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第一篇：多位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多位学者建议税收立法权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2013年11月30日16:00工人日报 我有话说(3,288人参与)

11月24日，在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与会者就“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前瞻”、“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税法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多位学者认为，落实税收法定意义重大，税收立法权应逐步收归全国人大。

据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强调财税体制的重要性，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等。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贾绍华表示，在依法治税方面目前“还远远不够”，我国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3个有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其他15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

贾绍华认为“这种授权容易产生腐败”。他说：“我个人认为应该把税收的立法权逐步收回到全国人大，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够再犹豫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今年初以来，有人大代表提出“设税权”回归人大，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此番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提出要完善立法，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呼声的积极回应。财税领域既关系到政府间权力划分这样的宪法性事项，又直接影响纳税人的财产权益，当然应当坚持法治思维。他说：“当然，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步伐应该稳健一些，首先可考虑在完善税收制度时，通过人大立法形式制定新税种法，之后适时修改现行低位阶税法规范，不失时机地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张伟杰)

第二篇：全国人大的决定权和立法权

全国人大的决定权和立法权

.什么是决定权？

决定权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各国法律规定不一。在我国，行使决定权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权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四类职权之一，是最能表现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特征的一种职权，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广泛性。具有鲜明的法定性、人民性、权威性、强制性。同时，能起到补充人民代表大会其他三类职权、协助其他三类职权行使的作用。

2.确定重大事项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有哪些？

重大事项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它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同。因而，确定重大事项，不仅要看事项本身的重要程度，还要考虑时间、地点等因素，应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即确定的重大事项必须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而且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2）全局性原则，即确定的重大事项必须是关系到本行政区域内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3）可行性原则，即确定的重大事项必须从该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4）群众性原则，即该事项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是怎样规定的？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权包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作出各种授权决定等。

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是怎样规定的？

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权包括：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等。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权包括：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等。

5.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权力，具体内容有：（1）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2）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3）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4）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5）决定特赦。（6）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7）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8）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9）决定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10）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出的议案，决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11）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等等。

6.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具体内容有：（1）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2）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3）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4）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等。

7.人大决定权的主要形式有哪些？

人大的决定权，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权的具体方式规范。用什么方法和形式行使决定权，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通常运用的方式，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审议和通过决定式决议。其中，决定包括：法规性决定、制度性决定、批准性决定等。实际上，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通过和决定任免、批准任免，以及对监督对象依法作出处置和制裁的决定等，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权的具体形式。所以，行使决定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由内容决定。

8.人大决定权的种类主要有哪些？

人大的决定权，从所作决定内容看，可分为修改、补充法律的决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大政方针性决定；从作出决定的形式看，可分为批准性决定和自主性决定；从决定的时效性看，有即时性决定和长效性决定。

9.人大行使决定权的程序主要有哪些？

根据法律规定和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工作制度的规定，人大行使决定权的程序一般是：（1）决定草案的提出。决定草案由法定的有提案权的单位或个人提出，经法定机构审查后才能列入议程。（2）听取和审议决定草案。（4）表决。（5）通过。（6）公布。

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第二类中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一方面，立法机关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条例、决议和命令等，它们都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还享有提出法案的权力。在我国，作为立法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仅有制定、解释、修改、废止普通法律的权力，而且还有制定和修改宪法以及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第三篇：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摘 要】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1]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税收行政权。税收行政权是执行税收法律、进行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行政权，是政府的政权机关拥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包括税收征收权和税收管理权。这些权力对于有效地保障税款的实现，保障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移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司法权。税收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根据国家意志，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拥有的专门审理、判决税务纠纷案件、税务犯罪案件的权限。税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可为税法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来看，税权的划分，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划分两个方面。

税权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如税收立法权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存在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集权模式强调税收立法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将税收立法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强调集权的国家，还是强调分权的国家，其集权与分权都是相对的。

税权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如在中央级次，税权至少要在国会与中央政府(在我国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之间进行划分。

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管理体制应涵盖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重要内容，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财力的划分。

二、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和一般原则

从实践看，各国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制水平、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税权划分模式，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确定税权划分内容时，既要紧跟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趋向，看到某些国家税权划分的成功一面，也要具体分析其税权划分的背景，以综合考虑影响税权划分的各种因素。

税权划分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一)政治与经济条件。税收对国力的盛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划分税权必须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以有利于强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条件。在经济上，税权划分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也有各自独立的活动要求，独立地决定自身的事务，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税收权限，税收划分必须有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条件。中央与各级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职能，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事责。有了事责，就须履行，就需权力保证，这就是事权。一级政府负有的事责大，事权也相应扩大。相应地，政府为了履行事责，在拥有的各种事权中包含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权。财权随事权而生，是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税权是财权的一项主要内容，财权的内容也同样不只是税权，还应包括其他获取财政收入的权力，它们同样要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划

(三)法制条件。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既代表国家又代表地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界定，税权划分也不例外。税权划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税权权限，各级政府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税收征管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相互扯皮、相互越权行为，有利于依法征税和依法行政。

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地方公共产品更有针对性，因而可以避免由于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需统筹全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税收管理权限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一国总应结合自身的具体状况，合理分权，使得地方能够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条件下，拥有完成自身职能所应具备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权划分的一般原则如下：[3]第一，财权、税权与事权相一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平衡的原则。第二，课税权宜划归中央政府的若干原则，具体包括以下课税权：与宏观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公平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资源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辖区间税基分布不均匀的税种和容易导致辖区间税负输出的税种。第三，课税权宜划归地方政府的原则。地方政府要完成其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证。将某些税种的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的必要条件。

地方税是以地方税收收入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的，遵循的是居住地原则。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是一种最终受益。按照受益原则，要求人们在其受益地付费，受益地指服务消费的发生地，也即居住地。基于受益原则，某些税种的征收对象获得收益大小与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此类税种若税负较重则意味着享受了较好的公共服务，不会出现税基向税负较低的地方转移的现象，适合地方征收。

从理论上讲，应将税基比较固定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地方税一般只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税，这些税只对本辖区居民征收，并且税负最终归属于本辖区居民。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税宜划归地方。

另外，从征管角度讲，某些税种由于自身特点，如税源分散、计税依据或税率的确定较复杂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助对税收的征管尤为重要。这类税种由地方征收较为适当，因为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三、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从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权 5

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有利于政府为社会、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实现国家职能。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收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税权适当下放的确是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税权纵向划分的核心问题，是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一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积极采取某些税收措施，挖掘税收潜力，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二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是有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三是适度分权有利于增强税收法律的适应性，如有些小税种适当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而且也解决了这些税种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规定。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应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作如下划分：

(1)对税源流动性、外溢性较小，不易引起经济波动，适宜由地方独立征收的地方税，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行政区域内独立开征，如财产税。

(2)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产生地区之间转移、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以及涉及维护地方基础设施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中央只负责制定这些税种的基本税法，其实施办法、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征收管理等权限可赋予地方。

(3)对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但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种，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和实施办法外，税目、税率调整、征收管理等权限可下放给地方。

(4)对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主体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可将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给地方，由地方在中央规定的幅度范围内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及其他情况自行确定，如对税率、扣除标准等可规定一定的浮动幅度。

(5)地方税收管理权原则上宜掌握在省级政府，不能层层下放，属于地方立法的必须经过立法程序的批准，不得由有关部门自行决定处理。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8款的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方面的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只能制定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权限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权力机关只能按照《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自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税收立法权下放的范围应该只能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权力机构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6)建议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中央审查备案制度。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有关原则，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新的地方税种，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同意，并于事后报中央备案。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事关重大，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以保证其规范有序地得以实施。为此应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并进一步健全地方税制度，规范财政管理体制，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坚持依法治税。在我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系的进程中，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应当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税收权限划分明晰化、合理化。为此笔者建议在《税法通则》的设计中借鉴国际经验作出规定，采用中央集权并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前提下的适度分权模式。

第四篇：全国人大议案-建议制定中国汽车

建议制定中国汽车“走出去”国家战略 为打响“中国车”品牌营造产业政策环境（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概要：随着经济快速崛起，我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形象建设，重塑和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品牌形象已经成为共识。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代表，汽车行业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打响“中国车”品牌任重道远。

在2010年以1806万辆的总销量蝉联世界第一汽车消费大国后，中国距离汽车强国依旧遥远：自主品牌在轿车销售中占比只有三成；而出口在总销量中的占比则不足3%。与此同时，目前已经实现出口的部分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除了自身存在的原因诸如品牌溢价能力低、企业间互相压价、缺乏整体战略等，还受到当地的产业政策、贸易保护、技术壁垒等的威胁。

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种种问题，建议制定中国汽车“走出去”国家战略，尽快修订完善相关的产业政策，为产品品质好、经营质量高的自主品牌企业积极营造有利于国际化发展的配套环境，抓住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早日实现产业升级，在全球打响“中国车”品牌，实现中国汽车强国梦。

背景：“中国车”羽翼渐丰 国际化成为必经之路

在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含量高、工业产值大、上下游产业拉动力强的汽车产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融合了机械、电子、信息等多项技术的汽车产品则成为塑造国家制造业整体品牌形

象的重要名片。我国汽车行业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代表，“中国车”理应成为塑造中国新国际形象的重要名片。

1、走国际化道路是中国汽车由大到强的内在要求；

国民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在短短10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汽车产销大国，2010年汽车生产和销售分别达到1826万辆和1806万辆，蝉联全球第一。随着中国汽车工业软硬件基础条件的逐步完善，无论是企业、行业还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于中国汽车由大到强的愿望都越来越强烈。

如今，单纯的国内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汽车发展的内在需求，国际化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这也是自主品牌实现真正“走出去”，在全球打响“中国车”品牌的必由之路。目前，经过多年发展积累，我国汽车产业已具备了开始打造“中国车”品牌、向国际化发展大踏步迈进的基本前提。

2、一些优秀的自主品牌开始自发进行“中国车”品牌建设；

“十一五”期间，我国汽车行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主品牌汽车不断壮大，自主品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2010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627.3万辆，占比45.6%，市场份额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自主品牌轿车销售293.3万辆，占比30.9%，市场份额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巨大的市场机遇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些优秀的自主品牌汽车在产能规模、生产工艺、产品品质、技术研发、经营质量等方

面都有了快速提升，并开始着手进行品牌建设。像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企业已经自发地着手进行“中国车”整体品牌发展的规划。

3、自主品牌汽车品质稳步提升，具备打造品牌的基础；

品牌的基础是产品品质，近几年，自主品牌在提升产品品质方面都下了很多功夫。一些优秀的自主品牌企业经过多年的大力投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品质基础，并有意识地开始规划、塑造自身品牌。具体表现在：

(1)汽车造型设计越来越国际化。自主品牌在造型设计上的提升很快，已经摆脱了抄袭模仿，而且越来越时尚，个别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已开始积极探索寻求自己个性化的造型设计基因，尽管还不是很清晰，但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2)钣金工艺和喷漆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与合资品牌相比，差距越来越少，个别企业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合资品牌同级车的水平。

(3)发动机技术水平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很多自主品牌企业都采用了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发动机，升功率和扭矩、排放标准都达到较高水平。

(4)汽车配置更加丰富。倒车影像、GPS导航系统、多功能方向盘等很多合资品牌中级车的先进配置都出现在7、8万元的自主品牌汽车上。

(5)一大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高质量的自主品牌车型纷纷涌现，并进入海外发达国家市场。像长城汽车的多款车型已经打入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并迅速打开局面。

4、汽车出口走过了初级阶段，海外发展开始纵深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后，我国企业纷纷“走出去”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过了单纯出口商品的初级阶段，开始从海外融资上市到海外投资建厂甚至是海外并购，从资本输出到战略布局，实行了多层级、全方位的推进。中国汽车企业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汽车出口渐成气候。从2001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我国汽车整车年出口辆从2万辆攀升到接近70万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整车出口36万辆，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10年出口54.49万辆，呈现复苏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出口的汽车无论是产品结构，还是市场结构、贸易方式，都发生了可喜变化。出口车型最初以商用车为主，现在已包含乘用车各种车型，出口区域由从最初比较单一的市场到现在覆盖了210个国家。从出口方式上看，也从最初简单的出口贸易，发展到现在开始通过技术、投资、并购等多种方式开拓海外市场。以长城汽车为例，近年来，长城已在俄罗斯、印尼、伊朗、埃及等国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了KD组装厂，现拥有12个海外KD组装厂。另外，在海外并购方面，近几年，中国汽车企业开始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收购海外整车和零部件企业，一些企业也开始在海外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企业的海外发展已经向纵深领域拓展。

问题：国际化战略整体准备不足 海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目前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所面临的问题，除了还主要是在低附加值领域参与竞争外，本身也存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的“软肋”：

——硬实力方面，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料表明，我国机械、汽车工业的总体技术自给率只有60%左右，尤其是在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及高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还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软实力方面，品牌建设工作滞后。我国自主品牌车企的在品牌建设的缺失是企业发展的最大隐忧。

在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整体战略规划，一系列的问题和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和显现，主要表现在：

1、汽车出口价格的相对低廉，出口车型大部分集中在低端。

目前，我国出口车型以低端、低价产品为主，国内同类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互相压价导致利润率进一步降低，同时，过度价格竞争也给其他国家针对我国汽车产品的反倾销制造口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2010年1-11月，我国乘用车出口25.40万辆，创汇金额16.60亿美元；商用车出口25.68万辆，创汇金额45.75亿美元。由此可算出，乘用车单车平均出口价不足1万美元，仅大约6535美元，而商用车单车平均出口价大约为1.78万美元。与之相对应，进口车平均单价则达到3.78万美元。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厂商相比，我国汽车出口价格低廉，利润率过低。

2、人民币不断升值给汽车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

近几年，我国汽车出口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上涨，给汽车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虽然部分产品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合同条款的制定来消化吸收，但是持续大幅的汇率波动使出口企业难以把握，只能通过出口汽车的美元价格上涨释放出来，最终削弱价格竞争力。此外，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出口企业在成本方面面临较大压力。

3.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关税、技术、认证方面设置了一些壁垒，增加了我国汽车出口的难度。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很突出。近几年来，我国遭到的反倾销、反补贴，包括保障措施、特保条款等越来越多。目前，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

4.出口秩序缺乏行业监管，一些汽车企业缺乏海外市场体系化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在一些国家形成了中国汽车“散乱差”的不好印象。

一些企业缺乏国际化战略，没有扎根海外市场的意识，只做出口贸易不做市场建设，更没有品牌建设规划，最终形成以做短期买卖、做一笔赚一笔、甚至赔钱赚吆喝只为获得出口退税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中国汽车在部分海外市场快进快退的整体失利案例会一再上演，而且一旦失败退出，“中国车”在海外消费者心目中必将留下恶劣印象，再重新进入的难度就非常大。

5.对大多数汽车出口企业而言，海外市场的售后服务和备件供应等服务支持网络的建立，成为制约汽车企业走出去的瓶颈，尤其对于一些刚刚进入的新市场，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汽车是很特殊的产品，在销售完成后，必须要有维修保证，而现在很多进出口商都是一锤子买卖，这样不仅坑了当地消费者，也使得整个中国汽车品牌形象受损。对于这种情况，虽然个别企业收到了短期利益，但最终受伤的是中国汽车产业。

这些问题得不到不解决，中国汽车的国际化发展就难以站稳根基。

目标：加速中国汽车国际化发展 在全球打响“中国车”品牌

尽管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量总体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出口量的比重偏低与我国汽车产销大国的地位仍然相差悬殊。2010年，我国汽车总销量1806万辆，蝉联全球第一，但出口量仅有54.49万辆，出口量仅占总产量的2.98%，这个比重在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不仅无法企及欧洲、日韩等汽车出口大国的水平，也比不上作为国际车企出口基地的泰国、墨西哥等地，甚至与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等国相比也有差距。

这些对比表明，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汽车工业强国，扩大出口和加强国际化发展是必须弥补的短板。在经历了初期发展阶段并已具备了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后，加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已成为摆在中国汽车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品牌的弱势地位始终是制约自主品牌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发育逐步成熟，竞争日趋白热化，自主品牌企业纷纷认识到，没有品牌附加值就没有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就难以保障企业可持续的经营质量，就谈不上国家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模式。没有自己响当当的品牌，就谈不上汽车强国。在未来的全球汽车产业竞争中，中国汽车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在全球打响“中国车”的整体品牌。国家整体品牌的打造离不开企业各自品牌的打造，更有赖于那些优秀自主品牌企业的带头突破。

品牌的打造非一朝一夕之功，国家汽车整体品牌形象的打造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打响“中国车”品牌，除了自主品牌企业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品质水平，扎扎实实的进行品牌市场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需要国家从产业政策引导和配套环境建设方面，给予企业以方向上的指导和对应的鼓励支持。

建议：制订中国汽车“走出去”国家战略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的成功发展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已成共识，我国汽车产业通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完全可以成功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真正的具有属于自己的几个响当当品牌的汽车工业强国。当务之急是制定并实施以打响“中国车”品牌、引导优秀的自主品牌企业积极“走出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化战略。

这一方面需要企业提升自身的素质和制造水平，制订具有国际化战略眼光的策略；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制订中国汽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在政策和产业环境营造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推进中国汽

车企业稳步“走出去”，实现健康、快速、良性发展，积极向汽车强国迈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做好海外投资环境研究，强化投资项目的科学评估。提高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指导和服务；维护我国海外权益，防范各类风险”。这也为制订中国汽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了基础。

打响“中国车”品牌与倡导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综合考虑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制定中国汽车“走出去”国家战略。

将中国汽车“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引起各方面对“中国车”品牌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整合、协调相关资源，便于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实施。

2、制订国家级“中国车”强制认证体系。

“中国车”必须是高品质，品质提升是品牌提升的基本前提。建议国家在产品一致性保证能力、质量控制体系、车辆安全、环保、能耗、质量、服务以及品牌力等方面建立一套可量化的认证体系，形成强制划标准，自主品牌企业必须在多个方面提升自身实力和产品品质，才能通过并获得“中国车”的称号。以此促进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全方面提升自主汽车企业综合素质和研发能力，保证“中国车”概念的品牌形象。

3、对通过“中国车”强制认证的自主品牌，国家给予税收支持，并给予相关补贴和优惠政策。

建议国家对于通过“中国车”认证的自主品牌在购置税等税收方面予以相对于其他车型更加优惠的支持政策，加大融资和信贷支持。对积极应用新技术或为新技术迅速应用提供支持的企业行为，给予研发补贴，建立自主品牌汽车核心技术专项资金，在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以及其他产业政策方面给与支持。

对通过认证的自主品牌企业的品牌建设、海外展会、网络建设等具体的活动提供部分鼓励资金，鼓励优秀企业进行海外市场拓展。

4、建议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规范我国汽车的出口秩序，加强出口企业资质管理，提高出口门槛。

加强出口企业资质管理，例如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方面进行限制。对于自我压价、不计后果的短期出口行为进行治理，对故意扰乱出口市场，恶性价格竞争以及极端不负责任的企业要有惩罚措施，维护中国车的整体形象。

5、建立海外发展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对企业海外市场发展的各种咨询服务。

为企业的海外发展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在产品认证、市场信息等方面提供支持。为出口企业了解海外市场动向、查询合作伙伴信誉、防范海外出口风险等提供服务。搭建研发认证认可、检测、信息服务、培训方面的平台。

建议我国政府与国外政府加强合作，争取整车认证的相互认可。

6、适当引导和鼓励国内汽车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收购，给予必要的融资支持。

建议对优质的自主品牌在海外发展和投资项目上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贷款的扶持。对于在海外市场积极建设营销与售后网络、海外建厂的汽车企业，在融资和税收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帮助其树立品牌，融入当地社会。

7、政府企业联手，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随着我国汽车出口规模的增长，贸易摩擦也日渐增多，由于企业不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在遇到倾销、贸易壁垒是往往被动应战甚至回避，政府应该发挥指导作用，通过培训、组建企业团体等方式，指导企业积极灵活应对贸易摩擦。

属于政治层面的，政府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属于贸易层面的，违反规则的，企业要通过WTO双边磋商机制来进行磋商，甚至通过国际仲裁机构。

8、建议尽快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将主要的汽车出口贸易企业纳入到试点范围，以应对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出口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9、建议国家商检部门将优秀自主品牌出口比较成熟的产品及时列入免检产品；

10、做好国内国外的舆论宣传，为打响“中国车”概念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消费信心。

媒体层面，应多向消费者传达关于“中国车”以及国家鼓励和支持汽车消费的积极信息，加强自主品牌尤其是优质自主品牌汽车的消费引导和宣传力度，建立一个公正、有利于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消费舆论环境。

由汽车消费大国向汽车工业强国转变，是企业、行业与政府的共同心愿。打造汽车强国，就要形成“中国车”独特的DNA，惟有打造出品质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但又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派别特征的汽车产品，“中国车”才有望成为德系、日系、美系、韩系之外的新一极。

第五篇：税收工作建议

对政策法规工作的建议

在过去的一年里，税源管理一科在区局政策法规科的正确指导下，按照新的税收工作要求和工作规程，顺利的完成了各项政策法规工作任务。

根据我科2013年的工作实际和遇到的问题，现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企业的注销稽查检查及卷宗的制作

经过法规科的悉心指导，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新的企业注销稽查工作程序及各项卷宗资料的制作规范，希望以后有新的规定或者变化能得到法规科的指导，我们遇到的疑难问题也会及时向你们咨询和沟通。

二、税务行政处罚

有关行政处罚方面，政策法规科针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政策规定、ctais2.0操作方法、卷宗制作要求，虽然对税源管理科集中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辅导和讲解，但是大家对此项工作仍然是一知半解，尤其是一般处罚，更是知之甚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平时管理科涉及处罚的工作较少，希望有机会能得到法规科的详细指导，如果有条件可以在ctais2.0中进行操作演示。

以上就是我科的两点建议，所提如有不当，望见谅。

税源管理一科

二○一四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