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怎样提出来的?
党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怎样提出来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科学技术作用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四大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振兴科技。”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加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二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我国科技发 展的理论基石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我国科技发1展的理论基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首要观点,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这一观点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两个转变,即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从“之一”到“第一”的转变,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著作中提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由于科学并入了生产,因而它也就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就肯定了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列宁、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但是,把科学技术从生产力诸要素中突出出来,提到第一位,这是邓小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到199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更加证明邓小平论断的正确性。从“一般生产力”到“直接生产力”,再到“第一生产力”,我们对生产力内涵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化。
邓小平在深刻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科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实现党在新时期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反复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表达了科学技术对世界的深刻影响,展现了科学技术一往无前的持续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当代社会的新事实,是再也不能用任何过去旧的社会观念来观察和理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中的中心位置,明确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至上性和不可超越性,真正以科技的崛起来推动民族的崛起。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科技、教育、人才是三位一体的。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人才,将人才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邓小平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贯指导思想。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大批提拔年轻的科学技术干部。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提出:要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他指出:怎么把现有的知识分子用起来,需要一套办法。人才,只有大胆起用,才能培养起来。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因此,在进行体制改革进程中,他强调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指出:每1年要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见真效;要通过改革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邓小平特别重视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问题,他推动制定引进国外智力和鼓励留学的政策。他提出努力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真正做到真心爱才、精心育才、大胆选才与合理用才,把发现、培养、使用、凝聚和服务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着力点。这些重要精神对于今天我们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提倡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一直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邓小平一直在关注着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动向和发展。他积极支持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他指出:“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86年3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联名向邓小平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加快发展高新技术。邓小平同志很快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的批示,显示了他对科技发展的敏锐判断和作为政治家的果断魄力。此后,“863”计划作为我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推动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他多次告诫全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自己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必须对外开放,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重要原则,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遵循这一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四、“科学技术工作要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组织手段
在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科技体制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什么时机合适?怎样组成?是否把军队方面的科研也统一管起来?这些问题要经过中央、国务院研究,暂时不作结论。但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国家科委迅速恢复。1977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动员了 10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的研究制定。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
会审议通过了《 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 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八年规划纲要》包括前言、奋斗目标、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具体措施、关于规划的执行和检查等几个部分,确定了 8 个重点发展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同时,还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
1980年12月,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全面安排我国新时期的科技工作,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形成了《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方针问题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发展的方针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汇报提纲》于1981年4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81年底,邓小平拍板:由国家科委负责组织和协调一些全国性的重大新技术攻关。1982年,《八年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调整为 38 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
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科技事业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战略布局。“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胜利完成了预期目标,“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取得更大成就。1987年国务院批准了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等部门制定的十四项技术政策。根据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国务院于1990年制定了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纲领》和若干领域的发展纲要,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壮丽蓝图和指南。
第三篇:怎样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
四 川 大 学
研究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自然辩证法教师姓名胡老师研究生姓名徐文州研究生学号2012213014003研究生专业材料工程所在院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类别:工程硕士日期:2013 年04 月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摘 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的科学论断。课件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产力;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定义: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规律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技术则是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物化的科学。生产力,即人类运用各类专业科学工程技术,制造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的,这一重要论断,其中的科学技术乃是指科学技术整体,就是既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管理科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完整体系。生产力主要有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包括自然物经劳动加工后的原材料)。显然,科学技术被劳动者掌握,便成为劳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物质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实践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使生产力诸要素更有效地组成一个整体,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它一经渗透到生产力的各种实体性要素中去,就会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从而大大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愈来愈大的革命性作用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通过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在1988年9月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内涵。结合当今世界和科技发展的新特征,以及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
3.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第一位的要素。
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来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要素。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它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而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灵魂。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力。”在当代,科学技术在其中的作用更为明显。
(1)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要靠科学技术来武装。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劳动者素质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智力、知识、技能、体力等,它在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所具有的科技知识水平的高低。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劳动者的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脑力劳动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1977年起,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已超过体力劳动者,战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迎头赶上,也得益于劳动者科技素质的增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无法成为合格的劳动者。
(2)促进劳动工具的革新。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劳动工具,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是用于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料性质和功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进一步延伸了人的体力,而且延伸了人的脑力,它创造出了
全新的劳动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自动化的水平,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高。例如,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仅在美国,它所完成的工作量已相当于以前4000亿个以上脑力劳动者的工作量。可见,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生产工具的革新。
(3)促进劳动对象的扩大。劳动对象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以加工的物质资料,它包括自然和已加工过的人工材料。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也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多样化。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劳动对象主要限于自然物。在当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在更充分地开发、利用天然材料的同时,更多地用人工材料作为加工的对象。例如,目前世界上的化合物已有900万种,而且每年还在以25万种的速度在递增,这就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
可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渗透在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之中,并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它的变化必然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力整体的变化,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人的素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科技含量普遍提高时,生产力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科技的水平制约着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从而不断引起劳动对象的扩大、促进劳动工具的革新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提高,科学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在社会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已经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力的作用,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有专家指出,生产力公式可以用下述形式表示:
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技术[2]
这更加充分地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
3.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从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趋势的特点表现在:
(1)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从高科技产业化对变革传统产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的扩散功能和带动功能来看,一些高科技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赫然出现在重要产业的排名榜上。比如,美、日信息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国总产值的36%、32%,大大超过了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值,成为仅次于能源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全世界集成电路销售额年增长68%,计算机销售额年增长52%,信息产业发展速度也很快。
高科技及其产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高科技及其产业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约为2000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为2万元;高科技产业年产值可达10—20万元。其次,高科技的每一个突破,都会带动一大批相关新产业的建立。以激光技术为例,可以在激光加工、激光测量、激光通讯、激光唱片、医用激光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再次,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面貌。如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取代了电子管,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能力。总之,高科技的作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生产力,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威慑力,从政治角度来说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是推动力,因此,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2)科学技术已走在生产的前面,发挥着先导作用。
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时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这段话正确地提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即:科学技术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的鲜明特点,也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依据。科学研究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新的科学成果往往先在实验室内生产出来,再转变为技术而带动生产的发展。例如,先有光量子理论,然后才有了激光技术和激光产业;先有了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等最新成果,然后有了
生物技术发挥的这种突出的先导作用决定了它的第一生产力的地位。
(3)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础作用愈益突出。
邓小平南巡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3]
这些情况表明,当代科学技术不仅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或生长点,而且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据统计,科学技术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进入了20世纪末已上升到75%以上。它已名副其实地处在了“第一生产力”的位置。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看到了科技进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科技进步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综合竞争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科技教育上,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针对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远见卓识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但要认识到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还要认识到在现在的世界,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的时代,先进的生产力反映在传统的工业产业上,如钢铁、铁路„„而在今天,先进的生产力是指以高科技如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现在关注发展生产力,不只是一般的生产力,特别要关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此,党中央曾指出: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李强 刘凌云.从科技发展史的角度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科技,200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第四篇:计划生育是谁提出来的
计划生育是谁提出来的
在新中国,马寅初先生最早提出“计划生育”主张的,但是,他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被打成“右派”,受尽了苦头。197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5日,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马寅初先生于1957年提出了“新人口论”,主要内容是:我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普遍避孕。马寅初先生因这一理论被戴上“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遭到无理批判。历史作出了惩罚。我国人口随之严重失控,“批错一人,陡增几亿”。为马寅初先生平反,表明我国开始纠正在人口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基本国策开始形成。
对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直至2009年,时值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在人民日报一篇名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提醒决策者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从公开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但是公开信不能变成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时的大背景是什么?政策当然是针对问题来的。新中国成立,最早一部分人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后来出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社会学派的节制主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提出要节制人口。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解决不了就业、穿衣吃饭、发展等问题,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50到70年代,吃饭要粮票,买东西要工业券,短缺经济,过剩人口。就业也是,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是反着历史发展运动。现代化要工业发达,所以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因此我觉得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三中全会以前,相反的东西甭想发表,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时候我才把给马寅初翻案的文章拿去发表。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清算,影响比较大。从这里引入,到1980年,中央座谈会才提出来,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从1980 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到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公开信就变成了基本国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是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叫了基本国策。其实内容还是原来的。你可以讲执行力度大了,但政策还是这个政策。从政策上讲,始终都是反对强迫命令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时有发生的,凡是提出什么东西都是有针对性的。公开信本身过去就没有的。有什么事情你见过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的公开信的么?这已经就是表明中央对这个事情是重视的。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前两次讨论今后二十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到第四次会议时,带有总结性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任务。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报告稿并进一步修改。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紧张…………”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鼓励,如优先安排工作等。对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我向来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情况在那儿摆着呢。经济要发展,人口下来一点才能比较平衡,因此我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应该的。
我赞成不赞成?还是赞成了,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我们要是有其他办法,就不一定选择这个。但是有其他的办法么?经济上调控可以关停并转,人口(调控)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死了。控制人口只能在出生率上做文章,其他的没法做文章。控制生育率,提倡生育一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讲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普遍真理。
这种决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不会出现四二一家庭结构?这肯定是会的,而且不容忽视。如果单纯为了控制人口,越少越好,那这些问题就会严重。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很短,搞三年五载,可以,但效果会被慢慢抹平;搞长了,五十年、八十年,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搞一个“无婴年”,那是不行的。最后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定时间。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二十五年左右,不超过三十年的时间。把这一代人控制住以后,下一代再做父母人口数量就下来了,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政策转型时间超出当初预定,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劳动力不足等这些当初预料到的问题,现在已经显现的很突出了,如果按照当初预定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十年,问题不会太严重。到了一代人之后,政策应该改变,认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及时转变,不按照当时的既定方针去办,这个问题就不好了。在200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其中在第三部分“当前的选择”中就提到,当时我们已经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此,应制定包括人口自身变动、人口与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口政策,逐步实现由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结构调整并重转变,最终过渡到以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人口政策。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是又过了五年。在那里面提出三条,第一叫双独生二,基本做到,第二叫一独生二,第三叫限三生二。现在提出了快六年了,还要不要限三呢?限三都不一定了,应该普遍可以生育两个。这个时间点当时是写在报告里了。《附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今后二三十年,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后生育率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避免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超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能力。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但实际上影响的是两代人。被控制住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以及下一代是否还愿意多生都是有影响的。其次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代际增长,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又不至于过于严重。比如老龄化,搞一代人,下一代就可以生两个了,甚至还要多一点,老龄化到下边收了一点,到后边又逐渐放开,这样金字塔不会倒立过来。还有劳动力,这一代可能少一点,中国不是劳动力过剩么,少一点有利于就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容量可以大一点,劳动力也不至于下降的很多,甚至可能回升,带来的副作用不至于很严重。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老龄化,当初就认为这个问题肯定要出现并且做了预测,现在可以说基本在原来的预料当中。不过我认为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阐发还不够深入。继续生育政策不变,问题就会很严重。劳动力供给成了问题,社会负担成了问题,整个社会节奏、活力出了问题,对经济发展不利,这应该避免。
我不赞成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政策的结果。
人口增长变慢,社会发展很快,是不是良性趋势,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经济越发展,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的成本越高。以前农村曾流传:“一只羊得赶,一群羊也是放;添人不添菜,只是加双筷。”贫困出人口,这是规律。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现在在北京市有个孩子,你不让他上学,能么?将来怎么办?要考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够有出息,有高收入,活的有尊严有质量,(培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但是孩子带给你的效益怎么样?现在的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靠子女养老?效益越来越低。人们生孩子谁也没计算过这孩子成本—效益怎样,但并不等于就不管。老做赔本的买卖干什么,所以自动就不干了。现在还要发展自我。女孩子不能成为生孩子的工具,自然放弃了过去那种多生多育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政策实施三十年,怎么评价?怎么看在此过程当中出现的失独家庭、强制堕胎等问题?补救措施是否做到位了?这当中情况很复杂,分清两类问题,一是认识上的问题。政策当初定下来,对于今后怎么贯彻、执行,带来的这些问题,大家是否都认识到了?总体上看大家还是有认识,比如老龄化,生育一个孩子父母的问题。当初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全保险。先对独生子女保险,在其14岁以后转成父母养老保险。政府相关部门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关怀”一类,政策上给予一定政策服务和奖励,但是到位不到位,不好一下子讲。主管这些问题(的人),又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管下来,中间经过好多的变动,三十年呢,变动很大,认识、做法都一样?也很难讲。总的来讲,这些方面的力度应该加强,主要的问题是到了一代人的时候,真的要履行初衷,要进行认真的调整,这个没做到,是个问题。
如果说当初解决人口过剩、经济短缺,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实际当中也是有效的。(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执行当中,不是我的问题。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做一点工作做一点研究。三十年基本按照中央政策走的,至于政策当中哪部分走的好不好,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概括出来的。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多谈,太多了。
这是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而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平心而论,这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帖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现在什么问题当初没提到?都提到了。怎么解决?就是控制一代人,既考虑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也考虑到了可能造成的问题。我不赞同对当时决策指手画脚,不能用现在的东西来否定当初的东西。对待事物有一个基本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过去有过去的状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的东西能不能站得住脚,有没有影响,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理论有个来龙去脉有逻辑性,你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那就不管别人怎么评价。用但丁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第五篇: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集中全党智慧,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它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在哪里?早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胡锦涛曾多次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这几处概括,尽管文字不一,但都十分清晰地点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六大完成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党和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就是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成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我们只要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所深刻分析的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些问题和困难,既包括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体制等方面不够完善,也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口 1
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显而易见,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哪一个解决起来都有相当难度,但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不能不逐一解决。新的形势和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求我们党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胡锦涛指出:“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开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突出问题和困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既是全党全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部工作的中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以及它所要展开的全部内容。具体来说:
一是针对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以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键是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但同时,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又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强调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二是针对我国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以及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科技、文化创新体系等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三是针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以及要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等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加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胡锦涛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 2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强调“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
四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要实现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要求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五是针对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以及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全面规划和工作部署,强调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六是针对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及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特别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虽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基本国情的表现形式却有了很大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基本国情认识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并据此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这是首次对我国人均突破一千美元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阐述。当时用的是“关键时期”和“关键的发展阶段”的概念,一共分析了八点。我们只要拿这八点与十六大报告有关论述作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主要表现大体都涉及了,而且据此作出我国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的重要判断。特别是其中对“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这方面内容的强调,更是深刻地抓住了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新变化、新特点。
第二个关节点,是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这次讲话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新趋势新特点”的概念,也是分析了八点。比较起来,大的框架仍沿用江苏讲话的概括,但进一步新增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与江苏讲话所强调的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无疑更为全面和辩证。二是新增了劳动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就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的内容。这表明我们党对进入关键时期所呈现的社会管理的新变化,有了更深入和清醒的认识,并主动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加以应对。
第三个关节点,是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的新进展有这样三点: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而且明确把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为我们“抓住机遇、应对挑 4
战,推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是,每一个特征,都是从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阶段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个特征实际上也就是十对矛盾。这种全面辩证的分析方法,无疑更贴近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实际,也与十七大报告的分析表述更接近。三是,新增“三农”和自主创新方面的内容。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增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前者,是缘于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后者,也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之上的”。总之,经过这次阐述,“阶段性特征”已经基本成形,此后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被正式使用。
第四个关节点,是十七大报告的阐述,共分八个方面。在上述三次认识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七大对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清晰,整体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既充分肯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并在深刻分析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三、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提出来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新的举措,也取得了许多方面新的突破。所有这些,迫切需要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认真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着力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发展。
概括起来,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过程中,有三次大的总结值得关注:
第一次,是对非典的总结。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总结我国非典疫情的发生和我们防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5
无疑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直接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总结,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非典的总结,我们党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增长”与“发展”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发展,除经济发展外,还应该包含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以发展的内涵为突破口,开始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进程的。二是通过总结,对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非典集中暴露了我们过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汲取这方面的教训,加强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为出发点的。三是通过总结,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较之此前胡锦涛考察广东时提出的“全面的发展观”,这里不仅拓展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而且进一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这无疑是我们通过非典总结,所获得的最宝贵的一份收获。四是通过总结,进一步概括归纳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
第二次,是对宏观调控实践的总结。这在2004年、2005年、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连续进行了三次。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次从2003年5月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仅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几乎同步,而且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因而,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要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因此,胡锦涛不仅把加强宏观调控与促进科学发展直接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二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在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分别从又快又好发展是根本要求,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是重要原则,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是主要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是重要着力点,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重 6
要保障,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等六个方面,进一步概括了从宏观调控实践中得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这六个方面的结合,也正是这次宏观调控既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又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好势头的重要原因。三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认识。将此前的“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看似简单的一字顺序之易,却深刻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及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三次,是对“十个结合”基本经验的总结。分别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以及2007年12月在新进中委、候补中委研讨班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这三次总结,虽然都是十条,每一条的核心观点也无异,但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展开。在对非典和宏观调控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十个结合”的三次总结,则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
四、科学发展观,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来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凝结着我们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总结了我国发展实践,还借鉴了国外发展经验,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的变化,始终把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个重大课题予以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在实践中,这一代领导人,对国外发 7
展经验的借鉴,尽显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宽广眼界和胸襟。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等许多方面,都强调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和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和做法。其中,对科学发展观来说,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我国人均突破一千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之后,如何通过对国外相关发展经验的借鉴,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类似的意思,胡锦涛在这一时期反复说过多次。为什么在实现“三步走”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之后,胡锦涛反倒充满忧患意识地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既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关键时期,因为选择和应对的不同,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前途、两种结果。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进入这一阶段后,别的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诸如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等等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尤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开始逐渐增多起来。“一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在这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经历迅速发展的阶段后出现经济停滞不前,并进而影响政局和社会稳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纪之初刚刚爆发的阿根廷危机,更是给予我们不少深刻启示。如何借鉴有关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这一阶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如何通过借鉴国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人类受到大自然报复后对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自工业化、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高昂代价。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越来越成为各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但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如不尽快改变,不仅现在难以承受,而且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将难以实现。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十六大以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一是,明确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生态文明的提出,连同此前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二是,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实际上是把可持续发展上升至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地位。胡锦涛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并首次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就为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进一步找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和根本途径。在2005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胡锦涛同样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强调“我们要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五、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两次讲话中,胡锦涛分别谈了科学发展观与前代理论创新成果的关系。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稍后,他又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长期艰苦探索的结果,也是我们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两处论述,意思相近,说的都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那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继承了什么?
从大的方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征程中,对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深入探索,创造性地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我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都为科学发展 10
观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基础上的一个继续和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成果。
具体来说,分两方面的情况。
一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直接继承。比如,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协调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统筹兼顾的思想等等,被直接吸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元素。其中,统筹兼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和工作方法,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里就十分丰富。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又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强调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要解决众多的困难问题,“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作为“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不仅在十六大以后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时被大量运用,而且被吸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二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方法论的继承。这就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分析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的《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无疑都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江泽民来说,随着实践发展,矛盾的进一步复杂,更是一再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明确指出:“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强调“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要尽可能力求全面,防止片面。”其集中论述的十二大关系,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法。在科学发展观中,无论是对“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还是“十个结合”基本经验的总结,都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矛盾的分析方法和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在哪些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呢?
科学发展观,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具体来说:
一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已经提出的重要探索,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进一步加以丰富发展。比如,不仅坚持发展经济,同时还把它与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不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始终关心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且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不仅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把好字摆在优先位置;不仅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且进一步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等。
二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的探索还没有涉及的内容,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开创性地提了出来。比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针对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和管理滞后的问题,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主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三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提出的重要探索,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上世纪50年代前期就开始提出并大量使用的一个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 1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不同时期曾多次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虽然仍继续沿用原来的概念,但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特别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胡锦涛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分析,分别从思路、背景、目标、方式等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具有的指导方针更明确、发展起点更高、工作布局更全、扶持力度更大等特点。这就把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探索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勾勒得十分清晰,十分有说服力。(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