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发展及其重要性

第一篇：管理学发展及其重要性

管理学发展及其重要性

【摘要】 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有了人就出现了管理的问题。管理思想来源于管理实践，是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我们把系统的管理理论出现以前的管理思想史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8世纪是这两大阶段的分界线。经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前的管理思想是非常朴素的、直观的，虽然在军队管理、国家行政管理、教会管理等 方面的管理思想已经极其丰富，但这些思想主要还是停留在经验描述或类比思维的阶段，不具有系统的理论形式。18世纪到19世纪末，是现代管理理论的萌芽阶段。

【关键词】管理学管理的发展管理学的目的管理学的重要性

管理学的最新发展是对称管理学。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管理是科学管理的真谛；有没有做到对称管理，是企业成败的最根本原因。对称管理学是我国著名管理学家陈世清先生运用对称方法，通过对海内外典型企业作典型分析，建立起来的新经济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对称管理学是与和谐社会相对称，与科学发展观、创新战略（“蓝海战略”）相吻合的管理学；观点与方法有原创性、前沿性与时代的必然性，是第一个中国人的原创性管理学体系，是第一个中国人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的运用和延伸。

【管理的目的】:

任何领域的管理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即追求最佳效率和效果,使组织以尽量少的资源而尽可能多地完成预期的合乎要求的目的.管理学从哪儿入手？这在学术发生学和发展史上，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从世界角度看，管理学理论的切入点，随着这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先后有着转移。整体发展趋势是由着眼于企业内部变为着眼于企业外部，由追求确定性变为重视不确定性。

从管理思想方面看，我国古代的很多典籍记载了至今仍有价值的管理原则与原理，通过管理学基础这门课程我们的学习，我们对其有个初步的了解。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姜尚就著《六韬》、《三略》，阐述了冶理国家和管理和管理臣民的理论。在春秋时代，我国早期的管理思想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在其著作《孙子兵法》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管理的思想，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苏格拉底认为管理具有普遍性。他公元前2000年左右颂布的汗姆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款都涉及到了控制借贷、最低工资、会计和收据等经济管理思想。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也体现了管理的公权原则、授权原则和例外管理等管理思想。从管理实践来看，人类进行的管理实践，大约已经超过6000年的历史。埃及金字塔、巴比伦古城以及我国的万里长城等，都是古代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历史上伟大的管理实践，如果没有合理的设计的管理，根本无法完成。[1]

有着上述管理思想与理论为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管理学孕育而

生，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出现，世界形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新形势的出现。企业之间竞争加剧，联系增强，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与全新的格局。只有一个好的现代化的管理才能使各自能在社会长久生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

现代管理理论是近代所有管理理论的综合，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群，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走在不断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建立起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自适应系统。然而要使这一系统能够得到持续地高效率地输出，不仅要有现代化管理思想和管理组织，而且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构成现代管理科学。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首推泰罗和法约尔。他们2人具有一致性，但泰罗偏重技术和思想，法约尔偏重体系和概括，所以，从学科体系上看，法约尔的影响更大，他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形成了库恩[13]所说的范式地位。在法约尔的体系里，“计划”首当其冲，而且由他开创的管理职能理论中，计划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后来的管理学建构，绝大多数是从计划入手的。在法约尔体系的影响下，相当多的管理学者都把计划作为管理学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有了计划，才有执行计划的组织；有了组织，才有组织运作中的指挥、领导和激励；有了组织运作，才有了协调和控制，而控制又提供了计划的反馈。不同职能相互连接形成闭环循环。不论是三职能说(如戴维斯)、四职能说(如特里和早期的纽曼)、五职能说(如孔茨)、七职能说(如古立克)[14]，还有其他众说纷纭的学说理论，只要是管理过程学派，基本上都恪守这种框架。尽管关于管理职能的逻辑关系一直有争论，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论，但最多的是关于不同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辨析，以及职能之间的类型学划分等看法上的不同，这一学派至今都是在努力完善这一范式，尚没有突破这一范式的迹象。

法约尔体系有着无可置疑的经验支持和实用价值，至今依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然而，如果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看，法约尔体系有着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性问题。这种问题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建构主义，二是缺乏证伪检验。这不能苛求法约尔本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法约尔的时代，建构主义和经验理性，是当时各种社会学科的共同特色。这种时代局限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可以由后来的学者予以突破和发展，后人如果不能做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就是失职。如果从哲学角度看，法约尔的时代正是哲学上建构体系的时代，而在他之后，分析哲学的兴起，似乎在管理学界并未引起相应的变革(国外一部很有名的哲学经典选编，18世纪分册命名为《构建体系的时代》，20世纪分册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就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15]。尽管20世纪以来哲学方法论有着重大发展，但是，管理学似乎依然处于建构时代，尤其是立足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学者(这里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从哲学流派的严格意义上论证，不是现实中对这两个词汇的非学术解释)，虽然也引入了一定的代表20世纪思潮的分析方法和证伪方法，但法约尔的范式有足够大的容量，管理学虽然有长足的发展，但尚未形成动摇这一范式的思想革命。对法约尔范式冲击最厉害的，是巴纳德[16]的社会系统学派。

21世纪人们的伦理将发生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然而，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现在开始探讨未来的管理伦理也许会给从今天走入未来的管理者以莫大的帮助。

信息爆炸将导致自信息搜索的困难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是信息爆炸的世纪，信息越是充分越是丰富，人们就越难及时搜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除非有比现今更为有效的信息搜索方法与技术。信息社会中的人就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独自在大海中寻觅。从所需信息的角度来看，一个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充分信息的拥有者，如何在他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可能是21世纪市场营销全新观念和体系的拓展方向，整合抑或是分工？渠道抑或是媒体？

组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整体而不是局部的利益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21世纪的人们将更多地体会世界的渺小、地球的可爱，人们将更多地超越自己的国界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将没有国界，人类的经济行为将从全球的长远角度来考察。如果说20世纪的那些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还仅仅从比较利益、突破市场壁垒、谋求更大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21世纪的跨国企业也许应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福利的增长而设想，这是否是天方夜谭？

组织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21世纪也要发展。然而20世纪的人们在发展时竭泽而渔，使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这一切给21世纪的发展带来困难，人们不禁要大声地问：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吗？21世纪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支撑这个社会经济支柱的企业也应有自己的答案。企业首要的是生存，就像人类一样，然后才能有发展。21世纪中企业应以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命题相一致，这应该是未来管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在此，以商业企业为例说明管理学的重要性。

(1)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办公室就是办人。人才是利润的最高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赢家。”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才是企业之本，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一个能用好人的企业，才称得上是成功的企业。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其长处，也必然有其短处。长处固然值得发扬，而能从短处中挖掘出长处，由山用人之长发展到善用人之短，使用人艺术的精华所在。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人，随着条件的变化，人的短处也可能变为长处，其长处也可能变为短处，因此在用人问题上不能机械行事，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管理者的职务中正有一项是处理好用人问题。

(2)质量是产品的灵魂，企业的生命，质量已成为现代企业成败的关键，一个没有质量意识，不想市场提供优质商品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可言的。企业想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赢得长久的发展，除了接受全面质量管理外，别无选择。质量管

理的目的便是为了保证质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沟通”已经成为当今最流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工作中，上下级，同时间有效沟通已变得非常重要。松下幸之助关于管理有句名言“企业管理过去式沟通，现在是沟通，未来还是沟通。”管理与沟通密不可分，沟通渗透于管理的各个方面，只有将沟通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始终，才能让企业在成功的道路上稳行。

沟通的管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同激励员工的每一个因素都必须与沟通结合起来，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必须靠沟通。正如沃尔玛公司总裁所说：“沟通是管理的浓缩。”而管理者的最基本能力即为有效沟通。

（4）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指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管理是由一系列决策组成的，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企业的成功与否，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一家企业的成功，都是决策的成功，任何一家企业的失败，都是决策的失败。决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的投入和产生的过程，决策离不开信息，善于捕捉，利用有价值的信息是成功的前提。在商业竞争中，对市场信息尤其是市场关键信息的把握的速度与准确性，对竞争的成败有着特殊的意义，成功的管理者对关键信息的把握往往有出色表现，他们往往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宏观把握，微观处理，决策果断及时。

（5）授权的成功与否从大方面讲，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从小方面讲，形象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授权必不可少，势在必行。知名国际战略管理顾问林正大说：“通俗地讲，授权就像放风筝，部署能力弱线就要收一收，部署能力强了就要放一放。”一个高超的管理者就是一名放风筝的高手。手下的人才就是一只只可以放飞的风筝，他们的特点不同，但管理者要把他们一个个放飞天空，但无论他们飞的多高，管理者手中总有一根坚韧的线，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应该是放风筝的高手，而不是扎风筝的工匠。

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原则，制度和程序，就是明确，有效的授权。

（6）企业管理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不断降低成本。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新现实》一书中对成本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在企业的内部，只有成本。”加强成本控制与管理，树立全方面的成本意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最紧迫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降低成本需要靠管理者从内部抓起，建立起严格的成本监控系统，加大考核力度，通过这种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从能源，劳效，采购等各个方面开源节流，严格控制成本。

成本是企业市场竞争成败和能否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的核心所在。因此，要继续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全面实施成本控制，将成本控制从“事后控制”转向“现场控制”和“事前控制”。企业只有维持和控制经营成本，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并在变化不定的外在市场上赢利和生存。

（7）企业经常面对的都是看似琐碎，简单的事情，却最容易忽略，最容易错漏百出。其实，无论在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无论有怎样辉煌的目标，但如果在每一个环节连接上，每一个细节处理上不能够做到位，目标就会被搁浅，而导致之中的失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细节上较量是管理上的高级要求。

（8）如今“危机管理”这一管理新理念已成为“时尚”，危机意识是管理者最应该具有的。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每个企业都具有某个危机时刻，此时就需要管理者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英明决策。

四．总结

其实不单单是在商业企业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见到管理学的身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企业竞争等重要

方面都需要管理学的支持，所以在未来的日子中管理学也势必会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第二篇：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重要性

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重要性

（1）管理的重要性决定了学习、研究管理学的必要性。管理是有效地组织共同劳动所必需的。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经过了两次转折，管理学才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第一次转折是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意在加强生产现场管理，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管理在生产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次转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看到，不依照管理规律办事，就无法使企业兴旺发达，因此要重视管理人员的培养，这促进了管理学的发展。管理也日益表现出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管理是促进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它与科学和技术三足鼎立。管理是促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关键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关键是由于管理落后。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管理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但更重要的还是组织经济的能力，即管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资源，作为“第三生产力”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与之相适应，否则，落后的管理就不能使先进的技术得到充分发挥。管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学习、研究管理学是培养管理人员的重要手段之一。判定管理是否有效的标准是管理者的管理成果。通过实践可验证管理是否有效，因此，实践是培养管理者的重要一环。而学习、研究管理学也是培养管理者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掌握扎实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并可缩短或加速管理者的成长过程。目前我国的管理人才，尤其是合格的管理人才是缺乏的。因此，学习、研究管理学，培养高质量的管理者成为当务之急。

（3）学习、研究管理学是未来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会更加精细，社会化大生产会日益复杂，而日新月异的社会将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因此，管理在未来的社会中将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 评论

第三篇：管理学百年发展评析

管理学百年发展评析

姜 杰 孙晓红 刘忠华

(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总第122期

[摘要] 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历史,显示出其内在逻辑的演进和管理实践的必然。从追求管理的理性和精确,到行为科学,直至组织文化,每一阶段都紧紧围绕管理的“效率”中心。管理过程中隐含的人性假设几经演变,管理学关注重心的两度转折,科学背景、方法论基础和研究探索领域的扩展,使管理学实现了学科体系的完善,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

[关键词] 管理学;发展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10-0080-04

管理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发展迅猛,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学派林立,新角度、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手段不断出现,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在不断演变中逐渐丰富和发展。在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涌现出各种相当明确的趋势力量和管理哲学,影响着管理学发展的方向和管理实践活动。

一、管理理论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效率”中心

1、内在逻辑: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

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演化,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纵观一百多年来管理学的发展透过外在的偶然事实,我们可梳理出管理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科学开始代替随意,理性开始代替经验,管理学从此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即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不断压抑人的心理和行为。古典管理学家视工人为“经济动物”,只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在泰罗那里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法约尔同样是把工人置于正式组织的统治之下,韦伯则更是强调明确的权力等级、清晰的劳动分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理性”在古典科学管理家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直接导致了在其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点,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自初始就是以泰罗制“纠偏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它过分强调非理性主义和感情逻辑,忽视了工人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行为科学所讲的“社会人”也不是有个性、有创新能力的个人,而是“人的类”——小群体组织,结果将团体提升到个人之上,使个人创造力受到组织的制约,使行为科学不能理性地分析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因此,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 学。

1980年代初随着日本的崛起,全世界管理大师的目光聚焦于日本,并研究日本经济成功而催生的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之所以超越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在于它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同时又采用了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论。企业文化理论它不是将激励的理论与方法简单地落实到单个员工身上,而是过渡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观念上,以形成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又注重文化的引导调控功能,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刚柔并济,从而在管理中将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由“物本管理”转变为“人本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人是知识的载体,就管理客体而言,管理的核心从物转变为人,对人的管理也不再是单纯对体力劳动者的管理,重点是对脑力劳动者的管理。体能管理转变为智能管理,即如何发挥被管理者的创造力。这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推动组织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创新人本管理发展到了高级阶段——能本管理,即以人的内在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本,比人本管理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这也使被管理者实现了角色转变,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特定领域中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能本管理是更高层次上和新阶段的人本管理,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体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管理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追求纯粹理性到行为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再到企业文化理论强调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有效结合,促使西方管理客体思想实现了由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再到能本管理的逻辑演进。

2、“效率”中心: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

管理理论和方法来自于实践。不同的历史时期,管理实践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由此而形成的管理理论也各具特点。但是,在管理实践的众多理论和方法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容:提高效率。这是管理的永恒主题。管理的本质是减少消耗,追求效率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从根本上也是围绕着效率展开的。管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

亚当·斯密就劳动分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强调,分工制度可以使人专门从事某一项操作技能的训练,生产效率会因为专业化生产而大大提高。但是,随着大机器的广泛而大规模的运用,人们对众多机器的协同生产及工序与工序之间的配合表现出陌生,出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企业主仅凭经验无法处理较大规模的人与机器管理的问题,这个矛盾限制了生产能力的有效发挥。美国管理学家泰罗发现让机器与机器操作者密切地配合起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他经过对所在企业的工人工作全过程的分析,设计了—套合理的操作方法、标准程序、标准工时和计件工资制,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泰罗主要是从工人的角度来考察提高效率,而法国的亨利·法约尔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则是从整体上关注如何使管理组织机构合理化,提高组织的效率。法约尔着重于分析高层管理效率和一般管理原则,韦伯主要研究官僚组织与效率的提高。他们的科学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安定,工人开始表现出对安全、归属的较强烈的需求,价值准则开始由个人主义向社会伦理转化,职工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单纯用科学管理 理论已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意识到必须对人性进行深入地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矛盾的需要,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就应运而生了。行为学派研究的对象是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人的心理、行为等对效率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剧变,尤其是石油危机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战略管理理论。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把这一理论推向了高峰。《第五项修炼》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出“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198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消费的焦点不再集中于产品的数量,而是产品的优秀质量和高层次服务。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管理者也从短期目标的迷途中归返,不再满足于大批量的产品生产,而是把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作为恒久目标,在企业内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

由此可见,各种管理理论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

二、管理理论演变的人性假设和关注重心

1、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道德人”。

没有“经济人”假设,泰罗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

“经济人”假设是早期的管理思想,与麦格雷戈的X理论很相似。这种假设认为,企业中人的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因此,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只要采取正确方法进行经济刺激,管理就会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这种假设对人的认识过于浅薄,单纯注重人“经济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实践中导致了管理者对工人地位和作用的贬低和忽视,容易造成管理对象消极反感的抵触心理,甚至是强烈的排斥和逆反情绪。

给管理理论带来曙光的是“社会人”假设———梅奥从霍桑实验得出的结论。“社会人”的设想认为人决不完全是受金钱驱使的“经济人”,社会地位对其行为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无疑是一大进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要,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至此,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分析和研究愈加深入。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这种假设认为⑴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低级需要满足后,便追求高级需要,自我实现是人的高级需要;⑵人因工作而变的成熟,人有独立自主的倾向;⑶人有自动自发的能力能够自我控制。雷恩等人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性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 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

2、关注重心:从组织内部要素到适应外部环境再到组织和个人的创新能力。早期的管理理论是为解决组织内部问题而产生的,泰罗一生都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他所摸索出的定额管理、标准化管理等方法,无一不是通过研究管理客体和外在的物得出的。法约尔对管理过程、职能等全局性问题的总结以及韦伯的科层管理体制都表明科学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是组织的内部矛盾,是组织内各要素的有效结合。行为科学理论虽探讨的重心是员工的感情需求、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但关注重心仍未跳出组织本身,只不过关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物”的要素到了“人”的要素。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标志着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从协调组织内部要素到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首先,二战后西方世界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物质财富从短缺转化为相对过剩,全球化市场日渐形成,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激烈到直接决定着企业生存,这一切使企业对环境的依赖更为突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企业的干预也相应增强,企业不得不考虑与政府打交道,适应政府的干预;第三,“环保”在战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企业为树立良好形象,不得不担负起一部分社会责任,因此适应外部环境成为关注重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企业能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获胜,不仅在于适应外部环境,更在于企业自身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即在企业内部形成击败竞争对手的独特资源和能力,这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而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关键在于企业内部员工创造力的迸发和企业组织创新能力的开掘,在于组织内部有效形成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机制。因而,管理学关注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了组织内部,对组织学习能力的强调、对管理创新的呼唤,成为后现代管理学的深沉底蕴。管理学又开始向组织内部与个人回归,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更加富有深刻内涵的辨证过程。

三、管理理论演变的科学背景、方法论和研究领域

1、科学背景与方法论:从机械论到系统观。

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经典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所带来的机械论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机械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按照机械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加以说明把质还原为量,把整体归属为部分。从科学背景来看,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都是以这种思维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将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产物。泰罗的研究方法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在通过对时间与动作准确测量的基础上,以实现操作方法标准化、作业环境模式化、管理工作专门化;韦伯的机械思想与泰罗一脉相通,毫不逊色,他不断追求行政组织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他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对动作、组织、管理过程等客观对象进行精确分析,以达到管理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精确化,从而提高效率。

行为科学管理学派虽强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但仍未跳出机械观的窠臼,人被当作“条件反射”的机器来考虑,企图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构建一种经过实验验证的、关于企业组织中人的行为的知识体系,以实现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用系统方法研究管理问题,他把企业看作一个“协作系统”,主张用系统分析方法来揭示其本质。决策理论学派也认为决策的基础是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系统管理学派则主张用系统的观点来考 虑和管理企业,以便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可见,“丛林”阶段虽观点纷杂,但大都以系统观为哲学基础,以系统方法为分析框架来研究管理问题。

毫无疑问,劳动分工确实比以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理环节成为可能。再者,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员工不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工作,对分享决策权的要求也日趋强烈。因此,如果片面追求分工精细,强调专业化,则会使企业的整体协调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高,其结果致使企业效率低下,形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时候,适时的“合工理论”应声而出,逐渐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

与分工理论相比,系统创新强调的所谓“合工理论”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借助信息技术方法,将原先分割得破碎的业务流程通过科学地整合,重新进行组装,将多道工序合并起来,由一人独自完成,也可将分别负责不同工序的人整合为工作小组或团队来共同工作,以利于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简化程序,缩短时间,提高效能。另外,减少管理层,提高管理幅度,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而打破官僚体制,降低管理成本,使员工有了自主权,也可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研究领域:从经济组织扩展到其他社会建制。

随着管理科学在企业中的成功运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不少管理者和管理专家也在不断努力,研究在其他社会组织中如何推行科学的管理方法。最早被人们认可并推行于各种组织中去的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所提倡的高效的科层制组织,不仅适合于企业,同样也适合于国家机构、军队、学校、医院、党派等各种团体。随后,泰罗、法约尔所总结的管理方法、原则在其它组织中也都存在和适用。管理科学在其推广应用的同时也与其特点相结合,发展出管理学的各个分支,如行政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

行为科学学派把研究重心由物转变到人,更使其具有普遍性。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适合于一切组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概括了一切人的需求特点;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他本身就是从对一些活动自由度较大的从业者,如会计师、工程师的调查分析中得出的,这说明那时的管理学专家已经自觉地注重对非企业组织的管理进行研究,使管理学更具有一般性。

随着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从企业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其他组织,我们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遵循认识活动的规律,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管理学也同样如此。先从最早成熟的经济组织中总结出一般的管理学原理,再来指导其他社会组织,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如此不断循环往复。理论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就会越来越全面地了解管理。管理学也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真正的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

参考资料: [1]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第十版。[3]尹卫东．试论管理哲学的三重研究向度[J]．苏州大学学报,2002(02)。[4]高文武．简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趋势》[J],理论月刊,2002(08)。

[5] KAUKO MIKKONEN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regions MATTI SA-ARNISTO1999 [6] Short JR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Rout?Keg paul,London.2002

第四篇：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

文章标题：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引言

谈到中国式管理，人们就会联想到易经、孔子、道、仁义等，甚至有学者把中国式管理分四类：由儒家思想及于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但无论哪一类、哪一种管理思想，无不涉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无不出自于古代中国的政府

管理社会的思想。而且，如果说到真正具有“企业”意义的组织，最早也不过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设的工厂或企业，而在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对于“组织”的概念除了“家”便是“国”了。因此，中国的管理思想脱离不了政府管理社会的窠臼，其思维结构、思维模式必然也带有这种痕迹。

另外，雷原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式管理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只有抓住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层次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而且他认为，要真正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了解这种农耕文明为什么会导致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维结构、思维模式？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观点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思维结构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组织的生产。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教伦理，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宗教背景作为发展的动力。还有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讲到，中国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因此在超越家庭以外的大型企业中，是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缺乏量化思维，不善团队合作等等，那么中国企业的前途何在？这种单向度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对中国式管理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深究中国式管理的内在思维结构和思维模式。

因此，对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讨论，必须从其内在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之特征开始，因为这些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

二、集权式管理的思维结构和模式

由此，我们将开始来探讨农耕文明下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首先，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每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处于程度较低的阶段，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大，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环境的不同自然使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另一些则适宜于从事商业、贸易。这样，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的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有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如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就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其次，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自然经济的形态，这种形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是重农轻商的传统，因为只有农业可以循环生产，只有农业是可持续性的恒产，而有恒产才有恒心，社会才有稳定。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在很长的时期都受到压抑。因此在自然经济成长下的农业文化，有一种求稳定的心理和观念，这是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价值取向。

再次，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文化确实与现代政治文明所强调的民主、独立、自由等格格不入，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府管理思想，在大到国家，小到家庭的组织管理中维持了那么长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管理是非常成功的，其合理的内核不应该被忽略。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构成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取得理想的收成，必须具备有关天气、播种以及收获贮藏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而在古代以父系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情况下，此类知识往往靠家族内部的代相传承。因此祖先不仅具有血缘传递的属性，还兼有农耕社会的经验传递这一属性。滋生于农业社会的孝道理论于是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养，二是继志述事。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实际上，有关于“人”的原初观念，就是农业社会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人的构成与天地父母是分不开的，人既是天地的造物，又是父母的造物，于是人便成了天地二元和父母二元的结合体。这种自然及

第五篇：学校管理学的发展

一、西方学校管理学的演进

（一）学校管理学的诞生

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管理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相应实施了义务教育制度，学校规模、教学内容和教学技术以及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革，学校管理学应运而生。美国最早的关于学校管理的论著，是1875年问世的威廉·佩恩(William Payne)的《论学校管理》和1882年问世的罗伯(A.N.Raub)的《学校管理》。20世纪初，在管理理论发展的带动下，学校管理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1908年，达顿(S.T.Dutton)与斯奈登(D.Snedden)出版了《美国公共教育管理》一书，该书上半部论述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下半部则以科学管理理论为指导，论述学校内部的管理。尽管《美国公共教育管理》不是一部学校管理理论专著，但由于在学校管理方面有独立的研究内容、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方面，较前期和同期著作显得更为成熟，因而学界一般都认为该书的问世是学校管理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二）管理理论对学校管理学发展的影响

1.古典管理理论的催生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到20～30年代达到鼎盛，从管理技术、管理职能和管理体制方面创建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代表性理论包括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组织理论以及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古典管理理论坚信管理是有规律可循的，把高效率地完成组织任务视为管理工作的最高目标，强调分工和专业化，强调统一指挥，主张工作标准化，注重严密的规章制度，着重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开创了管理理论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以科学提升管理效率的新时代。

古典管理理论对学校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科学管理理论在教育管理界形成了一种追求效率的思潮，该思潮将学校看成是一个与企业、工厂没有区别的社会组织，都是按照标准化和程序化生产自己的产品，都需要追求效率。教育管理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标准化，并以此达成管理的效率目标。并认为教育管理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的，教育管理活动是可以控制的，通过设计一个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遵循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原则，再辅之以严格的奖惩手段，学校组织就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最佳的管理目标。为此，劳动分工、工作责任制、工作的科学程序、工作任务和作业水平的科学度量、适当的控制幅

度、能力主义等等，成为学校管理的有效手段，学校的工作效率以及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受到普遍重视，并把学校经费的分配与教学成本相联系。

二是把科层管理作为学校管理的组织基础。强调权力等级结构，致力于通过组织实现权力和职责从最高决策层到下级职员的直接性和连续性；强调学校组织分工的专业化特点；强调学校内部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人根据需要被安排到各个部门行使自己应有的职能，按照自己的职务、责任、工作量领取工资。

三是宣示一种新的管理观念。泰勒认为科学管理是一场心理革命，劳资双方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利益的增加上，而不是在利益的分配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和劳资矛盾，走向双赢。泰勒的科学管理强调效率与人性的统一，以科学取代经验，以合作取代对抗。虽然这种理念被效率至上主义所湮没，但是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否定的。法约尔首次将管理职能明细化，并将管理与经营相区别，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别开生面。韦伯则通过对不同类型组织体制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科层制的认识。

2.人际关系理论的辐射

人际关系理论是对教育管理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管理理论。

1927～1932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George Elton Mayo)、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Roethlisberger)等人，在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开展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人不是机器中被动的齿轮，而是能动的生物体。经济刺激并非唯一的刺激动因，人除了追求金钱外，还有社会的、心理的要求，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因素限制了经济动因的效力，所以，应把人作为社会人来看。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士气，士气的高低取决于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新型领导者的能力在于改善组织人际关系，使正式组织的经济目标与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要取得平衡。这些观点与古典管理理论完全不同，在人和组织这两个方面，科学管理学派看重的是组织，而人际关系学说更看重人。

人际关系理论对教育管理领域的影响，表现在提倡教育管理领域中的民主管理思想，关注教师的各种社会需求与心理需求。人际关系理论与学校管理中的民主管理思想相结合，大大改变了学校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重视学校中的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把非正式组织看作学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沟通来协调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冲突与目标；（2）重视并改善教师人际关系，满足教师的各种社会需求与心理需求，提高教师士气；（3）重视教师参与学校教育管理，改善学校中的上下级关系，共同决策；（4）重视教学民主，充分相信教师，对教师的教学不做过多的干预，有意识向学生灌输合作意识，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5）教师对管理者拥有民主监督的权力。

从总体上看，人际关系理论以及相随而来的民主管理思想，对当时的欧美学校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学校民主管理的研究和深化。

3.行为科学理论的引领

从20世纪50年代起，管理科学步入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它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探讨人的行为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行为科学进一步发展成组织行为学，着重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1）有关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的问题；（2）同企业管理有关的所谓“人性”问题；（3）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4）企业中领导方式的问题。除此之外，行为科学家还在人际沟通、组织发展和变革、角色冲突、组织文化、参与决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行为科学对管理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点：（1）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对劳动效率的影响，主张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管理；（2）认为行为是人的思想、感情、欲望在行动上的表现，管理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因措施的刺激而产生行为动机，强调从人的行为本性激发出动力；（3）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古典管理学派只注重组织的结构与科学的管理、人际关系理论只重视人的情感与态度问题的偏颇，试图用一种整体、统合的观念看待组织和人的关系，力求实现管理过程中的组织和人的统一、协调与平衡。

行为科学理论对学校管理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方面。（1）学校管理研究的多维视野。行为科学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人类的行为，为学校管理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突破了传统学校管理研究的封闭视野。（2）实证研究手段突破了经验模式。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手段被大量运用到教育管理领域之后，打破了以前的学校管理研究的“根据常识的价值判断”研究范式，使得学校管理的研究更为严谨和科学。由于采用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学校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极大改变，科学的成分大大增强，学科的体系也日趋严密和完善。（3）把学校视为开放系统。行为科学把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注重研究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管理的思想深化了人们对学校和外部环境密切关系的认识。

总之，20世纪以来的管理思想的几乎每一发展，都对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古典管理理论对学校管理的实践影响相对大些，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则对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影响相对大些。今天的学校管理学与历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历史的发展和创新。20世纪以来的管理思想，为学校管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方法。

二、中国学校管理学的发展

（一）学校管理学的起步

中国是世界上学校教育及管理理论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两千多年前问世的教育理论专著《学记》，比古罗马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早三百年；比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早一千八百多年。中国古代许多教育家，拥有非常丰富的学校管理思想，但精芜并杂，未成体系。把学校管理作为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世纪以后，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日益增多，学校管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师范学堂中必须开设《学校管理法》课程，并审定了教科书，标志着学校管理学在我国开始起步。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学者在吸收西方学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学校管理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学校管理学教材和专著。如蒋维乔、郭秉文的《学校管理法》（1910年），常导之的《教育行政大纲》（1930年），张季信的《中国教育行政大纲》（1931年），夏承枫的《现代教育行政》（1932年），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1932年），罗廷光的《教育行政》（1942年），俞子夷的《新中华小学行政》（1932年）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管理原理》和罗廷光的《教育行政》。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管理原理》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融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双元体系”的教育管理学教材。罗廷光的《教育行政》一书，在研究范围、结构体系方面与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没有重大差别，但是在具体内容上要充实、深刻得多。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校管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大陆中断长达三十年，80年代才开始恢复。在一批拓荒者的努力下，本土经验总结和国外理论借鉴齐驱并进，学校管理学的研究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师范院校普遍开设学校管理学的课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学校管理研究组织，并出版了大批学术研究刊物、专著和教材。

（二）学校管理学的兴盛

我国学校管理学的真正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校管理学成为师范院校教育管理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到1997年，国家对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重新调整分类，该专业归属管理学类公共管理学科下的公共事业管理二级学科，被列为主干课程。

早期的学校管理学，比较注重一般的学校工作的任务管理和部门管理的描述。最近若干年，学校管理学的研究内涵日趋丰富，学科的外延也有很大的扩展。从研究角度看，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化学、未来学等学科都把研究的触角伸进了学校管理领域，为学校管理研究拓宽了视野，注入了新的内容。从学科的内涵来看，学校领导体制乃至学校管理体制、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形象设计、学校管理心理、学校管理法制、学校管理经济、学校公共关系、学校管理文化、学校管理诊断与评价、现代化管理技术、国内外学校管理比较等等，都已成为学校管理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学校管理学已从当初只涉足中小学管理一隅，发展为中小学管理与幼儿园管理和高校管理、普通学校管理与职业学校管理、公立学校管理和民办学校管理等门类齐全的学科群。

但是，我国目前的学校管理研究总体水平还不高，还处于经验总结阶段，对国外的理论和经验也偏重于介绍，有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的成果还不多见。自成系统的新颖独特理论还处于酝酿之中，学校管理学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