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第一篇：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

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

第二篇：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

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

常山县广播电视大学曹礼军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

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

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同前注，第87页。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参见常远：《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6期》）、杨建广：《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和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同注2，第25页。[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同注10，第7—8页。[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第三篇：系统论在房地产企业信息化中的应用 一

系统论在房地产企业信息化中的应用

一、管理转型国内房地产企业已开始认识到，企业发展越来越需要依靠一个系统来支撑。企业利润将主要来自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圈：“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科学决策”，即企业一改过去“拍脑袋式”决策模式，更加注重基于企业内外部情报分析结果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减低风险，增大决策利润效益；改过去粗放式管理，转而追求精细化管理，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降低运营及项目成本，例如注重产品设计、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成本，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抓品牌营建等；科学的管理又促进更科学的决策，企业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与这种管理转型相应的是，房地产企业需要从传统的职能分工、条块割裂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向板块协作、流程化的企业转型。典型的房地产企业业务板块包括：

1、战略决策板块，公司战略管理远景规划、发展目标与策略制定。

2、投融资决策板块，强调科学的土地决策与投资分析，资本运作。

3、项目管理板块，由一个项目到同时服务于几个项目，使处于不同阶段项目的管理相互配合协同运作，协调项目内外部资源的配置，控制要点是项目的成本与工期进度，以及招投标、采购管理、合同管理、预决算管理、成本评估体系和供应商管理平台以选择优质供应商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4、营销与客户服务板块，包括有效的市场营销策划与销售管理，客户服务体系的建立，完善客户直接跟踪机制和客户档案。

5、财务资金管理板块，以此保证全国各项目日常资金运作的顺畅。

6、后勤支持板块，包括行政办公、人力资源体系的建立与员工绩效管理。这6大板块正是构成房地产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大系统的最优化来源于其各子系统及子系统流程之间的最优化。最优化的业务流程系统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信息系统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力支撑平台。

二、信息孤岛的产生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逐渐意识到信息化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规范管理、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信息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但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各企业也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信息孤岛，没有充分发挥系统集成的优势，甚至反过来制约了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引进系统论来指导信息化的规划与实施。房地产企业更多是围绕一个开发项目进行运作，周期长，涉及到众多业务环节：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分析、产品定位、土地获得、规划及设计、融资、建筑施工、工程监理、市场营销、销售、租赁、物业管理。由于缺乏整体、全局性的考虑，很多房地产企业先后引进了一些业务 管理软件，如OA、售楼软件、物业管理软件、租赁软件、项目管理等，这些应用软件都往往由不同开发商开发，构建的是不同的数据库，致使很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数据分布在不同的系统、地域或平台上，信息之间彼此割裂，没有体现出一个整体的系统，形成信息孤岛。这种信息孤岛主要表现为各信息系统互相完全隔离，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数据采集需重复录入，不仅增加工作量，而且可能

第四篇：废旧材料在美术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废旧材料在美术活动中的运用研究

摘 要：废旧材料在小班幼儿活动中的运用很好地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文章研究了废旧材料在美术活动中的运用，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小班幼儿；美术活动；陶行知思想；废旧材料；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12-0070-02

陶行知提出的教育观时至今日依然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废旧材料在小班幼儿活动中的运用很好地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与核心，能有效提高幼儿的全面发展。学前期是幼儿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小班幼儿由于各方面能力比较薄弱，很多东西都需要不断尝试。下面，就废旧材料在美术活动中的运用进行研究。

一、废旧材料在活动中的运用有效地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即教育从定义上来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由此可见，生活对幼儿来说是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幼儿教育的来源。很多时候，教师会忽视生活对幼儿的教育意义，特别重视教材中的教育内容，一切都是照搬理论。然而，这样的行为对于刚刚踏入幼儿园的小班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小班幼儿本身的能力有限，尤其是表达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及最重要的注意力，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中规中矩灌输教材中的教育内容，幼儿学到的东西只会是单一的，幼儿也会因为教学内容和方式没有趣味性而失去兴趣，导致活动效率不明显。

废旧材料在活动中的运用，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教师可以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精美的教玩具，以此来吸引幼儿在活动中的注意力和兴趣，充分调动幼儿在活动中的参与度。由于废旧材料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教师以及幼儿将废旧材料制作成精致的、与生活中的实物很相似的教具玩具，这样的材料会让幼儿更加熟悉，更加能够与生活结合起来，同时能让幼儿在温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表现自己。教师则可以通过简单的情境、语言的指导就可以让幼儿与同伴进行交流和操作活动。这也可以帮助小班幼儿尽快融入到幼儿园的生活中。例如，平时的区域游戏就源于生活。在娃娃家游戏中，幼儿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进行着不同的活动。通过教师在区域中投放的用废旧材料制作的电视机、冰箱、空调、桌椅等家居用品，为游戏增添了乐趣，不仅能够吸引幼儿玩的兴趣，更能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到游戏中。在游戏中自由地进行游戏，从而在游戏中获得经验与知识。这就是陶行知认为的幼儿教育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是教育。由此可见，幼儿的游戏、学习等都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也都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他们就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中获得更深刻的经验。这些生活赋予的教育，比教师强加给幼儿的硬式教育的印象更为深刻，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宝贵的经验，提高他们各方面的发展。因此，生活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2.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的延伸，是生活教育的领域论。陶行知认为，生活到处是教育，社会是生活的场所，那么社会就是教育的场所。因此，“社会即学校”。教师要以幼儿广阔的生活环境为教育场所，让幼儿亲近社会、亲近大自然，将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为幼儿提供广阔的教育场所，让幼儿在生活环境中、社会环境中以及大自然中自由地进行活动和探索，真正实现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结合。陶行知认为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的资源、环境引导幼儿获得全面的发展，充分发挥幼儿在开放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让幼儿的经验在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中得到有效迁移与升华。比如，小班开展的“秋叶飘”“冬天到”的主题活动，教师除了带领幼儿到户外进行观察，还可以在环境布置的时候利用废旧材料制作与秋天相关的事物（如秋天的树叶）、冬天相关的事物（如雪花或者雪人）等）。通过废旧材料的制作，能有效地烘托季节的特点，帮助幼儿了解四季的不同感受。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幼儿自己去感受，能够培养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秘密，在结合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的同时，也会引导他们获得更加深刻的、更进一步的经验。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教学论和方法论，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既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该理论在活动中的实践与运用，锻炼了幼儿的操作能力，能帮助幼儿获得更加深刻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学做合一”实际上是行知合一，行是做，即实践，做是第一，知是第二。“教学做合一”作为一种方法论，保证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有效施行。陶行知的这种以“做”为中心的“行知合一”的观点，表明了反对教师死板的教学方式、反对幼儿照搬模仿的现象，把自由还给幼儿，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让他们自由进行活动，通过在活动中让幼儿自己探索操作获得经验。比如，班级内组织以“废旧材料”为主的特色课题教学活动，教师让幼儿自主去进行交流、操作、探索等，幼儿的兴趣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通过利用废旧材料进行废物改造，在活动中加入趣味性的操作，不仅能通过操作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还能从操作中获得知识与经验。

二、废旧材料在活动中的运用有效地发展了幼儿的思维能

力，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

陶行知提出“六大解放”的教育思想，顾名思义，就是让幼儿自由活动，充分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尊重幼儿的想法，尊重幼儿的发展规律及其个体差异性。陶行知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把幼儿的行和知、手和脑统一起来，培养幼儿全方面能力的教育。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在现在的教育中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他认为每个儿童都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儿童的创造力需要解放和培养。活动中也需要明确教师与幼儿在活动中的地位，要以幼儿为主，教师只是一个支持者、引导者、鼓励者。同时，教师需要鼓励幼儿大胆创造，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机会。

生活中的废旧材料的运用是多样化的，每一种废旧材料都是一物多用的。因此，在教师开展的课题活动中，在提供给幼儿废旧材料之后，要引导他们欣赏几种成功的作品。如生活中的硬纸盒，可以制作成相框、可以进行添画、可以进行涂色活动等，不同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效果。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开拓幼儿的思维，还能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同时，教师将一些精美的作品投放到幼儿园或班级的环境布置中，也能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三、结束语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在生活中、教育教学中也处处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为现代幼儿教育指明了方向。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废旧材料，为幼儿创造更多表现自己、锻炼自己的机会，引导幼儿从操作中获得更全面的发展。作为教师，更要向陶行知学习，向前辈们学习，多积累经验知识。相信经过教师的努力，一定会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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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材料研究方法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材料研究方法在微量物证中的运用

冯恩科（091623）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04）

摘要：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的说明和分析，介绍了材料研究方法（扫描电镜、XRD、红外光谱、热分析、核磁共振、质谱分析）在盗窃、枪击、爆炸以及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中的应用。

关键词：扫描电子显微镜XRD 红外光谱热分析核磁共振质谱仪刑事侦查微量物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当前犯罪活动日益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即犯罪分子日益狡猾，他们为了逃避罪责，采取各种手段破坏现场痕迹，使传统的手印、足迹等痕迹物证提取率逐渐下降，给刑事案件侦破工作带来困难。但是，不管犯罪分子多么狡猾，绝不可能将其犯罪的遗迹全部消除，必然会留下微量或痕量的物证。发现提取分析鉴定这些物证，可为案情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为侦破案件提供重要线索，为审判提供确凿的证据。微量的物证分析的样品量少、来源有限、种类多、范围广、未知程度大。物性分析不仅要求种属认定，还要要求确定产地、厂家牌号和批号，做出同一认定。物证鉴定结论事关重大，要求分析数据准确可靠，不能有任何差错，在侦破案件和实际斗争中，还要求尽快完成分析鉴定。

针对以上特点，解决微量物证分析鉴定中的技术难题，除了采用一般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方法外，近年来主要应用和发展的分析技术是《材料研究方法》这门课程中所提到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技术，在这里我总结了刑事侦查中微量物证分析常用的几种分析技术，并配以相应案例，让同学们对材料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实际应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增添学习的兴趣。

1、扫描电子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由于放大倍率、分辨率、灵敏度高，同时具有快速、简便、检材用量少且不破坏检材等特点，是刑事案件技术检验的重要工具。如以下两个案例：

（1）在刑事案件和交通案件中，经常遇到被撞碎的灯泡残片，确定涉案中灯泡是在开灯或者闭灯状态时被撞碎，对案件的侦查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扫面电子显微镜对残存灯丝状态进行观察和检验，确定热断或者冷断，说明灯泡的开闭。

[1]2010年10月7日18时20分许，高某驾驶车号为冀RF0280的大客车由北向南行驶至大兴区京开高速路33公里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小货车（冀RB3610）尾部相撞，造成两车损坏，大客车上乘车人受伤。需要检验小货车（冀RB3610）后尾灯灯泡内灯丝断面状态。送检灯泡见图1。所送灯泡玻璃完好（见图1），内有两根接线柱，灯丝均从接线柱断开（见图2），灯丝残留在玻璃罩内，残留灯丝两端及接线柱上残留灯丝的表面均整齐，且断裂断缘面痕迹的边缘棱角清晰，均未发现热熔性球状体及受热拉伸变形，符合冷断拉伸变形，符合冷断的形态特征（见图3、4）。结论就是：所送肇事小货车（冀 RB3610）后车尾灯灯泡内灯丝断口呈冷断形态特征。图1 送检灯泡

图2 灯丝断开

图3灯丝端口1

图4 灯丝端口2

（2）确定水中尸体是溺死或非溺死是刑事侦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通常用检验尸体内脏器官有无硅藻(水中的浮游生物)来判断，因其误差大、准确性差，常常给工作带来困难，准确解决水中尸体是否生前入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成功解决这一难题，并且准确度达到100%。

参照硅藻检验方法解剖尸体，取尸体的肺脏，肾脏，心脏，肝脏。取肺时先用缝线结扎气管，防止异物进入肺组织；肾脏连包膜一起取下，用干净容器装标本，将标本用10% 中性福尔马林（分析纯）固定，在边缘取下一小块（大小约3cm ×2cm），放入分析纯无水酒精中，一天后取组织块用刀子剖开直接放在AMRAY 3200C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样品台上，在低倍下用背散射像对样本进行整体观察，逐渐提高放大倍数寻找组织切面上的异物（亮点），如有亮点将其放大，用能谱仪检测亮点成分，如有别于碳（C）、氧（O）、磷（P）、硫（S）、钙（Ca）等元素，就应是外来异物。如果异物较多，此尸体就是生前入水，反之就是死后入水。如图5所示[2]。

图5 生前入水尸体肺的背散射像, 亮点为外来异物

图6死后入水尸体肺的背散射像

2、X射线衍射分析

X 射线衍射分析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直接提供样品分子的结构信息，准确确定样品的具体组成。同时，XRD 分析还具有无损物证检材、制样简单、快速等优点，在刑事技术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中草药价格持续攀升，尤其是部分名贵药材，所以有不法商贩就以假充真，用一些色泽、味道差不多的东西来冒充名贵中药。因此公安机关要对此进行大力打击，但第一步就是要鉴别出真伪，中药与西药不同，不是单一的化学物质，而是天然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对中药的识别从来是靠形象描述。由于形态的复杂性，在许多情况下容易搞错，一名多物及一物多名现象并不少见。而X射线粉末衍射谱具有指纹性，混合物的X射线粉末衍射谱是单一物相衍射谱的叠合，仍具有指纹性，因而可作为一种表征中药材的现代测试手段。图7(a)(b)

[3]分别是人参与冬虫夏草真伪品衍射谱的比较。

图7 真伪人参与真伪冬虫夏草的X射线衍射图

XRD 的应用非常广泛，理论上讲，只要样品具有晶体结构，就可以进行衍射分析。波兰法庭科学工作者者Jolanta[4]曾用XRD，结合显微红外、SEM/ EDX 法对受热后发生变化的纤维进行检验。Cortis[5]用XRD 对大量的可卡因样品进行了定性分析，利用衍射谱图指纹区的不同，可以推断出可卡因样品的来源。此外，油漆中的有机或无机颜料均可用X 射线衍射进行分析[6]。Massonnet[7]对瑞士1992 年到1993年间交通事故中提取的51 种多层油漆进行XRF 和XRD 分析，结果表明用这两种方法，只有两种油漆不能区分，区分率达到97%。

3、红外光谱

高分子材料往往是以一种或多种高聚物聚合改性而成，为了加工成型时获得更优越的机械性能，常加入各种添加剂、助剂、无机填料等，因此使得材料的品种繁多、性能各异，用途极为广泛，因而也频繁出现在许多作案现场。红外光谱凭借它独特的优势，有效地解决了此类物证的检验，而且在法庭科学领域也承担着重要的检验鉴定任务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001年4月18日[8]，昌平县某路口，一辆白色面包车与一骑车人发生交通事故。在车前角提取蓝色熔融物，纤维检验检索得知，熔融物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并在死者衣服擦蹭部位也发现有相同熔融状韧性较强的物质，经检验比对，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与衣服纤维相同。破案后，肇事司机供认不讳（见图8）

图8 上曲线为PET标准图；下曲线为汽车上熔融物

4、热分析

热分析技术作为研究物质受热或冷却时发生的各种物理和化学变化的有力工具，已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公安消防机构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热分析技术应用于火灾原因分析与鉴定。在严重烧毁的火场中，常见的有重要证明作用的痕迹物证大部分被毁灭，给火灾调查造成极大困难。为顺利展开火灾调查，就要寻找那些不易被彻底破坏而有一定证明作用的痕迹物证(如木炭、混凝土构件、金属等)。通过对这些物证进行分析鉴定，发现它们的特征及证明作用，以此为依据判断火场温度，分析火势蔓延方向，确定起火部位，认定火灾原因。

对火场上采集的混凝土样品进行热分析，可以测得其受火灾热作用后的吸放热性质和热重变化，把这些性质和变化与受火场影响的标准样品的热分析结果相比较，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推断这些样品在火场的受热程度。对普通钢筋混凝土标准样作热重和差

[9]热分析，热谱图如图9所示。

图9 普通钢筋混凝土标准样热谱图

【在升温过程中，钢筋混凝土分别在81～187℃，430～590℃和732～907℃三个温度区有失重和吸热峰。

(1)在8l～187℃，钢筋混凝土发生自蒸发作用，逐渐失去自由水。

(2)在430～590℃，钢筋混凝土中的Ca(OH)2发生脱水(Ca(OH)2→CaO+H2O↑)，同时混凝土中的石英出现同质异相的晶形转化，即а—石英→β—石英。(3)在732～907℃，钢筋混凝土中发生CaCO3→CaO+CO2↑

(4)在降温过程中，在573℃附近出现一个放热峰，是β—石英→а—石英，它是升温过程中石英晶形转变的逆过程。

对火场上采集的混凝土样品按普通钢筋混凝土标准样品相同的测试条件作热重和差热分析。如果测得热谱图如图10所示，图10 混凝土样品的热谱图

将图10同普通钢筋混凝土标准样品的热谱图（图9）比较可知：缺少81～187℃的TG失重和DTA吸热峰，而430～590℃和732～907℃峰仍存在，证明试样在火场中的受热温度至少为187℃，但低于430℃。

5、核磁共振

对有些疑难物品用核磁共振分析，能取得很好结果。

某地区发生一起奸杀案[10]，现场留下一料直径为143mm、厚1.3mm、边缘呈内倾式斜面，斜面宽1.8mm，具有黑色光泽的纽扣，经调查提取嫌疑人一条长裤，该裤前腹部一排纽扣共四粒，其中一粒虽大小颜色与原裤上三粒纽扣相似，但位置明显偏离，一眼可见是后补的，但无科学依据，为验证裤上原纽扣与现场相同而与后补纽扣不同，我们用EM360L核磁共振分光光度计，H核分析试验，获得成功，如图11至14。

图10为空白TFA溶剂，图12为原裤上纽扣，图13为现场提取纽扣，图13为后补纽扣，可见图12与图13扫描谱峰A、B、C 一致，与图14谱峰不同。

图11空白TFA溶剂

图12原裤上纽扣

图13现场提取纽扣

图14后补纽扣

6、质谱分析

应用质谱计，可从爆炸现场的碎屑中鉴定出炸药的品种[11]，检测灵敏度为1 0-12g。季戊四醇四硝酸醋(PETN)的电子轰击(El)及化学电离(CI)质谱图(图15)，为案件处理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指纹”，实验结果可与计算机中的谱图库相匹配，在几十秒内获得定性结果。不同来源的炸药具有不同的纯度、不同的组成，用HPLC / MS 方法不但可鉴定炸药中的主要成分，而且通过对组成的测定去判断此炸药的来源(图16)。混合火药TETRYTOL 中的二个组分: TNT(三硝基苯)和TETRYL(三硝基苯甲胺)，HPLC既可提供它们各自的含量，亦可进行分离。负化学电离质谱(N C IMs)可供鉴定这两种化合物的“ 指纹”。应用这种技术可以迅速鉴定和比较各种炸药及火，如可用于子弹壳中的残留物与抢击受害者体内存留无烟火药的比较。

图15PETN 的EI(上)和CI(下)质谱图

图16TNT和TETRYL的HPLC/ NCI质谱 结语

以上就是材料研究方法在刑事侦查中应用最突出的几个方面，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物证分析鉴定的水平会不断提高，我个人认为微量物证分析将朝一下方向发张：

1、综合应用多种分析手段和技术，建立各类微量物证的系统鉴定方法。为了做到同一认定，只有利用多种分析手段，充分应用显微分析和各种联用分析技术，选择最佳分析程序，建立物证的系统鉴定方法，才能从有限的物证样品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分析数据，使鉴定结果准确可靠，给同一认定提供必要条件。

2、用模式识别等先进技术和方法处理分析数据，提高数据的综合应用水平。物证样品类别、品种和牌号繁多，如果用多种手段和技术分析，将得到大量数据。用常规方法处理这些数据，很难得到预期的结果。若用模式识别等先进技术在多维空间确定分类界面，将充分利用各种分析数据使鉴定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3、进一步建立、扩展和充实各种物证样品数据库，以加快物证鉴定速度，提高同一认定能力。物证鉴定主要是比对分析，只有大量收集各样品，测其多种特征和分析数据，建立相应的计算机数据库和检索系统，才能有效地提高物证鉴定的速度和水平。如织物纤维数据库、火药数据库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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