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第一篇：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摘要】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

关键字：宏观税负税收负担分析比较

政府总体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既包括“税”，也包括“费”。各种收费、罚款均是依仗国家的职能而实现，具有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特点，其亦用于政府各部门支出，与税收的性质并无区别，尽管其分配过程没有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之中，但其税收意义上的负担却是有形的事实。因此，在这三个口径的税负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

税收收入加上财政收入退库、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一大口径宏观税负进行比校分析，我国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大约在２０％～２５％之间，这一水平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９６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３４４项，地方收费项目多少不一，最多的省达４７０项，最少的省也有５０多项。全国各类基金项目共计４２１项，其中３７５项基金为省级政府越权设立。１９９６年全国收费、基金收入总额为３６２１．９亿元（不含社会保障基金１０１４．７亿元），扣除纳入预算管理以及取消的收费、基金数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４６％。过多的收费侵蚀了税基，特别是在先收费、后征税，税“软”费“硬”的情况下，形成了“费挤税”、费大于税的状况，使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同时，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负担，使本已资金短缺的企业雪上加霜，抑制了企 1

业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纳税能力下降。并且由于税费不分，企业在抵制收费的同时，往往抵制纳税，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从宏观税负绝对量和增速两个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呈现出先快速增长，之后呈缓慢增长的发展态势。在2007年，由于财政、税收的大幅增长造成了中国的宏观税负急剧提高。由于中国的税费改革进展缓慢，所以中国宏观税负的增加直接体现了中国的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的加重，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在中国物价水平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负过高，难以刺激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也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2005年《福布斯》发表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内地的税负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法国，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另外，在2007年发表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内地的税负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仍然“稳居”亚洲第一。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和政府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税收收入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反映了一国税收的总体负担水平。在我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通常是狭义税收收入与GDP的比重。在OECD标准中，作为分子的税收收入包括狭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两部分。

在“大财政”标准下，我们采用狭义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之和，作为 “税收负担”指标的分子。由于，预算外收入中的一些税收附加收入具有税收的特点，所以应纳入税收管理。同样地，在“大财政”标准下，由于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之大，理应纳入税负的计算中，才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我国税负的真实水平。

计算中国宏观税负的不同方法对比：

² 税负指标1=税收收入/GDP；（传统标准）

² 税负指标2=（税收收入+社保收入）/GDP；（OECD标准）

² 税负指标3=（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收入）/GDP；（“大财政”标准）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的标准下，差异显著。由于庞大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远高于其在OECD标准下的统计结果。以2007年为例，三种标准下的税负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18.14%、22.44%和30.01%。“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高于传统标准下的税负水平约65%。可以看出，传统标准下的税负计算方法使得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被严重低估。从变化趋势上看，不同标准下的税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税负水平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此后则持续上升。尤其是“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1999年至2007年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另外两种衡量标准下其税负水平的增速。

总的说来，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名义宏观税负与实际宏观税负的分化现象：名义税负不高，实际税负过重。造成宏观税负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转型期我国政府收入行为和收入格局的不规范。各级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过分依赖非税收入方式，预算外收入规模一直很大，且增长迅猛，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难以估计、使用方向难以控制的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15%的比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20%～30%的比重。平新乔教授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仅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就超过1万亿元。④ 财政部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总额约为1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其中，中央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⑤ 而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格局看，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资金大部分依靠税收渠道筹集，非税收入只

是税收收入的补充形式。例如，200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收入2 040.7亿加元，其中税收收入1 681.1亿加元，占本级政府收入的82.7%；社会保障金收入219.6亿加元，占10.7%；政府间转移支付收入6.2亿加元，占0.3%；非税收入127.8亿加元，占6.3%；而在美国，从政府总体来看（不考虑政府的级次），非税收入的比重大致只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0%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⑥ 因此，只有将政府税外收费纳入分析范畴，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转型期税收负担的真实水平及其内部结构特征。

税收的多寡、税负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政府应坚持取用有度、量力而行的原则，既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又有利于涵养税源、藏富于民，既不断改善生活，又积极进行生产。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是生活稳定协调运转的保证，也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保证。

第二篇：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摘要：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物价总体可控，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总的看，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是好的，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旧复杂，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对策。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政策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1）、“双高”经济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驱动、城市化抑制的发展模式，以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高增长、高通胀”为特征的“双高”经济增长周期。

首先，消费物价指数（CPI），自从2009年10月份走出负增长以来，持续上升，2010年11月份达到5.1%的高位，2011年3月份达到5.4%，4月份保持在5.3%，5月份维持在5.2%，6月份跃升至6.4%。如果考虑到2011年1月份CPI指数篮子调整的因素，按照去年的CPI统计指数的话，今年3-4月份CPI已经达到6%左右,通胀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本轮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成本压力，包括国际能源资源和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后农业商业化阶段，或者说工业化中后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由此推动的劳动成本上涨，将是一个持续影响中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因素。

其次，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样自2009年11月份走出负增长以来，在2010年5月达到7.1%，一直保持在6%左右的高位，在2011年3月份达到7.3%，在4月份保持在7.2%，5月份维持在6.8%，6月份继续保持7.1%。PPI在2010年4月达到6%以上以来，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能源资源和大宗原材料价格保持高位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劳动成本持续上升并保持高位水平的现实。

第三，GDP增长，自2009年3月走出经济周期的谷底6.1%以来，在2010年3月达到11.9%的高位，到2010年12月回归到9.8%，到2011年3月保持在9.7%。经济相对保持在潜在经济增长趋势水平。

GDP、CPI、PPI的变动趋势，预示着中国结束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伴随着高通胀的经济增长阶段。

（2）货币供给回归常态，增长趋于理性。

货币投放量，狭义货币供给M1从2009年8月超过广义货币供给M2以来，一直持续到2010年12月，进入2011年1月以来，M1增速低于M2，并维持在同样的增速水平。进入2011年以来，企业投资和供给存货等的经济推动力量正在趋于稳定。这说明经济面无论是企业、政府、消费者，还是市场，都回到一个理性增长水平和状态。伴随GDP趋稳以及增长的M2增速的放缓，反映了企业微观结构调整与管理的改进，也反映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

新增贷款，自2010年3月恢复相对稳定，到2011年1月的趋于上升，说明企业信心在恢复，这反映了企业在政策刺激退出或资产配置上的流动性的调整，说明企业内部资产结构在发生调整，经济面在回归稳定。

工业增加值，自2010年11月增长13.3%，跳到2010年12月最高点15.7%，进入2011年以来，依次为2月份14.1%、3月份14.8%、4月份13.4%、5月份

113.3%，与M2增速相对照，说明企业的赢利能力正恢复到与市场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水平。

(3)供给优化、需求调整，转型发展，经济趋于稳态平衡增长。

根据三次产业的调整和投资、消费与出口三驾马车的结构优化趋势，经济在宏观层面表现出了趋于内在稳态平衡增长的趋势。这一内在稳态平衡增长的趋势正反映了经济战略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趋于软着陆的总态势。具体分析如下。

总供给GDP，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报告，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963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但相比于2010年全年和四季度，分别回落0.6%和0.1%。总供给显示经济趋稳向好。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5%，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1%，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这说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态势相对良好，由此表现了经济在结构上的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一方面说明支撑第三产业发展的环境逐步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在逐步形成，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替代政策的刺激作用。总供给呈现出的结构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型，经济结构正在优化，供给趋于平衡的稳态增长趋势正在形成。

总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2010年全年投资278140亿元，增长23.8%；消费154554亿元，增长18.4%；进出口总额1831亿美元，增长6.4%。相比而言，进入2011年以来，1-2月份投资17444亿元，增长24.9%；消费29018亿元，增长15.8%；进出口总额-73亿美元。1-3月份，一季度投资39465亿元，消费42922亿元，进出口总额-10.2亿美元。1-4月份投资62716亿元，消费56571亿元，进出口总额114.3亿美元。根据1-4月份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数据分析，以１—２月份为基数，三四月份的投资、消费和净进出口的增长率分别约是1.26%-1.33%、0.48%-0.99%、0.86%-1.7%从这一短期增长趋势看，投资增速在下降趋稳，消费和出口在上升并趋稳。这一结果显示了总需求层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在趋于合理，消费和出口，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在刺激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呈软着陆趋势，市场的力量在加强，经济稳定向好的趋势在显现。

根据总供给的结构优化与总需求的结构调整，２０１１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趋势是趋稳向好的。

（4）总体就业压力大，就业结构矛盾突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怎样解决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庞大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新增就业，特别是如何解决好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复员军人等特殊群体的就业，任然是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是十年中，最为艰巨的任务。

首先是农村和农业劳动力需求萎缩，农村新增青年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压力较大。从城乡二元结构看，目前在农村承担劳作的40岁—65岁劳动力，在未来的30年中，将快速老化并逐年退出；而在农村和城镇分布的80后、90后 和未来进入劳动力年龄的青年人，再回农村务农的比例将越来越小，而且新生代的农村人口，随着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以及城乡比较利益的驱使，将有90%左右会进入城市。因此，未来10年到30年，就业的压力 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结构性转移。

其次是知识型劳动力供给压力增大。一是大中专学生年平均毕业规模越来

越大。2000年时，普通高校毕业生为95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为5.8万人；职业中学毕业生为176万人；高中毕业没有进入高校和职业学校、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为1700万人；2011年，大学毕 业生近760万人，职业学校毕业生250万人左右，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和专业学校的估计至少1000万人。从2000年到2010年各类教育普及率来看，18岁—22岁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2.5%上升到25%左右；15岁—17岁青年高中和 中专程度教育普及率从42%上升到80%左右，“十二五”规划2015年高中普及率提高到87%，估计2020年将会达到95%。

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不能再用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模式来推进经济增长，要着力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从追求速度效益转向追求结构优化效益，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

根据这一内在要求，针对前面提到的今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泡沫、控投资、调结构、强民生。

首先，抑泡沫、控投资的主要措施是对货币政策做较大的调整，由“宽松”型回归到“稳健”型，继续加息和适度收缩信贷是其主要手段。

其次，调结构则要复杂得多，面临相当多的难题，主要是从两方面促进，一方面，降低增长预期，改变高增长思维，尽快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为结构调整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创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机制，全方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如创新金融与产业结合的模式，促进制造业升级，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减税和提供更大更多的金融支持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千方百计扩大消费等，并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扩大就业。

第三，强民生既要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又要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负担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税收负担，简称税负，是指由于政府征税而给纳税人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或者转移。而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的比例来表示。宏观税负通过一国当年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GDP来衡量。

以下是我国1978-2008年的宏观税负统计表：

表1 中国历年宏观税收统计数据表（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 GDP

1978 519.28 1132.26 3645.2

1979 537.82 1146.38 4062.6

1980 571.70 1159.93 4545.6

1981 629.89 1175.79 4889.5

1982 700.02 1212.33 5330.5

1983 775.59 1366.95 5985.6

1984 947.35 1642.86 7243.8

1985 2040.79 2004.82 9040.7

1986 2090.73 2122.01 10274.4

1987 2140.36 2199.35 12050.6

1988 2390.47 2357.24 15036.8

1989 2727.40 2664.90 17000.9

1990 2821.86 2937.10 18718.3

1991 2990.17 3149.48 21826.2

1992 3296.91 3483.37 26937.3

1993 4255.30 4348.95 35260.0

1994 5126.88 5218.10 48108.5

1995 6038.04 6242.20 59810.5

1996 6909.82 7407.99 70142.5

1997 8234.04 8651.14 78060.8

1998 9262.80 9875.95 83024.3

1999 10682.58 11444.08 88479.2

2000 12581.51 13395.23 98000.5

2001 15301.38 16386.04 108068.2

2002 17636.45 18903.64 119095.7

2003 20017.31 21715.25 135174.0

2004 24165.68 26396.47 159586.7

2005 28778.54 31649.29 184088.6

2006 34804.35 38760.20 213131.7

2007 45621.97 51321.78 259258.9

2008 54223.79 61330.35 302853.4

以上资料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100%

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100% 小口径税负 0.14245515 0.13238388 0.12576931 0.12882606 0.13132472 0.12957703 0.13078168 0.22573271 0.20348967 0.17761417 0.15897441 0.16042662 0.15075389 0.13699911 0.12239211 0.12068341 0.10656921 0.10095279 0.09851119 0.10548235 0.11156736 0.12073556 0.12838216 0.14159001 0.14808638 0.14808553 0.15142661 0.1563298 0.16329973 0.17597069 0.179043050.31061521 0.28218035 0.25517509 0.24047436 0.22743479 0.22837494 0.22679684 0.22175406 0.20653413 0.18250936 0.1567645 0.15675035 0.15691043 0.14429814 0.12931411 0.12333939 0.10846534 0.10436624 0.10561344 0.11082561 0.11895255 0.1293421 0.13668539 0.15162681 0.15872648 0.16064668 0.16540515 0.17192419 0.18186032 0.1979557 0.2025084 中口径税负

将上表数据绘制成图表，得到下图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长期过低，从1978年起到90年代中期，虽然有过反弹，但是总体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起，说服不断上升。可以这样说，我国宏观税负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过低时期后，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税务部门的努力下，宏观税负有了迅速地恢复。

人们普遍的观点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不利于经济增长，而较低的税负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储蓄，提高资源利用的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低的税收负担难以保证政府履行其智能的所需资金，所以税负选择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国既应控制税收负担继续向过高的方向发展，也不能放任税负到很低的水平。合理的税负水平应该在0.2左右。保持合理的税负水平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篇：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探讨分析

童心草图书库—残雨斋

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探讨分析

中国行业研究网(http://)日期：2012-5-1

12012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之中。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前景依旧复杂。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多种矛盾交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结构性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我国“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政策重心形成“双着力”的格局：既着力于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又着力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与措施搭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经济的增长差异与政策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复苏的进程中。一季度，美国经济交出了较为完美的答卷，各项宏观指标总体向好；欧元区经济总体表现乏力，经济周期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周期叠加，“增长优先”成为欧元区部分危机国家的新取向。

一美国经济：争议下的稳步复苏与反危机政策综析

一季度，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经济实现了2.2%的增长。自2009年第3季度实现正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状态，宏观经济处于稳步复苏期。而从失业率和CPI两项指标来看，美国宏观经济在结构层面的表现也逐步平稳、平衡，通货膨胀压力和失业率水平都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这使得美国经济数据表征意义高度趋同，产出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实体经济全面复苏的特征进一步显著。

从政策环境看，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正逐步启动退出进程，而货币政策则保持稳定，仅保持低利率安排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激发投资意愿，第三次量化宽松操作在年末“财政悬崖”到来前，暂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项。在美国经济走向全面复苏的前夕，对美国的反危机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既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及问题，又能够为我国“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有效的借鉴。

从横向看，美国的反危机政策包括三个阶段。即危机风险的防控阶段，危机筑底和调整阶段，企稳和复苏阶段。与三个阶段相呼应，美国以财政、货币政策为基础，先后打出了四套组合拳。第一，急速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核心政策措施包括执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和大幅度的降低利率；第二，结构性的减税与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主要措施包括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两轮减税和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三，战略性财政支出扩张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中的亮点，而奥巴马政府以基础设施和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的财政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先减少支出，再退出减税的方案逐步回归正常的财政状态；而货币政策则需要继续扶持市场主体，并兼作缓冲。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美国宏观政策体系坚持了三条政策基准线：一是确保实体经济不受过度冲击和影响的基准线，二是坚持保全金融市场定价能力的基准线，三是保持宏观层面的风险和收益动态平衡的基准线。

第 1 页，共 5 页——庄秋一梦

二欧元区经济：危机风险探底与“紧缩”“增长”政策之争

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形势仍处于衰退的进程之中，实体经济增长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显著影响，表现为明显减速的情况，经济增速只有0.5%。主要经济先行指标均呈现负增长状态，4月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值为46，为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综合PMI值为47.4，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9.9，景气指数为92.8。分国家来看，一季度陷入衰退的有8个国家，即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此外，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中英国、丹麦、捷克也陷入衰退。在经济增长形势严峻的同时，欧元区就业状况和通货膨胀水平也表现出严峻的形势，在具体指标上甚至形成类似于“滞胀”的情况，一季度末失业率攀高到创纪录的10.9%，而CPI也保持在2.6%的水平，远高于欧洲央行的2%控制目标。

虽然经济形势仍然有所恶化，但随着欧元区各国财政纪律的加强和反危机政策体系的建立，欧元区的危机形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美欧之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失衡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失衡得到了有效纠正；作为《马约》重要补充的“财政联盟契约”得以达成并签署，主要中心国家的诉求得到了良好的体现；美国、IMF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开始深度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已形成美元流动性互换和IMF特别救助基金两项重要的机制。总体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基本处于风险的“谷底”，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策重点将由危机防控转向经济复苏。

由于各国危机形势的不一致，导致部分国家危机风险已明显探底，而另一部分国家仍处于危机深化的惯性之中，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处置难度，这需要考验德国等中心国家的判断、统筹和协调能力，提升前瞻性，注重灵活性，实现欧元区经济的早日复苏。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主要问题辨析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趋缓，但仍处于合理的区间。从经济构成因素看，实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消费、房地产投资、物价稳定和居民收入等问题仍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关键性问题。

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实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我国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速保持在8%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精神，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除了有扩张性政策刺激逐步退出的原因之外，还包括在实体经济替代资产经济的初期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减速原因。由于资产经济的整体性特征，在实体经济重归扩张轨道而资产价格下降的初期，实体经济增长对资产经济回落的补充效果并不好，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滑。这种下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阶段，是正常的、健康的，当然也需要防范由此而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滞胀”风险。

二消费增速放缓，消费促进政策开始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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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1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相较于2011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内部原因，也有政策退出因素的影响。从政策退出的原因看，具有较充分的合理性。以家电补贴政策为例，家电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透支未来消费能力的特点；而家电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产品创新和良好的市场需求支撑，过度推行家电补贴政策易导致家电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的产品上，阻碍了企业的正常研发活动的开展。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住宅市场初步进入“拐点期”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实际增长20.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9.0%，分别回落11.2和18.4个百分点。从房地产的结构比例看，住宅市场的投资和销售增速明显下降，如果剔除保障性住房因素，该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住宅市场已初步进入“拐点期”。从一季度的情况看，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0122万平方米，增长35.5%，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9.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9.5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20847亿元，同比增长8.2%，比上年同期回落1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增长12.6%，自筹资金增长25.0%，利用外资下降22.4%，其他资金下降8.0%，考虑到房地产信托再融资渠道的紧缩，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一季度的资金链已经出现明显紧张，不排除在二季度末形成大量降价出售存量房源偿还贷款和信托产品的安排。这样，住宅市场将逐步由销售“拐点”、投资“拐点”过渡到价格“拐点”，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目标。

四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物价上涨压力仍较明显

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年全年回落1.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8%，农村上涨3.8%。尽管物价形势有所缓解，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仍较突出。首先，庞大的货币存量仍是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其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201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明显，这将推动国内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升。第三，食品等商品的市场供给和流通仍存在缺陷，成为诱发结构性通胀，进而影响消费者心理的重要因素。

五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738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60元，实际增长12.7%，连续第9个季度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在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58元，低于平均值1138元，同比增长14.2%，快于平均值增速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位数1872元，低于平均值688元，同比增长20.3%，快于平均值增速3.3个百分点。

六对外贸易形势严峻，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

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8592.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出口贸易总额为4300亿美元，增速为7.6%；进口贸易总额为4292亿美元，增速为6.8%；顺差仅为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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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快速增长，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94.5%。我国引进外资规模和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略有下降，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9家，同比下降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4.8亿美元，同比下降2.83%。

我国财政收支状况

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总体状况良好，财政收入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资金效率得到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亿元，增长14.7%。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4642.5亿元，同比增长12.1%；地方本级收入15333.75亿元，同比增长17.3%。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25857.81亿元，同比增长10.3%，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6.26%，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41.98亿元，同比增长22.7%；地方财政支出20276.07亿元，同比增长35.9%。

我国宏观调控的“稳中求进”框架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改革来推进发展，以稳定来保障改革，以发展来提升稳定。因此，当前“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应是既要着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又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宏观调控“稳中求进”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安排

1.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作用。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鼓励企业更新和购入新型生产设备，鼓励企业开展生产工艺创新；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为市场主体提高自主投资意愿创造条件，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改善其融资状况。

2.主动发挥利率政策作用。要通过合理的利率设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确定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3.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用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汇率的有利时机，在已经实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达到1%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货币篮子”，重新核定主要币种的类型和权重，在经济复苏期可考虑适度调高日元的权重，以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

4.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与周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部分有显著区域性影响的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开展银行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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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挂牌交易；启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规模；继续加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象和规模，增加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

5.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协调，推动信用评级规范发展；加快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和规范发展；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6.适度增加人民币供应量。目前可考虑采取两种方式增加人民币的发行规模，一是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的方式对冲外汇占款增速的下降，二是采取结构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措施或其他激励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型微型企业和技术设备改造的方向转移。但受到M2存量过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投放规模不易偏大。

二宏观调控“双着力”框架下的财政政策安排

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动地位。当前，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力度，在稳定经济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税制等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1.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财政政策。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要采取措施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外贸稳定发展。要结合财政职能做好完善鼓励居民消费政策。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引领作用，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有序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优化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服务贸易发展。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要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要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此外，还应积极改进技改资金的规模和投入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3.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开展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政策，对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和评估；要深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要研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要做好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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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宏观经济学(我国经济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笔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E1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以投资为例，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可能使作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消费领域也是~n．cL，消费的组成结构，消费的倾向，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却不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

客观地讲，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与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应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

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唯书不唯上，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