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第一篇：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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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历史考察

作者：徐小明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5期

[摘要]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君主立宪；思想；历史考察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中法战争前后，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家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二元君主立宪制。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虽然这种变化是局部的、缓慢的，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一、从君民共主到二元君主立宪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畲、梁廷楠、姚莹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因为有更多的出使西洋或与西方直接接触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的体察也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思考阶段：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在屡屡痛切地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能达到“求富”、“求强”目的的同时，早期改良派进一步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制度的先进和优越，提出了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由此，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开始发端。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实行“君民共主”要求第一人的郑观应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早期改良派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后，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王韬也有相同的主张。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改良思想

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甲午战争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发展十分缓慢，处于襁褓中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作为文化承受主体的早期改良派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他们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很自然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加以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认识。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正是这种时代的局限促使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似是而非的“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变法要求，形成中国早期民主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早期改良派虽然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外在形式——议院制度，却对其精髓——自由、平等、人权如弃敝屣。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是以各权力部门之间的有效制衡为条件的，而早期改良派设计的议院，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几乎没有关系。他们从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问题。相反，他们却规定“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由君权来代替法权。这种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流于表面的体认，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在西方，议院是独立的立法和行政监督机构，而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通上下之情的皇权派出机构。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缓和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这种中国式的议院，既不受宪法的保护，也不是君权的对立物，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代表，它只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罢了。这也正是当时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体现。尽管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提出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和开设议院的思想，毕竟是对“中体西用”观的一种挑战。实际上，提出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已经包含“民主”的成分。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的真谛。

甲午战争后，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理解西方与东方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差异性，而不是总以儒教帝国的优越性为前提去理解帝国之外政治实体存在的优劣。通盘看来，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不再用离析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方法去苛究所谓“体用之辨”，也不再仅仅是把“西方冲击”理解为文化本体之外的“末流”刺激，而是把这种撞击体会为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全面挑战。这种观念转型超越了那种表现洋务知识群体中早期思想的“边际性”，成为戊戌年间政治嬗变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甲午战败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中国社会面临着亡国、亡种和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面对数千年的文明古国行将崩溃，爱国志士无不为之震惊，继而是思考，寻求一条拯救祖国的光明之路。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

指挥失当，更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而“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入了西方“异质文化”新鲜血液的日本一举击败了他的“文化母源”——儒教中国。历史的偶合居然成为邻邦岛国崛起的外在魔力，这显然是更深一层的刺激。这种“同质文化”的“模范效应”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继承、总结和改造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宪政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公羊三世说”、“三世六别说”和“天赋人权论”等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变革封建专制统治为二元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政纲。

资产阶级维新派公开反对和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宪政思想。1 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将设议院、开国会作为“庶政与国民共之”的第一步。在议院问题上，维新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第一次将“定宪法”与“开国会”相联系，表明他们已摆脱仅将议会作为上下通情机构的早期改良思想，将国会的设置作为调整国家权力、变更国体与政体的重要环节来对待，即“定宪法公私之分”。严复指出：“设议院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有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严复把设议院不仅看做是刷新政治的关键，而且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民道德进步的良策，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较之于早期的“钦命议院”，这样的议院是一个进步。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由于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因此，只有效仿日本与西方国家，召开国会，才能走上富强之路。开制度局，制定宪法。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的主张。康有为认为变法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变法之源”在于先“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戊戌维新前夕，康有为又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呼请光绪帝“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极力要求制定宪法。他认为，国家没有宪法，就如同人没有“心思”，所以只有“宪章草定”，才能够“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可见，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的眼中，宪法成了实行新政的依据和保证，这体现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3 实行“三权分立”。康有为认为，要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应当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介绍说：“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此外，他还提出了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的设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这种要君主服从宪法、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含有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限制君权的性质。

应当指出的是，在戊戌时代，由于认识、阶级和时代的限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有许多模糊不清、互相矛盾之处，存在诸多弱点。要求民权，是君主立宪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根本之处。但在维新派的二元君主立宪主张里，民权的获得只是未来的目标，其理论前提是民智未开，所以中国变革必须次第而行，“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倚重君权变法。在对待封建国家的态度上，他们反对根本的改革，不想废除封建的政权机构，只想增添新的机构，实际上两者不能并存。在对待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他们一边积极要求开议院、立宪法，一边仍主张君主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维新派虽然提倡自由平等，却始终没有绕过君权这块大石，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对君权的迁就，实际上已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向封建势力作了严重的妥协与让步，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践君主立宪已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他们主张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把君主立宪制视为救国的良方，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和政治纲领，其民主政治的思想比早期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

二、从二元君主立宪到议会君主立宪

1905年至1908年是中华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为立宪派的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国门的进一步敞开，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的兴起，以西政为主要内容的西学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知识结构、思想主张、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旧式士代夫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构成了立宪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洛克的权力分立说与密尔的代议政府论使立宪派不仅有了民权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有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武器。立宪派从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认为国家是由国民集合而成的，国家的盛衰与国民的责任心有紧密的联系。假如人民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要求国家强大是不可能的；责任由权利而生，国民没有权利就不会有自觉的责任心；要使国民有权利就要立宪，要立宪只能靠国民。基于这样的理解，20世纪初在日益高涨的立宪声潮中，以杨度、熊范舆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国会，提出“国民立宪”的思想主张。

1907年1月，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首次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的观点。《中国新报》第九期李庆芳的《中国国会议》明确提出：“余所主张之立宪，非政府的立宪，而国民的立宪也。”与此同时，东京出版的宣传立宪的刊物，如《大同报》、《牖报》等，也相继发表了《论开国会之利》、《论宪政与国会》、《国民主义》等文，使“国民立宪”一时成为一种带有激进特点的政治思潮。国民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为：首先，立宪派认为“国民立宪”中国民是立宪的主体，应以“国民权利为本位”，“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立宪的“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就此出发，他们不仅反对单纯依靠君权立宪，也反对依靠现政府立宪，认为“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与现政府谋开国会”，是“犹之与狐谋皮”。其次，立宪派强调要以国会为总揽统治权机关，以议会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正是议会君主立宪制与二元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差别。立宪派主张以设立民选议院作为实现国民立宪的途径，强调制定宪法的主体是国会，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惟使国民多数参预政事，使之有协定宪法之权……宪法乃为有效。”议会的职权有三：一是监督政府。议会可以随时质问、诘责以至弹劾任何一个阁员，甚至“政

府一切之所为，吾国民皆得借国会之地位而过问之”，“此立宪政体晶莹坚粹之特质也”。二是监督财政。凡政府收支尤其是预算案非议会议决不得擅自施行。三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及法律。议会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君主对于国会，只有不裁可所议之事之权，绝无强迫以遵命议事之权。”再次，立宪派主张政党内阁，反对“皇族内阁”，认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立宪派所设计的内阁总理不是由皇帝任命的，而是由议会中的多数党党首充任的，党首任命其党员为各部大臣，组织“政党内阁”。内阁对议会而不是对皇帝负责，“此即立宪于专制区分之要点也”。最后，立宪派强调民权，否定君权。他们指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民权自由，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中国国家欲存在于现世界，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立宪派认为国会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也”，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之机关”，是“人民与闻政治之所”。只有建立国会，才能实现民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民权不再是与君分享权力。他们认为“国民的立宪国家，以国体论则为民权国体，以政体论则为君主立宪政体，君主不负责任”，实质是完全否定君权。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与变化，新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与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不同的君主立宪主张。立宪派扬弃了维新派以君权变法的局限，提出了“国民自任立宪”，宪法由国民或国民代表制定，而不是由政府制定，虚君和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等一系列不同于二元君主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

“国民立宪”一方面反映了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失望和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向往和参与政权的愿望。立宪派认为，清政府仅有“预备立宪之空文，至于官制改革之实事，则盈廷反对，卒无丝毫之效果”，因此希望通过“吾民自任立宪”，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立宪的决策权和主动权，促使立宪尽快实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基于自身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避免革命”的心理取向。20世纪初，民主共和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的思想日益高涨，由于“排满革命……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与敌党势力竞争”“若畏难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祸”。这种心理来自两个层次的需要：一是追求社会稳定的需要，这种需要根源于立宪派的社会地位；二是从追求更多政治、经济权利出发，参与和掌握政权的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高。“避免革命”是立宪派谋求君主立宪道路的内在动机，但客观上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立宪派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立宪思想，将西方的宪法观念、国会制度、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司法独立及君主不负责任等思想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国人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际训练，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尽管清末统治者多么想保留皇权，但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在国内外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预备立宪，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定封建专制，并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新法，确立了分权制衡等司法制度和原则。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立宪派虽大张旗鼓地要求“国民立宪”，掀起国会请愿运动，但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于使自己更快地参与并掌握政权。他们虽一再宣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力图使国民包括人民全体，但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国民为集合体，但有少数即可代表多数”。他们希望实现代议政治，同时又明确主张以一定财产、纳税额和教育为条件的“制限选举”，并把教育作为“选举绝

对之要件”，以“制限选举”方式排斥下层群众及广大妇女。革命派批评说：“以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这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论。

三、结语

第二篇：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

第二，邓小平的防腐

第三篇：毛泽东教学思想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教学思想的历史考察

公元19世纪初，随着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使本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国家日益繁荣和强盛。鸦片战争后，西方强国用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贫民弱，岌岌可危。毛泽东出生于这样的**年代，从求学时期，他就关注现实，开始形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人，而改造人必须振兴教育事业，所以毛泽东一生都极为重视教育。为了达到通过教育把人改造成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人才的目的，他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深入地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教学理论。

我们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教学思想及其精髓，就应该将毛泽东的教学思想纳入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体思路中进行考察和研讨，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并揭示毛泽东教学思想萌芽、成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1、早年毛泽东教学思想

1901年，毛泽东八岁进入私塾读书，六年的私塾生涯对他影响很深。那时私塾主要课程仍然是读经，如《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经书；私塾教学方法十分单一，教师上课就是照本宣科，学生上课就是读书和背书；私塾教师教学态度也十分粗暴，他们奉行“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的俗训，将体罚学生作为促进学生学习上进的法宝；私塾里师生关系不平等，毛泽东就读的私塾制订了这样一条规定：学生背书时必须毕恭毕敬地站立，教师则正襟危坐。毛泽东那时就很反对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且他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反抗：毛泽东从小就异常聪慧，虽然他能熟背那些经书，但他对那些枯燥的经书不感兴趣，常常偷偷地读被列为禁书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这些小说语言内容活泼生动，很能吸引他；教师体罚他时，他经常公然反抗，甚至以逃学的方式予以反抗；有一次，老师叫他按照惯例背书时，他搬来一条凳子，面对老师坐下，才开始背书，老师勃然大怒，但后来被他的聪颖和记忆力所折服，没有追究下去。（《毛泽东与科学研究》622页-624页）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来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东山小学堂，东山小学堂的课程设置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他的眼界逐渐开阔。在东山小学堂求学期间接受了较多的维新派思想，十分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深受“教育救国论”的影响，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他那时看过一本名为《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被书中描写的各国有杰出才能的领袖人物的事迹触动，意识到人才培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及其重要的，中国也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才能富国强兵。他立志成为这样的英雄豪杰，拯救在危难中的国家。但是他发现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不利于培养人才。他曾退学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这半年的自学生涯对他影响非常大，他阅读了大量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1913年春天，他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在一师求学的五年半时间，毛泽东的思想日益成熟，他常常思索救亡中国的途径，立志为寻求“宇宙之真理”而学习。他在刻苦学习之时，对学校教学方面的问题思考的更加深入，开始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

当时，一师及其他学校课程设置繁杂、学生负担过重。1917年4月1日，尚未离校的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批评学校课程设置不应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

础，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学习文化知识、提高道德水平又有何用呢？学校课程设置应“三育并重”。在这

篇文章中，他还尖锐地指出我国传统教育课程设置过于繁杂，给学生造成极重的负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当时学校课程设置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求，他继

续通过自学这种方式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大量的书。毛泽东读

书十分认真，总是边读，边把自己的思考和感想记录下来，读书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一定会找同学和老师求教探讨。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到农村作过两

次游学，从这两次游学经历中，他认识到，在实践中可以了解到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同年9月，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教学实习，将其教

学想法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当时他已经开始了分层教学，他在一

份国文教案《衣服》中把学生分为高材生和低能生。

在湖南一师学习时，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毛泽东举办

了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在此期间，毛泽东担任语文教学，他在教

学中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革，从他当时填写的《夜学日志》中可以窥见一斑。毛泽东对教学的方法、原则已经有了比较明朗的认识，如：教学内容既要联系实

际，适合工人的实际需要，又要适量和通俗易懂，符合工人的认知水平；教师要

善于言辞，说话不能带土腔土调，要让学生听得懂；教学要注意复习，温故而知

新；讲课过程中不仅要讲清本课内容，而且还应将知识广推拓展，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迁移知识的能力。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正式出版了，这个杂

志为毛泽东与其他热血青年探讨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提供了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毛泽东继续思考教育教学问题。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撰文指出：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

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

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

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做声的原故。”“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转引

自《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第59、28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中国的旧教育体制下，师生关系被扭曲，对立的师生关系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

展，繁重的课业学习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使学生丧失了

自主性。他认为旧的教育教学体制需要改革，为此，他大胆草拟了一份理想中

新学校的创建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主张学校上课的时间应该减少，教育教

学要与生产和生活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求学时已觉察到传统教学的种种弊端，认为传统教学束缚了人才的培养，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勇于探索的人，他不断从

自己的学习和教学工作的实践中吸取养分，对与教学相关的问题形成了一些自

己的观点，早期形成的这些教学观点是正确而鲜明的，到后来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2、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教学思想

对传统教育教学的不满，促使毛泽东在头脑里酝酿创建一所新型学校的想

法，1921年8月，毛泽东为了践行他的教育教学理想，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

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以船山学社的地址为基地，建起了一所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亲自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组织大纲》

中明确指出：“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

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可见自修大学以自学为主。自修大学学员学习的是

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和本领，所以课程设置十分贴近学生的实际。自修大学是

为平民举办的大学，为了消除知识和脑力两个阶级的隔阂，使学员的脑力和体

力平衡发展，学校除了组织学员进行文化学习，还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

育。

1924年，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冲举办了一所农民

夜校。农民夜校的学习内容都是农民在实践中用得着的知识，或有利于农民认情

革命形势的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知识的教育，包括识字和珠算；二是政治教育。教师上课的教学语言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形象生动。如杨开

慧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农民忙，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

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

随着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涨，为培养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干部，毛泽东于1926

年、1927年在广州和武汉分别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设置的课程

大部分讲的是农村的知识和革命的道理，可以说，在那里学到的知识可以直接运

用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毛泽东亲自讲授《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他

讲课总是注意结合学员们的生活实际。有的时候，他讲过一遍革命道理后，让学

员们联系自己所住的村庄或了解的村庄谈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现实，为了将课

堂上的讲授与实际斗争生活结合起来，毛泽东还经常带领学生去革命运动形势比

较好的地方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非常重视学生自学。“农民运动讲习所用的教

材都是多数是教员们自己编写的，教材选用的素材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

况。各种教材（或讲义）都在上课之前分给学生，且经常就课文中的知识给学生

出一些思考题，让学生看书研究，联系各自的经历作出回答，限期交卷。教师批

阅后，从中挑选出优秀答卷誊写工整贴到墙上，叫做‘标准答案’。学员可以用

这种标准答案对照自己答案中的不足，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毛泽东与科

学教育》邓力群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毛泽东教学时所用的语言不

仅通俗易懂，而且形象有趣，学员们听他的课总是觉得津津有味。毛泽东还特别

注意处理好与学员们的关系，经常和学员们交心谈心，对学员们的饮食起居都十

分关心，获得学员们的一致认可，大家既把他当成老师，又把他当成朋友和同志。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革命军队，为了培养革命武装干部，办

起了红军教导队，毛泽东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创造了一整套科学的教授法，也就是著名的“十大教授法”：

（1）启发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新名词要俗释）；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此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有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对红军进行军事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1930年，红四军创办的赣西南红军学校和闽西红

军学校；1931年8月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的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

政治大学”，即“抗大”，1933年3月，中共苏区创建了一所大规模的苏维埃

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些学校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这些学

校缺乏师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亲自为学员授课，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摆

事实讲道理，学员们越听心里越亮堂。毛泽东讲的都是学员们自身十分关心的革

命理论和实际问题，他讲课善于结合自己的作战经历，语言幽默，还边打手势，让深奥的战争战略问题，变成了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

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丰富

和深化了他的教学思想，并通过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体现出来，如《实践论》、《矛

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这些包含有教育教学思想的著作和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教学思想已经成熟。

3、建国后毛泽东的教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因此受到极大地关注。当时，国家面临着接管

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全新任务。毛泽东直接领导着整个国家的教育建设，并且

又不失时机地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重大决策性建议。

当时教育上的最中心的课题就是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苏联的教育模式基本

上是传统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学术模式”，它在培养专门人才、系统的传授知

识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它把教育和学校、班级教学和读书等同起来，它的中心

任务是获得知识，德育和体育被边缘化。相应地，资格和证书、考试和淘汰就是

天经地义的了。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刻板的因循守旧的制度和与实际生活的相脱

节，它限制了课程的范围，限制了学生的生活，教学活动缺乏生气，整个教学活

动成了攀爬教育阶梯的、追求指定标准的刻板过程，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

性的发展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学生为了追求功课“门门五分”，学习负担和压

力非常大。

毛泽东后来察觉到这些问题，多次通过书信、讲话、报告和指示等形式提出

建议和意见。如：他几次给教育部部长写信，要求减轻学生负担、注意学生健康

问题。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

中指出：“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面要充分兼顾”“要使

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1953年7月3日《人民日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页）这一教育方针对我国教育事

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大中小学纷纷增加思想政治课和劳动课的比重。

同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告诫大家：

教材内容必须要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并且书本知识必须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

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受到受限制？”“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

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国外的，一定要符合中

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

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情况，研究实际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

泽东文集》第7卷，第245、247页，第272-273页）

1958年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教育工

作的指示》，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个指示直接推动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这

场教育革命对教学改革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积极方面主要有：教学内容坚持德

智体三育并重；促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其消

极方面主要有：错误地批判了许多教师，忽视了课堂上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师生参加政治教育活动和各种劳动的实践过多，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

质量大大降低。

1961年以后，教育进入调整、恢复和稳定发展阶段，在“大兴调查之风”的号召下，教育部对全国许多省市进行了实际调查，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颁布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这三个重要条例从

正面肯定了教学工作中的基本原则：“既要克服学习苏联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脱离

实际、脱离生产、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缺点，又要纠正1958年以来发生的生产

劳动、政治运动过多，以及伤害广大师生积极性的‘左’的错误。”“应当有机的促进教学、生产、科学研究的三结合，这种结合应以教学为主，必须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明确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基本形式，教师在教学、科

研活动中其主要作用。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必须有所限制。”“建立教

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教师的同志式的尊师爱生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不应求

高、求纯、求一律，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共产主义者。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

生确立不同的要求。”

（《中国当代教育思潮》（1949-1989）袁振国主编）

六十年代初的这次教育调整中对教学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使学校教学工作

基本上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种种弊端更加重了毛泽东对教学

工作的的不满和忧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全部出席的1964年春节座谈会

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教育教学问题，对教育现状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旧教学

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主席论教育革命》，1967年

版）他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思考从没停止过，以致以后他在多个不同场合都提到自

己关于教学工作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教学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实际相

结合；要废除“满堂灌”式教学，要用启发式教学；反对“智育第一”，不能仅

凭分数来评价学生优劣；学制要缩短、教材要减轻、课程要精简，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青少年给予了很大的期望，他曾对青年学生

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

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毛泽

东看来，教学中的问题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的重大问题。针

对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良好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由于

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一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让晚年时的他忧心忡忡，进行

教学改革的思想更加急迫，以至于有些观点强调过多、矫枉过正。另外，当时

中国的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得他的教学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没有在教学实

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的观点甚至还被利用，对教育事业起到消极作用，耽误

了中国一代人才的培养，给国家的各方面建设造成极大损失。

对毛泽东教学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特别要厘清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思想的区别。其次，梳理毛泽东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并系统阐述毛泽东在教育实践中针对当时教学实际而提出的各种教学主张，考察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孙中山实业计划与民生主义思想

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新中国的民生建设进程尽管发生过曲折，但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将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民生建设。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历史演变

（一）新民主革命时期对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继承与发展(1921年—1956年)

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组织中国同盟会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史称“三民主义”。之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遵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确定其基本政策和策略，发展了民生思想。

（二）曲折受挫阶段(1957年—1978年)

这一阶段在“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进行民生建设”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左”的思想路线和“文革”等政治**的影响，党领导民生建设的工作处于徘徊的局面。

（三）恢复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

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实践是围绕着结束把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建设视为保持和维护社会主义稳定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社会发展模式而展开，这一时期民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先生产、后生活”的民生思维方式和民生建设模式，解决“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初步发展时期(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

初步发展时期的民生建设不是单方面的发展，得到了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支撑和推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人民带上了一条崭新的生存型民生发展之路：

（五）进一步深入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新的环境和条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审时度势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出发，把对民生重要性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六）开拓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至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力推进民生建设，并把它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及时地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的民生发展蓝图，把中国人民带上了一条创新性的和谐型民生发展之路。

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物质需求问题,即人们的生存问题。不管是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还是解决人们的发展问题,都需要社会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生状况就能得到大大的改善;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这个中心,民生就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民不聊生。

（二）正确处理好领导与群众、领导与服务的关系

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党只有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作为和建树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三）坚持把民生与民主问题统筹解决

民生是民主的基础,民主是民生的高级发展形态,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尤其是政治意识觉醒的必然要求。表达和满足民生需求,需要民主的制度和机制;民主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民生的有力支撑。如果只注重改善民生,而不发展民主,民生就会陷入困境;反过来,如果只注重发展民主,而不致力于改善民生,到头来民主的进程也会大打折扣。

（四）坚持以人为本

要做到以人为本,除了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外,还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时候我们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我们党的事业就无往不胜。不仅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是一部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历史,是一部关注民生的历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思想体系,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与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考察和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共产党服务民生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贸学院 国贸2班 李佰英201030640277

第五篇：历史遗迹考察

历史遗迹考察

——杭州篇

一、历史遗迹考察概述

27日中午，我们一行4人，在范师兄的带领下，结束苏州之行来到了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进行学习考察。在来杭州之前我们已经对考察的地点进行了先期的了解，鉴于杭州的历史遗迹比较集中于西湖的现实，我们初步确定了环绕西湖的历史遗迹的考察方案，主要安排如下：27日主要考察雷峰塔、东坡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张苍水墓和盖叫天遗址；28日主要考察岳王庙、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和南宋御街；29日主要考察有于谦祠、惠因高丽僧寺、武状元坊和胡雪岩故居等。现将以上各个遗迹按人物、历史、文化等分类报告，由于对各个遗迹的分布与考察无法进行严格的分类，在此只能粗略的进行分类以便报告。

二、历史遗迹考察细说

首先，人物为主的考察主要有东坡纪念馆、章太炎纪念馆、盖叫天遗址、胡雪岩故居等。由于各个历史人物不同的贡献各有侧重，东坡纪念馆主要考察苏轼通判杭州的治绩与其大量的书法作品碑刻；章太炎纪念馆坐落在南山深处，面朝风景宜人的西湖，清幽安静而更加让人敬畏学术，太炎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句对联说的好“维新真学问，革命大文章”,还有幸看见了先生遗容的照片，在纪念馆里感受到了先生在学术以及革命的杰出贡献，最后拜谒了先生之墓；盖叫天遗址起初不太了解，后来和师兄讨论才得知是为了纪念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的；胡雪岩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其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被称为“红顶商人”，也许这就是其一生对于民族国家最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其次，历史遗址主要有“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和张苍水）墓、南宋御街等。爱国是永恒的主题，不因历史而淡忘，岳飞、于谦和张苍水等都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福祉而被人们称为三杰以示纪念，秦桧等因为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而遭人们的唾骂，至今关于秦桧是不是应该站起来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于历史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但对于对民族的普遍的关怀是永恒的主题。南宋御街的历史记忆已经比较模糊，充满了现代性的商业因素，能看见的遗迹已是点点滴滴，不免心中惆怅。

最后，文化为主的考察主要有雷峰塔、西泠印社、惠因高丽僧寺与武状元坊等。雷峰塔与西湖交相辉映，以白蛇和许仙的爱情传说故事而闻名，与爱情有不解之缘，至今在西湖边上有许多青年男女拍摄婚纱照和举办婚礼。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的全国金石篆刻研究学术团体，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为我国的金石印学以及篆刻的保护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惠因高丽僧寺属中国佛教华严宗一派，也成为考察中国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遗址。武状元坊是南宋曾设的比武露台，这座高大庄严的宋式牌坊显示了不凡的气派，成为功成名就的宝地，后代进京赶考的考生都来此凭吊先人，以期自己金榜题名。

三、收获与反思

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感受,通过这次的考察学习,我真正体会了老师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我收获了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比如碑刻的东西，不仅要有释读繁简字的功力还要对不同的书法书体有一定的了解，还有神道上的马、虎、羊、狗等动物分别代表的忠、孝、节、义的意思等，这些都是以前课本上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诸如此类尤多，无法一一枚举；其次，需要反思的一点就是现代人对历史遗迹错误解释的问题，最常见的是缺乏历史的知识，比如官制的问题，繁简字的问题，错别字的问题等等；期间令我影响最深的是文革对于历史遗迹的破坏，记得有一张文革前后“于谦墓”对比的照片，感触很大，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好多历史遗迹都是上世纪60年代前后破坏后来重修的，可想而知，和文革“破四旧”不无关系。我们的历史需要总结，对历史需要有一种敬畏，而不仅仅是把历史遗迹放在市场化的旅游大环境中的供人们观赏放松的另类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