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于鲁迅革命思想之影响

第一篇：日本对于鲁迅革命思想之影响

日本对于鲁迅革命思想之影响

毛主席曾在《新民主主义论》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句话也给了我们后人很大的思维定势。因为按照这句话的观点，鲁迅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而是因为他的革命精神。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番赞美之辞，使得后世虽有争论。但绝大多数都把思想家和革命家尤其是革命家放在重要地位。

然而我们究查鲁迅一生创作足迹，他在1930年以后写作了大量的关乎政治关乎“革命文学”的杂文，这也标志着鲁迅的“政治化”倾向。公开站在左翼文学的前线，改变了以往对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消极和否定态度。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厌恶政治的，而鲁迅有感于政治界一片乌烟瘴气以及学生运动的惨烈和哀悼。采取这种姿态显而易见是具有革命性的，但其前期的作品呢？为什么就没有体现出如此明显的革命性。在中国学习的鲁迅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自日本归来之后，变化如何？这将是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

1899年鲁迅转入路矿学堂学习，这是所新式学堂，鲁迅在此接受了许多新式教育，对于鲁迅思想知识发展撞击最大是严复，梁启超等人注译和他们所办的报刊。他对严复翻译的《原富》和《天演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新奇的世界唤起了鲁迅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也必然地点燃了他年轻的想象力，虽然一个20岁地青年学生是否能真正理解赫胥黎学说还说不一定。但鲁迅显然是陷入了当时的那种改良运动的情势中，被他所敬慕的“新学”学者们所左右。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和其他民族竞争。这也就解释了鲁迅学习科学技术的任务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功利主义倾向，虽在后来证明是不符合其志向的，但为其后来在日本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02年3月,由于鲁迅学业成绩优良,由官派去日本留学.去时还是一个胡茬隐隐渴求西

方科学知识的青年,7年之后,鲁迅已成为一个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正确方向的中年人了.世事沧桑时光运转,7年的日本生活究竟给鲁迅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鲁迅的革命思想又有过怎么样的养成和斧正?我们将从鲁迅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来进行探究.在当时的日本,中国的留学生超过了1万人.而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上和道德上都非常松弛.追求享乐和放纵,完全不知学习理想为何物,为此鲁迅曾写过一首”宝塔诗”讽刺他们.兵成城大将军 威风凛凛处处有精神挺胸肚并步行说什么自由平等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哨官营官并不是什么高级的军官,而这群留学生虽满嘴的”自由”,”平等”的新名词,但其内里所想却是对这些小官的梦寐以求.这显然是对他们的讽刺和挖苦.鲁迅在夸大这些留学生保皇派的丑态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崇高志向.他对于保皇党的严重不满也体现出来他对于那个封建社会的严重失望,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这儿下定论,言之鲁迅乃坚定信念之革命派,实属望文生义了,鲁迅看不过眼的原因大多还是在于他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发誓学习科学技术以增益国力的愿望,对于他们的失望颇有怒其不争之恨,只能说鲁迅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的勇气和胆魄,已然不是一个只读圣贤书的留学书呆子是也.鲁迅在日本的学生生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三个字”不积极”,这个不积极只是在学生运动和对于革命的态度上,为众多鲁迅研究之所知的是,鲁迅在日本的学生运动中不是活跃份子,虽然他也参加了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但他似乎并不喜欢任何狭隘的政治方案和急于求成的行动.他也会参加集会,听演说,和革命者聚会并谈话,而且阅读诸如《浙江潮》等各省学生办的报刊。但他对于革命和革命者仍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看法，他会觉得革命者如秋瑾等人过于鲁莽，而许多革命活动也欠缺全面的考虑，总而言之，鲁迅对于革命并未如同后世人热衷的那般狂热和信仰。

同年，鲁迅剪掉了辫子。从大的方面看，这是一种民族的，政治的反抗，小的方面来说，鲁迅受到了许多先进留学生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生活，这件事也促成了那首著名的《自

题小像》的诞生，从诗中的意蕴和这件事来看，我们能得出的最妥恰的结论就是，鲁迅是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人，其革命性有一定的被动性。

而文学上，鲁迅是带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到日本的，文学并不是他的主业，因此会比他所学习的科学技术更能超越时代性而更具有鲁迅的个性色彩。因此，由鲁迅在日本期间的文学创作推究其革命思想，更加具有权威性。

1903年鲁迅在《浙江潮》发表两篇文章《说鈤》，《中国地质略论》。虽然这是鲁迅对于自己在路矿学堂学业的总结，但由其中“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等文句也不难看出鲁迅的强烈爱国情怀。而在另一篇鲁迅的重要译作《斯巴达之魂》里，却很明确的表现出来他对民族主义的独特看法，他尊用了梁启超的用西方历史为当前政治教诲服务的思想，在文章中无比激动地赞扬了斯巴达战士英勇献身的精神。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这是与与时代流行的观念的，既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态度。这篇文章可以算作是鲁迅革命思想的一个转变。标志着鲁迅在国内时期的带有功利主义思想的改良主义的破产。鲁迅已然不再认为梁启超倡导物质层面的向西方学习的改良主义行得通了。他强调的是探索中国人民的精神深度的必要。同样的，鲁迅思想也并未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相融合。他好像并不热衷暴力革命的形式，在他心里，好像改造国民心理思想要更加迫切更加紧要一些。

综文所述，日本对于鲁迅先生革命思想的培育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虽然鲁迅一生都在厌恶政治和迫于卷入政治的挣扎中，但在日本的岁月中，是鲁迅先生革命思想发展最为自然最为贴近志向的时期，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无法估量。

文学与新闻学院编辑出版专业 1041047009黄璐

第二篇：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

儒学传日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语言文字的差异,并没有被重视,只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皇宫贵族之间传播。直到圣德太子时期,儒学才被通过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而此后出现‚五山僧侣‛等一批儒学者,更是加速了儒学的发展。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些儒学大师的出现,更加表明了当时日本社会儒学的兴盛。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日本儒学,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的认识论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臵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谴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人类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臵，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日本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像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而这则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体现的很明显：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在日本，人际关系怎会如此冷漠。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会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帮助日本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其实早在唐朝时，儒学文化就开始被日本重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发展本国，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为

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当代，日本儒学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渐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形成了儒学和洋学,已及儒学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相结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独创一家。结论：

中国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甚至对日本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进而影响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学习儒学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时，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积淀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创新求发展、进步。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从本文亦可以学习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响，但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大发展亦需要此种批判学习与创新精神。合理处理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老师，她们将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让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参考文献：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8 藤原惺窝.《假命性理》1590 林罗山.《经典题说》

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 本尼迪特.《菊与刀》.南海出版社.2007-10-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

江上波夫.《八世纪的欧亚大陆》

第三篇：鲁迅童年体验对于创作的影响

鲁迅童年经验对其创作影响

张珍（20100101146）

摘要：童年经验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因为个体的童年体验是对外在世界和生命自身的第一次发现，从而引发出来自生命本体的原初之力，形成情感和智慧无法遏止的释放。这种释放会在作家以后的创作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沉淀，从而呈现出富有诗意光彩的审美风范。而鲁迅先生的独特的童年记忆，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内涵和艺术特性，也使他成为中华民族之魂。

关键字：童年体验，鲁迅，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

“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①对于作家而言，童年时期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经验往往给他们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童年经验就其性质来看，可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一般说来，痛苦的体验对于艺术家的影响是更为深刻而持久的，并且对其创作的影响也是发挥着潜在的动力作用。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先生，在他的特殊童年经验中既有丰富性的童年体验，使得他的那些回忆儿时的作品中洋溢着温暖的气息，给读者一种温情的体会；当然又存有缺失性的童年经验验，这些创伤性体验使得他勇于肩负起启蒙大众的任务，带着对传统社会与文化彻底反叛的立场开始文学创作。从而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沉重的社会民族使命感，带着一种特别的厚重与苦涩。

一、童年的丰富性体验对于创作影响

“艺术家的丰富性体验，指的是艺术家获得爱、友谊、信任、尊重和成就时的内心感受。丰富性体验是一种欢悦、幸福的体验，它使艺术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人的心灵的美好。” 艺术家的丰富性体验，尤其是对爱的温暖的体验，是他们人格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也会造就艺术家在其创作中展现出对于美好记忆的亲切的怀恋和对与充满爱的温暖的生活的向往。作家鲁迅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很幸福、很安逸的。他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的一个书香门第，并且他们周家又是当地的大家。而且鲁迅的出生位置也很优越：体面的大少爷，长门长房长孙！凡这一切，都决定了鲁迅童年的幸福！连鲁迅自己都说：“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②这说明，鲁迅从一出生就是受到万般重视和千般宠爱的。那时 ①② 童庆炳，程正民编：《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选自鲁迅著：《我的第一个师父》 候，不但他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健在的曾祖母对他疼爱有加，两三岁的鲁迅很是会调戏这位年事已高的曾祖母的，每次都惹得曾祖母哈哈大笑；而且家里的仆人、保姆都对他很是照顾，比如他的文章中曾多次出现过的、他的保姆“长妈妈”。这个长妈妈不但给鲁迅讲了很多的长毛太平军故事，还给鲁迅搞来了“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绘图版的《山海经》，激动得这孩子“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①。可见，童年时期鲁迅的生活并不悲惨，也不缺乏爱的滋润。正是这些欢悦的、幸福的童年体验，使得他的回忆儿时的作品中饱含着儿童的纯真，充满着舒适、温馨的感情。比如在《社戏》中，小说写到“我”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邻村看社戏的情景，处处洋溢着夏天的温馨，一切让人觉得那么和谐，自然，充满生趣。又如，鲁迅在自己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如诗的笔触舒卷自如地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百草园曾经是“我的乐园”，那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有鲁迅儿时最快乐自由的时光。虽然，长大读书的部分，对束缚孩子的私塾教育有隐晦的批判，但从我的眼中，却也看到了作者在私塾读书时的快乐，虽然那是一种有约束的快乐。还有，在《故乡》中回忆儿时玩伴的情景，也有真实的温情显露。可以说，如果没有作者童年关于爱的体悟和关于幸福的感受，那么作者是写不出这种饱含着温情与美好的作品的。

二、少年的缺失性体验对于创作的影响

所谓的“缺失性体验”，就是指童年生活很不幸（或突遭不幸）或是物资匮乏，或是精神受到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一般来说，艺术家的缺失越多，其缺失性体验也就越强烈，而这种缺失也会让他们产生更加痛苦的感觉。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意志和创造的冲动，促使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活动，去努力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这就是说，他们的缺失性体验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鲁迅的缺失性体验体现在他少年时期的家庭的突遭不幸。鲁迅的童年与少年，是一个从天上到人间的跌落过程。对此鲁迅自述曰：“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②1893年，祖父因“科场贿赂案”而入狱，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就在周家元气大伤之际，鲁迅的父亲又卧病不起。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 ①② 选自鲁迅著：《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

本篇据手稿编入。它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叙传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一面要承受这生活变故的打击,一面还要为孤立无援、煎熬万端的母亲分忧。期间，祖父的“科场贿赂”案发生后，全家惊恐万分，深怕受到株连，鲁迅便随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乡下的舅舅家避难。寄人篱下，倍受歧视，因着避难“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而未能像过去那样感受到一种亲情间的温情，这在鲁迅无异于侮辱，这些遭际让他看清了上层社会的丑恶、冷酷、虚伪，产生了对他们的憎厌之情。正像他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正是因为鲁迅经历了一落千丈、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所以他才能看透世情和人情，才能举起改造中国人人性的大旗，才能肩负起改造社会和民族的委任！当然，在其创作中也展现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重思考。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对于中国人民的毒害，比如在《狂人日记》中毫不留情的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充满痛惜的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艺术大师和文学巨匠，通过体验自身的缺失进而感悟到更为普遍的缺失，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鲁迅先生把个人的缺失性体验注入了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从来就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表现出对整个民族前途的担忧，所以，他是伟大的，但也是痛苦的！比如，在作品《纪念刘和珍君》中，他怀着巨大的悲愤大骂军阀的滥杀无辜，称刘和珍君们是“真的勇士！”又如,在小说《药》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地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鲁迅先生对于“国民的劣根性”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比如在小说《阿Q正传》中，全面的暴露了中国国民的痼疾：奴性，欺软怕硬，虚伪，麻木等等，深刻的揭露了中国国民性。又在《祝福》中展现了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和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情。

童年经验几乎是每一位伟大作家巨大而珍贵的创作源泉。因为童年生活深深地镌刻在作家的头脑中，成为一种永恒的回忆。鲁迅先生童年生活的爱的体验，使得他的作品中对于儿时记忆的描写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深切的怀念。而少年由于家道中落所带来的缺失性体验，所以，经历世态炎凉后的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就有着一种冷峻而犀利的风格和充溢人性的淡漠和无情，但是，鲁迅并不是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体验中，而是把个人的缺失性体验融入到了社会和时代的缺失之中，在创作中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虑。

①选自鲁迅著:《<呐喊>自序》

第四篇：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工商1

辛冬玥 12614107

日本现代的企业管理核心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日本传统的管理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理论，融合西方的思想，总结出一套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文化体系。

一、日本的企业文化的主要特征

1、现代文明和日本传统文化交融。不论是东方的传统还是西方的现代，只要是有利于我的就“拿来”。

2、企业的家族化。日本把家的概念推广为企业和组织，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雇员和管理人员之间是有一种亲属式的团结，在企业的决策方面采用的是禀议制，征求各级管理人员意见，以保证群体的亲和感。

3、重视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方面的培养，使员工牢牢地树立集体共荣、献身企业的观念，把企业置于自己行为的最高位置。

4、加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

5、充分发挥群体的优势，提倡一致对外。

在这些文化特征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往往将重视诚信、端正并树立长远的企业目标、集体决策、保障雇佣和强调创新和进取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观念。

二、索尼公司的管理理念 1.多元化战略。为了发展成为面向世界的企业集团，索尼公司不断向新领域探索，朝着一条多元化的道路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索尼通过合营而带来了多元化。虽然从业务结构上看，各领域都是毫不相关的，但是不论是化妆品、金融、保险，还是体育用品乃至娱乐，它们都是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在各行业经营的各子分公司大都发展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巩固了索尼集团的经营基础。

2.全球本土化。索尼的发展目标就是进军全世界，这使得索尼形成了全球本土化的经营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索尼开始向海外扩张，从日本开始到美国、欧洲、东南亚各个地区开设工厂，从而实现了本土化生产，而这种本土化生产又必须实现本土的管理，因此公司在当地聘用员工和管理人才，使索尼的员工成为国际人才。

3.求新创异。“求新创异”是索尼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索尼永远不变的信念。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的需求，索尼一直走在别人前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仅取决于井深大对技术的痴迷，更源于索尼 “乐于做一只金豚鼠”的与众不同。索尼的技术创新体制保证了公司开发产品的独特性，它超越了一般日本企业先重视生产后重视技术开发的发展常规，这种独特的体制使得索尼的市场占有率不断递增。

4.人才管理。索尼公司强调尊重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很少有歧视现象很少有歧视现象。开放式的管理和宽松、平等的环境营造出平等的环境营造出开放式的气氛，使员工能够安心在公司工作，更多的关心公司，帮助公司不断发展。独有的 “终身雇用”制的索尼公司特别重视帮助员工实现人生的乐趣，实现人生价值，“内部跳槽”制的出现实现了 “人尽其才”的目的，更防止了 “肥水外流”的问题。

第五篇：故事新编之鲁迅思想分析

故事新编《铸剑》篇之我见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由于家道中落而深知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悲哀；他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深刻观察亦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意义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通宵不眠的守夜人，是专作恶声的猫头鹰；他将绝望看做革命的动力，将包围自己的黑暗和死亡看做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这样的思考凝聚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而在这篇选自《故事新编》的小说《铸剑》中，鲁迅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复仇思想。以及富创造力的写作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将自身化作“黑色人”带领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眉间尺复仇，最终“黑色人”牺牲自己和少年一同完成了复仇大业。

这大大体现了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的精神。

鲁迅曾加入左联，愿为这些激进的青年所利用。虽然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已经能看出，他早已看清这些少年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与《铸剑》中所描写的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关系极为相似。

他们的相似点在于共同的目的——“复仇”。鲁迅是主张复仇的，他认为“报复不是同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建立在过去曾有恃强凌弱的前提下，弱者对强者的报复。”他在遗嘱中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还补充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原谅。’”

这种复仇所体现的反抗精神恰恰就是千年来被儒家礼让文化所主导的中国所缺失的。对这些沉睡着的庸众，这些被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过去，分明是不敢反抗却要高声嚷着“儿子打老子”的阿Q们，鲁迅先生以“黑色人”的身份一剑刺破了他们自我安慰的谎言。即使将所有的痛苦置之不理，而专注于写好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圆。阿Q被杀头的事实还是没有被改变。倒不如像“黑色人”和眉间尺一般，削了自己的脑袋，紧紧咬住皇帝的头颈，和强暴势力同归于尽。

而当时还有些学者以“仗义，同情”来反对报复，反对革命，反对激进主义，则为鲁迅所不齿。他托“黑色人”之口这样说道：“‘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侮辱的名称。’他言冷的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鲁迅向来对主张空谈反对实践的学者们没有好感，《治水》中满口昏话而趋炎附势的鸟头先生和《起死》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因怕麻烦而又借仁义道德逃脱的一干二净的庄子等都是鲁迅先生所刻画的无用学者们的典型形象。

而仅仅有了复仇的热情是不够的，鲁迅先生以“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对比表现了在革命的复仇道路上，智慧往往比热情更加重要。

眉间尺充满了复仇的热情却性情优柔，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他决心要想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这里写出了眉间尺虽然努力装出了大人的样子却依旧难掩幼稚。空有革命的热情却缺乏谋划革命的智慧和冷静。他几乎无法平静自己——“但他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起来，他听到的母亲失望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而就在眉间尺在城中遇到了无赖少年，这个柔软的少年几乎要在复仇途中放弃的时候，“黑色人”出现了。

他的出现使得眉间尺从“他不觉一冷，但又立刻灼烧起来，像是猛火焚烧着。”、“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的浑身发火。”的状态里解脱出来。给了眉间尺以继续复仇的信心。

“黑色人”与眉间尺相比明显革命的态度更加坚决却更加能够冷静的思考。他不像眉间尺那样思前想后，左右徘徊，他一心想的只有复仇“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这样坚定的信念亦给了眉间尺极大的希望，因而，在“黑色人”明确提出了复仇计划要求眉间尺牺牲时。眉间尺亦不再迟疑，利落地交出了自己的宝剑和生命。

而最终“黑色人”亦没有辜负眉间尺的信任。他将眉间尺的头放在鼎中舞蹈，引得皇帝低头细看时，“黑色人”削下了皇帝的脑袋，而在眉间尺与皇帝的斗争中，眉间尺几乎要落败之时，“黑色人”大义凛然的削下了自己的脑袋，与皇帝的脑袋同归于尽。

最后“黑色人”和眉间尺的脑袋由于和皇帝的脑袋一同被煮化而不得不合葬。“三首一王”的结局大大嘲弄了依附于强大的恶势力的所谓“义民”们。这结果，无疑是对“黑色人”和眉间尺复仇结果的最佳赞誉。

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是借“黑色人”和眉间尺的配合复仇，为当时青年们的革命指明了一条方向。即和有经验的革命者配合，用自己革命的热情配合以老一辈革命者总结出的革命智慧和经验教训，一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黎明而奋勇向前。

行10级文秘（3）班

陈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