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宋磊涉嫌抢劫盗窃罪的调查报告（精选5篇）

第一篇：旁听宋磊涉嫌抢劫盗窃罪的调查报告

旁听宋磊涉嫌抢劫、盗窃罪的调查报告

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更加尊崇“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金钱万万不能”,于是，一些人为金钱铤而走险，进行着抢劫、盗窃、走私、贪污、贩毒等等的犯罪行为，将国家法度与多数人的人身安全置之法外，使多少资金流入黑市，也使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君子爱财，应取之以道”，必须要有规矩法度规范惩治那些不法，法院依法审理违法犯罪就是其中一种惩恶扬善的手段。通过法庭审理，调查取证，更好的将犯罪留下的证据、犯罪行径呈现在大家面前，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制，避免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是一名电大本科在读学生，学习了一年多的法学理论知识，这个学期有了社会实践课，终于有机会将理论融入实践中去，体会一下我国法律如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事如何惩处犯罪分子，于是，我多次进入法院进行旁听法庭审理各类案件的经过，体验法庭审理案件的程序及审理过程。

8月6日上午9时，我再次来到怀柔区人民法院，这已是我这半个月来第三次来到这里旁听了。第一次旁听的是王为告北京三兴建材租赁有限公司合同诈骗案，第二次旁听的是徐新知涉嫌虚报注册资罪，看我又过来了，接待大厅负责换领旁听证的工作人员依旧热情的招呼我过去，我拿出身份证换取了旁听证以后进入到里面，静待9点半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宋磊涉嫌抢劫、盗窃案。

一、旁听经过

时间到了以后，我获准进入法庭，这时里面已有几位旁听者。书记员位置上站起一位工作人员看到我出示的旁听证后向我公布了几条旁听制度：不得记录、录音、摄像，不得随意走动······我在靠后面的位置上坐下。不多时，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及被告人相继就位，审判长将审判席位置上几位审判人员及公诉人分别介绍后，开始询问被告人需不需要申请回避，审判长首先宣读了有关申请回避的内容：“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25条规定，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书记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① 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②本人或本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③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④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上述关于回避的规定，也适用于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有进行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有权通过辩论反驳对方的主张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提起上诉的权利。有申请再审的权利。有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权利。等等”。之后，审判长向被告询问道：“鉴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较轻，被告人宋磊对公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罪态度积极诚恳，本庭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人宋磊你同意吗？”“同意！”被告人宋磊爽快的回答了审判长的问话。

（一）开庭

审判长先就简单介绍了一下这起案件，通过审判长宣读，我对该案也了解了一些： 宋磊，男，北京市怀柔区人氏，1993年12月20日出生。父亲为出租车司机，母亲务农，父母离异。宋磊初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学习半年，之后打工至今。2010年，曾因盗窃罪被捕，劳教月余，后释放。2011年5月13日宋磊伙同许鑫尾随怀柔区北斜街一女士进入杨家园小区，于楼道内对该女士实施抢劫抢得诺基亚牌手机一部(评估价值为150元）（此为抢劫一罪）；宋磊从2011年初至2012年6月伙同许鑫先后流窜至北京、内蒙古、天津实施过10次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达2万1千多元。因于2012年6月实施最后一次盗窃行为时被发现，其共犯许鑫、赵冠霖被当场抓获，宋磊逃跑，直至2012年11月6 日，宋磊在北京市怀柔区一网吧内落网，被捕后，宋磊认罪态度良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主动配合公安机关查案，破案，且有检举揭发行为，主动交代许鑫，赵冠霖二人曾于北京市朝阳区一超市内实施盗窃的犯罪行为，但盗窃物品涉案金额不足2000元，不作为对宋磊减轻刑事处罚的条件。

（二）法庭调查阶段

审判长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首先宣读的是宋磊伙同许鑫于怀柔区杨家园小区内实施的抢劫一罪，公诉人读完后询问宋磊是否承认这起犯罪事实，宋磊当庭承认，公诉人继续宣读：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较为常见的是有殴打、捆绑、禁闭。伤害，直至杀害。这里的胁迫，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恐惧而不敢反抗，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任财物被劫走。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I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诉人又宣读了宋磊伙同许鑫等人从2011年至2012年先后10次入室盗窃，宋磊又全部承认，公诉人宣读：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多次窃取或者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修订，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所谓“数额较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犯本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罚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千元至2万元以上。公诉人最后宣布，鉴于被告人2011年实施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且被捕后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警方破案，又有检举揭发行为，建议法庭对宋磊能够减轻刑事处罚，判处1年6个月监禁。

（三）评议审判

审判长分别对宋磊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劝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而宋磊此刻也对其曾经的犯罪行为也懊悔不已，痛哭流涕表示以后好好做人，审判长并未对宋磊进行当庭宣判，而是要择日宣判。于是结束退庭。

二、感想

审判活动结束了，我脑海中却闪现出几个问题：

（一）怀柔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没有管辖权

《刑事诉讼法》第24、25条，《高法解释》第5-14条规定：1.犯罪地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为辅;2.最初受理地法院审判为主，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辖为辅;3.刑事诉讼中也有一些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宋磊出生于怀柔，且

（二）本案是否使用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人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设置刑事简易程序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趋势，对于及时惩罚犯罪，提高办案效率，都有重要意义。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有

1.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 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但从<刑诉法>第147条和174条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可以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的规定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刑事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得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至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因为刑事诉讼法并未向民事诉讼法那样赋予人民法庭的权限，因此，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不能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

2.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以及第二审程序审理认定第一审事实不清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犯罪行为所在地也在怀柔，怀柔区人民法院理所当然拥有对本案的管辖权。

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更不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者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3.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以及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在2003年3月下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2）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3）告诉才处理的案件；（4）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5）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宋磊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良好，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所以适用简易程序也没有问题。

（三)本案的减轻处罚是否合理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即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包括在法定刑以下适用更轻的刑种或更短的刑期。本案中宋磊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18周岁，且认罪态度良好，法院对其减轻刑事处罚也在情理之中。

三、小结

法庭审理案件适用的程序是否合理会影响到案件审理的能否公平合理，法律运用是否恰当会影响到人们对法制的信任，法庭上对犯罪人员定罪量刑是否标准会影响到服刑人员应受处罚的公平与否。可以看出，法制的完善与法律运用的合理是保障权利人权益的基础，也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脚步。立法为民，执法为民，需要的是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建设，共同监督，也要求我们都成为知法守法的公民。

第二篇：辩护词——孙×奇涉嫌抢劫杀人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幸奇的父亲吴电勋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孙幸奇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对任何人均不例外，因此对孙幸奇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惩处。

站在被害人亲属的立场，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者，即使千刀万剐、剥皮抽筋、食肉寝皮也觉得难消心头之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阶段，大家都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现代社会素质的人，当然不会同意采取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惩罚犯罪，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为辩护人能够平心静气地提出辩护观点，发表辩护意见，完成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法定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的客观条件，我对这种现代公民和司法官员的素质十分赞赏并表示由衷的佩服和感谢，相信在这种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的原则下，本案会得到

妥当的处理。

二、案发时孙幸奇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依法推定案发时孙幸奇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一）公诉人向救提交证据证明：孙幸奇的年龄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经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显示：孙幸奇，男，汉族，生于1982年4月18日是，身份证号410***983X，家住登封市大冶镇后柿杭村150号。该户口信息是2001年户口实行微机管理后录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显示该户口没有任何变动轨迹„„”，公安机关同时提交了与上述登记资料一致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无变更、迁移。在调查后“登封市公安局建议将上述人口信息系统中显示的孙幸奇出生年龄1982年4月18日变更为1981年11月8日。经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审核批准7月23日已将孙幸奇出生日期由1982年4月18日更正为1981年11月8日。”这种作法是违法和无效的。

1、这种作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登封市公安局既非户主、亦非本人，无权直接建议变更、其上级公安机关更无权批准变更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

2、对孙幸奇的年龄调查，并没有查清其户籍登记资料登记是否有错误，也没有查找到录入户口微机系统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在没有查清原来的登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只是根据证人证言中证人的所谓记忆这一传来证据就直接变更公民户籍登记资料显然是不妥的，此先例一开，户口登记

资料的严谨性、可信性和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性将不复存在。

3、年龄调查时并未查清原来的登记是错误的，更未查到其中涉嫌职务犯罪或者工作马虎，亦或是依据的原始资料错误。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孙幸奇的年龄登记资料有错误。

4、登封市公安局是经上级核准后直接变更了当事人的户籍登记内容，户籍管理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行政，不得随意实施。公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的这种变更，既未经当事人同意，也没有给当事人任何救济途径和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违反了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明显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将行政执法者置于违法地位。

（二）从证据效力上来分析，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是政府档案，而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的所有证据均仅限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户口登记时有弄虚作假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政府档案记载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肯定政府档案的公示效力，不能随意变更被告年龄。

（三）登封市公安局的正确作法应当是将其调查的证据材料和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孙幸奇的年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庭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四）本辩护人在发言中指出：公诉人的意思是将上述各种关于被告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证据提交法庭，由法庭来认定其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但是公诉人在辩论中否定了这种意见，自认是其认

为孙幸奇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年龄已经满14周岁。这是其自认对行政管理法规的无知，是自愿承认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默许，也是承认其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的茫然。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本案的公平和公正，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负责的精神、精深的法律造诣和广泛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更需要一种慈母胸襟，否则就可能出现葫芦僧之判。如果法庭采纳了本辩护人本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即不必要赘述。

三、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对孙幸奇“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意见。

（一）根据1997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本案审理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认识能力。

无论法庭是否认定其实施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4周岁，根据本案被告的供述和案发时的认识能力，孙幸奇之所以会卷入指控的犯罪，主要是想要第一被告承诺给其购买的手机，而不是为了直接实施犯罪，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抢劫杀人，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也

就是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贪图第一被告的“买手机诱惑”，在1996年，一部手机要一万多元钱，少的也比农用四轮车的价格高。对于这一点，被告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其主要是因为被诱惑而卷入指控的犯罪。这种观点与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被告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未注意侦查和讯问，这反映出其对专业法律规定的掌握存在欠缺，其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本案的办案质量和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讯问中，有意无意地将持续数日之久的对未成年人的诱惑行为穿越式地按排在案发当天，忽视了直到郜城孙幸奇也并未完全了解殷大龙的全部想法的案件事实。

2、起诉书指控的孙幸奇“捡了一块小石头朝肖德柱头部先砸了一下”的事实不成立，即孙幸奇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行为。

（1）孙幸奇在其多次供述中均未承认并且在被讯问时是否认这一行为的，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孙幸奇时核实这一情节时其也是完全否认的。

（2）上述指控只是引用了审理本案第一、第二被告时起诉书的指控的原句，但是由于当时孙幸奇并未到庭，是没有经过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指控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这一指控的原始来源是孙俊辉1996年7月13日的供述。孙俊辉共接受六次讯问，这一次之前、之后的供述均是说“孙幸奇未砸”。说明他在这次讯问之前、之后均是否认这一供述的，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当然不应当采信。如同原起诉书中还有“孙幸奇借故让司机停车”的指控，但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法庭可以认定孙当时确实是要小解，并不是整个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法庭对此未予以认定，这次的起诉也不再提及这一行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认定孙幸奇并未对被害人实施伤人任何加害行为。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案时加害被害人两块石头的图片。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两块石头皆是足以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比较大的石块，决不是孙俊辉供述、孙幸奇供述所称的卵石蛋。同时，孙俊辉、殷大龙均承认自己用石块砸被害人的情节，这也就排除了孙幸奇砸的可能。因为直接接触被害人的石头只有两块，并没有第一、第二被告向孙幸奇递交石头的情节，也没有孙幸奇自己直接捡拾大石块的情节。公诉人对于孙幸奇使用这两块石头之一，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即目前没有任何孙幸奇直接伤害被害人的证据。

（5）根据案发时孙的年龄，他也用不动那么大的石块。

3、孙幸奇在本案中是从犯甚至是胁从犯。

（1）主观上没有直接实施抢劫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是被利诱而被动卷入本案。

（2）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客观上只实施了捡拾一个小鹅卵石扔在殷大龙旁边的行为（殷嫌小没有用）和帮助抬被害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成年人，也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

（3）根据其案发时的年龄，在殷大龙实施犯罪时，只要稍有威胁的行为，一个凶狠的动作、一个凶狠的眼神、一声恐吓，就可以迫使其参加犯罪行动。更何况在孙红敏不同意去的时候，殷明确对其讲“他不去，回来弄死他”。这一点据他自己讲在侦查时曾经多次提及，但是讯问笔录中均未显示。考虑到登封市公安局将其自首称为“被我局抓获”，直接更改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行为，孙幸奇的供述更为可信。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尤社枝、叶社侠、高松婵等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只是昏迷状态，其死亡的原因除了受伤外，还有在野外环境中的寒冷天气下停留五、六个小时和失血过多。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的这一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应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

5、被告孙幸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该款第（一）项后半段明确“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二）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孙幸奇的供述、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中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2011年12月27日的证明均可明确孙幸奇的行为应当“视为自首”。

6、孙幸奇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即使在法庭向其提出复杂讯问时也是直接了当地表明其认罪的态度。只是在继续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才能明白其供述的具体事实。

7、孙幸奇有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悔罪表现且已经穷尽赔偿能力。在庭审中，孙幸奇主动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在外流浪十几年连身份证也没有，没有积蓄，家庭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男到女家落户，倍受歧视，自顾不暇，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努力筹措资金，赔偿被害人亲属近一万元。根据本案发生时的法律规定，这已经是很高额的赔偿了。在庭审中，孙幸奇也主动向被害人家属赔礼道歉，表示悔罪，愿意接受法律判决。

对于孙幸奇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上述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法庭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并且必然会予以充分考虑。

四、对被告孙幸奇的量刑意见。

如果法庭采纳本辩护人第二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可以不予考虑。以下发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简称“细则”。

（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根据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本案对孙幸奇的起点刑应当为十年。

2、根据“意见”第四条第（五）项，“细则”第四条第（五）项第2目关于对抢劫罪量刑的规定，对被告的量刑基准刑以十二年为宜。

（二）量刑情节和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

1、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目、“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5）目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60%。

2、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9项第（1）、（3）目关于对从犯、胁从犯量刑的规定，应当至少减少基准刑至少40%，如果认定胁迫、诱惑，应减少基准刑6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

3、根据97“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意见”第三条一款第4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3项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4、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7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6项关于当庭认罪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10%（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5、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9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根据上述各项，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比例在150%—170%之间。考虑到孙幸奇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事实，为了保证案件处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本辩护人认为对孙幸奇的宣告刑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确定。

综上所述，本案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指控的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果不采纳这一意见，则应考虑其是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且没有直接实施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是被引诱、胁迫卷入犯罪、有自首行为、当庭表示认罪、努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已经穷尽赔偿手段等情节，采纳本辩护人的宣告刑意见。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王从智 2013年04月17日

附：本辩护意见涉及的法律规定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

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7、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五）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没有造成残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致人伤亡的后果、次数、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

行）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6 0%;(5)未成年人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或酗酒、赌博屡教不改的，或曾因淫乱、色情、吸毒等违法行为被处罚或教育过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下限。未成年人犯一贯表现良好，无不良习惯的，或被教唆、利用、诱骗犯罪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

(6)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犯的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可以在本条规定从宽幅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6 0%。

9、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节确定从宽幅度。

(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作用相对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 0%;参与实施少量或部分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4 0%;怍用相对较大的，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30%;参与实施全部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 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3)对于胁从犯，可以根据犯罪性质、被胁迫的程度、实行犯罪中的作用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 0%以上；作用较小，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4)并非出于被告入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7)其他类型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8)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1

6、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

1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积极赔偿被害人大部分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3)虽然未能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友情提醒：以上法律规定，仅供参考，在适用时请以核对后的法律规定为准！

第三篇：胡XX涉嫌抢劫盗窃诈骗罪辩护词 Microsoft Word 文档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本案被告人胡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胡XX本人的同意，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依法指派叶礼辉律师担任胡XX诈骗案的一审辩护人。经多次会见被告人，反复听取其意见，仔细查阅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尤其是全过程参与法庭所主持的诉讼活动，发表辩护意见如下，请合议庭参考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XX涉嫌抢劫罪的辩护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的胡XX涉嫌犯抢劫罪的5起案件包括：龙素珍案、罗树林案、曾祥明案、彭刚、何明蓉案、梁益超案。

1、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起诉书第5页第二段有这样的描述：„„被告人胡X、胡XX、邱XX伙同李X等人分别采取用钢丝钳殴打、语言威胁等方式，抢走被害人人人民币4000元，黄金项链一根。

起诉书第5页第三段：„„被告人胡X、胡XX、邱XX等人分别采用拳头殴打、语言威胁等方式，迫使被害人梁益超说出密码，并抢走被害人梁益超银行卡二张。„„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XX对受害人采取了语言威胁、暴力殴打。不但胡XX至始至终予以否认，同案犯邱XX、胡X也未能证实；仅有的受害人彭刚、的询问笔录也因为是孤证，无法与其他证据向印证。

案发时，胡XX职责是开车。即便有同案犯暴力殴打、语言威胁被害人行为，但那也是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发生的。胡XX在驾驶室专心开车，怎么能一边开车一边腾出手来殴打受害人，一边还要恐吓威胁受害人？公诉机关的指控不符合最基本的生活常理。

2、胡XX未参与共同抢劫，不构成抢劫罪

（1）抢劫罪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当然自己不直接实施暴力行为，但与行为人共谋抢劫的，也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胡XX在前述5起案件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受害人的暴力殴打与语言威胁；也没有用语言或行动唆使他人抢劫。所以胡XX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关键是看胡XX是否与本案其他被告共谋抢劫。

公诉机关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胡XX在本案同案犯实施暴力犯罪之前有过共谋。本案同案犯邱XX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做业务就是：丢包诈骗；人员分工是：胡XX开车。（2010年11月20日，第3次讯问笔录，第3页）。胡XX开车，胡X丢包，邱XX与李X物色诈骗对象与假扮乘客„„（2010年12月23日，讯问笔录第1页）。开车为诈骗提供便利条件，这是典型的诈骗犯罪中的分工。

1（2）庭审中，邱XX与胡X均否认对受害人实施过暴力抢劫。在此前的讯问笔录中，也不能读出几人有过预谋抢劫之内容。可见，即便是胡X等人即便真的是对受害人实施过暴力抢劫行为，那也是临时起意，而并非事前预谋好了的。胡XX一直主张用和平、温柔的手段（也就是骗的手段）获得钱财。胡XX是非常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获取当事人财物的，其多次对胡X等人说，你们再这样，我就不给你们开车了；有时在胡X等与受害人发生争吵时，胡XX干脆就停下车叫他们都下车。这表明，胡XX不具有抢劫他人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

（3）在本案其他同案犯对受害人梁益超等人以暴力殴打、语言威胁，强迫梁益超说出银行卡密码过程中，胡XX并没有予以劝阻与制止。但这也不应该成为认定胡XX成立共同抢劫的理由。因为胡XX不具有制止同案被告人实施抢劫的法定义务。换句话说，胡XX制止，是法律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其不制止，也不能推定胡XX具有共同抢劫的故意。是否认定胡XX构成抢劫罪，关键看其事前有无抢劫的共谋和无抢劫的分工；事中有无参与抢劫的行为；事后有无参与销赃、毁灭证据的举动。控方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胡XX在事前知道和同意抢劫；事中没对抢劫行为的完成起到作用，事后无参与销赃、毁灭证据，认定胡XX构成抢劫明显证据不足。

（4）本案同案犯由涉嫌诈骗转化为涉嫌抢劫，胡XX不应该对犯意转化后的行为承担责任。胡XX答应与本案其他同案犯一起做业务，就是一起诈骗他人财物，其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也这是基于这一点，胡XX才为他们开车的。但在诈骗中，其他同案犯犯意发生转化，由诈骗的犯罪故意转化为抢劫的犯罪故意，胡XX对犯意转化的没有起作用，也自然不应该对自己无犯意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才是主客观一致的归罪原则。该几起案件中，即便是同案其他被告人真的对受害人使用了语言威胁，迫使受害人梁益超等说出银行卡密码，那么该案性质已发生变化，由诈骗转变成抢劫。由于胡XX在参与作案时，讲明了是参与实施诈骗，而不是抢劫，同案其他被告人在作案过程中，改变了犯意和犯罪的手段，没有与胡XX事先预谋；胡XX也没有对其他同案被告劝诱、引导、教唆、帮助抢劫，故不存在共同抢劫的犯罪故意与行为，胡XX不应该对他人转化了的犯意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5）胡XX在前述龙素珍案等5起案件中确实参与了分赃，但获得赃款并不等于胡XX就是抢劫罪的共犯。我国刑法、最高院司法解释均无规定，参与了分脏就是共犯。认定是否构成共犯只要看其是否共谋。其他同案犯分配给胡XX赃款，是对胡XX开车的报酬。充其量会作为赃款收缴，而不应该以获得赃款就构成共犯。举个简单的例子。张三与李四是很好的酒肉朋友。某日，张三拿给李四几千块钱。在李四的追问下，张三承认该款是自己盗窃某单位所得，并要求李四自己共同盗窃。李四见钱眼开，拿了张三给的几千块赃款，但并没有与张三盗窃。某日案发，张三被抓获并供出李四。那么李四拿了赃款是 2 否就构成了盗窃的共犯呢？没有共同行为，没有共同犯意，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3、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胡XX等人涉嫌犯抢劫罪证据不足

（1）关于2009年4月19日5时50分菜园坝火车站龙素珍案，涉案现金10300元，耳环一对、戒指一个、手机一部。

该案只有邱XX、胡X的供述，甚至没有受害人龙素珍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认定胡XX就是该案中的司机证据不足；

该案中，邱XX供述获得龙素珍现金103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龙素珍应该提供该笔资金的来源的证据（比如从银行取款等），没有该项证据，仅凭被告人的口供无法确认龙素珍的实际损失现金数额为10300元。

（2）2010年5月10日7时南坪上海城罗树林案。

（3）2010年5月13日7时新桥车站曾祥明案，涉案现金4100元，邮政卡700元。

该案证据包括邱XX的供述、胡X的供述、受害人曾祥明询问笔录。但缺乏曾祥明的辨认笔录。胡XX是否参与到该起案件中，证据不足。

其中现金4100元应该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据；卡里被取走700元，应该提供被告人取款的录像、该卡的交易明细，但公诉机关并没有这些证据，起诉书认定曾祥明卡中取款的人是本案被告人；以及认定被告人从曾祥明的邮政卡中取款700元，明显证据不足。

（4）2010年10月1日6时南岸六公里彭刚、何明蓉案，涉案现金4000元，金项链一根。该案证据包括邱XX的供述、胡X的供述。但缺乏彭刚、何明蓉的询问笔录与辨认笔录，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胡XX参与到该起案件中。

其中彭刚、何明蓉损失现金4000元应该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据；金项链应该提供购货发票等材料，但公诉机关并没有这些证据，证据不足。

(5)2010年10月10日6时南岸长江村车站梁益超案，涉案银行卡18700元。

控方认定梁益超案的涉案金额为18700元。对此，主要的证据包括：梁益超的询问笔录、邱XX等人供述。但公诉机关并没有将被邱XX、李X取款的三张银行卡交易明细打印出来，以及邱XX、李X取出15000元的完整录像。梁益超承认自己的银行卡被取款15000元，邱XX等人供述为18700元，公诉机关就以邱XX等人供述的数额来认定，显然不妥当。

该案中，梁益超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开车的司机为30岁左右的男子，且无受害人的辨认笔录，据此认定该案开车人就是胡XX过于武断。

需要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邱XX在到重庆作案之前，未在重庆生活，对重庆主城地形、地名并不熟悉；邱XX等人作案后并没有记笔记或记账单的习惯；邱XX的文化水平不高，记忆力较差，其竟然在重庆市公安局北部新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2010年11月20日，第3次讯问笔录）中一口气讲清楚跨度长达1点多，设计作案点4、50多处的59起案件；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该次邱XX的讯问笔录中，邱XX竟然丝毫不差地将59起案件发案的准确时间、地点、受害人特征、涉案金额、银行卡特征，分赃情况说得与受害人的报案记录严丝合缝，完全一致，这可能吗，这完全不具有任何合理性？结合邱XX在庭审中讲到办案民警暴力殴打受害人，指名问供，邱XX的讯问笔录极有可能是办案民警将受害人的办案材料提供给邱XX，要邱XX按照公安提供的材料供述；若不从，就会遭致毒打。邱XX的讯问笔录存在明显疑点，公安机关涉嫌违法取证，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二、对公诉机关指控胡XX涉嫌犯盗窃罪的辩护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胡XX犯盗窃罪的事实包括：邓兴芬案、曾维芳案、刘建华案、周信芬案、刘云华案、汪家忠、丁秋梅案、周维凤案、王良贤案、陈仁凤案、尹思菊案、向瑞容案、周现碧案、吴庆案、李学光案，共计22次。

1、胡XX未参与共同盗窃，不构成盗窃罪

（1）盗窃罪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非法获取他人财物。

胡XX在前述22起案件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受害人的秘密窃取财物行为；也没有用语言或行动唆使他人盗窃。所以胡XX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关键是看胡XX是否与本案其他被告共谋盗窃。

公诉机关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胡XX在本案同案犯实施秘密窃取行为之前有过共谋。本案同案犯邱XX等人的讯问笔录也没有关于几人共谋盗窃的内容。在作案中，胡XX的职责是开车，为诈骗犯罪提供条件，这是典型的诈骗犯罪中的分工。

（2）庭审中，邱XX与胡X均承认在对受害人实施盗窃是临时起意，而并非事前预谋好了的。胡XX一直主张用和平、温柔的手段（也就是骗的手段）获得钱财。这表明，胡XX不具有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

（3）是否认定胡XX构成盗窃罪，关键看其事前有无盗窃的共谋和有无盗窃的分工；事中有无参与盗窃的行为；事后有无参与销赃、毁灭证据的举动。控方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胡XX在事前知道和同意盗窃；也没有证据证实胡XX对盗窃行为的完成起到作用；更无证据证实胡XX事后参与销赃、毁灭证据。公诉机关认定胡XX构成盗窃罪明显证据不足。

（4）本案同案犯由涉嫌诈骗转化为涉嫌盗窃，胡XX不应该对犯意转化后的行为承担责任。胡XX 4 答应与本案其他同案犯一起做业务，就是一起诈骗他人财物，其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也这是基于这一点，胡XX才为他们开车的。但在诈骗中，其他同案犯犯意发生转化，由诈骗的犯罪故意转化为盗窃的犯罪故意，胡XX对犯意转化的没有起作用，也自然不应该对自己无犯意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才是主客观一致的归罪原则。该几起案件中，由于同案其他被告人对受害人诈骗过程中采取掉包、秘密窃取等手段，该案性质已发生变化，由诈骗转变成盗窃。由于胡XX在参与作案时，讲明了是参与实施诈骗，而不是其他，同案其他被告人在作案过程中，改变了犯意和犯罪的手段，没有与胡XX事先预谋；也没有对其他同案被告劝诱、引导、教唆、帮助盗窃，故不存在共同盗窃的犯罪故意与行为，胡XX不应该对他人转化了的犯意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5）胡XX在前述22起案件中确实参与了分赃，但获得赃款并不等于胡XX就是盗窃罪的共犯。我国刑法、最高院司法解释均无规定，参与了分脏就是共犯。认定是否构成共犯只要看其是否共谋。其他同案犯分配给胡XX赃款，是对胡XX开车的报酬。充其量会作为赃款收缴，而不应该以获得赃款就构成共犯。没有共同行为，没有共同犯意，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2、关于对上述22案的证据的辩护意见 该22案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有受害人辨认笔录，也就是有受害人辨认的案件，对这些案件中，对胡XX就是案件中的开车人的指控没有异议，但涉案金额有异议。此类案件包括：

（1）2010年4月26日6时巴山人行天桥刘云华案，涉案现金500元。

该案有刘云华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邱XX、胡X、胡XX的供述，前述证据能互相印证。（2）2010年4月26日6时巴山人行天桥刘云华案，涉案现金500元。

该案有刘云华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邱XX、胡X、胡XX的供述，前述证据能互相印证。（3）2010年5月17日9时北环红星美凯龙汪家忠、丁秋梅案，涉案现金15300元，农行卡2000元。

该案有胡X的供述、胡XX的供述、邱XX的供述、受害人汪家忠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但15300元巨额现金没有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例如从银行取款凭证、借他人款项的证人证言、借条等），无法证实汪家忠损失现金15300元。农行卡被取走2000元，但没有被告人取款的监控录像，以及该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卡是否被他人取走款，系何人在何时何地取款，取款金额到底是多少，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仅凭非法获取的邱XX等人的口供以及受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胡X等人从汪家忠农行卡上取走2000元。

5（4）2010年7月7日8时南岸四公里车站王良贤案，涉案现金740元，信合卡2000元。该案的证据包括受害人王良贤的报案笔录和辨认笔录。

公诉书指控被告人从信合卡取款2000元，没有提供行为人取款的录像、该卡的交易明细，无法证实该款是否被取走；无法证实该卡上的2000元是由被告所取。

（5）2010年8月23日6时沙区新桥871公交站张琼英案，涉案现金6000元，手机、戒指、耳环、项链等物。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讯问笔录，有张琼英的辨认笔录，无询问笔录。

现金6000元不是小数目，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

第二类案件：共涉案17起，在这些案件中，没有受害人辨认笔录，认定案中的开车人就是胡XX证据不足。

（1）2009年12月10日下午2时六公里交通学院邓兴芬案，涉案现金1300元。

该案只有邓兴芬询问笔录、但没有辨认笔录，没有邱XX、胡XX、胡X的供述，无法证实胡XX参与该案。现金1300元没有资金来源证据，无法证实损失数额确实为1300元。

（2）2010年4月4日7时新桥医院门诊部对面车站曾维芳案。现金1800元。

该案的证据包括邱XX的供述、曾维芳的询问笔录，但没有曾维芳的辨认笔录。无法证实该案中开车的是胡XX。

现金1800元没有资金来源证据，无法证实损失数额确实为1300元。

（3）2010年4月10日8时南岸海德酒店刘建华案，涉案现金1500元，邮政卡19000元。该案中没有刘建华的询问笔录，只有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无法证实胡XX参与该案。

现金1500元没有资金来源证据；邮政卡被取19000元，但没有取款录像、交易明细单，无法证实该卡上的钱被何人在何地取走，不能证实该卡上被取走的现金金额为20500元（500元+19000元）。

（4）2010年4月24日8时南岸六公里周信芬案，涉案现金330元，手机一部、银行卡4000元。该案有邱XX的供述、胡X的供述、受害人周信芬的询问笔录，但无周信芬的辨认笔录，认定胡XX参与作案，证据不足。

受害人银行卡被取4000元，但没能提供被告人取款的监控录像、该卡的交易明细等资料，无法证实该卡上的钱被何人在何地取走，不能证实该卡上被取走的现金金额为4000元。

（5）2010年7月27日8时40分南岸四公里车站周维凤案，涉案农商行卡4300元。

该案证据包括邱XX的讯问笔录，受害人周维凤的询问笔录，但没有周维凤的辨认笔录。在周维凤 6 的询问笔录中，周维凤描述的当时开长安车的司机特征为：胖、长发、30岁左右的男子。该特征与胡晓恩相貌特征相差很远，不能认定胡晓恩是当时开车的司机。

农商行卡被取走4300元，但没有被告人取款的监控录像，以及该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无法证实该卡上的钱被何人在何地取走，不能证实该卡上被取走的现金金额为4300元。

（6）2010年8月1日6时巴南炒油场陈仁凤案，涉案现金1300元。

该案证据有受害人陈仁凤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面描述的两名男子特征：甲男：30多岁，团脸，平头，中等身材，上穿白色衣服，本地口音；乙男：30多岁，长脸，浅发，身体瘦，上穿白色衣服，下穿白色长裤，背了一个黑色尼龙挎包，本地口音。陈仁凤描述的该两名男子的特征均不符合胡XX的特征，不能证实当时开车人是胡XX。

（7）2010年8月1日5时50分巴南渝南大道尹恩菊案，涉案邮政卡2400元。

该案有邱XX的讯问笔录，有尹恩菊的询问笔录，但没有尹恩菊的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的人是胡XX。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胡XX等人从尹思菊的邮政卡上取款2400元，但没有取款录像、该卡的交易明细，无法证实该卡是否在2010年8月1日被取款2400元；不能证实被取走的这2400元系被告胡X等人所为。

（8）2010年8月1日6时巴南渝南大道向瑞容案，涉案现金45000元。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呈请立案报告书，没有向瑞容的询问笔录与辨认笔录。45000元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公诉机关应该提供受害人45000元的资金来源证据（如银行取款凭证、向他人借款的相应证明等材料）。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据，如此巨大的现金金额难以认定。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参与的陈仁凤案发生于2010年8月1日6时，地点在巴南炒油场；尹思菊案发生于2010年8月1日5时50分，地点在巴南渝南大道；向瑞容案发生于2010年8月1日6时，地点在巴南渝南大道。如此短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三起诈骗案，不合常理。再高明的骗子，骗得邮政卡至少也需要花费几十分钟的；骗得卡后再去银行取钱，至少也需要几十分钟的。照此推算，在2010年8月1日5点50分左右在巴南区渝南大道作案后，不可能又在同日上午6时巴南炒油场再骗得陈仁凤案1300元现金；不可能在诈骗陈仁凤的同时，又在巴南渝南大道诈骗向瑞容现金45000元。骗人是需要时间成本的；转变作案地点也是需要时间成本的，被告人胡XX等人均系常人，分身乏术，怎么可能在短短十来分钟辗转几个地点，对多人同时实施诈骗？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常理。

7（9）2010年8月2日6时沙区汉渝路464车站周现碧案，涉案现金1400元。

该案证据中只有邱XX的口供，没有其他同案犯供述，也没有受害人的询问笔录，甚至连报案记录都没有，更不用说辨认笔录了。属于典型的孤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该案涉案现金1400元，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

（10）2010年8月6日9时新桥医院门诊部对面吴庆案，涉案现金1600元，银行卡存款5000元。该案的证据有胡X供述、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没有吴庆询问笔录，没有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的就是胡XX。

银行卡取款5000元，但无被告人取款录像、该银行卡交易明细，无法证实该卡上的钱被何人在何地取走，不能证实该卡上被取走的现金金额为5000元。

（11）2010年8月20日7时30分人和天桥李学光案，涉案现金1800元。

该案的证据有邱XX询问笔录，胡XX供述，受害人李学光询问笔录，但无辨认笔录。现金1800元，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12）2010年9月18日7时人和天桥肖本英案，涉案现金2000元。

该案的证据有胡XX讯问笔录、胡X的讯问笔录，但无肖本英询问笔录与辨认笔录。现金2000元，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12）2010年9月18日上午烈士墓车站黄文娟案，涉案邮政存折16020元。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讯问笔录，黄文娟的询问笔录，但无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的男子系胡XX。

邮政存折取款，无被告人胡X等人取款监控录像，无签有被告人胡X等人姓名的取款回执单存根，不能证明受害人损失数额；更不能确定取走该款系被告所为。

（13）2010年9月29日7时巴南岔路口李福英案，涉案现金585元。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供述、胡X的供述、受害人李福英询问笔录，但无李福英的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人系胡XX。

（14）2010年10月6日8时沙区天星桥制药厂杨亚玲案，涉案现金1300元，金项链一根，金耳环一对。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供述、有受害人杨亚玲询问笔录，但无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人系胡XX。

现金1300元，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8（15）2010年10月11日9时南岸烟雨路罗家坝刘德琼案，涉案农行、邮政卡各一张11600元。该案与邱XX等人供述的发案时间2010年10月11日不一致。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供述、胡X讯问笔录、受害人刘德琼询问笔录，以及李X、邱XX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录像截图。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李X、邱XX取走全部11600元的录像，否则对卡上被取走的金额不能认同。

（16）2010年10月27日7时加州童心桥车站陈传生案，涉案现金5000元，邮政卡12600元。该案的证据有邱XX讯问笔录、胡X讯问笔录、陈传生的询问笔录，但无陈传生的辨认笔录。陈传生在其询问笔录中这样描述当时开车的司机的特征：30多岁，男，有点胖，光头，圆脸。这与胡XX的特征相差甚大，不能证实该案中的开车男子就是胡XX。

该案涉案现金5000元，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邮政卡取款12600元，但没有被告人取款的全程录像，也没有该银行卡交易明细，不能证实该卡当日是否被取走现金；不能证实被取走的数额；更不能证实该款系何人取走。

（17）2010年11月1日8时30分新桥加气站刘国银、吕辅琴案，涉案现金1500元，邮政存折6300元。

该案的证据有邱XX的供述、胡X供述，受害人刘国银的询问笔录，但无刘国银的辨认笔录，不能证实该案中开车人系胡XX。

该案涉案现金1500元，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其数额不能确定。邮政卡取款6300元，但没有被告人取款的全程录像，也没有该银行卡交易明细，不能证实该卡当日被取走的数额；更不能证实该款系何人取走。

三、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XX涉嫌犯诈骗罪的辩护意见

1、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胡XX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定性本身没有异议，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胡XX涉嫌诈骗所得数额认定有异议

（1）2009年4月21日6时石坪桥隆鑫加油站彭顺友案，涉案现金500元。

该案证据有：邱XX、胡X的供述，受害人彭顺友的询问笔录。但没有受害人的辨认笔录，该案是否由胡XX开车协助诈骗，证据不足。

（2）2010年8月4日6时30分江北南桥寺汪克其案，涉案现金7400元，邮政卡4000元。该案证据有：邱XX的供述，受害人江克其的询问笔录，但没有江克其的辨认笔录。在江克其的询问笔录中，江是这样描述当时开车的司机：30多岁，平头，不胖不瘦。这与胡XX的相貌特征并不吻合，9 不能认定该案司机就是胡XX。

江克其现金7400元，并不是小数目，却没有该现金来源的证据（比如取款凭证等），数额无法认定；邮政卡取款4000元，没有被告人取款的录像、银行卡交易明细，认定胡X等人取款4000元，明显证据不足。

（3）关于2010年10月2日8时10分加州车站张晶案，涉案45700元。

该案证据中，尽管邱XX等人供述骗取张晶的款项为45700元；但按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基本原则，被告人的供述是不够的。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李X、邱XX取款的录像、受害人账户交易明细、受害人张晶询问笔录等。但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李X、邱XX取款的录像仅能显示李X、邱XX二人曾取过款，但不能反映取过多少款，也就是说，若要认定李X、邱XX在柜员机上取款20000元，录像应该反映该二人取款10次，每次取款2000元的事实；卡号为***411的农行卡在当天的银行柜台被取款41700元，本身该视频录像很模糊，公诉机关并没有提交李X或邱XX在柜台取款41700元的留有字迹的取款凭条存根，起诉书就此认定受害人被骗金额为45700元证据不足。

（4）2010年10月20日巴南花溪镇岔路口车站何忠明案，涉案现金500元。

该案有邱XX的供述、受害人何忠明的询问笔录，无何忠明辨认笔录。按照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刑法原则，对被告人涉嫌诈骗罪的几起案件从轻处罚。

2、胡XX在共同诈骗中是从犯，应该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

（1）胡XX不是诈骗团伙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胡XX、邱XX、胡X的供述、当庭辩解，可以看出，召集人员到重庆从事诈骗的人不是胡XX；最早参加诈骗活动的不是胡XX；四人诈骗团伙的人员分工安排不是胡XX。

（2）直接对受害人事实诈骗行为的不是胡XX。（3）从受害人处取得现金、到银行取款的不是胡XX。（4）获得的赃款不是胡XX保管；分配赃款的人不是胡XX。

胡XX在诈骗案件中的角色是司机，是为同案犯的诈骗行为创造条件，对诈骗行为的完成只起着辅助、促成的作用，比起组织者、直接动手者、直接获取赃款者，胡XX的作用小得多，应认定为从犯。

3、四人平均分配赃款不是认定胡XX、邱XX、胡X、李X四人均是主犯的依据。

固然，分赃情况是区分团伙作案中主从犯的一个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也不是最重要的依据。区分主从犯的最重要的依据是行为人在对犯罪行为发生所起的作用。前已述及，胡XX在诈骗活动中所起的只是辅助、帮助、促成的作用，作用很小。至于说分赃时，有人要不论功行赏而是平均分配只是反映 10 他们讲江湖义气，自觉遵循“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原始公平观念；也可能是组织者为了笼络人心，图的是长期合作。平均分赃不能改变各行为人的行为的作用力的巨大差别事实，赃物分配方式与主从犯无直接对应关系。

四、胡XX主动认罪、悔罪，并表示愿意退赃；胡XX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行为无异议，但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的罪名有异议，不能认定胡XX认罪态度不好，其不影响坦白的成立。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此致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

2011年9月1日

第四篇：知迅码CEO宋磊蝴蝶效应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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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知迅码CEO宋磊蝴蝶效应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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