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第一篇：财政学论文-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中国税负重不重？

一、原理阐述：

税负是指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税负可以单指增值税税负、所得税税负、营业税税负等。也可以把所有本年度上交的所有税款加总计算一个总体税负。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的比例来表示。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职能的范围以及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等是决定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宏观税负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税负痛苦指数：即Tax Misery Index，也叫税收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税收负担效应是指国家课税多少对经济产生的不同反应及效果,它调节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主要通过税收的职能来实现。

二、文献综述：

查阅网上的资料发现，对于税收负担，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税负并未如外界报道的那么高，不像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榜中显示的，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第二。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我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借鉴意义的。他认为：纵向地看，我们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

杨涛分析，之所以现在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其它政府性税收收入的影响，比如，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税收比重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所以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

肖捷：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

力度。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全面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不是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是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中国税收负担现状

（一）中国税收负担到底重不重？

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给的答案是“重”。

表格 12009年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

（二）国外的税负情况：

著名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和巴黎工商会日前发布的欧洲企业税负年度调查显示，2009年在接受调查的欧盟10国中有55%的企业主认为国内税务负担非常高。荷兰、波兰和英国被认为税负环境有利吸引外资，而法国、意大利与比利时被认为税负压力很大，对外资吸引力较小。

这份调查的对象是波兰、荷兰、英国、瑞典、匈牙利、西班牙、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欧盟10国的1013名企业主，涵盖工业企业（雇佣人员50人以上）、商贸、服务及运输建设业企业（雇佣人员10人以上）。调查显示多数企业高管认为本国税负压力不仅高而且是非常高，并且认为本国税负压力要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感觉更重。

1表格1数据来自《福布斯》杂志

调查显示，认为本国税负环境有利吸引外资的企业主比例最高的是荷兰，高达76%，接下来是波兰67%、英国61%，排名末3位的则是比利时23%、意大利14%、法国13%。同时，企业主认为税负水平与公共服务质量相符的比例，同样是荷兰拔得头筹达84%，接下来是瑞典77%，法国61%，排名末3位的则是意大利30%、匈牙利26%、波兰20%。欧盟10国2009年企业名义税率最高的是法国达到33．3%，而德国最低，为15%。

（三）合理的税负计算方法

如果这个榜单不正确，那我们应该拿什么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税收负担到底高不高呢？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IMF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8）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按这一口径计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可用财力上看，我国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除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外，我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实行专款专用，只有公共财政收入可以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3%，2008年为19.5%，2009年为20.1%，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

从人均指标上看，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收入513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仅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表格2数据来自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四、个人对中国税负的建议

（一）、福布斯税负指数的偏失

1、税负痛苦指数没有区别平均税负与边际税负的差异。平均税负反映的是每单位的税基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边际税负是最后一单位税基所承担的税收数量,是经济学边际分析在研究税负问题上的应用。

2、不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没有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将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总,忽视了主体税种比重差异和各税在总体税负形成中的分量。

3、入选税种的标准不确定。税种主要选择了主体税种,但税种入选并无确切的标准。是按税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还是其他什么没有明确。

（二）正确认识宏观税负

我国宏观税负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选定衡量标准。衡量标准不一样,势必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要么削减预算开支。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伴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如果税负水平上升过快、过高，不仅容易产生超额税收负担，挫伤纳税人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通过优化税制安排，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合理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贡献，以此体现收入能力强的群体关心和帮助收入能力弱的群体。

（三）如何改善我国税收负担

针对近几年政府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的局面，要统筹考虑税收负担与非税收入负担的关系问题，通过实行费改税等措施，进一步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规范非税收入秩序，在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稳步合理上升的同时，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因此，如何改善我国的税收负担，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减少税外收入负担,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

政府巨大的收费是抑制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只有加强打击乱收费的力度,避免重复收费,才能优化经济环境,消除民众的抵触情绪,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从而降低广义税负水平,有得于缓解社会矛盾。可以扩大税基增设新税种，继续保留部分收费，取消乱收费来改善税收负担。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应该降低流转税也就是商品和劳务税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收的比重，从而实现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税收公平目标，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此外,还应强化增值税改革,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同时,改革个人所得税,扭转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的尴尬局面。

3、建立税务司法保障系统，加强税收征管,随着我国税收法制的不断健全,随着税收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减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损耗,保证税收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税款使用的透明度应该提高，给民众以信心。

4、适当降低税率

我国现行税制中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偏高,已经超过拉弗曲线的警戒区,所以可以通过适当降低税率,以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同样,降低税率,一方面可以降低我国法定的宏观税负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使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并最终接近一致。此外,降低税率,可以减少征税阻力,提高税收效率,从而增加税收。

参考目录：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财政问题研究》，2010年12期吴朝霞，“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优化及策略”《经济师》，2007年10期宋星曰，“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研究”《经济管理者》，2011年11期

张召朋，“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角度”《市场论坛》，2010年08期潘石，王文汇，“税收负担效应分析”《税务与经济》，2010年05期白晓荣，“试析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经济论坛》，2009年19期

张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现状分析级合理化建议”《时代金融》，2008年02期

张昆，邹晓宇，“衡量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新视野”《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07期王大树，杨长涌，“关于中国税收负担的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10期

第二篇：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研究

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研究

摘要：个人房屋出租行为涉及到的相关税收主要是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其税收总量小、征管又比较繁杂，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地税局等的重视。随着个人房屋出租市场的繁荣，对相应的税收制度设计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的个人出租房屋的税收现状分析，发现其税收负担较重、重复征税、缺少税收立法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税收法定的原则出发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个人房屋出租税收制度的方案。

关键词：房屋出租；重复征税；税收法定；改革方案我国现行的有关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的法律法规散布在各个相关的具体税种的征管法中，由于每个税种的税率、计算方法、征税对象、扣除项目和纳税期限等都有所不同，给征税部门带来很大的征管困难。而且对同一项收入依照不同的税种多次征税，必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目前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制度的种种问题会影响我国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实际的税收负担通过租金转嫁到承租方，给承租方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因此有必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改革目前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制度。

一、我国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综述

个人房屋出租根据其用途的不同虽然涉及的税种大致相同但承担的税负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住房用和非住房用途。非住房用途的房屋出租。

（一）个人出租非住房的税收负担

若是用于生产经营等非住房用途，则要按照不动产租赁11%的税率纳增值税，同期按照7%（5%或1%）的税率缴纳城建税和3%的税率缴纳教育税费及附加。依据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法，个人房屋出租收入属于财产租赁所得，在扣除必要的税费、修缮费用和标准扣除项目后适用20%的税率纳税。转租者向出租方支付的租金可作为个税的扣除项目。纳税人自交付出租房产的次月起依照房产税从租征税的的规定按照12%的税率纳税。此外还要按照所处地区的具体纳税标准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照财产租赁金额的0.1%贴花税额。这总的涉及七个税种，名义税负最少也可达到43.54%。

（二）个人出租住房的税收负担

对于出租住房的纳税人，国家给予了很多税收优惠，营改增后按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征收，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按照10%的税率缴纳个税。房产税的税率也大幅降低，由12%减为4%。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如此算来名义税负最低已经降到15.65%，但仍然占据了房屋出租收入的10%以上，使出租方非但不会主动申报还要想方设法的逃税，不利于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

二、个人房屋出租征税制度的问题

（一）税种过多，重复征税问题严重

重复征税主要有三类，本文谈及的主要是经济性重复征税。我国目前有关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涉及七个税种，也就是要针对同一项收入多次征税。这既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加大其偷逃税款的动机，又给税务机关造成征税的困难，因而也就形成了各个地方的综合征收制。尤其是营业税、房产税和印花税的征税依据都是全额的租金收入，重复征收的问题更为明显。针对收入全额征税本身就存在重复征税的隐患。我国房产税目前改革的呼声很高，作为财产税确实不应同时设置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征税办法，对租金收入征收房产税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完全可以由个税替代从租计征这部分。个税在征收时虽然可以扣除一定的费用，计税依据要小一些，但在实质上这几个税种的征税对象是一致的，尤其是房产税的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都比较高，综合起来给纳税人带来很大的税收压力，名义税负过高形成纳税人的逆反心理，反而不利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二）各地方的综合征收制混乱，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

各个地方并没有严格按照各项税收的征管法来征收个人房屋出租的相关税收，而普遍是由当地的税务局或是地方政府以通知、公告、办法等形式来确定本地区的综合征收制度。各类形式的文件均可看作是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对纳税人的约束力也就较低，不利于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而且地方的自主权较大相应的制定政策的随意性也就较大，有些地方详细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租金最低限额以及对不同用途的房屋出租行为设定不同的征收率，而有些地方则缺少这方面的规定，虽然是本着符合当地实际的角度才出发，但实则造成了各地政策的混乱。经济事项的复杂性、多变性使把所有的税收事项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具有可行性，人大授权地方行政机关立法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地方性法规是对税收基本法的重要补充。但“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①从法律优位原则出发，凡是违反了税收法律或是与现行税收法律有冲突的地方性法规应视为丧失法律效力。我国各地方有关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政策文件擅自规定本地区适用的综合征收率及纳税档次，架空了更高层次的《个人所得税法》、《营业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等，与其具体规定有所冲突，也就使这类地方性法规本身的法律效力还有待商榷。

三、国外个人房屋出租税制安排

（一）美国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

美国把个人所得分为勤劳所得、非勤劳所得、由他人处转移而来构成的所得和推定所得，来自租赁的所得即属于非勤劳所得。个人房屋出租的收入按照租赁所得缴纳个税。同时美国税法中还规定了不予计列项目，其中与投资有关的不予计列项目包含房客对房屋的改进。但是房客对房屋的改进被用来抵顶租金时，这类改进的所得就要按现金等价的方法计入所得纳税。无论房屋作何用途，美国都将对不动产征收财产税，也就是个人用于出租的房屋也要交纳财产税。财产税的税基为房屋真实值的30%-70%，税率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税率参照地方支出扣除非财产税收入后的余额与可征税的财产的估价之比来确定，名义税率在3%-10%之间。

（二）英国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

英国将个人所得大致分为五类，A类就是来自英国国内土地和建筑物的收入，以本纳税应取得的租金减去已支付的费用作为估税依据（应取得租金是指土地或建筑物所有人有权去的的那部分所得，不管该部分收入是否实际收到）。对于房屋租金的纳税办法，英国比较灵活，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自行选择按照A类或是D类的其他所得纳税，而且有关租赁的合理支出（水电费、物业费、维修费、广告费、房屋折旧等）可以在税前扣除。英国的房屋税分为住房财产税和营业房屋税。住房财产税也对出租的房屋征税，以房屋估价机构的评估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但纳税人是承租方。营业房屋税的纳税人为非住宅用房屋所有人，按照租金计税，租金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对其进行估定。即若个人将房屋出租用于住宅用途由承租方缴纳住房财产税，出租用于非住宅用途就要缴纳营业房屋税。房屋或土地的租赁书据按照从价定律的方式计征印花税。

（三）新加坡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

房屋租赁的租金要按照个人所得计征个税，租金在付款日计入，即按照实际支付租金的日期纳税，而不是依赖租赁合同规定的日期。应税租金的租赁盈余与亏损应分别核算，仅对生产性财产租赁实行大宗优惠，可以将所有租赁的盈余和亏损合计以计算净盈余和净亏损。②对新加坡境内的不动产的所有者还要征收财产税，财产税的计税依据为财产的年价值（相关不动产被出租时可能取得的估算的年租金收入），通过比较同类财产的租金收入确定财产的年价值。对于出租、自用、闲置的财产都依照年价值计征财产税，个人将房屋用于出租可直接依据其取得年租金收入缴纳财产税，税率为10%。

四、改革我国个人房屋出租税收制度的两种方案

（一）对个人房屋出租仅征收个税和印花税

取消目前其他的五个税种，而仅对其按照财产租赁所得征收个税和印花税，这样精简税种纳税自然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也降低了税务机关征税的难度。本文列举的三个国家有关房屋出租的税收政策，都涉及个税和财产税，但是要注意国外财产税与我国房产税的差别。首先美国和新加坡规定不区分房屋用途都要按照房地产评估价值或是租金估值纳税，财产税并不是针对房屋出租单设的一个税种。其次英国的财产税规定出租用于住宅用途的房屋所有人则不用缴纳，纳税负担转移给承租方，只有当房屋用于非住宅用途时才需承担财产税。而我国的房产税则区分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从租计征是专门针对用于出租的房产设立的。我国可以批判性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取消房产税中从租计征的部分，减轻出租方的纳税负担。这几个发达国家的税制中均没有设立营业税，而我国还要对租赁收入征收营业税并相应征收城建税和教育税费及附加，相比之下又比国外多出三个税种，因而建议房屋出租不再征收营业税。取消其他税种后主要征收的就是个税，需要对个税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设定累进税率，重新划定月租金收入的纳税档次、规定相应的扣除项目和金额上限。印花税与其他税种的性质差别较大而且本身税率很低，可不做改变。这样一来可大幅降低房屋出租的税收负担，有效提高纳税人主动申报的积极性降低其逃税动机，同时方便了税务机关的征管工作。

（二）以法律形式确定房屋租赁税

既然目前的针对个人房屋出租的多税种征税的繁杂性已经迫使地方征税机关采用综合征收制，那么国家就应该考虑设立房屋租赁税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税种以规范各个地方的税收征管。把综合征收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才能为征税机关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也可以简化征收工作。我国目前由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另外一部层次较高的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征管法》，可见我国税收征收体系更多的是依赖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低层次的法规。而我国要逐渐走向法制化，更要坚持税收法定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本质上就是要求征税应经过纳税人的同意。③通过人大立法确立房屋租赁税的法律地位即是最好的实现税收法定的途径，最大限度代表人民的意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各地方征税的规范性。对这一新税种的各项税制要素都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遵守法律保留原则④。征税机关在征税时不可滥用职权，减少对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纳税人也可以通过了解法律规定来预先计算其税收负担，既方便其安排自己的收支也有利于发现征税机关的税款征纳上的错误。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个人房屋出租的税收负担过高，重复征税问题严重，地方征管混乱缺少统一的法律依据。因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推动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的征、纳税行为。本文提出的改革方案还只是初步的探索，有待其他学者和税务界工作人员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项怀城，高强.美国税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项怀城，高强.英国税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3]项怀城，高强.英国税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陈永良.外国税制[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5]王鸿貌，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6]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美国国内税法典[M].翟继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8]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9]吴燕平.房屋租赁法律制度研究.2009 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杨璐.房屋租赁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研究.2010年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黄永忠.谈私人房屋租赁税收征管现状及其对策.[J]经济与管理.2009（3）

[12]韦小虹.征收个人房屋租赁税需谨慎-关于我国部分地区征收个人房屋租赁税的相关研究[J].会计与审计.2011（2）

[13]尹华康，徐兵，范美玲.浅议个人房屋出租税收征管的难点与对策[J].中国西部科技.2011（30）

[14]苏如飞.博弈视角下的个人放过屋出租税收征管[J].税收经济研究.2011（2）

[15]哈政发法字〔2010〕12 号.哈尔滨市个人房屋租赁税收征收实施办法

[16]杭地税征〔2007〕23号.杭州市地方税务局个人出租房屋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17]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16号.

第三篇：财政学论文税收流失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2010—2011学年第2学期

《财政学》课程论文

班级：09国贸2 姓名：陈喆学号：2009524231 成绩：

我国税收流失问题及对策

摘要

税收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税收领域的一项顽症，目前，我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加强税收管理以减少税收流失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税收应征额与实征额之间有较大的差距，税收流失严重。这种税制表面现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差异不仅使得税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长期内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因此，要使税收流失情况得到好转，不仅要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还要改进税收管理，以及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本文对税收流失的概念、现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治理税收流失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

税收流失；税收政策；税收法律；电子商务

名词解释

所谓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税收流失主要表现为以下种种现象和行为： 1.偷税。2.逃税。3.漏税。4.骗税。5.抗税。6.欠税。7.避税。8.非法的、任意的税收优惠和减免。9.征税人违规导致税收收入减少。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负担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税收负担，简称税负，是指由于政府征税而给纳税人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或者转移。而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的比例来表示。宏观税负通过一国当年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GDP来衡量。

以下是我国1978-2008年的宏观税负统计表：

表1 中国历年宏观税收统计数据表（单位：亿元）

年份税收收入财政收入 GDP

1978 519.28 1132.26 3645.2

1979 537.82 1146.38 4062.6

1980 571.70 1159.93 4545.6

1981 629.89 1175.79 4889.5

1982 700.02 1212.33 5330.5

1983 775.59 1366.95 5985.6

1984 947.35 1642.86 7243.8

1985 2040.79 2004.82 9040.7

1986 2090.73 2122.01 10274.4

1987 2140.36 2199.35 12050.6

1988 2390.47 2357.24 15036.8

1989 2727.40 2664.90 17000.9

1990 2821.86 2937.10 18718.3

1991 2990.17 3149.48 21826.2

1992 3296.91 3483.37 26937.3

1993 4255.30 4348.95 35260.0

1994 5126.88 5218.10 48108.5

1995 6038.04 6242.20 59810.5

1996 6909.82 7407.99 70142.5

1997 8234.04 8651.14 78060.8

1998 9262.80 9875.95 83024.3

1999 10682.58 11444.08 88479.2

2000 12581.51 13395.23 98000.5

2001 15301.38 16386.04 108068.2

2002 17636.45 18903.64 119095.7

2003 20017.31 21715.25 135174.0

2004 24165.68 26396.47 159586.7

2005 28778.54 31649.29 184088.6

2006 34804.35 38760.20 213131.7

2007 45621.97 51321.78 259258.9

2008 54223.79 61330.35 302853.4

以上资料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100%

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100% 小口径税负 0.14245515 0.13238388 0.12576931 0.12882606 0.13132472 0.12957703 0.13078168 0.22573271 0.20348967 0.17761417 0.15897441 0.16042662 0.15075389 0.13699911 0.12239211 0.12068341 0.10656921 0.10095279 0.09851119 0.10548235 0.11156736 0.12073556 0.12838216 0.14159001 0.14808638 0.14808553 0.15142661 0.1563298 0.16329973 0.17597069 0.179043050.31061521 0.28218035 0.25517509 0.24047436 0.22743479 0.22837494 0.22679684 0.22175406 0.20653413 0.18250936 0.1567645 0.15675035 0.15691043 0.14429814 0.12931411 0.12333939 0.10846534 0.10436624 0.10561344 0.11082561 0.11895255 0.1293421 0.13668539 0.15162681 0.15872648 0.16064668 0.16540515 0.17192419 0.18186032 0.1979557 0.2025084 中口径税负

将上表数据绘制成图表，得到下图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长期过低，从1978年起到90年代中期，虽然有过反弹，但是总体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起，说服不断上升。可以这样说，我国宏观税负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过低时期后，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税务部门的努力下，宏观税负有了迅速地恢复。

人们普遍的观点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不利于经济增长，而较低的税负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储蓄，提高资源利用的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低的税收负担难以保证政府履行其智能的所需资金，所以税负选择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国既应控制税收负担继续向过高的方向发展，也不能放任税负到很低的水平。合理的税负水平应该在0.2左右。保持合理的税负水平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五篇：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

（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

[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财政学论文-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第一篇：财政学论文-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第二篇：个人房屋出租税收负担研究

第三篇：财政学论文税收流失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负担分析

第五篇：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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