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影响（5篇范文）

第一篇：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工商1

辛冬玥 12614107

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核心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日本传统的管理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理论，融合西方的思想，总结出一套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文化体系。

一、日本的企业文化的主要特征

1、现代文明和日本传统文化交融。不论是东方的传统还是西方的现代，只要是有利于我的就“拿来”。

2、企业的家族化。日本把家的概念推广为企业和组织，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雇员和管理人员之间是有一种亲属式的团结，在企业的决策方面采用的是禀议制，征求各级管理人员意见，以保证群体的亲和感。

3、重视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方面的培养，使员工牢牢地树立集体共荣、献身企业的观念，把企业置于自己行为的最高位置。

4、加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

5、充分发挥群体的优势，提倡一致对外。

在这些文化特征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往往将重视诚信、端正并树立长远的企业目标、集体决策、保障雇佣和强调创新和进取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观念。

二、索尼公司的管理理念 1.多元化战略。为了发展成为面向世界的企业集团，索尼公司不断向新领域探索，朝着一条多元化的道路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索尼通过合营而带来了多元化。虽然从业务结构上看，各领域都是毫不相关的，但是不论是化妆品、金融、保险，还是体育用品乃至娱乐，它们都是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在各行业经营的各子分公司大都发展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巩固了索尼集团的经营基础。

2.全球本土化。索尼的发展目标就是进军全世界，这使得索尼形成了全球本土化的经营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索尼开始向海外扩张，从日本开始到美国、欧洲、东南亚各个地区开设工厂，从而实现了本土化生产，而这种本土化生产又必须实现本土的管理，因此公司在当地聘用员工和管理人才，使索尼的员工成为国际人才。

3.求新创异。“求新创异”是索尼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索尼永远不变的信念。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的需求，索尼一直走在别人前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仅取决于井深大对技术的痴迷，更源于索尼 “乐于做一只金豚鼠”的与众不同。索尼的技术创新体制保证了公司开发产品的独特性，它超越了一般日本企业先重视生产后重视技术开发的发展常规，这种独特的体制使得索尼的市场占有率不断递增。

4.人才管理。索尼公司强调尊重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很少有歧视现象很少有歧视现象。开放式的管理和宽松、平等的环境营造出平等的环境营造出开放式的气氛，使员工能够安心在公司工作，更多的关心公司，帮助公司不断发展。独有的 “终身雇用”制的索尼公司特别重视帮助员工实现人生的乐趣，实现人生价值，“内部跳槽”制的出现实现了 “人尽其才”的目的，更防止了 “肥水外流”的问题。

第二篇：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企业管理论文

《企业管理》 结业课程论文

2011年11月30日

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勃勃生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并将之与现代企管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现代的企业管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引言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

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它们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正面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人的劳动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方式使人的劳动主体性大大提升，自由自觉地发挥其创造能力已成为其主要需求。所以现代企业必须充分尊重员工的这种需求，在满足员工需要的同时达到员工和企业的双重发展。以人为本管理是适应人的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以人为本管理产生于经济高度发展，又有民主、自由和科学主义传统社会，中国虽然有人本思想传统，但由于经济水平和劳动方式较为落后，又受历史上“人治”思想的影响，制度意识和自由意识不强烈，所以我国企业应结合实际慎重借鉴。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构建和谐企业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企业精神文化的形成在于和谐企业全体员工价值观念的转变、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的追求，企业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培养，企业精神文化强，企业和谐氛围就好，则形成企业团队班子有正气，队伍有士气，员工有志气，单位有名气，因此说，企业精神文化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灵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

1.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2.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4.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科学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科学管理思想。

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以道为核心。“无为”即“无违”，管理应遵循“道”的终极法则。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无为管理模式，放手让员工发挥各自才能，只根据客观规律，积极引导组织自然发展，最后到达水到渠成的目的，从而实现企业“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目标。孔子说，“君子”使人也“器

之”，即量才录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即求全责备。儒家思想更适合于中层管理者，量才而用，各尽其才。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利和威势，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利，用严酷的刑罚来镇 压人们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统治。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法”思想——制度建设之道，“术”思想——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领导风格的借鉴）、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家思想适合于基层管理者，赏罚分明，调动基层劳动员工的积极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结论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雪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的启示交通[J].企业管理，2007，（12）[2]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2007，（02）

[3]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4]胡卫红，活学活用《道德经》。新华出版社，2006.[5]林旭，老子处世真言：灵通处世的54个阴柔智慧。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第三篇：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浅谈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关键字：法家 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为我们揭示了管理的许多核心问题，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借鉴意义。

第四篇：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

儒学传日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语言文字的差异,并没有被重视,只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皇宫贵族之间传播。直到圣德太子时期,儒学才被通过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而此后出现‚五山僧侣‛等一批儒学者,更是加速了儒学的发展。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些儒学大师的出现,更加表明了当时日本社会儒学的兴盛。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日本儒学,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的认识论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臵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谴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人类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臵，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日本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像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而这则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体现的很明显：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在日本，人际关系怎会如此冷漠。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会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帮助日本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其实早在唐朝时，儒学文化就开始被日本重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发展本国，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为

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当代，日本儒学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渐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形成了儒学和洋学,已及儒学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相结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独创一家。结论：

中国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甚至对日本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进而影响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学习儒学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时，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积淀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创新求发展、进步。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从本文亦可以学习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响，但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大发展亦需要此种批判学习与创新精神。合理处理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老师，她们将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让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参考文献：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8 藤原惺窝.《假命性理》1590 林罗山.《经典题说》

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 本尼迪特.《菊与刀》.南海出版社.2007-10-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

江上波夫.《八世纪的欧亚大陆》

第五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兵家注重战略，这些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思想

儒家也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和谐，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提升企业管理人品质修养的文化内核。代表人物如被誉为一代儒商的香港企业家李嘉诚，便是以儒家思想管理企业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成功。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人和谐相处。道家思想的精华理念，可以做为企业管理者成功管理团队、打造高素质高效率团队的法宝。其最具价值的管理理念有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和以柔克刚。

法家思想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最早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概念，但由于其思想本质是为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其大部分思想被普遍认为已经落伍、过时。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该学术思想中合理的科学内涵，其中仍有许多精华值得现代企业管理人士借鉴。如它的法治思想，要求企业必须以法制作为管理的基础，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要健全，企业管理者要重视法制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规范企业法制化建设，做到管理有“法”；“法不阿贵”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必须秉公执法，不偏不私，即便是最高层管理者也不能享有“法”外特权；“赏誉同轨”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毁誉两种激励机制时要做到目标一致，措施得当，在物质鼓励的同时结合适当的精神鼓励。

兵家思想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孙子（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虽是讲的领兵作战，但它却被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广泛运用在商战之中，原因就是它富含着极其丰富的企业管理和销售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思想讲的是管理之“道”，兵家思想讲的则是管理之“术”。首先，孙子兵法开篇言“五事”，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地人三才合一，知天知地，还要知人知才，才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其次，孙子兵法提出“为将之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此乃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智者人附，信者人归，仁者爱人，勇者服人，严者明人，当企业管理者拥有这些素养后，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潜力，实现“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再次，孙子兵法的“奇正相生，出奇制胜”思想，更是企业追求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谋略。企业要想得以长久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要有大胆创新的意识。

总结

中国渊远流长的数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一定是不成功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管理思想更值得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并探究其现代意义，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华传统精华文化的根基之上寻求各种文化的交融点，做到中西合壁，科学发展，并以理论结合实际，尽快探索建立起现代企业的“中国管理模式”，让中国传统文化再焕生机，让中华民族企业傲然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