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防员到畅销书作家：改变你生活的一封信

第一篇：从消防员到畅销书作家：改变你生活的一封信

想想你胃口最深处的想法，想想你的愿望有多么灼热……..从消防员到畅销书作家：改变我的生活的一封信

在即将30岁的时候，我曾经是一名消防员。工作在南布朗克斯的82消防队，也许是当时最繁忙的消防站。那个悠闲的星期天阳光明媚，天气温和，人们增加了额外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那一天我们接到了15到20个电话，情况最糟糕的一个是在一幢被遗弃的建筑后方的垃圾堆燃起了大火，使用了600英尺长的棉质水管才将它扑灭。

在没有警报的时候，我会冲到公司的办公室，阅读格雷队长的周日的纽约时报。傍晚时分，我终于阅读到了书评部分，边读边觉得热血沸腾。一篇文章竟然公然诽谤威廉·巴特勒·叶芝。叶芝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爱尔兰文学复兴之光，他将爱尔兰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在全世界名垂青史。

有些事情比起我的爱尔兰血统更令我感到骄傲。在军队期间，自从第一次从军营的书架上拿起他的诗集，叶芝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爱尔兰作家，紧随其后是西恩·欧'凯西和詹姆斯·乔伊斯。

我是爱尔兰农民、渔民和蓝领工人的后代，但是我要坦然他们都热爱文学。这种感情代代相传，如果手边没有一本书，就算只是个接线员也会坐立难安。那一刻，或许我的指甲已经沾上了烟灰，但此刻我感到自己如同三一教的神父一样，准备好了站在法庭上发表言论并捍卫叶芝。我这样做不仅因为叶芝以他爱尔兰感性的本质生活并写作，也因为文章作者的观点超出现实情况，冒犯了爱尔兰特质——无论是从心理上，社会上还是文学上。

我感到胃口一阵痉挛，决心不再迟疑。于是我问道，“嘿，格雷队长，我可以用你的打字机吗？”

即便我能用10个手指输入，但这台打字机实在是太旧了，以致我只能用一个手指打字，最有力的那一个。我抓住了我能找到的一张干净的纸，——在纸张顶部有纽约市消防局的标志 ——真希望在拉响下个警报前有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写下一封四段信来对星期日书评的编辑表达愤怒。

纵观他的诗，我推测，叶芝渴望一个救世主带领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的束缚，从他对诗中世界看法和人物的看法，基本是典型爱尔兰式的。

正当我在署名的时候，那一天中最后的报警被拉响，我顺着长长的铜杆滑了下来，内心意外平静，仿佛一颗巨大的岩石已从我的胃中清除。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觉得有责任维护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声誉，至少仅次于荷马和莎士比亚，或者是为爱尔兰的文学辩解。我只知道，我不得不写那封信，就像牧师一定要祈祷，或音乐家必须要演奏乐器。

直到那时，我才感受到我生命中的价值——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一段成长纪事小说的开头。我知道我要写经得起推敲的文章。就像一个刚开始爱上画画的艺术家一样，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画得越多，或者写得越多，或者练习的更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越好。所以我持续写作，目的就是更好地控制我的写作技巧，最终掌握它们。我给很多杂志社和评论社寄送了文章，但结果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的作品。

得知我写的文章终于可以被出版的时候，我感到一份特殊且意外的喜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版的不是我的诗或者短篇小说之一——它是我回复给“纽约时报”的信。我猜编辑决定出版它是因为他首先被我如此官方的信纸吸引住了目光（火灾发生时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打通了逃生通道？），紧接着，他的注意力又被我虽然身为一个社区消防员却在用词上表现出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的不相称上。因为在那封信中，有几行句子像是在宣布我是纽约市的捍卫者。我猜想是这样，编辑默认了我的主旨。

我记得约20封同情和祝贺信寄到我的工作部门，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这些信件让我觉得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舆论制造者。好像忽然之间人们觉得我对事物的看法对他们很重要。

之后我从《真理》杂志和《纽约客》各收到一封信，邀请我去那里面试。这封信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后者一篇题为“消防员史密斯” 的文章发表该杂志时，我接到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编辑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本关于我的生活的书。

我并不确定我有自信写一本书，尽管凭直觉，我作为消防员的工作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因此，在六个月内我完成了《消防第82队报告》，它被上架销售了200万册，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写了三本畅销书，去年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给玛丽的歌：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记忆》

成为一名作家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几乎是从未想过的。它是如何发生的？我经常发现自己想着它，惊叹于它，思绪总是将我带回写给纽约时报的那封信。

对我来说，最明显的解释是，我找到了一直都在寻找的人生主题，一个如此强烈的激情使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当我开始写消防员以及后来写关于我的母亲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这样的热情。这些人生主题，对我来说，代表着人类生活的巨大价值——正派，诚实和公平——使得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内心一直在燃烧。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5个孩子都因为遇到了困境或者其他事情而找到我。我应该学习英语还是艺术吗？我应该出去的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我应该去这家公司还是那家？

我的回答总是相同的，但他们仍然不断询问，因为一再确认总是一个很好并管用的方法。我会告诉他们，想想你胃口最深处的想法，并想想那样的愿望有多灼热，那就是热情，将流过你的心脏。你的教育经历和经验将引导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你的热情将使你能够有所作为，不管你做什么。

这是那天我支持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时学到的事情。

第二篇：文学评论之从农民到作家

从农民到作家

◎文 | 杜君立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等。

壹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贰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叁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肆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伍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陆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原标题《从农民到作家》）

第三篇：从课堂到生活

从课堂到生活

科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我们应该利用好身边现成的资源，如学生身边的书包、文具、课桌、凳子等，都可以成为观察、实验的材料。

如在教学《搭支架》一课时，我们可以借助教室里电视机的支架进行提问：“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做成三角形呢？还见过哪些支架是三角形的呢？”这么一问，使学生立即对司空见惯的事物产生兴趣，也会激起他们强烈的探究欲望。于是，课自然展开。巩固应用阶段，学生回答教者开头提出的问题时，会毫不费力。接着，教者拿出一张事先准备的坏凳子，并提问：“谁能用我们这节课所学的知识把它修好？”此时的孩子们，兴趣依旧，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用带来的一些材料、工具，将坏凳子修好。学以致用的操作体验，不仅使学生学到知识，更让他们懂得科学不是空中楼阁，科学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

再如,《建桥梁》一课的学习。一开始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你能说一说你身边的桥梁吗？你还在哪里见到过哪种形状的桥？请你把收集到的各种桥梁的资料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从学生身边的事物出发进行导入，交流已有的知识储备，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能引起学生对桥梁话题的关心，起到“聚焦”作用。

学习知识的生活化应用，既巩固扩展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思维能力，促使学生探究能力的发展，培养创新精神。有助于学生将课堂学得的科学知识、技能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解决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学以致用。久而久之，学生乐于对周围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现象提出问题，并自己想办法探究解决，乐于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改善生活。

第四篇：从生活改变说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从生活改变说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寸杨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经风风雨雨，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衣、食、住、行，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看起，更能体会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时间有限，很多方面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科、教、文、卫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许多新的数据和记录。然而，抽象的数字仅停留在表面，要么不能完全表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要么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感受到个人生活所发生的巨大改变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之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经济发展带来人民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贫穷而落后的，物质资源极度匮乏，要想买东西要凭票购买，有的时候还不一定买得到，更没有什么精神生活。而现在经济发展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告别了当时吃大锅饭的日子，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资源、生活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收入也逐渐增加。人们想买什么几乎都买得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物质生活的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大家开始更高一层次的追求，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购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逐渐也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城市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在农村，许多家庭也盖起了小洋房。民航、高铁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更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速度”。

同时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让世界更加全面了解中国的同时也给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和自豪。灾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的共同援助和坚强的国家后盾，让我们无所畏惧。在国际舞台上，如今的中国已不在是当年那个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的小弟弟。正确处理钓鱼岛争端，乌克兰问题，以及迅速而高效的海外撤侨行动等，都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的执行力，以及捍卫国家尊严、领土完整的信心和实力。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得新一代的人们比起前人更加积极勇敢、锐意进取，民族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深深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经，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国家更深层次的热爱，因为“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

①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民族自信心增强，凝聚力提高，是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收获。

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过程之中，取得了无数的成就，然而有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存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以下几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人才选拔制度有待完善。说到人才选拔的问题争议最多的要算是高考了。由于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尚不普及，名牌大学招生名额有限等诸多因素，高考就像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因此所导致的是，应试教育的泛滥，部分学校学习内容仅局限考试内容，教学形式僵硬，学生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不注重对学生身体素质的要求，学生体质状况大不如前，从长期上看是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在现有情况下，尚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替代高考，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探索和创造新机制的理由。

医疗体制存在问题。近年来，医患争端已经屡见不鲜，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患者或其家属自身医疗知识缺乏以及对治疗结果的苛求。另一方面，则是医生这个职业整体信誉的受损。根源则是医疗水平发展不平衡，有限的有限资源集中在城市。在市场自发调节下，加之制药与销售过程的监管还不够成熟，不少医院都存在故意抬高药价的情况，更有不少医生利用职务之便向患者收取“红包”，甚至发展到部分患者不送“红包”都不敢安心做手术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可悲，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尽早解决，无疑会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埋下巨大的隐患。

文化影响及创新不足。现在打开电视，看到的很多受欢迎的节目版权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本土节目影响力普遍较低，很多节目都是不停的翻拍，内容老套，缺乏创新。尤其是在电影院中，观众趋之若鹜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很多国产的文艺片却无人问津。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最近，美剧、日漫的禁播更是将这个问题摆到了风口浪尖。这固然是为了抵制其中不良的成分，但也透露出些许的无奈。文化的传播是无孔不入的，靠“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华文化赖以存续的根本就是其包容与同化，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邓小平说过：“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①中华文化要想再次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提高自身文化影响力，创造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腐败问题依然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一部分人的思想觉悟下降，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党内，政府机关、军中不少“大老虎”落马，贪污腐败的土壤还未根除，反腐形式依然严峻。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全国各族同胞辛苦奋斗的三十年，是收获的三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以至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如果说改革是一味苦药，那开放则是一剂强心针。有人说过，改革开放没有进行时，只有现在时，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要求，也是党保持自身活力、引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现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我们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就是将改革开放扩展开来，深入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一些尚未涉足的领域，同时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消除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克服陈旧的思想观念、落后的体制机制，敢于打破固有的利益链条，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能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这样才能不为一时利益所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或许有的时候个人利益会受到影响，但是正所谓有了强的国，才能有富的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考虑问题，不能想当然，不能急于求成。在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更要循序渐近，处理好利害关系。简言之就是，既要有打“大老虎”的雷厉风行，还

要有“温水煮青蛙”的耐心。还应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能先打破旧制度，留下一个烂摊子之后才想新的办法解决。当然，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实现互利共赢。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争取做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那么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和谐美好，最终有一天能够实现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中国梦”，让全世界为我们而喝彩。

第五篇：梳理从五四到当前的女性作家脉络

梳理从五四到当前的女性作家脉络

文学院1302卞少瑾011301054 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了中国。对随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她们在理性观念上自觉的妇女解放意识；而在深层心理上，其人生体验又呈丰富复杂的状态。

“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在五四运动时期，女作家的视角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石评梅、苏雪林以及稍后出现的林徽因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女性作家进行人生与文学的双重探索。陈衡哲首先提出“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她的文章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使她的文章刚强而有哲思。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同时冰心的短篇小说《离家的一年》、《寂寞》，散文《寄小读者》、《山中杂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孟哥哥》等，体现了她们对童真的赞美，她们不仅从哲理和诗意的角度肯定儿童世界的纯净美好，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去深入探究儿童拙稚的内心世界，捕捉儿童生活中的天真童趣。但我认为在“五四”中讨论最多的是关于爱情、婚姻问题讨论。冰心、庐隐、冯沉君、黄白薇等女作家从不同方面强烈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由的性爱、情爱的追求。庐隐以《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象牙戒指》；冯玩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篇系列小说；但是，尽管她们在尽力割断与封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却始终无法从血脉中除去浸淫已久的封建余绪。这一矛盾表现于创作当中，就形成了女性文学萌发期特有的闺阁气息。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消歇，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相继爆发，致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民族矛盾不断尖锐。以丁玲、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作家出现了。面对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她们目光从自身的婚姻等问题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工农大众。丁玲率先实现了这种“外转”，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并没有把笔触放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拼杀上，也没有讴歌英勇不屈的“女英雄”，或勤劳支前的“女模范”,而是重在描写战争带给女性的深重苦难，特别是无法弥合平复的心灵创伤,由此揭示了民族战争表层以下女性传统道德积淀的难以苏醒，相较于莎菲的绝叫宣布了那个时代女性脱离社会革命的个性解放的末路,预示了新女性将从新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归属，《我在霞村的时候》已经触及到了国民灵魂与民族秘史的内在层面。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将中国广大的乡土世界中男男女女的生存真实、生存悲哀呈现了出来，精神死灭后的蒙昧与混沌充斥了整个空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尽管她们竭力表现革命，却往往陷入“革命十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即使是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草明的《原动力》这样在文学史上颇受好评的作品，虽然在思想上突破了原先的阶级局限性，艺术上突破和超越了当时既有的创作模式，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她们原先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光泽。抗战后期,女性文学再次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丁玲为代表的解放区女作家在反映解放区的斗争和生活的同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革命运动中的妇女的命运。她的《在医院中》、《秋收的一天》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一再流露出她对解放区存在的封建意识以及妇女自身弱点的忧虑。

三四十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沦陷区的一大批女作家:“十里洋场”的张爱玲、苏青；先在长春后移居北平的梅娘；东北流亡作家肖红、白朗、但娣、吴瑛、蓝菩、朱妊、左蒂、杨絮等，她们分散在一度被日寇占领的不同地区,却共同创造了四十年代令人惊叹的“沦陷区女性文学”。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现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以“十里洋场”上海为背景,表现处在“洋场却顽固地保留着中国式封建心灵的女性心理,揭示了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女性无可挽回的衰落命运。苏青以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举成名，小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展示了妻子对丈夫在性关系上的矛盾心理。东北沦陷区的女性文学，由于处于异邦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与同时期关内的女性文学相比，显示了更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男性和生存不可两全中,左蒂等笔下的女性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表明中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已逐渐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大批妇女走向社会，与男人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另一方面，这一强大的时代话语，人为地抹杀了男女界限，遮掩了女人的属性，使女性失去了对自身性别的认识。更为遗憾的是,十七年的女性文学受“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而陷入歧途，因此,女性文学并没因女子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而走向繁荣,而是进入了真正萧条的时期。五六十年代也有几位女作家的作品很受欢迎，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茹志娟的《百合花》等，都是当代文学的精品。在这种环境下，女性文学的情感特征被当成资产阶级情调，她们表现自我的天地被封闭，这样就不可能产生具有影响的女作家群。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才有更大一批女性作家崛起。

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女性作家成群崛起，她们所描写的人的生活、所揭示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张洁、谌容、铁凝、戴厚英、程乃珊、王安忆、张抗抗等大批女作家迈步走向新时代。她们最初的创作就是从揭露社会问题，恢复人的尊严开始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韦君宜的《洗礼》、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夏》等一批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揭示十年**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向前发展，一批女作家很快从揭示女性外部困境，回到对女性自身力量的探求上，比如张洁的《方舟》、《他有什么病》、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顽强地向社会显示着现代女性的要求和不满。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致使她们表现出“雄性化”倾向，到1986年前后,出现了一些所谓“无性化”的作品，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等。新时期女性文学经过艰难曲折的跋涉，刘西鸿的《月亮,摇晃着前进》、《你不可改变我》、赵玫的《流逝》、陈洁的《火河》等作品一改以往的女性文学受控于情感而呈现出压抑的悲枪，没有对男性的挑剔与排斥，有的是对于女性自身冷静、客观的认识。标志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从而标志着女性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前行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发展。

二十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商品经济意识开始渗透到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冲击着文学的精神内核。文化范式发生逆转，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70 年代后”将作品直接抒写女性的身心体验，把女性性经验、性感受不加掩饰地暴露在大众面前，把女性欲望渲染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从五四启蒙开始就苦苦追求的女性解放，女性价值的实现，如今又都被商业大潮冲回到了原点，女性解放之路更加举步维艰。无论是陈染的 《私人生活》、林白的 《一个人战争》，还是卫慧的 《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它们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经历为叙事的基本框架，聚焦于一些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所排斥的个人经验，她们“只谈个人问题，不谈公共问题，只谈家中、卧室内、浴缸里，不谈社会、广场”。畅销书作为大规模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它以大众的普遍口味为标准，注定是主题先行、风格雷同的。棉棉的《啦啦啦》、《黑烟袅袅》和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讲的都是 “我”与“赛宁”大同小异的故事。甚至被人发现后者和 《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 的最末一节一字不差。不仅自我重复，相互重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棉棉的《糖》 和卫慧的 《上海宝贝》 所描写的都市生活场景和人物的雷同，更是令人咋舌，甚至女主人公的男朋友一个叫 “苹果”，一个叫“飞苹果”。作家之间的竞相模仿，使文学生产变成了一个模仿的秀场，作家沦为一个个文字工匠。既扼杀了作家的独特个性，阻碍了她们艺术创新的步伐，又扼杀了读者的想象力。她们不再像先锋派那样尝试新的东西，艺术的独创性日益缺乏。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已经定格在沉默的历史之中，二十一世纪初则出现了明显的分流状态，中国女性作家正游走在价值取向殊异的三条路线上。第一条路向是追求思想的深度、灵魂的厚度和精神的高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写作，如张洁、铁凝、王安忆等；第二条路向是“为市场写作”，即追求文本的时尚化、欲望的消费化、市场的最大化和成名的迅捷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瞬间的轰动，这一路向常常与传媒、绊闻、事件纠扭在一起，如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等；第三条路向是介于“为文学史写作”和“为市场写作”之间的既追求文学史的永恒又向往市场的轰动效应,代表作家有池莉和毕淑敏等。

其实纵观女性作家写作发展历程，无疑与政治、经济、外来文化等有密切的关系，女性作家的兴起、发展、成熟，到如今的商品化都经历了一段迂回反复的过程，中间有许多的狭隘之处，但不可否认，整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呈螺旋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