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问题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问题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立案问题解答》的通知
沪高法立〔2011〕1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及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
为进一步统一全市法院立案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就近期立案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我庭经充分调研并与全市法院立案条线、本院相关部门进行多次研讨，对有关问题形成了如下解答意见。现将有关解答予以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庭反映。立案工作中所涉及的其他疑难问题，将在继续调研后下发相关解答。
附件：《立案问题解答》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立案问题解答
问：起诉时，以公司为被告确定管辖的，如认为公司实际经营地为主要营业地即公司住所地的，应提供哪些证据?
答：实务中，很多公司异地经营，如原告主张被告实际经营地为其住所地的，原告至少应提供被告公司在此经营的证据材料，如挂牌营业的近期照片、租房协议、网站公示营业地或类似证据。问：起诉时，以个人为被告确定管辖的，原告起诉时难以提供证明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证明材料，应如何处理?
答：原告为证明被告的题述事项，一般需提供身份证、户籍资料或相关单位证明等材料。但原告因客观原因确实只能提供明确地址而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各法院可根据各自情况利用社区法官、调查法官或其他方式对相关地址予以核查后作出处理，如无法核查，也应先予以立案，不能以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为由拒绝受理。
问：关于涉外婚姻受理的范围?
答：涉外婚姻案件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婚姻双方国籍；二是婚姻缔结地。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涉外，我国法院即有管辖权，并应按《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如两个因素均涉外，即原、被告均为外籍且婚姻关系在国外缔结，则只有原、被告双方共同选择接受我国法院管辖且确需由我国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才能受理。
问：敬老院是否可作为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敬老院(养老院)虽会对住院老人的疾病进行一定的治疗，但毕竟不是专业医疗机构，是一些老人晚年固定的养老场所。在敬老院安享晚年与住院就医有实质区别，故只要当事人在上述地点至起诉时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可视为经常居住地。
问：关于消费者在网络买卖中对“送货地“的约定，可否认定为是对合同履行地的认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只有明确约定履行地点或交货地时上述地点才能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虽然网络买卖中的“送货地”与规定中的“合同履行地”及“交货地”均有较大区别，其更类似“货物到达地”的概念，但我们认为该约定仍可视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具体理由为：首先，上述规定是在1996年出台，当时网络购物还不常见，因此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买卖合同做出的。而就现有的网络购物交易模式来看，货物的流转通常为买家在网上提交订单后，卖家根据买家确定的送货地点进行送货，买家确认收货后交易完成，故“送货地“在一般情况下意义同于“交货地”。其次，网络购物买家遍布全国各地，如约定的“送货地”不能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此类案件将全都由被告住所地管辖，既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也明显不符合管辖的两便原则。因此，在受理网络买卖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对送货地的约定可视为是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电话、电视购物可参照适用上述意见)。
问：实践中，对民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协议管辖五个联结点所设定的范围应如何掌握?
答：协议管辖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因此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判定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重要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的《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因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应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我们在掌握五个联结点范围时不应机械地理解，而应从当事人的约定与案件的关联性角度出发予以适用。就当事人住所地而言，原、被告的住所地、实际经营地、居住地均应包含在这一范围内。标的物所在地，应不仅限于诉请中提出的标的物，与案件直接相关的标的物也应包括在内。如房地产中介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在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诉应视为有效约定。
第二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
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解答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1.单位故意犯罪的认定标准如何掌握
答：认定单位故意犯罪，首先应当查明单位是否属实。具体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从单位的成立形式和组织结构看，经过有权机关或组织（如工商局、上级主管部门等）审批、登记注册的社会经济组织、实体等，可以认定为单位。但是，有些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形式上虽然经过工商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如果确有证据证实其实际为特定一人出资、一人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主要利益归属于该特定个人的，应当根据查证属实的情况，以刑法上的个人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大小，以及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具有财产共有关系的家庭成员除外），二般来说并不影响对单位的认定。二是从单位的实际活动性质看，如果单位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成立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否定其正当的单位人格，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以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论。
在查明单位属实的基础上，要认定单位故意犯罪，应当主要把握两个构成特征：一是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即单位故意犯罪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负责人决定的。如果单位中的一般工作人员擅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事后未得到领导认可或默许的，应认定其危害行为系出于个人意志，可以个人犯罪论处。二是非法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即单位的故意犯罪在客观上表现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或者违法所得实际归属于单位或其中的部分股东单位。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单位故意犯罪。
如果单位中的个人假借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或者虽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实施犯罪，但违法所得实际由个人共同分取的，因这两种情形都不具有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对此仍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对于单位集体决定实施犯罪，个人共同分取违法所得的案件，尤其应当注意贯彻惩办少数、教育多数的刑事政策，将共同犯罪活动的组织、领导、指挥者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纳入治罪范围。
2.单位分支机构等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答：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分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在具体处理上，应当注意两点：（1）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参与实施了一般犯罪行为（非起主要、关键作用的犯罪行为）的人员，可以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2）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裁量刑罚时，应当尽量根据各自在单位犯罪中实际所起作用的大小，分清主次罪责，以便罚当其罪。
3.几种特殊对象能否成立单位犯罪的主体
答：个人承包企业能否成为刑法上的单位，应以发包单位（必须符合刑法上单位的标准）在被承包企业中有无资产投入为标准，分两种情况分别认定：1）发包单位有资产投入的，因被承包企业是发包单位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结果，是发包单位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表现，并不因为发包而改变其资产属性和单位的性质，对于该种个人承包企业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以单位犯罪论处。2）发包单位没有资产投入的，其实际表现是发包单位仅仅提供营业执照，届时按约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在该种情形下，因被承包企业的经营资本实际由承包者个人投人，且独立自主经营，主要收益归属于承包者个人所有。对于该种个人承包企业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个人犯罪论处。
“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单位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单位？该种名实不符的单位一般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是本应注册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却挂靠国有、集体企业或其他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另一种是原为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或其他单位，经改制后，已为个人实际买断经营，但仍然沿用原国有、集体单位的名称，并向其上级主管单位缴纳固定的管理费用的单位。因以上两种单位均实际由个人投资，利益也主要归属于个人，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境外（含外国）公司、企业或组织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单位，关键在于有无确实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有证据证明系境外合法存在的公司、企业或组织实施有关犯罪行为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如果经侦查所获得的或境外公司、企业、组织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行为人系以单位身份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无法证明境外公司、企业或组织具有合法存在的主体资格的，对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行为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如何掌握
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对此，我国宪法已经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人员也应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受国家机关聘用、委托，实际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即从事公务的非在编人员；（2）在乡级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或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在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如国家电力总公司、证监会、保监会等）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具体认定
答：准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人民团体”是指由国家组织成立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如乡级以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委派 ”是指受上述国有单位的派遣，代表国有单位在非国有单位中行使一定的组织、领导、监督或管理职责。委派的形式是多样的，如任命、指派、推荐、提名等。非国有单位将所接受的“委派人员”安排到下属单位从事一定的管理职责的，不影响国有单位委派人员的认定。
在具体认定中，有必要注意两点：（1）无论被委派的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也不论是委派单位的原有职工，还是为了委派而从社会上招聘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国有单位委派人员。
（2）应注意把国有单位委派人员与刑法第382条第2 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区别开来。委派实际上是派遣某人作为代表到另一单位履行职责，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在授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由此使委派与接收两个单位间发生固定的联系。委托则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往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结果一般由委托者承担责任。
6.“从事公务的人员”如何具体掌握
答：从事公务是刑法上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以及被上述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履行一定的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的职责。从事公务的人员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上述单位中担负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职责的人员；如厂长、经理、董事、监事等；二是具体负责某项工作，具有管理性质，以对单位财物的合理使用、保值、增值具有一定的管理支配权限为特征。如上述单位中的会计员、保管员、采购员等。对于上述单位中仅仅对单位财物具有临时性保管义务的收银员、售货员等，因其属于从事劳动或服务性劳动的人员，应与从事公务的人员相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单位人员的职责分工不尽明确，如一人身兼会计、出纳等多项职责；有些人员的职务相同，却权限大小有别。在认定是否从事公务时，这些复杂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而需具体斟酌，即根据从事公务的基本特性，以所担负的职责是否具有管理性质为标准，实事求是地认定是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从事劳务的人员。对于有些公务与劳务性质确实难以分清的岗位或职责，宜按照刑法上的谦抑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三、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7.认定非法经营罪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修订后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从定罪方面看，目前要注意两
个问题：一是构成本罪的行为，除了具有未经许可，无证经营的特征外，还应当注意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非法经营的不是国家有关机关或部门规定应当专营专卖或限制流通的物品，一般宜作为违法行为认定。例如，对于私下买卖内容上既不淫秽、又不反动的碟片或光盘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无证经营数量较大、非法获利较多，就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如果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实达到严重程度，且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应以其他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非法经营行为，在考虑认定本罪时，一般应以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所明确规定的刑事罚则为依据。不能把非法经营罪当作新的“口袋罪”扩张适用。
8.单位犯非法经营罪如何处罚
答：单位犯非法经营罪的，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除依法判处自由刑外，还应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可分以下几种情况判处：一是能够查清个人违法所得数额的，判处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金（不能少于一千元）；二是单位非法经营亏损，个人确实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个人的犯罪情节及缴纳能力，依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酌情判处不少于一千元的罚金；三是违法所得名义上归单位占有，实际被个人以各种名目任意挥霍，或者有迹象表明个人从中获利的，可以考虑以名义上归单位的违法所得为基数判处罚金。总之，应当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一定要依法判处财产刑，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二是在经济上制裁犯罪时，也应当注意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不能把本应由单位承担的刑罚，转嫁或者同时判给个人承担。
四、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9.如何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的界限
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应予重点打击的犯罪。这一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虚开或者非法抵扣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仍然实施虚开或者非法抵扣的行为。不具备这一主客观事实特征，不能认定本罪。因此，对于行为人购买他人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服务以后，如实支付货物价款或劳务费，并向开票人交付增值税，但接受的发票是销售人让第三人代开的内容真实，却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只要没有证据证实购货人明知销售人提供了非法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即应认定接受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性质，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
10.如果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他罪的界限
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往往与非法出售、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相互关联。对于行为人将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他人虚开，然后按他人虚开发票上的价税总额按比例提取好处费的，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如果行为人与他人谈定价格后，将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售给他人用于虚开牟利的，应当依法认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对于行为人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准备用于虚开即被查获的，应当依法认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或者非法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果行为人已经将部分发票用于虚开的，则应将非法购买行为与虚开行为分别触犯之罪的相应法定刑轻重予以比较，然后择一重罪处断。
1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答：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数额，是对犯罪分子准确裁量刑罚的重要基础。目前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是：（1）对于行为人向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或者自己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以销项或进项中数额较大的一项作为“虚开的税款数额”.不能把销项与进项发票上的税款数额累计相加。因为，为掩盖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实施的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不会造成新的国家税款损失。如果把虚开的进项与销项数额累计相加，则必然发生对一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数额，给予重复计算，从而违反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2）对于行为人既实施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实施为自己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二者没有关联，虚开的目的都是为了非法抵扣从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数额的，应将所虚开的销项与进项税款累计相加，一并作为“虚开的税款数额”认定。（3）对于行为人在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按票面金额的一定比例已预交的增值税，应当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数额中扣除，以体现刑法公平原则的要求。
五、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需要统一的几个问题
12.抚养费的赔偿标准如何掌握
答：目前，各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对于抚养费的计算标准掌握不一，有的法院以案件发生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为标准，有的以被抚养人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作为赔偿依据。为统一执法标准，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九）项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的规定，本市法院今后对抚养费或赡养费赔偿标准的掌握，宜按案件发生地，即按本市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铁路法院可以按法院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
13.丧葬费的赔偿标准如何掌握
答：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七）项关于“丧葬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和本市公安机关《关于调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通知》第四条“丧葬费：每人三千元，包括办理丧葬事宜必需的费用”的规定，本市法院今后对于因被害人死亡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按死亡一人赔偿不低于3000元丧葬费的标准计算。原告方无丧葬费单据或单据费用不足3000元，但原告方有诉讼请求的，可以根据诉讼请
求在3000元标准范围内赔偿，无需强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足够的证据。
14.对因被害人死亡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如何处理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对于因被害人死亡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案件，人民法院亦不应受理。尽管国务院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损害赔偿项目中有死亡补偿金，因目前对死亡补偿金能否归入“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存在争议，故在最高法院没有作出新的明确规定之前，死亡补偿金暂不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除外）。
第三篇：2011080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办
理销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发布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司法局
文号：[94]沪检办135号
发布日期：1994年11月24日
生效日期：1994年11月2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市当前查处销赃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对办理销赃案件提出以下意见：
一、如何认定销赃罪
销赃罪是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代为销售，既包括代犯罪分子将赃物卖给他人，也包括向犯罪分子买进赃物再卖出，以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与犯罪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赃物进行销售或者收买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二、如何认定销赃罪中的“明知”
认定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销赃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具体分析。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是犯罪所得”：
（一）销售工业原材料、半成品或生产设备的；
（二）低价成交市场紧俏商品或来路不明的贵重耐用消费品的；
（三）一次性大量成交国家指定专门机构经销的限制流通物品的。
三、如何认定买赃自用中的“情节严重”
买赃自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一）一次买受赃物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多次买赃累计数额巨大的；
（三）曾因盗窃、销赃、窝赃等财产型犯罪被判处过刑罚，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四）曾因盗窃、销赃、窝赃被劳动教养，解教后三年内，或者受三次以上其他治安处罚后一年内，又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五）明知是未成年人犯罪取得的赃物而向其买赃自用，数额较大的。
四、其他问题
（一）赃物下落不明无法追缴的，但有行为人的供述和有关人员证言并能够相互印证的，也可认定。
（二）销赃、买赃行为情节轻微，符合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可以收容劳动教养，或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三）赃物数额的认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3）沪高行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某路XXXX弄XX号XXX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
法定代表人姜某，区长。
委托代理人徐某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某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张某某因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某、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某某、蒋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9月24日，张某某向浦东新区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2003年11月23日姜某某与浦东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浦东新区政府收到张某某申请后，经调查，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2012
（答）－18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184号答复书》）。答复认定张某某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告知该委联系方式、电话等。之后，浦东新区政府向张某某邮寄送达答复书。张某某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浦东新区政府作出的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政行为。张某某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浦东新区政府作出《184号答复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浦东新区政府负有办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宜的法定职责。依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等规定，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拆迁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拆迁人应当将其订立的所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区、县房地局备案。浦东新区政府认定张某某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其公开职责权限范围，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答复符合法律规定，其同时建议张某某向浦东新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收到张某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张某某，程序合法。原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张某某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系浦东新区建交委职权范围，但浦东新区建交委至今未对该政府信息
予以公开，没有履行原审判决；上诉人提供2013年4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其来信的回复一份以证明浦东新区政府具有处理本案行政纠纷的职权。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辩称，涉诉协议为浦东新区建交委在履职中获取，依法不属于被上诉人公开的权限范围；上诉人新提供的证据未提及信息公开问题，与本案无关，不能表明被上诉人有公开义务；上诉人对浦东新区建交委是否公开有关信息不服，可以另行寻求法律救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当事人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予以送达，程序合法；上诉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为有关拆迁协议，而根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四款等规定，拆迁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拆迁人应当将其订立的所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区、县房地局备案。因此，被上诉人答复认为该信息不属于其公开的权限范围，建议上诉人向浦东新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浦东新区建交委咨询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2013年4月11日有关来信回复作为新证据，但该回复仅系处理信访事项，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公开政府信息无直接关联；浦东新区建交委是否应当公开有关信息，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张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
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张某某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军
代理审判员 王岩
代理审判员 郭贵银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居雯娅
第五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关于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定罪问题》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结果时，对严重结果是由共同加害人负责还是由直接造成伤亡后果者单独负责，可分五种情况分别处理：
1.在共同对相同对象实施的加害行为中，某人或某几个人的行为强度明显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围并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这种情况属于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对此，应由实行过限者单独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其他加害人只对预谋实施的聚众斗殴罪或者寻衅滋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在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犯罪中，实行过限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两种：（1）共同实行犯明显超出了教唆、纠集者的故意范围（如某人纠集多人去“教训”他人，讲明不要造成他人严重伤残或死亡，结果实行犯直接致人死亡的，此时实行犯的行为就是实行过限，应单独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2）在共同实行斗殴行为中，某人明显加重打击强度、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如在一般性的徒手斗殴或挑衅行为中，某人突然掏出匕首捅死他人，这种出乎其他共同实行犯意料之外的重度加害行为，应当由实行过限者单独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2.各加害人之间没有犯意联络，但相继或同时对同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的，各自的加害行为属于同时犯，因其不成立共同犯罪，应各自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造成他人重伤、死亡者，应依法单独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者，不负刑事责任（如甲乙两人见朋友丁与丙推搡，甲即冲上前击丙面部一拳，乙也跟着冲上前刺丙胸部一刀，致丙死亡。因甲乙之间并无犯意联络，乙的行为属于片面共犯，故乙应单独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3.在多人参与的一对一或分散进行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案件中，如果各加害人的行为始终针对各自固定的对象实施，相互之间没有协调配合的，各加害人只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及其结果负责。如果有人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除加害人外，首要分子（即本次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也要对此严重后果一并承担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其他参与寻衅滋事或聚众斗殴的人，应依法承担寻衅滋事罪或聚众斗殴罪的刑事责任。
4.各共同加害人对发生他人重伤、死亡后果均有概括性认识，客观上其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协调配合、并对重伤、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的，尽管能够查清死伤后果由谁的加害行为直接造成，仍应全案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但对于各共同加害人的行为，可依据各自对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分别裁量刑罚。如果共同加害人既造成他人重伤、又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因其出于聚众斗殴的一个概括性犯意，对重伤、死亡后果均在预料之中，是行为人在一个故意支配下实施的不同程度的加害行为，应采用重度行为吸收轻度行为的方法，只认定故意杀人罪一罪，勿须实行数罪并罚。
5.对于共同加害他人造成重伤、死亡后果，但难以查清由谁的行为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所有有证据证明参与了直接加害行为的人应共同对此严重后果负责，但在裁量刑罚时，应根据各加害人实施的不同行为分别酌情从轻判处刑罚。如果发生死亡后果，综合全案难以认定加害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可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论处；如果参与了直接加害行为的人也难以查清或确定，则应由本次聚众斗殴或寻衅滋事犯罪活动的纠集者、策划者或指挥者对此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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