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到底怎么当

第一篇：秘书到底怎么当

本文中的秘书指专门为领导、单位写稿子的文字秘书，至于生活秘书、事务秘书等则不在此议论之列。在下曾在单位干过十年文字秘书，虽然可称得上老秘，可惜先天资质愚笨，后天又努力不够，对于当秘书的学问研究得不深，感悟得不透，以至事倍功半，一事无成，实在惭愧得很。好在身在秘书岗位时间较长，有些切身体会，于是便有了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的冲动。

秘书需要明智。明智与智力是两码事，你才高八斗，可能不明智，你才气平平，可能明智得很。秘书岗位往往给人一种感觉：某某是领导的秘书，这权、这势、这关系、这能量、这机会一定非比一般。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秘书本身是卑微的，秘书身上的光环是虚幻的，如果别人把秘书当回事那还有情可原，因为秘书离领导比较近，与领导常接触，人们总认为近水楼台可先得月，可秘书本人认为自己非比寻常或前途无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道理简单的很，秘书是做嫁衣的，你干的好，那是应该的，如果你有缺点，那么人家会看得十分清楚，会时刻牢记在心。当提拔干部时人家会认为你很不成熟，你得耐心等。秘书无级别这是常识，现在，从某种角度讲是“级别社会”，没有级别就没有竞争力；现在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关系社会，”想要立足社会关系硬才行。而秘书同领导是什么关系？那是上下级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关系再普通不过了。一般初当秘书的人往往有一种前程似锦的感觉，可干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往往从理想的天国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秘书毕竟是秘书，秘书并非发达的捷径。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县政府办综合股当秘书，他已辛辛苦苦干了八年，就连自己的妻子生孩子时他还在单位加班为领导赶写材料，可他如今。就是当副股长的愿望还遥遥无期，一个副股长在中国还算什么官。人们都知道秘书辛苦，所谓“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人们知道秘书有才，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不过关的人当不了秘书，这是常识；人们知道秘书付出巨大，干秘书工作时间长的有八九患神经衰弱症；人们知道秘书不易，工作苦但不容易出成果。但这些是否顶用呢？只有秘书自己知道。

秘书需懂得顺从，不知顺从是当秘书的大忌。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秘书是领导的帮手，领导都喜欢顺从的秘书，领导让你向东，你决不可向西，领导让你打狗你决不能赶鸡。如果领导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答等于二当然不算错，但最领导满意的答案是：你让我等于几我就等于几。当秘书久了，往往使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唯唯喏喏的人。秘书不是不能有主见，问题是当你有了主见，不服从领导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被炒鱿鱼的命运不远了，因而秘书必须学会应和，要知道领导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有异议。当秘书的更要谦虚，当领导读报告念出白字的时候，你不能指出，否则让领导脸面无光，最聪明的办法是下次写稿时坚决避免这类难读字；当秘书应该学会赞扬，如果领导讲的观点毫无逻辑，乱七八糟，你也得说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当领导把你写的材料改得一塌湖涂，你绝不能说领导改得不对，你要说领导改得好极了。当领导表扬你材料写得好的时候，你应该说领导思路好指点得好，如果你把领导的表扬当了真，那你真的受累不得好报了。

当秘书须掌握分寸，其实分寸就是哲学上讲的“度”。比如，领导叫你写材料，告诉你一些观点，让你围绕这些观点写成稿子，这时，你千万别以实为实，不去发挥，你既要把领导说的意思写全，又要把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写进去，这样领导看了材料才会满意。如果领导告诉你几个干干巴巴的观点，你真的实事求是的写成干干巴巴的文章，领导肯定不会满意。如果你写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来个任意发挥，肯定也是白写。因而秘书如何在遵命与发挥上找到结合点，这学问确实不小。还有，写稿的长与短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常告诉你把材料尽量写短些，比如，领导讲话半小时，让你写2000字，当你真的写了2000字时，肯定不行，因为正常念材料的速度是半小时5000字左右，所以你写时干脆一步到位写5000字，当领导看过之后，一定不会嫌长，因为太短了使领导无话可讲，那是十分尴尬的事。

有人说秘书干糟了不容易被提拔，干好了也不容易提拔，此话不无道理。秘书干糟了说明你素质低，想提拔当然无指望。但干好了也常常无指望，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干顺手了，领导已经在写作方面依靠你了，如果将你提拔，那谁来顶这个坑，因而，善于做工作的领导往往采取给秘书口头表扬(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或给荣誉的方法，予以安抚，有些领导也会许愿，对你说，好好干，有机会虑你。于是你就得等，等机会，等领导开恩，但结果常常是失望。当秘书真的把写作当成正道的时候，那便是一条死胡同。当一些秘书带着身患有神经衰弱、颈椎病、近视眼等严重职业病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当秘书是一个陷阱。此话虽然重了点，也有点偏颇，但秘书这职业确实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工作、他的人生常常遇到尴尬，遭遇不公，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秘书也有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的，但这样的极少。

秘书从机关的底层中艰难地生存着，它是机关矛盾的一个焦点，又是机关病的一个标本。

第二篇：先学做人 再当秘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纵观几千年的秘书历史，历代秘书人员所遵循的传统的完善自身修养的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借鉴、学习：

一、忠于职守。实事求是，正直无私，不惜以身殉职。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鱼、齐太史、南史氏等。

二、敢于直谏。如唐代魏征、宋代田锡、陈传良等。如魏征(公元580一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人。魏征一生比较坎坷，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反隋瓦岗军，职掌书檄，后归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为起居舍人，建德败亡，他入唐为太子李建成府中洗马，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重其才，用为府中主簿。李世民即位后，任谏议大夫，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魏征一生以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于世，先后向唐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以隋亡为鉴戒，提醒太宗的名言，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的进谏言辞激烈，常使太宗面红耳赤，甚为敬畏。有一次，太宗正在后园玩鹞子，听说魏征来了，忙将鹞子塞入衣袖，魏征当作未看见，与太宗滔滔不绝地议论国事，大谈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典故，太宗心中发急，他却语不停口，待到他离去时，鹞子已闷死在太宗的衣袖中。魏征的进言对太宗的行为和国家重要事务有很大影响，所以，太宗常将自己比作金矿石，把魏征比作良匠，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师冶炼而为器，便为入室。”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三、忧国忧民，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如战国时的屈原，宋代的胡宏、胡安国、黄龟年、洪迈等。

四、知识广博，某些方面造诣很深，有所建树。如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汉代的枚乘，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左雄，宋代的苏轼、苏辙等人均是著名文学家、诗人、词人；汉代的刘向，清代的高士奇、赵翼等都是著名史学家；秦代的程邈，元代的耶律突吕不，清代的额尔德尼等人为我国各民族文字的创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柳公权，明代的沈周等人又是著名的书法家。

五、擅长写作，业务能力很强。如曹魏时的陈琳、阮瑀，南朝的任昉、裴子野。据说任昉很会写公文，当时王公的表、奏多请他拟写，朝廷的制、语也多出其手。人们把他同当时的著名诗人沈约誉为“沈诗任笔”，是南朝最负盛名的文字秘书。

六、富有谋略，善于贡献方略。如春秋时期晋国人由余，曹魏时的荀攸、郭嘉，明代的朱升等。

七、成变能力很强。如唐代令孤楚、王涯，清代的军机章京等。据史书记载，清王朝要求军机处人员拟旨要迅捷，以应急需。章京在这方而很有才干。他在承办谕旨时，从接折、拆阅、进见请旨、草拟、审阅、奏请，整个过程都在当天完成，次日即送呈皇帝审定、颁发。有时遇到紧急谕旨，当时交下，随撰随进，动笔千言，自起草到奏请呈进只用一二个时辰。如逢夜间送京的紧急军报，皇帝直接宣召军机章京入内授意，令其当场撰旨，即呈皇帝审定后，立即交发。如遇皇帝出巡，或遇军旅所进途中有所旨意，他立即歇马路旁，挥笔拟写，上马赶至下一行程呈进。可见其业务之娴熟，文字功底之厚实，撰文速度之迅捷矣。

以上所述，对现代秘书人员的业务修养提高是很有裨益的。关于现代秘书的素养问题，专家、学者以至老一辈秘书工作人员都介绍得很多了。同时，秘书工作者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已有很深的体会，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简单地讲，现代秘书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忠诚”。忠诚不是“忠君”，也不是忠于首长，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心为四化。

二是正直。办事公正，为人坦率固然是一切公务人员应具有的美德，但对秘书来说，尤为重要。对领导要敢言直谏，开诚布公，真正起到参谋作用，有利于决非策。一位老秘书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纲穹领导的弱点，时时敲打警钟；“冷”时从旁鼓气，“热”时当头浇水。千万不能随声附和，明白装糊涂。

三是坦荡。心地纯沽，胸襟宽广，向来被誉为人类高尚的美德。这对于秘书人员来说特别重要。前面讲到秘书人员“游弋人际”，即秘书置身于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以及广大群众之间，是人与事的“交通中心”。在传达领导意图、反映群众意见、调节上下左右关系过程中，如果发生矛盾会处于上下左右被“夹攻”的境地，尤其如古语所说的“伴君若伴虎”，弄不好会被端掉饭碗。但要能正确处理，处理这些问题除具有远见卓识外，心地纯洁是必要的基础。

四是谦恭。谦虚才能博闻广收。有礼貌才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在当前改进机关作风中，要克服“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

以上讲的是品德方面的修养，但只有德而无才也是不称职的。《水浒》中的武大郎，够得上忠厚老实了吧，心灵不能说不美，但他缺少小弟武松的本事和气质，别说他上景阳岗打虎，连自己的家也管不好，也够可怜的了。(例子不十分恰当，但发人深思)在实际工作中的实例太多了。时代要求秘书人员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才能。

综上所述，就是加强品德修养、增长才干。简言之，就是加强德和才的修养。对每个具体的秘书人员来说，也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先做人，后做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增长自己才干呢？一句话，就是学习。

一个好的称职的秘书工作者，一定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员，不具备这点就不可能做好秘书工作。根据秘书工作特点，秘书人员应是头脑灵活、办事利落、思想敏捷，而且要知识丰富、脑袋里能装下“百科全书”，不管大事小事，需要马上能答得出、查得到。关于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这样要求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在王官里专门设有一种叫做“承”的秘书，他的职责是侍立于天子之侧，为天子提示遗忘之事，回答天子提出的问题。《大戴记·保傅》云：“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可见，承者知识广博，善于应对，是天子身边以参谋、咨询为专职的秘书人员。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个非常博学的人才，知识面很宽。毛泽东常常要他查找某首古诗词或某一诗句的出处，他都能很快地查出来。例如，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要田家英查找《三垂冈》一诗的年代和作者，他不一会儿就查到了。又如1961年4月24日，在杭州调查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他在1929年前后写的6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他对毛泽东的基本思想、观点能说出它在那一篇文章之中，甚至多少页面。另外，秘书人员办事要迅速而有条理，案前留事，能分轻重缓急，大事不误、小事水漏。我们说秘书人员虽然不必是“专才”，但必须是能文能武，遇事不慌不急，不分繁简巨细都能对付的“通才”。虽然此说有些过高，但作为要求，作为努力修养的目标还是应该的。

现代秘书工作对秘书所具有的才干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标准是很高的。首先，秘书工作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政策水平。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现实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以社会实践去检验理论的真伪和是非，这是秘书工作人员才干修养的前提条件。

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求秘书人员要有精明干练的办事才能。要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有勤奋工作、主动负责的苦干精神。要能够熟悉和掌握机关领导同志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基础业务知识。

文化水平不高，知识面不广，是做不好秘书工作的。试想，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不要说起草文件，就连最简单的电话记录、会议记录也做不了，誊抄文件肯定也是不能胜任的。

知识不广也是很难胜任工的。比如起草文件，往往就牵扯到很多方面的知识，有语文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历史方面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业务知识，如果对这些方面的知识缺乏了解，不要说写不好文件，就遣词造句也没法下手。秘书必须拓宽知识面，吸收新知识。

对秘书人员的文化水平的要求，要树立“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不只是单有语文知识，还要有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懂点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等等。当然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懂一些也有益无害。在具有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上，还要熟悉自己所在机关的政治、业务知识，通晓秘书工作的程序。

秘书工作人员应当是“全才”、是“通才”。做秘书工作的，不一定都要求成为什么家，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什么事都能干，是个多面手，这是应当努力做到的。

第三篇：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4组)

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4组）

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作者：张玉凤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泽东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泽东掌管文书。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左起：毛泽东、张玉凤和尼克松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我刚到毛泽东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泽东多年，工作酝酿默契，毛泽东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着再回来。可是他终究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副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决策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细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工作周到细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毛泽东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我很荣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泽东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韵味着我的工作是尽善尽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当我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他“满面的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泽东。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常识。为毛泽东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张玉凤和毛泽东记得1971年春，毛泽东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好转。看到老人家逐渐康复，我们工作人员久久悬而不安的心终于如释重负，高兴异常。江青诬陷汪东兴和张耀祠是“特务集团”当时，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毛泽东病情好转以后，她却不相信毛泽东真的病了。她毫无根由地说：“毛泽东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以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指着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江青说话就是这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一顶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不管后果。当时，汪东兴和张耀祠同志是负责毛主席医护工作的。江青这样无端地指责，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毛泽东生病期间昼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丝一毫的鼓励，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东兴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总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复不久的毛泽东，汪东兴同志也来了。此时，毛泽东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几句话，保护了我们这些人，也使一直为此不安的周总理心里顿觉释然。江青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愤怒之火无处发泄。在她出门时，又借机向我发火：“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江青的无名指责，我毫无准备，只好向她解释：泽东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然而，我的解释，在江青看来无异是个软钉子，不但没有消释她胸中的怒气，反而更触怒了他。她厉声斥责道：“你狡辩！”大家顿时陷入一种难以收场的窘迫局面。还是周总理明智，他对我说：“你也不对，认个错吧。”认真一想，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在她生气是去顶她呢？我刚来不久，对江青并不了解，只能作为教训吧。张玉凤正式当了毛主席秘书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劳，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计较，不能讲价钱。要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不思闻达于何人，但求无过于任内。1974年10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正式任命我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尽管我已经代理机要秘书工作几年了。一旦正式的红头文件下来，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是激动，还是不安，一时也说不清。过去毕竟是借调，是代理，心理上的承受不一样。张玉凤和毛泽东此时我正随毛泽东在长沙。他老人家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万里长江横渡”了，他行动极为不便，连散步也困难了。这天，他正躺在床上，我把收到的所有文件送给他。我说：“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关于我的任命的通知。”毛泽东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我捧着文件，等待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可我惊奇地发现，他好像随随便便说了一句，之后什么也不说了。我却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气说：“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来好。”毛泽东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不然这红头文件也不会发下来。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几年的工作之所以还能应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同毛泽东的教育也分不开。但自己总觉得工作并不是很适应，心里总怕干不好，出纰漏，说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给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毛泽东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发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还有那张《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问题……”毛泽东当时谈话已经很困难了。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说的这些话，我都默记在心。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体会，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新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对我的希望。毛泽东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职，面对多病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辞了。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像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主席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像我这样的文化水平，读文件、读报、读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了读书的难度。我记得最难读的几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泽东的文学功底深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泽东告诉我：“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毛泽东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谈论那些枯燥的古书时，也会让你感到情趣横生。为了把书读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读的书先看一遍为，熟悉内容，解决不认识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听广播，学习播音员如何读稿子。渐渐地，也有所提高，勉为其难了。一次，我给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惊奇地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意识到，主席此时此刻一定进入诗的意境中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与诗意的某种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在我给他读诗、读来信时，如遇有不平之事，或有人有困难，或有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老人家就常常动感情。他有时激动气愤，有时伤感泪下，喜怒哀乐形于色。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是从不把感情埋入心底的人。凡是有不公平之事，他都要管，即或是古人的事，他也会激昂评论，予以褒贬。这时的我，也往往受毛泽东的感染，情感随之倾斜。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是亲理政事，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电报，就连人民来信，他也要自己过目，从不让秘书代劳。他最反对什么事都靠秘书做。可是，在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他不能看文件、看书了，有些文件的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代他为一份文件写过批语，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就是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那封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毛主席的，反映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读完这段话后，毛主席又笑着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在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铅笔，递给毛泽东。这次毛泽东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代写，就不假思索地写下了。写好后，我又给主席读了一遍。毛主席说：“好，就是这样。”我请示主席：“这份批件是不是告诉周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主席说的，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写后又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由我代写的这个批示后来竟惹出一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喜欢毛泽东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他老人家的字练习，久而久之，有些字写得还真有些“像”。这份批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批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场指出那几个字不像。江青对毛泽东的字很熟悉，以她的性格，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别人就不好说话。汪东兴事先了解此事，便说：“不是主席写，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什么人能编得出的。”后来，我听说了此事后，确实感到有些紧张。好在那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还在世，什么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后，他笑了，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你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司令先后去世，毛泽东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处在几近坍塌的危急中。两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昔日乐观的心境也不复再存。有一天，他让我拿庾信（南北朝时的文学家）的《枯树赋》读给他听。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并能背诵，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以物托志的赋，词调凄切，读来令人伤感。在他的床边，我缓慢地读着这首赋。他则微闭双目，凝神遐思，仿佛是体味赋的意蕴，又好像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其实，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从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遥远。当我念了两遍之后，他意犹未尽，自己开始背诵。此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抑扬顿挫、声音宏亮地吟诵了，发音极为费力，声音非常脆弱，但听起来还是富有感情。“……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位辩证法大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从庾信的赋中体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种怎样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这首赋，是主席一生所读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读诗读赋。因为，后来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说话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规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之旅了。张玉凤与江青在毛遗体前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伟人。作为曾经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我把埋在心中的点滴记忆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也算对老人家的纪念。

晚年毛主席向张玉凤道破天机：做我的秘书，最难做到的是这个如果问晚年毛主席身边，哪位工作人员最被其信任，那么答案无疑是张玉凤。张玉凤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60年，张玉凤到牡丹江铁路局做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幸运地被选派到毛泽东专列，担任服务员，后来被毛泽东亲自选中，于1970年7月以后调任中南海，1974年起开始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毛主席去世。作为曾经的一个普通的列车服务员，张玉凤为什么能得到毛主席的青睐呢？这首先源于张玉凤工作上的细心。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但是由于他不吃药，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张玉凤此时进中南海还不满一年，没有学过医，也没有学过护理，只能边干边学，但就是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硬是在张玉凤的悉心照顾下，身体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在朝夕相处中，毛主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张玉凤做事的踏实细心，也是一份久违的亲人般的关心。这可能也是毛主席放心将机要秘书这一重要职位交给张玉凤的原因所在。晚年毛泽东曾经亲口对张玉凤说：“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守纪律”，正是毛主席对机要秘书最最重要的要求，而做事细心的张玉凤，无疑让毛主席能够放心。张玉凤细到什么程度？可以拿两个例子证明。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谈着谈着，张玉凤忽然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马上就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张玉凤说。在场那么多人，唯独张玉凤有这样的观察力，于是，毛主席与布托的会谈没有持续太长，便结束了。1976年9月6日，毛主席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但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但因为病情严重，他又不能清晰地说话表达，于是毛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张玉凤马上意识到，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并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就是因为这样的细心，毛主席对张玉凤的信任超过了一般人，甚至于有时张玉凤顶撞了毛主席，毛主席也没有真的往心里去，有一次，主席有客人来，而张玉凤那天心情不好，脸上的神情不大高兴，事后毛主席批评了她，而张玉凤仍要辩解，主席一怒之下对她说：“你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结果二十多天后，还是主席派人把她接回了中南海，并且无可奈何地说她“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但是，不管张玉凤如何脾气倔强，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毛主席身边做任何形式的“进言”，哪怕再想问的话，也只是点到即止，体现了一个领导人秘书的高度职业操守。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张玉凤实在忍不住，问了毛主席一句：“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主席伤感地拍拍腿，对她说：“我也走不动了。”张玉凤马上就后悔了：“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张玉凤退休后，拜师学习了书法，这个爱好是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开始形成的。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张玉凤看到毛主席的字写得好，很佩服，也想学着写。找来字帖临摹，又不得要领。后来主席告诉她：“还没学会走路呢，就想跑。这样不行。”并且专门给张玉凤写下一句话：“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至今记得这句话，“得老老实实先从写楷体开始，写好了才可以变化。而最高境界，又得归到齐整上去。”而这无疑也是为领袖服务的准则，最高的境界就是心细、规矩、齐整，这可能也是张玉凤能够深受晚年毛主席喜爱的原因。张玉凤守住了毛主席晚年多少秘密?难得一见与毛主席的照片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晚年患了老年性白内障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张玉凤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资料图）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手术前听昆曲缓解紧张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张玉凤与晚年毛泽东（资料图）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全身是病 睡眠不好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坦然面对晚年病情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突发心肌梗塞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资料图）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晚年毛泽东（资料图）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晚年毛泽东（资料图）弥留之际关心国际问题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1972年6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来我国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资料图）毛主席不爱钱 百万存款留给国家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这些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摘自《社会科学论坛》）注: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毛主席晚年最信任的女人 缘何会是张玉凤张玉凤，60年代曾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晚年的岁月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年轻女人：一个是护士孟锦云，一个是机要秘书张玉凤。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谨慎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通过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张玉凤给孟锦云支招缓解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冷淡关系：根据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张玉凤拒绝江青清理毛主席私人财产：张玉凤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毛泽东，她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撑着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第四篇：一位“无所畏惧的领导”,习近平曾给他当秘书

一位“无所畏惧的领导”，习近平曾给他当秘书

《 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第29期）

6月23日，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去世十周年。八年抗战，他保卫陕甘宁，收复张家口；解放战争中，他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将军大使”。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过花甲的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

“我父亲21岁拿枪杆子，到91岁去世，他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耿莹说。

留守“抗日大本营”

“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莹说。

之前，毛泽东还与耿飚有过一段对话。“主席说话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亲小老乡，湖南人嘛。”耿莹说。

毛泽东说：“小老乡，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飚说：“报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泽东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说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莹解释说：“主席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很难捉摸。我们湖南是管婴儿叫毛毛。我父亲想了想，他说报告主席，你是不是让我建立根据地，到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对头，小老乡就是小老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耿飚带领部队在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庆阳城很小，没多少户人家，战士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挖了119孔窑洞，作为战士们的住地。这些窑洞至今保留着。”耿莹说。

当年对于开辟根据地的部队来说，最棘手的还不是吃住，而是深山丛林里出没的猛兽。

耿飚便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在这些猎物中，最难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个主意：把手榴弹塞进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曾经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品尝。耿飚本人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回忆：看到老虎，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习近平给耿飚当秘书

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耿焱补充说：“近平先是在陕北插队，后来从清华毕业，就直接去了我父亲那儿，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

“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焱说。

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耿焱说。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习近平都会送贺年片给赵兰香老人，并写上“身体健康”等祝福语。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

“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给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耿飚回忆录》。实习生闫斯静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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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11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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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

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李剑芒）

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一些国人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不少的人认为五四运动的精髓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人甚至把这个运动与70年后的学生运动类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重新回归到集权专制主义的起始点！这个运行造成中国在民主的道路上后退了100年！那些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归结为五四精髓的人们是把发生在1915-1921年间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淆。《新文化》带有许多先进的特征，胡适把《新文化》运动比喻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提倡民主和平等；《新文化》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清洗，注意不是大推翻，胡适和他的学生顾颉刚，朋友钱玄同创建疑古派；《新文化》；提倡社会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新文化》运动里既没有民族主义，也没有爱国主义（只是在概念上提出中国应该是一个国家，反对儒教的超级地位，这实际上类似西方的反对政教合一）。

但五四运动完全是另一回事！首先五四精神根本不是民主和科学，它是标准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这个爆发有其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凡尔赛和约》上，把德国在山东的领地没有还给中国，却交给了日本。一战中中国加入三国协约（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前提条件是拿回德国占领的山东。中国为此向法国派出14万劳力。打赢了，《凡尔赛和约》的主子们（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却把山东给了日本，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超级羞辱。美国曾经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赢得中国知识层次的赞赏，但美国干不过英法两国，自己也退出了《国际联盟》。

所以五四运动完全是民族经受了巨大耻辱造成的。西方有人说，如果美国当年在巴黎合约时更加坚决一点，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改变了，中国就不可能发生后来这一系列大倒退政治运动和战争！五四运动除了受感情驱动的非理性行为外，另一个理论开始大规模入侵。这就是从苏联革命成功引进的马主义。中国的著名知识人士（李大钊，陈独秀等）几乎一边倒的向左转。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被完全放弃！中国人被无耻羞辱后发热的脑子被暴力革命的邪火彻底点燃。专政！专制！这是五四的阴魂下发出的最响亮的嚎叫。它根本不是民主，它根本不讲科学，这是一股完全由人的自利性驱动的疯狂运动。这个运动是文化流氓的天堂，他们一步步把文化流氓引导到暴力流氓。中国接下来的90年就不停地重复着：暴力，耍流氓！五四运动没有达到任何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日本人该站山东还是占了山东。但在这把民族主义的邪火下冶炼出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让中国人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说过，高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民族的前途就恰恰毁在这些除了表演啥本事没有的混帐身上。暴力冲动是人身上的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受人类道德这个铁笼的束缚。一旦这个魔鬼被解放，社会必然是魔鬼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主宰必然是魔鬼！

那些试图把相隔70年的两次学生运动类比的人们，我劝你们好好再想想。一个是走向专政，专制，另一个是要求解除专政，专制；一个是到处放火烧房子，打人，另一个是和平方式；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