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的年代读后感

第一篇：激动人心的年代读后感

《激动人心的年代》读后感

《激动人心的年代》这部小书，是一部近代物理学史，它融会了对历史的考察和对传统哲学观念的反思，以至于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版再版。如果说，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结论，是哲学界借助超学术的力量发起的对当时思想禁锢的巨大冲击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归，那么八十年代初李醒民教授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历史局限性的犀利剖析和指谬纠误，则是平庸时代屈指可数的创新探索与激情之作，其社会影响固不如前者，但学术探索之深度，无疑超越于前者。本书从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两个角度，从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两个方面，全面考察、论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背景、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其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运用翔实的史料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从哲学的高度对这场革命进行了中肯、独到的分析和总结；澄清了诸多源自列宁著作的误解、曲解和讹传，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估价和看法。本书被评论者认为“对世纪之交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是国内专门涉及物理学革命的第一部专著”。这部著作不仅在学术上多有创新，而且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启示。

一．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恩格斯在马克思安葬时的墓前演说中讲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光辉论断。这里所说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科学之所以能成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首先就在于它同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供新的生产工具，开辟新的生产资料领域，并给劳动者以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武装，而且它在变革生产关系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经过物理学革命，不少物理学家认识到：“发展理论物理学的方法是辩证法，其立足点是唯物论”。特别是在日本，辩证唯物主义广泛渗透到物理学家中间，这除了社会背景因素而外，也可以说，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为他们准备了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土壤。

二． 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科学观念的根本改造，与此同时，也伴随

着理论体系、自然观、科学方法等的全面变革。

科学革命并不是完全抛弃旧的理论，而只是政变了理论的基本框架，使新理论不仅能容纳旧理论所包含的全部知识，而且能容纳旧理论所不能包括的“反常”知识。而且，旧的科学观念也并非统统被废弃，其中一些只是丧失了自己以前独有的统治地位，从以前的不正确的、与事实不符的壳体中解放出来，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原有的真理颗粒继续被保留下来，并作为从属成分有机地溶入新科学观念中。

科学观念的根本改造必然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重建，导致自然观和科学方法的变革。例如，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表明，适应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把很大的地盘让给探索性的演绎法。在这里，尽管所观察到的事实无疑还是最高的裁决者，但是公理同它们的可证实的结论被一条很宽的鸿沟分隔开来，在没有通过极其辛勤而艰巨的思考把这两者连接起来之前，它不能作出裁决。因此，科学家必须自由发挥他的想象甚至幻想，才能超越二者之间的逻辑上不能逾越的鸿沟，建立起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从而演绎出可供实践检验的具体结论。

三． 哲学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清楚地表明，把哲学认识论和对自然规律的实际探索及创立新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这是在科学上富有开拓精神的物理学家们共同遵循的原则。对这些物理学家来说，认识论能动地指导他们的科学实践，使他们在科学上有所建树；而科学成果又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对认识论的理解。爱因斯坦、玻尔等人就是使科学与哲学珠联壁合、相得益彰的杰出代表。

在科学处于革命变革之中时，哲学能够起到那些作用呢？从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来看，哲学显著地起着批判、探索、创新、解释的作用。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表明，唯心主义是一个泥潭；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因此，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抵挡坏的时髦哲学的侵袭，在科学探索中方向明确。

四． 物理学的发展永无止境，物理学的前景永远光明。

众所周知，物理学研究的是有关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自然界普遍起作用的规律。自然界的事物千姿百态，自然界的现象千奇百怪，物理学怎么能一下子把无穷无尽的自然界的一切根本规律都弄个水落石出呢？

自然是无限多样的，而人的认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却是有限的。“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就整个人类而言，“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人类不可能“在某个时候达到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不可能在某个时候达到“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的地步。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是尽善尽美的，尽善尽美的包罗万象的物理学理论只能是在幻想中才存在的东西。黑格尔就科学的发展说过一段寓意深

刻的话：“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中介把末尾绕回到圆圈的开头；这个圆圈以此而是圆圈中的一个圆圈；因为每一个别的支节，作为方法赋予了灵魂的东西，都是自身反思，当它转回到开端时，它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支节的开端。”

物理学的发展永无止境，物理学的前景永远光明。德布罗意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科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识的每一个成果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在认识领域内，新发现的每一片土地都可以使我们推测到，还存在着我们尚未知晓的无边无际的大陆。”

恩格斯则从更高的哲学视野上断言：“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第二篇：《激动人心的年代》读后感

《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这本书从科学内部史和外部史两个角度，从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两个方面，全面考察、论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背景、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其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运用翔实的史料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从哲学的高度对这场革命进行了中肯、独到的分析和总结；澄清了诸多源自列宁著作的误解、曲解和讹传，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估价和看法。

自然科学刚跨入20世纪，物理学领域内首先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世纪末，物理学实验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的连续观念、绝对时空观念和原子不可再分的观念，使原有的经典理论显得无能为力。这一冲击，对当时的物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19世纪40年代以后，由伽利略和牛顿奠定基础的古典物理学理论，由于海王星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发现，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辉煌成就以及分子运动论的建立，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所向披靡，包罗了大至日月星辰，小至原子、分子的物理世界，从而使当时不少物理学家认为物理理论已接近最后完成，今后只需在细节上作些补充和发展，在小数点第六位上做文章。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1824—1887）说：“物理学将无所作为了，至少也只能在已知规律的公式的小数点后面加上几个数字罢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1824—1907）也认为：“在已经建成的科学大厦中，后辈物理学家只能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了。”但是，他又敏锐地发现，在物理学晴朗的天空里，还有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这就是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它们的存在引起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的不安。

世纪之交的新挑战

19世纪80年代以后，物理学的经典理论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物理学实验上却陆续发现一些重大的结果。至少有7个重大发现，不但旧理论无法解释，有的还导致观念上的更新。第一个实验是1887年赫兹（1857—1894）在验证麦克斯韦（1831—1879）预言电磁波存在的实验过程中，发现了光电效应。按照经典理论，从金属表面逸出电子的数目与光的强度有关，而与光的频率无关。这一矛盾，赫兹无法解释，但他仍以“论紫外光对放电现象的效应”为题发表论文，描述了这一现象和结果，向物理学经典理论发起了挑战。

第二个实验是1887年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这一结果使持有光是“以太”中的波动这一观点的人大失所望，连迈克耳逊本人也不了解这一实验结果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实验是1895年伦琴（1845—1923）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是对“不可入性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观念的挑战，也是对建筑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经典物理学的有关理论的挑战。

第四个实验是1896年贝克勒尔（1852—1908）发现了放射性辐射（参阅本书第50页）。这一实验结果表明化学元素是能蜕变的，它会变成其他元素，改变了人们一成不变的观念。第五个实验是1897年汤姆孙（1856—1940）发现了电子。电子的发现和证实，表明比原子小的粒子是存在的，原子并不是最小的客体，指出了经典的物质结构理论的局限性。第六个实验是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这一重要发现，同样证明化学元素是要蜕变的，而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它会放射出更小的粒子而改变自己的性质，再次说明经典理论的局限性。

第七个实验是黑体辐射实验。普朗克（1858－1947）提出了“量子”的概念，抛弃了经典物理学特有的两条原则：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必须是连续的原则，吸收和释放能量必须是连续的原则，宣布了量子物理学的诞生。

上述7个主要实验结果，用经典的物理学理论根本无法加以解释。第三个实验对传统的观念（即“不可入性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发起了冲击，说明“不可入性”并不是物质的“固有的”属性。第四、五、六个实验，表明化学元素会蜕变，会变成其他元素：比原子小的微粒——电子的发现，说明原子并不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的实体，对原子是不可再分的观念也发起了冲击。第七个实验开创了量子物理学，同时应用量子论的观点也能解释第一个实验的结果。第二个实验，只有等待狭义相对论诞生以后，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

现代物理学的开创

前面提到开尔文所说的“两朵乌云”，其实这不是什么“乌云’，而是物理学发展的一个前奏。实际上还有一朵乌云，就是前面提到的第四、五、六3个实验，这朵乌云导致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中的关于物质结构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克服上述由于古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新的实验事实的发现而造成的整个物理学的严重危机，解决新事实同旧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自然科学家们对古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物理学革命发轫于量子论和相对论的诞生。普朗克于1900年为解决黑体辐射实验结果同古典论的矛盾，提出了量子假说，认为在辐射的发射或吸收过程中，能量不是无限可分的，而是有一个最小的单元即量子。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说，它直接违背了莱布尼茨的“自然界无飞跃”的论断。因而在1911年以前，老一辈物理学家几乎全部拒绝接受它，就连普朗克自己也惴惴不安，曾于1911年和1914年两度提出以古典概念取代量子假说的新理论。爱因斯坦从认识集结的角度意识到，量子概念带来的将是整个物理学理论框架的根本变革，物理学家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新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进行局部的修补。他于1905年把量子概念扩充

到辐射的传播过程，提出光量子假说，认为光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即波粒二象性，这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到的微观客体的最基本的特征。随后，爱因斯坦又把量子概念推广到辐射领域以外，用来研究低温固体比热和光化学现象，开创了固体量子论和光化学理论。直接向牛顿力学理论体系挑战的爱因斯坦于1905年创立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否定了作为牛顿力学理论基础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否定了作为一切电磁现象和光学现象载体的“以太”的存在，消除了由“以太漂移”实验所带来的困扰。狭义相对论把古典力学定律全部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低速运动的极限情况。作为狭义相对论的推论，运动的尺度要缩短，运动的钟要变慢，任何物体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这些显然都为常识所不容。狭义相对论提示了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揭示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的原理，而且为原子能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爱因斯坦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于1915年进一步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揭示了这间、时间同物质的统一关系，指出空间、时间不是离开物质独立存在的，时空的结构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物理空间不是平坦的、而是弯曲的，空间曲率表现为引力。1917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考察整个宇宙空间，开创了现代宇宙学。他提出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后来发展成为宇宙膨胀理论和大爆炸理论。这是继哥白尼之后对天文学宇宙观的又一次革命。

量子论在光量子论以后又经历了两次大发展。一次以玻尔建立的原子结构理论为标志。玻尔于1913年把量子论同卢瑟福的有核的原子模型结合起来，并反书面报告子只用于能量的量子概念推广到其他物理量。这一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关于化学元素光谱线的各个经验定律，也为化学元素周期律的理集结解释奠定了基础。另一次以量子力学的建立为标志。量子力学是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一种是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另一种是海森伯的矩阵力学。德布罗意于1923年把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波粒二象性扩展到一切物质粒子，揭示了电子也具有波动性，为玻尔的量子化条件提供了理论根据。薛定谔发展了德布罗意的理论，于1926年建立了波动力学，提出微观物理学的基本运动定律，即薛定谔方程。受玻尔影响的海森伯，于1925年效法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时否定不可观察的绝地时间概念，抛弃像玻尔的电子轨道这类不可观察的古典运动学的量，专门研究可观察量之间的关系。他在玻恩等人的是不可对易的。同年，狄拉克用更有力的数学工具把古典力学基本方程改为量子力学方程，为量子力学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数学基础。随后，薛定谔于1926年发现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个物理理论。根据量子力学，海伯森于1927年发现“测不准原理”，揭示了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或能量和时间）不能同时准确地加以测量。狄拉克根据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于1926年预言有正电子及

其他“反粒子”即“反物质”的存在，并揭示了真空不空。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量子力学对古典物理学的冲击比相对论更为猛烈。因为，相对论提供了新的时空观，并为科学理论清除先验因素提供了范例；量子力学则提供了一种考察和描述自然的新方法，它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波粒二象性、共轭物理量的不可对易性、测不准关系等，都同传统的概念框架格格不入，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三篇：《革命年代》读后感

读《革命年代》有感

——浅谈近代历史

“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期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这是作者写于本书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恰当的概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国人的抗争。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不能像史学类专业的同学那样有更好的机会和精力去探索，进而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近现代史。我所认识的近现代史大多来源于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这些客观条件造成我对历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读完高华先生的这本书后获益匪浅。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清政府的国门后，社会就开始了被迫并且缓慢的转型，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奔走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有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试图挽救国家的危亡。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都没能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199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效仿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共和国。这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很大程度的进步，人们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确立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得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但这些发展很快受到阻碍，这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内部社会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欺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内部各种原因复杂交错，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夺，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又采取独裁统治，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蒋介石试图以三民主义幌子，掩盖他的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建立“特工总部”、“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文化协会”等组织。一方面大肆宣扬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这十年间中古哦现代化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性又延缓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作者动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太子”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亲影响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场多变。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当时也参加了一大，但对联共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受到了其父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病逝后，“太子”孙科虽然不能再依赖其父亲的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共。当时孙科和国民党的右派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这些使得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大涨，并且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7年孙科的政治态度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拥护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内左派重要的领导人物。随着北伐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加紧了投靠帝国主义，左右派开始分化。孙科从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点，对工人运动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科对蒋介石的独裁越来越不满，想要联合一切力量跟蒋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削弱了国民党内文职官员的地位，孙科感到只有联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蒋介石抗衡。孙科当时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重要的关系。当时孙科各

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的军事独裁。

孙科再次“右转”是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由于孙科处处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蒋的加速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一些左倾错误最终把“太子”推向了右倾。孙科又开始各处抨击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权利开始了新一轮重组，蒋凭军事力量很快占据权力中心，孙科开始同蒋等人争夺政治权利，创办《再造旬刊》呼吁再造国民党。孙科列举出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断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背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9月，孙科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又开始了与蒋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几乎完全是以蒋为主导的，由于孙科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这种合作很脆弱。1931年初，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孙科开始反蒋，前往广东参加了反蒋阵营中。孙科此时发表了大量言论，抨蒋搞“党专政”，斥蒋独裁专政导致国家建设无望，责蒋使国民党失去了人民“信仰”。孙科主张“以党治国”，“用分权代替集权”，鼓吹地方自治，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等等。孙科虽反蒋，但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这两人是相同的，孙科的反蒋行动只可以看做是党内的斗争，在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方面两人还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1933年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后，二人又开始了合作。

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又提出实施宪政，放弃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时抗日救国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孙科认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辱。孙科寄希望于宪政能使国民党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改掉一些积累已久的弊病，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孙科开始带领起草《五五宪章》，但由于各派别的相互施压妥协，1936年最终公布的《五五宪章》充满了专制色彩，使得孙科在民主追求方面发生了倒退，极大的向蒋妥协，这可以看做国民党内知识分子的软弱。

1932年国民政府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在对苏联的外交方面，孙科一直处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在中日矛盾急剧激化时，孙科提出了“联美”“联俄”的外交策略。1935年蒋介石迫于形势开始与苏联接触。孙科为了去的苏联的支持，开始反对内战，主张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了苏联为中国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孙科成功争取苏联的军援后，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孙科发表了大量亲苏言论，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孙科开始反共“联苏”。到1944年，为了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支持，又开始主张有好的和共产党解决关系。在国内问题是又开始公开批蒋，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蒋开始起用亲美的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彻底退出了对苏外交舞台。后来孙科与蒋又有合作和对立，知道国民党兵败退居台湾，孙科因失意退隐。晚年又回到了台湾从事一些政治活动。

孙科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主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中一直运用灵活巧妙的策略手段，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孙科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孙科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借助其父孙中山的名声进行的，其本人在国民党内并不属于实权派，所以只能迫于形势和蒋的压力经常转变政治立场来实现他的追求。

高华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叙述，简要的介绍了《红军长征记》的总编辑徐秋梦。徐秋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红色历史学家，但他确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在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冻坏了双腿，1942年被特务抓捕后却投降了国民党。导致建国后被长期关押。《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思想上未收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红军长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了一政治争论。毛泽东和洛浦政治结合，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开始带领党和红军走正确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又和刘少奇政治上相结合，从此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十分睿智的，对形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对党内的错误有很敏锐的洞

察力，善于用政治有段解决问题。他本人的伟大抱负同中国的民主革命深深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高华先生的这本《革命年代》我只是大概理解了表层的意思，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我慢慢研究，所以这篇读后感中很多观点可能都不恰当合理，所以不敢苛求别人认同。

第四篇：革命年代读后感[范文]

读《革命年代》有感

———尊重真实的历史

读了高华的《革命年代》，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历史，有人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乃至几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有人认为它趣味十足，可以当做故事把玩。而我则对历史报以敬仰的态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既可以通过它看见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对照现在的点点滴滴。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华老师，生在历史氛围厚重的城市南京，从小在革命年代的风雨里激荡。“文革”“反派”“黑五类”等政治的历史名词，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华老师，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图书。他在“文革”期间做过工人，后来考入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因此他对历史既有现实的认识，也有专业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最初由学生发动，后来工人成为主力军。在这次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面貌也开始新鲜起来，虽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但是革命的前景却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时期，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青年学子们开始高举“德

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同时也学习道德思想。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激进主义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论良莠，一律批判。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丢失和民族传统道德的缺少。这样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然而借古看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强烈。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充斥了我们身边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儿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却对西方的文化异常熟悉。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以五四激进主义为鉴，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主动去吸取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空虚，我们的才能拥有健全的心智。

革命，是破旧立新，是向前发展之意。革命时代，是历史演化，是文明进步的时代。它就像一台冲锋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飞速向前进，无人能挡。他充满力量，也充满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国民党创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也残害无辜民众，这就与他们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从清朝灭亡到北伐运动，历史一次次的验证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如果

搞独裁反动统治，则势必被历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则显然表示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虽然依然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但是他的民心渐渐丧失殆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被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国民党也就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大势之趋。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随时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人民不可能会信任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二是国民党搬用西方国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仍是独裁和封建，对广大的人民依然是压迫。尽管换了不同的形式，但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减少，这就导致最终民心的丧失。通过如此，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高华老师在著作中还突出强调了“长征”。其实，长征是一种文化，更是当时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长征保持着高度的追忆和崇敬之情，而长征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了。长征不是只有在中国出现过，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过，但惟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胜利了。这在国际上是一种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消灭红军”计划，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锻炼出一批中坚力量。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更加英勇，更加顽强。

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知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党，确定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基本确定了从此以后的党内的领导人。因此，这次会议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也进一步地走向强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认清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所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代表的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场“有名的”的“大跃进”运动。总的说来就是党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发动了一场“生产的革命”。“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是这一运动的代名词。这一运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国不久，党和人民借着胜利的喜悦，本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场，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赶美超英”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但是由于党没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地在全国上下搭起缸炉，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以失败来告终。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耽误了农村的农业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在当代，我们则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它，来评判他，来借鉴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今天，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

趋复杂。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经济形势，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客观情况，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国家自信，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以史为鉴，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在实现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滚动，我们的今天也终将成为后人阅读的历史。其实，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也必定处在历史革命的时代。只有认真阅读历史，尊重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年代。

第五篇：觉醒的年代读后感

觉醒的年代读后感

众所周知，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是继德鲁克之后，世界会倾听谁的声音呢？答案是肯定的—查尔斯·汉迪，这位与德鲁克并称当代最知名的管理大师，“《金融时报》十大管理名师第二名”，“本世纪最具创见的组织行为大师”，“管理界的预言家、哲学家”。这是怎样一位卓越的人，竟能享有如此盛誉，不免令人好奇。于是，我翻开了汉迪的经典著作—《觉醒的年代》，试图在此书中感受一下大师风采。汉迪在此书中着重探究组织和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当今社会的个人提供了应对严酷的组织的强大压力的精神依据。德鲁克告诉你组织是什么和为什么，汉迪告诉你面对组织时个人该怎么办。如果说德鲁克注重的是体系，查尔斯·汉迪则关注人本身。这本书主要讲述我们身陷文明的森林，彷徨无助，找不到未来在哪里。我们并非天生要当有名无实的“空雨衣”：薪水名册上的编号，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某份政府报告里的“统计数字”„„人生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而沦为某部大机器的无名齿轮，终日疾转，不知目标何在。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眼前所面临的挑战，应该如何处理管理现实中的悖论，以及如何将“空雨衣”填满。在《觉醒的年代》中，汉迪总结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九大悖论：智慧悖论、工作悖论、生产力悖论、时间悖论、财富悖论、组织悖论、时代悖论、个人悖论以及正义悖论。同时他也给出了平衡悖论的三种方法和穿越悖论的八条蹊径。为我们指出安身立命的因应之道。

其实，人生永远不可能轻松惬意，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完全在意料之中。回顾过去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途径，但实际上人生却只能向前，就像书中提到的九大悖论，似乎都是伴随着经济进步而出现的。

1、新型生产工具—智慧。特定类型的智慧，成为了一种新财源。这种好财源别人不可能拿走，智慧是种“附着性”特别强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拥有他人的智慧，那些自以为拥有企业的人，实际上已不再掌握生产工具。

2、工作，是福是祸。工作不仅是一项以赚钱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偿工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无偿工作。事实上，假如把工作的价码一律标为零，那么它所涵盖的范围便无限。

3、生产力的迷失。一般而言，只要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不低于效率的提升率与人口的成长率之和，每个人应该总可在某处找到工作。我们给工作标价，有可能毁掉工作。这种工作固然能促进专业分工与效率提升，但最后却使得一部分新工作因标价过高而无法存在，也导致许多民众丧失技能，而创造出一群一旦失业即无所事事的人。

4、时间商品的困惑。由于人类寿命逐渐延长，加上工作效率日增，缩短了完成工作的时间，因而我们应该会有较多剩余时间。从我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商品，即公司花钱向人购买时间而非产品起，麻烦就开始了。在这种情形下，时间卖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这样一来，时间与金钱之间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5、富裕的假象。富国销售出去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多半买不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还没能够开始购买富国的东西之前，他们常想获得富国的技术与资金，借以制造东西卖给富国。因此，富国只好先投资于未来的潜在竞争者，以支撑眼前

增长。虽然跨国企业已逐渐认清：为了追求利润，应该到较便宜的地方生产，且应输出技术以使这些地方有能力生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政府能说服自己的人民接受这一悖论。

6、看不见的组织。现代组织比以往更需要兼具国际性与地方性；更需要在某些方面小，而在某方面大；也更需要在大多数时分权，而在某些时候集权。现代组织期望员工既独立工作，又加强团队合作；期望管理者既做更多授权，也加强控制。“组织的时代”可说已到尽头，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组织仍将是构成社会的关键元素。

7、世代差异。人都会老，但每代人衰老的方式不同，此即所谓“世代差异”。每个世代的人都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与前一代不同，但在规划未来时，似乎又认为下一代应该和这一代相同。

8、个人独尊，团体至上。“个别我”需要结合“团体我”，方能建立真正的“完整的个别我”。“个别我”能在档案柜与电脑的夹缝中，保有多少空间？桑普森引用大诗人豪斯曼的著名诗句提醒我们“我是陌生人，在非我所造的世界里颤栗。”

9、正义的两难。有人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除非有十足理由说明确有实施差别待遇的必要。这对社会弱势者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因为贡献较大，而也许应得较多的人就不公平。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被视为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赢得其成员的忠诚与奉献；人们除了有理由自私自利外，做其他事都找不到充分理由，这样的社会注定会走上自我灭亡的道路。

细看汉迪在后文中提到平衡悖论的三种方法和穿越悖论的八条途径，不禁让人深思，面对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每天

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人力资源”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是否会像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光有形，却无实？越来越多的人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人们好像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变得更富裕，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在当今众多的劳动力剩余的年代，天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寻找自己的工作。书中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公式“1/2*2*3=p”即在五年之内，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人数减半，每人的薪水加倍，产量成为3倍，便是公司的生产力或利润的所在。虽说不是所有公司都如此明确地套用这个公式，但类似做法很普遍：好工作，高薪水，高业绩，但人员更精简。而如何才能在这些公司里面生存下去呢？两个字，效率。我们很容易因为追求效率而迷失自己，误把效率本身当成目标，其实它不过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罢了。但是怎么样才能提高效率呢？每天都按照工作规定工作，减少个人生活上时间的开支，常常加班加点，一星期近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即是我们所需要承担高薪的代价。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们很容易渐渐地失去个性，犹如作者所提到的在明尼阿波利斯露天雕塑公园里名为“无言”的雕塑（空雨衣）。“空雨衣”即是我们追求效率迷失自己的我们，我们只是暂时在这个岗位上像机器人般的工作，只是空的。

但是如果我是个管理者，当然希望管理的公司内部人员有高效率，无可厚非因为效率高低直接和公司的利润有关。很多公司都以创造利润为主要目标。就如当年汉迪所就读的美国商学院的教授也是这么教

他们的，但是汉迪不这么认为，他所认为的公司最主要的目的绝对不仅是“创造利润”，公司主要目的应该是“创造利润，以便能继续经营，进而越做越好。”看似没有多大区别，其实是用把利润当成一种手段替代了把利润当成目的。这种说法绝非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观点。我们不能把某些必须做的事情看成是目的。在伦理学中，误把手段当成目的，无异于背叛自己。从中可知，我们不仅是为了利润而生存，更多是为了长久之计，这方面当然要更多地往顾客的方面考虑。公司的信条在美国颇负盛名，订立者是前强生董事长罗伯特·伍德·约翰逊。信条中列了公司目标的优先顺序：首先是服务顾客，其次是服务一般员工与管理层，第三是服务社会。也成为日后的公司的管理者定下了一个准则。

当然一个优秀的公司只有几条空荡荡的信条是完全不够的，需要的是一个更好地管理和权力制度。为何要强调这个权力制度？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家很需要重视。在大部分中国公司，下级对上级有着绝对的服从，和上级对下级有着权威的意义。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公司下级初来的有能力的人很难有发挥的空间，像很多公司的管理制度不严。“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不仅会降低员工对工作热情，还会影响公司长远的发展。对于员工“空雨衣”的象征概念，促使我们正视一件事，如何在为个人的愿望与决策找到立足的平衡点。但各种文化对个人尊重程度不一，使目前世界各地有一个普遍趋势，那就是个人在面对组织、国家、跨国机构时，无力感与日俱增。除非让每个人觉得自己能够负担起若干个责任，否则没有希望

让人们穿越悖论。所以需要改变管理的组织结构，不能让单一下级完全服从上级。虽然也有部分公司开始改变组织结构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小单位与地方单位，以开辟出一条途径，虽然引发了许多混乱，但是的确给了这些员工一些工作热情。但是企业对个别员工授权这方面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近一步，以反映出新权力均衡状态，这也是汉迪所提出的，他认为应该更好地方法是采用联邦制。联邦制当初设计的时候，目的是要在同一机构里创造出某种权力均衡状态，这种制度让成员拥有最大的独立自主权，又让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它能鼓励差异，却又对此有所限制。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弱小者也有机会成为强者，能更好展示个人才能。但这么好的制度却并不受欢迎，因为人们通常不愿放弃权力，而且“群龙岂能无首”这点，相信也是不采用此制度的原因。

个人到底该如何摆脱组织给的压力呢？在组织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呢？在社会安适环境下，很难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总希望有个更好的领导人，殊不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新方向，这样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光，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