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
一、关于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三)要组建有竞争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一个行业,要有多个经营公司展开竞争。
(四)要依法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资产由谁管理,谁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是自然人,规定了出资人的权责利,权利到位,责任也必须到位,处罚和奖励
也要相应到位。
第二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北京市房山区国资委主任赵大栓在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摘要
同志们:
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国资委成立6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研讨国资国企未来发展方向,贯彻区委区政府半年经济分析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交流研讨、展望未来、促进发展,推动国有经济再上新台阶。
截至2010年6月底,区国资委监管一级企业22家,拥有资产总额***亿元、所有者权益***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和***。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亿元,同比增长***;利润总额***万元,同比减亏***万元,增长***;上缴税金***万元,同比增加***万元,增长***(不包括良乡经济开发区完成税收***亿元和良工工业基地税收***亿元)。
一、国资委成立6年来简要回顾
区国资委成立6年来,在市国资委的指导下,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拼搏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得到加强,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优化,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国资委监管一级企业从2004年(国资委组建之初)的15家,增加到22家。截止2009年底,拥有资产总额***亿元、所有者权益***亿元,分别比国资委成立之初增长了***倍和***,年均增长***和***。2009年,实现营业收入***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万元、上缴税金***万元。分别比国资委成立之初增长 ***、***和***。国有企业发展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一是健全制度,规范运行。国资委成立以来,先后研究制定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清产核资、重大事项报告以及机关建设、党的建设等规范性文件50多个。基本建立起比较科学的监管体系。二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健全了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规范了企业的薪酬管理,强化了激励约束机制,严格按考核结果兑现奖惩。定期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从2006年开始每年审计3家企业。几年来,共对12家企业,5名一把手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
三是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得到加强。加强财务监督,开展企业财务预决算管理、财务动态监测、经济责任审计、内部审计管理及中介财务审计监督等工作。健全国有资产经营风险防控机制,加强重大事项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控机制,增强了对国有资本的管控能力。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产权转让程序更加规范。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区属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和规章制度,对企业产权交易、资产处置等重要的经济事项和行为做出明确规定,规范企业在产权交易中的基本原则、交易程序。使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三)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
一是实现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对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小企业和闲散资产进行国有资产退出处置。通过北交所转让股权和厂房场地共计24家,其中整体股权和部分股权转让13家,厂房场地出售11家,收回了国有资产2.1亿元,实现了资产增值2981万元。
二是有效进行资本整合。充分发挥大企业的资金、人才优势,通过划转方式,进行资源整合,6年来共划转企业7家,提高了资产的运营质量。特别是区燃气中心接收房山木材公司、房山区驾驶学校、昊港出租公司、西潞园液化气站等资产后,有效地盘活了闲置资产,解决了部分历史
遗留问题。同时,利用木材公司的地理优势,规划建立了西南金港物流公司,使区燃气中心形成了一业为主、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京房国鑫的成立为解决物资公司历史遗留问题走出了一条新路,用1160万元及部分土地、房产解决债务9961万元,探索出一条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三是维护职工合法利益。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操作,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经职代会审议通过,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6年来,先后安置职工1456名,支付职工身份置换经济补偿554万元,补发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等258.16万元,维护了职工利益和社会稳定。
四是国企与民企联合开发项目取得进展。为调整企业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龙华公司、京房国鑫、市场中心三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 1739万元,购买民营安庄农贸公司62%股份,使其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将按照区规划和发展目标,加大资金投入,将安庄市场建设成为房山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零售市场。
(四)国有企业发展实力增强。
一是国有企业经营能力提高。资产经营公司自2008年1月成立以来,代表区国资委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参与全区的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先后出资成立参控股企业11家,由成立之初,注册资金1000万元,发展到投资总量5.77亿元,带动社会及民间资金总额10.49亿元,极大地解决了国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带动和促进了全区经济发展。良乡经济开发区作为我区唯一市级开发区,在管理水平上逐年完善,在税收及全区经济承载能力上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工业公司在引进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其他市属国有企业当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近期又成功进行了股权改造,理顺产权关系,使产权更清晰,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投融资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在拓宽北京人投资公司融资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融资平台建设。2009年,由国有企业投资控股先后成立了大方、龙盛源和中金福三家小额贷款公司。由国有资本出资4100万元带动民间资本1.09亿元。上半年北京人公司按照区政府要求为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良乡物流基地等市区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承转信贷资金21.6亿元,累计承转信贷资金104亿元。三家小额贷款公司,为我区农业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农户发放贷款195笔,共计1.6亿元。
三是房地产业投资力度加大。近年来,昊远隆基公司采取“立足本埠,面向全国,做大做强”的经营发展思路,以北潞馨项目为基础,以贵州黄果树项目为重点,逐步向周边扩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目前,贵州黄果树项目一期9万平方米顺利开工,并全面展开招商工作。龙华公司按照自身特色,积极与中央企业进行合作,优势互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正在努力向一级企业发展。
四是物流产业建设初见成效。西南金港物流公司根据仓储物流市场的需求变化,逐步完善仓储、铁路、装御、配送等设施,业务领域逐步拓展,各项业务呈现良好增长势头,物流业发展前景广阔。通过可行性研究,确立了大型库房建设项目,万米库房建成后,将全面带动西南金港物流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五)国有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区燃气中心新老小区天然气入户被列为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几年来,共完成天然气入户安装10.3万户。凯捷风公交客运公司积极做好运营工作,方便百姓出行。共设立了11个客运场站,运营线路43条,通达行政村462个。高教园区积极推进山区人口迁移工程建设和定向安置房项目建设。区粮贸总公司切实保证中央、北京及房山应急储备粮安全,还承担着退耕还林粮食供应、驻军官兵粮食供应及房山城乡居民的成品粮油供应业务。区供销总社、良种中心承担着新农村建设,为“三农”服务的功能。
国有企业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更是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国资委系统在平安奥运、平安国庆等重大节日中,积极采取措施保平安促生产,为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保驾护航。在低温
雨雪冰冻和地震灾害中迅速行动,积极开展捐助活动,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全力以赴为抗击灾害和保障经济社会稳定作出突出贡献。几年来,国资系统为各种救灾活动捐款近600万元。
(六)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
一是抓班子作风建设,提高经营者廉洁从业水平。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经常性组织领导干部专题学习和警示教育。通过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树立八个方面良好风气活动”、“贯彻《廉政准则》”以及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四强四优”、“创先争优”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提高了经营者的政治水平、责任意识和廉洁从业意识,改进各级企业班子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生活作风。
二是抓考察任用机制建设,提高经营者管理工作水平。6年来,先后对企业班子和班子成员考察98次,调整干部155人次,各企业班子配备更加合理,极大提高了整体战斗力。
三是抓人才培育机制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先后与区委组织部共同举办企业经营者培训班6期,集中培训企业领导人员和后备干部600多人次,近20名企业经营者参加了清华大学高级研修班等专题学习。通过几年的实践,初步建立了“定期集中培训为基础,定向高级培养为重点,个人自学相结合”的人才培训培养工作机制。
二、未来发展设想
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和区委区政府的各次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国有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转变企业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围绕“发展创新、调整重组、改革攻坚、完善监管、和谐稳定”五要素,全面推进“三化两区”建设,推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大企业大集团,使国有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
发展目标:紧紧围绕全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结合“三化两区”和“两轴、三带、五园区”的发展战略,树立大国资理念,整合融资平台,打造“四大板块”,培育上市公司。到2015年,资产总额力争达到300亿元,净资产超过30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年均在125%以上。
(一)树立大国资理念,扩大监管范围。
根据区委六届七次全会提出的“把区属国有企业全部纳入统一监管范畴”的精神,树立大国资理念。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推进企业改制等方式,明确出资主体,使党政机关所办企业逐步进行脱钩,将全区的区属国有集体企业全部纳入国资委监管范围。国资委将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公司法》等法规对经营性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资产统计、产权登记、产权界定、安全生产、重大事项审核。国资委对这些企业进行总结考核时充分听取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二)整合融资平台,提高融资能力。
目前,我区国有独资或控股参股的投融资公司共计10家,其中:属于政府投资组建的服务于政府重大项目的融资公司5家,属于中小企业担保公司5家。10家公司最大的注册资金7亿元(1家),最小的只有0.5亿元,由于注册规模小,融资能力不高,难以适应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整合,成立投资担保总公司。
(三)打造“四大板块”,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一是建筑建材业板块。将全区建筑、建材、房地产三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区属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整合,打造建筑建材业板块。主要承接区政府投资后土地一级开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流通服务业板块。以流通业为核心,将与其相关产业进行重组,打造流通业板块。为房山区城市建设提供配套服务,推动房山区第三产业发展。三是新型工业板块。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将全区国有集体工业企业进行重组,打造新型工业板块。充分发挥资金、土地资源和技术优势,培育大型龙头企业,建设装备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四是旅游业板块。将我区旅游资源景点和宾馆、饭店等资源进行融合,打造旅游业板块。
(四)培育上市公司,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
坚持“政策引导、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统筹规划”的原则,对重点骨干企业扶持培育,使一批体制新、机制活、发展势头强劲的优势企业尽快进入证券市场。区国资委建立培育企业上市资源信息库,把改制规范、效益较好、具有一定规模和品牌知名度的企业纳入重点上市培育对象,将企业上市工作列入目标责任考核,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步伐。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为确保国有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制定规划,指导国有企业科学发展。
根据全区总体规划和国有企业发展实际,研究制定我区国有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各企业也要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十二五”规划。深入分析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确立企业的发展方向、重点以及达到的目标。把企业战略与首都定位和“三化两区”建设目标结合起来,在“三化两区”建设的大局中谋划企业的发展未来。通过研究制定国有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国有企业持续、稳定和科学发展。
(二)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区域城市运行。
对重大投资项目要加大统筹协调及监管力度,与承担区重大项目的企业建立领导协调机制,实行重大项目领导责任制,及时跟踪项目进展情况,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地加速推进,确保投资金额到位,工程如期竣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房地产和建筑企业优势,重点进入土地一级开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保障性住房开发等领域,为加快全区城市化建设、保障区域城市安全运行做出更大贡献。
(三)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重组转制。
加大企业改革力度,改变目前大多数企业还是依据《企业法》管理的模式,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全面推进企业公司化管理。通过企业改制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达到法人治理结构合理、权力相互制衡、科学决策、各负其责的现代管理体制。对于盈利能力差,不符合一级企业主业的小型企业,要通过股权转让、兼并、破产等方式进行重组,加快退出步伐。
(四)加大扶持力度,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有为才有位,要想使国有企业在全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份额,就必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加快发展。对于规模较大、主业突出的企业,要加大科研开发,掌握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大中型企业,解决目前我区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培育1-2家,规模超过10亿元的大中型企业集团。把部分产权明晰、经营质量较好的企业资产装入资产经营公司,使其代表国资委真正发挥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五)加强国资监管,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推进国企“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加强投资、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审批和监察制度,抓紧制定出台《房山区区属国有、集体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推进董事会和监事会建设。国资委拟建立“企业监事委员会”、“企业董事委员会”加强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和监管职能,推进董事会和监事会规范运作。
(六)努力拼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从上半年各企业完成的各项指标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下半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要按照区委、区政府半年经济分析会要求和国资委年初下达的指标,结合各企业上半年完成的实际情况,把任务目标分解到每月、每人,进一步量化,抓好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同志们,半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后的任务还依然繁重,我们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统一思想,认清形势,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努力拼搏、开拓前
进,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确保国有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加快推进“三化两区”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篇: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始,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
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进行考察。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入了。
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验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相同的。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把现有的企业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其次,针对前一时期企业实行承包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目标不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讨论。问题常常被归结为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产权,但国家却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后者或者说地方和部门都直接管企业,同时又处于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之外,结果是既因信息缺乏问题管不好,又无法避免行政干预,还会使企业资产流失。所以,讨论中涉及的所谓产权不清晰问题,实际上是对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权背离所有权等问题的一种概括,其中核心是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达到激励相容,或所有者通过何种机制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经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经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控制”(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探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具体途径,等等。①
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回答如下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两者之间,哪一种对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
二、两权分离与现代企业制度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导致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公司形式的诞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问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督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激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分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形成了所有与经营分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
第一,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对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形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经营者,其效用函数中,经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经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不足。如果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完整,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达到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经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第二,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
第三,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
第四篇: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纪玉山李兵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整体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改革思路已经逐渐清晰。本文试图在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战略退出与发展民营经济并举的改革思路,将“国有经济的战略退出”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嫁接。
关键词:“十六大”,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区域经济,MBO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unswervingly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while firmly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And “the country must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s while keeping the public sector as the dominant player, incorporating both into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instead of setting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eced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n the competitive fields, and inoculate the seced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Key words: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petitive fields,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non-publ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district economy, MBO.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十五大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方针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十六大”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怎样将“两个毫不动摇”结合起来呢? 国有经济应该进入并加强的领域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而在竞争性领域,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则应该逐步退出,这有助于提高国有经济整体实力,就是坚持了第一个“毫不动摇”。在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的过程中,应该从提升整体国民经济的高度,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坚持了第二个“毫不动摇”。本文试图在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战略退出与发展民营经济并举的改革思路,将“国有经济的战略退出”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嫁接。
一、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正式加入WTO,使我国在特有经济结构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退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首先,民营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作为一种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它与国有经济有着许多不同特征,如,产权明晰下的经营自主性和极强的自我约束性;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追求纪玉山(194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
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技术创新理论等研究; 李兵:(1976--),男,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自身利益大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性;长期自我发展冲动与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的迫切性;积极要求打破地域限制、拓展经营空间、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动性等。正是因为如此,我国民营经济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根据对国内近千家成长型非上市民营企业的调研,前100名的平均营业收入总额成为速度达210.54%,其中成长速度最高的接近2000%。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总量(GDP)已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40%。
其次,加入WTO把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结为一体。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来审视和判断国有经济的战略整合。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一场新的战略大调整,产业升级、战略联盟、兼并重组浪潮愈演愈烈,国际化、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任何企图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锁国政策,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特别是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持续高增长,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举向中国转移,其资本正像潮水般涌向中国。这不仅为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的战略退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三,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运营效率不高、整体效益太差并没有彻底改变。从制度层面上考察中国的国有企业比其他的现代企业更为严峻地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解决的难度相当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如果不在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就会被断送。其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者缺位”。在竞争性经济领域中实行民营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第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地区之间不平衡。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人文、国家政策以及历史上的原因,民营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省区民营经济的比重,一般都达了70-80%,甚至90%,而西部省区一般只有20-30%,最多30-40%(杨启先,2000)。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有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而东北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二、竞争性领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建议
第一,在我国196个部门中,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造币和公共投资领域、自然垄断产业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等四、五个产业外,其他竞争性产业国有经济都应该逐步撤出。即使是该领域中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的特大型骨干企业也不应该搞国家独资,应该在保持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民营经济和外资成分,并且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对某些大型企业实施控股收购。这既有利于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又能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退出渠道,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广广东顺德县八十年代后期“靓女先嫁”的经验,利用近年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契机,稳步推进向非国有投资主体出售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和转让国有大型企业部分股权的改革,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近期,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异常活跃,多起转让案例显示,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正在加紧入主上市公司。自8月15日国有股减持叫停后首家国转非案例沈阳北泰受让方向光电获财政部批准,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财政部又连续批复健特生物、ST鑫光等6家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给非国有企业。而有关报道称,2000年8月至今,已有70多家上市公司签订了100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公开披露受让方为非国有单位的就有40余家,除已获批的几家外,目前都在等待财政部审批。
从国转非的案例来看,受让方以民营高科技企业和投资公司为多,而这些民企买壳介入后,往往通过对原有公司不良资产的剥离,注入优质资产等方式,促使公司重组、转型,例如有些失去成长性的传统企业纳入民营资本后主业方向转移至医药、IT、零售、能源、环保等产业。这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为盘活国有资产开辟了新思路。更多民营企业入主上市公司,将为国内证券
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把国有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既可使原来过分集中的持股结构得以分散化,又将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从而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在当前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入主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对原由公司不良资产的剥离,使公司在转型后业绩出现大幅增长。
第三,除了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出售竞争性国有企业外,还应大力推动高层管理者收购所在的企业,即MBO方式。“管理者收购”或“经理层收购”,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运用杠杆收购的方式,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使企业的原来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目的是谋求企业的下一步发展。其实质也是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广东、上海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MBO方式极有可能成为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主流方式。
第四,加大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探索适合国有大企业特点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方式和股票期权分配制度。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通过试点逐步形成包括年薪制、持有股权、股票期权、补充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制度。实践证明,股票分配计划和股票期权分配制度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较为有效的长期激励制度,也是一种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逐渐过渡的明智之举。近日,国家八大机关下发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将一部分国有资产量化到职工个人,从而将一部分国有经济(文件中特指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三类资产”)转化为民营经济。
三、竞争性领域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与培育民营经济
以上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建议,不仅可从产权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出发进行规范分析得出,也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得到。
实证分析包括两种类型:一种利用反映历史趋势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二是利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资料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考虑我国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推行高层管理者收购及股票期权分配的历史较为短暂,相关时间序列的样本过于缺少,不宜进行回归分析。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间发展的不平衡,为我们把浙江、广东、江苏、山东、辽宁(由于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太特殊,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不大,我们暂时不做考察。)至内地落后地区作为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横断面分析,提供了绝好的素材。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发现,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及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程度越高,民营经济越壮大就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目前,浙江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处于全国前列,在各种因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原来的国有经济存量就不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巨大空间。浙江的民营经济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经过早期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的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发展成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乃至成为世界上某些单品种商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唐仁健、陈良彪,2000)。浙江民营经济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断发展升级,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宋学宝,2001)。
广东经济在起步阶段也是国有经济存量不多,而且有邻近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加上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优惠政策,许多改革方案率先实施,因此,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广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资,而且主要是港资,其自身的本地民营经济也主要是为港资服务,目前也面临“二次创业”的问题(许卓云,1997;梁彤缨、黄建欢,2000)。从本质上说也就是发展、升级本地的民营经济。
江苏地区的民营经济目前也发展得比较好。江苏,主要是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在早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而是乡镇企业,其所有制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乡镇政府拥有大部分所有
权,其发展主要依靠社区精英(韩云,2001)。但随着规模不断壮大,产权不清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乃至“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受阻,甚至亏损倒闭。经过产权改革的阵痛之后,政府退出,转变成民营企业的乡镇企业又焕发了生机(沈立人,1998;马奇凡,2002)。
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正是背上了这些沉重的包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放慢了脚步,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国有企业的存在之所以称之为包袱,是因为它们不但低效率使用资本、劳力、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而且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还要设法维持其生存,采取各种措施,如:暗示或明示银行为其贷款,政府采购,地方保护,行业管制等。这一切都挤占了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另外,从目前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及中央精神来看,等待民营经济自发出现、发展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将拉大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有企业与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同时进行,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将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主动培育民营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四、竞争性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的模式探索
国有企业转变成民营企业的模式有很多种,大都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以高层管理者收购为例,广东2000年开始在国有企业中实行了大面积的管理者收购,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
80年代,MBO作为一种便利的所有权转换形式和可行的融资形式在英国逐渐大行其道,还成为英国对公营部门私有化的最常见的方式。1987年11月股票市场的崩溃对MBO的热潮也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许多上市公司经过MBO后转为非上市公司,使资本市场更加活跃。1987年,美国全年MBO交易总值为380亿美元,而在1988年的前9个月内,美国MBO和杠杆收购的交易总值就达到了390亿美元。美联储1989年的统计调查表明,杠杆收购的融资额已经占了大型银行所有商业贷款9.0%的份额。
在中国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管理者收购还存在很多问题。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MBO在中国发展棉铃的突出问题起码有以下数条:(1)巨大的政策风险,产权改革思想上还不够解放;(2)在先由的法律框架体系上,缺乏MBO推行的制度保证;(3)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机构发育不良使得金融融资难度大以及缺乏专业水准很高的中介服务机构等;(4)高素质企业家阶层不成熟,不仅是管理才能不够高,还包括资金力量的薄弱。在这种情况下,MBO最大的风险是内部人交易。内部人交易就是由于管理者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而利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利用对自己企业架构的控制权,利用自己选择中介机构职务的方便及在董事会上的话语权,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企业定价。然后将企业在缺乏社会监督,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不适合的把资产转移到自己的手下。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就必须增加MBO的公开透明度,向社会公布购买方式和购买价格,并允许别人竞标。要杜绝打着MBO的牌子搞“分、卖、赏”的内部人的行为。
尽管如此,MBO确实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发生了一次耀眼的碰撞,使它可以在中国以它独特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大股东的地位得到应有的回归”。MBO对根到底实际上也是所有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加盟WTO要求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管理者持有股权是趋近于国际化、全球化的重大举措。过去搞股份制主要是通过外部来调控,从外部使得产权多元化。MBO是从内部保证管理等知识型生产要素物有所值,得到他该得的产权地位。WTO对我们的压力是人才的争夺。因为未来社会的人才是最大的资本,现在外国企业给更多的工资或者更高的待遇,特别是股权来吸收人才。如果中国的企业没有相应的手段留住人才,这是很大的损失。我们谈到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而国有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者,不实行MBO使人才离开,这也是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MBO来保证我们的企业资产增值,意义重大。从四通看,MBO是一次很不彻底的“产权归位”;从美的看,MBO是“一个政府逐渐退出、管理逐渐凸现的过程”;从深方大看,是“小老板”(管理层)享受到“老板”权益的变革。MBO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极具“中国特色”,MBO作为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工具变得次要,而明晰产权和制度变迁才是关键所在。可以预见,在我国竞争性国有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MBO风暴也必将到来。
国有企业改革从政企分开、到承包制、股份制,其改革的思路一直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作为所有者的监督职能只在事后发生作用,从而造成委托成本比代理成本对社会财富产生更大的危害。解决办法最终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合为一体。但此时的两权重合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从长远和更大范围看,在国有企业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在期权激励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MBO也许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当然,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设计适合自身的改革模式。
五、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我国“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曾明确提出:“取消一切限制企业和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权、信贷、税收、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随着WTO的保护期限的临近,对内开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规定,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适用于国内的民间投资主体,即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实行投资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但现实与这些政策显然还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在近年来逐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民营企业在采煤、石油勘探和石化产品、银行业和保险业、邮政、传媒、医疗药品等领域仍然难以介入。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市场竞争体制、金融服务体制和社会化服务体制等四个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1)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实际地位不完全平等;(2)保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给民营企业财产权利的保护水平比较低,部分企业的产权归属不清,存在着戴“红帽子”的现象;(3)市场主体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以后,对各个市场主体的保护尤其是私人财产的保护还只能依靠《民法通则》,民营经济的发展期待《民法典》的通过和实施。
市场竞争体制不够完善表现在:(1)政府的经济职能有些还是依靠直接调控,导致部分产业中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由此抬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限制了公平竞争,成为民营经济在重要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2)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市场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监管水平还比较低;(3)在中央政府确定扩大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范围以后,在个别具体政策或一些地方的办事程序中还存在着歧视性因素;(4)在税费、要素使用及其价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的歧视现象。
金融服务体制不够完善表现为:(1)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刚性依赖”的体制关系,而国有银行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不兼容,造成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樊纲,1999);
(2)民营经济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而这一难题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扶持来解决,而我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3)民营企业在发行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方面的渠道比较狭小;(4)现有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差,不能开发适合民营经济的金融产品。社会化服务体制不够完善表现在:(1)政府对民营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仍然带有“各部门分兵把守,齐抓共管”的特点,造成政出多门,职责交叉,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构和机制;(2)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不高,存在着服务不规范的现象;(3)社会保障体系对民营经济的覆盖面还比较窄;(4)在部分地区,户籍、人事、劳动等方面的政策还存在歧视。
以上制度性的障碍,有些可以通过股有经济从完全竞争领域战略退出而实现,而更多的是需要政府树立服务意识,不仅为国有企业服务,也要为民营企业服务,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网2002年11月17日。
3. 韩云:《论初期阶段苏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18卷第3期。
4. 杨启先:《认真搞好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纵横》2000年第10期。
5. 唐仁健、陈良彪:《“温州模式”再审视——浙东南农村经济发展调查》,《改革》2000年第4期。
6. 宋学宝:《“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改革》2001年第3期。
7. 许卓云:《广东经济结构需要实施战略性调》,《南方经济》1997年第2期。
8. 梁彤缨、黄建欢:《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影响研究》,《南方经济》2000年第2期。
9. 沈立人:《苏南模式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优化》,《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0. 马奇凡:《论苏南乡镇企业的嬗变与发展》,《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
11.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发文机关: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全国总工会,《经济参考报》2002年11月26日。
12. 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资料来源:《非上市民营企业收入总额3年最快发展近20倍》http://business.sohu.com/2002年10月18。资料来源:《民企频频接盘股有股权》http://business.sohu.com/2002年9月20日。
参阅 成思危:《四大体制性障碍瓶颈制约民企发展》。
第五篇:对公立医院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异同的探讨2
对公立医院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异同的探讨
回顾公立医院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早期的“放权让利”,还是最近几年部分地方政府推行或默许的产权制度改革,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特征从宏观上看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从微观上看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效仿(这种改革趋向被不少人称之为“卫生产业化”或“医疗产业化”)。部分决策者在设计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时,总想套用国企改革的模式,让公立医院像企业一样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因此,公立医院改革似乎始终都是随着国企改革的节奏而起舞,其改革的兴奋点也往往是集中在创收、经营、产权和改制等问题上。然而,国企改革的模式真地就适合公立医院吗?二者的改革又存在哪些异同呢?
一、公立医院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同点
1、两者改革的目的相同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大锅饭”体制和机制都是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改革的根本原因,“大锅饭”机制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浪费和流失,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那么彻底改变“大锅饭”体制和机制,减少资源浪费和流失,提高工作效率,为老百姓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不仅是当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也是如今公立医院改革的目的。
2、两者改革的方法相同
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从打破“铁饭碗”和“铁交椅”,并为企业“放权让利”等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开始,接着又采用为企业领导建立目标考核责任制等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如今,我国的公立医院改革,无论是由国家统一安排的改革试点,还是一些地方政府自发的改革试点,都是在走当年国有企业改革最初的老路: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公立医院也同样面临着收支不平衡问题。政府采用的基本改革手法(开放办医,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等)也体现了放权,以调动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3、两者改革的难点相同
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很难,其中最大难点之一就是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和政企分开。如今的公立医院改革也很难,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也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实行管办分开。
公立医院与国有企业虽具有相似之处,如同属国有资产,都要通过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满足社会需求,都具有调节市场的作用,高层管理人员都要接受党和政府的人事管理等等,但是,基本医疗服务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认真剖析和深入比较下公立医院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特点。
二、公立医院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点
1、设置目的不同
从表面上看, 国有企业与公立医院的最大区别在于设置目的不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盈利,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经营性要求。其日常运行目标则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各级政府设立公立医院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广大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要求和定位。其日常运行的目标是提高服务效率,实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最大化。前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而后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2、“两个效益”间的统一度不同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资产和民间投资的基本目的可以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产生国有控股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企业只要在守法经营的情况下,其经济收益高,则意味着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适销对路,满足了社会公众的需求,其社会效益同时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基本是协调统一的。但对公立医院而言,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和增进人民健康,才是真正目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可能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不能对公立医院下达经济收益指标,更不能将公立医院当做“招商引资”的载体,搞所谓的公立医院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改革。
3、社会功能不同
公立医院的最低目标是向社会上的低收入群体直接提供价格低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挥医疗保障的功能,减轻或者化解患者就医的经济风险。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可概括为:一是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提供成本效果良好的卫生服务,使有限的投入尽可能获得较高的健康回报。三是有效减轻居民看病就医的经济
负担,协助政府实现“病有所医”的社会发展目标。四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稳定安全的保障者。五是间接发挥医疗服务市场调节者的作用,影响和规范其他医疗机构的行为。对比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国有企业则主要是为国家发展和建设提供经济积累,一般不全具备上述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
三、公立医院改革仍需保持医疗服务的独特性
公立医院和国有企业二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医疗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服务与一般产品和服务具有迥然不同的伦理、经济和技术特征, 也正是基本医疗服务的这种独特本质决定了公立医院不能简单地模仿国有企业改革。
1、基本医疗服务特有的人道主义色彩
任何公民不论贫富, 均有权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这一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 该原则同样为我国政府所确认。因此, 决定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标准就不应该是个人的购买力, 这一点与普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是截然不同的。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 是依据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来决定交易对象的, 即出价高者得之。然而我们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来自发地分配医疗服务, 因为市场无法自发地导致公平。因此, 公立医院简单地模仿国有企业改革将会进一步导致由单一的市场机制来分配基本医疗服务的局面, 只会产生不公平甚至不人道的结果。
2、医疗服务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医疗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虽然是私人产品,,但却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质优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不仅惠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庭,而且能够保证国民拥有良好的健康素质,最终使整个国家受益。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其性质与其说是福利,倒不如说是对国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补贴、购买等方式来干预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不可能让医疗机构像企业一样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3、医疗服务是一种高度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
医疗服务与一般产品和服务(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不同,对医疗服务质、量和诊疗方案的适宜性进行评价和监督非常困难,这种可度量性低的特征导致市场型激励机制在医疗服务领域无法正常运作,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
制,我们将既无法保证医疗质量,也无法控制医疗费用的非正常增长。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模式顶多只能部分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如医疗机构增多、服务态度好转;由于新技术、新设备和高水平医务人员的引进,某些过去需要到大城市治疗的疾病在当地也能治疗等等)。但是,对于目前最突出的“看病贵”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
公立医院的组织目标不仅是追求盈利, 还包括社会目标的达成。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国有资产只是一种手段,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和增进人民的健康才是它的真正目的。而且公立医院的资产也不是经营性资产,所以公立医院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表明,不能照搬、照抄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来进行公立医院的改革。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削弱公立医院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