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第一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始，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

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进行考察。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了。

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验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现有的企业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其次，针对前一时期企业实行承包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目标不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讨论。问题常常被归结为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产权，但国家却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后者或者说地方和部门都直接管企业，同时又处于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之外，结果是既因信息缺乏问题管不好，又无法避免行政干预，还会使企业资产流失。所以，讨论中涉及的所谓产权不清晰问题，实际上是对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权背离所有权等问题的一种概括，其中核心是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达到激励相容，或所有者通过何种机制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经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经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控制”（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具体途径，等等。①

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下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哪一种对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

二、两权分离与现代企业制度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导致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公司形式的诞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问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督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激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分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所有与经营分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

第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对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形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经营者，其效用函数中，经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不足。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完整，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第二，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

第三，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

第二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始，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进行考察。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了，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验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现有的企业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吴敬琏等，1993，第173页）。

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经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经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控制”（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具体途径，等等。①

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下问题：（1）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2）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3）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4）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哪一种对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

二、两权分离与现代企业制度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导致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公司形式的诞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问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督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激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Stigleretal.，1983）。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分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所有与经营分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

第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对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形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经营者，其效用函数中，经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不足。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完整，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第三，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对于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一个经营管理人员或一个代理集团，对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恶劣后果，所能够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最多不过是个人信誉、财产或自由的丧失，这与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资产相比就十分不对称了。这种不对等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采取风险过度的行为，如巴林银行的里森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此外，同样的原因也有可能使经营者采取掠夺性的资产转移行为，使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假如现代公司制度无法克服上述三个两权分离的基本属性，则意味着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不会是如今人们观察到的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伯利和米恩斯的著作于30年代初出版以后，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人们没有发现清楚的证据，证明管理者占主导的公司，在诸如使用资产生产利润等企业行为方面与所有者占主导的公司有明显的不同（参见Stigleretal.，1983）。相反，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普遍的现象。尽管委托-代理问题在现代公司制度的演进中始终存在，但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各种在现实中得以生存的两权分离的公司形式，通常都创造出相应的比较有效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制度安排。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股份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运行基础的，市场评判是监督和约束经营者行为的主要依据，市场机制则为这种监督和约束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企业的生存规律。

从微观经济学的道理来看，这里的优劣就表现为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利润。赢利的企业将生存并得到发展，亏损的企业将衰落并失败。

在一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而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或成本水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即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换句话说，在存在由充分竞争产生的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包容了关于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利润率可以作为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的一种充分信息指标。①这个充分信息虽然不能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它是一种简单的、成本低廉的手段，可以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

在存在市场竞争从而有了这种充分信息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经理人员市场。这个市场的作用是，依据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对其进行奖惩，因而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激励变成相容的。

然而，市场竞争下产生的充分信息并不是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只是在程度上被降低了，却没有被消除。同时，根据充分信息对经理人员的奖惩还只是事后的，在经理人员与所有者承担的企业经营责任不对等的情况下，前者仍然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如进行风险过高的投资和对所有者资产进行掠夺性转移。因此，相应于每一种特定的条件，还需要建立一套事前监督经营行为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或治理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等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如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管理人员只取得为适当的、盈利的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经营管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循什么标准或准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有成效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如果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替换他们？”（Miller，1995）

关于公司治理，我们有必要强调两点。首先，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份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人们通常所关注或所定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结构。后者虽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借助于各种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保护所有者利益。

其次，在当代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外部治理结构存在的前提下，不仅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混合的特点，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更是五花八门、形式多样。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具体的对于控制权的监督机制比较来看，任何一种现有的公司内部治理模式都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的公司经营环境中，也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监督机制可以单独起作用。

一般来说，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方式，依一个经济中技术条件、规模经济和法律框架的差别而异，也有路径相依的由来关系。既然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而在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上、资金水平上存在差别，则各自具有适宜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因此，公司内部治理模式和具体的监督机制是多样的、特殊的，而且处于不断的制度创新之中。但竞争的市场环境却是可以确定的，永远是两权分离下形成有效的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

三、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

国有企业及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改革以前，在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已经被扭曲，竞争的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作为企业经营状况的参照的平均利润率，则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信息，也就不能作为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指标。要获取企业的开支水平是否合理，利润水平是否真实，以及是否能够保障所有者的利益等等信息，其费用十分高昂。这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而责任的不对等则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倾向。在产业和企业间的要素报酬率存在很大差异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如果国营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它们就有可能将可支配的资源配置在要素边际报酬率高的地方，①这样的边际调整显然会干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打乱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均衡。

既然国有企业建立的前提就是竞争市场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又是控制企业的生产剩余，所以，从保证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出发，国营企业理所应当是不能拥有经营自主权的。换句话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被侵蚀和剩余被流失的机会，唯一可行的治理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营企业所需的投资和其它生产要素由政府无偿拨付，所生产的产品及其规格、数量和产品的调拨或销售由政府计划决定，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全部核销，是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下，监督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形成的。

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林毅夫等，1995），因此利润率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因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克服，激励不相容的难题也无法解决，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避免。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亏损的增加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企业可以将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要求政府继续给予补贴和保护，企业预算继续软化。只要国家继续对企业下达政策性任务，公平竞争的市场就难以形成，就找不到一种简单且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实施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考核。在这种条件下，越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就越突出，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就会诱致出更加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家的利益损失就会越大。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克服，企业效率依旧得不到保障。

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条件还是产权制度？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导致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国有企业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首先，让我们来看国有企业监督效率是否天生要低。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就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越遥远，监督效率也就越低（参见张维迎，1995年附录）。反过来的逻辑推理就可能是，通过私有化消除这种多层次的代理结构（大众-政府-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持股人-私人企业经理人员），可以获得更高的企业效率（参见 Yarrow，1989，p52-69）。

就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企业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代理问题。即使在私有制的公司形式下，所有者仍然是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即通常采取“持股人-董事会-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形式。董事会的成员一般所占股份很少，有些甚至根本不持股。在现实中，通常是经理人员聘请董事会成员，而不是董事会雇用经理。①因此，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委托-代理层次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如果委托-代理层次是影响大型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就不会出现像控股集团这样多层次委托-代理的企业制度了。

对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结构来说，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以形成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经营者侵犯所有者的问题同样得不到解决。无论层次多寡，代理人都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当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解决了充分信息问题之后，每个层次的信息是透明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不会因为层次不同而有什么差异。也就没有理由说，国有制情况下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就不能形成相应的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问题的治理结构。同时，政府作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种保障服务效率和激励机制的制度约束。政府职能本身的激励手段对它在管理国有企业（如任命经理人员、监督企业经营绩效等）方面的行为也是起作用的。

其次，我们来看国有企业是否天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因而其行为与私有企业有所差异。科尔内描述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却缺乏对于这种现象形成原因的分析（Nagaoka and Atiyas，1990），以致使人们从观念上认为，国有企业必然伴随着软预算约束，而改变国有制就可以消除软预算约束现象。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特定的发展战略的产物。由于国家赋予国有企业以种种政策性任务，企业不能完全按市场竞争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因而形成与国家之间的软预算约束。但是，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永远承担这种政府指定的政策性任务，因而软预算约束也就不是其必然的性质。事实上，许多私人企业在履行政府赋予的政策性任务的情况下，也形成了对国家的财政依附关系，即软预算约束。

第三，看国有企业是否缺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有效惩罚的机制。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观察到，在私有制的场合，消费者对成本高、服务差的企业可以通过“退出”（exit）进行选择和惩罚。他们表示不满意的方式就是拒绝购买，企业销售下降会导致持股人的退出，以及企业股票价格的下降，使企业面临被接管或破产的威胁。然而，“退出”不是消费者表达其不满意的唯一途径，另一种经常被采用的途径是直接表达不满或向有关管理部门“抱怨”（voice）（参见Hirschman，1970，p.4）。只要消费者的意愿可以反映到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或监督者那里，就会直接采取措施，即使不经过资本市场。而且即使是私有企业，一旦具有垄断的性质，消费者的退出也受到限制。当大型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时，政府因担心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也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后果。最后，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具有垄断地位，企业惩罚机制的核心在于一个公平竞争市场的存在。所以，改革所有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第四，我们来看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进行了一系列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拥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经营自主权，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担企业经营的财务后果。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传统发展战略目标，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进性质，国家仍然把相当一部分社会性职能留给国有企业负担，使得在企业一级生产性经营与社会性服务不能分离。而与传统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于放权让利形成的新的责任体制和财务约束方式，企业目前要由自身来承担这种政企不分的财务结果。既然遗留的种种社会性负担抹煞或干扰了企业真实经营绩效的评价，企业有动机，也有借口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争取直接的或间接的补贴和其他软预算约束。

可见，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政企不分现象，归根结底产生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业自主权和利益动机，与国有企业目前仍然承担一系列不对等竞争条件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把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从企业生产性经营中剥离出来，完全取决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如果不能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价格扭曲、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不发育的问题，贸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失业和增长衰退等问题。

至于政企不分现象中国家对企业过度干预问题，先要弄清政府对企业经营过程施加过多的干预有其内在的原因。在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竞争不充分，因而没有一个充分信息指标可以简单地对经营绩效进行考核和监督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要控制企业的剩余，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唯一的办法是关心企业的经营过程，乃至一些经营的细节。对于国家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事实上，国家越是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的程度就越强。

因此，只要竞争性的市场尚未发育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所有者可以通过将企业利润水平与平均利润率加以比较，即以掌握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业经营细节，直接的干预就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也好，融资结构的改变也好，都无济于事。即使实现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如果不能通过竞争性的市场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投入的股本较小时，他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成本过于昂贵，以至得不偿失，因而放弃干预。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中常常提到的免费搭车现象。另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的股本较大时，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仍然驱动着所有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细节。问题的本质如此，无论融资结构如何，即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无论所有者是以股权的方式拥有企业，还是以债权的方式拥有企业，只要企业经营结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然要对企业进行干预。相反，一旦存在着竞争性的市场，所有者可以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的充分信息，他就没有必要关心企业经营的细微末节，因而过多的干预反而是成本昂贵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国家作为所有者，还是私人作为所有者，都不会对企业经营作过多的干预。同样的道理，这时采取什么样的融资结构也就不重要了。①

最后，我们来考察产权改革能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认为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造成的。实际上，在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却缺乏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改革以前国家通过任命或聘用，委托经理人员经营国有企业，并通过规定上缴利税的水平或干脆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方式获得资产收入。企业经理人员虽然缺乏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动力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但也无法通过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侵犯国家的利益。进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之后，出现了不按照国家的意愿来经营国有资产、支配剩余的可能性。所以，问题并非在于产权不明晰，而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监督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为了避免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只好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而预算无法硬化，则给国有企业以经营权侵犯所有权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可见，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因此，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通过掌握这种充分信息就足以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在此前提下，企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哪一种内部治理结构更加符合我国企业实际，从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式的企业治理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

第三篇：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张喜亮 ]——(2013-11-24)/ 已阅2437次

探究企业现代内涵完善现代国企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概念的提出早见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建立“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决策科学、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从党的这三个决议来看，对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历了提出、推动和完善的不同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原则和方向是一致的，与时代特点相适应，针对当时突出的问题，其具体内容、任务和要求又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国有企业始终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从基本理论上探究现代企业之内涵、把握企业制度本质。

一、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制度，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弄清基本概念之内涵，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地付诸实践。

“企业”这个词的英语是“enterprise”，源自于拉丁语，是由“enter”和“prise”词复合而成的。拉丁语“enter”，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引申为“盈利、收益”；拉丁语“prise”则有“撬起、撑起”的含义，引申为“杠杆、工具”；两者合并为一个词“enterprise”，就是“获取盈利的工具”之意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转向西方，学得了“企业”这个词汇，但是，加注了东方文化的诠释。日语中的“企业”是指，商事主体企图经营某项事业，且有持续发展的意思。从汉语词源我们知道，企，人止也；业（業），大版也。从说文解字可知，企业就是指为实现共同的事业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很显然，日语中的“企业”之涵义是在汉字中汲取了精华，时至今日，日本一些著名的大企业之公司章程总纲中都明确宣誓“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努力奋斗”之理想。我们的词典、教科书和社会流行的观点则认为：企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盈利为目的”，唯利是图则不难理解劳动关系矛盾冲突、安全事故频现、伪劣产品盛行、环境恶劣污染、生态极度破坏等问题，——所有这些在二战前的欧美国家比比皆是。以盈利为目的观点实际上是承接了西方企业的原始含义，却失去了我们固有文化的精髓，这种价值判断的“企业”绝非“现代”企业。

所谓现代企业，从时间角度认识，应当体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人类社会既往教训反思后的价值理念；从本质的角度认识，现代社会的理念至少包括“人权、民主、道德和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说原始或近代企业是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判断的话，现代企业则必须是是“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资本至上”的企业追求的是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即不择手段地无度追求利润，以此为终极目的。“人本至上”的现代企业则以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为终极目的，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发展，获得合理的利润。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是投资人、管理者和职工等相关群体，通过生产或服务满足和引导消费、提升生活品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组织。这样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企业本质的诠释。古今中外载入史册的伟大企业，无不贯彻着这样的价值理念。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为理想的企业，其组织形式则不拘一格，个体商户、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成为现代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以现代企业价值理念实现运营的程序、规范等组织体系（或称管理制度）。公司制企业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其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的相互制衡之“民主”性，但是，这依然是建立在“资本至上”的“资本”民主。构成企业的三要素“人、财、物”，其核心应当是“人”，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人权平等、尊严保障、共建共享、奉献社会，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演进

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国有企业这个概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国有企业制度。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搞共和国”之企业，便确立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原则”和党政工“三人团”民主管理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得到确立和完善，继续坚持工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一度学习苏联的“一长制”管理模式，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罢工等事件频发。上世纪六十年代鞍山钢铁公司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形成了现代企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现代企业价值理念的管理制度，概括为“鞍钢宪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为解决效率问题，改革国有企业推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下放企业经营权”等策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现代企业制度特征概括为：“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所有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升级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综述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历程，显而易见，改革不同阶段都是以当时国有企业存在的重点问题而设计的，偏重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指向的是企业按照市场规则独立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重申制度层面的改革，更体现出对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要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等等。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定位了产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决议在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管理层面上要求：“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笔者以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应当在下列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培育现代企业文化，以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职工。

文化是需要长期培育的，是人们以共识的价值理念为准则形成的行为习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以“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尊重劳动、保障人权、民主共治，承担社会责任。培育现代企业文化需要摒弃对资本的崇拜，企业并非投资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法人”。投资人以在企业的资本增值显现其人生价值，经理人以智慧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展示其人生价值，职工在企业创造优质商品和为社会提高优质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其人生价值，——他们个人的价值无不是以企业被社会接受和赞誉为基础的。有鉴于此，以其共同的即企业的价值观凝聚包括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在内的相关群体，形成共同的理想甚至共同的信仰追求，并将之付诸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全过程，这就是现代企业文化。文化一个组织、群体的灵魂，用现代文化培育的企业即现代企业，必须充满生机而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第二，完善企业民主制度，落实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利。

实施民主管理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工业社会创立的股份制公司企业组织形式，体现了资本民主的精神，人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颠覆资本崇拜的价值观，转而实现企业中所有人的民主，即实现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甚至包括如消费者、供应商、社区邻里等）对企业的共治，这样的共治就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著名的美国“霍桑试验”，找到了突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即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二战以后的德国法律严格保障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我们国家不仅把职工参加管理视为企业调动职工劳动热情的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从保障人权、尊重劳动的道德高度和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高度以法律制度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依靠职工办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基层民主的具体内容。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落实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各项权利。职工参加管理也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体现，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应有之义。

第三，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引领企业管理制度的方向。

国有企业自始就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中流砥柱，对共和国的贡献和作用有目共睹。近年来一些人对国有企业进大肆行攻击，甚至扬言国有企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只要存在国有企业就没有市场的公平，等等。毋庸置疑，国有企业的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也面临一些新挑战。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才必须坚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有理由必须坚定国有企业的自信。历史上，我们国有企业也曾经创造出了被世界公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优秀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结合在一起共谋企业发展。这个管理制度正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精髓，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这种管理制度的思想。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中培育出来最有勤劳、智慧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员工（《时代周刊》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以中国工人为封面赞誉其勤劳），这就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源泉。这次经济危机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资本崇拜的社会制度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环境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基础。纵观全球经济，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必须从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的先进思想，一方面要具有全球视野，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各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和方法，还必须解放思想即要避免妄自菲薄和盲目崇拜而囿于市场经济体企业模式。在企业全球化重组的进程中，我们国有企业必须坚定自信，有勇气探究企业的本质和管理的规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管理科学”的要求，引领企业管理的潮流。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必将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第四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05-05-20 00:00 【大中小】【打印】【我要纠错】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战线；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切实转换运行机制。简单地说，就是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下面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企业制度

一般而言，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历史上出现最晚，且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按照组织形式可分为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三种。公司制在历史上出现最晚，且在相当多的国家占统治地位。可以这样说，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其典型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上世纪末以来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和形成起来的现代公司制度”。它包括明晰的产权制度，完善的组织领导制度、科学的管理制度、有生命力的文化制度。各项制度之间有机联系和相互运动，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整体框架。

产权制度。它是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源泉。明晰的产权制度，即企业资产终极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明确，且发生分离。产权的明晰化为企业之间资产的流动重组创造了前提，也为社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创造了条件。

组织领导制度。公司制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企业领导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法人治理结构。

管理制度。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保证。我国的企业管理正面临严峻挑战，必须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建立起严格完善的市场营销制度、人力资源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文化制度。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全体员工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体系，是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综合反映。它凝结着企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现代企业制度文化选择应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提出来的，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也是相对于传统的国有企业而言的。它既有与世界发达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共性，也有本国的个性。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应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产权明晰化。现代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是明晰的，彼此分离的。

2.企业地位法人化。企业不应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法人资格，有独立支配的法人财产，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3.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在现代企业中，组成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形成比较规范的关系，彼此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4.出资者责任有限化。当企业破产时，出资者以其出资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

5.管理制度科学化。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调节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关系，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正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具有的特征和优越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到2010年，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深入总结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经验，认真研究当前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妥善地加以解决，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及对策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是从1984年开始的。1991年以后，试点工作出现了高潮，并逐步进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1998年、1999 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几年来，在进行股份制试点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效果：一是明确界定了国有资产产权；二是试点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三是建立了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在进行股份制试点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降低了企业制度创新的效果。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上，即政府与企业。下面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政府层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关于政企分开的问题。1994年以来，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并不是很成功的。其重要原因是大多数试点企业都转为国有独资公司，主管部门仍然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不能自主经营，政企分开仍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解决的问题。

实行政企分开要明确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责。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负责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执法监督。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对国有企业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是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不能搞内部人控制，不能损害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不能躺在政府身上“等靠要”，欠息欠税逃债。这是要明确区分清楚的。

（2）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的问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监督体系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这几年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老板不到位，对国有资产无人负责，“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探索国有资产是一级所有还是多级所有的问题。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国有资产统一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的国有资产。这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制度。试想全国几千个县市，其资产要归国务院统一所有，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另外也与现行的分税制和分级财政相矛盾。所以，理论和实践上都只能实行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其中中央一级所有占大头是必然的。实行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清晰，有助于各级政府对其所有资产关心负责，从而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

如何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目前试行的是两种做法：一是授权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二是象上海、深圳市那样，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然后在下面原专业局基础上形成几个或十几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从事国有资产的运营。这两种做法都处于试验性阶段，须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建立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也很重要，我们常说国有企业要做到“四自”经营，现在看来，其中的自我约束有一定困难。国有企业要有约束机制，但实践证明，单靠国有企业内部自我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监督和约束。目前有些地方已建立由出资人对国有独资企业委派财务总监的制度，同时试行国有企业稽查特循员制度。这些做法可以参考借鉴。

（3）减债增资，减员增效，解除企业办社会负担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有三大历史包袱：负债率高、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面临解决这三大难题。

三大难题，首推资产负债率高，资本金不足。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4％，如果降低到国际上一般要求的50％左右，需要补充资本金4000多亿元。这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继续采取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募股上市、合资、兼并破产、核销坏帐等；对符合条件企业采取债转股。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办法，如用规范的方式将国家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及企业房产变现；积极探索国际上通行的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债务重组相结合的其他有效方式等。

其次，减少富余员工，实现减员增效。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国有企业存在1／3—1／4 的富余员工，富余人员在2400万人左右。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必然选择。在企业实施减员的同时，要切实保证下岗职工的生活。如办好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财政、社会和企业各负担1／3的原则落实资金；要搞好职工培训，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就业门路。从长远看，还要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形成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就业机制。为了形成国有企业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也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第三，逐步解除企业办社会的各种负担。目前企业办的学校占全国的1／3，企业医院病床占全国的1／3，国有企业办医院、学校的支出占销售收人的4——5％。解除企业办社会负担，可以采取政府调整财政结构的办法，即由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帮助企业剥离不必要的社会职能。初步匡算，财政每年拿出lOO多亿元，大体能解决问题。这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支付的一项成本。

2.企业层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关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当前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几年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不少翻牌公司都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并由上级部门一纸任命。按照《公司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就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在理顺出资人及其代表与经理层的关系。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经理应由董事会聘任，并尽可能采取市场选聘的办法，不能由组织部门任命。董事会与经营者签定经营协议，对经营者进行审计、考核和评价；经营者按照自己的经营业绩取得报酬。根据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建立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很重要。目前正在试行的经理人员年薪制和股票期权的办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同时也要注意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董事、经理经营行为的监督作用。在现代公司制下，国有企业原有的党委会、职代会可分别按党章和职代会条件行使职责，发挥作用。既然是现代公司，就应按《公司法》活动，不能违背《公司法》另搞一套。

（2）关于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一部分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甚至管理混乱，“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深化企业管理，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国有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从严管理企业，实现管理创新”，按照《决定》精神，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企业管理工作。

首先，要加强企业战略管理。所谓战略，是涉及全局的深远的谋划。80年代以来，国际先进企业都在认真研究企业发展战略，以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聘请内外部专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适时地调整战略，保证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其次，要健全和完善企业的各项制度。要狠抓定额、信息、计量、标准化等各项管理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各项工作有人负责。要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进行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搞活企业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抓好管理的关键环节。现代企业管理就是以成本管理为中心，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道路。要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认真进行财务活动分析，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成本控制制度。要深入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做好贯彻ISO9000族国际标准工作，建立科学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要坚持质量第一，以质取胜。要加强对外经营工作，认真研究产品市场，努力开拓新市场和潜在市场，建立规范的市场营销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其本质是重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要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析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开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

黑龙江路桥集团总公司·孙亚光

第五篇：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创新同构

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与创新同构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企业中的作用，促进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自去年起，中央加大了国企混改力度，在混改中如何合理地开展国资企业的党建工作，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笔者通过走访、调研，试图深入探究现实问题的根源，并以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衍生理论为基础，对国企改革与国企党建工作进行了同构分析。

[关键词]创新；制度经济学；党建；国有企业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8.06.048

[中图分类号]F276.1；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8）06-0-02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第一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第二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第三篇：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第四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五篇：浅析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有企业党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创新同构

相关范文推荐

为什么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论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5篇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