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短板

第一篇：鲁迅思想短板

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未删节版）

作者：朱学勤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登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恰恰是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支撑他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三百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边疆失学、失业者蜂涌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１９６６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１９４９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３０年代上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是“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家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唯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它，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次进 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也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直至毛泽东。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唯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1957只能把心爱的鲁迅送进牢里。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这是“民主悲剧”吗？其实是哪里归哪里，各家抱各家，远开十万八千里。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须知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怎么那样烦躁不安？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珍稀，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１９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象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最后，是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万万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 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认真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５０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凡经“改造”者，都不如“不改造”的另一半。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民主的养成在民主，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30年代说得对。如欲制度之外或之前先来“改造国民性”，只能落于上述陈迹，不是法西斯，就是红色恐怖，或熔铸于一炉。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文革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其实是“解散”，而不是“铲除”。至少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还没有。天可怜见，中国？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 原载 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该报发表时略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第二篇：关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浅谈

关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浅谈

摘 要：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关键词：鲁迅作品 现实主义者 启蒙者 正

文：

现在常常有人说，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已经过时了，可见，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并非只是一个纯学术范畴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强烈针对性、现实感的 问题。我们正处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而鲁迅正是代表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找真理的一代人，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可以说，“五四”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只要我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我们总是会想起一位文化巨人：鲁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需要发扬鲁迅精神，还应该学习鲁迅笔法。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没有过时，鲁迅研究还有着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我就当下鲁迅研究谈谈我的若干浅解。

一、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 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 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 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二、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 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 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 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三、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 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四、总结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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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思想态度才是工作成绩的短板

走进新时代-解放旧思想

“思想态度才是工作成绩的短板”

思想指挥你的行动-态度决定你的成败，无论你从事何职何业，总有适合你的岗位，在岗位上、在工作中，文凭、水平、身份并非是影响工作成绩的主要原因。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有很小的差别，但这种很小的差别却往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简单的说，思想就象一个摇控器，它可以接受任务、派出任务、指挥你去行动及判断你的成绩，而成绩的好坏确取决于你执行任务的态度，同样的任务，态度积极的人会完成得超出预期，态度消极的人就做得一塌糊涂。比如：我每天下班以后还替家属去当保洁员的时候，我就把这份工作当成同事们每天下班后去散步、去锻炼，也许我这锻炼要比他们的锻炼更全面、更有效，并且还有报酬，只有用这样思想去思考问题，自我安慰，才会觉得心里很平衡，就会用积极的态度把工作完成得很好。

一、“创”新思想.“废”旧观念

其实思想就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创新思想既是工作的灵魂，又是工作路线的指南针。就算你干农业，没有主动去劳动创业发展的先进思想和苦干实干的工作态度，每天在家吃喝玩乐，得过且过，只想着国家不会让你饿死，没有了就去找政府，政府欠你的吗？这样等、靠、要、坐以待毙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思想能发展、能致富吗？如你是干部更应该有全新的、科学的、至高无上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态度，要以全心全意、脚踏实地的做好本

职工作，要与时俱进，在思想上有超越、工作中有创新、业务上有提升、工作态度上有改变、甚至要用无与伦比的新思维、新理念开展工作。

但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政治理论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才能形成自己的崇高思想，才能把任务完成的更圆满。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只有思想改革创新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作，只有凝聚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精神，才能促进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首先，创新思想要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思想也应视作一种生产力，创新思想就是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探索提高个人的工作能力的突破口。就是当你遇到困难和冲突时，在自己身上查找存在问题、查找差距、激发潜在的思想活力，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转变观念，要学会从多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用崭新的眼光、科学发展的观点去解决问题。还需要善于在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加强学习，认真总结，积极主动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更要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学习要有方法，学习要有针对性，更要有时效性，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在学习中努力增长自己的才干，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更新工作观念，创新思想理念，拓展工作思路，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自我查找、自我提高为主体。

其次，要做到创新思想不是一句空口号，创新思想重在行动，贵

在落实，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加强力度，积极探索措施，就是要与时俱进，通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经验，创新工作载体等方式，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改进和改善工作及学习态度。要知道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以突破前人实践，改进为创新的目的，以实践来检验一切，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实绩，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领会到创新思想就是解决新问题的根本。

因此，始终坚持以创新思想贯穿工作全局，牢牢把握“突破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作风，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是通过创新思想、更新观念来实现新突破，真正树立敢于突破，敢担风险，敢于负责的态度，打破惯性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跨越，不断满足新形势的工作需求。二是要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浩然正气、为民服务的精神，保证各项工作快速发展。三是要转变求稳怕乱、怕激化矛盾的思想，树立敢想、敢闯、敢试、敢拼、敢干的观念。杜绝存在推诿塞责、推脱责任、推卸责任，存在“轻发展、松管理、差服务”的现象。四是对各项工作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分类指导，认真总结成功做法和经验，全面展示通过创新思想带来的新思路、新举措、新进展、新成就，如何达到奋力赶超和加快发展、如何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迫切需要。五是扭转有小进即满，固步自封的思想，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于个人思想而言，人到中年，经验、阅历已经上了一个台阶，管理水平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向前走困难只会越大，问题只会越多，今天的成绩是多年辛苦付出的应有回报，向上进取的劲头削减了，安于现状心态出现了苗头。对于本职工作，只与自己原来比，不与各级各县比，工作过于求稳，不敢挑担子，精神状态不够振奋，精神面貌不如从前，党员意识、理想信念有所淡化，工作责任心、主动性、创新精神、刻苦精神、实干精神有所减弱，认为自己过去几年干的还可以，再没有必要那么叫真，那么严肃，主观上也不想过多地去“伤感情”、“得罪人”的保守思想。这种自满的情绪不论于公于私，都是及其有害的，既不利于个人的进步，也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时代要求的创新思想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勇于创新，锐意进取，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解决墨守成规、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问题。第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安于现状，更没有理由固步自封;要以更快、更高、更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质量，以不进则退、无功即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来调整我们的精神状态。所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我们必须以创新思想为动力，在实际工作中，以加快发展为取向，以赶超先进为标杆，争先创优，加速前进的新时代精神理念。第二创新思想就是要破除因循守旧、自满保守、狭隘封闭、片面发展观念，强化改革创新、危机忧患、科学发展意识，即破除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观念，牢固树立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增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时代洪流中来，再建新功;更深一层，敢于大胆创新、善于创新，力求先人一步、快人一拍，在各个领域勇争第一；破除“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观念，牢固树立时代的责任意识，增强敢立潮头的胆略、“敢为人先”的勇气、敢甲天下的精神，努力做党的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科学发展的实践者。

率先做忠实执行者，要不为虚名所累、不为私利所诱，要有脚踏实地、想干真干、巧干实干的精神在推动工作创新发展上当表率，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集中到求发展上，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创造成绩。第三事业是干出来的，因此必须把握工作的发展规律，创新工作理念、破解工作难题、坚持时间和质量的相统一，在又好又快上下功夫，应当敢于担当、善于谋划、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努力改变学习不主动，自觉性不高，业务知识不够熟练，工作被动落实多，主动超前少的陈旧思想。第四要牢固树立重在行动，贵在落实的新理念，要将学习与行动结合起来，做到脚步达不到的地方，眼光可以达到;眼光达不到的地方，思想可以达到。只要我们勤学习、善思考、勇实践、敢转变，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达到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党性的目的，增强了信心，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坚决反对在具体工作中，一直存在着只求过得去、不图过得硬的思想，不想碰硬，满足于做完就行，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惯性思维，不求数量质量的有机地结合，虽然能够完成工作，但只求一般标准，标尺不高，干些工作就有满足感的倾向，在破解难题、创新方法和措施上有很大差距。在思想认识上，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创新有领导去想，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之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挥下，工作行动中就有瞻前顾后心理，放不开手脚，自信心不足，在作风上、方式方法上，思路不宽，创新不够。主要原因是你没有创新进取的思想，紧存有安于现状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致使自己没有开拓精神、创新精神、进取精神。

二、转变工作态度.塑造优越成绩。

“态度决定一切”，态度才是影响成绩的短板。一个人工作忙忙碌碌体现思想先进，而工作盲盲目目确是态度败坏的表现，工作需要创新思想的指挥，更需要积极的态度去执行，你有再先进的思想、再高的知识水平，不在实际工作去实浅，不用行动去证明那也是空谈。大家都知道，相同的工作，不同两个人做出的成绩是不一样的，文凭、水平、身份都高的人不一定比文凭、水平、身份低的人做得好，这就取决工作态度问题。

比如：单位领导安排大家写一篇学习（XX）的读后感时，有的人将思想、态度融入其中，把文章写得词句精辟，栩栩如生、条条有序，让人读时自感身临其境；有的人写得有头无尾或半途而废，有的延迟上交或甚至放弃，有的人确就从网上原版打印。但最终结果证明，写得好及时上交的并不一定是文凭水平高的同志，而是思想先进，态度积极的同志。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客观因素，而在于我们做事的态度，所以，我认为工作态度才是真正影响成绩的短板。

我们的人生中存在正反两面:光明，幸福，愉快，希望等等这是代表着正面，黑暗，诅咒，绝望，忧郁等等这些代表着反面。如果让您选择，您会选择正面还是反面呢？就一个人来说，他的一生不可能一直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有时是消极的。反之亦然。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黑白大搏斗，这就是消极态度与积极态度之间的搏斗。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佩戴着一幅隐形的护身符，护身符的一面刻着积极的态度，另一面刻着消极的态度，并且这块隐形护身符具有两种十分惊人的力量：

东西，夺走你生活中的一切。当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支配自己的人生时，就能够乐观向上地正确处理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当我们用消极的态度去支配自己的人生时，就不敢也不会积极的去解决人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结果你就会觉得万事不顺。“放开眼”与“皱眉头”就是对人生两面的选择，你选择正面，就能乐观自信，勇敢地应对一切，而你选择反面，就只能紧锁眉头，郁郁寡欢，最终成为人生的失败者。

其实，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有很小的差别，但这种很小的差别却往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客观因素，而在于我们做事的态度。当然客观困难的确存在，关键在于我们是直面困难、解决困难，还是回避困难、在困难面前放弃，这便是一个态度问题。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只要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不为困难所吓倒，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使自己成为一名生活和工作中能干的勇士！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工作很累，钱挣的很少”，“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他挣的钱比我多呢?”，“领导为什么只重视他，委以他重任呢？”诚然，这样的情况实际中确实存在。带着情绪工作，肯定不会有出色的表现。大家试着想想，如果在你的左手边站着一个态度积极向上、凡事都抱着必胜信心的员工，右手边站着一个灰心丧气、凡事都摇头的员工，领导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工作是需要热情和行动的，工作是需要努力和勤奋的，工作是需要有一种积极主动、自动自发的精

神，工作中的乐趣更是需要我们大家用心去体会的。把工作当作是一种享受，完成工作是一种乐趣，它是我们能力的释放，是学习的乐园，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干部，除了知识积累，现在最需要的是转变思想端正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勤奋，将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才体会到工作中的无穷魅力。拿我自己来说吧，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在我的心目中，就有一种观念在逐渐地根深地固，那就是“态度决定一切”，也正是由于心中报有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才使我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些小小的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人生在世，只有区区数十年，选择反面，你的一生将碌碌无为，以失败而告终，为之又何益？而选择正面，你的一生将灿烂无比，精彩绝伦，又何乐而不为呢。

册亨县疾控中心

侯先品

2017年11月20日

第四篇：故事新编之鲁迅思想分析

故事新编《铸剑》篇之我见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由于家道中落而深知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悲哀；他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深刻观察亦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意义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通宵不眠的守夜人，是专作恶声的猫头鹰；他将绝望看做革命的动力，将包围自己的黑暗和死亡看做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这样的思考凝聚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而在这篇选自《故事新编》的小说《铸剑》中，鲁迅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复仇思想。以及富创造力的写作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将自身化作“黑色人”带领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眉间尺复仇，最终“黑色人”牺牲自己和少年一同完成了复仇大业。

这大大体现了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的精神。

鲁迅曾加入左联，愿为这些激进的青年所利用。虽然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已经能看出，他早已看清这些少年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与《铸剑》中所描写的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关系极为相似。

他们的相似点在于共同的目的——“复仇”。鲁迅是主张复仇的，他认为“报复不是同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建立在过去曾有恃强凌弱的前提下，弱者对强者的报复。”他在遗嘱中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还补充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原谅。’”

这种复仇所体现的反抗精神恰恰就是千年来被儒家礼让文化所主导的中国所缺失的。对这些沉睡着的庸众，这些被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过去，分明是不敢反抗却要高声嚷着“儿子打老子”的阿Q们，鲁迅先生以“黑色人”的身份一剑刺破了他们自我安慰的谎言。即使将所有的痛苦置之不理，而专注于写好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圆。阿Q被杀头的事实还是没有被改变。倒不如像“黑色人”和眉间尺一般，削了自己的脑袋，紧紧咬住皇帝的头颈，和强暴势力同归于尽。

而当时还有些学者以“仗义，同情”来反对报复，反对革命，反对激进主义，则为鲁迅所不齿。他托“黑色人”之口这样说道：“‘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侮辱的名称。’他言冷的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鲁迅向来对主张空谈反对实践的学者们没有好感，《治水》中满口昏话而趋炎附势的鸟头先生和《起死》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因怕麻烦而又借仁义道德逃脱的一干二净的庄子等都是鲁迅先生所刻画的无用学者们的典型形象。

而仅仅有了复仇的热情是不够的，鲁迅先生以“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对比表现了在革命的复仇道路上，智慧往往比热情更加重要。

眉间尺充满了复仇的热情却性情优柔，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他决心要想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这里写出了眉间尺虽然努力装出了大人的样子却依旧难掩幼稚。空有革命的热情却缺乏谋划革命的智慧和冷静。他几乎无法平静自己——“但他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起来，他听到的母亲失望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而就在眉间尺在城中遇到了无赖少年，这个柔软的少年几乎要在复仇途中放弃的时候，“黑色人”出现了。

他的出现使得眉间尺从“他不觉一冷，但又立刻灼烧起来，像是猛火焚烧着。”、“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的浑身发火。”的状态里解脱出来。给了眉间尺以继续复仇的信心。

“黑色人”与眉间尺相比明显革命的态度更加坚决却更加能够冷静的思考。他不像眉间尺那样思前想后，左右徘徊，他一心想的只有复仇“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这样坚定的信念亦给了眉间尺极大的希望，因而，在“黑色人”明确提出了复仇计划要求眉间尺牺牲时。眉间尺亦不再迟疑，利落地交出了自己的宝剑和生命。

而最终“黑色人”亦没有辜负眉间尺的信任。他将眉间尺的头放在鼎中舞蹈，引得皇帝低头细看时，“黑色人”削下了皇帝的脑袋，而在眉间尺与皇帝的斗争中，眉间尺几乎要落败之时，“黑色人”大义凛然的削下了自己的脑袋，与皇帝的脑袋同归于尽。

最后“黑色人”和眉间尺的脑袋由于和皇帝的脑袋一同被煮化而不得不合葬。“三首一王”的结局大大嘲弄了依附于强大的恶势力的所谓“义民”们。这结果，无疑是对“黑色人”和眉间尺复仇结果的最佳赞誉。

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是借“黑色人”和眉间尺的配合复仇，为当时青年们的革命指明了一条方向。即和有经验的革命者配合，用自己革命的热情配合以老一辈革命者总结出的革命智慧和经验教训，一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黎明而奋勇向前。

行10级文秘（3）班

陈明佳

第五篇：鲁迅杂文的思想

鲁迅杂文的思想

摘 要： 鲁迅倾注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浇铸在杂文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从而使这种文学样式不断繁荣、成熟。鲁迅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艺术天地。鲁迅杂文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派的批判，猛烈抨击封建性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针砭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杂文的几个重点内容，形成和现实密切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此外，有一部分杂文歌颂了新生力量，歌颂了革命斗争。

关键词：鲁迅；杂文；思想

鲁迅杂文，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些杂文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题材和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我们学习鲁迅杂文，就如同通过莎士比亚作品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了解俄国一样。

鲁迅前期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热风》都是短评，多数发表于“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其中“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赞颂“新世纪的、飞曙光”，是“四面受敌”的《新青年》作战的时代记录。《坟》收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是1918至1925年间写的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遣责这种残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的思想。《灯下漫笔》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号召青年们起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又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文明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看镜有感》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赞扬大胆吸收异族文化的恢宏气度，《论睁了眼看》剖析了瞒和骗的旧文艺，呼唤着文学上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闯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也有许多反封建之作。“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嘲讽反改革的保古家，发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地”的彻底反封建传统的呼叫。

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文，坚持反封建斗争，对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予以尖锐的揭露。同时，在《吃白相饭》、《推》、《爬和撞》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对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种种病态心理，病态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在文学战线上，在批判封建复古倾向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倾向，对无是生非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这些杂文，表现了鲁迅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不少篇章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罪恶

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对历代统治者宣扬的“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等文中，深刻揭露了“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妇女守节”，“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等说教的虚伪，反动的实质，号召人们“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身毫无意义的苦痛”，特别是要把封建制度下受迫害最深的妇女和儿童真正解放出来，“放他们到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根本方法“只在改良社会”。“在《随感录三十三》、《随感录三十六》里指出，只有科学能够“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因为科学能教人明白道理，能教人思路清楚。”在现今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上，要使中国人“挣一地位”，不是靠什么“国粹”，而是靠“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

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指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制造“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一切抗日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鲁迅用他那投枪般的笔，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和血腥屠杀的政策。由于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凶，对国民党依附帝国主义共同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揭露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鲁迅的许多杂文里，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就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文章表明鲁迅在政治斗争中高瞻远瞩的特点。同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射击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却反诬学生破坏社会秩序，并无耻叫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据此，鲁迅写下了《友邦惊诧论》，揭露所谓“友邦人士”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还揭露所谓党国，除了出卖祖国土地，奉行帝国主义意旨以外，就是压制人民，要人民身受宰割而寂然无声。在《战略关系》里，鲁迅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调停”，并不是真要日本放弃侵略，也不是真要国民党放弃“诱敌深入”的政策；调停的目的，是觉得自己在这块地方已经深入，要日本换一块地方去深入。所谓“诱敌深入”，则不过是国民党出卖国土的一个代名词，是无论“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去，都请深入吧”。在《沙》里，鲁迅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奶便是娘”的本质，这个帝国主义投靠不成，可以投靠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亡了，也可以坐飞机腾空而走，那管人民的死活。他说：“‘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和《崇实》等文，痛斥国民党的暴政和掠夺，对受害的青年和群众则表示坚决的支持。

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进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取缔进步社团，捣毁进步书店，颁布反动的出版法，设立图书审查机构，甚至大量逮捕和屠杀革命文化人士。面对这些，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共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文艺‟以至„颓废‟的作品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戳；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把反动派形容为“是在灭亡之中的黑暗的动物”。同时，他对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杀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号召人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四、批判封建保守思想，批判复古逆流。

针对1934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提倡尊孔复古，宣扬“四维八德”等孔老二的教条，鲁迅发表《礼》、《儒术》、《算帐》等文，揭露他们提倡尊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在替侵略者清道的本质。他讽刺地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做‘反过来征服中华民族的心’。”这伙民族的败类，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他们所维护的，只不过是自己“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地位。同年和第二年应约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巧妙的迂回战术，既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也表示对于日寇侵略中国和高唱王道的严重抗议。他指出一切反动派的政策“火、王道、监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最终必然招致可耻的失败。“在中国的王道，看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还指出：孔老二之成为“圣人”，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把他当“敲门砖”使用，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他“和民众并无关系”，权势者要吹捧他，民众就一定要打倒他。“圣人”不圣，“愚民”不愚，这就是鲁迅所深刻总结的真理，他彻底翻了两千多年来相承不变的老案，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教育意义。

五、深刻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

鲁迅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弱点。他对卑怯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剖析，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倘有权者，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他说：“可惜中国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使中国得救青年们应反过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性弱点是窒息、麻痹人民的毒剂，他也使得人们怕做前驱和闯将，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不但“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对“锲而不舍”的人则嘲笑为傻子，“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作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容；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卑怯也使人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同时还批判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男人的进化》揭露阶级社会男人对女人的残酷压迫，指出：“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吃白相饭”》鞭挞旧上海“‘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的现象。《爬和撞》勾画旧社会向上爬和投机冒险这两种现象及其关系：“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鲁迅还批判“揩油”、吃教、“靠天吃饭”、打听印象、利用科学为迷信落后辩护（《偶感》）等恶习，揭发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病症，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针对中庸之道和“唯无是非论”，鲁迅坚决主张要“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此外前期杂文也批判了奴性等病态心理。鲁迅的杂文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他从江北人制造的粗笨的机枪玩具中，看到了中国人民誓与外国人争的“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他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的脊梁”，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现在还“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这样有效地帮助鲁迅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社会现象，揭露阶级根源，昭示生活趋向，从而提高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六、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后期的战斗，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进行的。他不再像前期那样，朦胧地追求革命的出路和理想的社会，而是明确地肯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所以尽管黑暗势力异常猖獗，他也满怀信心地战斗。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鲁迅在《门外文谈》、《沙》、《“题未定”（六至九）》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高度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批判了把中国视为不可救药的一盘散沙的谬论。他指出：中国人中，大有“脊梁”式的人存在。他们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这是谁也遮掩不住的；“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中觅遒，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至于有人感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实在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因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

1936年，托派企图离间鲁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明确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二心集·序言》中指出：“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人们可以“确切的想念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总之，鲁迅用杂文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斗争，愈到后来愈激烈，杂文也愈写愈多。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

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到了鲁迅在刀和笔的“围剿”中愈战愈勇，文学的武器愈磨愈厉，成就愈来愈辉煌，所以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参考文默：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 迅．鲁迅全集(第 8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