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县科学施策破解农村土地纠纷难题[合集5篇]

第一篇：XX县科学施策破解农村土地纠纷难题

XX县科学施策破解农村土地纠纷难题

2011年年初，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我县成立了以XXX副县长牵头，县法院、司法局、信访局、法制局、农经中心等单位参与的“XX县农村土地纠纷调处领导小组”，科学施策，破解农村土地纠纷难题，成效显著。

强化队伍，“XX县农村土地纠纷调处领导小组”由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与，同时抽调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开展工作，还聘请具有丰富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乡、村干部加入此项工作，组成了我县最具权威的土地纠纷调解组织，遇有重大信访问题，组长和各部门“一把手”亲自过问，负责到底。

畅通渠道，小组设立了“土地纠纷信访意见箱”公布“土地纠纷信访咨询热线电话”，建立了“土地纠纷信访登记预约制度”，“土地纠纷信访交办负责制度”，完善了“纠纷处理信息反馈制度”等等，及时掌握村情民意，及时为群众答疑解难，切实维护好信访秩序。

科学施策，建立四种工作方法。一是“五心接待法”，即热心接待、耐心倾听、专心记录、细心解释、尽心疏导，通过心与心的交流，拉近了与上访群众间的距离。二是“政策破解法”为上访群众逐字逐句地解读有关法律条文，让群

众真正的了解政策法规。三是“换位思考法”，即从不同角度做上访群众思想工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多为上访人解决各类困难：对合理诉求，必须解决。对不符合政策的要求，做好解释工作。四是“深入了解法”，小组工作成员变群众“上访”为主动“下访”，深入村组走进矛盾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集思广益，拿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

该小组自成立以来，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工作勇于创新，先后十三次到XX、XX等乡镇组织召开听证会、辩论会，现场办公，面对面解决群众问题，真正实现了化解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关口下移”，半年里共解决我县农村土地纠纷问题XX件，为XX县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县委书记XX同志表扬道：“XX县农村土地纠纷调处领导小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好形式，四种做法是做群众工作的有效手段，为全县稳定和谐做出了贡献，希望全县向他们学习，创新、务实、真抓实干，做发展、民主、稳定的模范，望该组织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第二篇：人民调解机制如何破解物业纠纷难题

人民调解机制如何破解物业纠纷难题

（2015-10-31）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视点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不断发展,物业管理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物业管理服务中出现的矛盾纠纷也日趋增多,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基层治理的重点、群众关注的焦点。

一提起物业公司,很多业主连声叹息,痛斥他们拿钱不办事。物业公司则大吐苦水,说业主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物业公司与业主这对矛盾体,有时候真可谓“水火不容”。

2014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地为试点地区,成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工作作为预防和化解物业民事纠纷的一项重要手段,适时介入到物业管理纠纷中。

“中间人”调解机制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新疆进行了走访调研。

温馨调解室化解矛盾

一张圆桌,上面摆着一束花,两边各放了一个茶杯,如果不是桌上摆着“人民调解”的桌牌,根本看不出这个温馨的屋子是化解物业矛盾纠纷的地方„„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的一角。

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和天山区日月星光小区三个物业纠纷调解试点区共调解物业纠纷1137件。

在乌市沙区汇月社区,因停水、停电、停暖、漏水事件引发的纠纷频繁发生。

2014年年底,群众集体反映,多个小区成片的楼顶因年久失修大面积漏水。这些楼房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房改房,此类房屋已无维修资金,牵涉范围大,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了解情况后,向片区管委会反映,并请区人大代表参与、介入调解工作,通过人大视察、提交议案、人大会议研究,最终决定由政府对51栋楼房屋顶出资修缮,彻底解决了这个片区的屋顶漏水问题。

乌市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居民小区多为老旧房屋,纠纷多为管网老化、上下楼漏水等,因此,物调委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精通物业管理的作用,在调解中做到依理、依规服务。巡回法庭当场“结案”

物业巡回法庭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在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工作中的创新。乌鲁木齐市司法局局长张自敏说:“近年来,物业纠纷信访案件逐年上升。为此,该区与沙区法院沟通建立了首家物业巡回法庭,形成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司法诉讼活动紧密衔接的运行机制。”

10月19日,家住乌市沙区汇月社区的居民李先生心里暖暖的。

“没想到,拖了半年的案子,巡回法庭当场就结了案。”李先生说,他每年都按时交物业费,可车停在小区里被砸,物业公司却推脱责任。

今年8月,沙区法院在扬子江路片区成立首个物业巡回法庭。李先生将此案起诉至法庭。法官调查取证发现,李先生的车停在小区的消防通道上,通过小区监控查看,车辆是被冰柱所砸,而冰柱形成的原因,是14楼业主加盖了违规建筑。经法院审判,李先生和14楼的业主负主要责任,小区物业公司负次要责任。审判现场,三方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

“许多物业纠纷案件的重复性较大,有的判决并不能达到彻底平息社会矛盾的效果。”张自敏表示,建立市、区县、乡街、社区四级物业管理纠纷指导和调解组织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有了调解网络,如何组织调解队伍是关键。张自敏说:“我们在各试点单位建立了物业纠纷专家人才库,由法官、律师、物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人大代表、楼栋长等参与调解,从源头上解决了队伍人才不足的问题。” “老娘舅”变“大管家”

“‘黄管家’,你快给我们做主,这小区都建好两年了,活动室还没修好。”去年6月的一天,家住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辖区某小区的老王找调解员黄玉杰求助。

50岁的黄玉杰是玛纳斯县玛纳斯镇司法所所长,自从该县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后,他又多了个身份——“黄管家”。居民和物业公司有了纠纷,都会第一时间来找他。

“我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有些人拉着横幅,要求物业公司尽快规划建立活动室,现场居民情绪很大。”黄玉杰安抚完居民后,到小区物业公司实地了解情况。

之后几天,黄玉杰通过征求居民意见形成书面材料,经建设局、社区、调解员与房产公司、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多次调解,活动室很快开工建设了。

如今,在昌吉州,像黄玉杰这样的“大管家”有200多个,他们分布在全州87个社区,只要有物业纠纷就有他们的身影。昌吉州司法局局长刘中强说:“自开展物业纠纷试点以来,我们培养了200余名专职调解员。”

刘中强介绍,在整合自身队伍的同时,昌吉州探索建立了以司法局和住建部门牵头,将综治、法院、公安、房管等单位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联动机制。目前,该州从县(市)、乡镇(街道)、社区,不管哪一级物业纠纷在调解中需要这些部门参与,都可以与之沟通协调。政府买单群众受益

“没想到我一分钱都没花,物调委就帮我们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家住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胜利小区的刘阿姨说。

原来,胜利路街道辖区的房屋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房屋面积小,管线老化、堵塞、个人私自改造等现象严重。刘阿姨说:“我家住一楼,由于管线问题,家中的下水道经常被堵。”起初,她和楼上的几家住户还会一起掏钱疏通下水管线,但时间一长,大家就相互推诿扯皮。2000年,刘阿姨改建了水管线,自己解决下水被堵的困扰,结果楼上的住户水管线被堵,两家的怨气越结越深。

今年4月,胜利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与物管站多次去刘阿姨家,建议一楼单独走管线,并一一解决了刘阿姨家改线所造成的厨房、地面、厕所和马桶的维修问题。

解决这一纠纷的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是由克拉玛依市政府购买的服务。该市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5家物业服务企业设立物业纠纷联络站,构建了“自治组织+专业化人民调解队伍+诉调衔接”辐射全区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纠纷调解运行机制。

今年4月20日,白碱滩区中兴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受白碱滩区人民法院委托,调解了汪某等227名债务人与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电厂之间的供热合同纠纷系列案件。

白碱滩区司法局局长王润刚介绍“目前:,我们已经组织调解205件,其中申请司法确认90余件,涉及金额上百万元。” 人民调解有独特优势

据记者了解,在2012年、2013年、2014年,新疆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调解物业纠纷分别是2952起、4483起、4767起,逐年递增。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白莉分析说,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物业纠纷数量逐年递增,并且这些矛盾纠纷逐渐呈现出问题相互交织、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互为因果、小区恶性循环、群众苦不堪言、行政管理部门疲于应付的局面。总的来看,物业纠纷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发生量较大、案件标的小、问题琐碎纠缠、持续时间长、容易引发群体性对抗等特征。

白莉认为,物业纠纷如积累久了不能及时化解,轻则影响小区业主正常生活,重则危及小区安宁和社会稳定。这些物业纠纷如果全部依靠司法途径解决,法院负担大,程序复杂,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如果依靠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行政机关不便也无法过深介入,投诉量大行政机关也疲于应对,程序复杂既耗时间又费人力物力。而人民调解由于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在化解物业纠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新疆律师协会会长桑云建议,应当加强物业服务指导,促进业主自治与企业自律,增强行业的凝聚力,强化制度建设与落实、加快完善企业信用档案诚信服务体系。健全激励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树立行业品牌,落实物业服务合同监管制度,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充分利用司法、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调解资源,加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业调解的联动,在协商、仲裁、诉讼之间建立一道维护社会稳定的缓冲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阿不力孜·吾守尔表示,新疆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推动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建立,结合物业行业实际,促进调解机制长效运行。还将选精配强队伍,结合实际吸纳具有房地知识、法律知识、热爱调解事业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与住建房管部门协调配合,挑选物业行业精英组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行业咨询专家库,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各服务小区指定认真负责、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担任信息员。

阿不力孜·吾守尔说,新疆司法厅已起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加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讨论稿)》,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建厅加强协调,就已初步形成的《意见(讨论稿)》加以研究,条件成熟后联合印发全区,以切实有效对新疆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进行指导、规范,推动新疆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第三篇：(全省)客观面对 科学施策 标本兼治

客观面对 科学施策 标本兼治

——对我省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几点思考 今年以来，我省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特别是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呈高发态势，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11月，已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4起，同比增加4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19起，同比增加10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和增量均居全国之首。进入11月份，一次死亡3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更由1至10月全国第8位升至与辽宁等省并列全国第3位，形势极为严峻，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为深刻。如何才能遏制事故的高发态势，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我省也是当前全国交通管理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作为一名基层交通民警，拟通过对事故成因的分析并结合对各地实践的了解，发表几点浅见，以供参考：

一、今年以来我省道路交通事故呈现的特征

今年以来，我省道路交通事故高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增幅明显，事发原因、事故形态虽各有不同，但通过对全省19起5人以上事故分析，其主要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事故发生地域主要集中山区路段。与以往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生在平直宽阔路段不同，今年以来我省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多发生在三州及盆周地区山区路段，19起5人以上事故中，发生在山区下坡、临崖、急弯路段的共15起，高速公路仅1起，其它平直道路等3起。二是事故车型仍然以客运车辆为主。与普通事故相比，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更多发生在大中型客车或从事非法客运车辆上，在今年我省的5人以上事故中，大中型客车及非法客运车辆事故占到16起，仅有3起为普通家用车辆。三是事故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节假日。受群众节假日出行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大多发生在周末或节日等人员出行高峰时段。自甘孜“5.22”事故以后的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仅有1起不是发生在全部发生在节假日，但也是周末后的星期一，仅国庆假日期间就发生2起，而4起10人以上事故则全部发生在节假日。四是单车事故占有相当比例。与以往相比，今年以来，单车事故在整个事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共为14起，占5人事故总量的2/3以上，这也是今年我省乃至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最为明显的新趋势。五是事故形态以翻坠居多。与事故多发生在山区临崖、临水或急弯路段的特征相就，今年我省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为翻坠引起。19起5人以上事故中，有10起为操作不当或车辆失控直接翻坠于崖下或河中，另有5起为与其他车辆或崖壁发生碰撞后翻坠。

二、事故特征背后显露的深层次原因

通过对19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这些事故分布在少数地区，发生在个别时段，源自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点也暴露了当前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在源头、道路、基础设施、宣传教育、执法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这是我省也是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阶段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驾驶人源头管理不到位。在19起5人以上事故中，单车事故多达14起，且多是因为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或技术生疏，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或操作不当所致，这充分说明驾驶人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客观反映出相关部门对驾驶人的监管和教育还很不到位，这与我省近年来驾驶员人数剧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驾驶人考试方面，部分驾校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仅以考试过关为目的，放松对驾驶学员安全意识和技能的培训要求，致使许多初领驾驶证的驾驶人安全技能较差，一旦遇到复杂路况或紧急情况，便易发生事故。通过对今年以来全省道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发现，低龄驾驶人（初领驾驶证1至3年的人）发生事故占事故总量的37.2%，真正成为“马路杀手”。在日常监管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手段和载体，执法管理部门往往只能利用路面纠违、事故处理、办牌办证的时机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难以对庞大分散的驾驶人队伍进行集中有效的日常监管，工作效果十分有限，造成绝大多数驾驶人一旦考试合格后就长期处于脱管状态。在宣传教育方面，许多客运企业、企事业单位未有效落实监管职责，没有定期开展对驾驶人的宣传教育，对社会驾驶人的宣传教育则主要依靠公安交警部门单打独斗，其他负有安全宣传教育责任的部门参与度不高，导致对驾驶人的安全教育缺失。

（二）对客运企业及客运车辆的监管不到位。所发事故中客运车辆占绝大部分，这与客运企业疏于对客运车辆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偶然性的背后是长期对客运企业监管不到位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对客运企业的监管流于形式、缺少配合，导致当前客运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内部管理混乱，挂靠经营中“只挂不管”等现象十分严重，“五不出站”、“三关一监督”等内部安全制度形同虚设，车辆安全设施配备不足，车辆安全性能检查不到位，部分客运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洪雅“8.7”事故等还反映出一些拥有9座以上自用客车的单位和企业也存在内部管理制度不落实，车辆及驾驶人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另一方面，目前我省已有的联勤制度、客运车辆抄告制度、“黑名单”制度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基层并未得到大力推广和落实，各方面执法监管力量协作配合不到位，交警部门“一头热”现象明显，没有形成强大的管控合力，也弱化了对客运车辆的监管。

（三）路面交通管控不到位。多起重特大事故发生在周末或节日期间，虽与节假日车流量大、人员集中出行较多有关，但也与路面管控力量的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基层警力匮乏，交警人数的增长与人、车、路的增长极不适应，近10年来全省交警人数几乎处于“零增长”状态，近两年虽然通过各方努力人数有所增加，但相对于驾驶人、车辆及道路的快速增长无异于“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基层交警大中队未认真贯彻“勤务跟着警情走，警务跟着事故走”的理念，勤务安排不科学、不合理，周末、节假日警力安排不足，对旅游景区、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巡逻查控密度不够；抓执法监管时紧时松，对超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查处不严，没有形成长期严管高压态势；个别固定执勤点作用发挥没有到位，没有严格落实检查制度，路面管控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全省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居高不下，大多为单车翻坠事故，虽然从客观上看有山高路险、多悬崖峭壁临水临崖等特殊地理条件的原因，但路面狭窄、安全防护设施不全，隐患突出也充分反映出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不足。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加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力度，但由于欠帐较多，加之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特别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全省通车里程不断拓展，路面通行条件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套建设却相对滞后，新的隐患不断产生，新旧交织，隐患越积越多，特别是许多临水、临崖危险路段尚未安装波形防护栏或防撞墙，导致翻坠事故不断发生，问题令人堪忧。省安委会虽然在2003年对各县下达了每县每年安装1000米波形防护栏或防撞墙及10面警示标志的任务，但一些地方未落实，完成情况较差，有的地方虽已安装但损毁严重，又再次成为事故隐患。

（五）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不到位。高速、国省道路事故减少而农村山区道路事故高发，这一趋势也充分反映出当前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严峻形势。近年来，随着农村道路不断扩展，交通流量逐步增长，而管控力量却相对薄弱，农村道路发生交通事故的比率也逐年增加。一方面，部分基层政府法定管理职责不落实，部分主管领导存在麻痹思想，对农村交通安全工作重要性和严峻形势认识不到位，工作仅停留在“开大会、发文件”上，抓交通安全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缺乏措施，力度不强，对上级部门安排的任务敷衍行事，不督促、不落实；另一方面，其它负有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明显，同样负有管理职责的安监、交通、稽查等部门由于各种原因在农村道路管理方面力量投入不足，巡逻管控力度不够，没有真正发挥好管理职能；加之农村交警警力也相对较少，且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农村交通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教育难以到位，群众安全意识极为淡薄，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非客运车辆违法载客等现象严重，导致事故频发。

三、借鉴各地经验对加强重特大事故预防工作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省正在建设西部交通综合枢纽，道路交通飞速发展，农村道路交通建设快速推进，人、车、路急剧增长，道路交通安全面临的形势将会更为严峻，在此前提下，如何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尽量减少重特大事故的发生，除客观面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突击治标外，还应在借鉴推广各地优秀做法的基础上科学施策，以达到长效治本的目的。

（一）狠抓驾驶人源头管理。首先，应联合督促交通部门加强对驾校的管理，落实驾驶人素质跟踪和培训质量倒查制度，对各驾校学员的“合格率、违法率、事故率”进行跟踪、分析、评估，对3年以下新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死亡事故中负有同等以上责任的情况要进行培训质量倒查，定期对各驾校及驾校教练的培训质量进行排名通报，多次排名靠后或经发现存在严重培训质量问题的应取消其办校及从业资格。要不断完善驾驶人考试机制，严格考试纪律，落实考试民警轮岗交流制度，坚持推行科目三异地交叉考试模式，全面推广路考仪的使用，加强“机动车驾驶人报名考试质量跟踪系统”应用，严把驾驶证申领、考试关。其次，建议进一步完善推广广安、眉山等地建立驾驶人协会的做法。特别是广安由安监部门牵头成立驾驶人安全协会的做法既规避了以往协会的弊端，同时又赋予了协会新的服务功能，不但加强了驾驶人车辆的源头管理，也方便了驾驶人办事，驾驶人入会积极性高，仅短短几个月时间，驾驶人入会率就达到75%以上，实现了对社会分散驾驶人有效的教育管理，实践证明其做法行之有效，应该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推广。

（二）狠抓客运安全监管。首先，要加大对各级政府的汇报力度，争取以安委会名义督促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客运企业、站点的监管，督促客运企业对内部安全制度进行自查，严厉打击客运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客运企业的监管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客运企业的交通安全大检查，对客运企业管理人员和驾驶人进行集中教育，对客运交通安全法规集中进行宣传，对客运交通安全隐患彻底进行治理，对其他拥有9座以上客车的单位，一律发出警示通知书，督促其加强内部车辆及驾驶人的管理。其次，建议借鉴山东等省做法，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关政策，强制在7座以上客运车辆安装行驶记录仪。由于当前交通部门在客运车辆上安装的GPS系统仅能起到调度、路线指示的作用，无法对超速、疲劳驾驶等极易引发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监控，交警部门在路面检查中也无法利用其对客运车辆的行驶状态进行查验和固定交通违法证据从而实现有效管控，对客运安全监管意义不大，而行驶记录仪能对车辆行驶过程中行驶速度、停车时间等各种数据进行收集，能实现对车辆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严重影响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的动态监管，能有效减少客运车辆因交通违法而发生事故。

（三）狠抓路面管控。首先，要加大警力投入，通过向各级政府及人事部门积极争取，确定每年警力增幅与道路及驾驶人、车辆的增幅相适应；通过文职换警的形式，减少各级机关及内勤警力，将大部分警力下沉到一线实战部门。要加强分析研判和预警，科学安排警务，将事故易发、多发和旅游景区路段作为管控的重点，落实好周末和节假日路面管控力量，并加强对山区道路的巡查。可采取一些地方推行的多地联合错时巡查方式，即针对同一条道路，负有管辖责任的多个大中队联合起来，统一安排警务，从管辖不同路段向管辖不同时段转变，既能有效利用警力又能实施有效管控。要通过向安委会汇报，联合安监、交通等多个部门加强对农村非法从事客运的车辆进行查处，对拼装、报废等安全性能不合格的车辆要强制进行报废处理，对参与非法运营的驾驶人要用足法律手段，顶格处理。加大科技装备向农村山区道路投入的力度，在各要道、景区、事故多发路段等重点部位安装固定测速仪、电子监控或智能卡口系统，提升管控效率。其次，建议进一步加大广安、新津等地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经验在全省的推广落实。广安通过实施“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新机制，加强对农村道路的管控，有效减少了农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力地破解了当前农村道路失控漏管的难题，其做法值得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此事虽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召开了现场会，但由于在省级层面缺乏监督考核，各地推广落实不到位，进展缓慢，可考虑在省级层面出台推进制度或考核办法，加强推广落实的力度，促进新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的更快落实，发挥管理效能。

（四）狠抓道路隐患排查。首先，要积极协调交通、安监等部门，定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并逐一提出整改建议，及时书面上报政府及相关部门，并积极督促进行整治。对短时间内不能整改到位的，要协调相关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增设临时防护设施；对安全隐患较多、难以整治或达不到通行条件的危险路段要建议相关部门临时对道路进行封闭或限行，防止事故发生。其次，要加强安全防护设施的安装。多地实践证明，波形防护栏、防撞墙或防护墩能有效防止车辆翻坠事故的发生，鉴于目前各地的经济实力已大幅提升而波形防护栏等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成本全面下降的实际，建议省安委会将2003年开始下达的每县每年安装波形防护栏或防撞墙1000米和警示标志10面的任务提高到3000米和30面，并责成安监、交通、公安等部门对各县完成情况进行验收，并纳入目标考核。

（五）狠抓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首先，要深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利用好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固定宣传点等一切载体和媒体，充分依靠社区、村组、学校、企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大力开展对驾驶人及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通过与客运驾驶员进行一对一谈话，将重大事故带来的深刻教训通报至每位客运驾驶员，警醒客运驾驶员关注生命，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利用各地新闻媒体，采取时效新闻与深度专题报道相结合、现场直播与新闻记者随警作战相结合等多种形式，集中报道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果，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形成浓厚的交通安全氛围。其次，建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交通安全教育相关地方性法规。要有效落实各级各部门的交通安全教育职责，只有从法制层面进行完善。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都有操作性、针对性较强的交通教育法规，而我国目前机动车拥有量、驾驶人数已居世界前列，机动车销量、驾驶人增幅更居首位，迫切需要相关法律法规来强制落实和规范交通安全教育。

第四篇：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破解之策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破解之策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土地优化使用，调价市场经济，土地流转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才能提高农业竞争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还处在完善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案，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何能够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在社会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农业效益，已经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充分的分析，才能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破解之策。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经济发展；破解之策

农村土地流转指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村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给农户和经营者的农村土地使用的流转。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土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村土地使用权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激活农村土地的使用率，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农村土地流转就成为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方正县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农业城市，在总结其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基础上，对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有很多建议和方法，也吸收了不少其他农业城市的好的意见，希望探讨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及破解之策可以进一步提高方正县的土地利用率，推动农业城市的经济发展。

1、农村土地流转分析

农村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需要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在土地流转的方案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进行，并根据理论依据与实践活动相互结合。

1.1 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依据

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依据主要集中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中。法律中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据法律规定，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转包、转让、出租、互换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流转。承包方需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过发包方同意，才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承包方之间如果资源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还可以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依据国家的法律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可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可以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进行经营权的转让、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依据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根据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只有适应生产发展才能存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以承包为基础，结合农村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部分农户承包土地后造成的耕地细碎化，对农业机械作业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有很大的限制，不能够进行科学化的作业，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生产的进程，所以农村土地流转还需要以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基础，来促进行生产力的发展。

1.3 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依据

理论依据离不开科学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实践，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的社会生产和自由流动以及资源优化上。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落实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对增加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和使用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土地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操作需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管理手段。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实现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把土地交给具有先进科学农业技术和先进管理的大企业来经营，可以更系统的进行生产，扩大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有利于加快农村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

2、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2.1 解放农民思想，加强土地流转建设

据了解，方正县农民存在不愿意土地流转的思想，农民受到传统观念的舒服，对自家的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怕土地转让后收益低，回收率不高。害怕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不敢土地流转进行大规模经营。乡村干部害怕土地流转引起矛盾，缺乏工作的主动性。由于农民和乡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认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这就需要更正农民思想，通过对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知识的讲解，来解放农民思想，只有改变农民自身的想法，才能促进土地大规模、大范围合理流转。

2.2 土地产权不明确，影响资源配置

土地进行出让、转让、股份合作等行为都需要明确产权主体，如果产权不清晰，相关法律邂逅，就会很难进行土地承包经营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需要明确土地产权，才能采取转包、转让、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需要当事人双方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方式流转。如何解决土地产权不明确的问题，需要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将模糊的产权主体，影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清晰化，避免因为土地产权不明确问题，阻碍经济发展。

2.3 市场体制不健全

土地流转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农村土地承包权与使用权同时存在，但是土地流转后，承包权和使用权便分开管理，这样就存在使用权管理问题，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管理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土地流转的价格也非常低廉，只是象征性的收取农民极低的费用，为了让企业投资农村土地，流转的时间一般都会非常长，这样也给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带来很多负担，给农村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市场体制还需要健全，让土地流转可以通过综合服务性的中介进行服务，让土地流转的信息更加充分的对外展示，解决供求脱节等问题。

2.4 土地流转形式缺乏引导

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体制认识程度不高，很多农民误认为土地是归自己所有的，可以私自出租和乱包。这些都是缺乏法律常识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农民缺乏信用约束，不能履行签订的流转合同，在转包期未到的情况下收回流转出去的土地，给转入户带来了损失。这些问题都属于土地流转形式缺乏引导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思想意识，让农民了解土地流转的相关法规，加快推动土地流转，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系统。

结束语

加快城镇建设步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不断的对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变和推进。只有解决农村自身的土地流转问题，才能打破农民心内中的固有思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不仅仅是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也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只有处理好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社会的问题，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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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斌，原敏学.农户转入农地行为的制约因素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2（01）：207-211

[4] 郭晓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与发展态势[J].中国农村经济.2011（04）：4-8+17

第五篇：破解地方财政难题

破解地方财政难题

新年前后，两则新闻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一是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清理甄别结果，1月5日汇总至财政部，数字尚未出炉，已有消息称地方上报数据时倾向做大债务盘子；二是各地纷纷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除了普遍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还有多个城市下调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希望借此提振房地产市场。二者看似并无紧密的相关性，其实都指向同一事实：地方政府“不差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得不过上紧日子。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处于深受诟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不匹配的状态，中国地方政府手中的资金却相对充裕。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基于现有宏观税负水平、税费的顺周期特性和日益严格的征管，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速，动辄年增幅达到20%-30%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屡创新高。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也不降反增，而且，可以将增值的土地作为优质抵押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以获取更充裕的银行贷款。

不过，该来的终归要来。这种高歌猛进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过往支撑地方财政高增长的因素纷纷减弱甚至逆转。首先，最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增速转换期，与此相适应，公共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告别了超常规增长阶段。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4年前11个月，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6.4%，低于同期经济增速，这是多年来罕见的；陆续公布的各省2014年财政快报数据显示，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幅明显放缓，多集中在7%-8%之间，有的省份甚至不足5%，财政收入放缓在资源大省和传统产业集中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房地产趋势性放缓已成定局，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面临拐点。由于人口结构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之先期政策调控影响，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即使是在降低二套房购买门槛和降息的刺激下，也只是成交量扩大，房价并未出现明显上涨，在不少二三线城市降幅明显。与此一致的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出现下滑。德意志银行认为，进入2015年后，房产市场低迷的效应将全面反映在中国财政收入上，并发出警告：中国将面临30余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论点也许过于悲观，但其揭示的问题却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势在必行，却客观上暂时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2014年下半年以来，债务整顿力度加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明确，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随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证登陆续出台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防范企业债风险的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举债机制的转轨过渡期，可以预见，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偿债还款压力，其融资能力势必受到影响。

在中国改革发展中，地方政府责任重大，其长久处于捉襟见肘窘境并非国民之福。缓解财政拮据，出路无非开源与节流二途。开源不应是变相加税，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亦不应继续绞尽脑汁，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政策创新”，来提升融资能力。有专家担忧当前热议的PPP沦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工具，并非杞人之忧。可取的做法是顺应财税改革的大势，逐步提高国有资本上缴比例，真正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强调预算编制的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在节流方向，除了近年来提及较多的压缩行政开支，特别是“三公经费”，治本之策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改变软预算约束，这涉及多项改革。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这与GDP为主的考核体系密切相关。未来，应在官员的经济业绩考核中，加入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政府资产平衡表的考量，关注长期债务风险，引入“债务问责”。同时，可考虑在债券市场允许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城投债违约，使“政府不救助”成为现实，消除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应该承认，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诸多改革中推进力度较大、进展较快的一项，新预算法出台、地方债清理等诸多事项都在朝着世人期待的方向迈进。地方财政拮据再次表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诸多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除了当前正在推进的营改增等改革，还应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调整，呼吁多年的“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既已起步，地方政府的拮据，切不可成为放慢改革步伐的借口，须知深化改革是闯过难关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