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堪忧

第一篇：未来10年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堪忧

未来10年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堪忧

http://2011-10-12 19:59来源： 人民网【字号：大 中 小】

本报纽约10月10日电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共同发布了《2011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全球粮食价格总体仍将居高不下，同时粮价波动的局面会继续存在并可能加剧，这将严重威胁全球的粮食安全，使贫困的农民、消费者和依靠粮食进口的小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报告显示，全球粮食价格曾保持了四十多年的稳定状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呈下降趋势的。但近些年来却出现了两次粮价的剧烈上涨，一次发生在2006年到2008年间，另一次是在2010年到2011年间，而在这两次价格飙升之间粮价又曾出现过大幅下跌的情况。2011年2月，粮食价格达到了历史高点。目前的粮价不仅很高，而且还剧烈波动，充满难以预测的变化。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表示，这种危机给其带来了挑战，并考验是否能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到2015年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为此，联合国系统内与粮食问题相关的三大机构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有力行动，彻底根除粮食不安全现象。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多，消费者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生物燃料的开发也将给粮食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日益稀少，粮食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农产品与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极端天气事件将更加频繁。这些因素将导致粮食价格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波动性增加，进而从两个主要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投资风险，还使小农户和低收入消费者更容易陷入贫困，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指出，要抑制粮价波动，首先应当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传播和透明度，避免由于恐慌心态导致抢购并引发价格上扬，同时应当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弱势人口在粮价上涨和波动的时候也能够获得所需的营养。此外，还应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从长远上提高对于农业的投入，重点放在富有成本效益的灌溉设施建设、适宜的土地管理规范制定以及通过农业科研开发改良种子上，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抵抗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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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全球粮食危机论文粮食安全论文

全球粮食危机论文

摘要：粮食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稳定，更影响国家安全。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促成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包括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分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革新；中层原因包括美元贬值和粮食投机；突发原因主要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及石油价格的上涨。面对新一轮可能来袭的全球粮食危机，国家行为体应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和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威胁。同时，这场粮食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生产，力主自给自足，同时适当进口，充裕国内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和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粮食危机；国际合作 1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粮食安全

呼吁安全研究应超越传统的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过分强调军事、科技因素的范式始于19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两极对峙体系解体，军事威胁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威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等不断涌现，这些安全威胁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由非军事性因素促成，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对持续泛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及时合理的应对措施和合作机制，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理论

亦不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局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以人文主义关怀，世界主义理念以及非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独立的次领域。“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成为主要讨论议题，超越国家间差异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新型安全观逐渐被认可与接受。

尽管非传统安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局势也有着种类、程度和认知的差别，但是粮食安全是全球各国和各地区都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特别是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称为“货币的货币”，其生产供给的低弹性和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此外，农业劳动力资源的不可储藏性和农业劳动的职业特性也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技术特征上都比较困难。因此，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正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民；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以跨国性扩散蔓延为主要特征，一国或一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易产生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因此国际市场上粮价的波动将涉及到全球各个开放市场国家，并将影响国际格局的构建与走向。然而，自2007年开始，由于受极端干旱、洪涝灾害等自然环境以

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粮食生产遭遇威胁。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在去年夏天，俄罗斯部分地区因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引发森林大火，随后俄政府发布禁止粮食出口的命令，北半球的高温干旱天气，印度、巴基斯坦洪灾，以及随后的北欧严寒、北美暴风雪、中国北方产麦大省的持续干旱，澳大利亚洪水飓风、南美地区的洪水和干旱，全球粮食市场掀起新一轮震荡。东非、亚洲、中东和中美洲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粮食饥荒。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报告，2010年10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至197，只比2008年6月的峰值低16点。而今年2月份食品价格指数为236，连续8个月走高，同时也创下该指数1990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最高点213.5。据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目前全球约有9.25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每6秒钟就会有一名儿童因食物不足而死亡。与如此紧张的外围环境相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粮价上涨的风潮。

非传统安全研究改变以往安全研究只关注政治、军事的高级政治领域，开始注重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在内的低级政治领域。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济领域里的粮食危机问题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们的思考。那么，这种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威胁成因何在？本文将从国际政治视角分层次解读粮食危机。粮食危机成因的国际政治层次分析

目前研究全球粮食危机和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达千篇之多，相关的论述著作也是难以穷尽阅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2007-2008年间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更加剧了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粮食现状、粮食危机成因、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增产增收等问题。且主要从经济、技术、贸易、农业等角度论述，但很少有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视角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文章。“以前的几次粮食危机表现为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而近几年出现的粮价上涨，则表现为结构性、综合性的特点。”除去天气恶劣、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等传统性因素外，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外溢影响、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计划、粮食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这些非传统性因素造成了自2007-2008年粮食危机后的又一轮新的全球粮食恐慌。下面将从深层、中层和突发三个层次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成因。

首先，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在于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粮食自给自足，转而生产经济作物，加剧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紧张。发达国家基于强大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国内农业发展并给与高额补贴；此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不利因素。通过高额的政府补贴和绿色壁垒减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

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退化。比如，墨西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下，从一个玉米之乡变成了现在的玉米进口国。基于同样的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退化成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减少或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造成国内农业生产的萎缩。并且部分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经济作物，实行出口创汇型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最终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摧毁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粮食储备），使南方国家加深了对粮食上的依附性。”通过出售廉价劳动力和经济作物，换取外汇来购买粮食和高科技产品，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并有进一步被边缘的危险。此外，人们消费需求的改变也加速了粮食的消耗和供应危机。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并且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扬，加大了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压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无限制的间接粮食需求，包括饲料需求和燃料需求引发了全球粮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富人对肉类、瓜果、生物能源等产品的需求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穷人生产粮食的用地，导致全球粮食生产下降”。其次，从中层原因看，主要包括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上粮食的投机炒作，事实上推高了粮价，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美国有计划地推行美元贬值政策，造成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名义价格上涨。此外，由于美元贬值引起了国际

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国际投资家们纷纷转移战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风险相对较弱的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而国际市场上的投机炒作行为使粮食向金融化方向逐渐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等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上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跨国公司的囤积居奇以及粮食出口国干预粮食出口恶化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对立关系。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而部分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大量进口粮食，这些因素加剧了粮荒的出现。如中国和阿根廷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禁止水稻出口。最后，从突发原因看，主要是自然灾害因素导致的粮食减产及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生产成本的增加。2010年6月以来，极端恶劣天气频繁出现，包括洪涝、干旱和飓风等，给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带来了巨大破坏。

此外，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不仅直接提高了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粮价，也促使一些国家加快实行生物新能源计划，减少粮食供应。美国和巴西利用玉米生产清洁能源乙醇，欧盟则采用菜籽来生产生物柴油。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紧张，促使粮价的全球性上涨。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给国际粮食价

格上涨埋下隐患。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中国的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一时难控等特点，它们时常以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挑战政府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此外，持续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影响性，某国或某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容易蔓延成为整个地区或全球的大灾难。单独的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物质层面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负面影响跨越国界，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主权国家呼吁共同面对新世纪的安全威胁，从对抗走向合作共存。

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包括各主要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和区域内大国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在国际合作层面上，首先，多国依托联合国所举行的粮食特别会议，及其下设的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实现了合作以缓解国际粮食危机的冲击。其次，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为有效的应对国际粮食危机以稳定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也进行了多次协商与合作。

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需要用世界上9%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并且面临美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霸权，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中国日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此前宣布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并且我国粮食连续６年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告诫道：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而言，在国内政策选择及中外交流两个层面，粮食安全将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选择，避免自信过头，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目前粮食生产及储备状况，以及基于对这些客观状况的认知和分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并确保中国粮食安全，都值得我们关注。

粮食安全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鉴于中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中逐渐上升的影响，并处于应对国内可能的粮食短缺现象的考虑，中国应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促进粮食领域里的共识与合作。这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而在寻求国际合作之前，中国必须加强粮食生产，力主自给自足。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保障。在粮食价格高涨以及供应紧张的国际市场上，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证一国在国际上独立自主行事及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为保证国内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决议和纲要，并就此采取了实际行动。4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性危机需要也展现出了国家行为体在观念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合作。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粮食生产和国内储备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倡导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参加或主导成立粮食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篇：美国大学兼职教师生存状况堪忧

美国学术劳动联盟认为，当前美国大学针对兼职教师的聘用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大学需要将注意力转向这一群每天勤勤恳恳工作的人 ——

美国大学兼职教师生存状况堪忧

吴慧平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 中国教育报 》 2013 年 12 月 20 日 7 版

美国联邦教育部最新数据统计显示，美国高等教育师资规模为180万人，其中约130万（75.5%）为没有取得终身教职的临时教师，具体包括兼职教师、临时教师以及没有取得终身教职的全日制教师，还有部分研究生助教。然而，这个不断壮大起来的临时教师群体，无论是作为个体在其工作的校园里，还是作为集体成为高等教育政策讨论的对象，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公众对这个群体知之甚少，仅有的了解都来自一些传闻、陈旧的数据以及高校或州政府发布的零散信息。为此，美国学术劳动联盟近日整理并发布了最新的调研报告——《兼职教师的写照》，对兼职教师的基本情况、薪酬福利以及专业支持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介绍，从而让我们有机会一窥美国兼职教师的生存全貌。

薪酬待遇及福利保障与其教育背景不相称

报告显示，尽管兼职教师已成为学术队伍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在付出辛勤汗水的同时，得到的却是与其教育背景及专业训练极不相称的薪酬待遇及福利保障。

兼职教师的薪水通常是按每门课程并仅限于课堂时间来结算的，一些课堂外的服务，例如备课、课外指导学生、批改学生作业以及参加学校和院系的会议事务，兼职教师都相当于无偿奉献。兼职教师的课酬可以说是相当低廉，以3学分的课程为例，平均课酬仅为2700美元，而专职教师的课酬平均都在4000美元以上。当然，课酬还会因学历有所差异，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兼职教师课酬分别为2250美元、2400美元、3200美元。兼职教师的这种薪资水平与其学术资格极不匹配，不仅与具有终身教职的大学同事相比较，即便同样与美国各行各业具有同等学历的劳动力相比较，都属于较低水平。

在美国，人们普遍相信高等教育文凭会带来较多收入，但在兼职教师身上，没有看到这一迹象。而且，兼职教师的薪资与学校类型相关，社区学院的课酬最低，平均为2235美元，最高的为拥有博士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平均课酬为3400美元。教师工会作为一种捍卫教师权益的组织，对兼职教师的薪资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设有工会的学校，兼职教师的课酬为3100美元，没有设立工会的学校课酬则为2475美元。课酬也会因学科类型、课程层次、授课方式有所差异，大多数学科的课酬在2700美元左右，也有一些学科，比如工程学的课酬较高，为4000美元，低课酬学科如数学与发展教育学的课酬仅为2000美元。不同水平的课程对课酬标准也有影响，最低的是介绍性课程，为2250美元，研究生课程最高为3375美元。教学方式也对课酬产生影响，现场教学的课酬平均为2850美元，网上教学的课酬为2250美元，混合教学的课酬为2462美元。性别对兼职教师课酬产生的影响不大，女性兼职教师课酬为2700美元，男性则为2780美元。

除了薪酬之外，美国学术劳动联盟还将福利保障纳入调查，而调查结果同样令人心酸。虽然大多数兼职教师都有医疗保险，但是这种保险并非由任教学校提供。调查结果显示，17.5%的人医疗保险不是由任教学校提供，而是从其他渠道获得，37.3%的兼职教师医疗保险由配偶与合作单位提供，仅有22.6%的兼职教师医疗保险由学校提供，其中4.3%的人由学校承担全部费用，14.6%的人费用由学校和个人共同承担，3.6%的人医疗保险由个人承担全部费用。

与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险相比，享有养老保险的兼职教师比例则要高得多，4成受访者声称他们享有由学校提供的养老保险，只不过所缴费用因校而异，5.3%的人养老保险由学校交纳，26%的人为共同分担，9.2%的人则由个人全部承担。公立高校在为兼职教师提供福利方面显然要较私立高校做得好一些，公立高校中，23.4%的兼职教师有医保，46.9%的人有养老保险，私立高校2种保险的覆盖率分别为16%和20.6%。

教学资源及专业发展机会获取不易

高校提供的教学资源与专业支持有限，则是兼职教师遭遇到的另一种打击。有近2/3的受访者表示，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像与学生面谈这类与学习有关的活动，校方均不支付报酬。一般来说，社区学院与文理学院为兼职教师提供的资源与支持形式要稍微多一些，这显然是由于社区学院与文理学院对兼职教师的依赖程度更高，因而也更为关注兼职教师的生存状况。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这些院校普遍设有工会，从而有更多机会获得资源和支持，尤其是在薪酬方面。据受访者介绍，他们可以获得以下一些支持：

17.9%的人认为他们会因课程取消而获得补助，没有工会的高校比例则为9.9%；9.7%的人认为他们因参加系里会议而获得报酬，没有工会的高校比例为5.4%；14.5%的人认为加班会获得报酬，没有工会的高校比例为3.8%；33.9%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会定期上调，没有工会的高校比例为12.1%；19.4%的人认为他们有工作安全感，没有工会的高校比例为3.9%。

总体而言，美国高校提供给兼职教师的专业支持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较低水平，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制于日益窘困的财政状况，使得高校无法投入更多经费来改善教师待遇，而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高校只是把兼职教师作为教授某门课程的临时工看待而已，不愿意为此投入太多精力与经费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大学需要将注意力转向兼职教师

美国学术劳动联盟所做的调研证实了一些传闻，兼职教师只需要履行教学责任，对所教学科负责，而不需要参与学校的所有活动。学校也没有为兼职教师履行教学职责提供足够的支持，所以兼职教师的辛勤工作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微薄的薪资使得一些兼职教师生存处境艰难，部分甚至连养家糊口都有问题。据美国学术劳动联盟提供的数据，半数以上的兼职教师年收入不到3.5万美元，2/3的人年收入不足4.5万美元。也许从其收入状况来看，这份微薄的薪水在家庭开支中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受访者（家庭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声称他们的收入在维持家庭开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先不论收入对个人生存的重要性，单就从这种低廉的报酬及专业支持的匮乏而言就与高等教育的价值相悖，因为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社会角度来看，接受高等教育都能获益，但显然兼职教师并没有从中获益。这种低水平的薪酬与支持一方面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某些短视之见，以暂时的利益算计而牺牲掉未来长远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与不景气，大学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并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他们。美国学术劳动联盟认为，当前美国大学针对兼职教师的聘用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基于学校长远发展的策略，现在应该是反省与检讨的时候了，大学需要将注意力转向这一群每天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使其在受到重用的同时，获得更公正的待遇。

第四篇：全球淡水资源状况分析

全球淡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人类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水资源危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其严重性，全球范围内保护水资源的浪潮已经掀起，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虽然对水资源的保护并不尽如人意，但有理由相信通过国际社会、各个国家不懈的努力，通过国际合作，人类会解决好淡水资源问题。在水资源全球保护的背景下，同样面临水危机的中国，惟有加强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形成有效的水法体系，才能有效应对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淡水资源 全球保护 水法体系

地球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但它们远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分布也不均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灌溉农业的扩张引起对淡水需求的大幅增长。淡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化严重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千年报告中指出：“要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拯救生命,任何措施都比不上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水和合格的卫生条件。” 无论从淡水资源的数量来看，还是其质量来看，全球淡水资源堪忧，因而必须提高全人类的认识，达成国际共识，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来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本文将在阐述世界水资源现状及其全球范围内保护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淡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全球淡水资源现状——人类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淡水资源的应然状态

地球上总的水体积大约为14亿立方千米，其中只有2.5％是淡水，或者说只有0.35亿立方千米的淡水。大部分的淡水以永久性冰或雪的形式封存于南极洲和格陵兰岛，或成为埋藏很深的地下水。能被人类所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是湖泊、河流、土壤湿气和埋藏相对较浅的地下水盆地。这些水资源中可用的部分仅有20万立方千米――不足淡水总量的1％，仅为地球上水资源总量的0.01％。这些能够利用的水很多都位于远离人类的地方，进而为水利用带来了复杂的问题。

淡水补给依赖于海洋表面的蒸发。每年海洋要蒸发掉50.5万立方千米的海水，即1.4米厚的水层。此外，陆地表面还要蒸发7.2万立方千米。所有降水中有80％降落到海洋中，即45.8万立方千米/a,其余11.9万立方千米降落于陆地。地表降水量和蒸发量之差（每年约11.9万立方千米减去7.2万立方千米的差额）就形成了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补给——大约4.7万立方千米/a。所有径流中，半数以上发生在亚洲和南美洲，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同一条河中，即亚马孙河，这条河每年要带走6000立方千米的水。

（二）淡水资源实际现状

1、水量缺乏

全世界约有1/3的人生活在中度和高度缺水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的淡水消费量超过可更新水资源总量的10％。大约有80个国家，40％的世界人口在1990年代中期严重缺水（CSD 1997b）。根据1997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淡水综合估计的报告，人类现在直接或间接利用着世界水供应量的一半以上，全球人均淡水可用量从1950年的17000立方米下降到1995年的7000立方米。到2020年，水的使用量将会提高40％，其中17％以上的水将要用于满足人口增长说引起的食品生长。（世界水联合会2000a）。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灌溉农业的扩张是引起水需求增长的三个主要

因素。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不视为水资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去的20年中，农业消耗了经济发展中的大部分淡水。规划者一直认为通过增加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控制水文循环，这样就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水量。

从传统上，修筑河坝是保障灌溉用水、水力发电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手段。世界上最大的227条河流中，已经有大约60％被堤坝、引流、运河等强烈地或者中等程度地切割，同时对淡水生态系统也造成了影响（WCD 2000）。从增加粮食产量和水力发电等方面来看，这些基础设施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造价也非常之大。在过去的50年里，堤坝改变了世界河流的形状，使得不同地区约4000万－8000万人口迁移（WCD 2000），导致临近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2、水质下降

穷国与富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同样存在水污染问题。水污染有其自然来源，如含有有毒物质的泉、渗漏的油和由侵蚀产生的沉积物，但大部分关于水污染的讨论集中于影响到水质或其可用性的由人为引起的变化。城市和工业排出的有毒化学制品、污水、致病物、油、重金属、热污染、和放射性废物污染着河流和地下水。农业开发在解决世界食物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它也造成了水污染，由于大量使用肥料和农药水源受到污染。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水污染相对比较严重。马来西亚的50条主要河流中，有42条正面临着“生态灾难”。在菲律宾，家用污水量占马尼拉的帕西格河总量的60％—70％，成千上万人不仅用这些水洗澡、洗衣服，还作为饮用水的来源。在中国，水污染问题也相当严峻。中国的44个主要城市中，有41个城市使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水源。

（三）水资源现状的影响水资源枯竭，水质恶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一个国家每人每年用水量低于1000立方米“基线”以下时，该国被认为可能要长期缺水，而许多地区已经存在着长期水缺乏；许多大河的流量和水流时间几乎全部为人类控制，这对水族生物非常不利，导致鱼量的减少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全世界有十一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得不到卫生的水，有24亿人，即世界人口的40％得不到合格的清洁服务；每天大约有6 000名儿童死于不卫生的水和不合格的卫生和清洁条件所引起的疾病——相当于每天有20架大型客机坠毁；不卫生的水和不清洁的环境估计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所有疾病的80％；妇女和女孩由于缺乏卫生设施往往受害最重；

（四）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指出：“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是水。” 1977年联合国水事会议又进一步强调：“水，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 淡水资源危机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的用水速度已经超过了水的再生速度；人类过渡用水、水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造成湖泊、河流、湿地和地下含水层的淡水系统被破坏或消失；很多国家的的淡水管理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脱节等问题导致水资源的日益匮乏。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2000年3月大约有120个水方面的部长参加了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水论坛”，采纳了旨在取得世界水安全的宣言。宣言中体提出本世纪重要挑战如下：

满足基本需要：认识到获得安全的、足量的水和卫生设施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对于健康和幸福来说这也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特殊的水管理过程使得人们有权获得这些，尤其是妇女；保证食物供给：通过更有效的移动和使用水及粮食产品，以及水和粮食产品更公平的分配，来加强食品安全，尤其是对于贫穷和脆弱的人来说；保护生态系统：通过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分享水资源：通过可持续的河流流域管理或者其他正确的方法，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提高不同水使用者之间各水平上的和平协作和发展合作，这种合作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如果是国界上的水资源或者是跨越国界的水资源，这种合作也可以在相关国家之间进行；风险管理：针对洪水、干旱、污染以及其它与水相关的灾害提供安全措施；水评价：以一种能够反映水对其所有使用者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价值的方式来管理水，逐渐为水服务标价，以反应他们供给的价值。这一方法应该考虑到穷人和脆弱群体的基本需求和质量；精明的管理水：确保好的管理，以便在水资源的管理中涵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公众参与。

当今淡水资源问题已经不仅仅限于一国范围之内，面对挑战，应对的应是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还有个人等等。要减轻甚至消除淡水资源的危机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通过全球努力来解决当代以至子孙后代的淡水资源问题。

二、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

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淡水问题的严重性。这段时间内，淡水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广为关注，更加强调水的高效分配，兼顾淡水的公平分配与代际分配，认识到流域管理是有效管理淡水资源的关键，认识到所有利益有关的团体在水管理中的作用。全球范围内的淡水资源保护已经开始，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国际宣言，订立国际条约调整各国在利用淡水资源中的关系，规定各国保护全球淡水资源的义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个国家之间也为有效公平的利用与其有关的淡水资源，签订了诸多多边或是双边的条约或协定。但是因为缺乏一个真正的国际淡水资源管理实体，以及国家资源主权的负面影响，全球淡水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一）全球淡水资源的保护现状

1、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

1966年国际法协会通过的“赫尔辛基规则”是最早的和最经常被援引的关于淡水的国际文件之一。其中第4条提出的基本原则承认，国际流域内的每个国家有权利合理公平地利用流域内的水。在公平利用原则之外，第10条还规定，各国不应对国际流域内的水造成任何新形式的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从而可能对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应为减少各种现有的污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便不在流域内另一国家的境内造成损害。但是由于这一规则没有明确界定如何利用和消费水资源的问题，而没有约束力，所以一直受到批评。尽管如此，“赫尔辛基规则”还是被广为参照，并在其他的国际会议上得到发展。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的宣言中，原则2——“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以及原则3——“地球水资源等的保护要加强国际合作，里约宣言更是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解决全球资源短缺问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社会对淡水资源危机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说明人类面临的淡水资源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977年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水资源大会，并采纳了“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Mardel Plata Action Plan）。大会建议研究可以用来管理共享水资源的方法，制定共同的规划，实施协调水资源利用所必需的机制，并提出“关于共享的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和发展，各国应考虑每个国家的权利……以能平等的利用这些权利。”

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指出“地球生产非常重要的再生资源的能力必须得到保持，而且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加以恢复或改善”，这为全球淡水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方向，而大会的行动计划则呼吁为防止淡水污染和保护整个水资源进行国际合作合作（建议51－55）。此后，1982年内罗毕宣言和1992年的里约宣言也都重申对对淡水资源的保护。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影响深远的《二十一世纪议程》。《二十一

世纪议程》在其第18章“保护淡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对水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采用综合性办法”中专门就水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管理，水资源评价，水资源、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等做了详尽的建议和规定，以期达到满足所有各国在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方面对淡水的需求。《二十一世纪议程》规定必须对水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这种统筹规划必须覆盖所有各类的相关淡水水体,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同时需要适当考虑到水的量与质方面。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依据构想是,水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水是一种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物品和有价物品,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它的用途性质。

对国际河流生态系统保护最为有力的当为《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律公约》。负责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81年开始制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的法律。1990年它通过了关于国际水环境保护的条款。1997年5月5日，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律公约》。这个框架公约包括四类条款：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一般规则（第5－10条），实施这些规则的程序规则（第11－19条和第29－32条），关于淡水保护、保持和管理的实质条款（第20－28条），关于水道国缔结协定的条款（第3－4条）。公约规定,水道国应在其各自的领土内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利用国际水道,以使国际水道得到最适宜的和持续的利用,从而充分保护国际水道。此外,水道国应参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利用、开发和保护国际水道,并有义务在保护和开发国际水道方面进行合作。各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防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任何造成这种损害的国家应与受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排除或减少这种损害,并在必要时,讨论赔偿损失问题。公约要求水道国保护、保全和管理国际水道及其水质,特别是保护水道的生态系统。公约倡导的措施包括:a.确定共同的水质目标和排放标准,针对集中和分散的污染源采取适当的技术和方法,确定应被禁止、限制或监控引入水道的物质的清单。b.保护水道的生物资源,应当是防治污染的目标。c.关于水道的管理,公约要求,建立共同管理机制。

国际淡水资源保护的高潮是2003年的国际淡水年。2003年3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大会，165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万多余人出席会议。根据《二十一世纪议程》有关条款规定大会决定2003年为国际淡水年。会议就水危机的严峻性与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抑制的迫切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讨论议题包括水供应、水与气候、水与运输、水与文化的多元性、水与卫生设施、水污染与卫生、水与能源、水与食物、水与男女平等、水与环境、水信息与管理、水与扶贫等问题，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足够的水和可饮用的水。

2、淡水资源的区域保护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区域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或欧洲理事会制定了一些关于国际河流的文件，一般没有拘束力。90年代，这些文件中提出的原则转成条约。

欧洲作为一体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走在区域淡水保护的前列。早在1968年5月6日，欧洲理事会就通过了《欧洲水宪章》，今天看来，其中提出的大多数原则都是公认的事实。此后不久，1968年9月16日，欧洲理事会又主持通过了《在洗涤产品中限制使用某些去污剂的欧洲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也发出了好几个保护水资源的建议，其中包括1970年关于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免受石油和石油产品污染的建议。1980年－1990年十年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水问题小组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在界水方面进行合作的文件。总之，欧洲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在淡水资源的区域保护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1、水资源缺乏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淡水资源的实际现状远远落后于其应然状态，可利用和可饮用的淡水正在减少，全球发展和增进福利远远重要于水的切实保护，各国不会为了保护水资源而限制本国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先进理念，其实践比大肆宣传

少的多，而往往成为破坏水资源的借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2、没有一部统一的保护全球水资源的国际公约。虽然历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宣言都关注淡水资源的保护，《二十一世纪议程》还专门将淡水保护设为章，但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就像解决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解决海洋问题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国际社会需要一部统一的国际水法，国际水域立法应走向法典化和全球化，用其协调各国的行动，指导各国在保护和利用全球水资源上进行合作，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3、国家的环境资源主权往往对全球淡水资源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社会早已确立了“国家环境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但事实是强调国家环境资源主权成了其替身。很多国家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淡水资源的全球和区域保护上显得相当保守。比如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欧盟，曾试图通过一个综合全面的文件以便对成员国淡水质量控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但这个努力最终没有成功。加拿大也曾以国家环境资源主权的名头，完全禁止能有效解决水资源地区分配不平衡的水贸易。

4、涉及淡水资源的水公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伴随着河流流域水资源危机而出现的“水难民”在1998年达到2500万人，第一次超过“战争难民”的人数。据预测，在2025年之前，因为水的原因而成为难民者将多达1亿人（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这一方面是因为水资源短缺引起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全球水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一个欧洲人每年消费约800立方米的水，大约是一个加纳人的70倍，而一个美国人每年对水的消费量超过3000立方米。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不仅要在当代人之间实现公平用水，还要为后代人着想，实现代内和代际两个公平。

5、各国对水资源危机的认识仍有不同。联合国在2003年3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大会会前公布的水资源报告中批评说，政治领袖没有采取行动，一些人甚至否认危机的存在。水远没有石油和股票那么重要，因此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对石油和股票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水的关心。

6、区域淡水保护仅局限于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欧洲和北美地区，亚洲、非洲等其他大洲缺乏区域合作制度，因此有必要建立、发展和完善各大洲的区域淡水保护机制。

三、我国淡水资源保护的立法研究

（一）我国淡水资源简况

1、水资源严重短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据统计,我国有2000万人饮水困难;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可能发生旱灾，松辽平原、黄淮海平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东部和北部、云贵高原至广东湛江一带旱灾比较严重。华北平原工农业比较发达，人口稠密，河流经流量小，供水情况相当紧张。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分部不均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而用水量却随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2010年我国将出现严重缺水问题，2030年我国将会出现缺水高峰。

2、水域污染严重，淡水水质恶化。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淡水资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第五篇：关于全球疫情下的粮食安全工作研究

关于全球疫情下的粮食安全工作研究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开启“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进入新时代以来，粮食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当前处于百年变局，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必须自力更生，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一、粮食安全工作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形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3月以来，全球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10多个主要粮食出口国一度禁止或部分限制本国粮食出口。因疫情引发的不稳定的物流港口运输，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所遭遇的挑战。就国际来说，全球疫情、虫灾、水灾等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全球粮食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今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可能由XX亿增至XX亿；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历史性冲击”。这表明粮食安全在眼下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

就国内而言，尽管我国自2004年以来，粮食实现了“十七连增”。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国内食品供应也保持了良好的运转，但“中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态势还将持续。而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特别是主要粮食进口品种大豆等作物面临“市场”和“政治”双重风险，使得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持续承压。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疫情影响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包括“保粮食能源安全”在内的“六保”要求。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特别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并对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等提出明确要求。在吉林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也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批示，更加反映出节约粮食的紧迫性，没有商量余地。

2022年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农田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绝不能弄虚作假，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创新链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多重挑战：资源与环境约束，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挑战。×年末全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46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短缺，干旱威胁严重。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2018年，我国每人每年的水资源量是197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污染、土壤污染影响粮食的有效供给能力。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人口基数大，根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按照人均年消费粮食500千克（广义粮食消费量）计算，中国年需生产粮食7.25亿吨；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年5月发布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25亿，其中中国将增加2.55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2.55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粮食的生产者变成粮食的消费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饲料用粮需求越来越大；粮食产业经济的发展，粮食的工业用途不断扩展，生物能源、燃料乙醇、化工产品等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加剧了粮价波动，使得新时代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二、粮食安全工作“五力”模型的提出与指导思想

面对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及新冠疫情肆虐的局势，我国粮食安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防范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为此，笔者通过回顾从古至今中国粮食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大写照，从国内到国际的大观察，从战略到路径的大梳理，从理论到实践的大总结，用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将粮食安全置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全球粮食安全视野之中，对中国粮食安全进行系统性的新思考，并提出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五力”模型，即资源支撑力：粮食安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及三农问题相互驱动；改革创新力：粮食安全与市场改革协调一致；国家调控力：粮食安全与宏观调控相互支撑；国际竞争力：粮食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共同提升（以下简称“五力”）。“五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产生协同效应，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共赢。

中国粮食安全“五力”，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必备的五种关键力量，其本质就是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中与粮食安全相关的五个关键要素，并协调好其关系。特别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这是与“三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因此，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与“三农”问题统筹考虑，相互协调。

“五力”模型运行系统坚持以下五个指导思想：

（一）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

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家总体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的正是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重要内容和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安全做保障，国家总体安全观必然缺乏有力支撑。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基础，通过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创新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制度、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着力强化依法管理合规经营等手段，来确保粮食安全，进而保障国家总体安全。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谨记民以食为天的训诫，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粮食要求越来越高，要适应消费升级的转变；二是要保障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中，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吃饭问题；三是保障种粮农民收益，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三）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用全新的思维看待和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指针。为此，以创新作为中国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协调作为建立全方位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作为建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形态，以开放助推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行稳致远，以共享作为惠及粮食安全福祉的终极关怀。

（四）坚持尊重客观规律

规律是事物本质必然的联系。尊重客观规律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必然要求。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粮食受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规律以及人们心理规律等规律体系的影响，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的规律体系。为此，首先提高认识规律的自觉性和科学性，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其次增强运用规律的能力，提高工作本领；最后立足本国国情、粮情，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明确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调整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其最新的理论形式。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构建是站在统筹的高度，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使粮食问题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粮食安全保障系统必须要遵循全面、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切实抓好粮食生产、加工、流通、储备等各个环节，寻求粮食保障系统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效益。

三、“五力”模型的基本原则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五力”模型运行系统遵循四个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五力”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总体和共同的目标之中，既有所区别，重点各异，又相互联系，合作分工，集中表现为基础保障支撑能力，共同服务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粮食安全系统是粮食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联系、作用、交织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粮食安全系统中进行的。“五力”既是粮食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安全运行的保障力。

（二）相关性原则

涉粮问题中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粮食流通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耦合，构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大系统。既是粮食系统和人造系统结合的复合系统，也包括人的意识及其活动，涉及到经济、政治、人口、科教、生态环境等等。发挥“五力”的协同作用和互补作用，通过串联、并联，产生耦合效应和合力效应，达到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双赢共赢的效果。

（三）有序性原则

有序性是任何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特征。系统的有序度关系到系统的动态变化（“五力”协同作用变化）和系统进化或退化的发展。根据中国粮食安全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不同环节、不同对象、不同时期，“五力”所发挥作用的先后、大小、尺度存在一定的优先次排序。

（四）动态性原则

“五力”模型运行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运用运动和发展的眼光和思维看待事物的变化，在运用“五力”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时，加入权变和动态的方法，及时调适和纠偏，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在“五力”模型运行系统中，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在“五力”的相互作用影响下，系统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从平衡走向不平衡，从而形成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只有掌握了系统的发展规律，才能预见其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五力”模型的运行特点

（一）系统性

一般而言，粮食安全系统本就是人与粮食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是以粮食为载体，由粮食资源、社会、经济等子系统构成的。“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也具备这一特性。“五力”既自成系统，又相互作用紧密联系；既是粮食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又通过各自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组成了粮食安全系统；既有内生变量循环（资源支撑力－土地、农业生产力–劳动力、改革创新力－技术、国家调控力－市场），又有外部环境影响（国际竞争力）。可以说“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涵盖了自下向上、局部到整体、由内到外、从上至下、整体到局部、外部到内生等各项影响因素的“内外循环”活动轨迹。

（二）复合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复合性体现在两点：一是作用力的复合。“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是由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等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资源支撑力和农业生产力是从土地、人力与技术角度解决如何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问题，从而实现粮食安全；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改革创新力，市场改革创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动力源泉，提升改革创新力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进行；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而国家宏观调控则是市场配制粮食资源的前提条件，每一种力在各自的系统中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影响。故而“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中有五种协同力同时发挥作用。二是效应的复合。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整体上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1＞2。因为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互相关联，一方变化联动各方，一种协同力的作用会助力其他协同力产生的效应，“五力”相互作用产生的协同效应大于各自运行产生的效应。

（三）辩证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状态，是一个辩证性范畴。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粮食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其次粮食的有限性，作为一种短缺资源，无法满足人们对质与量两个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最后粮食资源系统具有整体性，粮食系统内部各环节之间和粮食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系统，如果某一系统结构或环节发生变化，将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变化，从而产生粮食安全问题。关于粮食安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看来，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也都是相关联的。列宁指出，“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五力”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交易、消费和储藏等方方面面，相互之间既关系紧密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不可单一衡量，应尊重粮食安全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粮食生产的自然规律、粮食交换和流通的市场规律，粮食分配的社会规律，辩证系统地看待“五力”保障粮食安全问题。

（四）适用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具有现实适用性。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五力”模型遵循系统科学，通过改变系统组成部分或调整组成部分之间、层次结构之间以及与系统环境之间的关联，使它们相互协调，这样的系统才能具有我们满意的最好的功能，这就是系统控制、干预和组织管理的内涵，也是控制工程、系统工程所要实现的目标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方法体系与实践方式相结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对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的辩证思考本身就是基于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发展试验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调整，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再应用到实践中去。

五、“五力”模型基本内涵与中储粮实践

（一）资源支撑力：粮食安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

资源支撑力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或全部自然条件的支撑和支持能力。资源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基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前提。

“藏粮于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粮食生产的载体。这里所言的资源主要指农业用地。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为了解决温饱、增加粮食产量，我国在资源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基于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在目前国内农业综合生产效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对以往过度消耗的资源给予补偿，让耕地、草原、湖泊得以休养生息，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具体包括守住耕地红线、持续提高耕地质量、重视水土资源的匹配、加大土壤环境治理力度等。必要的粮食面积如何保障，种粮收益和农民收入如何保护，都是关系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可见，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必须打造资源支撑力，注重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

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国营农场，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经营。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形式。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土地产权政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的土地流转机制。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2015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流转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方向和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本次改革在平台和载体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三区、三园、一体”。在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土地可持续利用战略重点是改造中低产田；大力加强商品粮食基地建设；开辟新的饲料基地；充分利用我国光热资源优势，以缓解耕地供应日益趋紧的矛盾；搞好环境保护；实施以技术替代资源的战略。

（二）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互驱动

农业生产力是指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以人工培育方式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创造财富实现增值的能力。农业生产力是“五力”模型的主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

“藏粮于民”，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三化”协同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保护好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进一步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民的主体地位，着力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增收，激活粮食生产主体增产提质增效的内源活力，确保我国粮食供给的可持续安全。

“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保障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客观上存在着对立与矛盾。如何在实现粮食安全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在两者的矛盾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统一中化解对立与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是农业发展新阶段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004年以后，国家全面开放粮食市场，取消农业税，实行种粮直补，启动粮食政策性收购，着力解决农民增收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中储粮作为政策性粮食收储执行主体，先后承担起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收购政策执行主体职责，通过充分发挥三级联动、上下一盘棋统一调度的垂直管理体制优势，以及运转灵活的体系优势和存储实力优势，忠实履行了“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宗旨。十六年来累计收购政策性粮食9.8亿吨，加上储备粮轮换等市场化收购，直接付给农民售粮款2万亿元，带动农民增收近2000亿元，对粮食连年增产起到了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除政策性粮食收购外，中储粮还采用市场化手段每年面向农民直接收购一定数量的中央储备轮换粮，对引领带动多元主体入市收购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筑牢粮食安全基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应该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力，并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三）改革创新力：粮食安全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

改革创新力是指通过新思维、新发明和新创造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从而有助于发展并取得效益和效果的能力。改革创新力是“五力”模型的内在引擎，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驱动力。

“藏粮于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以市场为基础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明智的选择。然而，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无论是价格与市场体系的培育，还是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补贴制度的改革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都是难以避免的，都将对粮食安全体系产生直接影响。更好发挥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不断完善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政策环境，深化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培育粮食市场主体，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2000年，国务院批复中储粮总公司组建运行，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执行国家下达的粮食宏观调控任务，组建中储粮公司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自×年，中储粮根据国家指令，实行“始终在市、均衡收购”，促进了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和国内粮食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20年来，中储粮坚持以落实“两个确保”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导向，积极推进储备粮管理手段和轮换购销办法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安全储粮和储备粮推陈储新的能力。围绕提高中央储备粮系统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中储粮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管理标准升级工作，从公司成立之初提出“一符三专四落实”粮食仓储管理要求，到全面开展“四无粮仓、四无油罐”建设，到仓储管理标准化“四单”生产作业全流程控制，再到当前持续开展的“标准仓、规范库”建设，以及更高层次的“标杆库”建设，涵盖了粮食仓储环境、设施、人员、产品、生产、管理等全方面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了中央储备粮仓储管理标准化由单一环节向全流程管控延伸，由单一方面向全领域迈进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粮食仓储管理水平、管理手段、管理技术递进式上升，打造了升级版的“两个确保”管理体系。围绕粮食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依据我国不同地区生态储粮环境和粮食品种特征，在全国科学划分七类生态储粮区域，制定不同区域、不同仓型、不同品种粮食的水分标准、脂肪酸值等重要储粮控制指标体系，因地制宜实施库存粮食水分、温度技术控制，实现对粮食质量的精细化管控。为确保实现储备粮管理等核心业务目标和公司重大发展战略，引进现代战略预算保障机制，通过实施“战略引领＋预算保障”管理模式，把储备粮管理各项目标提升到公司战略层面，并与投资和资金预算结合起来，实现战略引领预算、预算保障战略，确保企业核心任务和重大战略目标的达成。通过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的持续创新，使垂直体系系统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有效提升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同时，中储粮与时俱进推进轮换模式的改革创新。伴随着垂直体系的建立，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建立了中央储备粮常态化轮换机制，通过市场化、企业化的轮换运营模式，出色地完成了历年中央储备粮轮换计划，实现了中央储备粮常储常新。为解决垂直体系组建初期以库为单位分散轮换效率低下问题，坚持不懈探索集团化轮换机制改革，先后尝试过由分公司部分直属库共同出资组建经贸公司，实行区域性集中轮换；实行事业部制改革，分公司成立轮换购销中心，实行“五统一”轮换购销机制，提高了轮换购销效益；建立专业化子公司，按储备粮品种实行全国性轮换经营，实现了从分散轮换到集约化经营的历史性跨越。

“藏粮于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后，科技在我国农业和粮食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显著，科技贡献率越来越高。从长远看，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科技创新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因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注重提升改革创新力，并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中国是粮食储藏大国，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储粮科技的革新和创新。中储粮

利用绿色、高效、安全、节能的储粮技术，围绕影响储粮生态系统的温度、湿度、气体成分、杂质和微生物等因素不断探索应用各项新型储粮措施，确保粮油质量良好，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粮源，实现中央储备粮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中储粮公司系统已经建立起分生态区域、分储粮品种的粮油储藏技术体系，中央储备粮科技储粮覆盖率近90％。2004年开始全面推广粮情检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谷物冷却的“四合一”储粮技术，全系统综合应用率达到100％，解决了高大平房仓、浅圆仓、立筒仓和大型储油罐储粮难题，显著提高了对储粮生态系统的综合调节能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储粮打造北粮南运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最高峰时年调运量达能够到1321万吨，保障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中储粮积极运用绿色储粮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实现中央储备粮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通了从预约到收购直至结算的全链条，让农民真正交上了“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到目前为止，中储粮的仓储网络和“触角”已经覆盖全国90％的地级城市和粮食主产区95％的主产县，具备了亿吨级粮油仓储能力；仓储技术研发应用行业领先，绿色储粮技术应用率达到98％；物流网络打通南北、连接东西，建立起了大规模、大范围中转和装卸的能力与实力。

（四）国家调控力：粮食安全与宏观调控相互支撑

国家调控力是政府对某一领域或方面进行的调节与控制，保证经济或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相互平衡的能力。国家调控力是“五力”模型的中流砥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定器”与“压舱石”。

“藏粮于国”。粮食安全是有特殊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保障粮食安全是各国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粮食安全和粮食储备，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而宏观调控则是市场配制粮食资源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人们容易把宏观调控等同于行政手段，特别是粮食领域是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的部门之一，如何搞好宏观调控更是没有经验可循。中国虽然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和进出口调节制度，但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调控力，保障粮食安全显得十分紧迫，与此同时，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将为国家宏观调控、保证粮食市场供应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问题，中储粮作为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载体，始终秉持忠诚责任担当理念，坚定执行宏观调控指令，高效完成了各项宏观调控任务。在国内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国际粮食市场周期性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粮食市场“蓄水池”“稳定器”作用，努力维护粮食市场基本稳定，使我国成为全球粮食市场的“安全岛”。自组建以来，中储粮始终以服务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天职，以实现“两个确保”、管好“大国粮仓”为己任，牢牢抓住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机遇，坚守公益类企业的根本属性，顺时谋势，锐意探索，形成了与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相衔接的企业发展战略，确保企业改革发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新时代中储粮工作“四个坚持”新要求，即：坚持政治建设为要，毫不动摇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企业的“根”和“魂”，坚决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中储粮贯彻执行，始终成为党和国家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领域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坚持主责主业为本，坚守中储粮公益类企业定位，坚定不移履行主责，心无旁骛做好主业，做好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当好政策性粮食收储执行主体、落实好国家下达的重点专项调控任务；坚持防范风险为基，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持续强化监督检查，防范化解中央事权粮棉油管理领域面临的各类风险；坚持高质量发展为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深化改革，实施人才强企，打造中储粮金字招牌和铁军队伍，锤炼“忠诚、责任、担当”的企业品格，让“为国储粮、储粮报国”成为中储粮人的价值追求，引领中储粮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个坚持”是对中储粮二十年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将作为中储粮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从而不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努力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发挥好顶梁柱作用，努力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的伟大事业中，做“大国粮仓”的守护者、管理转型升级的示范者、储粮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把中储粮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五）国际竞争力：粮食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共同提升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产品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能力。国际竞争力是“五力”模型的外部支撑，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坚强利器。

立足国内，面向国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深入融合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构建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必须加强多边关系维护、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并展示大国责任形象，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

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国际形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粮食主动求变的有效手段，更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包括俄罗斯、埃及、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宣布或启动了部分粮食出口限制的举措。中国粮食必须对内夯实内功，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粮食全产业链，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步伐，建立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的新型粮食经贸合作关系，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因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必然要站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来统筹兼顾各类矛盾、各种关系，以强大的“协同力”提升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并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储粮的目标，就是要持续地做优做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领域提升影响力，增强国家国际话语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重器”。二十年来，中储粮始终把锻造软硬实力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建立初期在国家鼎力支持下上收大量的国债粮库，以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整合社会优质仓储资源；还是抓住国家几次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机遇，抓紧建设和布局一批现代化粮库；无论是在关键物流节点和港口打造北粮南运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还是不失时机、优中选优地布局一批油脂油料轮换加工基地，都是为了不断提升企业的硬实力，为更好地承担“国家队”责任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中储粮坚持不懈地加强软实力建设，包括持续优化和完善人财物三条垂直管理线、三级监督检查体系，不断加强和优化体系与体系之间的互联互通等等，企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步向现代化管理迈进。中储粮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实力最强、仓储规模最大、布局和体系最为完善、管理体系最为完整的专业化、一体化、现代化的农产品储备集团。特别是以星罗棋布的粮库和纵横交错的物流体系为依托，实现智能化粮库全覆盖，打造出了一张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粮食物联网，通过链接线上和线下，为未来的发展孕育无限可能，开辟了新的发展蓝海。在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应对全球粮食危机、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大战大考得到了充分检验。可以说，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服务粮食宏观调控领域，每逢大事难事必有中储粮勇于担当中流砥柱作用，对党忠诚、家国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储粮的血脉。

打造五个关键力的本质是把握好五个“协同力”，构建“五力”模型并非仅仅单向把握五个关键要素、统筹协调好五个矛盾关系，更重要的是要驱使五个“协同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因为，五个“协同力”之间本身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且能够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

基于以上五个“协同力”（关键力）及其具体的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为重点，找到端好中国人自己饭碗的办法，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六、启示与思考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仓廪实，天下安。古今中外，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受到高度关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要始终有危机意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即便是取得秋粮丰收，即便是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但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新冠疫情、全球粮食危机、自然灾害时，我们也绝不能“高枕无忧”，而要未雨绸缪、永不松懈。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更好发挥“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才能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权，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复苏奠定基础。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局和战略思维。需要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辩证思维看问题，以底线思维育新机。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宏伟蓝图的关键时期，而粮食安全是“十四五”规划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将粮食安全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谋划和推动，在做好新一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21至2030）》和《全国种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同时，将粮食安全纳入各级政府“十四五”专项规划。第二，辩证系统看问题，才能把握事物本质。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双重任务和复杂局面，粮食安全战略调整的积极意义决不限于粮食安全本身，而将惠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辩证系统的看待。与此同时，粮食安全系统是以粮食为载体，既是由粮食资源、社会、经济等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也是人与粮食相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粮食安全战略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因而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跳出就粮食论粮食的圈子，拓展思路，开阔思维，应着眼于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全局，应注重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要素的协同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第三，守住底线，方能行稳致远。我们时刻要有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懂得居安思危、化危为机，加快健全我国粮食安全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中国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的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分享者、贡献者与引领者，提升我国国际粮油议价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于危机中育新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我国即将步入新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这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征程，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牢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系统规划粮食安全战略，科学践行粮食安全理论、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并在不确定性为常态的复杂环境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调整新结构、开创新局面，为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复苏筑牢坚实基础，为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