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职能优化与地方税收结构论文
一、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优化的前提
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财政分级、税种分设和收入分征的原则,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的层次和受益范围来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及征管效应,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使各级政府都能有一块相对独立的、能基本维持本级政府职能运转需要的税收收入。因此,没有政府职能范围的明确界定,就没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税权与税种的合理划分,从根本上讲,就谈不上中央与地方各自税收结构的优化。
(一)按公共财政理论的要求界定政府职能的范围
公共财政的市场性表明:政府及其财政不能侵犯市场,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领域——公共领域。按照这一要求,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来界定,即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鉴此,我们要确实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要求,将国家财政职能主要集中到为全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福利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要退出微观经济的经营管理领域,弱化市场性的生产建设和经营职能,而强化在社会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应有职能作用,以充分体现国家财政的社会性、公共性。
(二)根据政府职能范围,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
公共财政的理论表明,公共产品受益范围是全体国民,则支出责任应属于中央财政:受益范围是区域公民,则支出责任应属于地方财政。根据这一原理,将涉及省级资源配置和区域范围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划归为省级政府及其财政,并根据省、市、县、乡的分级体制,实行层次化管理。如地区性交通、治安、消防、基础教育、环保、城建、城管、地方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等支出应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对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如跨地区的水陆空运输、邮电通讯、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护林体系的建立、承担国家安全、外交、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等支出应由中央政府负责。
(三)根据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
财权是与事权相联系的。各级政府财权的划分,在分税制下实质上是税权、税种的划分问题。科学合理地划分税权、税种是分税制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基础。
1.税权的划分。税权是指税收管理权限,基本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税收立法权。它包括税种的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税法的解释权,税收减免权等内容。二是税收征收管理权。合理划分税权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前提。从世界各国税权划分的现实看,政府间税权划分可归纳为集中型、分散型和混合型3种模式。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混合型分权模式。此模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央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权限法、税收征纳程序综合法等基本法规;(2)中央税立法权和征收权归属中央;(3)共享税立法权归属中央,征收权根据共享的方式不同,分为中央专属或中央、地方分征;(4)地方税征收权归地方,税收立法权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中央集中式。对全国统一开征、税基流动性较大、涉及社会收入分配、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征税范围广、税源充裕的地方税,基本立法权和附属立法权大部分划归中央,如营业税、社会保障税等。二是中央、地方共享式。对全国统一开征、税源分布地区差异较大、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地方税种,中央确立基本法规,地方分享附属立法权,包括制订实施细则,决定开征、停征,进行税目、税率调整,确定减免事项,根据弹性税制要素确定具体执行办法等。如城建税、房产税等。三是地方独立式。对于一些区域性零星税源或受益性特定的税种,由地方自行立法开征,报中央备案。
2.税种的划分。税种的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受益准则,即根据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区域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税种性质,因为税源的产生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直接相关,应该做到谁提供、谁得益,这样更能体现经济的公正原则,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开辟税源、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集散准则,即税源丰裕且集中或税基宽的税种应归为中央税,税源相对贫乏且分散或税基窄的税种,应归为地方税;三是规模准则,政府间划分税种时,还要考虑各级财政机制独立运作的要求,通过划分税种使中央和地方税收体系形成一定规模,有支撑各级政府财政局面的主体税种;四是便利准则,税种划分既要考虑征收的难易程度,又要求划分标准简明,使得中央税和地方税界限明确,尽量保持税种的独立性,减少共享税种。
二、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的优化
从我国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看,由于政府职能范围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在事权划分上的相互交叉和重叠。典型表现是:中央承担了本该由地方管理的事务支出,地方承担了本该由中央管理的事务支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权划分格局。事权划分不清,使得分税制的实施失去了应有的前提条件,导致中央与地方收入的不确定性和资金转移支付数额的模棱两可。这是其一。其二,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标准不统一:既按税种又按隶属关系划分,如企业所得税;既按隶属关系又按行业划分,如地方企业所得税;既按税种又按行业划分,如营业税;既按税种又按税目划分,如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所得税归中央;既按税种又按征管机构划分,如增值税(属共享税,但海关征收的增值税划归中央)。收入划分上的多重标准,违背了国际分税制的规范要求,既在理论上难以界定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国税与地税双方的征管难度,不利于中央与地方各自税收体系的完善。因此,重建分税制下的财权划分,重在取消多重标准的收入划分方法,严格按税种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套独立的税收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真正的“分灶吃饭”和彻底的分税制。其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降低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实施能力和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能力。其四,地方税体系不健全,主体税种不明确,收入不稳定,收入规模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和发展所需。其五,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证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还需开征环境保护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一些新税种。其六,原设个别税种功能老化,且相互交叉和重叠,需要改造和提升。鉴此,结合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重新构建和完善我国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的税种组成。
(一)中央税收结构的优化
中央税收结构应以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并辅之以关税、证券交易税、土地增值税、固定生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全局性的环境保护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外加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共享税种。具体设想如下:
1.消费税。消费税税源集中,收入丰厚,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支出水平的重要手段,应由中央掌握。为了发挥消费税在中央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有必要对现行消费税进
行改革和优化,其途径是:一是扩大征收范围,突破现行消费税只对消费品征税,不对消费行为征税的格局,将一些高消费行为,如高尔夫球、保龄球、卡拉OK及桑拿等纳入征税范围;二是变价内税为价外税。增值税为普遍调节,消费税是增值税的补充调节,而在计税时,增值税以不含税价计税,消费税以含税价计税,这既给纳税人税款的计算带来了不便,更影响了价格与税负的透明度。三是纳税环节的后移,应将现行消费税的生产环节课税后移至零售环节课税,这更能体现消费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调节。
2.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中央掌握的主体税种。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限制,其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相对较弱,并且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将其归属于地方税体系。把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主要是考虑到目前不同区域间个人收入水平差距太大,若维持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地方性,不利于实现地区间财政的均等化,反而会加剧地区间公共产品服务的不均衡性。另外,从个人所得税近几年的收入情况来看,增长速度较快,潜力较大,应进一步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使之成为中央税体系中的骨干税种。其改革优化的途径是:一是征税模式的转换,应将我国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模式转变为以综合所得课税模式为主、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为辅的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二是在税率选择上,综合所得课税适用累进税率,分类所得课税适用比例税率;三是提高目前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四是严格减免项目,防止税源流失,拓宽税基,同时,简并税率档次,并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度降低税收负担,以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3.关税。关税具有直接的涉外性,体现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理应归属中央。关税的优化既要考虑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同时,也要充分重视我们在关贸总协定里理应享受的权利和优惠政策。
4.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尽快开征全局性的环境保护税以促进全国性或跨区域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证券交易税、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为调节证券市场、房产市场和固定资产投资而开设的税种,具有宏观调控性,宜作为中央税,中央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其有废。
(二)共享税的构成与完善
1.增值税。应仍维持共享税的性质,具体分享比例可根据中央与地方各自按新办法划分后的收入规模来重新确定。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组织的收入情况来看,增值税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因此,改革和优化现行增值税势在必行:一要扩大征收范围。可将现行营业税中交通运输、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项目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因为这些行业与增值税征收链条关联密切,更有利于激活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二要把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生产价值不予抵扣,因此仍存在着重复征税,特别是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或企业更为严重,这不利于鼓励投资和加速设备的技术更新;三要变多档税率制为单一税率制。
2.企业所得税。过去按隶属关系和行业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容易滋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造成地方保护与地区封锁,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把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并实行同源分率计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企业所得税的优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应尽快合并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涉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并存的局面,取消涉外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二是税负不宜过重,绝不能按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企业的产品关系和产品比例来确定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比例;三是税率不宜采取累进制,以比例税率为最佳选择,提高税负透明度,增强激励功能。四是对企业税后利润再投资用于发展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可给予退税,建立适应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机制;五是适当提高折旧率,通过加速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地方税制结构的优化
与中央税收结构的优化相比,地方税收结构优化中的制约因素比较多,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主要表现在:(1)观念上的制约。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建设中,过去我们只注重中央税的建设,轻视地方税的建设;而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收结构与地方税收结构同属国家税收结构中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厚此薄彼。但从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税收结构建设明显落后于中央税收结构建设的进程,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税收体系的完善和总体功能的发挥。构建规范化的地方税收结构,既是巩固中央税收结构的需要,也是完善整个税收体系的需要。(2)税权过于集中。税制改革虽然赋予地方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总的来看,地方税收法规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减免税收等都集中于中央,削弱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本地资源、调控地方经济、组织地方收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地方税主体税种不突出。地方税税种不少,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主体税种,由此决定了地方收入规模偏小,地方过份依赖于中央的无条件转移支付。(4)行政性乱收费、乱摊派现象普遍,严重侵蚀了税基,应尽快加以清理,加快费改税步伐,为地方税系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税基环境。
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城乡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农业税、财产税为骨干税种,其它税为辅助税种的地方税制结构。
1.营业税。在目前地税系统组织征收的税种中,收入规模最大、收入最稳定的当属营业税。虽然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营业税收入会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代理业、娱乐业的发展,为营业税的征收提供了广阔的税源,加之征管手段的日臻完善,营业税仍将保持相当水平的收入规模。
2.城乡维护建设税。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更名为城乡维护建设税,同时应改变目前城市维护建设税“三税附加”的从属地位,应以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依据,使之成为独立的税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费改税的要求,不断扩大城乡维护建设税的征收范围。
3.资源税。把资源税从共享税变为地方税的主要用意在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因为我国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可以使西部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从资源税的优化来看:一是扩大征收范围,我们现行的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和生产盐征税,而应逐步扩展到水资源、森林资源、林业资源、草资源等方面,以促进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二是提高矿产品和盐的单位税款,现行资源税的单位税款定得过低,没有完全反映出劣等资源与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反而助长了资源的无序开采。
4.财产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有形、或无形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将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骨干税种是有潜力可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一是统一内外财产税制,改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扩大征收范围,减少减免优惠;调整计税依据,应按财产价值计税;提高税率水平。二是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该税是对财产转移或财产赠送所征的一种税,开征此税可以适当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限制不劳而获,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
5.社会保障税和区域性的环境保护税。利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代替目前的收费形式,以法律形式保证保障基金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把社会保障税划归中央,并构成中央税系的主体税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社会保障具体管理办法存在差异以及社会保障税的典型受益性质等因素在开征初期,宜划归地方,构成地方税体系骨干税种。同时地方应针对区域性的环境污染与治理,开征环境保护税。
6.农业税。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按理农业税应该成为我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税种,但长期以来,农业税收入只占税收收入的很小比例,而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摊派等非税负担,又使农民不堪重负,因此农业税改革必须与整顿农业的非税负担结合在一起,要彻底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将合理收费部分并入农业税,按量能负担原则,确立合理的负担率。
7.辅助税种。实行“费改税”规范地方政府收入形式,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的前提下,结合本地的特殊税源,开征部分区域性和受益性强的地方辅助税种。
【参考文献】
[1] 刘建民.政府间的税种配置优化问题及研究[J].财政研究,2001(6):27-30.[2] 隋晓.构建规范化和相对独立的地方税体系[J].税务研究,2002(2):34-37.
第二篇:地方税收优化问题研究
一、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重大意义
首先,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完善国家税收制度体系的客观需要。国家税收制度体系是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系统的子系统;同理,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也是国家税收体系的两个子系统。必须清醒认识,不管缺少中央税收体系还是缺少地方税收体系,国家税收体系都是不完整的系统。进一步讲,在国家税收制度体系中,如果只重视强化一个子系统,而弱化另一个子系统,必然造成两个子系统都得“病”,一个是“营养过剩”,一个是“营养不良”,不利于国家税收组织政府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职能的充分发挥。
其次,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分税制的核心是在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将政府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并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管理。按照分税制最基本的要求,中央和地方都应当有基本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要有自己固定的税收。这种固定税收应当由若干税种构成,其中包括各自的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
再次,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一,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存量的主体和增量的最大生长点。四川省地税机关组织的收入,从1994年的62.9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53.73亿元,年均增长19.54,在地方财力中的占比也由38%上升为目前的50%左右。第二,地方税收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财力状况等都有很大差异,且东部地区在“梯级发展理论”指导下,具有率先发展的优势,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协调,贫富差距悬殊。为贯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优化地方税收体系,合理界定地方差别税收管理权限,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对高收入者实施有效调控,利用地方税收支持勤劳致富,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地方税收是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地方税收是地方固定财政收入,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化和财权与税权的统一,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运用地方税收调节地方经济、服务地方经济,如通过开征或停征税种,调高或调低某些税率,增加或减少某些税目,制定某些优惠政策,全面强化税收管理等,一方面为企业竞争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另一方面诱导资源投向“朝阳产业”、大开发地区,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优化地方税收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尚存分歧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可能有步调一致的行动。实事求是地讲,尽管中央已作出建立地方税收体系、合理划分税权的正确决策,但在要不要分别设立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问题上,在正确处理税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上,还应统一认识。正因为人们目前的认识尚未真正统一,以致建设地方税体系、合理分配税权未见实质动作。
(二)税制不够稳定
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在于通过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保证两级政府所需财力,调动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现在看来,增强中央政府可调控财力的目的基本实现,中央税体系得到加强,中央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对而言,地方税体系发展滞后,尤其是税制不稳定、管理不顺畅的矛盾突出。近期,为保证中央收入,更好地调节宏观经济、国家对地方税体系中发展较好、便于征管、税源较广的税种的税目或税率陆续作了调整。比如,金融行业提高营业税税率增加的税收,对个人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等,几乎每项新出台的增税措施,都有利于中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减税的大多是地方税收,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契税等等,令人不得不对地方税体系有无存在的必要产生疑虑。必须看到,税制稳定是税收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稳定地方税制至关重要。
(三)法律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法大纲,因而没有法律对我国税收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及主客体间的权利与义务、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政府与税务机关权限划分、地方税税种开征及调节范围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具体、严密的规定,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
(四)税制内外有别
现行地方税制仍内外有别,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只适用内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内外资企业间平等竞争,也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
(五)主体税种单一
现行地方税收体系中,调节面广、调节力度强、征管简化、收入规模较大、起主导作用的税种仅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且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税,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缺乏灵魂和长远目标。
(六)税收调节不到位
目前,我国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农业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七)财权税权不统一
现行分税制虽将部分税种和其中的部分收入划归地方,但却未明确其为地方税;其收入安排使用权属地方,但税收立法权、政策管理权、征收管理权却属中央。财权、税权体制不统一,不可避免地抑制地方加强税收管理的积极性,影响地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执行,从而出现中央定政策、地方出资金、影响地方财政平衡等问题。
三、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基本原则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构建一个税种适量、结构合理、制度严密、征管高效、调控力强的地方税收体系。为此,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界定收入比重的原则
没有一定的收入规模,就没有单独建立地方税体系的必要;如果没有—定的收入规模,地方税收也不可能独立支撑地方政府运作,履行事权。构建和优化地方税体系,也要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前者可以通过规范地方分配秩序实现,后者主要通过规范国家税制达到。
(二)合理划分税权的原则
综观国际税收管理的实践,主要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地方兼顾型3种模式。根据我国国情,应采取中央地方兼顾型,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必要的地方税收管理权。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收管理权、计划安排权等集中在中央;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其基本法的立法权可集中在中央,征管权和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地方;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宏观经济影响小或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实施办法由地方制定,政策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完全赋予地方;全国不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收管理权全部赋予地方;地方结合当地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状况,报经中央批准,可决定开征、停征某些税种。为了统一税政,地方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须报中央备案,凡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中央有权废止或者责令地方纠正。
(三)统一征管的原则
客观分析,一国多系统负责税收管理,不仅难以统一税政,而且不利于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还会增加税收成本。目前我国负责税收征管的机构有4套:国税系统负责中央税、共享税税收征管,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收征管,海关负责进出口税收征管,大部分省、市的财政部门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这种多头负责、职责交叉重叠的状况,不利于规范管理和两套税系的建设。应遵循统一征管的原则,一方面国税、地税明确划分职责,各征各的税;另一方面理顺地税与财政的职能,农业税收统一由地方税务机构管理。
(四)持续增长的原则
地方税体系有一突出习题,即在中央不断强化中央税体系的情况下,地方税源有萎缩的趋势。税源相对不足、税收增长乏力的状况,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关键还在于地方税体系缺乏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内生增长机制。现与地方税体系有关的18个税种中,除营业税、城建税、所得税与GDp具有内在联系,其余税种有的是对经济存量课征,有的是定额征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都不大。当务之急是使地方税收始终保持适度增长的发展趋势。增强地方税收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内生机制。
(五)效率的原则
追求高效率始终是优化税制的主要目的。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工作效率。前者需要尽量控制税收成本,后者需要加大投入,改善征管手段,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从讲求经济效益、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当前一方面要加大地方税收管理的资源投入,改善征管手段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在优化地方税体系、扩大地税规模时,要根据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将增赋与减赋分别运用在东部和西部。
四、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初步设想
(一)制定颁布税收基本法
我们主张加快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国家税收体系及其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两个子系统的主体税种等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量限、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步伐。
(二)科学选择地方税主体税种
建设地方税收主体税种,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之—:由于增值税收入规模大、税源充沛、收入稳定,可改变增值税的共享税地位、将增值税、消费税作为中央税的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收入稳定增长;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为实现地方税体系的“内生增长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方案之二:借签发达国家做法,增大所得税等直接税收入并相应减少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可考虑将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作为中央税主体税种,增值税、营业税等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不论采取哪个方案,一旦确定,必须保持基本稳定,以避免政策频繁变动造成大的损失、增加改革成本。
(三)合理确定地方税种量限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设置税种多少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经济尚不很发达且具明显的层次性,税收管理水平也不高,广大公民税收观念亟待提高,依法治税环境优化还需要过程。税系建设应当简化,国家统一设置的税种以20种左右为宜,地方税税种可设15种左右,尽量少设共享税。当前,深化税收改革和优化国家税系,应当开征一批、废除一批、改革—批税种。在动议新开征的税种中。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燃油税等,因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且有的在收费时其收入基本归地方,理应作为地方税。对社会保障税和遗产税、赠与税,我们认为,前者不仅收入规模大,发展潜能大,而且还具有调节地区收入的作用;后者虽然收入规模不大,但政策、政治、社会功效十分明显,故都不宜作为地方税,而应作为中央税。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可开征西部开发税,实行地区差别税率,东高、中次、西低,全部收入由中央支配,专项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为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相对统一,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比重以55:45左右为宜,并将中央税收的10%作为转移支付资金。这种量的关系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应变动。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行为。
(四)建立地方税务评估机构
依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税务机关一般设有专门的税务评估机构,主要对计税价格等进行评估,目的在于强化征管、保护税基、防止税收流失。借鉴国际经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也应建立税务评估机构,对计税价格特别是房地产计税价格进行评估,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鉴定。
(五)改革优化地方税种
1.企业所得税。一是适应WT0规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二是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三是统一税基,不论企业经济性质、行业差别,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基本统一;税基依税法规定确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四是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
2.营业税。一是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等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二是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三是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四是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而不再征收房产税。
3.个人所得税。一是改现行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二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三是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四是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的扣除标准逐步统一,体现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性与内外籍人员平等的法律地位。五是生计费用的扣除,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4.资源税。一是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课征范围,以支持“环保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二是适当提高原油、天然气、金矿、有色金属矿等资源税税负,限制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三是将资源收费转化为资源征税,以规范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推进税费改革。
5.城市维护建设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不分国内外企业或个人,都是纳税人。二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可改名为城乡建设税或建设税,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使之成为独立税种。三是全国不再按行政区划设计分档税率,可考虑中央规定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建设发展情况确定。幅度税率可设计为1%-2%。
6.房产税。一是计税依据改按房产评估值征收,房产评估3年或5年开展一次。二是税率可设计为1%-2%的幅度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幅度内确定本行政区具体适用税率。三是对租金收入不再征收房产税。四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课税范围。
7.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以外的非农业用地,除农民农业用地外,其他占地均应依法征税,有效遏制滥占土地行为。二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征税范围,与国内纳税人一视同仁。三是提高税额,国家规定基本幅度标准,具体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等因素确定。
8.农业税。一是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合而为一,统称为农牧业税,颁布新的农牧业税法,对有农牧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依其取得的农牧业收入课税。二是农牧业税的负担以轻税政策为宜,税率设计在3%左右。三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可考虑改“实物税”为“货币税”或“货币税”、“实物税”并存。
9.车船使用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使用税,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和个人。
10.燃油税。将现有的车辆收费改为征税,以规范征管和降低成本。燃油税以油价为计税价格,税率可设计在50%左右。为照顾地方利益和便于征管,最好在销售环节征收,由销售者缴纳。
11.环境保护税。应将现有各种有关环境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行为或污染物征收。主要包括对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和噪音等4种行为征收,纳税人为污染的制造者;为体现4种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危害,可设计不同的税率,实行从量计征。
12.教育税。将现有的教育费附加、职工个人教育费和农村教育费改为教育税,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以1%左右为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13.取消一些税种,包括土地增值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和筵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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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13-财政税收论文-浅谈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浅谈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叶东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物流管理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解决财政支出“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力求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着力建立起一个支出合理增长、内部结构有保有压、能够有效地规范支出行为、管理方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支出运行机制
[关键词]财政税收,财政结构,战略调整,运行机制
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1、加大改革力度,改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局面。
这方面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 ①大力削减对城市居民的有关福利性补贴。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增长相当快,政府不必也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对居民的庞大补贴了,必须彻底改革。有些补贴如近年来由国家统一出台的肉食、副食品、粮食等价格补贴,已经成为职工收入的组成部分,要结合工资改革将这部分“明补”改为工资。②治理和规范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事业单位并不都具有公共需要性质,财政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其经费开支进行统包统揽,要将市场机制进入事业单位,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财务管理办法。一般地讲,事业单位按其服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类:即公益性的、准公益性的和经营性的。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对一些特殊行业(如属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的水、电、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的价格和收费仍需由国家进行管理,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承担着政府特殊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亏损仍应由财政给予补贴。其它大多数属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其亏损补贴则应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予以取消。
2、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
从理论上讲,财政分配是为政府履行其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其中确保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是财政分配最基本的职责。但由于政府机器隶属于上层建筑,纯属非生产领域和消费性质,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器本身还是经费供给,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具体建议:①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②下决心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③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人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
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这样就把动力和压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3、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财政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支出。①教育投入属于社会性开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财政要继续把支持教育作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②社会保障是事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问题,需要纳入国家财政政策规划统筹考虑。为此,必须针对当前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与国家财政都有密切关系。特别要看到,未来中长期随着老龄人口和失业群体的扩大,社会保障的资金需求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无疑将对财政收支运行和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财政必须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进一步调整现行支出分配结构,尽快使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相应削减行政经费和一般事业经费支出,从而真正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内容。
4、着力强化国家重要产业和领域的财政投资,增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在我国未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仅仅重视社会公共性支出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政府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今后的财政投资应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财力,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最急需的方面。我认为,中长期财政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①支持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和基本要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产业地位和战略地位。②着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质产业,世界各国大多都把农业作为政府的保护对象,而财政是政府保护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③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支持力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今后必须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强化科技投入力度,从而真正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构想
1.目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理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客观需要,并根据财政供给的基本范围以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近、中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目标应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界定公共产品的内涵,明确政府职能,充分保障社会公共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财政法制化建设。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来看,在现行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应逐步下降,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降中趋稳,社会文教费支出逐步增加等。要逐步降低政府购买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转移性支出所占比重。当然,财政支出结构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逐步实施,系统推进。
2.原则:在现阶段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体现政府职能原则。财
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存在紧密联系,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缺陷,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因此,财政职能必须服从于政府的职能,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也要服从政府职能范围。②体现社会公共需要原则。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石,规范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范围应与社会公共需要相符。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必须以公共需要为原则来界定和规范财政行为。③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效益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大都可由市场解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特别注重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层次、有重点地确定财政支出范围。④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相互协调原则。财政支出结构的协调主要指结构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适应,是明确支出重点与非重点的平衡发展,而不是各个要素不分主次的平均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要素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地位不同,有着明确的主与次、重点与非重点的分别。⑤体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财政支出结构按行政级别划分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财政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职责权限不同,财政支出范围也不同,即事权与财权应相一致。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在明确财政职责范围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3.总体思路: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是科学界定我国财政支出的范围,明确政府及财政应当承担什么事务,应重点支持什么,重点控制什么等等。因此,我国财政支出调整的总体思路可作以下考虑:①确保国家政权建设支出需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政权建设支出属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只能由政府财政通过税收筹集资金予以解决。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逐年增加,但仍存在支出比重较低、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的问题,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③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私人投资者通常不愿介入或介入不充分,政府财政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④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客观要求,财政预算内投资要退出“竞争性”领域,逐步让位于市场,财政主要增加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研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
要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度建设。政策调整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一方面,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科学、透明的支出管理方式,还需要进行支出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如切实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行零基预算等。
第四篇: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论文
交通运输结构优化
摘要:城市交通结构作为城市交通系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研究内容.首先对比研究了国内外大城市的交通结构发展与现状,并从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发展模式、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结构关系、交通结构优化模型以及公共与私人交通方式竞争转化四个方面论述了国内外交通结构的研究重点,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探讨了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国内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城市交通结构;交通发展模式;交通结构优化
引言
交通结构是综合交通体系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比重,反映了交通需求的特点和不同交通方式的主要功能与地位…,直接影响着有限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向交通需求者提供更优选择的可能性,是决定城市交通系统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之一.合理的城市交通结构,有助于最有效地利用城市交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作用.相反,不合理的交通结构必然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交通拥挤等情况,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2、国内外城市交通结构现状
按照交通方式划分,城市客运交通系统可以划分为公共交通和个体交通两大类,不同交通方式在可达性、便捷性、舒适性等方面各不相同,其合理的服务范围也不相同.各种方式组成的交通结构是交通系统的关键,决定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决定着城市交通职能和综合效益的发挥.发达国家的城市交通系统结构在20世纪60~80年代经济进入成熟期前已经基本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l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逐渐提高,建立具有良好可持续性的现代城市交通体系成为城市政府和公众的共识.不同交通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时空特征和适用范围,但随着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和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主导了两种不同的扩展模式.对国内外大城市交通结构演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仅考虑小汽车、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和出租车4种交通方式.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外大都市小汽车交通增长缓慢,伦敦的小汽车出行比例在1993年到2004年之间甚至减少了7.9%;而国内大
城市的小汽车交通从80年代开始迅猛发展,上海、广州和北京的小汽车出行比重从80年代中期到2004年以后分别增长了30.0%、14.3%和29.3%.相对应的,国外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变化也不明显;国内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出租车发展迅速,出行所占比例平均增长了10%左右,而公共汽车所占比例平均下降了40%左右.以上分析结果说明,发达国家的交通结构已经趋于成熟,进入了稳定期,而我国大城市正处在小汽车占据优势的机动化发展进程中,交通结构处于非稳定状态,在政策引导、规划 控制、管理调节和市场竞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对于城市交通结构及其优化方法的研究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研究重点之一.
3、国内外城市交通结构研究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从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来看,国内外关于城市交通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在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结构发展模式研究上小有成就。
城市的空间布局发展与交通结构发展模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交通工具的更新变革对城市空间扩展、布局结构变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早期研究中,J.M.汤姆逊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人手,把城市布局归纳为5种模式.
模式一为充分发展小汽车战略.分散市中心功能,棋盘格状的城市路网平均分布交通量,典型城市有洛杉矶、底特律等.
模式二为限制市中心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市中心的作用,鼓励郊区中心发展并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放射型道路网和铁路网为市中心服务,典型城市有墨尔本、哥本哈根和旧金山等.
模式三为保持强大市中心战略.交通网络是由强大的放射型道路和靠近市中心的环路组成,需要高效能的放射公共交通系统抵达中心,公共交通和私人小汽车交通在竞争中达到平衡,许多古老的大城市如巴黎、东京、纽约、多伦多、雅典以及悉尼都采用这种方法.
模式四为低成本战略.立足于对现有道路交通设施和管理进行调整,城市路网主要由公共交通具有优先通行权的道路组成,并控制市中心就业人口、鼓励沿放射道路建立次中心区,例如伊斯坦布尔、加尔各答、德黑兰等.
模式五为限制交通战略.城市结构有一个强大的市中心以及为其服务的公共交通系统,通过建立不同等级的分散中心点,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们的出行需要,同时对小汽车使用加以适当限制,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典型城市有伦敦、新加坡、香港、斯德哥尔摩等.国外研究中还有主张城市分散化发展的分散派、主张城市高密度发展的集中派以及折中派等,例如Elkin等认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设施的形态和规模,通过对集中设置的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的综合作用来减少交通距离和小汽车的使用.国内对于交通发展模式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也已经开始,陆锡明等1996年研究列举了国内外城市客运交通的典型发展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类别分析.周干峙等叫1997年明确指出了我国大城市以自行车为主体的交通结构的不足,并提出了2010年我国大城市客运结构发展的平均水平. 王正1996年提出了城市交通方式的层次分析模型,以居民出行距离分布、步行出行构成比例分布、自行车与公交的合理转换距离等为基础,研究了我国大城市客运交通的合理结构.李彬等1997年建立我国大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的层次分析模型,运用Fisher综合评价法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大城市客运交通方式抉择的综合评价法,通过定量分析提出合理的交通发展模式.毛蒋兴等2002年阐述了 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与城市交通模式之间存在的客观的互动反馈关系,总结了我国土地利用属典型高密度集中模式,提出公共交通优先,小汽车、自行车适度发展的高效化、节能化和环保化绿色交通模式.
国外经验表明,城市交通一旦选择了小汽车模式,再促使其向公共交通转移是十分困难的.根据国情和国内外城市交通模式发展的经验,国内研究对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各种交通方式在城市居民出行中具体分担比例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交通结构研究状况的回顾,本文认为目前城市交通结构发展和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国外一些城市的交通结构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期,因此有关交通结构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小汽车和公共交通两种交通方式上,争论的前提是私家车已经普遍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后的城市客运交通发展变化趋势.
(2)虽然国外的研究前提对于我国大城市现段而言尚不完全具备,但国外已有的关于城市客运交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对于探讨我国建立优先发展公共客运交通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国内很多城市近年来私人小汽车增长速度对城市发 展的制约作用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3)国内对于城市交通结构的研究几乎与城市交通机动化的迅猛发展同时开始,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与交通结构的关系、交通结构优化模型以及不同交通方式的转化策略研究,并根据我国城市的具体情况分析借鉴了国外城市对于拥挤收费等交通管理措施的实践经验.
(4)从定性分析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多侧重于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对互动反馈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从定量分析来看,基于不同目标提出的优化模型在交通结构规划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但是相关因素的确定和选取尚不够全面,部分约束条件还未能全面定量化.此外,对于交通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引入相关的人性化指标.
参考文献:
1、陆建.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规划理论与方法[D].东南大学,20032、王媛媛,陆化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结构组合模型[J].清华大学学报
3、蒋涛 基于整体效率的都市区交通结构与土地利用研究[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20074、吕慎 大城市客运交通结构优化模型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2007
第五篇:全面优化税收服务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全面优化税收服务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国税机关要从纳税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发展地方经济最需要的服务做起,以依法治税为前提,积极拓展服务空间和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依法治税、优质服务三者的良性互动。在强化依法治税,充分发挥国税职能作用的同时,全面优化税收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我国税收服务的现状及对税收服务理解上存在的误区
我国传统的税收征管是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完成税收任务为目标,强调征纳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税务部门的角度考虑的多,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的少,因此,税收服务理念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提出税收服务这一概念,也是近几年的事。几年来,伴随着征管模式的不断转换,各地税务机关积极探索和改善为纳税人服务的内容,税收服务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税收服务形式由随意走向规范;申报方式由单一走向多样;缴款方式由复杂走向简单。尽管如此,我国税收服务的观念、类型、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依然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有时还有侵害纳税人权益的行为发生。
在对税收服务的认识和实践上,我们还存在一些误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一方面,有些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认为税务部门是执法部门、管理部门,其职能就是依法征税,如何发展地方经济与税务机关关系不大。认为税收服务就是对纳税人态度好一点,忽略深层次的服务。把税收服务与执法对立,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求税务部门的工作跟着政府转,往往以发展经济为由,擅自出台土政策。有关单位对税务工作不太支持和配合,税务部门往往处在行政干预与依法治税的夹缝里。有些纳税人则认为税收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是要减税、免税。实践中的误区就是,税务机关讲服务大多局限于精神文明建设、形象建设的层面,局限于对内提出要求,至于如何为地方发展助力,还只停留在口号上。
二、树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税收服务理念
所谓税收服务,是指以严格遵守和执行税收法律、法规为前提和基础,以征税人主动服务为特征,征纳双方责权利相对称,无偿为纳税人提供有关纳税服务活动的总称。为纳税人服务在整个征管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税收服务,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必须树立一个全面、正确、适应时代要求的税收服务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一切要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有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转,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扭曲,促进经济发展。税收服务应当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强化“一切服务纳税人,一切服务经济发展”的服务理念。
首先,要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在税收征管中,我们要在强调纳税人义务的同时,尊重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得到越好的保障,纳税人遵从税法的程度也会越高。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很强,纳税人的权利也得到了政府的尊重和保障。我国《征管法》中也有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立法中相关的规定还不完善,实践中纳税人权利受重视的程度也很不够。
其次,要服务与管理并重,寓服务于管理。在税收征管中要打破管理与被管理的旧观念,树立服务与被服务的新理念,努力为纳税人提供政策咨询等服务,对纳税人由于客观原因容易产生的错缴、少缴、漏缴税款问题应及时给予帮助,以避免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寓服务于管理,可以减少征纳双方的冲突,逐渐形成良性互动的征纳关系。体现以纳税人为本的平等的税收征纳关系,将税收执法与税收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在执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优质服务,在提供税收服务的过程中坚持依法治税。
再次,遵循便利和节省的原则,努力减轻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对纳税人而言,遵从成本与其支付的税款一样,都是一种经济负担,而且对不合理的、太大的遵从成本的抵触心态远大于正常税款的支付。遵从成本不仅包括办理纳税事宜的费用和时间耗费,也包括税务管理(特别是稽查)给纳税人带来的心理影响。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是一种社会损失,税收征管中应努力减轻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科技兴税,以人为本。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纳税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粗放型税收征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工作的需要,必须以税收信息化建设为支撑点,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税收征管的水平。要打造高效能、高满意度的税收环境,关键在人才。要拥有一批专业型、复合型高素质的税务人才,不断创新征管手段,不断提高信息化管理效能、开发创新服务效能、研究探索税收杠杆效能等。
三、优化税收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说,优化税收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严格依法治税,严格税收征管,简化规程,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税收征管手段,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全方位为纳税人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1、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意识,实现服务观念和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纳税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细胞,是税收收入的源泉和基础,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税收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直接对象。税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意识,树立“纳税人至上”和服务就是尽职的指导思想。树立“竭诚为纳税人服务”和“回报社会”的观念,按照“合法、高效、及时、便利、经济”的原则,实现税收工作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按照统一的服务内容、统一的服务标准、统一的服务流程开展纳税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纳税服务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
2、坚持依法治税,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纳税环境。坚持依法治税,坚决正确执行政策。依法行政是最好的税收服务。税收政策执行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税收服务的质量。既要用好用足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良性发展,又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公平、诚信的税收环境。要通过各种宣传阵地和宣传手段、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向纳税人和全社会公开税收法律、法规、办税程序、服务标准等信息,切实加强精细化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不断增强税收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杜绝执法随意性。
3、注重引入先进的技术和手段,通过推广多元化申报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为纳税人提供便利。在税收征管中能否利用好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和层次,是税务机关能否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要积极引入先进的技术和手段,提高纳税服务的信息化程度,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经济的服务,努力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行以电子申报为代表的多元化申报方式的改革,切实改善办税条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认真解决纳税人“排长队,跑远路”等现象,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纳税方式的选择要以便利纳税人为出发点,可以实行邮递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等各种形式的纳税申报。如果上门申报还是纳税人主要选择的申报方式,就要多设申报点,不能一个县仅有一个报税大厅。这些申报点也可以成为对外提供税务服务的窗口,使税务服务成为纳税人容易得到的公共服务。
4、提高征管人员素质。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税收服务水平的根本,只有高素质的税务人员才有可能进行高质量的税收征管,才能更好地服务纳税人。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工作,税务人员除了要求熟悉税收法律、法规、财会制度,掌握调查研究和查账技术外,还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和较高水平的文化修养,具备写作、计算机应用、数学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同时,特别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但要有过硬的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有出色的领导才能。税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依靠的是高素质税务人员的优化组合和基层领导干部的身先士卒。在提高征管人员素质的同时,提升税务咨询、服务水平,提高办事效率。、积极推出深层服务措施。多年以来,国税部门注重着装上岗,挂牌服务和文明礼貌办税,表面文章做得多,深层次服务措施考虑得并不周详。虽然集中办税的出发点是要方便纳税人,但深层次服务措施跟不上反而为纳税人带来了新的不便。多功能办税场所要多设网点,增加窗口,减少纳税人拥杜等候现象,并将纳税咨询、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领购等服务功能整合,在审批上体现简捷,在办税上体现快捷,最大限度地满足纳税人的不同需求,让纳税人一步到位。在税务稽查体制上要推行一级稽查,避免“多路检查”、“重复检查”,征管机构的设置必须以满足纳税人办税方便为前提。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拓展税收服务的领域,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税收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