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问题现状与对策5篇

第一篇：环保问题现状与对策

问：伴随着国际环境与发展事业，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

答：我国环境保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保工作32字方针。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提出环境管理八项制度。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制定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大力推进污染防治。

第四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十一五”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14%提高到90%。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环境保护部拒批332个、总投资超过1.1万亿元的“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项目。三是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重金属、化学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所缓解。四是深化污染防治。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Ⅴ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2.3%。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五是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中央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35亿元，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57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六是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环保的氛围更加浓郁。

问：我们也注意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准确加以判断和把握？

答：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PM2.5问题引起公众普遍关注。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70%左右的城市不达标。今年年初，受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雾霾天气。

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12年，十大流域中劣Ⅴ类水质比例占10.2%，61个重点湖（库）

中24个劣于Ⅲ类标准。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不达标，农村仍有2.98亿人饮水不安全。

生态保护和农村环保亟待加强。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

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全国排查的4万多家化学品企业中，12%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1公里。电子废物、工业废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量持续增加。

问：造成我国目前环境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我国环境形势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唯GDP的政绩观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二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环境压力日趋强化。我国粗放工业模式尚未根本改变，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能源、钢铁、水泥等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日益盛行。如果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势必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和生态风险。

三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压力日益加大。我国对外产品出口承担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逆差。

四是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和法制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制约环保事业发展的体制问题依然存在，环保队伍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越来越不适应。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需加修订，“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篇：浅谈高速公路环保投资现状与对策

浅谈高速公路环保投资现状与对策

摘要：通过分析过高速公路项目的环保投资的现状，解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保投资

在投资总量、使用时间和使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对应政策更好的保证环保投资。

关键词：高速公路环保投资政策法规

1前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高速公路建设步伐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不断增长，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高速公路在国民经济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伴随着高速公路的高速发展，高速公路污染、高速公路对周围环境影响等问题也大量突显出来。与此同时，国家对建设部门提出了关于环境保护必须与工程主体“同时设计、同时实施、同时交付使用”的三同时原则。就是要求在发展高速公路事业的同时，一定要把环境保护工作做好。故此，如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高速公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政府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高速公路设计单位希望能够设计出环保路、生态路，但由于缺乏生态基础理论，生态高速公路规划设计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不多，设计中往往出现注重表面的现象，如绿化设计研究“三季有花，四季如春”，弃土场一味力求“整平复耕”等，与项目地区的生态学特征不相符合，不能取得预期的生态效果。

我国高速公路环保投资管理还没有实现全过程的管理，对投资的管理上属于结果控制。主要通过环保验收对环保投资的实施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定，这种模式很容易造成建设各方不重视在环保验收时无法直接看到其效果的环保投资。

2我国高速公路环保投资情况

2.1高速公路环保投资规模

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保投资的规模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和每公里环保投资额两个指标进行分析。高速公路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是衡量一条高速公路的环保投资水平的重要指标，就如常用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环保投资水平。但仅有此一个指标还是不够的，例如有些高速公路等级较低

第三篇：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更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合作是符合中非双方人民的利益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非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分析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加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非 经贸关系 问题与对策

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虽然相隔万里，但中非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非洲各国独立后，中非交流更加密切。该时期中国本身的经济基础薄弱，中非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多是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层面的合作极少，合作方式也主要是中国对非洲单方面的援助。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突飞猛进，中非之间的合作已更多地涉及到经济领域。2000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成功举行，拉开了中非全面经济合作的序幕。中非关系稳步发展，合作不断深化，其合作范围也逐步扩大。

一、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

中非经贸交往主要体现为中非贸易、中国对非的直接投资、中国对非援助以及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

(一)中非双边贸易

中非双边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很好地反映了中非经贸关系近年来的深入发展。据统计，中非贸易额1950年为0.1214亿美元，1990年为1.6645亿美元；9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到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为64.84亿美元，五十年内增长了533倍。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经贸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2000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106.01亿美元，2006年达到554.64亿美元，2007年为733.11亿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68.42亿美元。2000到2007年间，中非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2008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45.7％。

从商品贸易结构来看，中非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二者在各自参与贸易的行业中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从非洲主要进口5类产品(原油、铁矿石、木材、钻石和棉花)，以2007年为例，原油占整个进口额的72％，各类矿产为7％，棉花为1％，铜制品、钻石、钢铁制品、木材均为2％，其他产品为12％；与从非洲进口相比，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更为多样化，其中机器设备和电子产品占比例较高，其次是纺织品和衣服，另外还包括高科技产品、塑料制品、钢铁制品等，由于非洲独立前长期受西方剥削，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所有的轻工产品都依赖进口。中国对非洲出口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中非贸易的发展，非洲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中国对非洲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中非经贸连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非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是双方都愿意积极推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代，中国仅仅同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60年代这一数字增加到13个，1987年达到了46个，到1999年中国已经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50个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2006年第三次中非经济合作论坛53个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同年底，中国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之后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FDI)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也需要足够的市场支撑。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非洲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土地”无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了空间。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非投资增长势头迅猛，2006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为5.2亿美元，2007年迅速提高到15.743亿美元。截止2007年中国累计对非洲的非金融类投资达到44.618亿美元。

中非投资合作机制日臻完善。目前，中国已同3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与10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4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联(混)委会机制。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加速下滑，但中国对非投资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釜底抽薪、大量抽逃，而是迎难而上保持快速增长。1—6月，中国对非直接投资5.52亿美元，同比增长81％。目前，经商务部核准或备案的在非中资企业超过1000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实现自身良好发展的同时，也带去了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为当地培养了经营管理人员。

第四篇：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对策

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强调，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公平覆盖各个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如何跨越“半城镇化”，如何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日益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本文集中探讨如何健全和发展农民工养老保险。

一、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现状

总的来看，目前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表明，2008―2014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从9.8%上升至16.4%，上升了6.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1个百分点，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2016年，全国农民工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从2416万人上升至5940万人，参保率从10.7%上升至21.1%（见图1）。尽管这一统计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但两项数据都表明目前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

分行业看，制造业农民工参保率相对较高，建筑业农民工参保率最低。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制造业农民工中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44.6%，服务业农民工中参加此项保险的占21.5%，建筑业农民工参保比例最低，仅13.5%。

分代际看，高龄农民工参保率明显低于全部农民工的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中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27.4%，老一代农民工的参保比例为24.8%，前者稍高于后者。50岁及以上高龄农民工中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13.5%，明显低于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的参保率，也低于全部农民工的平均水平（26.4%）。

分收入水平看，低收入农民工参保率明显更低。月收入1500元及以下人群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比例仅为15.7%，1501―2500元人群为23.6%，而2501―3500元人群、3501―5000元人群、5001元及以上人群分别为30.6%、31.7%、28.0%，后三个人群明显更高。

分单位性质看，灵活就业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农民工参保率特别低。欧美企业、港澳台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比例属于最高行列，分别达到79.2%、75.8%、74.4%，而无单位的灵活就业农民工、个体工商户（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的参保比例属于最低行列，分别仅为3.8%、10.7%，成为非常明显的“短板”，私营企业农民工的参保率也较低，为35.5%。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工整体收入偏低造成其缴费能力不足

低收入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比例明显更低，这说明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制约了农民工的社保缴费能力，降低了其参保的可能性。

例如，根据广东省2016年政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16575元，下限为2906元。2016年全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275元，若以此为缴费基数，按8%的个人缴费比例计算，个人应缴262元/月;若是低收入农民工，如月工资2400元（2016年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1895元），个人应缴232.5元/月，占月工资的9.7%。而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监测调查，外出农民工每月仅生活消费支出就占月收入的30.1%。对于收入相对低下，而吃、住、日常消费、子女教育等刚性支出占比较大的农民工来说，如果再增加一笔占月工资约10%的养老保险缴费，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二）目前养老保险制度难以适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

建筑业农民工的低参保率与其高流动性、就业不稳定性密切相关，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缴费、转移接续等方面的机制设计和运行效率很难适应这种高流动性。由于建筑行业普遍采取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很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41.3%，其中建筑业比制造业的签订率低25.8个百分点。缺乏较稳定、正式的劳动关系直接造成用人单位或雇主逃避为建筑业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而且，建筑行业的工作地点本身很不固定，一个工程周期长不过一两年，短的只有几个月，甚至只有几十天，这造成建筑业农民工流动性极强。

在高流动性情况下，如果要保证养老保险连续性，就要频繁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由于目前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各地缴费比例不完全一致等原因，他们还面临复杂的转移资金计算、待遇确定方法及地区经办机构之间的推诿。如果出现阶段性失业、半失业，其养老保险延续会面临更多麻烦。最终造成建筑业农民工自身也很难有积极性参保。

（三）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面临制度障碍

数据表明，在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方面，灵活就业农民工、个体工商户是非常明显的“短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表明，现行法律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作出了选择性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政策规定，农民工不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和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有些地方虽然允许本地进城农民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却不允许外来农民工如此。

根据2009年底出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这就造成一些?`活就业农民工的职工养老保险关系既不能接续，也无法退出。虽然根据2014年2月出台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后者的待遇水平明显低于前者，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及为社会统筹账户所作贡献也得不到应有回报。

在缴费方面，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记入个人账户。在缺乏缴费激励机制和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由灵活就业农民工自身负担全部20%缴费，压力可谓巨大，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四）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依然存在体制机制问题

虽然近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制度框架日趋完善，但现实表明，其实践操作仍然面临不少问题。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在大部分地区只是地市级统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除了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外，还要转移12%的统筹基金，但在实际操作中，转移的统筹基金仍不足以填补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基金缺口，给转入地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因此，地方社保机构接受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体现出一定的碎片化特征，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缴费方式、待遇计发等方面存在差异，各个地区实际执行的养老保险政策也并不一致，从根本上造成了制度衔接障碍。一些地方社保经办机构反映，在跨省转移中，由于各地转移接续操作流程不统一，有些个人账户记录方式不规范，很容易造成转入地经办机构无法接收。而且省级社保机构之间是同级，在缺乏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的情况，对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难以协调妥协，从而影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五）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亟待解决

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表明，农民工群体正逐步高龄化，2010―2016年，50岁及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比例由12.9%上升为19.2%，40―49岁的比例由21.2%上升至26.9%。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接近或者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较为强烈，然而由于执法监管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许多人面临过去用人单位未为其参保，目前又补缴困难的问题，养老保险权益无法落实。前文数据分析表明，50岁及以上高龄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明显低于全部农民工的平均水平。

（六）农民工养老保险征缴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由于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和弱势群体特征，加上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常常缺位，一些用人单位或雇主往往能成功逃避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前文数据分析表明，私营企业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其中原因主要在于对大量私营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征缴的监管不到位。

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内在具有减少成本的冲动，在企业各项社保缴费超过工资总额的30%、而政府监管无力的情况下，其经营管理者更是会能省则省、能逃则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出于投资环境的考虑，总是对一些私营企业的社保缴费监管乏力。

三、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目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造成各地制度不统一、养老负担畸轻畸重、基金互济性差、养老保险关系地区间转移接续难等突出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目前应先实现和巩固省级统筹，并从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开始，通过中央调剂基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在此基础上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建立中央调剂制度的具体办法可以为，从部分缴费低、基金结余多的地区每年提取一定比例到中央，再调剂给缴费高、基金收不抵支的地区。

为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并为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和缴费负担创造条件，应实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2017年11月，国务院已经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应尽快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加快建立国有资本划转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二）分类分层解决好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

对于就业和收入较为稳定的农民工，应将其统一、全面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灵活就业农民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应鼓励其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对其个人缴费进行适当的财政补贴，减轻其缴费负担。对于低收入农民工，应让其“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60%的农民工，可以直接以实际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或者缴费基数按照统一政策，但降低缴费比例，将职工个人缴费定为4%―8%之间，企业缴费比例不低于12%;为保证农民工养老金待遇水平，可以在低缴费的基础上对个人账户进行一定财政补贴。对于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季节性农民工或非从业的农民工家属等，应鼓励他们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三）完善灵活就业农民工、建筑业农民工等参保困难群体的参保办法

允许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农民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在就业地参加或接续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业管理部门应针对灵活就业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的情况，完善相应的就业登记办法，为其提供就业状况证明。社保管理部门应完善相应的登记缴费办法，提供更为便利的经办服务。

维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清理建设领域违法发包分包行为，推动总包施工企业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在建设领域严格推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和“月薪制”。通过提高建筑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保障薪资发放，来提高其养老保险参保率。加强对劳务派遣公司的监督管理，防止以劳务派遣为名逃避为农民工参保。对不依法参保的劳务派遣公司，坚决取缔其派遣资质。

（四）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体制机制

国家应从宏观上平衡养老保险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权益累计、分段计算、量化折算、合并享受的政策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应指定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协调和监管，对转移的个人账户进行统一要求，对转移接续程序进行统一规范，对跨省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进行协调。通过“金保工程二期”建设，提高社会保险跨业务协同、跨省区合作、跨层级监管的全国一体化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金保工程”“一卡通”等信息化手段的作用，加快优化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环节和手续，丰富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方式，不断提高经办管理服务水平。

（五）推进和落实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险依法补缴

抓紧解决好50岁及以上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对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存在用人单位过去欠缴情况的，应完善和细化补缴措施，加大监察执法力度，落实补缴。应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补缴起始时间。申请补缴的个人或用人单位应当提交证明其补缴时段在当地用人单位就业的劳动关系、工资发放等材料，经社保机构审核材料真实、齐全的，予以补缴。用人单位不主动承担的，由社保征收部门责令其承担补缴费用。允许非本地户籍农民工在当地延缴延退。

（六）加大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扩面征缴的监察执法力度

大力加强重点行业（如建筑业）、重点企业（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等）、重点人群（如灵活就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险法律政策宣传力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督促各相关主体参保缴费。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格查处侵犯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的各类行为，依法处罚不为农民工参保，少报、瞒报缴费人数，擅自更改缴费基数、费率，少缴、欠缴保险费用的用人单位。

注：

本部分以下数据均来源于此。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从2010年开始，每年进行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本报告采用其中的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入人口;调查地点为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八城市（区），有效样本15999个，其中农民工样本13927个。数据用SPSS19进行分析。基于这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侧重于比较不同人群参保率差异，而不在于精确衡量参保率绝对水平。

（胡杰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副研究员）

第五篇：农业走出去现状问题与对策

农业“走出去”：现状、问题与对策

发布时间：2011-7-26信息来源：

一、农业“走出去”概念和意义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了加快实施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这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广义上，农业“走出去”包括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外合作、农业对外援助、农业直接投资等内容。狭义上，农业“走出去”是指我国企业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以营利和合作为目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资本、技术、产品和劳务输出等多种方式，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自主从事合法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本文所研究的农业“走出去”侧重狭义上的概念。

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我国在农业技术、农作物管理、资金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气候条件比较好。我国周边一些国家，诸如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土地资源丰富，且土地开发程度不高。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而实际利用只有四分之一，土地开发潜力巨大。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农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农业企业到国外投资提供了空间。其次，我国农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要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拓展国内外两个市场，需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第三，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于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还对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土地和资源优势、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重要作用。

二、农业“走出去”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582家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000多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5万多家中小型农业龙头企业组成的农业企业群体，在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境外投资、合作、上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40多家，投资金额达153亿元，投资地区涉及亚洲、非洲、北美、欧洲、大洋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广西、湖北、重庆和江西四个省(市)的调查表明，农业企业“走出去”势头比较良好，但各个省(市)农业“走出去”的发展情况不均衡。截至2008年7月底，广西有20多家农业企业到国外投资，投资总额达5亿元人民币。湖北省到国外投资的农业企业数量比较少，但一些企业开展业务的情况比较好。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自1999年开始布局、实施“走出去”战略，2000年成立国际贸易部，组建了一支从事国际农业技术推广与贸易的专业队伍。公司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越南等国开展了品种试验示范与技术合作，效果比较显著。截至2008年7月底，重庆市共批准境外投资农业的企业六家，投资总额1586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1486万美元。一些目前没有到国外投资的农业企业也表达了到国外投资的意愿。江

西省农业“走出去”相对落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农业企业到国外开展直接投资。

总体来看，农业企业“走出去”正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国营的农垦、种子企业、渔业企业已成为现阶段的主力军，发挥了主体和示范带动作用；民营农业企业正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二是项目区域日趋广泛。2007年，我国约有1500艘渔船近4万人在境外从事渔业生产，作业区域包括西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斯里兰卡、斐济和阿根廷等32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三大洋的公海。一些企业在俄罗斯、东南亚、中亚和拉美等地区先后建设了粮食、大豆等生产基地和天然橡胶、油棕、剑麻、木薯等稀缺资源开发基地。例如，黑龙江农垦2004年开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租地种粮食，2007年种植面积达到63.4万亩，同时还投资建设了粮食预处理中心和液面肥加工厂，在俄罗斯农业开发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广东农垦从2002年起规划建设50万吨境外天然橡胶基地，并在泰国和越南收购、扩建了五座天然橡胶加工厂，稳步推进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天然橡胶种植基地项目，目前天然橡胶生产能力达到20.6万吨。三是项目投资领域多元化。项目投资领域涉及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种植、动植物保护、设施农业、农业机械、农村能源领域、生物能源农业、远洋渔业捕捞等。四是投资形式多样化。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有租赁土地种植、购买捕捞许可证、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进行农业资源开发、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等。

三、农业“走出去”中的问题

(一)“走出去”总规模比较小、企业实力不强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业“走出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不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保持农业又快又好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179.1亿美元，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12.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左右。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农业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约占1%。缺乏资金、规模较小、竞争力低是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例如，广西到境外投资的农业企业有20多家，但龙头企业不多，最大一笔投资只有2000多万元。重庆市到国外投资的大多数农业企业也存在实力较弱，投资规模较小、融资难度大、抵御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一旦遇到困难就出现畏缩不前的现象。在老挝投资注册的五家企业中，已有四家撤回。留在老挝的重庆恩渝商贸有限公司，虽然仍继续留在园区投资建设粮食加工厂，但因实力有限，进展缓慢。

(二)各级政府开展的农业合作、援助项目没能与企业“走出去”有效结合起来

早在1994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从目前情况看，各级政府开展的农业合作、援助项目没有与企业“走出去”有效地结合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在于政府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在于企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一些农业合作项目中，一些企业起初很愿意参与项目，但一旦看到项目运行不好，便立即从项目中撤出，把后继经营管理的工作全部甩给政府。

(三)政府管理与服务不到位

首先，在农业“走出去”管理中缺少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管理权限分布在多个部门，审批程序繁多、耗时长，给企业带来了不便。其次，国家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走出去”战略规划，不能给予企业宏观指导。第三，我国为投资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比较差，难以满足企业的要求。一些企业反映，他们很难获取投资国的政策、农业情况等信息。

(四)缺乏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和完善的保险制度，企业投资风险大

海外农业项目不仅具有建设和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技术适应性、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大，自我发展能力弱，项目执行风险相对比较大的一般特点，还受投资国政治局势变动、经济政策变化等特殊风险的影响。譬如，2007年年初，吉林省与菲律宾农业部刚刚签署了在菲律宾开垦100万公顷土地的协议，9月份就被宣布暂停，原因是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因素。又如，由于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一些国家宣布禁止在本国生产的粮食和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农产品出口，使得我国一些“走出去”的农业企业经营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农业企业投资海外以前，必须先开展可行性分析研究以及不确定性分析等。目前，我国缺乏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企业难以有效地判断投资的风险。政府也没有开展针对“非常风险”的农业对外投资保险，帮助企业规避风险的功能还很弱。

(五)出口关税负担比较重、出口秩序比较混乱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为了防止粮食大幅度出口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如提高粮食出口关税税率等。由于种子被列为粮食品种目录，提高粮食出口关税税率政策给种子出口企业造成的负担比较重，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近年来，进入越南等东盟国家从事杂交水稻的国内企业较多，造成当地种子供大于求，种子经营企业利润下降或根本没有利润。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审批出口企业资质的门槛较低，使得一些在国内实力不强的企业，以低质、低价产品打入东南亚市场，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特别是一些非农企业，不熟悉本行业情况，缺少专业技术人才，不提供售后服务，影响了我国种业的对外声誉。

(六)“走出去”的企业不能享受国内对农业投资的优惠政策

在境外发展的农业企业，不能享受国内对农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近年来，我国为了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诸如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但在国外投资的农业企业涉及这些业务时，并不能

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七)缺乏跨国经营的管理人才

“走出去”投资农业的企业缺乏掌握外语、了解国际规则与国际管理的管理人员；对投资国的有关农业产业政策、农产品市场潜力、农村劳动力素质、风土人情等情况了解甚少，以致一些投资项目陷入困境。

四、促进农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一)各级政府开展的农业合作、援助项目与企业“走出去”有效结合起来

在探讨政府开展的农业合作、援助项目如何与企业“走出去”有效结合的问题上，不适宜采取一种模式，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即政府先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为企业搭建一个施展的平台。中国——菲律宾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经验值得借鉴。中菲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从规划设计时就考虑到要让相关企业参与，以便为项目结束后的市场运作打下基础，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该项目的参与执行单位——袁隆平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参与该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后，隆平高科利用该项目的双边政府投入，大大减少了企业自身的前期投入成本。仅在菲筛选40个我国杂交稻组合，将其中六个组合参与菲律宾全国联合评比试验和区域适应性试验的费用，就为该公司节省前期投入成本50万美元以上。目前，隆平高科利用已经取得的项目成果，及时介入，投资100万美元，在该项目结束前，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隆平高科菲律宾研发中心。

第二种是“企业先行、政府跟进”的模式，即对已经走出国门且取得良好业绩的农业项目给予一定支持。这种模式重点支持企业在国外已经开展的农业培训、种子试验、示范及推广项目。一方面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二)对农业企业“走出去”加强宏观指导、规划

发挥由商务部、农业部和财政部牵头成立的、由十个部委组成的农业“走出去”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商务部和农业部牵头成立的由12个部门组成的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工作机制的作用，解决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提高行政效能。强化外交服务手段，将农业“走出去”纳入国家双边或多边经贸谈判框架中，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双重征税、人员签证期限较短、劳务人员限制、入境生产资料关税过高、产品返销国内征税过高等问题。尽快制定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规划，包括重点支持品种、重点投资国别和重点支持内容，增强可操作性。

(三)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首先，建立补贴制度。建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基金，用于农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各种补贴、贴息和紧急援助。其次，放宽融资条件。对“走出去”的企业，凡具备上市条件的，优先推荐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优先推荐“走出去”农业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推进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和技术改造贴息项目。第三，建立和完善保险体系。国家通过补贴支持的方式鼓励保险公司设立专门针对农业对外投资的保险险种，主要承保企业在境外农业投资之后可能发生的非常风险。第四，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双重征税，对外农业投资企业在还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缴纳法人税、所得税的，在国内应对纳税额予以扣除。对于农业对外投资项目需出口的生产资料、设备等，应提供通关便利，减免出口环节税费。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应与普通粮食出口区别对待，把杂交水稻种子列为高科技产品。第五，农业“走出去”企业有条件地享受国内支农惠农政策。赠送或援助国外的农机应该享受国内农机补贴政策，但用于商业化经营目的的农机不应该享受国内农机补贴政策。

(四)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

首先要加强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建设信息服务系统，建立境外投资农业企业数据库，跟踪了解这些企业，做好咨询服务。密切跟踪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并且收集、分析和预测农产品市场信息，为农业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信息资料。定期举办农业“走出去”企业交流会，促进企业问信息共享。其次，健全技术输出管理制度，包括规范和完善相关法规，如修订《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和《现阶段不对国外交换、有条件交换、可以对外交换的作物和水产种质资源名录》，进一步明确技术输出的范围，鼓励实用技术及物化技术出口。第三，建立和完善规范有月的法律法规，如信用担保、海外农业直接投资、保险及法律授助等制度，切实保护“走出去”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涉外企业创造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第四，发挥种子行业协会的职能，协调种子出口企业行为，避免恶性竞争。提高种子出口企业的门槛，尽量减免非专业公司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第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造就外向型人才队伍。

新闻作者：陈前恒 张黎华 王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