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煤炭资源整合与经济转型并举

第一篇：内蒙古煤炭资源整合与经济转型并举

内蒙古煤炭资源整合与经济转型并举

中国煤炭新闻网 2011-4-12 22:39:51焦点话题

3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通知》，内蒙古煤炭资源整合、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方案正式公开发布。方案对内蒙古开展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不仅明确了煤炭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兼并重组的范围、主体和形式，而且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措施以保障资源整合能够顺利推进。

对比之前山西、河南出台的煤炭资源整合方案，在资源整合目标方面，内蒙古的方案属于意料之中。

首先，提高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市场份额，提高煤炭企业和矿井规模。内蒙古要求，“十二五”末期，全区原煤产量控制在10亿吨，其中120万吨及以上井工矿、300万吨及以上露天矿产能占总产能70%;2013年底，全区煤炭生产企业最低生产规模120万吨（有条件的地区，可提高到300万吨），生产规模在120万吨以下的煤炭生产企业全部退出市场。而之前山西和河南的煤炭资源整合方案中均要求实现大型骨

干煤炭集团产量占全省75%以上，在煤炭企业和矿井规模控制方面，山西要求兼并重组后的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由于内蒙古煤炭工业起步较晚，单井规模整体较大，这一目标并不苛刻。

其次，明确了煤炭企业总量控制范围和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培育目标。内蒙古要求，2013年底，全区地方煤炭生产企业数量控制在80-100户；通过兼并重组，在地方煤炭生产企业中形成1-2户亿吨级、5-6户5000万吨级、15-16户千万吨级的煤炭企业。之前，山西和河南的方案中也对此提出了相应要求。其中，山西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建成亿吨级煤炭生产企业2-3家，5000万吨级煤炭生产企业3-5家；河南则提出到2010年年底，全省建成3个年产5000万吨的大型煤炭企业。

再次，煤矿装备水平显着提高。内蒙古要求，到“十二五”末，全区煤炭生产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之前，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也提出过到2011年，所有煤矿全部实现采掘机械化，综合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75%,综合掘进机械化程度达到60%.此次内蒙古再次开展煤炭资源整合是在部分省区资源整合取得较大进展基础上进行的，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更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内蒙古正是很好的总结了其他省份资源整合的经验教训，很好的执行了中央有关推进资源整合的政策精神。因此，内蒙古的资源整合方案，除了提出与之前山西、河南类似的整合目标之外，也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第一，在资源整合时间上，内蒙古的时间显得更为宽松。内蒙古规定此次煤炭资源整合将分三年实施，2011年，上半年为准备阶段，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为实施阶段，2014年上半年对煤炭资源整合情况进行检查。而之前，山西省规定的煤炭资源整合期限不足两年，河南规定的资源整合的期限甚至只有一年半。笔者认为，资源整合期限的延长，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整合过程中抢工期、赶进度情况发生，而且也会适当降低资源整合过程中产量下降对市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在确定兼并主体方面，内蒙古没有像其它省份那样明确要求支持国有企业作为兼并主体，只是鼓励区内有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参与兼并重组。之前，山西、河南等省份的资源整合方案中，虽然也提出年生产规模在300万吨或100

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可以作为兼并主体，但是均明确提出支持大型煤炭企业作为兼并主体，兼并重组整合中小煤矿。内蒙古之所以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煤炭工业现状有关，内蒙古煤炭资源开发起步相对较晚，老的国有大型重点煤炭企业较少，现有的国有煤炭企业相当一部分是神华集团或者中央五大发电集团在蒙企业，相反，受益于近年来煤炭产业快速发展，内蒙古乡镇煤炭企业快速发展，比如伊泰集团。内蒙古没有要求支持国有企业作为兼并主体整合中小煤矿，可以说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所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能够使内蒙古免遭国进民退的舆论纷扰。

第三，内蒙古的整合方案要求，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以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配套项目，且煤炭转化项目原煤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以上。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资源依赖性，比如山西就存在“一煤独大”的情况。当经济呈现出严重资源依赖性时，经济转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山西目前即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考验。内蒙古此次提出“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以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配套项目”,说明内蒙已经在认真吸取山西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注重煤炭产业和其它相关产业配套、协调发展，从一开始就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不再重复山西的发展路径。当

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一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否则实际操作中会有空子可钻，政策的执行会出现较大随意性，这样的话，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

为了使煤炭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顺利推进，方案还规定兼并主体要在被兼并对象原注册地设立子公司。此外，整合方案还从支撑企业提升生产水平、运力保障、资源配置、财税政策、企业融资、退出机制、安全生产等方面制订了详细的政策措施，来保障煤炭资源整合顺利推进。

除了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目标、手段、政策之外，内蒙古此次的资源整合方案中还提出，到2015年，将煤炭产能目标控制在10亿吨以内，按照2010年7.87亿吨的产量测算，2011年至2015年，煤炭产量年均增速不足5%.这一产量目标应该是基于2015年全国煤炭总产量38亿吨的目标设定的，要将煤炭产销控制在这一目标之内需要各方付出较大的努力，未来几年必须持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水平。如果未来几年煤炭需求控制不好，可能会导致煤炭价格不断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因此，笔者个人建议，不要吧目标定的太死，可以适当灵活一点，把产能适当提高一点。

第二篇：经济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在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正以前瞻的目光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将为国内发展奠定基础，对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具有深远意义。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夯实长远发展基础。我们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有望恢复性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抉择艰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加剧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加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中投资所占比重过大、一些地方“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产业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调整结构，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转型措施

措施一：继续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

①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好技改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和节能降耗。

 ②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推动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 ③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把我国产品质量提高到新水平。

措施二：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措施三：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o ①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抓紧修订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服务网络和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②继续落实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要覆盖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 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措施四：加快发展服务业。

①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有机融合。

 ②大力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

务业，加快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

 ③农村服务业基础薄弱、发展潜力大，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

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

 ④加快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进一步

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现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工业基本同价。

措施五：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

①要以工业、交通、建筑为重点，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 ②要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推进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及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等工作。

o

第三篇：职业教育如何与经济转型“对表”

产教分离、校企合作中出现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以及技能人才培养的“断头路”问题，不断踩中中国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的“痛处”——

职业教育如何与经济转型“对表”

《 中国教育报 》 2014 年 6 月 19 日 5 版

从‚神十上天‛、‚蛟龙下海‛可以看到，中国顶尖技能人才的‚作品‛能够与世界强国媲美，但手表、汽车、机床等量产的产品质量却难以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相提并论。

有学者提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技能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稳。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目前我国2.25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

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

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一个巨大的问号正等待回答——中国职业教育能否挑起培养中国经济转型所需大批高技能人才的重担？

在6月3日全国政协举办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检视和探讨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边是企业大喊“技工荒”，一边是职业学校社会认可度普遍不高，培养的毕业生能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总量不足——

别把职业教育又办成“研究型”教育

‚民营和中小企业当前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一些关键技术岗位，尽管有的月工资近万元，但企业依然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现在的职业院校专业及课程设臵不适应企业需求，职业学校生源质量普遍较差，学生就业远离实体经济岗位，我们不能按照办研究型大学的思路，把职业教育又办成了研究型教育。‛孙太利举例说，最近两年，天津一家环保企业从天津一所职业学校招了20名毕业生，可一年后只留下2人，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跳槽‛到虚拟经济部门工作。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长期处于产业链条末端。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根据人社部2012年对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的分析数据显示，各技能等级岗位空缺数量和求职人员的比率都大于1，表明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这种技能人才的供需现状，为职业教育发展划出了‚新跑道‛。

当前的职业教育能否担此重任？‚发展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职业教育的三个吸引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杨学义认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行业部门决策缺失、证书认证体系脱节导

致社会吸引力、市场需求的吸引力、人才成长的吸引力严重不足。

杨学义委员以国家百所示范校之一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说，2013年录取的6316名高职生中，三本线以上的学生仅360人，只占总数的5.7%。

‚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比照英国‘普教与职教文凭等值’的理念和做法，明确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相同的地位，实现普教、职教‘零差别’？‛杨学义反问道，‚现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与学历文凭完全并行的两种证书体制，两者之间无法衔接、转化，而且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含金量低、考核认证内容滞后，所反映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与企业岗位所需能力匹配。今后，能否构建一种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兼顾职业需求和人才发展需求，整合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要求？‛

与之相似的是，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发展通道单一，也被认为是导致职业院校吸引力不足的因素之一。‚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意味着技工学院毕业生无法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报考研究生。‛专题协商会上，多位委员说，‚这等于关闭了技能人才上升的一个重要通道，孩子当然不愿去。‛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晓，作为全国政协此次专题协商会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重学科、轻技能的‚研究型‛倾向，有着切肤之痛。

‚中职毕业生读本科的目的，是希望专业技能得到继续强化和提升，进一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和提高就业质量。然而，参与招生的本科院校专业设臵与其不一致、课程体系与其不对口、人才培养基于学科体系，专业教学内容重知识传授，轻实务技能培养，缺乏培养高素质应用性和实用性高端技能人才的体制、机制与环境，造成中职毕业生在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后就业竞争力很难得到显著提升，极大损伤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利益。‛刘晓委员建议，在当前困局下，国家一方面应开通学分互认，探索构建以技能和专业素养培养为主线、以就业为导向，与区域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应允许优秀公办高职院校特别是特色专业（‚断头专业‛）较多的学校升格举办高职本科，实现中、高职的无缝对接，确保技能与专业素养培养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与产业高符合度的技能人才，本应与产业紧密结合，但现实是，目前还没有一种动力机制调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

产教分离堵住职业教育发展的“命门”

职业教育问题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提升，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既是教育问题，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这是在此次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几乎所有与会委员们的普遍共识。

这几年，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活跃程度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一直处于扩张区间。与此同时，国内产业迁移日趋活跃，这意味着多样化人才需求前景将更加广阔，而且产业区域重组也必将激活职业教育市场需求和人才流动。

国内产业经济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在国内，不论政府、学术界，还是职业学校、民间都普遍认为，现有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升级和建设工业强国的需求。那么，当下的中国职业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走岔了道‛？

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

兰介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去年反映有缺工情况的企业占40%，并且缺工岗位主要集中在‚生产工程岗位‛；同时，近60%企业表示仍然存在招工难问题。从企业的招工计划看，有近半数企业表示计划招收‚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毕业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企业缺工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说明目前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存在结构性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用工要求仍存在差距。‛

‚产教分离卡住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脖子。‛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庆认为，职业教育本应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但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政府办学尤其是教育部门办学，行业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参与，导致培养的人才难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

不单是王永庆有这样的感受。今年5月中旬，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调研全国部分地区时发现，由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利益关系尚未建立，导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目前面临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主要还是靠熟人、靠关系来维持。

校企合作中为何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问题的症结何在？李兰委员认为，从学校来看，部分学校专业设臵、课程设计、教学设备较为落后，师资、技术力量不强，学生素质与企业要求差距较大，难以吸引企业与其合作。从企业来看，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有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认为校企合作耗时费力、投入产出比低，企业聘用学徒工所付薪酬与正式工相近，且花费人力、财力培养后很难长期留住人才。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至2013年针对每年4000余位企业家的跟踪调查显示，企业职工教育培训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在2%左右。

‚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是企业的态度，政府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学校、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建立一种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认为，当前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仍处于浅层次，缺乏一种有效机制将职业教育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许多公办职业院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市场属性，过分依赖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脉之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国家应通过税收减免、政府配套等政策，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参与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来，国家同时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办学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投入、实训基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叠加和溢出效应，让企业进校园、教师进车间、教学进现场，形成‚校中厂‛、‚厂中校‛的校企联合培养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

在一次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家长质问一所中职学校校长：“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完中职后还想继续深造时发现，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便挤进去了，也是专业不对口、专业内容重复学习，你还会对读职校有兴趣吗？”——

职业教育“断头路”何时变通途

‚大部分升入高职的学生非专业对口升学、中高职专业课程设臵和教学内容重复、部分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文化基础课跟不上教学要求，这都是我们调研中发现的中高职贯通衔接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委员高美琴说，以调研的某市为例，进入高职的学生中，所读专业大类与原来中职

所学专业大类相同或相近的仅为37%，部分学生所读专业与原专业完全无关。而且中高职院校开设科目特别是财经类、管理类等专业名称相同的科目重复率高达80%以上，知识点和技能点重复率达到30%至60%，‚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来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这种‘断头路’问题，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高美琴所说的中高职贯通衔接上的‚断头路‛问题，已经从学生及家长报考职校的选择上得到了印证。

不久前，广东一所中职学校校长告诉记者，现在，读职校的学生90%来自农村，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三本考不上才去读职校‛的心态来的。甚至在一次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家长曾质问我：‘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完中职后还想继续深造时发现，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便挤进去了，也是专业不对口、专业内容重复学习，你还会对读职校有兴趣吗？’‛

中职高职院校何时告别被普通高中、本科院校‚筛过一遍‛的生源窘境？职业院校毕业生何时才能走上职业发展的通途？这是横在几乎所有职业院校办学者们心头的巨大问号，也是今年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大多数与会委员不断追问的问题。

‚在国外，学生上完职校后，可以选择去工作或挣钱，几年后还能继续深造；但在中国大陆，这点目前还做不到。‛高美琴委员建议，今后国家应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向上延伸，探索建构职前与职后、中职与高职专（本）科、高职专科与技术本科、技术本科与专业硕士等紧密联系的通道，依据不同专业技能养成的规律，重新修订中高职教育专业目录，明确中高职衔接专业，确定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同时，改革招生制度，使高职院校除了招收应届毕业生外，还可招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职毕业生，通过往复培训、工学交替，实现高技能人才的非连续性培养。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洪三国认为，治理职业教育‚断头路‛还需要正视当前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的交叉问题，考虑整合教育和培训等各类证书和资格标准，建立一种从新入职毕业生到专家的职业‚进阶‛结构的国家资格框架，实现学历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的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的‚立交桥‛体系。

搭建现代职业教育‚立交桥‛体系中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也是此次专题协商会委员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据黄元河委员介绍，‚双师型‛教师短缺是全国职业教育的共性问题。比如，新疆喀什地区‚双师型‛教师只占职业院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广西全区的‚双师型‛教师只也占其专任教师总数的27%。

‚国家应尽快建立和规范职业教育教师，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的资格和评价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类别的‘双师型’教师应提出不同要求，比如学历要求、所在专业的实践工作经历、实践能力水平、应用技能水平或培训要求，以保证职业教育的教师水平和职业教育的质量。这样，既有了考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人才成长通道的贯通，又有了优秀师资作保障，解决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断头路’问题，或许为期不远。‛

一边是国民经济走到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急需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一边是已实施了18年的职业教育法根本无力担负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治保障的重任——

职业教育不能“缺席”国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主动找到企业或行业，企业或行业不搭理，学校

能怎么办？如果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受到用人单位不公正待遇，学校、学生怎么办？人才培养急需‚双师型‛教师，但学校面对能工巧匠出不去、进不来问题怎么办……

这些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下，职业教育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由于部分学校师资、教学质量跟不上市场需求、达不到学生和家长‚技能改变命运‛的期盼，出现了较高的辍学率。黄元河委员举例说，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广西崇左地区，职校学生流失率高达40%。

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职业院校办学者们都曾遭遇过，作为弱势一方的职业院校始终处于‚双面炙烤‛的境地。

‚我们很缺技能人才，正在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长朱新庆介绍，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高技能人才却越来越少，长此以往，不要说产品升级换代，就是维持现状都很困难。

一边是国家经济发展对大批高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一边是职业教育发展路上绕不开的各种路障。职业教育发展的出路在哪？

实际上，在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规范政府权力边界问题上，不仅法学界一直流行着‚私权利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力的法无授权不可为‛两句经典的法律谚语，而且每逢推进一项系统性社会工作遭遇‚肠梗塞‛时，人们便对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国家制度安排寄予厚望。

对于社会各界反映出的若干职业教育发展难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从国家立法的角度，重新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了近18年的职业教育法，虽然曾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发挥过教育专门法、职业教育基本法的指引作用，但是在当前的国家发展新形势下，它是一部典型的‘软法’，根本无力担负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治保障的重任，对于职教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划分不清、执法主体不明，同时对于经费保障、校企合作等事关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

孙惠玲委员建议，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既要明确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又要冲破所有制、办学体制和学制的传统束缚，承认某些职业教育形态具有经营属性，从而完整而具体地定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要直面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确立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办学主体、不同学制的职业教育实行分类管理、管办评分离、差别化支持的原则，明确‚政府主导‛的法律含义，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改革职业技能、职业资格鉴定和认证制度，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和措施，使教育培训市场与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有效对接，同时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完善执法检查和督导工作的制度和机制。

对于现行职业教育相关机制和制度在某些方面的运转‚失灵‛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颇为关注。他说，从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到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曾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但截至2013年底，全国只有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3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制定实施了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这导致职业教育投入不稳定。

钟秉林以中职学校为例说，1997年中职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12.67%，中职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为11.61%，而到了2012年，两者分别下降到6.90%和7.02%。

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从国家层面建立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专门机构，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发展，设计好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与会的政府官员、委员们的共识。

但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如何从纸面走到现实，将考验各方的改革智慧。

第四篇：经济转型与“再工业化”

文章标题：经济转型与“再工业化”

市委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实现**转型振兴新的突破，我认为关键是再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实质是再工业化。工业化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实现再工业化，是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为什么要再工业化，这是由初始阶段的工业化的低水平所决定的。为什么

说工业化是低水平的呢？首先，因为工业化的标志性产业是制造业，而不是采掘业。采掘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等自然条件高度相关，因此西方经济学历来把资源采掘业和农业等同，划归为一产业，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其次，采掘业设备、设施、专用技术、人才等具有很强的专用性，比如，在煤矿建设过程中，井筒、巷道等固定资产难以进行流动和重组。矿井一旦报废或者转产，采煤设备、采煤机械等也很少转作它用，因而与制造业相比，采掘业具有很强的技术锁定性，缺乏扩散性，因而决定了煤炭产业的产业链条较短，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自组织”的聚集与集中作用不强，而在一个更大的城市群系统中，受大城市经济“自组织”作用的影响，煤矿城市的经济要素在“自组织”中的流出要大于流入。**地方工业的先天不足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

即使这样低水平的工业化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依煤电为主导产业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并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二，随着资源的枯竭，已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已不能解决近９０万人口的城市的就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其三，由于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不加治理，就会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此，就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实现再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寻找新的动力原，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为此，**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一次再工业化的过程，只有再工业化，才能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获得持久性的动力。与经济转型伴生的再工业化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再工业化是国家行为和地方行为的有机结合。五十年代的初始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国家行为，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的伴随着经济转型的再工业化，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因而既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出中央对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的关心和支持，但更主要的表现为地方政府谋求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因此要认真理解和领会中央和省的意图，吃透支持**经济转型两个文件的精神，找准政策的对接点。只有搞好结合，才能抓住机遇，借势发展，乘势而上，开创转型振兴的新局面。

二是再工业化要以项目为载体，以三大基地建设作为目标。我国的初始工业化是以１５６个项目作为载体来实施的，在**四个项目的确立，使**获得了老工业基地的美誉，确立了**煤电之城的地位，如今经过五十年，在经济转型的今天，市委仍然强调项目的重要性，把项目作为转型振兴的着力点，是非常正确的，反映了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一般性规律。与此同时，市委十次党代会确定了三大基地建设，这是我们再工业化建设和经济转型的一个新的目标，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也是中央和省对**支持的政策对接点。特别是三大基地建设，是**未来主导产业的主体框架，特别是新型能源基地和煤化工基地的建设，它与传统的以煤电为主的产业格局，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一种产业提升和深化，使再工业化具有了对象性。

三是再工业化，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工业化，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其最显著的特征和核心问题，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转型和工业结构调整和改造的重要途径。

结合**转型的实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抓好项目的新建和老企业的改造两项工作，新项目要突出它的新，要解决和环保和节能的问题，不能饥不择食。同时，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加快提高竞争力。我市的传统产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在我市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当前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加科技含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根据统计资料，在加工工业中引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使功效提高３—５倍，图纸一次成功率达到９０％以上。在加工过程中采用计算机控制，又能使功效提高３—５倍，废品率下降８０％以上。近几年来，我市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加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批重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有所增强，但是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四是再工业化要跳出工业看全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形成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外部推动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使农业生产力不断转移成为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历史过程。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综合动力。再工业化，不是就工业抓工业，“工业年”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把工业做强做大的问题，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进程，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即要用工业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和部门，运用

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注重工业的原动力的同时，要充分注重农业现代化的外部推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建设好农产品加工基地，用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用信息技术带动农业的发展。同时注重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一二三产业互动的综合的动力。

同时要注意到，再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提升工业思维，增强技术理性，就是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和思维发展农业，要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思维和观念，改变传统的农牧文化中的宗法观念。

《经济转型与“再工业化”》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经济转型与“再工业化”。

第五篇：经济转型与股市调整..

中国股市背离了经济基本面吗？

孙明春

大和資本市場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高校聯金融協會副主席

中国股市在过去两年的表现令投资者失望。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经济每年都能实现9-10%的高增长，而中国股市的表现却不及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且深陷金融及债务危机的欧美等国的股市呢？中国股市与经济出现了严重背离吗？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的疲弱表现，可能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将不可避免地减速的预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企业盈利大幅度下降的担忧。虽然股市调整的幅度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超调，但其总体趋势应该讲是合理的。

股市的表现

人们常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说明股市可以比较准确地、甚至领先性的反映经济的表现。事实上，中国股市近年来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比如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下跌。而事后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正是在2007年3季度掉头向下，开始了长达7个季度的下跌。再如，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在1664点止跌回稳，开始了一个长达11个月的V型反转行情，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1季度达到6.6%的年同比低点后也出现了一个长达12个月的V型反转，股市见底领先经济见底约一个季度。坦诚地说，在中国经济的这两个重要拐点发生时，中国股市对经济拐点的准确确认要远远领先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

那么，过去两年中国股市与经济发生了背离吗？中国股市自2009年8月进入下行周期，至今已超过两年时间；而中国经济自2010年1季度见顶回落（年同比增长率为11.9%），至今也有6个季度（而我们预期2011年4季度还会进一步

下行）。由此看来，中国股市再次领先中国经济(领先约半年时间)，其走势在过去两年是基本吻合的。

经济的前景

从目前中国股市的走势来看，投资者预期中国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下滑，而且有可能相当剧烈或相当漫长。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除去短期内欧美债务危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等不确定性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国内经济自身所存在的“硬着陆”风险之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年的下行周期，这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调控的结果。

在明年秋季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的新一代领导人将上任。笔者认为，新一代领导人既不应该维持也不可能承受经济的高增长，因为他们将面对与本届领导人迥然不同的环境和挑战。2003年，当本届领导人上任时，中国的人均GDP仅有1300美元，中国尚属于一个低收入国家，因此需要一个高增长的策略来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应该讲，这一策略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预计明年年底，当本届政府把接力棒传给新一代领导人时，中国的人均GDP应该达到6000美元左右，也就是十年翻了两番多。在人均GDP从1300美元上升到6000美元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际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弱，但整体而言中国依旧属于一个低收入国家，依然能够保持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加工厂”的地位。

然而，如果在未来的五年里，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允许中国经济保持过去10年的高增长速度（即每五年翻一番），那么不出五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均GDP就会超过1万美元。毋庸置疑，届时中国将彻底丧失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将对中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虽然我们相信中国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有相当大的潜力，但五年毕竟太短了，它们不可能在五年内快速发展到可以弥补低端制造业迅速衰落所导致的就业和产出缺口的地步。因此，新一代领导人必须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买时间”，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避免中国经济在其第二届任期内（2017-2022）出现一个重大危机。

根据我们的估算，在2012-2016的五年中，中国经济的平均实际增长率必须降到7%以下，才有可能在2017-2022年期间避免一个严重的“中国危机”。如果新一代领导人致力于实现这种低增长的策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接下来五年中的个别年份将出现6%甚至更低的水平。这可能低于很多人的预期，但这也许正是今天股票市场的担忧，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将严重拖累中国企业的盈利 能力。

盈利的变化

过去5-10年里，中国企业（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上市公司）普遍实现了盈利的高增长。但高增长的盈利是因为中国企业有好的产品、技术、管理、服务、内控、营销、专利等等呢？还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高所带来的国内市场需求迅速扩张、以至于连那些生产和销售劣质产品甚至有毒食品的企业都可以盈利（甚至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呢？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数年里放缓至6-7%，国内市场需求成长相应放慢，还有多少中国企业可以继续保持盈利成长、甚至盈利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通过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获得高盈利成长的中国企业，并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企业”。它们在过去多年的亮眼的盈利成长历史很可能无法在未来得以复制，因此股票投资者也无法用它们的市盈率水平来判断它们的股价是否便宜。而真正的好企业是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如产品、技术、创新能力、营销方式和渠道、较高的准入门槛、以及严谨而进取的管理层、内控机制和企业文化）的企业。

世界上的好企业很多。比如说，尽管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在今年一季度不足1%、二季度不足2%，但大量的美国上市公司却依然保持相当不错的盈利成长。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公司。试想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数年里放缓至6%，还有多少中国企业可以继续盈利呢？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极度动荡的今天，投资者在“追寻质量”（flight to quality），这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中美股市最近以来的表现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