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高三学生以死拷问家庭教育（五篇范文）

第一篇：时评：高三学生以死拷问家庭教育

时评：高三学生以死拷问家庭教育

这是一条悲情色彩浓厚的新闻：江苏滨海县一高三女生小红(化名)，在学校宿舍跳楼身亡了，自杀前留下遗书，表示在家庭里感受不到温暖而厌世，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还让家长在她死后不要为难班主任老师。(6月1日《人民图片网》)当小红纵身一跃，完成这惊险一跳时，父母的伤心欲绝、学校的期盼希冀、众人的扼腕叹息，只成了一种虚无缥缈可能忘却的记忆，小红永远也不可能知晓了。面对此情此景，悲伤的内心常难自抑，究竟是家长对孩子的太过于娇惯，还是孩子自身的脆弱难当，亦或是学校心理教育的忽视匮乏，才导致鲜活亮丽的生命如此决绝地为自己画上人生句号呢？或许，各种原因都有，正如我们平时所言“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沉重的内心依然无法获得哪怕片刻的轻松。前段时间，曾有精神分析理论学家提出一个“仇亲期”的概念。大致意思是说当孩子十三四岁时，总和父母对着干，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你让他往南，他偏往北。这样的时间往往持续2～3年，其间常常不想回家，不想与父母说话，将自己独立于自我天地中，父母很难亲近，以至于形成了父母子女行同陌路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样的“危险期”在此前，是否存在于已是高三学生的小红身上，按说，即便有也早该过去了，但我们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其遗书上“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字眼，闻到了其自杀前夕内心无比孤独寂寞的气息。所以，对小红的死即便有千般原因、万条理由，家庭的教育都脱掉不了干系，其父母的失职首当其冲。而现实中，更多的父母正在以“爱”的名义，铸就着孩子的自闭冷漠心理。扪心自问，对精神分析理论学家提出的“仇亲期”，有多少父母付诸行动进行心理干预了呢？父母把培养孩子的内心独立作为一项工程来进行过吗？是否只顾给予孩子物质满足，让他们形成了“公主”或“皇帝”式的唯我独尊的优越感？是否对孩子的高期望值导致了其“反抗”、腻烦心理的产生？假如天下的父母们都能静下心来仔细揣摩思量这些问题，并愿意付诸行动的话，比如：积极沟通，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让他们最快地度过“仇亲期”；树立成人意识，培养孩子内心独立，帮助孩子真正长大；除物质给予外，更注重情感交流与精神滋养，培养其感恩心理；降低期望值，让孩子内心轻松快乐地学习，等等。我相信，类似的悲剧一定会减少。尤其，在万众瞩目的高考前夕，普天下的高三学生家长，更应让孩子生活在温暖、安宁、舒畅的心理世界里，而这，远比外在的物质丰盈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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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以战斗力标准拷问军人担当

以战斗力标准拷问军人担当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孟学渊

时间：2014-08-08 10:15:33

古人言，“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这是对军人担当精神的生动刻画。千百年来，无数血性男儿，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如今，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承平日久，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雷达兵是守卫空中国门的“千里眼”，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周边空防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一些官兵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当寻常兵、值寻常班，“开机就是战斗、值班就是打仗”的雷达兵战备传统有所淡化。难以杜绝的“雷达虚警”，暴露的正是官兵思想之虚、能力之虚、担当之虚！

一些官兵受社会不良思潮影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明显。他们碰见困难绕道、遭遇挫折低头、专业训练打折扣、处理空情搞变通、面对差错“躲猫猫”，缺乏军人应有的担当精神。一些人甚至把当兵当作普通职业，表示来部队吃苦流汗可以，流血牺牲绝对不行„„对这些担当精神缺失的现象，每个带兵人都应保持警惕。

习主席指出，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品格。这要求我们必须下大力培育官兵的担当精神，把担当精神培育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打造胜利之师的基础工程，作为应对风险挑战、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战备工程。

担当源于使命。培育担当精神必须要深抓职能使命教育，让官兵彻底弄清“当兵入伍为什么、部队训练干什么、能打胜仗靠什么”，坚决克服当“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培育担当精神必须深抓精神引领。要用坚定的信仰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灌注部队，用我军英雄事迹、辉煌战例激励官兵，用我国优秀战斗文化陶冶官兵，从“官之初”“兵之初”就不断强化矢志强军的担当思想。

实战化训练是提升战斗力的有效途径，培育担当精神必须注重实践砥砺。要把担当精神培育融入军事训练全过程，在重大任务中磨炼，在“真”环境、“险”课目中锤炼官兵不畏艰险、敢打硬仗的英雄气概。

战斗力是部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培育官兵担当精神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要通过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活动，强化官兵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培养大国军人的抱负眼界和责任担当，聚焦战斗力建设奋发进取，紧盯使命任务拓展自觉作为，时刻以战斗力标准拷问我们的担当精神，以战斗力效益衡量我们的担当能力，不断为能打仗、打胜仗积蓄精神力量。

第三篇：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人民时评)

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人民时评）李泓冰

《 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20日 05 版）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第四篇：2018届高三时评阅读材料(一)

2018届高三时评阅读材料

（一）【时事链接】：不论英雄还是普通人，不论崇高还是平凡，不论浅吟低唱还是动情燃烧，都是书写“中国故事”的一分子。

《战狼Ⅱ》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不论最终定格在什么数字，阳刚硬派的《战狼Ⅱ》已经刷新了产业高点，也将电影对“中国故事”的书写，放在了新的语境。

【时 评】：

解码《战狼Ⅱ》，我们一定绕不过它经典动作类型片的视听语言。宏大的场面、逼真的特效、凌厉的剪辑、酣畅淋漓的动作设计，形成了与好莱坞大片不相上下的工业水准。从为一个镜头连续跳海26次的执着，到坦克、飞机道具要求逼真的严格，都标注着《战狼Ⅱ》的工匠精神和制作良心。

也要看到，不论如何贴近一些国外动作片的外形，《战狼Ⅱ》塑造的依然是中国主旋律的魂。《战狼Ⅱ》塑造了冷锋这个非典型的中国军人形象，他铁血却不冷酷，重感情有情趣，他以自己的勇敢和智谋，阐释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价值。

尽管故事还可以完善，细节上也还可以打磨，但这部影片仍然用以上两点，切中观众的心弦，创造了票房奇迹。《战狼Ⅱ》的热映启示我们，世界正在奖励认真的人，拍好主旋律电影不是打上“主旋律”的旗号就万事大吉，正确的打开方式仍然是用心制作。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真实的世界好比汪洋大海，电影人借由镜头在大海中养鱼，这梦的内外连绵相通。如果说15年前，一部《英雄》以超过2亿元的票房，“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那么15年后的这个夏天，《战狼Ⅱ》如同又一颗探路石，测试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深度，也再次验证了中国电影与观众、与时代一脉相连的命运。海外撤侨，曾经在现实中激起人们“亲吻大地”的感动，今天在银幕上一样引发观影热潮，说明生活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不缺乏精彩的故事，缺乏的是精彩的讲述。

诸如《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这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让我们感动与惊喜、震撼与仰望。在这个被命名为主旋律的影像世界里，有命运与时代的激烈冲撞，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价值追求，有以明丽的光芒照亮的人性角落；那些英雄们苦度长夜的智慧与坚韧，是我们在这个喧嚣世界永不迷失的石路，是我们从此岸到达彼岸的涉渡之舟。那些平凡英雄的命运轨迹，对美好的追求，对真与善的守护，对梦想的接力，无不回应着大时代的呼吸与脉动。

无论何时，人们对故事的需求都是不可餍足的，同时依然希望在大银幕上寻找感动与力量。美学家苏珊•桑塔格曾将电影比作一种“世界观”。这块大银幕，既是抚慰情感的心灵鸡汤，社会历史的万花筒，也是“铁盒子里的大使”，民族国家的面孔。归根到底，它既是艺术也是生活。从这个层面看，再宏大的价值，再宏阔的命题，如果失去了对当下生活的触摸，失去了对时代人心的描摹，也不过是脱离了土壤的花朵。而只有那些生长在大时代脉络上的故事，才能够真正直抵人心。

是的，电影的触角最终指向人。不论英雄还是普通人，不论崇高还是平凡，不论浅吟低 唱还是动情燃烧，都是书写“中国故事”的一分子，都期待这书写为我们许下一个光明朗照的未来。

做到最好，你就是英雄

（人民论坛）

《战狼Ⅱ》之所以火爆，是因为吴京塑造的“中国英雄”“中国硬汉”形象点燃了人们的爱国情怀，激发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为正义、为和平、为中国而战的“战狼精神”，让无数中国观众提气，表达了一个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强大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应有的国民心态和精神状态。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由人民群众中诞生的英雄推动、引领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物质遗产、精神成果、文化经典，那些创造辉煌成就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那些在民族苦难、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忠臣良将、豪杰义士，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那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星空，是我们的“床前明月”，激励着世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中华民族的历史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因英雄而精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外侮、伤痕累累，但中国人民从不屈服、永不言败、决不退缩，那些慷慨赴义、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革命先驱，那些东奔西走上下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开路先锋，都是国家的英雄。一个能哭着微笑的人不会被打倒，一个饱受屈辱还能泪眼望远的民族不会停下脚步。只要英雄的情结和精神尚存，英雄的血性和气概还在，散落一地的基因和细胞就会聚合成钢筋铁骨，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民领袖，那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劳动大众，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坚强砥柱，都是人民的英雄。新中国的蓝图记录下英雄的荣耀，因英雄而多彩。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一个时代当有自己的楷模。国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精神挺立而兴旺，社会因正气浩荡而温暖。没有英雄豪气的人会萎靡不振，消解英雄的社会没有希望，缺少英雄的国家没有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气势磅礴的伟大事业，靠无数各路英雄共同推动。那些胸怀坚定理想、执着信念、崇高使命、深沉情感、强烈责任的身体力行者，那些致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勇敢担当者，那些心系人民呕心沥血、面对灾难赴汤蹈火的无私无畏者，还有那些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国家功臣、先进典型、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大国工匠、身边好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复兴的伟业呼唤着英雄的精神，因英雄而出彩。

英雄不问出处，好汉各有来路。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岗位、什么地位，只要我们“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你就是英雄。不必抱怨没有脱颖之机、用武之地，做最好的自己，你就是英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为我们开启了人人都有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成 为英雄的好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我们开辟了群英荟萃、英才竞现的宽广舞台。把“战狼”点燃的激情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你我都是英雄。

名校生饮酒而亡,畸形的“酒桌文化”害了他

（2017-09-13 20:27）

6月19日，在一所不知名的小酒吧中，广东某985大学大一学生王耀栋，死在了一片“加油”声中。他死于酒精中毒，死前，他连续喝下了6杯混合了多种烈酒的“特调鸡尾酒”，总饮酒量1800毫升。当时，酒吧推出了一项“3分钟内喝掉6杯酒则消费免单”的特殊活动，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王耀栋，在一片喝彩声中欣然加入了“致命挑战”。

有人认为：是酒吧害死了王耀栋，他们不该开展如此夸张的饮酒免单活动；也有人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王耀栋不自量力，只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还有人说：王耀栋的朋友们不够关心他；更有人说：那些给王耀栋“加油喝彩”的看客让这个不胜酒力的年轻人下不来台，他们才是事件真正的元凶。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实质。没错，酒吧、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周围的看客，都对王耀栋的死负有责任，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成立，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涉事各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坏的选项。面对这种情况，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逻辑。害死王耀栋的凶手，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畸形的酒桌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事物总有两面，不那么美好的“酒桌文化”也大肆流行了起来。在酒桌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享受的，而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你越是能喝、越是敢喝，就越能受到“酒桌文化”的褒奖与赞美。不顾健康与理智的狂饮，成了“勇气和面子”的象征。王耀栋身亡的酒吧之所以会推出这种“饮酒免单”的活动，王耀栋之所以会“自认英勇”地站出来，周围的人之所以会加油喝彩，背后都有这种酒桌文化作祟。

王耀栋不是第一个死在酒桌前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我国都有超过10万人死于酒精中毒，在这份“死亡名单”上，不仅有王耀栋这样的年轻人，也有正值盛年的中年人，本应颐养天年的老人。害人的“酒桌文化”超越了年龄的界限，也超越了职业、身份、地位的界限，从无业游民到富商巨贾，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酒桌面前，“众生平等”，谁也无法逃脱。

王耀栋之死并不偶然，只要畸形的“酒桌文化”继续流行一天，就还会有新的受害者出现。在个案的视角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死归咎于他们自己或具体责任人，但在宏观层面，社会的不良风气才是让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本原因。只有移风易俗，让社会认清畸形“酒桌文化”的危害，才能阻止下一个“王耀栋”走向死亡。

无论何时，别忘对惨剧受害者温柔以待

（作者：仲鸣）

“听过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这是电影里的台词。喝过很多讲宽容的鸡汤，却依旧做不到宽容这一点，则是很多现实人心的写照。某些人对保姆纵火案受害者家属的态度，就印证了这点。

在遭到“天价索赔”的质疑后，遇难者家属、男雇主林生斌日前接受采访时作了回应。他否认曾提出“一个孩子一亿”赔偿方案的网络传闻，称“怎么可能提这个要求，我妻儿是无价的”“四个最爱的人走了，我一个人要什么钱呢？”就在7月12日，他还在微博表示，决定联合朋友发起设立公益基金，致力于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促进家政业完善保姆甄选管理机制等。

有网友说，林生斌是少有的体面人。就目前看，他当得起这样的荣褒。“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许多人奉若箴言却未曾做到的，他做到了。

丧亲之痛，其悲孰甚？他也有悲痛溢于文字的悼念，但没有打悲情牌厉声控诉，也没像祥林嫂“我真傻，真的”般溺于悲伤，而是不卑不亢、克制表达，哪怕谣诼当前，也未怒形于色。设致力高层防灾的基金会，从个体际遇照见公共隐患痼疾，则益显其人格厚度。

但受害方的不怨不尤，不是外界可以搅浑水或泼脏水的理由。跟他的体面比，有些人的心态何止不体面，甚至还有些龌龊。比如造谣称“男主人和女保姆有染”，比如渲染未经充分证实的结论——受害者家属要求“一个孩子索赔一个亿”，指责其“吃亲人的人血馒头”，逼其自证清白。这些人或是不嫌事大的看客，或是自以为真相在握、将质疑之箭乱射一通的“伪理中客”。

“宽厚”本是种价值正确，但到了现实层面，总是苛责别人容易、理解别人太难。对从无端造谣、质疑中获得围观快感的人来说，他们投出质疑的飞镖容易，“毋行苛刻”太难，他们掂量“苛刻”与“理解”对应的注意力收割量时，会罔顾瞎质疑可能对受害方造成的二次伤害。

在舆情事件特别是惨剧中，无论何时，对受害方，公众本来都该更加宽厚。“礼不伐丧”，对个人亦应如此，我们未必做得到物伤其类、理解他们，但尽量不去凭着未证实或不具备事实基础的信息对其围困，避免造成“再度伤害”，则是可以做到的。

拿该事件而言，男雇主要求物业彻查真相，合情合理；即便索赔，索赔金额再高，也是其权利主张。对其诛心，是认知扭曲，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文精神。

想起某辩论节目曾讨论“丑闻主角是否该被万人虐”，主持人马东就说，要分清悲剧主角跟丑闻主角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而当下，企图把悲剧受害者扭成丑闻当事人的，总不乏其人。

可以肯定，这个社会像这样朝受害者乱扔石子的人越少，公共空间会越澄明。

外卖骑手的本分与情分（作者：西坡）

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弄清本分与情分。在由各种各样的契约将陌生人编织在一起的现代社会里，分清这一点尤为必要。

比如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让座是情分，而不是本分。要能明白这一点，因让座而引发的大量争执都会烟消云散。

但偏偏很多人拎不清。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向媒体记者吐槽，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让他带垃圾下楼，又不好意思拒绝，他感觉这不太尊重人，希望记者呼吁一下，大家不要让外卖骑手带垃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骑手有同样的苦恼，但也有骑手认为带垃圾是举手之劳，甚至有主动要求给客户带垃圾下楼的。(《楚天都市报》)骑手是送外卖的，按时按点把外卖送到是他的本分，如果他主动要求带垃圾，这是情分。但客户不应该将骑手的情分当本分。

为什么外卖骑手不能直接拒绝非分之请呢？很简单，客户掌握着给骑手打分的权力，得了差评就会扣分，积分低了就接不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大数据的威力一览无余。

由电商普及起来的客户评分制度真是一个好东西。小小的一个打分，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服务水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者正生活在史无前例的幸福时代。我们可以给滴滴司机打分，他们便不敢绕路或抱怨；可以给银行柜台办事员打分，他们再不耐烦也要保持微笑。我忍不住想，什么时候政府办事大厅全部引入匿名打分制，并且将评分与收入、晋升挂钩，就不会再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新闻了。

但有时候打分制这个好东西也会“异化”，比如网购买家用差评要挟卖家或者卖家为消差评而骚扰买家。新闻里说，一位中年妇女没签外卖就先把垃圾递过去，她很可能就是在暗示自己拥有差评权。

有些人可能是被“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给误导，真把自己当上帝了。在餐厅里冲服务员吆五喝六，跟在家里理直气壮地让骑手丢垃圾，都是同一副嘴脸。

“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流行起来，有其合理性，甚至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谓不过正不足以矫枉，集体主义年代顾客的地位太低了，需要刻意拔高一下。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顾客就是上帝”应该淘汰了。

顾客不是上帝，服务员也不是孙子，顾客就是顾客，服务员就是服务员。没必要刻意拔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双方公平交易，地位平等。其实聪明的顾客不该奢望当上帝，因为当面被迫卑躬屈膝的人可能转眼就会骂娘使绊子。双方先各归其位，回到本分，再来谈情分就不尴尬了。送餐的准时准点，点餐的平等待人，再谈多一些体谅或多一些服务。

“兴奋剂入侵中考体育”谁的过失？

（作者：胡建兵）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让学生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为拿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这不仅背离考试初衷，更会危害学生健康。是什么让 学生、家长如此铤而走险？当体育被异化成一种应试，学生又能从中收获多少健康、快乐？(7月14日中国青年网)兴奋剂丑闻一般出现在国际、国内大型比赛中，出现在一些著名运动员身上。而这一丑闻如今却出在即将毕业的初中生身上，这就有点奇怪了。而且这些学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是在家长知情的情况下，甚至是一些家长指使孩子服用的。兴奋剂虽然在短时间内能提高体育成绩，但对学生的身体危害很大，那家长明知兴奋剂对学生身体有很大伤害，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首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现在，中考体育成绩好或差，影响到孩子的总成绩。如果体育测试过不了关，那等于无法上好的学校。而时下，各地都在搞应试教育，功课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多学生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更谈不上抽出时间来参加体育锻炼了。无奈之下，只得临时抱佛脚，选择让孩子食用兴奋剂来提高体育成绩，至少要让孩子过体育测试关。

其次，反映出教育出现了问题。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学生服食兴奋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学校只重视文化教育，对孩子的身体根本不当一回事，每天布置大量的作业，使学生根本没有歇一歇的机会。教育部门虽然也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作出过“每周不少于4节体育课，每天不少于锻炼一小时”的要求，但哪个教育部门能真正到学校去督促落实。试想，如果学校把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落实到位，学生天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那么，体育测试时，用得着服食兴奋剂吗？

另外，对兴奋剂的监管存在漏洞。学生在体育中考时服用兴奋剂，这种现象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不少家长微信群里都在私下交流体育测试的“过关秘笈”，在网上咨询交流各种关于依靠功能性饮料或药物增强体力应付体育测试的招数，甚至有人直接询问何处能购买到“兴奋剂”。有关部门难道一点也没有听说吗？发现了怎么不去认真查处呢？一些学生及其家长还能够从药店、网店轻而易举地买到兴奋剂类药品，说明药品监管上存在漏洞，对于一些带有兴奋剂成分的药物，有关部门为何不明确进行限制。

兴奋剂入侵中考体育，有关部门要认真反思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堵住各种漏洞。最关键的是，要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把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真正落实，引导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从源头上改变人们不重视体育的坏习惯。只有让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兴奋剂也就没有了任何用处。

李文星之死何以引发热议

（南都社论）

李文星死了。据警方消息，7月14日18时55分，天津静海警方接到报警，“在静海西外环与北外环交口沟内发现一具死尸”，死者是东北大学2016届毕业生李文星。经法医检验“未发现有外伤”的李文星，在其身后引爆了互联网上一场异常热络的讨论。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非正常死亡，在传销之恶、招聘网站之责的公共讨论中，人们甚至 还来不及给死因寻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意外溺亡”可能是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说法。警方根据李文星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媒体遍寻死者合租室友、家人以还原李文星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时间里的点滴线索，这个毕业时间不长的大学毕业生，不幸堕入对招聘网站的“信任黑洞”。在求职网站、传销组织与李文星之死中间进行责任的归咎，并非难以实现的目标。指责求职网站的工作疏忽或者说“难辞其咎”，也是常见的公共愤怒。互联网技术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公众对于网络技术的依赖需要技术性的背书和信任托底。信息是否安全可信，互联网一代对某种网络产品的使用和依赖，是建立在现行法律对互联网产品的约束和规范基础之上。法无禁止的自由不是一种无限制无条件的自由，网络产品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为供求双方提供便捷交流的平台，招聘网站恐怕无法用技术失误来为类似李文星之死做解释。

网络产品并不天然具有公信力，“网上说的”并不天然可信或者不可信，网络产品的公共形象和信任度依然需要市场不断锤炼和检验。问题在于，算不上卓越的某个互联网平台一旦导致巨大的社会悲剧，其善后所需要的成本同样是巨大的，李文星之死如何追究招聘网站的责任，民事抑或刑事，过去面对类似的公共事件，甚至责任方体量庞大如百度都带来社会治理的难题。

李文星在不幸身亡之后，舆论将大学毕业生(甚至是985大学)作为某个标签，公共表述之中似有言外之意。大学或者说重点大学，其毕业生被人们认为具有天然辨别诈骗的技能，“连大学生都被骗”，或者说“连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被传销组织骗”，传销之恶、传播之广为公众所忧虑。提防和辨别诈骗成为一种公众所希望掌握的技能，这也是对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履行职责所提出的要求。新的时事热点被传销利用进行蛊惑和洗脑，对传销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存在执法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辨别传销不仅是公众所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应当是地方积极履职和对传销加强打击的重点突破口。

以往突发个案发生以后总会有传销窝点被精确打击，这样的连锁反应令人尴尬。社会欺诈与信息安全的疏漏并不是人的经验和阅历足以抵御的。李文星之死引发公众热议也在加剧和复刻人们的个中体验，社会是否有能力为之求解，依然是个未知数。

疯狂的暑假，拿什么缓解年轻父母的焦虑

甘琼芳

七八岁的孩子被父母送去参加“军事夏令营”，针对中小学生开办的国外游学动则开价数万，还未上小学的六龄童一周要上18节课„„这两天，类似新闻屡屡刷屏，无怪乎家长月薪3万撑不起一个孩子的暑假，孩子则“暑假比上学还累”。

尽管从不缺乏对父母们“疯狂报班”的批评，但我们很少听到来自当事人的反思。这其中，既有望子成龙的传统中国式教育观在起作用，因为艺术特长、体育水平不仅与升学考试挂钩，能成为孩子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从更长远的个人发展方面来说，其在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陶冶情操等方面，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被大环境裹挟的无奈。“身边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己孩子不学就要 落后了”是家长们普遍的焦虑。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恨不得孩子的每一秒都被学习填满，在暑假这一整块时间里，这种无形的竞争更是在看不见的角落打得硝烟四起。站在这个角度看，虽然“攀比式育儿”、“炫富式教育”让人反感，但其中透露的，是身处各阶层的父母们在面对孩子教育时难以言说的沉重心理压力。

家长们当然是用心良苦，但不能掩饰很多做法缺乏理性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既搞错了教育的初衷，也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曲解了教育的内涵，最终让孩子压力山大，也让自己疲惫不堪。这样的教育焦虑症互相传染，堪比传销。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开宗明义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人的自我发展之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要激发和引导，首先要遵循孩子的兴趣与爱好。一些父母碍于升学考试、面子、攀比心理等因素的考虑，不顾孩子是否适合与喜欢，替孩子做决定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被动中选择的课程、培训、活动，对于好奇心强而自制力较差的孩子，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效果，实在让人怀疑，甚至是否产生反作用、让孩子产生厌学和消极心理也说不定。

其次，我们经常说教育要循序渐进，除了少数天才，什么年龄段的孩子适合学习什么，是由其特定的认知水平、心理因素等决定的，教育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孩子的学习规划，科学引导其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目标。但在一些热衷报班的家长们眼里，自己认为对孩子好的、别人孩子都在学的、社会上火爆的才是衡量是否该学的三要素，比如针对给六七岁的孩子报“军事训练营”的热潮，有专家就指出把握不好容易让孩子产生自卑和逆反心理，与家长的初衷南辕北辙。

此外，遵循教育规律还应当包含家长们要综合衡量家庭实际情况。一些父母不顾家庭的承受能力，过度追求更“高大上”的培训班，让大人小孩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得不偿失。

第三，对于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学生，暑期教育绝不仅是学习一门技能、一种乐器那么简单，独立、勇敢和团队精神也不一定要报班才能实现，暑假更应当是培养亲子关系、巩固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的好时机。对于现在学习繁重的孩子，父母的陪伴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可以教会孩子做饭、洗衣等一些力所能及的生存技能，或者与孩子一起开展亲情阅读、外出旅游、社会实践等亲子活动，都是很好的过暑假方式。

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各种培训班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抢占孩子们原本最有资格快乐的暑假，不能说不讽刺。仅从家长层面而言，培养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少点冲动和攀比，真正遵循孩子的性格和爱好，让孩子们都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有意义的暑假，应成为父母重视的必修课。

第五篇：高三语文时评类资料

北师大石竹高三阅读资料之一（廖明金）

我们村是怎么没的 柯实

过去几十年，和许多农民一样，纪彦峰和家人把离开农村当做成功的重要标志。他们成功了，可在纪彦峰的诗《我们村是怎么没的》里，那成功还有另一面。

大哥出门去干建筑，嫂子给工地做饭，孩子在市里上学。

二哥考大学去了北京，二嫂是山东的。

妹妹嫁给了粉刷工，住在了县城。

后来，爷爷死了，埋了爷爷。52只羊，卖了！1头牛，卖了！

葬礼上把1头猪杀了。吃了！

牛圈羊圈都塌了。地没人种，荒了！

再后来，奶奶也死了，埋了奶奶。

葬礼上把鸡都杀了，鸡蛋，吃了！鸡窝塌了。

大黄狗，送人！大狸猫，去流浪了。

大哥在市里，给孩子攒大学学费。

妹妹和妹夫筹措买房首付。

二哥的小孩需要人照看，父亲退休后

父母一起去北京带小孩，父亲在小区口摆地摊。

土豆卖了！黄豆卖了！玉米卖了！

谷子碾成米，卖了！向日葵榨成油，卖了！

被褥衣服，运到北京！锅碗瓢盆家具，送人！

一场雨后，院子里长出荒草。

菜地的篱笆，倒了。窗户纸让大风刮干净了。

又一场雨后，山洪冲进烟囱，冲垮了灶台。

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一茬接一茬疯长。

偌大的山，山下偌大的村庄，只剩下两孔窑洞，像两只深陷的眼睛，黑洞洞地盯着村口。

只剩下村口弯曲坎坷的路，蜿蜒向远方„„

生命的“利润”

作者：白存宇

伴随着一声啼哭，人不情愿地离开温暖的母体，赤裸裸地降临人世。婴儿的啼哭声表明，人生将是一场苦旅。据说，所有婴儿出生时，都紧攥着拳头。这或许意味着，人生需要打拼、奋斗。接着，在父母的呵护下，经历大自然的风风雨雨，日出日落，斗转星移，生命之花战灾祸，驱病魔，傲霜雪，顽强地绽放。三翻、六坐、九爬，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从懵懂的毛头小子，到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转眼要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可以骄傲地伸出五个手指头说：“我这一大把年纪！”

茶余饭后闲谈时，常听说“同学张”当了科长，“发小李”成了大款。常被人调侃：一没戴帽，二没挂衔，站了近三十年讲台，仍一孩子王，一教书匠。虽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是那虫

不钻那木头”等这些聊以自慰的挡箭牌颇为有效，但总有几支落网的雕翎会扎到你失意的门扉，让你的心隐隐作痛。也曾疑问：生命是否薄待于我？突然想盘点生命，总结过去，看看生命的账户上亏赢几许，有多少利息、利润。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叶，我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幸运地通过“跳龙门”，成功改变了祖辈农民的身份，令人羡慕地吃上“皇粮”（商品粮）。揣着一纸调令，离开生养的村庄到工作单位报到时，是骑着自行车（父亲给买的）去的，后面驮着被褥（母亲做的），左把上的网兜里装着脸盆暖瓶，右把上挂着几本书，那就是自己全部的家当。

把自己现在的部分财富列个单子：贤惠的老婆、懂事的孩子、乖巧的小花狗、够住的房子、能按时领到的票子、满天下的桃李弟子、一帮知心的铁哥儿们、大学毕业证书、高级技术职称、紧张繁忙的工作、正常的心理、健康的身体、安逸的生活，能说、能跳、能思考、能想象，还能讲一口较为流利的“鸟语”（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在物质上，虽谈不上锦食玉衣荣华富贵，但能粗茶淡饭衣食无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然而，这些，仅仅是生命支付给我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更大的赢利则是无形的精神财富。呱呱坠地时，脑子一片空白，一无所知，精神财富的基数为零。冬去春来，花开叶谢，赤橙黄绿青蓝紫，原本苍白单调的生命底稿上多了缤纷的色彩，有了花，有了草，有了诗，有了梦，有了五彩斑斓的水墨丹青。知道了生命的起源、宇宙大爆炸、病毒、细菌、原子、电子、相对论，认知了地球、月亮、太阳、宇宙、外星系，了解了盘古开天、炎黄二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阅读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品尝了水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海味（偶尔的），目睹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天涯海角、三山五岳，经历了失败、痛苦、成功、喜悦„„虽说不上才高八斗满腹经伦，但肚里多少有点墨水，勉强也算是半个“文化人”。

把这些减去刚参加工作时的全部家底，剩下的都是净利，我赚得锅满瓢满、沟平槽溢。终于明白：生命枝头的每一片新绿，生命之树每一圈新的年轮，生命日历每延长一时，一日，一月，一季，生命里的每一个经验、阅历（包括痛苦的），都是上苍的恩赐，人生的利息，生命的利润。恍然大悟：生命并没有薄待于我，生命竟然如此地垂青我，眷顾我，对我是如此地慷慨，仗义，我是何等地幸运，富有！怎能不对生命怀感激之情，敬畏之意？

生命是一种太美好太珍贵的东西，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都会觉得仍是一种浪费与可惜；生命是一段太匆匆太短暂的时光，无论你多么想让它放缓脚步，它却执拗地步履如飞。

你有资格玩吗(刘墉)文学大师梁实秋先生尚在世的时候，我有一天跟他同桌用餐。

冷盘端上来，梁先生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放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

最后，端上八宝饭，我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先生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这个有糖又有饭”。

梁大师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转眼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我时常想起梁实秋先生的这段话。我发现许多伟大的人，都因为他们节制自己，集中力量在特定的事物上，而有杰出的成就。

功课表现好的学生也一样，最近报上刊登大学学测榜首的学生，都说他们常常打电玩，而且天天上网。当记者问他们怎么还能成绩那么好的时候，答案则是专心——玩的时候，尽情放松自己，回到课业则全力以赴。

这也使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个统计报告：受高等教育的人平均寿命长得多，老来也比较健康。

报告分析，一方面因为那些人收入高，生活比较优裕；一方面因为他们能克制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吃，不想动的时候，仍然强迫自己运动，所以连老来发胖的比率都比一般人低。

可不是吗？

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智商也不会差到哪儿，那些既能玩，又能读书的人，都有个本事，就是他们在玩耍之前先有个计划，如同梁实秋先生决定到最后要吃八宝饭，于是在前面特别节制。

相反，一玩就忘了时间、忘了考试，以及回到书本上仍然不能收心的学生，则不可能表现得好。

岂止读书如此，工作也一样。有位企业家说得妙——美国工人可能自己去上夜校，拿到文凭，就要求加薪，不满意则跳槽。表面看，糟透了，但是有人从我这家跳到别家公司，也有别家栽培的跳来我的公司。结果人才交换，大家都能进步。

日本公司则不一样，员工到一定时候，公司会安排进修、安排出国，届时又调回国，按部就班地升迁，一干一辈子，甚至死了之后都葬在公司的墓园。但也正因为他们以公司为家，所以能牺牲奉献、尽忠职守。

可是我们的工人，没学到人家的优点，却学到缺点，他们希望有日本公司的照顾，却没有日本工人的忠诚；他们要求美国式的自由，却没有美国人的自觉。

如果我们把这位企业家的话，用在华人孩子的身上，会不会也很有道理——今天，华人孩子希望有中国式父母的溺爱，却没有传统中国式的孝敬；希望有美国家长的放任，却没有美国孩子的独立。

各位年轻朋友，“收入”与“付出”常是相对的。当我们拿起一项的时候，往往也得放弃一些。

如同梁实秋先生想吃后面的八宝饭，就不碰前面的冰糖肘子。也像美国工人要跳槽的自由，就得有进修的自觉；日本工人要公司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得有谨守的忠诚。

同样的道理，当你想明天出去痛痛快快玩的时候，今天就得拼命把该念的书读好、该做的功课做完；当你今天晚上坚持要看两小时电视的时候，则应该一放学就专心用功，而且看完电视立刻收心。

如果你既不能少玩一分钟，又不愿多用功一点；既想成绩好，又不愿牺牲玩耍的时间；或在读书时开着手机，心猿意马；玩的时候又惦着功课，提心吊胆，怎么可能成功？而且到头来既没能玩好，又误了学业。

后面要过瘾，前面就得牺牲。

幸福没得谱儿

某媒体克隆中央电视台的 “创意”，满大街逢人便问：“你幸福吗？ ”

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很随便地回答：“幸福！”有一位倒霉的记者专捡衣冠楚楚的男性或满身珠光宝气的女性问：

“你幸福吗？ ”不料绝大多数被问者回答：“累死了！”“烦得很！”“不顺心！”“我想跳楼！”„„

记者垂头丧气，他采访的一条也没播出来。这位记者纳闷：别的记者净问些灰头土脸的人，他们倒都说很幸福；我问的人非白领即大款富婆，他们反倒又累又烦。怪哉！他百思不得其解。

心怀满足，懂得感恩，少些不切实际的奢望，多些高尚精神的追求，一般说，吃饱穿暖不生病，就觉得幸福了。可是在一个分配不公、贫富十分悬殊的社会里生活，穷人总是捉襟见肘，富人却欲壑难填，没有几人感觉满足，自然也没有几人感觉幸福。

“幸福”，听来抽象，却又十分具体。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境遇里，迫切追求的

内容差别极大，其幸福感也自然有天壤之别。在大饥荒年代里，人人饥肠辘辘，谁能吃上两个不掺糠不掺野菜的馒头，就会觉得很幸福；如果一个天天被人公款请吃请喝的人，大概吃山珍海味也觉不出有几分幸福。幸福是某种东西在最需要时得到以后的一种感觉。歌德说过一句名言：“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心中有幸福感的人，何处不幸福？心中无幸福感的人，何时有幸福？

无独有偶，有媒体1月下旬以来，各路记者向重庆近千名路人抛出“2013年，你缺什么”的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与物质有关，如钱、房子、车子等；有些人回答爱情、工作、时间等，虽是精神层面的匮乏，但在他们的思维定式里，同样是因为“物之缺”直接或间接所致。另一文摘类报纸在此文下方用楷体字说道：“‘缺啥’之问回答‘偏物质’，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进步，尚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我觉得这一类提问都太“小儿科”了。不是“逼”人家说套话，就是让人家说梦话，反正很少能听到几句心里话。有时编辑记者解读也不到位。如说“偏物质”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进步，尚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就很虚伪，农民若问你，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就没有潜力和空间吗？你怎么说？

幸福的概念是极不确定的，虽然人人都渴望与幸福牵手，却无人能确切地完美地表达幸福的全部内容与含义。对于“幸福”的理解，完全可以用“千变万化”或“千差万别”来解释。吃上大鱼大肉的看见吃不上鱼肉的，自以为幸福；一日三餐能吃饱饭的看见沿街乞讨的，也自以为幸福；每月有近万元收入的看见月薪两三千元的，自以为幸福；而有班上按时领两三千元薪金的看见失业的，也自以为幸福„„幸福是什么？你幸福不幸福？谁能从理论和实际感受上说出个子丑寅卯？

人间的事，总是各有各的幸福，也各有各的苦恼，且往往苦恼多于幸福。有一本旧书记载，清代陈其元任上海青浦县令，当时有洋人在淀山湖一带为盗，杀死官兵数人，陈其元去处理此事，但见尸骸狼藉，只得先行收殓，再行缉凶。回衙途中，他坐在轿里“懊闷欲死”，而轿外的场面，仍是威风凛凛。途中两位老妇人遇见官府大轿，赶忙躲避道旁，指着轿子啧啧称道：“不知这人前世如何修来的？竟能这等风光！”陈其元在轿里听了老妇人之言，不禁哑然失笑：“我正恨今生为何修得个做这种县令，她们却羡慕，以为是前世修来的！”

彼此之间，心隔着一层肚皮，就完全不可语之苦乐和幸福不幸福之心境。陈其元的例子或许过于个别，但所讲的道理仍不乏普遍意义。幸福是没有准谱的，不可捉摸，你往往不知道它是近在身旁还是远在千里。

人生不止一场“考”

亲爱的孩子，今年你满十八岁了，也即将参加高考，迎来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你这些年的成长片断，最近常如影视慢镜头，回放在我的心里。

记得你五岁那年，有一次你在巷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挨家挨户乞讨时，被主人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你竟停下游戏，把一脸悲戚的老乞丐领到巷子尽头的外公家，要求外公快点拿东西给他吃。时隔多年，你这一“壮举”，仍时不时成为亲友间聊天打趣的话题。

你有一颗悲悯之心。你六岁那年，我有一天给你买回两只小鸭子。你高兴坏了。可惜在第二天晚上，两只小鸭就被可恶的老鼠咬死了。为此你伤心得哭了一个早上。为了安慰你，我许诺再给你买两只，谁知你一边哭一边使劲摇头，坚决不要。你怕再见到小鸭惨死。好在后来这件事留下的阴影，终于能从你心里慢慢散去，你不知道，为此我曾担心了好久。

你也是个有担当的孩子。你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不在家，我在书房用电脑写稿子，你在一边玩手工。突然一个闪电，跟着一声闷雷，只听“啪”的一声电闸跳了，整栋大楼陷入一

片漆黑。我因为电脑里来不及保存的一千多字，懊恼地大叫一声。你却误以为我受了惊吓，急忙奔到我身边，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说：“妈妈不要怕，我在这里！”当时，你的两只小手也在轻轻发抖。我知道你一向怕黑，却没想到你在那一刻却能想到要安慰我。这让我又感动又欣慰。

你九岁那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午睡醒来，发现枕边搁着个信封，封面上写着：妈妈收。里面是一张充满稚气的画儿，画上一个小人儿举着一束花，奔向一个留着大波浪发型的大人儿，还写着“祝妈妈节日快乐”的字样。可惜这张画被我不小心弄丢了，但那天甜蜜温馨的情景却一直珍藏在我心里。

你从小喜欢绘画。11岁时，你主动要求去上学校开办的周六美术兴趣班。我们遂了你的愿。这年，你的画在全县中小学生美术作品大赛中得了奖。我并不奢望你拿大奖，只觉得人一生中需要有一两项爱好，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多一些快乐。而你不负所望，把这种爱好一直维持至今。

14岁那年，你进入青春叛逆期，动不动就因一件小事跟我拧着脖子争吵。昔日那个安静腼腆又乖巧懂事的小女孩，突然变成张牙舞爪的小魔女。我努力地一再包容你，直到两年后这场“母女战争”才渐渐熄火。其实冷静下来后，我想，我也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在此向你说抱歉。

这几年你喜欢上了阅读，随着知识面不断增长，内心世界也得以拓宽，渐渐体会到现实的严峻和父母的不易，懂得了体谅并学会克制、管理自己的情绪。感谢你的成长，开始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事情。

今年，已读高三的你即将迎来高考。都说高考是孩子与父母共同奔赴的一次人生大考，但我只想告诉你，人生的考试远不止此一场。我和你爸爸只希望你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面对。

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会安然接受。

马云：是什么让我睡不着觉

我想讲三件事儿，第一一场革命，第二一个危机，第三一个行动。

一场革命。最近很多人对我们的评论很多，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因为淘宝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快乐，也有很多人恨我们，说是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生意给砸了。今天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它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是一场危机。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在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质的改善，呼吁空气的整治，呼吁食品安全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特权的水，这次没有特供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相信10年以后三大癌症将会困扰着中国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有多少人记得30年以前，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那个时候癌症是一个稀有的名词，今天癌症变成了一种常态。很多人问我什么东西让你睡不着觉，阿里巴巴淘宝从来没有让我睡不着觉，让我睡不着觉的是我们的水不能喝了，我们的食品不能吃了，我们的孩子不能喝牛奶了，这时候我真睡不着觉了。我担心的是，我们挣的所有钱最后都是医药费。

最近大家问，你的幸福感是什么？有幸福感吗？什么是最基本的幸福感？就是沐浴阳光，沐浴阳光。三点水的沐，就是要有水，要有木，要有食品，要有阳光，不管你挣多少钱，你享受不到沐浴阳光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悲哀。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发展快速造成的，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失职造成的，是我们社会缺乏一种抗体，缺乏一种信仰。何为信仰，信就是感恩，仰就是敬畏，由于缺乏信仰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变了以后，我们的形态变了，形态变了生态自然会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全人类的危机，是中国的巨大危机。以前我们为世界工厂而骄傲，今天我相信大家意识到工厂带来的灾难也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是需要一种行动。这个世界其实不缺投诉者，不缺抱怨者。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说缺乏信任，但是世界上从我所从事的行业中，我发现信任无处不在。不知大家想过没有：20年以前甚至10年以前你会利用网络，钱没有收到，把东西交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快递人员手上，他会千辛万苦送到一个不认识的手上，那个人还会把钱给到你手上吗？这样的信任现在每天发生2400多万笔。

我们很矛盾，一方面希望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赶紧出一些什么政策。我不希望政府采取任何的政策，因为政府也很为难。

我记得我小时候，把污染企业搬出杭州城，我们欢心喜悦，终于那个炼油厂出去了。他们去了哪儿，去了杭州的上风口、去了杭州的水源头，今天我们工业西迁的时候，跑到了黄河长江的上游，我们祖祖辈辈将会因此受到伤害，这真是一场危机。

30年前我在杭州看见西湖里面可以洗菜、洗衣服，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你去试试看，今天你在西湖里面扔一个菜皮，大家会告诉你不能这么干，这是一种意识。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每一棵原生态的树，而不是几百棵人工种下去的树，这是最重要的，天生的肺是最好的。

我们要保护好每一条原生的河，我们把河给忘了，因为有河流，才会有我们的城市，但是今天为了城市我们埋掉了大量原生态的河。

最后，我想我们所有的愤怒不是恶行，我们愤怒的是对恶劣行为的冷漠。最近有部电影上面一句话很好，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息息相关，昨天和现在无论你任何一场善行和恶行，都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这是我想讲的，我呼吁大家注意，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行动一定是每个个人，而不是期待别人。

中国红会的尴尬

作者：王石川

一场7级强震使美丽的古城芦山遭遇倾覆之灾，同胞伤亡惨重。这是近年来，继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之后，又一道狠狠划向国人心中的巨大伤痕。同胞有难，谁能淡定？在驰援的队伍中，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的身影。

遗憾的是，红十字会仿佛不由自主地成了尴尬的主角，为何？这是因为关于红十字会的新闻实在太多，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在其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微博网友对此并不买账，内容为“滚”的回复占据屏幕。其微博称：总会工作组正赶赴雅安灾区“考察”。很多网友质疑“考察”一词太官腔，有些人毫不客气地直接“拍砖”。

平心而论，此时喊“滚”并不妥当，募捐是红会的职责，不能因为贪腐而全盘否定红十字会的存在价值。

关于红会募捐还有两则消息。一则是红会在地震重灾区雅安市宝兴县募捐，有人在现场看到相关工作人员摆出捐款箱号召募捐。设捐款箱就是想让非灾民捐款，而非灾民不是媒体就是救援者。如此募捐，确实不合时宜，从图片中看响应者极少，几个募捐箱内只有一个募捐箱里有十块零五角的善款。据悉，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已经回应：由于宝兴县属于重灾区，灾区募捐物资接收站设立募捐箱的行为欠妥，已要求红会总会致电宝兴县红会，马上予以纠正。

另一则是，4月21日，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河南省深圳义工联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正门，为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募集善款。结果，应者寥寥，有市民面对伸过来的募捐箱，直接无视而过。

此外，在网上还有关于红会的负面消息。如有网友在手机里保存了红十字会在银厂沟泥石流发生以后，工作人员来灾区半日游，吃了一地垃圾，摆拍了很多照片就离开了的照片，称让“大家感受一下！”有图有真相，顿时引发网友强烈质疑。

短短两天，围绕红会的新闻可谓层出不穷，救灾当前，红会俨然喧宾夺主，它也许不情愿成

为主角，但无意中成了人们发泄甚至愤怒的对象，有的很冤枉，比如募捐被喊“滚”，被捏造要求台湾红会先捐五百万；有的则是咎由自取，比如在宝兴县募捐；还有的是失误，比如不当使用“考察”。

中国红会之所以这样“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红会公信力流失，人们心怀怨言，如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另一点是红会表现确有粗疏乃至明显不妥之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信力容易坍塌，重新构建太难。

针对各种质疑，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表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希望社会及网友能给红会一些时间。”唯有信息公开透明，并拿出成效以及发挥搜救和医疗所长，才有可能逐渐赢得公众的好感。

一个城管与小贩“比惨”的时代

日前，广州东圃一名小贩暴力抗法砍伤城管执法人员。媒体称，事件对广州很多城管执法队员造成精神影响。一位老城管工作者称，他自己干了二三十年城管执法工作，他感觉现在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了。

一个人口密集、阶层繁复的城市，一个管理到位、执法严苛的城市，好像越难走出以下这个怪圈——不是小贩刺伤城管，就是城管掐伤了小贩。这世间，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鼓动小贩拿起刀来暴力抗法的，总会有些情理上“由头”。譬如官方曾通报称，在上述事件中，“两位队员完全是做到了‘三个没有’，一是没有扣押物品，二是没有肢体冲撞，三是没有使用过激言语”。但随后又有媒体报道称，“事发现场周边大厦监控视频显示，在砍人事件发生前，小贩与城管曾有肢体冲突”。说这些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为行凶者开罪。而是我们在抛弃标签化思维之后，仍不得不将之放入“城市管理症候群”的大背景下考量。

有些根深蒂固的症结，不是“比惨”就能解决的。有些公平正义的道理，不是谁比谁惨就能先占据制高点的。城管不能被妖魔化，小贩也不是永恒有理。但眼下双方的博弈，显然已经脱离了理性逻辑，而成为肉搏同情与悲悯的“虐心大戏”：譬如据说被刺伤的城管队员苏家权，“每月的工资到手只有2000元，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譬如前几日微博上一组惊心动魄的照片让网友们“泪流不已”——广州城管猛掐女商贩的脖子、将其扭送到警车旁，不顾一旁女商贩的孩子手足无措的哭喊着、看着妈妈被扭打。这些煽情的“花絮”，与事实真相何干?这些断章取义的图片，如实还原了当时当事的脉络吗?于是我们不知所措，因为从抽象的道德上说：家境不好的城管也是弱者，为生存打拼的小贩也是弱者——难道，怪只怪这世间还有一把叫刺刀的凶器? 从来就不是谁惨谁有理。城管与小贩的纠结，说到底是城市与人生的对垒。光鲜的城市，见不得泥土味十足的人生，于是城管为了“城市利益”，自然要与贩夫走卒较劲;而底层群众的劳动自救、加上城市参差多态的市场需求，鼓舞了小贩们的谋生之路，生存底线之上，才有了动刀子的激愤。也许从这个意义上看，才能完美解释下面这个悖论：一方面，城管执法者很注意改善形象、纠偏失范的执法行为。譬如广州城管曾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最可爱的人”以及“柔性执法”等人性理念，甚至大力“挖掘城管先进事迹，拍电影树立正面形象”;但另一方面，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纠葛，一直未曾止歇。就在城管被小贩砍了7刀的同一天，广州白云区的数名城管执法人员也在执法中被小贩殴打。2009年11月，时任广州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一个数据：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

打在身上，痛在心里。城管的寒心，在于执法对象的“不理解”;但如果小商小贩对城管们“理解万岁”，谁又能理解他们饥寒中的生计焦虑?可是，驱赶小贩如果是正确的，劳动谋生的权益何在;刺伤城管如何是正确的，法治社会的底线何在?一切，不过就是因为城市管理制度不肯“松口”

而已。

再文明的驱赶，本质仍是粗暴的强权。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还在如火如荼推进，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城市、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市民，城管与小贩是最好的“试纸”。

在“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路上，小贩有小贩的梦想，城管有城管的人生，谁都不该因为狭仄的制度而“挂彩”。给商贩们一个低成本的零售空间，再划清哪些是走街串巷的禁区，规则合理了、秩序明确了，拉拉扯扯的“人性执法”，才会有些底气，而商贩们的售卖行为，才有了是非的边界——至于他们之间的纠葛，也才不需要“比惨”，而回归心平气和的道理。

留守老人之死能产生多少“切肤痛感”

毕诗成

33岁的陕西商南县人陈某刑满释放不久，因手头拮据盯上了大山里的留守老人，3天先后对6位老人下毒手，半个月里共杀害7名老人，偷走老人家中钱物。4月6日晚又来到一对留守老人家，接受完款待后准备对老人下毒手时，被民警当场抓捕。

手段残忍，令人震惊！更悲凉的是，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镇、同一个村，数起命案竟然长时间没被发现，使得犯罪分子一而再、再而三以相同的手段谋财害命。希望发生在寂静大山深处小山村里的这一幕，能够让繁华且喧嚣的中华大地，产生足够的痛感，放慢疾驰的脚步，倾听生命的控诉。

作恶者所钻的空子，是任何有生活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到的。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转型中，数以亿万计的农村年轻人背井离乡进城务工。但是，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使得绝大多数人只能忍痛将老人、孩子留在乡村。农村教育、养老早已成为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这些年，针对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犯罪，也屡见报端。很多无力的留守老人，犹似“雨打风吹飘零去”，承受着外人无法感受的苦难：低质量的生活、低质量的健康、低质量的安全感，更不要说隔代教育的压力、思念子女缺少慰藉的苦闷煎熬„„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这几年说了很多，但对于多数身居都市的决策者，可能还缺少“切肤之痛”。他们或许很难将几名乡村老人被杀害，与都市生活高筑起来的教育门槛、医疗保障、住房价格联系起来，与难以撼动的城乡二元户籍联系起来。中国太大了，中国太复杂了，中国太„„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可以向现状妥协，“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我们必须指出：大山深处几个羸弱老人的生存质量，固然影响不了GDP，但他们会映照转型中国的成色，是评估中国不可缺少的一环。

有人曾说，中国的乡村在“沦陷”，我不忍心用这个字眼。传统乡村的秩序结构，变得土崩瓦解；传统村庄的自治能力，变得羸弱溃散。不过，符合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方式，却并没有及时补位。惨案发生后，当地对留守空巢老人登记造册、分类管理、干部包村、结对帮扶，开展“三上门服务”——— 手段固然是好，只是“整顿风”过后，是否能够常态化？需要如此管理的，又何尝只是商南这一个县？还有多少个贫困的乡村，需要举一反

三、建构起类似的人性化管理服务？难道只有一条条残酷陨落的孤苦生命，才能在全社会注入一点雷厉风行的动力？

编后记

同学们，我们太缺乏阅读了，没有阅读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生活的质量，更不能诗意的栖居！高三了，尽管时间紧，我们还是要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有什么感慨当即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