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第一篇：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2009-6-14 13:56

提问者：sjya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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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5 02:0

2最佳答案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而史书则是其中的一枝奇葩。这些史籍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多种体例，犹如奇花异放，色彩纷呈。

先秦史籍，有记言（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和记事（如《春秋》、《左传》等）之分，有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等）和编年体（如《春秋》、《竹书纪年》等）之别。但这些史书，有的失之简短，有的流于散碎，不具有系统性，就其规模和体制而言，仍尚欠成熟。

史书的真正成熟始于汉代。自汉以后，中国史书（不包括笔记野史）的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纪传体（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编年体（也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和纪史本末体三类。如究其特点，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叙人物的生平事迹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因而，纪传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叙集中而清楚。

自《史记》问世以后，中国史书大多以这种体例写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除《史记》为通史外余为断代史），可谓纪传体的一统天下。纪传体深受史家的青睐，这还应归功于其较合理的编排体例。以《史记》为例，它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组成。本纪以帝王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世家中的部分内容以朝代或诸侯国的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表又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以表格形式，分别按世代、年、月排列的简明大事记，以补纪、传叙述之不足。书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分门别类地记叙了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天文（《天官书》）、祭典（《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发展概况，具有专门学科史的性质。如此一来，这部史书不仅体例完备，包举全面，规模宏大；而且纲目井然，点线交织，铺陈有方，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通志考》）。到了《汉书》（第一部断代史），它取消“世家”，并入“列传”，称“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并增加了《地理志》、《艺书志》等纲目。自此以后，其他纪传体史书虽由于时代特点或史家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在设立条目时有增易，但大都没有跳出《汉书》所创的体例。自《汉书》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便以纪为纲，包举大端，以列传和志为目，详述其事，从而构成了一种以线带点，以点补线，较为系统而完备的史书体系。这样，要了解历史发展的脉胳，可以在纪中找到线索；要掌握人物事迹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在传中得知详情；要获得天文地理、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查找志中的有关条目（《三国志》分魏、蜀、吴三志，志中只有纪传，体例较独特）。总之，体例全面、纲目清楚、点线互补便是纪传体史书的第二大优点。

再次，纪传体史书写人时以本人传纪为主，但在他人传说中也能见其踪迹，有时二者互为补充映衬，使人物事迹更为丰富，形象出更趋丰满。如，在《史纪·项羽本纪》中记项羽焚烧阿房宫欲东归之后写道：“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写道：“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王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顶良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平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正是有了《高祖本纪》中的补充，我们才了解了项羽当时对怀王的不满和尊怀王为义帝时的虚假以及他自矜功伐的狂妄。但是，纪传体作为一种史书体例，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痼疾。首先，这种缺憾表现在它在选材上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记叙一般是散见于人物传记之中，因而对有些历史事件的斜述就难以做到全面、完整、集中，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时也就交待不清。相反，对于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写与之有关的主要人物时跳不过去非写不可的内容，这就势必造成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重复出现（虽然描写角度、详略时有不同）。以《史记》写“鸿门宴”一事为例，对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描写最为详尽的是《项羽本纪》，但它却在《高祖本记》、《留侯世家》、《樊哙滕灌列传》中逐一出现，只是详略、侧重点和文字上的略有不同而已。陈寿不屑《史记》的极力铺排，他的《三国志》又以文笔简练著称；但对这一缺陷仍无法避免。如对赤壁之战一事，《周瑜鲁肃吕蒙列传》中记载最详，但同一史事也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魏志·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时大疫，史士多死者，乃引军退，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蜀志·先帝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志·诸葛亮传》：“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南郡。”《吴志·吴主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几疫，死者大半。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使乐进守襄阳。”以上内容，虽互有补充，但大多重复雷同，显得繁冗拖沓，有违史书用笔经济的原则。而这，却是被历代史家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无法克服的通病。

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来编排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早期的编年体史书要数《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书（均为通史）。汉荀悦抄撮《汉书》，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写成《汉纪》。自此以后，断代史编年与纪传并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以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都用这种体例写成。

编年体史书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先后来写，按年编次，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材料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避免了复沓和零碎，也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的前后联系。但是，在编年体中，同一时期的几件事情往往参差错落，犬牙交互，记事就难免前后割裂，有时首尾也不能连贯，甚至有一件事相隔数卷的情况，给查阅带来极大的不便，以致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之后又编成《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备查检，朱熹更编《资治通鉴纲目》以明其条理。另外，这种体例以记政治事件为主，以时间一以贯之，不分项设目，因而也就不易从中把握人物的生平全貌，不易从中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经济等的发展源流。南宋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分事立目，抄辑成书，称《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书纪事本末的体裁，从此形成了三体并行的局面。以后《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澹撰）、《元史纪事本末》（作者同前）、《左传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等本末体史书相继问世，并且在设立专题上突破了《通鉴纪事本末》只写政治、军事大事的局限，把内容扩展到了职官科举、经济水利、天文地理等方面。纪事本末以事件为纲，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到一起，分类编篡，各篇自立标题，各详其起讫，部目分明，记事完整，始末了然。这一体例在记事上虽然避免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一些不足，但各篇目相对独立，篇目之间的连贯性较差。人类历史本来是一条让人眼花缭乱、色彩斑斓的长河，要想用一种体例把这条长河的主干支流、惊涛涟漪、珍珠泥沙都尽善尽美地展示给后人，看来的确不是一件易事，难怪历代史家殚精竭虑，多方营谋，不断探索，也终难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看来，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多体并存，互为补充了。

第二篇：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史学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在滚滚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次迈步都由历史铭记，史学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见证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这个民族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引，对这个民族向前良好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些信息都是由历代的历史学家记录在史学著作上保存下来的。

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很多的职能，这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史学的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二、史学的功能

史学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记录，具有以下的几个功能：

1、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功能。

史学的作用一般都通过史学著作表现出来，史学著作具有记录的作用，综合对历史的记录就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它记录和综合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传承。

2、增长学识，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历史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源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避免发生前人出现的错误。

3、具有教育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完好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上一门课，一门关于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性教育的课。

4、特殊的娱乐功能。

闲暇时间，我们可以阅读史学家留下的史学经典，度过闲暇的时光，并可以从中得到愉悦和审美的乐趣。

第三篇：论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

广西灌阳县水车乡初级中学：陆先进

邮政编码：541606 【内容摘要】神话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有着自己的本质特征。勤劳、勇敢、智慧的华夏初民们亦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话。而且，中国古代神话具有典型的东方特色。论文从中国古代神话的思想内容及其所蕴含的精神特质、艺术特性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神话具有篇幅短小而缜密，内容丰富而全面、形态齐全、题材形式多样，且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中心思想，蕴涵着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的传扬，语言简洁、质朴、传神，善于使用各种修辞，富于意象性和想象性，悲壮与崇高的和谐统一等东方性特色进行了研究、论述。从而揭示了神话全方位地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基础的价值。

The myth is the first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which the humanity creates,it has ow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Industrious, is brave,wisdom China Initial people also creates be longs to own myth.Moreover, China ancient times the myth had the model the Eastern characteristic.Paper aspect and so on spiritual special characteristic,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which ancient times the myth content and its contained from China to China ancient times myth length short and meticulous,content rich and comprehensive, shape diverse, also took still German spirit spreading succinctly, the language, plain, is expressive, is good at using each rhetoric, was rich in and the imagination characteristic，the tragically heroic and lofty diapason unifies and so on the image h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the elaboration.Thus omni-directionally promulgated the myth to unfold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base the value.【关键词】 神话； 特色； 意象； 传神； 想象 Myth;Characteristic;Image;Expressive;Imagination

对古代神话的研究已有八九十年的历史。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古代神话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很不完善，很不科学。当然，神话的系统性、神话的谱系等中国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已有较深的研究。强调的是对神话本体的研究。现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我们应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反思自己，汲取养料以把握未来的方向。为此，神话研究应该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应该成为十分严肃的科学事业。并且研究理论要中外并举，研究方法要多重并用。只有这样，我国神话研究事业才能为重构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才能对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下文中的中国古代神话，特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初期,后被汉民族古籍记载的华夏族神话。并从中国古代神话内容及其所蕴含的精神特质、艺术特色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进行了探究、论述。

一、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所蕴含的精神

（一）思想内容特色

由于中国古代神话产生的年代十分久远、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多种多样，族群众多，而且当时社会是建立在一家一户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宗法社会，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手段，人们对土地依赖性大，人口流动少。加上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历史化、仙化和寓言化。再加上我国古代神话，是集体口头创作，用文字记录下来较晚，并且缺乏系统记载神话的专门典籍，所以系统完整的神话保存下来较少，使得古代神话整体上呈现出零散、模糊、怪异的面貌。收录神话较多的古籍主要有：《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列子》等等。尽管如此，但所反映出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并具有以下特色：

1、中国古代神话形态齐全、题材内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全面，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体现出时代精神。

（1）中国古代神话的题材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

①解释世界、人类、民族起源的神话。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玄鸟生商”、“姜嫄生后稷”等。这类神话包含着自然崇拜与探索，以及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识。

②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一般说来，此类神话包含两种意识：崇拜与征服，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对自然的征服意识。

③反映战争的神话。如“黄帝擒蚩尤”、“炎黄之战”、“刑天与帝争神”等。这类神话曲折地反映了上古时代民族或部族之间的战争与融合。

④发明创造的神话。如燧人氏钻燧取火、有巢氏筑巢、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发明八卦、后羿作弓、仓颉造字、后稷种植五谷等。这类神话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的物质创造和文化创造的活动。

⑤生存环境的神话。如“共工怒触不周山”。神话对日月星辰的西落及中国地形的西高东低进行了解释。

⑥日月星辰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了一则古老的神话: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之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另一个神话:“有女子方月浴。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讲述的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故事，属于事物起源类神话。

从上面的各类神话来看，中华民族初民们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而整个生存、生活的过程，就是与大自然不断斗争又同人类不同族群之间既联合又厮杀的复杂局面不断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困苦的，但初民们又是积极主动地正视、卓有成效地面对。反应这种艰难现实的中国古代神话，深具特色的将我们祖先的生活情状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2、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中心理念

中国古代神话，从思想内容到社会根源都体现着人的主体地位和为人的目的。其内容都是以全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为背景，或者留下人类活动的影子。而且人类在各种斗争过程中又总是抱着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积极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个人与群体和谐进步的愿景。

（1）、人的因素是神话的旨趣

我国古代神话，无论是对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民族起源的探索，对勤劳、勇敢、正义、善良、奉献的礼赞，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玄鸟生商、姜嫄生后稷、后羿射日、尧舜禹”等；还是对崇高、粗犷、神奇、悲壮的美的歌颂，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神话，都反映了初民重视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和性格，表现了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的热烈向往，表现了他们立足现实人生、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斗争意志和昂扬向上的乐观精神。鲧被杀了，还破腹生禹，继承其未竟的治水大业；夸父死后，手杖竟化作桃林，继续造福苍生；女娃淹死在东海，冤魂却变作一只精卫鸟，誓志填海等等。这些神俨然具有人的思想和行为，人已成为神话的根本。

（2）、还有一类体现人自身的思想和行为的神话。如《太平御览》中的“瑶姬”，也就是后来民间传说中的“巫山神女”，她常和凡人在梦中相爱并交媾。这位风流女神曾自述说：“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是为苓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这已经是“人话”了。

（3）、反映事物起源的神话，也体现出人的重要因素。这类神话中的事物都是进入了人类视野的事物，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事物，注入了人类思想感情的事物。如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的太阳神和月亮神的神话等。

（二）、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初民的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从“夸父逐日”中，可看到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坚强意志；从“精卫填海”中，可看到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奋斗不息精神。神话中的这些英雄事迹，既体现了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积极进取精神，有体现了开拓创新精神。如“鲧禹治水”的神话，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一是大禹带领着大家，含辛茹苦，夜以继日的劳作。二是大禹等劳动人民承扬鲧等先辈的治水经验，积极、主动地认识与治水有关事物的属性，创造性地思虑治水途径和方法。终于完成了神圣使命。疏导了山河，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让山川、水等自然物与人类和谐发展。再如“燧人氏钻燧取火、有巢氏筑巢、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发明八卦、后羿作弓、仓颉造字、后稷种植五谷”等众多发明创造的神话，更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积极进取、开拓创新、造福人类的精神。

中国古代神话不论是以战胜自然力为主的神话，还是以战胜人间罪恶为主的神话，都紧紧拥抱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主题。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是为了摆脱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困扰，使之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禹杀相繇、黄帝战蚩尤，则是为了清除人间邪恶，不让他们再危害人的正常生存，建立社会新秩序。不管神话的想象多么离奇，贯穿始终的总是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人服务的目的。也就是，贯穿始终的总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中心议题。

二、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神话表达了初民们欲支配自然力，改造社会的愿望和期盼，宣泄了人们的情感和情绪，呈现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成为我国最早的叙事作品，是中国文学的滥觞。因此，在艺术上亦颇具特色，并深远影响了、影响着后世文学。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使用修辞手法，再现当时人们的劳作情状和精神面貌。结构上篇幅短小而缜密，语言简洁、质朴、传神，富于意象性和想象性的特色。还体现了悲壮与崇高的和谐统一。

（一）、善用修辞 中国古代神话善用修辞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善用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上，这样增加了神话作品的文学性、趣味性，为后世的文学修辞发展奠定了基础。

1、对比

对比是神话中常见而普遍使用的修辞方法。如《精卫填海》中的精卫鸟形象就是在与东海强烈的大小对比里，把精卫这位少女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质衬托得更加光彩动人，从而塑造出感人的精卫形象。《鲧禹治水》中鲧和禹的对比、两种治水法的对比。使形象高大，事理明晰。鲧治水失败被杀，禹治水成功受封是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同阶段的表现。通过对比展现了人类不断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舜的神话里，舜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在与父亲、后母及兄弟之间的矛盾斗争中，通过强烈的对比塑造出来。总之，神话通过对比使社会内容得以表现，人们精神面貌得以显现，人物形象得以塑造。

2、排比：

古代神话，大量使用排比这种修辞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叙故事展合。如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江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在这化生万物的情节中，大量使用了排比，突出了盘古的献身精神；抒情色彩很浓，使得盘古形象高大而完美，富于感染力。

3、夸张

神话中的事物形象 都具有极大的夸张，这些夸张都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通过丰富幻想创造出来的，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使人收到启发和感染。如《山海经》所载“夸父逐日”神话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入日”、“河渭不足，北饮大泽”的情节，夸张奇特。夸父与时间赛跑，居然“入日”，跑到了时间的前头。夸父有着惊人的肚量和雄伟的气魄，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探索，他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渭水两条大河，还不解渴，又“北饮大泽”。写出了以夸父形象为代表的古代人民超人能力和气吞山河的形象，既体现出神话的时代精神又体现出神话的艺术特色。这种高度夸张的手法，使它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二）、结构短小而缜密

《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姮娥奔月》：“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窃之奔月宫。”神话故事只有三言两语，古朴简约。“请、窃、奔”三个动词就叙述了整个过程，非常慎密。再如《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补天”的神话，仅仅九十余字，就描叙了补天前的情状，补天的经过，补天的结果。而且首位呼应，浑然一体。显示了古神话在结构上完整而严密的特色。

（三）、语言简洁、质朴、传神

从语言的角度探讨古代神话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古代神话语言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如《淮南子·本经训》中“后羿射日”的神话。“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短短十一个字就说明了严重的旱情和人民的险恶处境。写出了后羿射日行为的背景和动因。而“诛、杀、缴、射、断、擒”几个字就突出了后羿的英勇奋战，凸显战胜自然的精神和力量，塑造出后羿的英雄形象。同时，显示出当时的初民们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气魄！

流传至今的古神话，其原始形貌都是由集体创作和口语相传。后虽经文人润色，但仍保留质朴的特色。通俗质朴的神话语言不仅神通广大，恰当反映要表达的内容，而且精彩生动，富于情感。如《山海经·海内经》鲧禹治水的神话，没有使用华丽的词藻但叙事清楚、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和情感抒发高超。这一点，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传神是神话语言特色的又一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是比喻既贴切又形象，而且巧妙。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三五历纪》载：“天地深沌如鸡子”。通过比喻，形象地描绘出天地开辟之前地宇宙情状，非常巧妙。二是用词准确、形象、言简意赅。再如《山海经·海内经》中“鲧禹治水”的神话，“洪水滔天”的“滔”字，写尽了洪水的气势和水灾的严重性。更写出了治水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也间接地突出了鲧禹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意象性特色

（1）、意象是神话的构成要素

意指的是创作神话的初民们的主观感情，象是指寄托情感的真实事物，两者和谐统一，就构成意象。这种意象就成为古代神话的构成要素。高尔基说：“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苏联的文学》），这就是神话的形象特征。古代神话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

（2）、意象是具象的情感化

在形象的基础上，融进初民的七情六欲，就构成神话意象性。中国古代神话描写的并非单纯的物象，而是古代初民观念化的产物，即意象。“象”是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中介。中国古代神话意象通过语言的具象性表现出来，它的语言大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些意象是集体意象，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3）、意象的形态及其特性

古代神话中的意象主要借助象征或隐喻的方式完成。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初民们由于思维能力低下，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 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可以说，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神话的象征和隐喻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

2、想象性特色（1）、想象是神话的翅膀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说明了想象在神话创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里，抓住盘古身上的不同部分和自然界的一种事物之间所具有的某一相似特征，把他们联系起来，然后进行想象，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盘古身上的东西变成的。盘古整个身体变成宇宙万物既赞扬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献身精神，又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初民把对英雄人物的热爱和对自然灾害及人间凶恶势力的憎恨，通过神异的想象进行虚幻的加工夸饰，鲜明地表现在神话中。所以说，想象是神话的翅膀。同时，想象成为使神话具备文学特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2）、神话中想象的两种形态

中国古代神话中想象的形态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综合想象，二为创造想象。

综合想象：这种想象就是使初民们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等直接感觉到的各种事物组合成一种新的混合物。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初民部分地按照人的自我形象，部分按照动物的形象，借助人的智慧和动物肉体的强健和蛮力，塑造出半人半兽形神。我国远古神话的主体就集中在这一领域：伏羲、女娃人首蛇身；炎帝人身牛首；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此外《山海经》所载数十百位神，十之八九也是半人半兽的神。这类形象的塑造就是通过综合想象完成的。当初民们利用综合想象不能解决问题时，才借助于创造想象。如对宇宙起源、天地形成的解释，《太平御览》卷二引三国人徐整《三五历纪》云：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种想象往往借助于类比来实现。

(3)、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想象是神话的翅膀，但是任何奇特的想象，又总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现实生活中有地震和陨石发生，神话中才有女娲补天的故事。上古时代曾经有世界性的洪水泛滥，才会有鲧禹治水的故事。神话中现实与幻想交织着，不管神话情节多么离奇，事物形象多么特异，它们都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投影。神话中通过想象现实生活得以表述，初民情感得以寄托，美好愿望得以凸显。我们亦可以通过神话及其作品冷静探知自己的过去，并且认真思考我们的未来。

华夏民族的民族心里、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使得中国古代神话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闪烁了古代劳动人民美好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挖掘、学习、承扬这种艺术秉性，使中国的新文学更具有丰富而精彩的想象。

（4）、体现了悲壮与崇高的和谐统一。

由于我国古代人民的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灾难、艰苦、与痛苦使中国初民成为“早熟的儿童”，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历经了大悲大痛后，经过世代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神话世界中，以幻想的方式记载了创始英雄们为生存与自然拼死搏斗的悲壮场面，使得神话天生具有沉重、悲壮色彩。尤其体现在古代的主干神话中。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

但这些神话，体现的并不是悲惨。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初民控制自然的力量、信心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初民的悲壮色彩。他们的牺牲是悲，但他们为人类地伟大事业而死，死得其所。这样的牺牲是伟大的，能够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无比崇敬，同时展现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既富于悲壮情怀，又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神话具有篇幅短小而缜密，内容丰富而全面、形态齐全、题材形式多样，且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中心理念，蕴涵着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的传扬，语言简洁、质朴、传神，善于使用各种修辞，富于意象性和想象性，悲壮与崇高的和谐统一等东方性特色。

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天赋创造力，是一种未经破坏的初民心灵自信的表现。它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它曾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学等学科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华夏文明的基因。现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情状，中国应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反思自己，汲取动力以把握未来的方向。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1.3 茅盾 神话研究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4 李笑野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上海财大出版社 2000年 何新 诸神的起源 北京三联书店 1986年 岑家梧 图腾艺术史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6.1 袁珂 山海经校注 上海占籍出版利 1980年 于非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5 赵志远、胡华明主编 中华辞海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10 王宁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 王立群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5 罗宗强 陈洪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5

第四篇：中国古代建筑人文思想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人文思想特色

第一临床医学院

石苇 张丽 何潇潇 臧博

摘要：

社会中各种人文因素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思想、设计的形成。本文从“天人合一”的传统道家思想对整体建筑风格，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自然以及迁移等区域性社会因素对建筑风格的影响进行阐述，并且也对各地区建筑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地方性人文特色进行一定介绍。

关键词：

中国古代建筑；人文思想；道家；社会因素

古代世界的建筑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曾经有过大约七个独立体系，只有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其中中国的古建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建筑体系，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城市规划、园林布置等在世界建筑史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建筑独一无二地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道家思想。并且讲究“风水”，“气”和“意境”，也就是讲究居住场所与自然相适应，相融合，让居住者能够有最好的居住环境。国外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风水也开始逐渐接受，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对于我国古代建筑，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精神》一书中有：中国建筑贯穿着一个精神，即“人不能离开自然。”之说。当今世界的现代建筑对于这种思想也逐渐从接受到吸收，一些有着超前概念设计的建筑已经开始体现这一现象，美国的流水别墅--现代建筑的代表之一，其宗旨就是将自然与现代建筑融为一体，这一点，也是我们超前的想法。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表现，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将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抽象思维模式的实体化，是对自身理想环境的一种追求。人类有着自己的希冀、渴求和恐惧等等情感，只有在将这些情感通过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表达出来，才会构成一个真正的理想环境。而且，除了“天人合一”这一建筑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自然以及迁移也会在建筑上留下其独特的痕迹，这在下面将分别从北京民居，安徽徽州民居，云南少数民族民居和岭南客家族民居分别讨论这方方面面将会给建筑带来的影响。同时，建筑也是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影响因素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思想形成，这点将在下文中阐述。

北京建筑

--皇城根儿下的骄傲

中国北方的住宅以北京的四合院最具有代表性。四合院作为北京的传统民居，在元代（公元1271-1368年）就已出现了。不过现存的四合院大多数是清代（公元1644-1911年）到20世纪30年代所建的。当代学者赵园曾经指出：“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在'成因'中，政治历史因素显然大于其他因素。”在四合院的形成过程当中，这一影响尤其显得重要。

四合院的“四”字，表示的是东南西北四面；“合”是围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说，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围墙圈成的。里面的建筑布局，在封建宗法礼教的支配下，按着南北中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传统四合院建筑的中庭称为天井，位于建筑中心。井，堪称为中华文化的根源，古代官吏规定八户人家围井而居，井边土地为公田，每户一侧的长度为一里，里为距离单位。公元前两千年的周朝文献显示，城市皆为9平方里大小，井字中央为皇帝宫殿，象征人民的精神之井。

北京的四合院无论是建造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北侧，还是南侧，院内北房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房，只是院门开设的位置不同。胡同北侧四合院为正四合院，院门面南临街，门开在南墙东边，这在八卦中是“巽”位，在风水上是吉祥的位置，也是柔风、润风吹进的位置；胡同南侧的四合院如果南面不临街，开不了院门，则在北房西边开门。这种院门的定位，完全是受北方自然环境和古代建造房屋的风水之说影响。

走进四合院，迎面就能看到垒砌精致的影壁。影壁上每块砖都是磨制的，垒砌时磨砖对缝。据有关民俗专家研究后认为，影壁是中国房宅建筑不可缺少的风水内容。古代人迷信，认为人死后有鬼魂，如果在夜晚有孤魂野鬼游荡，闯进宅院就会不吉利。而大门内有影壁，鬼魂见了自己的影子，就不敢往里闯了。一些建筑学专家则认为，影壁是北京民居的重要装饰，它既可遮挡院内杂物，又可以使外来人看不见院内的情况，具有保私性。尤其是一些影壁建造讲究，在其墙壁上雕饰有精美的图案和吉祥话语，大大增加了四合院的文化品位。

四合院中除大门与外界向通之外，一般都不对外开窗户，即使开窗户也只有南房为了采光，在南墙上离地很高的地方开小窗。因此，只要关上大门，四合院内便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小环境。这都是受元大都规划的制约，在明清两朝和民国以后大量修建的。按照元大都规划，在较大的街道之间存在着小街小巷，北京人称之为“胡同”。它们的布局整齐如棋盘，对大街、小街，乃至胡同的宽度都做了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7．2米)，小街宽12步(约合18．6米)，胡同宽6步(约合9．3米)。胡同是平行排列在两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之间的通路，两条胡同的间距为50步(约合77米)，是四合院基地的进深。胡同的东西走向排列和胡同的间距尺寸，制约了四合院住宅基地的朝向与进深尺寸：或者以两条胡同的间距建一四合院，在南边的一条胡同里开前门，在北边的一条胡同里开后门；或者将这一距离一分为二，修建两座四合院，分别在两条胡同开门，也就谈不上前后门了。这样安排的尺寸实际上没有道理，皇帝就这么规定的。有学者考证，最早胡同的诞生是因为京城中大官太多，每每都需避让，胡同就是为了行人方便避让而产生的。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不常与周围的邻居来往。在小院里，一家人过着日子，与世无争。可以说，四合院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在动荡的社会风云里，北京人所寻觅到的一个安详恬静的安乐窝。中国古代建筑的这种“间”的审美属性偏于小巧而少雄浑之气，一定程度上切合古人偏于宁静独处的内心要求。

大多数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东南角，这是取“紫气东来”的吉祥之意。大门楼飞檐翘角很华丽。说是门楼，只不过它比南房要高一些，被习惯地称为楼了。登上台阶后，在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圆石鼓，上面浮雕着守门的小兽。据传说那小兽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北房最高，建在四层台阶的基础之上，东西厢房要低一层台阶，房前有回廊环绕。北房是四合院的中心，共有3 大间，正中的一间称为堂屋，是不住人的。屋内北墙上挂有字画和对联，靠墙置一张硬木做的长条案，上面摆放着花瓶、香烛等，正中央是一块木制的祖宗牌位。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两边各置两把太师椅。逢年过节时，桌上摆有酒菜点心，以祭祀祖先。长辈坐在太师椅上，小辈门依次上前给老人磕头请安祝福。堂屋的东西各有一道门，通向北房的另两间屋子，那里是住房。因房前有走廊，窗高屋亮，冬暖夏凉。是全院最好的房子，所以是家中长辈的居室。小辈住在东西厢房，长辈一旦有什么不适，哪怕刮风、下雨、下雪，儿孙们也可以沿着游廊到正房去问安。这种房屋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家庭观念和东方的伦理道德。

过去一个四合院只住一家人，后来由于住房的修建赶不上城市居民增加的速度，住房越来越紧张，一座四合院便住进了两家、三家......甚至多到十几家，成为目前北京人所说的“大杂院”了。北京的四合院，作为一种文化，它来自全国，代表全国，同时又影响全国。从修建这些四合院的材料来源看，有许多来自全国。像故宫，它不仅征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且其所用珍贵木材也来自全国各地，成为全国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展览会。另一方面，在北京作官和研究学问的外省人非常多，他们把各地先进和独特的建筑手段带来北京，将家乡住宅建筑的某些特点也引进都城，由此丰富了北京的四合院建筑。如四合院花园建筑，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江南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的表现手法。颐和园的谐趣园等，干脆就是江南园林的复制。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其四合院文化又影响了全国，走向全世界。许多官宦人家在故乡营建住宅，也明显地仿效北京住宅的模式。例如，在江南的一些县市，有许多在北京做官的人家。那里住宅的大门，与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就很相似。虽然那里离北京有千里之遥，风土也存在着很大不同。不过，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布置，对北方其他地区的影响尤其大。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四合院，都是受了北京四合院的影响。

在这皇城根儿下生长的北京人，在这些古建筑所包围的城市氛围中成长，有着自身独特的骄傲，身为北京人的在北京成长的骄傲。

徽州民居

--儒商的风雅

古时黄山被称为黟山，列入世界伟华遗产名录的中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就座落于黄山的南麓，黟县也因此而得名。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黟县商人作为徽商中的一支劲旅，纷纷走出大山。但是在发家致富后，有纷纷回到大山里来。因为千百年中，徽州人心中已经形成一种观念：黟县交通闭塞，非兵家必争之地，在**频繁的封建社会中，是一块安居乐业的福地。此种现象到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朝就更为明显了，许多在外活的成功的官宦、文人更是把此处视为自己退身、隐居的首选之处。这让儒、商这两个重要因素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以及建筑内。

从现存的村落选址、布局来看，古徽州村落大多是背山、面水的地方，是为了调节风向、风力与温度、湿度，可以形成吻合的小气候。从风水观念看，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吉咸备，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实质上，它还体现了那些当初这里聚居人民的一种自卫防御的心理。这是商人，也是由于远祖是秦汉期间由于战乱而迁居的中原大族的缘故。

村落的形状也有其独特的意义。例如宏村，一个典雅的牛形村落，山为牛头、树为牛角、屋为牛身、桥为牛脚，南湖为牛的反刍胃、月塘为牛胃、400米的水圳为牛肠。这些奠定了牛形村落的基本结构。并且，牛肠一水绕村，户户清泉，不仅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而且可作为消防用水，还具有调节气温、保持湿度的功能，是全村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合理利用这条水系，当地聚居的汪氏族人有规定：每天早晨八时前为汲取饮水时间，八时以后才可浇涮。

黟县古民居的外形，全部都是粉墙青瓦，有别与京城富商豪宅的金碧辉煌。从远处望去，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格外的宁静祥和、稳重，一笔一划宛如一副山水墨画，隽永清新，淡泊悠然。

傍山而居的徽州有着山火蔓延的隐藏危险，因此，徽式建筑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青砖黛瓦马头墙。马头墙又称为封火墙。这种高大的封火墙是在另据发生火灾时，起着隔绝火源、防止火势蔓延的作用。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有的中间高两头低，微见屋脊坡顶，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两端跌落数阶，檐角青瓦起垫飞翘。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出民居墙头与天空的轮廓线，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韵律美，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和谐。

民宅多为楼房，以四水归堂的开井院落为单元，少则2－3个，多则10多个，最多达24个、36个。而这四水归堂的天井也是作为商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体现。高大的马头墙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四壁无窗，光线幽暗，只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虽给屋内增添几分幽静却更是一种自我封闭。站在天井内往上望去只有一小方天空，犹如井底之蛙，这从某种角度也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徽州人的思想封闭。

但是长期在外商旅的徽州人也有自身思想开放的地方。例如某间民居在进入大厅二楼凹进去一块，让古代的千金小姐可以透过这里偷偷的看父母为自己找的夫婿人选。这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着微妙的不同。在外商旅的徽州人在外见多了世面，也明白了不能过于封闭的命令。

徽州建筑虽然在外部是朴素，但是内部却是精雕细琢。以其木、砖、石雕艺术称著，内容有日月云涛、山水楼台等景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画面，传说故事、神话历史等戏文，还有耕织渔樵、仕学孝悌等民情。题村广泛，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活生生一部明清风情长卷，赋予原本呆滞、单调的静体以生命，使之跃跃欲动，栩栩如生。但是其雕刻有着严格的阶级特征。例如商人的屋檐装饰只能采用花鸟，不能用官宦人家才能采用的狮子。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人们重仕轻商的思想。

一进徽州古民居的大厅，就可以看到迎面正中墙壁上挂着大型画轴又称中堂。画轴之下，设有条案。几乎家家户户的条案上都摆有自鸣钟、帽筒和瓶子、镜子。一般来说，中的两侧是瓷器帽筒，帽筒的左边摆有瓷瓶，右边摆有木雕底座的镜子。古时称左为东，称右为西，故又称其为“东瓶西镜”。这个“东瓶西镜”取自谐音“平静”。在古代，对于哪些丈夫在外商旅的女人来说，在外经商的亲人平平安安，风平浪静，比什么都好。而对于事业成功，会到家乡颐养天年的商人们来说，“平静”就是从此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都无灾无祸，平平安安。

民居大厅的正中往往有一张八仙桌。但有趣的是，这张八仙桌是由两张半圆桌拼砌而成。在古代的时候，通过这张桌子你就可以知道男主人到底在不在家。只有在男主人在家时，八仙桌方为圆形，倘若男主人不在家，这张八仙桌就被拆散成两张半圆桌分别摆放在大厅两旁。

但是最有特色的应该算得上是每家每户的楹联以及格言。那都是曾经的主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追求、向往、对人生的深刻体味和对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劝谕告诫。既有履福堂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之类的重仕轻商的思想；也有笃敬堂内的“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样已经跳出徽州儒商固有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思想羁绊。在徽州的古民居内，户户可见这样深刻惊醒的话语，这充分的显示了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思维模式以及儒家思想对于平民百姓的影响。

在山清水秀的黄山脚下，溪水静静地流淌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古朴的村落。记录着多少历时的古村落就这样一点一点，与时光一并老去。

客家围屋

--流动的家园

众多民族中，客家是一个很神秘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有自己的民族的姓氏，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祖先至今没有人考证，但是他们的建筑在建筑史上，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风格体现了他们祖先的环境。这就来介绍一下客家的围屋。

围屋是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其中以圆形的最引人注目，称之为圆楼或圆寨。其外观既可以与古罗马雄伟的竞技场相媲美，又让人怀疑许多现代体育馆的设计是不是受了它的影响。由于土楼独特的造型，庞大的气势及防潮抗震等优势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民居建筑。

围屋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而形成的呢？

在众多因素中，移民占了主导地位，而其他因素则伴随移民而产生。

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

那么形成的围屋需要具备哪些特点才能满足移民的需求呢？

一、坚固性

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圆形、方形围屋，一般都有200－300年乃至500－600年的历史。它们历经风雨洗刷，强烈地震，台风袭击，至今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在丛山峻岭之中。

如此坚固的民居，与精心选择屋址，科学的设计，用料及施工方法分不开。现仅从围屋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作一些说明。

围屋的墙壁，下厚上薄，厚处有的竟达1.5米。夯筑时，先在墙基挖出又深又大的墙沟，夯实在，埋入大石为基，然后用石块和灰浆砌筑起墙基。接着就用夹墙板夯筑墙壁。土墙的原料以当地粘质红土为主，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经反复捣碎，拌匀，做成俗称的“熟土”。一些关键部位还要掺入适量糯米饭，红糖，以增加其粘性。夯筑时，要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墙骨”，以增加其拉力。就这样，经过反复的夯筑，便筑起了有如钢铁混凝土似的的土墙，再加上外面抹了一层防风雨剥蚀的石灰，因而坚固异常，具有良好的防风，抗震能力。据《永定县志》记载，1918年发生大地震，白天柝柝有声，历时20分钟，夜里继续震动，但土楼始终挺立无恙

在长期的迁徙中，坚固是建筑的基本需求，才能在长期自然条件作用下屹立不倒。

二、安全性

宛如古城堡似的围屋，一、二层不设朝外的窗子，或只开设枪眼似的细长石窗，三楼四楼和每个房间都有朝外的大窗，既利于采光，流通空气，又成了了望敌情和向外射击的枪孔。土楼大门的门框，门槛都是条石，门板厚约10厘米。有的大门上斜挖了几个嵌有竹筒的护门孔，倘有土匪攻门，可往下射击和浇开水。有的土楼大门还安装了防火水柜、水槽，若来犯之敌放火烧门，只要一按开关，水便顺门而下，以灭火护门。围屋本来已坚固异常，但为防万一，有的土楼还夯筑了夹墙。万一外墙被炮火轰开，土楼仍有夹墙支撑，安然无恙。土楼内有各种齐全的生活设施：设于天井的深水井，是被围困时的水源，楼内有砻、碓等加工粮食的设备。这一切都使匪敌久攻不下。至于那些四角建有高耸碉楼的“四点金”，更是领盗匪望而却步。

三、封闭性

客家民居，不论土楼还是围屋，五凤楼，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厅堂，天井，都以走廊，巷道，楼梯相通，住户生活方便。然而，它们对外则是全封闭的。土楼一般只开一个正门一个后门，或一个正门两个侧门，围屋，围龙屋的各横屋，半环形围屋，皆设有门楼。万一有盗匪打劫，只要把门一关，便封闭得严严实实的。

在移民的过程中常会有猛兽、土匪侵略，而安全性、封闭性则成了客家族民居特有的建筑特色，也是抵御猛兽、土匪侵略的重要手段。

四、合族聚居性

客家土楼，围屋，五凤楼等，一般都规模庞大。永定“承启楼”有300多个房间，面积5376平方米。“遗经楼”有五层楼，面积10336平方米，光是厅堂便有51个。难怪日本一位建筑学教授看了永定土楼后写道：“这动人的客家土楼，与其说是一幢庞大的住宅，不如说是一座小城市”。如此庞大的民居，正是为了适应聚族而居的特点。“承启楼”最多时曾住80户，600多人。家乡罗氏围龙屋，有300多个房间，为罗氏50户人家，350人所共居。住户虽多，但由于房间、厅堂、天井也多，能以厅堂及天井和若干房间组成一个个生活小单元，又令住户各各得其所，显得幽雅，舒适。

聚居性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种群居的形式与客家人自身团结的精神相结合而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从而在长久的迁徙中得以保存、壮大。

与此同时，迁移建筑影响着客家的文化风俗，而迁移、文化风俗又更深的影响着客家人的建筑。

一、客家菜特点的形成，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有很大关系。客家人早期既多聚居山高水冷地区，地湿雾重，食物宜温热，忌寒凉，故多用煎炒，少吃生冷，在使用香辣方面更为突出，菜肴有“鲜润、浓香、醇厚”的特色。出门即须爬山，生产条件艰苦，劳动时间长、强度大，需要较多脂肪和盐分补充大量消耗的热能，饮食以烹调山珍野味见长，略偏“咸、油”。长期的迁徙流离及聚居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客家人艰苦度日，就地取材，制备咸菜、菜干、萝卜干等耐吃耐留的食物，家居可佐番薯饭并抑胀气，出门可配野菜充饥，这便形成了“咸、熟、陈”的特点。

二、这里的风俗习惯，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个大围屋中，其中很少门锁等防备，充分的体现了客家人的团结与凝聚力。其中鲜有与另一个大家族通婚，因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同姓之间是不通婚的，另外，有世仇的家族也是不通婚的。

这些保留了几百年的客家风俗，也被今天的客家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虽然在这围屋里居住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然而人们还是喜欢把这古朴的婚礼形式放在围屋里去举行。年轻时期的客家妇女，在人们的眼里，是忠实婚姻，勤劳温顺的。迎亲时，热闹的鼓乐吹起来，舞狮子的老者带着一家老小从围屋里走出来，去迎接新娘子。新娘接回家以后，一拜祖先、二拜长者、夫妻对拜以后，在一阵喜庆锣鼓声中，新娘这才走进围屋。

虽说客家的移民是充满了无奈与被动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移民使客家人团结起来，使客家的建筑围起来；正是移民中的艰苦与危机使围屋充满了智慧；也正是移民造就了客家围屋这一中国古建筑奇葩。

云南少数民族民居

--人与自然最佳的沟通

漓江古城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丽江古城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复制影响。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布局中的三山为屏、一川相连；水系利用中的三河穿城、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中“经络”设置和“曲、幽、窄、达”的风格；纳西族建筑物的依山就水、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古城中是极为罕见的，是纳西族先民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再创造的结果。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风情，体现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本质特征。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建筑、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内容等，使其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建设祟自然、求实效、尚率直、善兼容的可贵特质更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

其中的纳西族建筑大多为土木结构，比较常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几种形式。其中，坊一照壁是丽江纳西民居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民居形式。在结构上，一般正房一坊较高，方向朝南，面对照壁。主要供老人居住；东西厢略低，由下辈居住；天井供生活之用，多用砖石铺成，常以花草美化。如有临街的房屋，居民将它作为铺面。农村的三坊一照壁民居在功能上与城镇略有不同。一般来说三坊皆两层，朝东的正房一坊及朝南的厢房一坊楼下住人，楼上作仓库，朝北的一坊楼下当畜厩，楼上贮藏草料。

天井除供生活之用外，还兼供生产（如晒谷子或加工粮食）之用，故农村的天井稍大，地坪光滑，不用砖石铺成。此外，纳西民居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不论城乡，家家房前都有宽大的厦子（即外廊）。厦子是丽江纳西族民居最重要的组成之一，这与丽江的宜人气候分不开。因而纳西族人民把一部分房间的功能如吃饭、会客等搬到了厦子里。在建筑设计、建筑风格及艺术等方面，大研古城的纳西民居最具特色。古城地处丽江坝，选址北靠象山、景虹山，西靠狮子山，东西两面开朗辽阔。城内，从象山山麓流出的玉泉水从古城的西北湍流至玉龙桥下，并由此分成西河、中河、东河三条支流，再分成无数股支流穿流于古城内各街巷。利用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古城街道不拘网格的工整而自由布局，主街傍河，小巷临渠，道路随着水渠的曲直而延伸，房屋就着地势的高低而组合。长期以来，纳西人形成了崇尚自然、崇尚文化，善于学习和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特别对民居建筑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表现在：民居特色鲜明、构筑因地制宜、造型朴实生动，装修精美雅致。此外，纳西人在房屋的建筑设计上一直着重考虑抗震性能，并总结了一些有效的抗震构造措施。这从1996年“2·3”地震中，古城民居房墙大量倒塌，但主体框架仍保持完好等情况中可以看到。

近年来，随着纳西社区的不断发展，纳西民众在民居修建时总体框架、建筑设计及风格等方面虽然仍保持传统风貌，但在房屋内部装修方面，却逐渐采用现代装饰手段和装璜材料。在这些民居里，你能真正感受古老与现代的有机、和谐的组合。

富有滇西北高原气息的纳西族民居建筑，常以“三房一照壁”的鲜明特点，赢得人们的赞美。所谓“三房一照壁”，即指正房较高，两侧配房略低，再加一照壁，看上去主次分明，布局协调。上端深长的“出檐”，具有一定曲度的“面坡”，避免了沉重呆板，显示了柔和优美的曲线。墙身向内作适当的倾斜，这就增强了整个建筑的稳定感。四周围墙，一律不砌筑到顶，楼层窗台以上安设“漏窗”。为保护木板不受雨淋，大多房檐外伸，并在露出山墙的横梁两端顶上裙板，当地称为“风火墙”。为了增加房屋的美观，有的还加设栏杆，做成走廊形式。最后为了减弱“悬山封檐板”的突然转换和山墙柱板外露的单调气氛，巧妙应用了“垂鱼”板的手法，既对横梁起到了保护作用，又增强了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通过对主辅房屋、照壁、墙身、墙檐和“垂鱼”装饰的布局处理，使整个建筑高低参差，纵横呼应，构成了一幅既均衡对称又富于变化的外景，显示了纳西高超的建筑水平。

多居住于平坝、河谷、半山区，坝区房屋多系木楞房，上盖木板。纳西族传统建筑艺术。著名的有丽江白沙大宝积宫、琉璃殿、大定阁、五凤楼等，均系明代所建。建筑、装饰、雕刻、绘画揉合了纳西、汉、藏等民族的风格，形成丰富多彩的特点。墙上均保存着珍贵壁画，笔法兼有藏画的洗练和匀称，又具有唐代道释画的风格。纳西族的古代住宅，最早为木结构的“木楞房”。这类室深且暗，楣低槛高的建筑，目前在一些山区仍可见到。这种瓦房多系二层楼房，屋基用石头砌成，中段用土坯或砖，上段用木板，房檐外伸，以便保护木质部分不受雨水剥蚀。且在横梁暴露的两端加上“风火板”，既保护横梁，也起装饰作用。当地还有在风火板三角形的上角装上一块叶状木片的“垂鱼”，而富裕家庭的住宅，则装上刻着浮雕的花饰，并在下面垂着两条写实鱼形图案的垂鱼。住宅门窗上亦饰有花草鸟兽形象的浮雕，生动逼真，独具民族风格。永宁等地的住宅，从墙院到房屋，全部结构用方木垫积而成。代表形式是三至四幢房屋组成一个院落。丽江木土司的宫殿，多仿中原建筑，虽不甚高大，但层层叠叠，上覆铜瓦，下有玉砌雕栏，富丽堂皇。此外，丽江大研镇的石牌坊，白沙的“大宝积宫”、“琉璃殿”、“大定阁”及五大喇嘛寺等，都是金碧辉煌的建筑物，耗尽了纳西等各族人民的血汗。

丽江古城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依托三山而建的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古城瓦屋，鳞次栉比，四周苍翠的青山，把紧连成片的古城紧紧环抱。城中民居朴实生动的造型、精美雅致的装饰是纳西族文化与技术的结晶。古城所包涵的艺术来源于纳西人民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体现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束语：

中国古代建筑既典雅实用，又传达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义。无论是在挑选建地或是在建筑过程中我们都在我们的建筑上体现了我们的“天人合一”的追求和谐的世界观。这正是现代建筑所缺乏的。现代建筑在建筑过程中很少考虑与自然的相适应性，往往只单方面地强调人居住的舒适，却忘了将建和组本身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导致城市建筑群的不合理以及地理上的热岛效应的产生。中国古代的风水等等所强调的正是将建筑、居住者与居住者所处在的环境融合成为一个和谐整体，如果能够将这种思想与现代建筑技术结合起来相信可以让现代建筑水平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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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古代军队特色简介系列

中国古代军队特色简介系列

一：中国古代军队的数量

很多人根据历史动辄近百万人的大会战判断中国军队数量庞大，可以随便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大会战。实际上由于各时期的兵制不同，很少有朝代能组织起这种规模的战争。先秦以及秦（西）汉，采取的是一种以常备军为骨干、拥有庞大预备役的征兵制。以秦为例，全国青壮年满二十者都要在所属郡国接受地方军事长官一年的军事训练，然后进入中央军或边防军正式服役一年。退役后，属于预备役，一有战事就要接受征召。换句话说，秦军有三等，第一等是由正在服第二年兵役中央军和地方军，第二等是正在地方郡国服第一年兵役的郡国兵，第三等是临时征召的退役军人。前二等是骨干常备军，第三等是主体。长平之战，双方出动军队近百万，大体都由以上三类组成，在围歼长平赵军进入关键时刻后，秦人甚至不惜违反“非教士不得从征”的常识，将未受训练之十五岁男子悉数征召，可谓是一场豪赌。是役，四十万赵军被坑杀，秦人赢得非常干脆。可以说当秦军开始大屠杀时，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就此奠定。

当然这时候的兵役没有军饷可言，但和同期罗马的义务兵役制不同的是，秦军有二十等军功爵作刺激，魏军武卒有田宅和免除赋税（与秦军不同，魏军二十万武卒为长期服役的常备军，有雇佣性质，为后世募兵制之原型），齐军以（斩）首功受钱财。其间优劣，荀子有专文分析，流传最广的那句莫过于说秦军锐士腰挂人头，腋下夹着俘虏，脱掉盔甲追击敌军。

爆发赤壁之战的三国时代，实行募兵和征兵并存的制度，以征兵为主，募兵为骨干。爆发淝水之战的南北朝，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除有义务服役的常备军以外，和先秦一样经常临时大量征发青壮，但不同的是这时的青壮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骑兵由游牧民族征发，步兵由汉族农民中征发，游牧民族可以在狩猎活动中学习战争技巧，但农耕民族无法在农耕活动中学习战争技巧，所以这时是骑兵强于步兵，步兵战斗力甚至不如秦汉时期。南朝是中原正统政权南迁演变而来，正规军以募兵为主，但也会临时大量征召青壮。

温泉做个总结，中国古代以两汉为界，先秦及西汉早期是全民接受军训、以常备军为骨干辅以临时大量征发的预备役为主的兵役制度。而自汉武时期起，因为战争和土地兼并频繁，无法征集到充足的兵员，募兵制就因此出现了，北军八校就全由募兵组成。武帝之后募兵更加广泛，补充部队和出征也经常出现募兵的身影。

征兵制是以户籍为基础，征召编入户籍之中的农民，先秦、秦朝及西汉早期因人少地多，加之对土地兼并控制得力，使得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而被固定在田地上，一旦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便开始流亡谋生活，按户籍上的年龄、地址征兵往往找不到人，而募兵则不存在这这种问题。罗马募兵制的出现也与此相似，因为战争频繁，公民人数减少，不得不实行募兵制，将无产者、同盟者与行省的居民招募到军队中来。

罗马的募兵制略比西汉晚，出现于公元前107年，公元前九十年才得到全面实行。汉武于公元前133年与匈奴开战，于公元前119年，遣卫、霍十万铁骑出塞，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此匈奴远遁漠北不敢近塞，军事行动的次数和强度都大为减少。

此后，募兵制一直是常备军中的骨干，包括唐代早期的府兵和明代早期的卫所都和武卒一样具有募兵的性质，有意思的是这些兵制和汉朝一样都是被土地兼并所破坏的。但在战争频繁的乱世，因常备军损耗巨大，推行募兵的同时往往又同时实行征兵制，只是这时的青壮并未接受过军事训练。换句话说，这之后的预备役战斗力大大下降。

实际上，在大多数军事行动，不算临时征发的，一个独当一面的战役军团大多在十万左右，如唐朝十大节镇、南宋包括岳家军在内的五大军事集团、明朝的九边重镇，几乎都在十万以下，个别十万多一点。温泉个人推究其原因，一则是指挥控制手段落后所致，那时没有无线电，视距内指挥全靠旗鼓，但在非开阔地，将领视野有限，很难将上十万人的部队全收入眼底，视距外的部队指挥则全靠传令兵。如果相距数天路程，命令的时效性就大打折扣，所以就干脆新设一个独立军团，有自行决断之权。再则，古代是冷兵面对面的交战，能让数十万大军展开队形同时进行面对面交战的场地有限。三则应该是总兵力限制。二：中国古代军队的防护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古代军队相对西方来讲以轻步兵和轻骑兵为主，其实是受西方前几个世纪的军事家误导所致，如恩格斯曾提到东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因为当时的信息不流通，这些西方军事家完全没有了解过中国，对东方军队的印象全部来自跑到西方的游牧骑兵，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东方军队重机动、轻防护的观点。东方的游牧民族确实是由装备简陋而机动性强的轻骑兵组成，但农耕民族完全不是那回事。以出土的汉朝盔甲为例，不带头盔，全重11公斤，而同期的罗马重步兵，盔甲九公斤，头盔两公斤。到宋朝，步兵盔甲达到世界之最的三十三公斤（包括弩手甲），而西欧的骑士盔甲还在二十多公斤徘徊。到西欧骑士盔甲达到三十多公斤时，中国已是明朝中叶，明军大量使用火器，步兵盔甲回落到二十八公斤。在中国大量使用火器之前，从秦汉到唐宋，盔甲分量是领先的。

就几种金属的物理特性来说，从强到弱依次是钢、青铜（合金）、铁、铜。之所以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有些人拼命强调有些国家使用铁制兵器时中国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其实战国时期，各国就能大量生产铁兵器，但基本上全用于做农具了，因为原始状态下的铁的物理特性不如青铜合金，所以战国时期各国普及了铁制农具，却仍用青铜为兵。而我们西汉初期用于生产兵器所用的铁实际上应该叫做钢了。公元一世纪，普林尼（罗马博物学家）曾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的钢相媲美(语出其著《自然史》)”。而罗马普及铁兵器是在公元元年前后。更详细的比较已经有了做过了，很专业、翔实严密，我就不照抄了，给个名字让大家去网络上查，《古代西方铁兵器的技术指标及与同时期中国的比较》。

唯一例外的是战马，中国骑兵不喜欢给战马披甲，这是出于战术思想不同所致，中国骑兵往往经常脱离步兵，独立进行快速机动，战马负重太大，战略机动速度就比步兵快不了多少，持续力也不行。西欧骑士经常跟随步兵行动，本身还有邑从，即使独立进行战略行军，速度也和步兵一样。可以说，从行军速度上来讲，西欧的骑士不过是骑在马上的步兵。三：独特的军工体系

中国古代的军工体系也与西方不同。西欧的军工是私营，国家必须以金钱向私营作坊主购置武器，所以在每一分钱上都精打细算。以重步兵和重骑兵的防护最好，但由于金钱关系，数量不多，其它长枪兵、弓箭兵就比较简陋了，盔甲以皮甲为主，甚至不披甲，第二武器以匕首为主。马其顿方阵被罗马人击破时，马其顿长矛手就发现，他们的长矛太长，短剑太短，对付持剑的罗马步兵基本上任人屠杀。

中国古代军工是国营，就连铁矿也是国营，因为铁是战略物资，优先保障国家需要。兵器作坊就向一条流水线，源源不断的生产兵器，国家不需要为此支付一分钱，只需要支付工人工资就行。和秦国一样，历朝历代都在兵器上刻上工匠姓名，由严格的追查制度来保证兵器质量，出土的秦兵可以证明兵器的质量。

所以中国士兵的个人装备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奢侈，盔甲一领，长兵一件，一米左右腰刀一把，弓一张外加数十支箭矢，远中近各种交战距离全部涵盖。特别是弓箭的装备很有特色，箭矢是一种消耗用品，一战下来发射数十万，而且仅有少数能在回收后直接使用，西欧国家消耗不起，基本上以近战肉搏为主。

而且中国的军工作坊产品甚至还有余，在各地都设有地方武库，以储存武器，中央还有中央武库。武器是一种消耗物品，以中国军队的交战规模，一战不论胜负，往往磨损兵器以万计，临时生产往往要数年才能补充完成，所以往往预先将备用武器生产好存入武库，而兵工作坊只要补充武库所需就成。安史之乱时，唐中央军屡屡战败，兵员武器损失难以计数，封常清到洛阳，不得不临时招募骁勇，数日之日，仅凭洛阳当地武库的装备，就武装起了一支六万人的军队。在长安，高仙芝、哥舒翰又先后招募武装了近十万军队。颜杲卿和颜真卿凭借河北地方武库在安禄山大军过境后，招募了二十万军队。

充足的国家武库为临时大量征召预备役提供了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量征发预备役参战，靠的也是国家武库，史书形容各国军队往往以“持戟百万”、“带甲百万”形容，可见武库预存兵器量是相当巨大的。而西欧各国因为财力和军工体制原因，即使是临时征兵也因缺乏武器盔甲而征发规模有限。

另外，中国的强弩的装备量也是相当大的，出土的秦军方阵，一个千人队拥有二百弩手，而根据西汉居延要塞的挖掘结果，汉军的守城兵器中，强弩占到六成。攻城器械无法用于野战且不便于行军，一般都是由辎重营随军工匠就地制作，用完就烧，不参加野战行军。

四：庞大而精锐的骑兵军团

中国古代军队除了宋军，基本上都拥有庞大而强悍的骑兵军团。虽说汉族是农耕民族，但与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相比，发展骑兵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汉族的疆域东抵于海，西达葱岭，南至亚热带雨林，这几个均无强敌。唯一的且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骑兵军团，汉族建设庞大骑兵军团的最大理由就是应对这唯一的威胁。而且，蒙古高原和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是平原，既为双方提供了战场，也适合双方在此发展畜牧业。

汉族本发源于黄河两岸，经不断向外扩张，才达到今天的疆域，其中三北地区的夺得，本身就是对游牧民族扩张的结果。并州雁门关以北地区，本为林胡、楼烦地，赵武灵王将其夺取。并州河套地区本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地，蒙恬、卫青先后将其夺取。凉州陇西地区本为羌人所居，秦国将其夺取。凉州河西地区本为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地，霍去病将其夺取。幽州地区本为东湖地，燕将秦开将其夺取。这些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区被汉族夺取后，迁入的汉族居民也在这里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他们自小生长在马背上、自小骑射，是汉族骑兵军团的主要兵员。驱逐匈奴的卫、霍军团骑兵大多来自这些地区。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历代统治者无不大力提倡骑射和民间养马，使得三北地区骑射成风，其它地区也有不少人饲养驽马、以马代步。加上三北地区频频遭到胡人的入侵，边疆居民民风强悍，东汉郑泰曾言“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这就是边疆地区民风强悍的写照。

之前已经说过，士兵装备都是官营作坊统一生产的，铁矿也是官营，仅需支付工人工资，所以骑兵的装备来源充足，足以武装数十万铁骑。而骑兵的战马主要来自官营马场，汉武时期官营战马四十万，唐贞观时期官营战马有七十万，明代灭亡前九边之中仅袁崇焕的辽东军区就有马八万多。其次是与少数民族以茶、布交易得来的战马，还有民间养马作补充。

有来自边疆地区擅长骑射的居民、来自国营作坊和马场的充足军械和战马，使得中国古代轻易就能拉起上十万全副武装且精通骑射和长矛的骑兵。东罗马帝国曾仿照匈奴人组建双重功效骑兵，也是远用弓箭，近用长矛，只不过其成员有不少人是匈奴人，因为东罗马人不擅长骑射。这种骑兵到底是匈奴原创还是汉军原创，很难说清楚。总之，当年双方交战时都大量使用了这种双重功效骑兵。

游牧民族政权，多以本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充当骑兵。在募兵制尚未实施的秦朝，骑兵即使是从边郡地区征召的，征召之后仍然要再次选拔，优秀者才能充当骑兵，从秦兵马俑骑兵的介绍就可见一般。之后则以招募为主，即使募兵制和征兵制并存的时期，骑兵也一直是招募而来的常备军。除直接招募外，有时候也从步兵中按十选一以上的比例将优秀的士兵选拔为骑兵。武艺高强、作战勇猛的士兵都有机会成为骑兵，而技艺不合格的骑兵，则会降为步兵。少数精锐部队，如魏武的虎豹骑，虽只有五千，但士兵却都是曹魏五十万大军中的翘楚，如有战损，补充的兵员都要从百人督中挑选，类似于今天特种部队最基本的成员都是连排职干部。

进而可知，古代军队中，一支军队中的骑兵往往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士兵。不仅在组建时就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而且训练也相当严格，汉朝边郡每年秋季都要举行大比武，边郡骑兵的主要考核内容就是骑射，还有在边郡太守的主持下进行军事演习。“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也就是说每年秋季在太守的带领下蜂拥出塞，围追堵截，扫荡近塞的匈奴骑兵。而匈奴骑兵仅通过集体打猎来训练骑兵的技战术素养。岳飞军队中有八千背嵬骑兵，其成员不但是从其十一万大军中十中挑一选拔出来的，而且在岳飞的要求下经常披重甲进行冲坡、越障训练，作战时既能骑射又善使马枪。作战时，“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

汉初，匈奴有众百万、控弦之士三十万，数十年没有遭受重大打击。汉武企图消灭匈奴，每战不过遣十万骑兵出塞，而匈奴骑兵这时候数量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二十万，最终匈奴被迫西迁。唐代，李靖以三千骑兵夜袭十万东突厥并大破之。明代，袁崇焕精选全军最精锐的九千骑兵救援北京，疾驰两昼夜，掉队者高达四千。北京广渠门外，五千铁骑与掉队的四千骑兵前后夹击，大破十万后金军。

良好的基本素质、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使得汉族虽然作为农耕民族，却能组建起数量庞大且能击败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这是其它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优势。五．重视弓弩的军队

中国自古重视射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射术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就连孔子一生都大力提倡包括射、御（驾车、骑马）在内的六艺，并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也就是说君子从不与人争长短、较胜负，如果有这回事，那一定在比试射艺的时候。从战国到清朝，君王执政最大的乐趣就是田猎了，一些奢侈的君主大力扩建皇家围场，为打猎荒废朝政。不过，至少他们的射艺不低。战国齐宣王能开三石强弓，东汉陈王宠善弩,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唐太宗和唐玄宗善骑射，还有魏文帝也善射。民间习俗，生男孩向四方射一箭，门口挂一张弓。

而且中国长期面临善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威胁，边疆百姓不会射艺，单凭刀剑根本无法对抗驰射如飞的游牧骑兵。飞将军李广就出自边郡陇西，在匈奴入侵陇西时与陇西百姓一道以骑射奋起反击。北宋大力在陕西、河北前线组织民间弓箭社，仅河北一地就有三万多百姓入社。北宋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曾奏：“我诸路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缓急以追逐驰骋相尚。”

就西欧而言，首先就没有弓箭传统，罗马公民不善射也不善骑马，骑兵与弓箭手只能由异民族充当，这决定了弓箭手和骑兵无法充当主力。其次，西欧缺乏威力强大的复合弓，只有威力强大的复合弓才能作为战场的主力，单体弓除非加长到英国长弓的长度才有堪比复合弓的威力。而且威力强大的长弓与十字弓出现时也受到了传统的抵制，如所谓骑士精神、教皇禁令等。

弓的威力取决于弓的弹力系数，一般来说弓体越长，弹力系数越大，但中国走的是以复合材料制弓来提升弹力系数的路子，通过复合六材及双基反曲的原理，在弓长不增加的情况下大力提高了弹力系数。史载，北魏武将奚康生曾拉开过一张长二米四，拉力五百多公斤的大弓，而最长、最强的的单体长弓长达二米二，拉力还不到八十公斤。按这个弹力系数，一米五的复合弓拉力都能超过百公斤并非不可想象。普通的蒙古骑弓也都有166磅的拉力，一说八十公斤。所以，中国提强弓而不提长弓，长弓未必一定强，弓长只与士兵身高有关，弓长不能超过身高（这也是英国长弓手数量有限的原因），而与拉力无绝对关系。与单体长弓相比，复合弓制作要复杂，但不像长弓样需要找一米八以上的人拉开，只要有力气，各种身高的大力士都能找到趁手的强弓。且按《梦溪笔谈》所言，复合弓制弓六材运用得妙，和单体弓比还有 “性体少而劲”（形体小而拉力大）、“久射力不屈”、“寒暑力一”等六大好处。六材之中，漆还有抗霜露的效果。

弓箭的力量最终还是来源于人体，与刀剑标枪不同的是，弓箭来源于人体静止时的的最大力量，而其它武器来源于瞬间爆发力。弓箭就像一个容器，通过弓弦和弓体的共同弹性形变来储存人体的最大力量，而在松手时以瞬间爆发力（弹力）的形式发射箭矢，所以弓箭是比这些武器更高级、更复杂的武器，也是发明相对较晚的。有些人认为弓体中加入铁片能增强弓的力量，这样一来，原本有弹性的木制弓体都不会发生弹性形变，而全靠弓弦的力量射箭了。

人的臂力是终究有限的，一般普通士兵所用的弓也就五十公斤左右，英国长弓一般为为100~120磅，明代“中力”为五十三公斤。为了加强投射武器威力，强弩就应运而生。弩以踏张为主，士兵用脚踏住弩臂，脚蹬、挺腰、提臂一气呵成，方可拉开。所以，普通士兵用的弩的多接近二百公斤。但是，骑兵不能在马上拉开这种弩。能供双臂拉开的臂张弩，拉力并不比弓强，精度稍高然射速不如弓。对于接敌运动快的骑兵而言，弓更受欢迎。对于步兵来讲，首先已经有了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的踏张弩，臂张弩只能在射速方面有所补充，然尔弓的射速更快。所以，步兵往往混合装备弓弩，骑兵则只装备弓，弩成了步兵的专利。

弓弩杂处的部队，首先会以弩手进行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弩手们站成三排，只射击第一排的敌军，轮流放弩，缩短间隔，往往可以打出一条死亡线，过线者死。敌军不间断的冲锋，前排敌军不断的倒下，换来的只不过是将死亡线前推几步，运气好的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或可以冲到跟前，运气不好则“弩不绝声，敌不薄（靠近）我”。在死亡线推进到一定距离后，还会遭到弓箭手的密集而快速的压制射击。

弓弩的命中率按一般的来说，各朝军队训练要求，一个合格的弓弩手（也是最差的）的都能在远距离对单个的人形目标达到一半的命中率，而一支军队在远距离对射中的平均命中率有可能达到70%~80%，如果敌人不断靠近则更高。而军中锐卒，欲以弓箭立功业者，十发九中不稀奇。

至于弓箭的威力，全身披挂的西欧骑士都抗不住五十公斤的强弓射击，名将薛仁贵用弓不知多少公斤，但一箭却能贯穿五层铁甲，至于至少二百公斤左右的强弩就更不用说了，以至于中国士兵很少装备单手盾牌。由于材料关系，木盾的防护力不如铁甲，铜盾、铁盾又太重，自南北朝后盔甲日益厚重，单手盾出现就更少了，倒是一种称作橹的巨盾经常使用，一人多高的巨型盾牌，排列在阵型之前，专门为整个军阵提供远程防护。单兵盾牌虽然极少用但也出现过，不过和西欧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马重步兵的盾都是纯木制的，而中国盾牌表面那青面獠牙的野兽图案，实际上是青铜盾饰，差一点的也要再蒙一层生牛皮。

复合弓箭的威力得到了统治者的空前重视。周代的壁画显示，周代步兵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身边还插着一张弓。战国时期魏国武卒的武器为一支戈、一把剑一张十二石强弩加五十只矢。唐代府兵，不论陌刀手、长枪手、弩手等皆带弓。戚家军长枪手也携带弓箭，其它长刀手等其它士兵也都要携带远程类武器，中下级军官也是弓箭不离身。如果是专职弓弩手，一般能在军队中占到四成，少则三成，多则六成。

古代常言箭如雨小、矢如飞蝗并非吹牛。宋代无重大战事的一年制箭五千万只，这也并非虚言。唐代安史之乱，张巡以千余草人借箭，一夜间从草人身上就得箭数十万，加上没射中草人的，安史叛军就一夜间就消耗箭矢数百万只，考虑到军中还有库存，仅仅是这一路偏师至少就携箭近千万，主力就更多，算上唐政府军的，„„，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李陵出塞，五千人一次战斗便消耗箭矢一百五十万。按前述东西方军工企业的公私归属不同，西欧国家根本无大规模使用弓箭的财力，仅一年购买五千万只箭就足以让举国上下喝西北风。更何况重视长弓的英国在1359年全国上下也只生产了85万支箭。

相对应的，各朝普遍建立了弓弩的考核标准，不及格要遭到严厉处罚甚至淘汰，骑兵降步兵，中央军降地方军。超过及格标准者，每多中一箭，则多受赏银等赏赐。若是达到第一等、第二等的士兵标准，平时待遇也会提高。骑射优异者，可立马提拔为军官。

此外，射艺突出还有其它额外的好处。唐初，太宗初继位，突厥常入寇，欲令全军积极学习骑射，每退朝带领禁军将士习射于宫殿之前，射中者御赐弓刀布帛，于是全军士卒竞相习射。北宋大将曹玮守陕西，经常在军中比试骑射，胜者得田二顷。北宋学者沈括守边，命百姓组织骑射比赛，技艺超群者沈括亲自执酒。边民欢欣鼓舞，出行人人携弓，唯恐西夏人不入寇。北宋名将种世衡准备出征西夏，命麾下官吏百姓习射，有过失，射中者免罪，至于请假、请辞之类，射中者就批准，不中不批。六．近战以长兵为主的军队

与西欧的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的近战兵种多装备长枪、大刀等长兵。当然，环首刀、横刀、腰刀也是长兵手和弓弩手的标准装备，但一般多作为长兵手和弓弩手的第二武器，在第一武器折断或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进行防身。

话说，西欧的罗马人原本也是使用长兵的，但在与高卢人阿利亚战役中，罗马人的长矛阵被高卢剑盾手突破后，罗马人以护身匕首对高卢人的长剑，几乎是一面倒的屠杀。罗马人因此换用剑盾组合了，并以此击败过著名的马其顿长矛阵。

但是这种情况绝不会在中国出现，且不说中国长兵手的护身武器也长达一米，长兵对短兵，一击不中还可以撤步再刺，腾挪闪展，忽左忽右，始终在短兵手的攻击范围外进行攻击，戚继光对这种情况有过概括，言藤牌手“持久必为长兵所乘”，没有狼筅手的配合甚至不适用于战阵。

西欧长矛阵都是前胸贴后背、士兵左右相夹的密集队形，再加上军工体制的不同，为节约经费一直以匕首自卫，一旦被短兵手突入内围，无法后侧和左躲右闪，只能在原有阵位以胸膛应战。

罗马人在吃了这个亏没有抛弃密集方阵反而改用剑盾组合了。毕竟，密集队形必疏散队形好，便于互相支援。中国古代军队阵形也有疏密之分，一般都以密集队形为主。但这个密集队形是相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因为这里有数量庞大的复合弓，拉力二百公斤上下的踏张弩，甚至还有连弩车等远程强力投射武器。在这些强力远程投射武器面前，任何密集队形都是找死。所以，中国所谓的密集队形就是既要降低远程弓弩对军阵的杀伤又要便于互相支援，一般人有人距，队有队距。人距大体不少于三米，以便于士兵挥动手中的长兵。这种密集队形通常也能对抗骑兵冲击，因为中国骑兵的密集队形也不是人贴着人的那种，但北魏骑兵以这种队形冲击宋军偃月阵的时候，也多被床弩发射的长矛洞穿二、三人。

常言，密集长矛阵是对付骑兵冲击的法宝。也不完全对，拜占庭帝国曾仿效匈奴人建立了一支双重功效骑兵，也学骑射，近用长矛远用弓箭（不知是否间接偷师于中国？）。在卡西林纳姆会战中，法兰克人以密集方阵面对这种骑兵，在遭到弓箭打击时，因惧怕受到骑兵的密集队形突击而不敢分散队形，结果在犹豫中遭到重大伤亡而败退。

就骑兵而言，长兵也比短兵有优势。按一些史料披露的马枪训练标准，左右刺击十刺五中为及格标准。以各装备长短兵的百人骑兵对冲为例，双方击中率各为百分之五十，长兵手先将五十名短兵手刺下马，然后才有二十五名长兵手被五十名短兵手打下马。胜负一目了然，即使短兵手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一百，每一轮冲击都打成平手，双方最后一名士兵对冲，仍是长兵手把短兵手先打下马，长兵手一方惨胜。当然，单个士兵的及格标准并不能代替一支骑兵的平均水准，平均命中率若是达到70%~80%，短兵手命中率就是达到百分之一百都无法让长兵手惨胜。

一般来说，兵器超过人身高的三倍就挥舞不便。骑兵所用的武器能比步兵更长，是因为骑兵离地面高度大，挥舞的空间也较大，能使用比步兵更长的兵器。但实际使用中，为兼顾灵活，汉军骑兵所用的丈八长矛（4.14米）已经是制式骑兵长矛中最长的了。在训练有素的汉军骑兵手中，前后左右的敌人都可以灵活刺击。

曾有步兵使用过超出这一长度的长矛，但是以完全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根本无法灵活挥动，也不需要挥动。为了防止较短的兵器近身，他们往往排成密集方阵，使得从正面接近的敌人要面对数十支长矛，侧面就不用说了。而且，竖起来一动不动的长矛简直就是放好了给敌人砍断的。西欧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加装一截铁制矛杆，这又使长矛更加笨重，一旦落单，就连正面冲过来的敌人都难以刺中，更别说左右了。但在方阵中，不需要刺击左右的目标，前方的敌人在近身前，不是撞到自己长矛就是撞到别人长矛。

西欧骑士使用长矛也是一样，在密集队形中不需要刺击左右的目标，前方的目标也不需要突刺，直接借助马力撞过去就是，但是刺中目标后如果不拔出而是推着走容易折断长矛。而且一旦失去速度，没有受到如何使用长矛作战的骑士就必须拔剑近战了。

而中国骑兵有所不同，单个骑兵之间都有一定距离，如果不会左右刺击，敌人会从这一空隙中穿过。如果正面不会突刺，只拿着长矛不动，敌人可以避开矛尖贴着长矛靠近。毕竟这不是密集长矛阵，只有把长矛伸出去主动突刺才有可能刺中敌人。

可以说，东西方对长矛的运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中国士兵手中是活的，在西欧士兵手中是死的。特别是在落单的情况下，长枪在受过训练的士兵手中，脚步瞬间可突进数米，配合上长枪的长度，方圆近十米的距离都在控制范围之内。至于长枪在那些武艺高强的武将手中，刺击无不中，马踏连营，独进独出，敌人的鲜血都溅不到身上。所以历代武术家对长枪推崇备至，称其为“百器之王”。

综上所述，中国军队在历史上就具有了得天独厚的素质优势，希望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续写历史，为后人留下新的军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