场商品数量质量都比较好且获得方式比较便利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物美价廉的外来商品。最为明显的就是当时棉纱价格的不断下降，最后洋纱价格竟与中国棉花价格相等，传统纺织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这种影响最初主要是通商口岸等少数沿海沿江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洋货在中国的倾销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偏僻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的身影。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最初的消费者。

3、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消费观念变迁

近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刺激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由此造就了中国首批市民阶层，使之成为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主体。中国虽然还在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的阶段就被外来资本主义干扰，但是城市工业也较快地发展起来。在各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近代企业如雨后竹笋般建立起来。外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均有了较大发展。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使得资金、技术、人才大量集中于城市，促进了城市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开始从传统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转向以生产――消费功能为主，由单一功能逐渐转向多功能，并首次在经济上取得了对周围农村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大量读书人员及清政府官员开始投身近代工业，成为中国首批企业家阶层；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现代职业的诞生，如银行业、邮政业、新闻出版业等，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吸呐能力。

4、消费文化传播对消费观念变迁起推动作用

另一个原因便是当时消费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直很低，生产与需求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矛盾，为缓解这一矛盾，“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的观念变成了我国传统的消费理念。但随着近代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开放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的消费理念逐渐被当时的文人所学习接受，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消费文化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谭嗣同认为消费和节俭是相对的，他反对“黜奢崇俭”的传统观念，指出节俭与奢侈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穷人的节俭是不得不为生存而产生的被迫行为，对于富人而言，节俭却是不应该的，富人更应该将自己的钱财拿出来进行消费和投资，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章太炎则高度评价且大力宣扬奢侈，他认为奢侈并非穷奢极侈地挥霍物质财富，消费是人的正常物质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水平也应该随之提升，所谓的奢侈其实只是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适当的消费，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无节制的消费，他认为侈靡对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这些人，引导了当时的消费文化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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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贵州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

贵州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

傅宏、史继忠

社会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隐含着许多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意识。习俗是在长时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旦成为习俗就具有难以改变的习惯势力。何况，这种势力是全社会性的。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习俗渐渐改变，甚至形成了新的习俗，因此，从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增长。

（一）、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

文化的传播往往从物质开始，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不受语言文字的阻隔，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在人们求新求好的愿望下，先进的东西很快取代了落后的东西，造成一种新的趋势，广泛影响人们的生活，突破原先的生活模式。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用几个方面，近代贵州变化最大的是头饰、衣着，其次是常用器物，食、住、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头饰服饰是人们心理的外化形式，人们总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在头上、穿在身上，使之“冠冕堂皇”，引人注目。服饰头饰的变化，是社会习俗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传达出新的信息。在清代，皇帝身上的龙袍、官员头上的花翎顶戴，都是权力的象征。龙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只有“孤家寡人”才配穿这样的服装，其他人胆敢穿了龙袍，就得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老百姓见了官员自然要下跪，可是，官员见了皇帝，头上的顶戴花翎和身上的马蹄袖朝服，匍匐在地正好象是一匹马.平民的服装一望便知,男子拖着一条大辫子,戴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女子穿大裙衣,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不过,有了功名的人可以稍有区别,秀才穿蓝袍以别于布衣,举人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中了状元可以穿紫袍了.这些服饰,有明显的等级性与封建性,隐含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意识。

清末开始有了突破，新军的着装学外国，戴大圆帽，穿军装、扎绑腿、戴肩章，穿皮鞋，一改旧时八旗、绿营的装束。一些最先接触外国的时髦人物，拖着辫子穿洋服，手上还拿着一根“文明棍”，人们叫他们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的一大变革，就是剪去辫子，它标志着人们不再是清王朝治下的臣民，颇具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妇女的解放从脚上开始，“不缠足”运动兴起，提倡“天足”，意味着妇女冲破封建牢笼，同男子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底样改进而成的“中山服”，在民国年间很快成为男子常见的着装,竟至成为“礼服”和“国服”，而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的人被视为“遗老”、“遗少”。女性服装，一改旧时宽大直桶式满装，依照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一种时髦的旗袍。学生往往是引领时装潮流的先锋，穿起无翻领有衣袋的学生装特别有精神，还加一条围巾。“五四”前后的女学生，上穿中式短袄，下穿裙子，脚上穿皮鞋，头上有“流海”，显示出“中西合璧”的式样。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装革履已是见怪不怪，再没有人骂他们是“假洋鬼子”了。新女性穿裙子的多了起来，旗袍成了上流社会女子的着装，烫头发、穿高跟鞋更让人感到新的文化韵味。这一切都标志时代在变革，千年凝固的习俗已经解冻。

这种改变从城市开始，近城的农村受到波及，乡里人进城也渐渐随大流，以免被人耻笑为“乡巴佬“。广大农村服装变化不大，不过，大裙衣已不太流行，多半是“短衣帮”，头上还缠着套头。这种影响从汉族传到少数民族，但影响并不显著，往往是“下变上不变，内变外不变”，比如有些男子的着服近似当地汉人，妇女改穿裤子，但头饰、外装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保持原貌。杨森统治贵州时，实行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装束，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少数民族非常反感。

家用的器物不知不觉地变了。比如洋钢针、洋棉线，因为它很方便。无论城市、农村都使用它，竟连比较保守的老妇人也喜欢使用。洋瓷碗、玻璃杯、钢精锅之类，美观实用，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洋纱取代了土纱，洋布、泥绒、毛线、皮鞋等在市场出售也很受人青睐。手提马灯、电筒代替了手提的灯笼和火把，洋火代替了民间的打火石。商店里挂起了打气灯，还有迎风不灭的电石灯。洗漱用具也渐渐改变，使用毛巾、肥皂、香皂、牙刷、牙膏、牙粉，妇女还用花露水、雪花膏、胭脂、口红。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渐渐学会用“自来水笔”和铅笔，还用铅笔刀、橡皮檫，书本也不再是“线装”的了。诸如此类的变化，不一而足。

食的方面,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延续下来,”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没有多大变化,用筷子的习惯依然保存.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北方人”、“下江人”的到来，饮食交融的情况日益明显。比如当时的贵阳城，既有黔味，也有川味、湘味、广味，还与北方味、江浙味，馒头、包子、烧饼、大饼日渐行销。由于农作物的引进，如洋葱、西红柿、花菜、苹果等蔬果类进入市场。西点进入市场较早的是饼干和面包，以后有了花旗面包和冰淇淋，少数人喝咖啡。农村里的人抽叶子烟，城里人抽丝烟，香烟流行起来，贵州在引进“美烟”之后，卷烟工业迅速发展。西餐当时还不太盛行，只是少数人享受。

城市里发生变化是从修公路开始。为了行驶汽车，从贵阳开始“拆城墙，修马路”，于是城墙一座座拆除，城里的牌坊也越来越少，过街楼多不存在，打破了自我封闭的格局。民国初年，一些达官贵人多建一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如贵阳的王家烈公馆、毛光翔公馆、袁干臣公馆、遵义的柏章辉公馆、兴义的袁祖铭公馆等，他们都用很厚的砖墙，有楼层、花格窗、大走廊，但都是中国式的屋顶、盖青瓦。贵阳王电伦的公馆是“罗马式”，圆形拱顶，仿照西方建筑。晚期还出现了西洋式别墅，如南明堂的牟龙光公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而园林却是中国式的。街面上的商店，流行的是骑楼式房屋，门前有柱子和走廊，如贵阳的中正路（今新华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后来又兴起一种“假洋房”，内部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外表却用玻璃门窗加一堵墙作装饰，看去像“洋房子”。当时最高的洋房子是贵阳中山西路的贵州银行大楼，有四层楼。不过，这些都只是凤毛麟角，众多的民房还是木结构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街房，学校多是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广大农村的茅草房、土墙房、石板房、吊脚楼及干栏史房屋依然如故。

行的方面主要是受公路的影响，汽车多了起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贵州奔驰的汽车络绎不绝，改变了过去只有人挑马驮的状况，出远门可以坐汽车，而不是坐滑竿、轿子和骑马。贵阳城内还有了人力车、自行车（脚踏车）、载客马车和公共汽车。这一时期人们看见了飞机，也有机会乘坐火车。在观念上，似乎觉得路途正在缩短。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可以知道许多新鲜的事，人们的思想逐渐开阔。但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仍然不便，沿用着古老的运输方法。

(二)婚丧习俗的改变

婚姻制度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年轻人首先突破包办婚姻的藩篱，倡导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为了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他们离家出走，这在五四前后成为一种新女性的革命举动。童养媳、指腹为婚，已为一般青年人所不耻。寡妇再嫁已开始解禁，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葬送自己的一生幸福。婚俗也有了改变。新郎骑马、新娘坐轿的风俗虽然存在，但有的人已越过了这条古老的界线，开始穿婚纱进教堂。抗日战争期间，流行一种“集团结婚”，在某一个重大节日里，许多对新郎新娘一起结婚，还奏起军乐，摈弃了传统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传统礼节。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些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且是思想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个性解放、反封建的意识。不过，当时也有若干陋习。在新的土壤上延续下来，比如，纳妾、嫖娼宿妓，说明这些变革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形。民国年间，政府曾下令改革婚姻制度，规定结婚年龄，禁止“童养媳”、“望郎媳”，不允许强迫婚姻，提倡简化婚礼，以茶点代替盛大的婚宴，虽然有些只是一具空文，但也反映出时代变革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禁止嫖娼卖淫，往往是屡禁不止，达官贵人首先违禁。

丧葬习俗根深蒂固，民国年间的改变不大，土葬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仍然盛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厚葬的习俗有所改变，例如，陪葬物品减少，安葬时间缩短，迷信成分不如以前之盛。当时提倡“公祭”，一些名人去世，往往采取这种新式的祭奠方法，开启了一种新风。但在广大农村，原有的丧葬形式并末有多大的改变。

婚丧嫁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和死后的归属，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称为“红白喜事”。婚丧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但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封建礼教正在土崩瓦解。特别是婚姻制度的改变，把一代代的青年逐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社会礼仪的变化 礼俗是人际关系的体现，与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礼俗。如果说生活习俗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物质文明的话，那么，社会礼俗的变化则由社会意识所引起，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晚清及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礼俗也随之改变，只不过有些礼俗变化十分明显，有的比较隐蔽，但都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在整个历史潮流下礼俗也在不断演变。

社交礼仪的变化最为明显。清朝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了极端，各种社交礼仪都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性和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界线十分森严。大臣见着皇帝，匍伏在地，跪着奏事，即令是军机大臣、皇叔、国舅也要自称“奴才”。三岁的小孩当了皇帝，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要三呼万岁，被满门抄斩，还要“谢主龙恩“。下属见上司要跪拜，称上司”为大人”，自称“下官”。百姓不但是“皇帝的子民”，而且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跪在地上自称“草民”。婚姻强调“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没有自主权。名媒正娶的妻子也自称“妾”，“三妻四妾”的封建礼教，就像法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君权、族权、夫权在礼仪上明显表现出来，磕头作揖成了最常见的礼节。

辛亥革命后，礼仪上最大的变革就是废除了这些使人失去尊严的封建礼仪。磕头作揖改为鞠躬，表示尊敬而不失自己的人格。见面行握手礼，表示相互友好而且平等。分别时说一声“再见”，使人感到亲切。说话不必再称什么“大人”、“小人”，封建时代的那一套已被人们摈弃。从礼仪上可以看出时代在变迁，社会观念起了很大变化。皇帝、太后、皇后、阿哥、格格之类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变革已经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总统、主席、委员、部长、省长、专员、县长等。虽然封建权力并不因这些称谓的改变而消失，但毕竟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采用新的称谓，标志着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管怎样说，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活动显然多了起来。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开会”渐成风气，遇事聚集在一起，由“主席”主持，发言可以争论，还要“举手表决”。“鼓掌”是一种新的礼仪，至少可以表达参会人的态度。突出的表现之二，是“女权运动”兴起，妇女走出家门，可以读书，可以参加社交，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参加工作，谓之“新女性”。起初实行“男女分校”，可是到了“五四”以后，这种界线逐渐打破，不但男女可以合校，还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同台演出。跳“交际舞”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这虽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反映了妇女进入了社交圈子，对以往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冲击。民国年间出现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包括政党、学术团体、同业公会及学生会。妇女会和工会等。虽然由于种种政治限制得不到充分发展，但毕竟和清代有很大不同。

传统的节日在近代仍然延续下来，例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等，但节日气氛有所淡化。少数民族的节日在民国年间大多保持，变化不大。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因采用公历而有元旦，纪念民国建立而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双十节）。在国际影响下，开始有了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过圣诞节、平安夜。传统的节日集中展现了民族文化的风貌；新的节日标志着时代正在变革。

（四）、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改变。但在近百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增大等因素，语言文字也起了许多变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使用白话文，但在官方行文和学术论著中仍然以文言文为主。客观上反映出文人在社会上的一种特殊身份，与民间隔着一道墙。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实际上打破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文人在写作上贴近民间口语，报刊、杂志和图书中大都使用白话文。不过，在改变的初期遭到“国粹派”的阻拦，有许多文章往往是半文半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终于成了主流。

在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张之洞等人主张就近学习日本，大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大批革命志士也在日本活动，因而近代汉语受日本影响很大。日语渊源于汉语，日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汉字，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往往借用汉字翻译外国语，并赋予新的含义。因此，通过留学生和革命活动无形之中引入了许多日语词汇，因为它们在字形上与汉字相同，不知不觉的就融入了汉语词汇。比如，“同志”一词就来自日语，而且带有革命的色彩，很快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政治术语方面引进较多，如“阶级”、“斗争”、“立场”、“社会”、“方针”、“政策”、“干部”、“动员”、“表决”之类。学术用语有许多也来自日本，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子、分子、元素、固体、液体，医学方面的细胞、结核、神精、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电灯、电话、混凝土、味之素，文学用语方面的如象征、道具、版画、漫笔、主笔、交响乐、出版物、展览、捣毁等。因为字形相同，不用日语读音，而以汉字形式进入汉语，所以，人们不感到陌生，也未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许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俄语的词汇也通过直译、意译、半直译半意译等多种形式进入汉语。很多科技词汇、医学词汇大多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着科学普及的扩大，有些专有名词实际上变成了民间用语。这种现象在医药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进入汉语词汇较多的是英语，人名、地名、物品名有许多是用英语的直译（音译），如沙发、咖啡、茄克；有的是半意译音译，如冰淇淋、卡车等。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也自创了一些新名词，如金属元素均加“金”字旁，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气体元素加“气”字头，如“铀”、“硅”、“氢”、“氧”等等。因为法国在艺术方面比较突出，当时文艺界深受其影响，所以引入了一些法语词汇，如“罗漫克”（浪漫主义）、“蒙太奇”（电影技术）。还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德谟克利特”（民主）、“塞因斯”（科学）。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一些俄语词汇也渐渐传播开来，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移民来到贵州。于是在语言上呈现出“南腔北调”的状况。不但有四川话、湖南话，还有广东话、下江话和北方话。总之，从清末到民国年间，语言文字的变化同样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变革。

第五篇：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前进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