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术与鲁迅的启蒙思想
鲁迅一生与美术绘画有不解之缘，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从小爱好美术，痴迷于绘画，青年时代的鲁迅对书法金石、墓志碑拓、石窟造像、中国绘画和西洋美术等均有浓厚兴趣，且有广泛的涉猎。我们从鲁迅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在他历年购买书籍的帐单中，美术类图书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画册又占较大比例。尤为突出的是在一九一二年，鲁迅当年购书帐单显示，美术类图书竟占购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鲁迅还钻研美术史理论，早在20世纪一十年代便大力传播新的美术思想，在他似乎除了兴趣之外，是把新美术的启蒙作为他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如在鲁迅一九一二年壬子日记中，就有（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赴夏期讲演会演说《美术略论》，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五六人”。的记述，此后类似的演讲还有多次。鲁迅在整理自己收藏的画册和绘画作品时还亲自动手绘画，一九一二年六月六日，“下午雨。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鲁迅的一生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他对中国木刻版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鲁迅毕竟不是一位画家，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家，他之浸淫于美术，热爱、鼓吹、推动中国新美术的原因，除了个人的爱好之外，更多地是看到了美术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影响，美术在思想文化启蒙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看重进步的新美术在批判揭露旧世界方面的意义。
美术在鲁迅的眼中，首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的。他自幼即爱绘画，然而他的童年，却生活在一个充满晦暗的封建文化氛围的年代。从鲁迅的回忆自述中可以看到，唯有自发接触到的美术这种艺术形式，才是闪现着微弱的人性之光的东西。他并不太喜欢幼年时的保姆阿长，幼年时那些稀奇古怪的习俗和规矩，在他看来“都是些烦恼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而阿长给他讲述长毛将女人掳去，脱了裤子站在城墙上一字排开，以污秽驱赶阻挡敌人枪炮的故事，更是愚昧荒诞。童年的鲁迅最大的乐趣就是到一个远房叔祖处观摩《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最吸引他的是《绘图山海经》。人面兽头、九头蛇、三脚鸟、生着翅膀的人等图画令他流连忘返，然而欣赏的机会并不多。他便想用压岁钱自己买一部，却又买不到。因此“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来，我就记得绘画的《山海经》”。（引文同上）于是一本绘画的《山海经》彻底改变了他对阿长的态度，当阿长为他买来绘画的《山海经》时，鲁迅记述道：“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的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他因此对阿长——一个为他带来最大的快乐的人——充满着怀念感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引文同上）美术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快乐和美的启蒙艺术，它能给生活在荒凉愚昧的文化环境中的儿童带来快乐、幸福，启迪他的人的性灵。这是对美术的启蒙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又是对封建的文化的批判和否定。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作者回忆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文化教育对儿童的束缚、戗害，对人的天性的压抑与扼杀。与游戏、自然界的动植物等东西一起，绘画是作为与传统的文化教育相对立的启蒙元素出现在文章中的。与枯燥、了无生气的，陈腐刻板的封建文化教育相比，生动鲜活的自然界、充满情趣的绘画，才给了他幼小心灵以最初的美的熏陶，给了他无比的快乐。“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
鲁迅对于儿童对未知的好奇与想象的天性和活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孩子是可敬服的，他常常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看图识字》）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一方面统治者以及一些复古的文人提倡尊孔读经，一方画是适合小儿阅读的绘画读物稀少奇缺，仅有的一些却又是质量粗劣的东西。甚至在民国二十一年还在贩卖清朝光绪末年的货色。所以，鲁迅对此是颇为不满的，他说：“然而我们是忘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的”。（〈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鲁迅看来，漫画、连环画和绘图读本等形式的美术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所以，他对上述绘画形式都曾以专文论及。鲁迅认为这些美术形式是可以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启蒙以及现代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但是要运用这些美术形式实现并达到思想启蒙和现代教育的功用和目的，还必须做更进一步的工作。鲁迅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是通俗易懂的问题，“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这个通俗易懂，鲁迅是建议和赞成采用中华民族化的艺术风格的，“譬如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绘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艺术风格与手段的选择，其实考虑的也正是发挥美术的启蒙教育功能。所以鲁迅还指出：“艾思奇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的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能愈流行’。这话也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虽然鲁迅大力推介西洋各种流派的美术绘画，但他对于连环画这种大众化的绘画艺术仍强调其大众化和民族化。如果美术绘画让大众不懂，或者缺乏民族化大众化而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就不可能起到“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的作用，也就很难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第二个方面，鲁迅在美术创作上提倡创新发展的同时要有批判继承，要对旧的形式进行扬弃。他反对将“旧形式”与“新形式”机械地分开，对立起来。针对“旧形式”的采用就是“机会主义”、“类乎投降”等观点，鲁迅提出：“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个思想（内容）。然而他们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们明白了作者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分开”。（<“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这里面所考虑的仍然是如何发挥美术绘画在思想启蒙，大众文化教育上的功用的问题。所以鲁迅指出：“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显然新旧形式的思考，出发点也还是“为了大众，力求易懂”，即看重美术的启蒙教育取向。
在肯定美术绘画在思想文化启蒙及现代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鲁迅不忘对旧的传统美术绘画中腐朽的封建文化观念、传统的礼教思想意识进行深入的激烈的揭露和批判。
一方面，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绘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对这些艺术形式中所包含的宗教观念，思想意识进行追问研究；另一方面又对这些艺术中所蕴藏的那种愚昧、迷信、奴性的观念和意识予以批判。在《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对以绘画形式宣扬的“吃人”的礼教，以及其中包含的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冷血主义倾向，进行无情的嘲笑和批判。在评论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一图时，鲁迅尖锐地指出：“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二十四孝子图的批判，是将它的绘画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的。他对“二十四孝图”的不同版本，不同的绘画风格及构图形式进行了比较考证。然而鲁迅不仅止于版本考证，透过不同的构图，鲁迅以其尖锐的批判眼光，嘲讽和抨击了这些绘画中的封建礼教观念和道德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对于“曹娥投江救父”的不同构图和画法以及相关的传说，他评论说：“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曹娥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他沉痛而愤怒地感叹道：“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朝花夕拾·后记>）对于传统绘画中所表现的浓重的奴性意识，他一针见血地作了概括评断：“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拜’，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童年时的迎神赛会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对这种类型的宗教艺术活动中人、鬼、神的形象彩绘及造型尤感兴趣。在《朝花夕拾》的后记中，他对迎神赛会上最吸引人的角色“无常”的绘画造型进行了一番研究考证，甚至亲自画了一幅“活无常”的形象附于书中。由于他所搜集的广州、天津、北京等地一批书籍中，所绘“活无常”的形象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出入，所以他“自己动手，添画了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对于这种古老的传统艺术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鲁迅也做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统治，被反噬，因了现实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是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阴间的向往”。（<朝花夕拾·无常>）
除了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兴趣和涉猎之外，鲁迅还积极地介绍引进西方美术理论、西方美术作品。虽然鲁迅之引入并介绍外国美术的目的，主要在于给中国美术界带来新的艺术观念、艺术手法是为艺术之启蒙；但是在他实际上也有意识地运用和借助美术的手段，帮助他对中国社会的启蒙批判与斗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尤其青睐并推崇版画艺术形式。鲁迅之所以那么热衷于介绍外国版画艺术，有其个人的原因。他自幼便多接触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绘画，而木刻印刷绘画虽由中国人发明，而作为一种艺术却不免衰落了，“但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凡缓，一也；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倾刻能办，二也”。由于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局限，选择黑白二色的版画能更便于出版，印行、传播。版画既方便印行画册，又可以作为书籍杂志之封面及插画等。其充作思想文化及艺术启蒙之目的，乃是方便可用之手段。此外，版画艺术之选择，当与鲁迅本人的审美趣味相吻合，黑白二色所营造的冷同峻、阴郁、荒芜与力量之类，与鲁迅本人之批判精和战斗的思想有更统一的美学特性，此不赘言之。
实际上，鲁迅也从不回避采用版画艺术作为批判的武器以及思想文化启蒙的辅助工具。
这从他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艺术的推重可以看出。凯绥.珂勒惠支的创作大多与社会底层苦难的人生有关，内容多为与痛苦、疾病、死亡、战争、贫困等有关。鲁迅重视的是珂勒惠支作品所表现的对社会不公对非正义的无声的抗争和内在的战斗性；欣赏她的作品中那种深沉的大痛苦大悲悯的思想情怀。因此，鲁迅评价道：“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六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鲁迅集中地指出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艺术的精神对于黑暗专制的中国的意义。在一个仅仅因为学生对学校有所不满就会遭到迫害的社会，在一个刻了一幅卢那察尔斯基的头像也要遭到拘禁拷问的国度，就特别需要凯绥·珂勒惠支式的绘画艺术。鲁迅形象概括地指出了这种绘画所体现的批判启蒙的美学特征：“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里面，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懂得这个意义”。（<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所以，当柔石等几名进步文学青年被独裁专制政权残杀之后，鲁迅特意给《北斗》杂志寄去了一幅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到《北斗》，算了我无言的纪念”。
鲁迅正是这样一位思想文化战士，他尽着自己的一切能力，运用所能运用的所有的武器，试图唤醒愚弱的国民，改造堕于黑暗中的群众。鲁迅固然是很看重并着意介绍新的美术思想、方法、技巧的，同时，他又颇重视这种艺术形式所蕴藏着的爱、恨、愤怒和抗议的精神。所以在鲁迅而言，他是相信美术除了能启蒙之外，也是能具有“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的批判力量和战斗精神的。
第二篇：鲁迅思想短板
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未删节版）
作者：朱学勤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登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恰恰是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支撑他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三百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边疆失学、失业者蜂涌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１９６６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１９４９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３０年代上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是“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家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唯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它，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次进 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也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直至毛泽东。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唯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1957只能把心爱的鲁迅送进牢里。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这是“民主悲剧”吗？其实是哪里归哪里，各家抱各家，远开十万八千里。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须知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怎么那样烦躁不安？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珍稀，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１９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象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最后，是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万万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 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认真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５０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凡经“改造”者，都不如“不改造”的另一半。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民主的养成在民主，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30年代说得对。如欲制度之外或之前先来“改造国民性”，只能落于上述陈迹，不是法西斯，就是红色恐怖，或熔铸于一炉。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文革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其实是“解散”，而不是“铲除”。至少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还没有。天可怜见，中国？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 原载 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该报发表时略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第三篇：关于国学启蒙的培训思想
关于国学启蒙的培训
培训的重要性必要性：国学经典诵读可以开发小朋友的智慧，培养良好的人格。
讲解的思想：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学习国学切入，认识祖国文化。诵读童蒙经典相结合，要给孩子国学启蒙
第二、从文化经典切入，发现中国智慧。包括修己、待人、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
第三、从学习历史切入，了解自己的责任。历史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教育，它是一种历史意识、历史情感、历史责任的教育。要学好经典，必须了解历史。
培训内容：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声律启蒙等
第四篇：关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浅谈
关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浅谈
摘 要：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关键词：鲁迅作品 现实主义者 启蒙者 正
文：
现在常常有人说，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已经过时了，可见，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并非只是一个纯学术范畴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强烈针对性、现实感的 问题。我们正处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而鲁迅正是代表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找真理的一代人，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可以说，“五四”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只要我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我们总是会想起一位文化巨人：鲁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需要发扬鲁迅精神，还应该学习鲁迅笔法。鲁迅的精神资源和文化遗产没有过时，鲁迅研究还有着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我就当下鲁迅研究谈谈我的若干浅解。
一、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 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 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 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二、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 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 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 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三、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 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四、总结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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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启蒙与人才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启蒙运动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生 徐勤东
指导教师张秀荣
摘要:本课题浅谈一下欧洲启蒙运动对欧洲造成的深远影响，18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纵横驰骋，著书立说，提出了各种新奇思想与见解，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正在积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做？我们有必要吸收古今中外的所有有益的经验与智慧，以便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目标。
关键词:欧洲启蒙 科学 解放 创新 人才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Student majoring in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Xu Qindong
TutorZhang Xiuro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what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profound impact on Europe, the 18th century is a changing of the times, a large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thinkers in the dash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wrote books, a variety of novel ideas and opin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had a tremendous impact.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is actively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for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essential, how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e young generation how to do? We need to absorb all the good times and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ofty goals of our socialist construction.Keywords: Enlightenment of European;science;liberation;innovation;talented person
1983年12月，德意志的《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讨论，当时的一批思想家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德国思想家康德就对“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样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pa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实际上，启蒙思想家正是真诚的想要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是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伏尔泰认为，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让人陷于无知，挣扎与纽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不幸的日子。因此在理性的引导下，要用理性来批判专政王权.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追求和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就是启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就是他们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思想运动，把人们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精神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观念 1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中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欧洲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张用理性的阳光去驱散封建教会的黑暗，它猛烈抨击腐朽落后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并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完整的政治构想--议会制度、三权分立、人权自由、公民平等、法律至上等。启蒙运动为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动员，对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创新，为人类智慧和才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文化观念，到政治，到科学技术，到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
“这个不能做”、“不准”、“不可以”、“听话”、“乖”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孩子刚出生就可以听到“听话”和“乖”的声音。无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亲戚朋友、老师长辈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是“听话”和“乖”。
面对父母的教导，我们是听还是不听？我们周围，很多家长是怎样对待子女的呢？前不久，南京市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中心对1643名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93.3%的家长希望小学生做“听话”的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28.5%的家长根本不相信孩子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45.6%的家长不许孩子犯错误。家长如此，教师亦然。成绩不错但不太“听话”的学生，时时会受到老师“不要翘尾巴！”的警告；成绩拖后又不愿“听话”的学生自然就要被老师打入“另册”了。听话受表扬，不听话“遭殃”；怀疑的种子未待萌发而枯死，创新的火花未及闪耀而熄灭。久浸于这样的育人氛围中，孩子怎能不惟师长的话是听呢？无怪乎一项“课堂提问情景”的调查显示：高达93%的学生“从不”打断老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问题或困惑；92%的学生“从不”针对教师讲解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殊不知，这种“听话教育”存在多少弊端。
首先，凡事要求孩子听话，按大人的意见办事，孩子就会少活动一份脑筋，多生出一份依赖。长此以往，孩子就很可能成为群体中一个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配角。当然，不“听话”的孩子可能免不了要为此付出犯错误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就是天大的坏事。在以发明电话而闻名的贝尔实验室的门厅里，安放着一尊贝尔的半身塑像，下面镌刻着一句话：“假如你能偶尔偏离正轨，钻进丛林，你一定能够发现从未有过的东西。”可见，错误常能催生创新。反之，总是让孩子“听话”，嘱其小心翼翼地“复印”他人的足迹，不让他们走自己选择的道路，那一旦离开了外界的牵引，孩子何以能辨识路的方向与曲直，何以能走上创新之路呢？
其次，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作为世界万物之灵的人的世界，更应该异彩纷呈，各个有别。如果普天下的孩子清一色地“听话”，千人一面，低眉、顺眼，那这个世界不是太单调无味了吗？无怪乎美国心理学家JD斯托奇曾告诫人们：“不要幻想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眼中温顺的羔羊，很难想像一条大河只有中规中矩的舒缓没有湍急和咆哮会是什么样子，逾越规矩桀骜不驯是充满亲和力的美妙。”
由此可见，“听话教育”弊端不少。究其实，它是封建专制教育这棵僵硬而未死绝的老树延伸至当今社会的根须，它要培育的是唯唯诺诺、看人脸色行事的驯服工具，它要斫损的是敢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勇士。
我们的人才培养一定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在这方面我国教育体制还是存在缺陷的。什么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是指解除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或解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存在的封建思想、落后意识及愚昧观念，使其获得科学的自由和发展。
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会是一个身心健康、视野宽广、忠诚积极、干劲倍增、情操高尚的人；也会是一个能经的起任何困难、挫折磨练的人；更会是一个具有催不垮信念、磨不碎决心的杰出人才。
对于思想解放而言，实践能观察，行动可触摸，思想观念也能言说，他们都属于思想解放的显性方面，而对于隐含在行为活动和思想观念背后的深层思维方式，则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只有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型，才能真正推动思想观念变革和行为活动创新：只有思维方式是转型才能保持思想解放的持续性和巩固思想解放的成果。
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从行为活动到思想观念再到思维方式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一双向互动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去处理，只要生活还继续，只要人类还存在。因此，思想解放是一个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只是，再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思想解放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从斯宾诺莎开始，包括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法国的笛卡尔、卢梭、德国的康德一直到黑格尔等等，这一系列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整个西方世界现代思维的基础。这样，他们就完成了所有受教育者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思想自由和思想统一。现代思维通过哲学研究，使人的思想现代化，建立起理性的对话平台，使人人可以讲道理。也就是说，人不能根据感情、印象和情绪判断事物，而必须根据事实和逻辑，进行理性思考。这就是“科学思想”。“科学观”就是这么来的。当人人都根据事实判断是非，人就不会被愚弄。因为，他不再受道听途说的蛊惑。当人人都根据逻辑、理性判断是非时，那么，不管大家的分歧有多大，总会找到可以对话的平台，找到大家利益的共同点。中国人只有经过启蒙，只有掌握了现代的思想方法，才可能建设现代化！西方文明在物质上的真正强大正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当千百万人会自己用脑子，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觉的统一思想时，群体智慧、能力的总合能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吗？
而现在最紧迫需要做的就是革命中国“听话”教育方式，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新时代的创新型人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是有可贵的创新品质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培育创新型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型人才正以前所未有的时代需求承载着推进国家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是有坚韧的创新意志
创新是一个探索未知领域和对已知领域进行破旧立新的过程，充满各种阻力和风险，可能遇到重重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要获得每一点进步相当困难。因此，创新型人才每前进一步都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了既定的目标必须始终不懈地进行奋斗，锲而不舍，遭到阻挠和诽谤不气馁，遇到挫折和挫败不退却，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自暴自弃，不轻言放弃。
三、是有敏锐的创新观察
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发现，而且是突破，要实现突破，就要求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刻的洞察能力、见微知著的直觉能力和一触即发的灵感和顿悟，不断地将观察到的事物与已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及时地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创新型人才的观察力同时还应当是准确的，能够入木三分，发现事物的真谛，具有善于在于常中求不寻常的创新观察能力。
四、是有超前的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创新型人才具备思维方式的前瞻性、独创性、灵活性等良好思维品质，才能保证在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时做到独辟蹊径。
五、是有丰富的创新知识
创新是对已有知识的发展，在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奥的今天，要求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因此，创新型人才须具有广博而精深的文化内涵，既要有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又要精通自己专业并能掌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这是从事创新研究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才能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进行创新实践。创新型人才拥有的信息量越大，文化素养越高，思路便越开阔。同时，完备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具有料学综合化、一体化意识，有助于增强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六、是有科学的创新实践
创新的过程是遵循科学，依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探索的过程，任何一种创新都不能有半点马虎和空想，因此，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严谨而求实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创新实践。
同样的现今摆脱“山寨”经济的困扰，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也是重中之重。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一天你发现，在国外的大大小小的商场里面，大多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世界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源源不断的提供着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如何？那么无疑就是，“廉价”，就像德国制造给人以“质量好”，日本制造给人以“技术领先”一样，“廉价”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标签。我们总是要说，物美价廉，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物美价廉的很少，中国制造在廉价的同时，也顶着一顶这样的帽子，那就是，质量不好，大路货，技术基础差。为什么会这样？大多的中国制造没有真正核心的技术而言，大多是模仿，所谓少数的创新，也无非是模仿有了一些创造性。
那么中国创造，就是迎合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而产生，它更多的希望，中华民族产业，有更大精力投入到对自身的技术研发投入，做出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既有专业性，更显创新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创新人才，改善我们的生产工艺，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寻求创新发展新途径和创新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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