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原文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大全）

第一篇：著作原文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大全）

著作原文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是赞成谈判的。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我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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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的对外战略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战略家，他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并及时把握历史机遇，对中国对外关系做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并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外交的锐利武器。伟人已逝，思想长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和体会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国对外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创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邓小平就在对苏外交以及中苏论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的经验。1973年3月，邓小平在文革中艰难复出，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1974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中国对外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此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参与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积极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制定中国外交新战略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加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缓解的迹象。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此时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曙光。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至1989年，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外关系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的论断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入低谷。进入90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为应对“北京**”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

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到了1992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态势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邓小平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新的机遇，他决心运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而国内长期以来“左”的积习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做了重要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并从战略的高度，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他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思想新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92年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由此形成了又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

邓小平晚年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对共同的现实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外关系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中国对外关系的好转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又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遇。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基础，更加宽阔了。

透过冷战的重重迷雾指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世界局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

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他认为：“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他经过慎密的思考，又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

据此，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点，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深远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仍然是认清当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

从总体上看，国际局势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力量仍在增长，争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世纪以来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局部战争，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

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发展本国的经济，并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尽可能地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局面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当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但总体而言，世界将趋向和平与稳定。

由于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战略重点放在振兴本国经济之上，大国之间严重对抗的局面不会重现，世界大战的危险尚不存在。因此，中国还要抓住机遇，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尽快发展自己。终结中国结盟的历史，实行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由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苏联缓和关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不打牌的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进一步表示：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全面对外开放，溶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十分关注意世界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尤其是关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随着对国外情况调研的深入，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1978年9月8日－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对金日成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终于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中发「1979」5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

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回到北京后，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

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由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全面溶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并将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的基调和斗争策略。

他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要“不信邪，不怕鬼”。在198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言简意赅的重要指示：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势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用软弱态度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能促使它转弯子。中国方面据此重新估量了中美关系，并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过这次震荡之后，不会很快恢复，也不会一直恶化下去。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还不敢把文章做绝。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估计美方迟早要转弯子。据此，中国方面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1989年底，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邓小平的意图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不利局势，中国不要惊惶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稳定情绪，冷静观察形势的变化，对外要尽量低调，收敛锋芒，避免成为焦点，先稳定国内局势，等待形势改善后，再图发展，要以此为准绳，沉着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要尽量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由此避免引火烧身，避免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决不当头”思想贯彻实施，避免了把国际斗争的锋芒集中到中国身上，减轻中国当时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的上述战略思想，使人们透过纷繁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将要起变化的内在因素和长远发展趋向，使中国外交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姿态面对世界。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既然要和平发展就需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崛起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埋头苦干，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避免引火烧身，分散精力，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

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要把发挥中国独特作用的重心，放在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上，放在通过合作共羸，增强自身实力上，放在减少和化解前进阻力上。

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区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轻重缓急，要善于把握形势和利用机遇，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说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值得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低调行事，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应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站稳脚跟，正确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就要顺应时代潮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代价最小、阻力最小、最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到达胜利的彼岸。

因此，中国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所有国家开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即综合国力站在世界前列，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不争霸，也不称霸的战略选择，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第三篇：当前国际形势及中国对外政策 讲课稿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对外政策

我们今天就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交流，三部分内容，一部分是 国际形势 一部分是外交政策，还有一部分是我国的发展形势，为什么要将这三部分放在一起讲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就对外外交政策的制定，前提之一呢是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判断，大局是怎么样，我们在大局里处在什么位子，对自身形势的正确判断和研究，结合实际需求，我们才能正确的做出合理的外交政策。

一、国际形势纷繁复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前一些大的国际事件：

9.11事件，我们知道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的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历史事件。包括美国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其它23座高层建筑遭到破坏，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五角大楼也遭到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974人。

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来，金融危机的浪潮落到了世界各大经济大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被波及到。金融危机这场灾难对于全球经济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全球性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甚至陷入衰退。这就讲到我们的第一点：

1、大危机催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 ⑴国际格局呈现多极特征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欧洲近几年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苏缓慢，其他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问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因此，像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开始下滑，而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我们以前一直说“一超多强”，现在提到更多的是“多强一超”，仍然是“一超”，但“多强”放在了前面，可见这场经济大危机对旧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影响。

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能凌驾在这些大国至上，协调各国家之间的事物。这就使得世界各大国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也呈现出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09年以后，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对当前的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

因为有了这的变化，我们再看各主要大国为适应这些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我们看：

⑵主要大国着眼多极格局做战略调整

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上台，对内出台了大规模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计划。在国际舞台上，他提出

了“巧实力”发展思路。小布什执政期间举全国之力打了两仗，美国经济严重下滑，民生怨言较多。奥巴马上台执政必须重振经济、增强国力，提出了要在国际舞台上不仅要打军事牌，而是要将经济和军事两手抓。同时与俄罗斯重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除了美国，我们再来看大国俄罗斯：

俄罗斯：俄罗斯也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认清了经济全球化的变革形势后，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调整比较大，2009年提出新的概念，要进行“现代化”。对于世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俄罗斯把握的比较准确。比如说对于新出现的趋势和机会都牢牢抓住，我们提到的“金砖四国”，以前俄罗斯对这个提法是不认可的，“金砖四国”是指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是发达国家，怎么能把俄罗斯包括在这个框架之内呢？后来，俄罗斯发现，“金砖四国”里面的一些框架对于俄罗斯是有利的，于是俄罗斯便欣然接受。还有，俄罗斯在对与美国及西方关系的改善，包括间谍事件等，两大国都开始融化彼此冰冷的关系。也与欧洲促进彼此的关系，经济、政治对话往来开始逐渐频繁。并且大力发展与新兴发展国家的长远关系。

欧盟：批准《里斯本条约》，强化对外行动能力。抢抓国际话语权。

当然，除了这些大国，我们的邻居，如印度、日本包括东盟都在进行战略性调整。随着大国的战略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大国对这种关系的重新调整和适应。

我们观察在这一轮全球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亚洲正逐渐成为新的全球重心。当然亚洲成为重心，是全球长时间的

一个趋势。亚洲权势东移的说法已经出现了二三十年，只不过这一过程始终存在，现在更加明显。

2、亚洲日益成为新的重心 ⑴国际权利中心东移

在此番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为度过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经济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

因为权力重心在东移，所以刚才那些大国在调整战略的过程中，开始重视亚洲。

这就到了我们讲的下一点：〃 ⑵大国调整战略，加紧角逐亚洲

美国：克林顿执政时期，其政府曾提出关注亚太，小布什期间对亚太关注不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美国是亚洲太平洋国家，他要成为一个亚太国家，并开始在亚太区域范围内开始战略部署，和东南亚国家开始联盟。美国也开始往东盟派大使，动作非常大。

⑶在亚洲的布局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现象，亚太其实是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大国布局上有着地域上明显聚焦东盟，使东盟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这是当前国际形势中，非常明显的一点。

二、中国周边的国际状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中国的状况。

目前，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将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全国各主要大城市闹得沸沸扬扬的“保钓”游行。大家也看了新闻，拒买日本产的进

口货物、砸日系车、日本在华的生产厂家。那段时间闹得很凶。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日的邻国关系为什么闹得如此紧张？其实这与日本当前国内面临的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和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问题有关，而这时日本的邻国--中国的强大使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受到挑战，加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压力，以及当前日本执政党--民主党的强硬对华政策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

近期，中国南海问题仍在持续发酵，去年10月5日的湄公河惨案13名中国船员死亡…等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的增加，使得中国周边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其实，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可以用“喜忧掺半”来形容。喜得方面，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随着中国的经济上升和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忧的方面：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一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

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我总结了一下，其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因为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

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美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同盟体系。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此外，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保持着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日美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美国的战略是维持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试图排除任何一个大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发起的挑战。因此，近来美国的战略东移，试图牵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更加明显。

了解了国际上以及我国周边的现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国的对外外交政策。

三、中国的对外政策

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召开，胡锦涛书记在会上提出新的外交目标：

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

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

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

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

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

在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在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采取的是较为活跃的外交政策。如今，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开放，中国也会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对我国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我国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外交”、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外交”，通过这些平台成功对外宣传我国的新形象，促进了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

同时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如近期，也就是今年9月在俄罗斯召开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作了总要讲话。国际峰会的规格高，权威性，这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

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往往会产生损害到自身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积极化解纷争并且展开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除了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在处理中俄的关系上，与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同时还保持了与欧洲关系的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

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

面对日本，我国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

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第四篇：讲稿：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

判断国际形势十分重要。（中国再次裁军20万、台独活动猖獗、朝鲜核危机等）胡锦涛同志最近讲话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之一：“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国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仍存在许多现实风险和潜在隐患，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一、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分析

（一）朝鲜“核”问题的由来

冷战早已结束，但朝鲜半岛处于分裂中，这是一个悲剧。朝鲜问题出现于二战后，形成于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谁先打第一枪”争论。

1，传统派苏联发动，金日成执行。美国欧洲的观点 2，修正派美国和南朝鲜策划

3，后传统派金日成发动，武力统一，苏联支持，中国同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冷战的产物和牺牲品。这场战争的历史教训：谁是赢家

金大中：“阳光政策”和2000年首次南北领导人会晤。“一个姑娘，却四个小伙子来求婚”。

有一本书:“从雅尔塔到板门店”，朝鲜问题著名学者华庆昭先生观点：

苏联是最大赢家，得益最多。

苏联没出一兵一卒，使对手（美国）付出代价，又保住自己在远东的利益连军火也是有偿的。斯大林1952年4月对印驻苏联大使拉达里希南：“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

蒋介石是得益者。“这可是上帝保佑我们啊！这是天不灭我啊” 美国是最大输家。丢尽脸面。美军伤亡39.7万。日本是赢家。从战败国、发战争财。中国是战胜国。壮国威、吐一口气，破神话。

但中国赢得壮烈。一是失掉解放台湾的机会，至今仍在品尝这一苦果。

二是巨大的兵员伤亡。共50万。

三是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其消极后果是巨大的。对后人的教训是：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积极和主动介入是避免被动卷入邻国冲突的优先选择。

(二)朝鲜“核”问题的国际背景

伊拉克问题、朝鲜核危机、伊朗核电站等问题，都有一个“核”因素。这涉及到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和美国冷战后的核战略。

国际核不扩散制度：1945年8月，人类进入核武器时代。核武器掌握和控制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核竞赛导致“核恐怖”。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产生。

1968年7月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本内容。

90年代后，国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国际范围的压力越来越大，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至2002年4月，188个缔约国。这是国际安全的基石。

美（苏）俄的核裁军谈判及一系列协议。

联合国范围内的军控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导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无核区国际行动（东南亚无核区、南极公约、非洲无核区等）、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等。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相继加入无核国家行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非法”有核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这有利世界总体安全和稳定。

美国的核战略：一是核威慑手段（包括导弹防御），二是阻止他国拥有。一个观点：全面禁止和彻底多少年销核武器与核扩散的关系，国际立场。

（三）美朝关系和“核”问题的由来

金正日和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主体思想、红色世界、封闭和落后、求新和变革

1,1994年第一次美朝核危机

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

敌人。

80年代后期，朝鲜开始搞“核电站”满足电力需要。宁边核电站。1990年4月，美国认为朝鲜有搞核武器的嫌疑，朝鲜认为美国无理。美朝危机开始升级。

美国压、逼、吓，搞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针锋相对，退条约、反制裁、军事对抗。中国、联合国秘书长、欧盟等第三方调节。1994年10月21日，美国与朝鲜在日内瓦签署《美朝核框架协议》。

基本内容：美国关系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缓和。2，1994年到2002年10月的美朝关系

协议执行并不顺利，不断反复。1998年的金仓里核查之争。1997年8月，轻水反应堆核电站才开工。时间从2003年要至少到2008年完工。朝鲜不满。

但有好的方面：2000年赵明录访美，奥尔布赖特访朝，为克林顿作准备。风云突变。

3，小布什上台后的对朝政策调整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威胁源的认识、战略目标和策略的变化。新帝国主义论。基本目标：解除朝鲜核计划 手段：以实力、武力、遏制为主。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作为示范，“杀鸡给猴看”。

2002年提出“恶轴心论”。以反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为名，提出“先发制人”战略，直至推翻“合法政权”，引发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处于美国“黑名单”国家的不安。

去年10月3日，凯利访朝，获知朝鲜已恢复核计划。第二次朝鲜核危机出现。

美国的条件：朝鲜先放弃核计划、允许核查、再谈其它问题 手段：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制裁、军事示威。

军事上逐渐升级（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舰徽里“PeacethroughStrength”和平来自力量）

可以谈，但要多边谈。目的： 朝鲜：毫不示弱。

退出国际条约、启动核设施、国内战争动员、军事对抗。条件是美国给朝鲜安全保证、执行1994年协议，只要双边谈判。朝鲜“核”危机事关亚太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有全局性问题。朝鲜半岛是世界大国利益的交汇点。

（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与和平努力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卷入朝鲜问题。朝鲜半岛战略格局事关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中国对朝鲜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

一是朝鲜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不可能置之局外 二是朝鲜与中国有“中朝友好合作条约”，三是朝鲜事变影响中国的战略步骤

政策选择：一是坚持和平解决，凡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都要

反对。

二是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谁搞核武器都不坚持。“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弄出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你” 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去年11月佩里访华、4月中美朝三方北京会谈、6月胡锦涛与布什、7月中国外交活动、8月6方会谈

（五）朝鲜问题的前景

8月北京6方会谈成效一般。下一步朝鲜问题的发展，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51%。和平解决。各方协议，朝鲜放弃核计划、各方提供安全保证、朝鲜获得经济援助，缓和。

理由：

第二种悲剧。朝鲜误判形势，决意发展核武器。逐步升级。问题一：朝鲜有没有核武器。有需要和能力，是潜在的“核国家”。问题二：朝鲜核问题的后果，连锁反应。朝鲜要得到的利益(安全感)国际环境的变化、朝鲜求变革，生存与发展的选择，生存第一位。发展核武器是多重考虑：最有效的威慑手段，出口武器获取外汇、解决经济困难。

（六）朝鲜南北统一问题

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文字，朝鲜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朝鲜南北双方从来没有放弃统一。要统一反分裂具有强大的民众基础。

1953年停战。1970年前是武力统一。北方优势，南方怕统一。

1973年6月，金日成提出联邦制为核心的和平统一五项纲领。从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南方政治攻势。都希望通过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最大的成效：1971年南北红十字会会谈。1972年7月，南北特使秘密访问。达成《南北联合声明》。共识：自主、和平、尊重南北现状。

80年代，和平统一时进时退、不断反复。国际局势和内部因素的干扰。民间对话和交流发展。1990年9月，南北总理第一次高级会谈在汉城举行，最终《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局势缓和。1991年南北同时加入联合国。

1998年2月，金大中上台，加快统一，反对以德国模式来统一的思路，提出“阳光政策”，最终达成2000年6月13日，金正日与金大中的历史性“双金会晤”，达成一系列文件。各方面的关系全面发展。但信任度太低，不断反复。原因：南北双方的因素、美国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主要是美国的亚太战略。

二、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前景

“6.4事件”后对华制裁、李登辉访美、联合国“人权”斗争、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撞机事件等一系列对抗性矛盾表明，中美关系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最不稳定的一对大国关系。但中美关系又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状态和水平事关战略全局。历史发展表明，中美关系和则双赢。

（一）小布什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 1、2001年1月至9月，下降、对抗、冷淡 2、2001年9月至今，回温、合作、正常

凯利：在当时的危急时刻，那次旅行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经过两年多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当前的中美关系已处于合理和正常的状况。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中美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佳阶段。但是，台湾问题---这个阻碍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最重要最敏感问题仍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又合作又斗争的关系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二）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因素 一是实力。

价值观念上都存在差别。再加上双方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悬殊的发展水平。在以实力求地位的国际政治场合，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是导致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等问题上，中国必须坚决斗争。但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危机事件时要做到斗智、不要斗勇，更不能斗气。二是利益。

中美之间存在广泛的利益，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民间往来等领域已形成十分紧密的联系。中美在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稳定世界经济秩序、国际合作反恐、联合

禁毐等方面具有广泛的战略基础。因此，中美双方要登高望远，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三是战略定位。

中美关系存在两个干扰因素：一是台湾问题这一根本性的破坏因素。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各自对对方的“战略定位”。中美双方如何摆脱“台湾问题”的缠绕，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是对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考验。

第五篇：对外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赵洋 学号：05222077

绥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前的欧洲外交分析

绥靖（appeasement）政策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起到的反作用而声明狼籍，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声讨。但绥靖政策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它的失败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多组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包括当时欧洲的国际局势，英法和德国各自的国内局势以及各国领导人的特质等。因此，对于一种外交政策，不应当简单地判断它是“好”或“坏”，而应当判断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绥靖政策不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是出现在历史上其它某个特定的时期，也许它就会成为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绥靖政策的可悲之处也在于它出现在了最不该出现的时代，以至于为后世的人们所诟病。

1二战前的欧洲国际形势

当代的学者已经将绥靖政策定义为“二战前，英法统治集团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所采取的姑息退让，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换取大国之间的和平，避免武力冲突和对抗的一种

1外交政策。”因此绥靖在现代已经成为对法西斯侵略者妥协退让的代名词。其实绥靖政策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妥协为主的政策，但是在二战前的特殊条件下，这种妥协政策失败了，并且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妥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应当采取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但是二战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这种妥协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量可以包括两个内容：结构和过程。所谓的结构就是体系中的权力配置，即国家依其国力在国际系统中相对位置的排列；而过程则是指单位（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互动方式。2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重束缚。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而言是一个极为苛刻的，带有严重的掠夺性的条约；凡尔赛和约不仅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限制德国的军备，分割德国的领土，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义上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德国，而后者则更加难以令德国接受。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相反还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对抗该条约的能力。3作为一个带有严重不平等条款的和约，凡尔赛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来确保和约的条款得以执行。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因为即使是一战的战胜国也认识到这个和约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心理上便失去了维持该和约的信心，从而导致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但任何一个国际条约都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无论其条款是苛刻或者是宽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凡尔赛和约的毁灭可以说是缔造和约的战胜国们所一手造成的。正如基辛格所言，“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定下了宽大为怀的和约，但也不忘组织四国同盟，以示保护此约的决心不容质疑。一次大战的胜利者定下惩罚性的和约，继而自行创造出修约最大的诱因，最后又同心协力将自己的杰作加以摧毁。”4凡尔赛和约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这是一个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条约，因此它的崩溃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极大的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则更加速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本是国内层次上的因素，但它也是由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点在一战后的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主义的本意是“热爱国家”，然而一战后德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即认为其他1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第20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第14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4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304页，海南出版社，2001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低劣的和危险的。1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台。希特勒大肆攻击以史特瑞斯曼为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的政策，向饱受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的赔偿义务之苦的德国中下层人民宣传纳粹主义的思想。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与当时欧洲的国际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凡尔赛和约直接促成了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

20实际30年代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尽管在一战后初期德国的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但它在30年代之后迅速地恢复，其经济实力超过了除苏联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20世纪30年代主要大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可如下图所示：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到1938年为止，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苏联；而此时这两个国家依旧游离于欧洲的均势体系之外，并没有加入到 欧洲国家之间的争端之中。因此，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

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过程缺乏缓和性。3德国是一个力图改变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传统的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当时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他们惧怕共产主义苏联的情绪甚于惧怕法西斯主义的情绪，从而导致他们不肯与苏联合作。然而从上面的统计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苏联，单独凭借英法的力量已经很难遏制德国的扩张。由于英法和苏联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彼此之间的互动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了英法和苏联各自为自身的狭隘利益行事的局面，没有遏制德国的侵略扩张，而这种缺乏有效互动的最终结果就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以及1941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生效。，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国家看成是一个“黑匣子”，即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只在于国际体系的层次，而国内层次的因素则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不用将这个“黑匣子”打开。但是在研究一项外交政策产生的原因的时候，国内层次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外政策是内政和外交结合的产物，任何一项对外政策都是有其国内的背景的。约瑟夫.奈认为有三个国内层次的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西方民主国家由于阶级分化和意识形态分野而四分五裂，几乎无法通过协商一致来制定对外政策；第二，20世纪30年代1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The Atlantic Monthly ,August,1990 数据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第32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第148——14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23的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崩溃；第三，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1绥靖政策的产生可以说是这几个国内层次的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危机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即使是战胜国的英法等国的民众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导致了一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产生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泛滥。2在英国，随着国力的衰弱，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风光早已不在，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失望；而法国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更是记忆犹新，由于法国在大战中遭受的损失在战胜国中是最大的，又有诸如“马恩河战役”一类的经历，所以从官方到民众对于战争都有一种畏惧之感。另一方面，法国自知自己的国力较弱，无法独自抗衡德国，只有求助于集体安全政策。但是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法国的安全保障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告吹，使法国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又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获得暂时的安全，法国甚至放弃了黎塞留的传统，它不再求自保，只盼望获得德国的善意回应，以解除本身的危机。3其实法国在此时面临着与黎塞留时代类似的局面——四邻可能都是敌对的国家。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政府不及这位伟大的前辈，他们惊慌失措，无法判定是所面临的危险还是接触危险的手段更令人害怕。4对战争的惧怕导致了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并且产生了一种希望避免战争，力图实现和平的“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权力政治并没有过时，因此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序言中说，“本书旨在反击1919——1939年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

5论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中都存在这种错误。”一战后的二十年和平时间的确是充

满危机的二十年，而造成这种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态度也是绥靖政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恢复问题，在国内推行“新政”，因而较少关注欧洲正在发生的危机。从1935年，美国推出了《中立法》，之后又多次修改。《中立法》的目的是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的争夺之外，但这也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情绪。1938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防疫隔离》的演说，提出在一个安全和秩序已经被破坏的世界中，美国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是一个最初的信号，表明他将对独裁国家采取经济制裁。6但是此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而罗斯福总统也在不断地同孤立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才彻底摆脱孤立主义。3 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变量是决策者个人层次的因素。推行绥靖政策的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张伯伦和达拉第等人的个人因素，但他们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英法领导人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他们害怕战争甚于担心均势出现不平衡，7同时，他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的意图。由于从心理上对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严厉惩罚感到内疚，因此英法的领导人认为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也是情有可源的，于是对此采取了妥协和让步的政策。战胜国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做出微小得到让步就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从而对希特勒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且他们在起初还相信希特勒的行为是出于维护自我安全的考虑，因而没有对希特勒的扩充军备和1同上，第149—150页。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第3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97页，海南出版社，2001同上，第298页。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轮》，秦亚青译，序言第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第32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7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84页，海南出版社，2001

冲破凡尔赛和约的行为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但结果适得其反。决策者相信对方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就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对待对方的军备和敌意。1英法领导人的心理弱点被希特勒恰当地利用，从而使德国能够逐步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但是希特勒的目标正在于发动战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战胜国领导人的微小的让步，而战胜国的领导人直到慕尼黑协定时都没认识到这一点。

从希特勒的角度而言，也有两个错误是显著的。第一个就是他对自己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打断了之前的魏玛政府所推行的渐进式的政策。在希特勒之前的史特瑞斯曼时期，德国所采取得是一种“顺应”政策，即德国主动履行凡尔赛和约中的赔款规定，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治与军事条款。2这种一种现实主义的渐进式的政策，它符合政治上的妥协和理性原则。这种政策已经显著上取得了成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但是这种渐进式的政策被纳粹的激进式的政策所打断。希特勒所采取的是一种与史特瑞斯曼完全不同的政策，这主要取决于希特勒个人的特质。在希特勒的推动下，德国迫不及待地走上了重新武装的道路，而这于战胜国的妥协政策相结合，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的讹诈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利用了战胜国在心理上对于德国的愧疚感，而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的继续扩张则冲破了战胜国的道德底线，因此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战胜国没有继续对希特勒的讹诈采取绥靖的政策。

希特勒的另外的一个固有的缺陷则更是致命的，那就是他的种族主义情绪。这种所谓的“理论”将人类的种族分为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和文化的毁灭者三类，而雅利安人是唯一可以代表文化建设者的民族。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以此来征服和消灭劣等的民族。3他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的学说，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生存空间太狭小，德意志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要摆脱危机，使德意志民族永远成为统治民族，必须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德国必须通过战争和流血来获得“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荒谬的理论。但希特勒正是以这种种族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内蛊惑民众，对外对战胜国采取步步紧逼的态势，而这种态势再和战胜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惧怕和对德国在心理上的愧疚相结合，于是产生了绥靖政策。

4小结：绥靖政策的是与非

如上所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是在各个层次上的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条件下所产生的互动的结果。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绥靖政策从此也成为了妥协和退让的代名词。慕尼黑协定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后代的政治家们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不可取的。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读。4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慕尼黑协定对于后代的政治家们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再难以见到绥靖政策的踪影。

但是绥靖政策的失败只能说明它不符合二战前特定的国际环境，而不能证明这种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二战前的战胜国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政策，也并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因为希特勒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发动战争，因此他不可能被战胜国所威慑。但是后世的政治家们从慕尼黑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绥靖政策是不可取的，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后来所采取的政策。如果二战后的政治家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绥靖政策，那么冷战有可能会被避免，或者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会那样严重。这种“慕尼黑阴影”的影响包括：以一种先知先1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8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260页，海南出版社，2001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第1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2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觉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事雾并将国际对抗人格化和妖魔化的强烈偏好；外交政策分析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以及国际道义沦为仅仅发现邪恶并与直斗争。1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于是苏联和斯大林也就成为了第二个希特勒。如果杜鲁门和乔治.凯南之类的西方政治家能够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可取之处，那么二战后紧张的东西方关系是有可能避免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历史的惨痛教训。

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绥靖政策本没有对与错，而关键在于要在恰当的时机实行这种政策。由于在二战前这个错误的时期采取了绥靖政策，使得这种政策从此被世界所遗弃；但是冷战的历史又恰恰证明绥靖政策是有可取之处的。因此，这种不应当简单地对这种外交政策下定义为“错误的”而将它彻底抛弃。在外交实践中，妥协和让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也要客观和历史地来评判绥靖政策，肯定这种政策的合理之处。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在恰当的时候采取绥靖政策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