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第一篇：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时间：2009-9-8 20:47:48 来源：网易 【共 0条评论】【我要评论】

房地产需求必然下滑，投资也将下滑，中国房地产业将从2010年繁荣期进入中期性不景气，并将持续3-5年。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表示，经济增速放慢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或将持续3年。但今年GDP增长仍将在10%左右,调整的影响在2009年显现,2010年将最为严峻。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观点认为，这些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和物价走势、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难度。王小广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将进入谷底，GDP增长降到8%左右，通胀1－2%。王小广指出，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下滑，进一步减少了引起物价上涨的成本推动可能。虽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及整体国际形势来看，应该“不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走高”。

而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王小广认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和出口增长。应加快促进发展模式转变，依靠促进消费模式转变，依靠自主创新。此前有专家认为，中国前期的经济增长过热主要源于投资的过度增长，而投资的过度增长又是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王小广呼吁，近期不可放松对投资的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的调控。原因在于房地产过快增长带动了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膨胀，产能过剩必然大量出口，由此产生巨大的顺差。

王小广认为，房地产需求必然下滑，投资也将下滑，中国房地产业将从10年繁荣期进入中期性不景气，并将持续3-5年。

第二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京发布了其最新的2013年秋季报告。报告指出，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报告建议加快在全国推行房产税，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报告认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惟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增强后劲，逐步实现市场化导向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张万毅（长江大学经济学院,434025）

一﹑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1.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

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3.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绝大部分商品供应充裕；

4.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和农业结构明显升级；

5.更重要的是，相对于1978年时以短缺为特征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6.和国外其它经济体的联系非常密切，到2009年我国的出口总额已列世界第一，实际利用外资额世界第二。

原因：

1.经济改革

2.充足的储蓄

3.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

4.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

不足：

1.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

2.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相对于服务业的主导地位；

3.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依赖加大；

4.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5.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均衡；

6.环境质量堪忧。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有限。

中国各大银行对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受损有限

我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以及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充足流动性和中央银行大量外汇储备。

2.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地通过外贸和FDI等产生。

我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也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我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三﹑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情况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开始高速增长。

•经过一些列的宏观调控后，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主要措施有：

–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货币政策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 –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并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

–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扩大社会需求；

–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经济恢复高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始退出

•2007年世界经济低迷，美国次贷危机显现。

•2008年爆发7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外需严重下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有：

–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加快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

–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

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情况

•经过渐进式的改革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逐渐由行政型向市场型转变。

•1992年我国经济重新开始高速增长，经济开始过热，一个标志就是通货膨胀严重。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7%。→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历了长达7年的通货紧缩→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连续7次下调存款利率

–灵活运用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等

–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调控基本上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2003年后，经济恢复高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公开宣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控制货币供给和信贷的过快增长；

–2007年连续6次提高存款贷利率，连续10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

–采取措施调控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结构

•2008年金融危机，增速放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降低基准利率水平和准备金水平；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改善民生类信贷支持工作，加大对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融资支持。

五﹑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情况

•1978年国务院发布通知恢复实行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十四大后明确将多种分配方式作为与按劳分配方式长期并存的制度确定了下来，同时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007年十七大后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六﹑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政策情况

•1978年在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开始鼓励对外贸易，鼓励生产轻工业产品出口创汇。

•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中国开始允许并鼓励外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

•同时，我国开始争取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和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82年开始，我国开始向国际商业银行借款。

•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从最初的鼓励外贸，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等政策开始发展为运用汇率甚至国内利率等手段的多样化的政策。

•汇率政策逐渐从最早的政府管制定价发展为管理波动汇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现在盯住一揽子货币。

七﹑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就业增长缓慢

–国际货币组织在2010年预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将持续至2011年。

•亚洲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亚洲正在引领全球复苏，该地区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在今后两年将继续超过其他地区； –亚洲好转的基础在于内需作为增长源泉的作用上升，以及外资迅速回流；

八﹑影响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

•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相继退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高失业率

•通胀预期及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

九﹑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投资增速出现回落

•消费继续增长，但增速稍有回落

•对外贸易缓慢复苏，外贸盈余将有所减少

•通货膨胀逐步显现，但压力不会太大

十﹑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预测

•政策总基调不变，但更加强调“调结构”、“保民生”

•财政政策向民生和消费领域倾斜，财政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显现。•货币政策更加强调“适度”，出于控制房地产价格和通胀开始显现的原因，未来货币政策可能开始紧缩。

•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对外经济政策仍以鼓励出口为主，预期汇率改革将开始启动。

附录（个人经济分析预测）

权威数据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１１.９％，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５.７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２.２％，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５.１％，居住类价格上涨２.９％。一季度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５.２％，其中３月份同比上涨５.９％。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５.６％，比上年同期回落３.２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７.９％，比上年同期加一季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实际增长７.５％和９.２％。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季国民经济整体回升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发展，开局较好。

通过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明显通货膨胀对此,国家可作出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做出的决策，工具主要包括：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改变政府转移支付、变动税收和公债。

今年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譬如针对经济中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振兴消费；此外，通过财政支出的办法来进行部分项目的投资。其实，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尚在建设中，需要后续建设资金。从这个层面看，财政政策在2011年将被动扩张。此外，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有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增加政府购买支出,重视民生问题.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调节利率和投资，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政策。主要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改变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

近两年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速自年初起逐月加快，到11月末，两者增速分别达到34.6%和29.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高峰。从信贷增长情况看，全年贷款余额达到40万亿，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的历史高位，比上年多增4.69万亿，是2007年新增贷款3.64万亿元的2.63倍。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去年10月起，中央银行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稳步回收市场流动性。在货币市场操作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停滞的双重作用下，2009年12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回落，M1和M2增速分别比上月回落了2.25和2.02个百分点，降至32.35%和27.68%。尽管如此，仍然比上年末分别高出23.29和9.86个百分点。此外今年存款准备金率调至20.5%，且利率上调，均说明货币政策乃紧缩。

总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整用图形分析如下：

如图1实行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IS曲线由1变动至2,使产出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物价相对上涨变慢.如图2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会使图1中LM曲线左移国民收入一定程度减少，但是它会使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这样，在相同的国民收入情况下物价就相对较低。

第四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过程

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完成了由危机应对模式向常规模式的转型，但还需要巩固；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数量扩张为主向集约和质量效益为主转型。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相互消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经济形势空前复杂。

转型过程相对是短期的，一揽子计划、四万亿投资到2011年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政策的结束使我们企业感受到发展环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来自于政策方面。如财政政策，在2009-2010年政府主导的财政性的投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2009年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2%。2009-2010年由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到2011年政府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投资比上年增长降低到个位数，从2009年的42%降到8%左右，其中对高铁的投资出现了负增长；电力、热力的投资只增长了3%左右；公立医院、义务教育的学校建设基本上处于收尾状态，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基本结束。整个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这种变化对于建材企业而言，政府主导投资的市场需求减弱，订单开始减少。

（一）货币金融环境处于较快变化中

2009年开始我们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但从2010年开始货币政策开始不断向收紧的方向调整，主要表现为：十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提到21.5%，最近有两次向下调整，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款的总量有20%多要上交到央行，这个数目的资金是非常多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这个变化对企业发展环境而言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最容易感受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12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收紧的过程停止下来，政策的调整从单向转向双向，既有收紧，又有适当的宽松。但是政策大幅度的放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非常大，到了去年年底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存量达到86万多亿，这个相当于去年名义GDP的180%，而2008年的时候，这两个指标的比值是150%左右。这相对于我们社会生产总规模而言，货币供给总量明显偏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选择货币政策大幅度地放宽，那么将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理念来看，既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就不宜于以过多的经历追求过高的经济值。增长幅度过高往往导致市场过剩，导致人们浮躁的心态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政府的角度看，不是说要非去谋求一个高的增长点，今年各省的经济目标普遍有所下调。所以今年政府发展目标不期待高增长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调整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即2010-2011年，一揽子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个一个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式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

截止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经由扩大型转向中性，这个调整基本上结束了，未来来自政策调整方面对于我们企业发展的影响基本上告一段落，而且开始双向预调、微调。从企业角度看，感受到的政策环境与去年比有所不同的，但是，不是说向着非常宽松的方向发展。

（二）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中央经济会议中关注两点：

1、要保证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原来调整房地产市场的重点在于房价，现在的房地产调控是注重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这会使得在建保障房的资金得到保证。现在在建保障房规模为1800多万套，规模很大，房地产的投资会有所增长。当然，政策也要支持普通商品房的建设，从供给角度加快增长。因此房地产的投资在今年会有一定的增长。

2、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合理，要和整个稳定增长的目标结合起来。一要保证企业必须的经营资金需要；二要对于合理的买房需求，在信贷政策上加大支持。

（三）市场条件和要素成本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发展困难增大。

企业面对的市场不再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找订单就要下一番功夫。企业还是按照过去数量的扩张、粗放的发展方式，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中不再支持。在成本方面，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很快消失，劳动工资在提高，水资源、矿产资源价格在提高，所以依靠低价格来获取市场竞争力的空间越来越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变得比较困难。

（四）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2012年会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趋势。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已经有15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人们感觉到实际的变化并不明显。原因是决定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的条件长期存在，粗放型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发面：

1、快速扩张的市场，2002-2007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外部订单迅速增长。在国内，2010年之后，随着钢铁、水泥、汽车、石化等重工业的发展，国内投资持续地高增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27%左右。所以，国内市场在全面快速扩大，带动企业数量扩张呈现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如钢厂，在2002年之后，钢厂的订单是应接不暇，因为供不应求，市场非常活跃，数量扩张非常快，很多质量不好的钢铁也被人们买走。所以，在那个时期如果让企业以提高质量为重点，扎扎实实地搞技术改造，搞质量提高，那是不被人接受的。

2、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处在一个低成本的发展环境，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价格，在很长的时间里，国外市场都明显高于国内市场，那个时候转方式也不被人接受，产品畅销靠的是低成本。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的形成主要靠的是两个字眼：

1）价格，价格越低，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越高；2）质量和性能。性价比是产品竞争力的综合表现。当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企业就获得一个比较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就不会在提高竞争水平、改进质量方面下功夫。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趋势，因为支持过去的发展方式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

二、2012年经济形势展望

2012年是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基础的关键之年。2011年宏观调控成效预计将继续显现，房价、食品价格和物价总水平同比涨幅预计将明显降低；出口、投资增幅预计也会下降，经济增长率预计将继续平稳降低，受世界经济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也存在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宏观调控的重点预计将由控制通胀转向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

（一）价格同比涨幅预计将持续下降

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断显现，导致价格上涨的货币因素逐步稳定。买房需求趋稳。从供给方面看，总体是不断增强的。从成本方面看，随着要素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资金、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很多行业抵消了成本提高的影响。从输入性通胀压力看，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方案通过后，美元会进一步增发，但制约美国政府开支增长的因素也增强了（政府支出规模受到更多限制，通货膨胀压力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约束增强），总体上美元快速扩张的势头趋稳，由此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计也将趋稳。

综合分析，2012年CPI涨幅预计在3%左右。

（二）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

出口增长速度预计将继续回落，降低到15%左右。投资增速也会降低，由2011年的23%左右降低到18%左右。消费增长率较2012年将有所提高。2012年消费实际增长率为13%左右，较2011年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从需求角度测算，2012年GDP增长率略高于8%。

三、“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

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其中“稳”包含两层含义：

1、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滑坡。

2、不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

“稳”创造的是一个环境，使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要“求进”。“求进”，从国家层面来看，强调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二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历史转型，这个转型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更高的起点，奠定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平台。

“稳中求进”中“稳”作为“求进”的必要环境，进而保证长远的稳定，保证更高水平的稳定，保证以更小代价的稳定，保证更为和谐的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要结束过去那种在非良性状态中追求高增长，追求订单扩张，追求利润增长再投资的状态，企业要少一分浮躁，多一分冷静，多一些理性。在大的市场发展环境变化中主动转型，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着力打造一个全新的基础。

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为推动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为通过市场调节能力的提高，促进城乡区域布局的合理发展。所有这些都和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的重点：

1、要规范财产关系，财产关系已从国家所有为主转变到居民家庭所有为主，所以规范财产关系的重点是要从法律上保证财产使用的权益和安全，从法律上确定财产损失的责任。基于财产保护的行业准入要进一步放开，也要将市场投资的进入进一步放开，要将民间的投资主体更为充分地发挥出来。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该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社会公共服务，要加快建设政府保障线，这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很重要。2）社会管理政府要在各个活动方面建立一个规则和秩序并维护。3）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用长远规划来指导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紧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包括国土资源和城市的长远发展规划。要建立责任的终生追究制度。

五、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相互消长，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与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相互转换，企业转型升级动力增强与发展困难加大并存，这些给宏观经济政策的恰当把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综合分析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与市场需求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宜稳定一段时间，视市场基础上消费、投资活动的恢复情况，以及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进展情况再做调整。货币供给总量偏大的问题应放到一个更长时段，相对平缓地回收效果可能更好。

财税政策应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包括按照产业政策要求，进一步降低税赋，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通过建立完善担保、贴息制度，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

等。

当前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时机，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通过深化改革、加强规划引导、完善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尽快将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引入健康可持续轨道，规范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理顺市场比价关系（包括要素资源价格、利率、汇率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紧密依靠市场需求变化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链条和产业布局，加快构筑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转型。

第五篇：2015年中报告预测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中报告预测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经济增速正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7.4%。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均为7.0%，环比增速分别为1.4%和1.7%，同比和环比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速中枢进一步下移。另外，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7%。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内外部需求均不旺盛的情况下，各界已对我国经济增长中枢继续下移的预期达成一致。

目前，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的矛盾依然严重，而且制度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强，消费和进出口难以保持2012年之前的增速水平，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调已成事实。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枯荣线附近徘徊，且一直未出现明显反弹趋势，反映出生产环节需求持续疲弱，且无明显改善迹象。

其中，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在去年年底跌至枯荣线以下之后，始终没有反转至枯荣线以上，而且持续下跌至4月的48.1，5月该指数较之前虽有所增加，但6月出现反复，下跌至48.2。新订单指数虽然位于枯荣线之上，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新订单指数亦持续走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内部需求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在外需增长没有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内需增长已持续下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均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剪刀差继续呈现扩大趋势。进入2015年PPI同比增速屡创五年新低。自2012年3月以来PPI连续40个月呈负增长趋势，虽然在2014年中跌幅有所收窄，但是2014年三季度跌幅再次扩大且持续至今。即便今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我国PPI价格依然呈现负增长，且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由此可见，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仍旧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而去库存步伐仍较缓慢。与此同时，CPI同比增速亦持续下降，从2013年10月的3.2%下降到2015年6月的1.4%。在生产环节的价格持续下跌以及食品价格和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形势下，近年来CPI同比一直保持正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CPI虽然增速为正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PPI难以反转以及CPI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下，PPI和CPI两者间的剪刀差短期内仍难以扭转，我国通缩风险进一步加剧。

2015年前两个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继续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内部需求疲弱。其中，截至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1.7个百分点，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下降11.4%，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5.9个百分点。贸易方面，前六个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0%，而进口累计同比减少15.5%，虽然较上个月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累计新增8.8万亿元，同比减少约1.5万亿元。虽然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正在悄然变化。我国外币贷款对社会融资的贡献由正转负。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承兑汇票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三者总和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断崖式下降至6.7%，创五年新低。虽然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但是很大部分表外融资重新回归表内，人民币贷款占比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上升至74.8%，同比增加19.2个百分点。

同时，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贡献同比增加1.3个百分点，处于近五年以来的高位。这主要受益于自去年年底以来央行数次降息降准和IPO进程加速，股票融资大幅增长，同比增加3.1个百分点。但企业债券净融资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有所下降，同比下降至1.8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11月22日起连续降低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降幅为1.15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还连续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两次，累计降幅为1.5个百分点，并伴随不同幅度的定向降准。从货币供给方面来看，今年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目标为12%。

截至6月，M1供应量同比增长4.3%，较去年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M2供应量同比增长11.8%，较去年同期下降5.4个百分点。虽然在此期间央行连续降准，但是由于外汇占款的减少，央行被动投放的货币量有所下降，同时央行连续多次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得本轮货币供应增速总体呈现下降态势。2015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预测

课题组基于IAR-CMM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为预测结果以及2014年与2015年第一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2015年实际GDP增长6.85%，同比下降0.55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进行雄心勃勃并具有风险的经济再平衡。政府试图引导中国远离以往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和信贷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回稳，我们以IMF的预测为基础假定美国经济增速为2.5%，欧元区经济增速为1.5%，日本经济增速为0.8%;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全球贸易情况基本稳定，然而油价基于供给充足将呈现低位震荡徘徊的走势;

(3)美联储最快2015第三季度开始加息;

(4)汇率虽然微幅贬值，但走势稳定。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持续的稳定股市与楼市，无额外的政策力度;

(2)消费与投资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短期仍维持平稳;

(3)进出口持续走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4)银行坏账及地方债的去杠杆化过程平稳;

(5)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减速主要由2014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减速引起，没有考虑其他大的外部冲击。

可以从表1看出，2015年上半年各关键指标较去年同期水平均有所下降，尤其是进口和投资下降幅度很大。受到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的影响，投资和消费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显著下降。国际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拉动力有限，使我国出口增长下滑。此外，房地产投资的减速所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也将抑制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货币政策将适度宽松，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会进一步推出一系列政策，在维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促进金融系统的改革。2015年上半年M1和M2增速较去年同期均下降，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额同比下降。因此我们预测潜在降息空间仍大，最早可能会在三季度再度降准降息。不同情景下的经济预测

与政策应对

1.“一带一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我们对2015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基准预测面临着若干上行和下行风险。由于我国短期内经济结构仍未调整，需借重于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主要的不确定性将来自于与政府投资及政府支出前景相关的政策预测。“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恰逢世界经济向东方和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机，为国内外提供美好的合作与投资愿景。

“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在短期内利好四大类与第二产业息息相关的企业：

(1)交通运输类公司;

(2)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类公司;

(3)设备及配套类制造业公司;

(4)原材料类公司。而将在中长期拉动中国的品牌消费品(医药、家电、汽车等)以及传媒等板块。6月汇丰PMI终值为49.4%，低于预期值49.6，但高于5月终值49.2%。6月官方制造业PMI维持5月份50.2%的水平。PMI数据稳定以及微幅回升反映了前期政策效果正在慢慢显现。然而，新订单指数为50.1%，下降0.5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2%，下降0.7个百分点，加上6月份用电量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0.4%，5月份铁路货运量同比下降9.8%，显示复苏步调仍然缓慢，因此前景预测仍需保守乐观。

另一方面，我们以IMF的预测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准情景。但是，这个基准情景面临诸多风险。倘若“一带一路”国家的增速不如预期，抑或是面临政治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将直接影响到多方面国内相关生产环节的前景，尤其可从下列三方面衡量出预期的调整：(1)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规模;

(2)投资规模;

(3)政府支出规模。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

(1)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2%;

(2)保守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1%，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乐观与保守乐观两种情景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6.8%及6.7%，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7.0%及6.9%。

2.美国加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中加息的预期，偏向美联储最快今年9月份开始加息。比如，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东南亚国家及巴西、南非、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对于美联储降加息又特别敏感。

但如果其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将导致明显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若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

(1)保守悲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0%;

(2)悲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5%，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悲观与保守悲观两种情景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5%及6.3%，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7%及6.5%。

3.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估测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并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在短期内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

为了准确分析在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振经济的稳增长效果，我们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测算。根据我们的估算，剔除季度因素后，财政支出乘数约1.33。根据历年数据估计，财政支出对拉动GDP的贡献约为40%。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稳定增长率的实际需求，我们假设经济分别按照上文不同情景运行，并且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新《预算法》下对年底地方突击花钱的约束，假设12月财政支出与去年基本持平。

据此我们估算了实现GDP增长率7%所需的财政政策配合方案。其中，如果考虑统计偏差的因素，目标增速7%实际相当于校正增速6.5%。估算结果见表2。

不同情景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力度选项

本报告更进一步以机制设计的思维进行情景分析。研究在给定的政策目标下，所需要采取的宏观调控组合。表3总结了2015下半年基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所需的政策力度。在基准预测之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85%。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3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从而短期需要大力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第三与第四季度的宽松性，引导投资拉动经济。

1.货币政策力度需求

从IAR-CMM模型中，我们得到货币政策工具中降准对于提升投资的力度远大于降息所带来的效果。基于货币政策需要时间反应，三季度初就必须在基准政策(央行已于6月27日宣布)之上再加大力度需降准50个基点或是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才能达到预定增长目标。

在乐观的情况之下, 全年实际GDP增长6.95%，虽然增长情况稳健, 但为了确保达成全年7%的目标, 仍需要在三季度初降息25个基点。在悲观的情况之下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6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三季度初需要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个基点以及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然而若是只力求保住实际GDP增长6.5%，政府则无须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

2.财政政策力度需求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前面对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估，为实现经济增速达到7%的目标，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若要实现增速达到7%的目标，对应于校正GDP增速6.5%，需预算外财政投入478.5亿元，即全年财政投入达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0.9%。由于上半年累计已投入7.73万亿元，下半年还需继续投入9.47万亿元，其中三季度需投入4.42万亿元，同比增速26.9%。

(2)乐观情景下，全年GDP增速也只是6.95%，可以基本保持年初财政支出预算，不需要预算外财政投入，即全年财政支出增长目标约为10.6%，全年支出总额为17.15万亿元。

(3)悲观情景下，预测GDP增速为6.7%，若要保持增速7%，需预算外财政投入1435.6亿元，即全年投入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三季度需投入4.5万亿元，同比增速30.5%。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难以获得大幅增长，需通过适度增发债券进行融资。3.配套政策需求

为了实现政策执行效果，可通过定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等引导政策促使投资有效流向实体经济，包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推广PPP等公私合作创新模式为入手和提高公共资金利用效率为目标导向，大力引入民间资金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如城乡管网升级改造、城际铁路、新一代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等。

项目组强调，必须意识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较大的后遗症成本，需要谨慎选择力度。在此基础上更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全面改善生产函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从要素规模投入向要素效率提升、要素组合创新的新阶段迈进。这样，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双管齐下，助推中国经济实现短期增长和中长期转型发展的双重目标。

中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但这个下滑是否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5-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来5-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 %的幅度递减，拖累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则有望部分弥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加上能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则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同时，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大过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于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了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上世纪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 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的强大潜在势能。但很多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行动上还未落实，仍处在说得多、动得少的阶段，出现了“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局面，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

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为结构性改革和发展驱动方式的改变提供空间。事实上，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不正常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正是由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使“银行的钱难以贷出去、财政的资金难以用出去、各种审批手续难以批出去”的“三难”现象比较普遍，没有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政府执行力、法治及问责的制度三要素都缺失的问题。改革、发展和治理应取的方向

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要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市场制度不可替代，须发挥基础和决定性作用，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同时，一个具有有效治理的好制度需具有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因而，注重治理方面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制度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成为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这方面的改革没有跟进或进行，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倒退。如此一遇到情况，就只能是继续按照惯性思维、惯性做事方式去改革、去发展，这往往就很容易发生偏差，中国就仍然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出现“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其负面作用很大。所以，仅仅指出问题和需要做什么，还远远不够。随之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是让政府发挥主要作用?是让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还是让民营经济发挥基础或主要作用?

1.以市场化、民营化促进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切换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做不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国企改革就是要把国企合并，变为唯一的、绝对的垄断，好让国企相互间不竞争，但竞争产生效率，一旦国企垄断市场，国企的效率(并非垄断利润，很多人分不清它们间的差别)就会下降。如果国企垄断了，民企如何能进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做好中长期发展。

即使混合所有制至多也是个次优制度安排，说不定会造成两难。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创新驱动也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其特征就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主要靠民企，靠市场激励驱动，而不应由政府主导。

同时，根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受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其最核心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这样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

当前贪腐猖獗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我们此点。所以，根本的出路也在于进一步推进民营化的进程，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惟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依然要靠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一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要重新回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这种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真正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使土地真正得以在农户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值得警惕的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已经使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地方财政体系均发生扭曲，进而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在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瓦解民众对改革和法治社会的信心。政府应该放手让市场配置土地，而只管城市规划、区划，管理土地市场的外部经济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市场导向的城镇化早日完成。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中国正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下降的趋势，唯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以及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去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从目前的落实情况看，不容乐观。户籍制度改革其背后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这也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问题。在这方面，应以保障基本生存权为根本，以人力资本投资为纽带，通过赋权增能来强化居民基本能力的建设，提供起点公平的机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到城市里去。

三是金融制度改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问题正是金融未能有效地去支持那些高效率的企业，尤其是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中小微企业，导致市场资源错配。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民营银行的进入，其中互联网金融就是来自民企、来自民间、来自草根，对于国有部门依然占据主导的传统金融会带来巨大改变，有助于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尤其是会大大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及的不正常的资本回报率过高的问题。

同时，中国也要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辅相成的融资体系。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模式转到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道路上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执行和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市场信心和信任体系。

2.走向好的治理的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问责

一旦基本的制度、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决定之后，无论是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界定清楚与否，随之而来的就是具体的举措和执行，也就是具体的治理的方法，需要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或好的治理的三个要素环节，即法治、政府执行力和问责(社会监督及官员问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这是“法治”和“法制”的本质差别。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政府首先得是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其定位需要由法治来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因此，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成为关键。

其二，一个善治国家也离不开政府的执行力，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政府在最基本的维护和服务职能方面应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已有，方案已定，但最终还需要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去贯彻和落实。当前不少基层干部怕犯错、怕担责，执行者的不作为，已经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障碍。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

其三，没有问责，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这样的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

同时，社会监督也很重要。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信息，当地的民众显然更加了解，地方和中央政府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政绩考核体系应纳入当地民众的民意调查，让民众参与完善政绩考评机制，以使得信息更加充分。通过自上而下的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形成有效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