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当前税务系统的税务人员犯罪以职务犯罪为多，在职务犯罪中渎职犯罪又比较严重，渎职犯罪中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在整个税务人员渎职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从法理的角度对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观、客观要件的认定进行了剖析，以期对规范相关法律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务犯罪涉税渎职犯罪玩忽职守罪

在认定涉税渎职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涉税渎职犯罪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认定犯罪的标准比较模糊，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税务机关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高检会[2005]5号）的精神实质。据统计，在涉税渎职犯罪中玩忽职守罪占有相当的比例，还有不少的案件开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侦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及受贿罪立案侦查后又以玩忽职守罪起诉。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开始定性不准，而更多的案件则是在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定为玩忽职守罪。有些同志认为，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观要件上只要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玩忽职守罪。这样就把玩忽职守罪当成了一个“口袋罪”，当其他罪名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向玩忽职守罪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一、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4.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动。

二、认定玩忽职守罪要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

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相同点都属于违法行为，都表现为行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和义务，没有恪尽职守。不同点是只有因玩忽职守而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玩忽职守行为主要是由党的纪律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的，只有少数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由刑法来处罚，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造成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第二，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工作失误是行为人由于政策不明确、业务能力和水平低或者当事人已尽了有关的职责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决策失误，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的行为。两者都是基本属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但两者存在区别：

首先，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工作失误表现为行为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义务，而玩忽职守犯罪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怎样理解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主要是看主体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职责，而实体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职责则属于工作态度的问题。比如，在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过程中要求税务干部审核纳税人的身份证件，这里的审核我们理解应该是形式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审查。即只要税务干部实施了审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证件的真伪，这不是税务人员的职责。有两个案例在认定当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个是山东菏泽市“谷亮玩忽职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丽颖玩忽职守案”，这两起案件都是税务人员自己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为时已晚，当违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税务人员也同样受到了玩忽职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其次，导致发生严重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积极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关于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机关指控所采用的措辞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故意”的错觉，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税、虚开行为”，“却不检查”，“也不汇报”。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指控当事人在主观心态上表现为故意，而既然认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就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四、关于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税务干部来说，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如何认识，有下面几点：

第一，所谓税务人员的“职责”究竟以什么为依据？

这里所指的“职责”是刑法意义上的“职责”。而刑法又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其处罚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认定“职责”时，必须慎之又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非常复杂纷繁，所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都必须在程序上作出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以保证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税务总局各司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县局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局的各个处室又有很多规定，是不是这些规定里的所有的“职责”都可以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很显然，是不能作为依据的。那么，怎样的“职责”才能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犯罪，并对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立法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从法理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职责”应当以《立法法》所列举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准，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规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规范文件为准。而在目前司法实践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据税务部门的内部规定来追究税务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如何认定已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

所谓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和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联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违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骗税务机关、虚开发票、骗取税款或偷税而造成的损失，虽然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活动在逻辑上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不构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国家遭受损失的法律责任应由违法分子承担而不应由税务人员承担。偷骗税和打击偷骗税的斗争始

终存在，偷骗税的问题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税务干部即使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职责，也不能完全杜绝和防范偷骗税的发生，也不能保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百分之百不被虚开。如果发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预测的偷骗税行为及虚开行为，再将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失都要由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承担，使正常履行职责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受到株连，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就成了认定玩忽职守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税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一般不认定为玩忽职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明确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构成卫生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条、四百零五条对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四百零四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因此税务人员的渎职犯罪应主要以特殊税务渎职犯罪来追究。

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先后发生的多起渎职案件，多属于税务人员在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应属于社会不法分子骗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普通发票）或偷税的案件。由于不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列举的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范围之内，均被检察机关以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之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多数案件由于认定徇私舞弊行为的证据不足故检察机关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但如果对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我们发现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图。

当然，也不是绝对地说，税务人员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税务人员明显的过失而直接导致税款的巨大损失，而且这个巨大损失和税务人员的过失之间还要有必

然的因果关系，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不是因为违法犯罪分子采取隐瞒、欺骗、虚假的犯罪手段，偷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就反过来认定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参考文献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

第二篇：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2011-09-07 17:51:37)转载 标签： 分类： 转贴的精华

杂谈

我从事的就是这个高危岗位，怕人呀！

下面是一篇有关税务人员职务犯罪方面的论述，作者是扬州税院的专家，论述的角度当然是站在维护税务人员亲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但是，现实社会是什么样呢，从最近几年我们当地发生的几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结果看，案件审判结果和作者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每发生一起虚开专用发票案件，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国税干部职工被检察机关追究玩忽职守，特别是近期，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没有办法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目前，检察机关对税务人员的责任追究办法就是逐条对照总局制定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及省局、市局、县局制定的各项日常税收管理规定，即使你工作做得再细，业务再精，也难免有疏忽之处，这就成了玩忽职守的罪证。如果真的对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失，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仅仅由于工作中的疏忽，便被套上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天理何在？又有谁关注基层的执法风险，谁替基层这种潜在的执法风险说上一句公道的话呢？

下面这篇文章分析的很好，但是人家根本不按照你的这种理论去认定罪与非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核指标，有自己的任务，我们能乃其何

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郭勇平|

内容提要：当前税务系统的税务人员犯罪以职务犯罪为多，在职务犯罪中渎职犯罪又比较严重，渎职犯罪中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在整个税务人员渎职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从法理的角度对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观、客观要件的认定进行了剖析，以期对规范相关法律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务犯罪 涉税渎职犯罪 玩忽职守罪

在认定涉税渎职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涉税渎职犯罪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认定犯罪的标准比较模糊，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税务机关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高检会[2005]5号）的精神实质。据统计，在涉税渎职犯罪中玩忽职守罪占有相当的比例，还有不少的案件开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侦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及受贿罪立案侦查后又以玩忽职守罪起诉。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开始定性不准，而更多的案件则是在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定为玩忽职守罪。有些同志认为，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观要件上只要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玩忽职守罪。这样就把玩忽职守罪当成了一个“口袋罪”，当其他罪名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向玩忽职守罪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一、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4.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动。

二、认定玩忽职守罪要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

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相同点都属于违法行为，都表现为行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和义务，没有恪尽职守。不同点是只有因玩忽职守而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玩忽职守行为主要是由党的纪律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的，只有少数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由刑法来处罚，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造成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第二，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工作失误是行为人由于政策不明确、业务能力和水平低或者当事人已尽了有关的职责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决策失误，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的行为。两者都是基本属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但两者存在区别：

首先，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工作失误表现为行为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义务，而玩忽职守犯罪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怎样理解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主要是看主体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职责，而实体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职责则属于工作态度的问题。比如，在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过程中要求税务干部审核纳税人的身份证件，这里的审核我们理解应该是形式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审查。即只要税务干部实施了审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证件的真伪，这不是税务人员的职责。有两个案例在认定当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个是山东菏泽市“谷亮玩忽职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丽颖玩忽职守案”，这两起案件都是税务人员自己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为时已晚，当违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税务人员也同样受到了玩忽职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其次，导致发生严重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积极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关于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机关指控所采用的措辞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故意”的错觉，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税、虚开行为”，“却不检查”，“也不汇报”。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指控当事人在主观心态上表现为故意，而既然认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就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四、关于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税务干部来说，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如何认识，有下面几点：

第一，所谓税务人员的“职责”究竟以什么为依据？

这里所指的“职责”是刑法意义上的“职责”。而刑法又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其处罚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认定“职责”时，必须慎之又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非常复杂纷繁，所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都必须在程序上作出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以保证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税务总局各司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县局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局的各个处室又有很多规定，是不是这些规定里的所有的“职责”都可以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很显然，是不能作为依据的。那么，怎样的“职责”才能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犯罪，并对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立法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从法理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职责”应当以《立法法》所列举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准，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规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规范文件为准。而在目前司法实践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据税务部门的内部规定来追究税务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如何认定已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

所谓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和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联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违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骗税务机关、虚开发票、骗取税款或偷税而造成的损失，虽然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活动在逻辑上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不构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国家遭受损失的法律责任应由违法分子承担而不应由税务人员承担。偷骗税和打击偷骗税的斗争始终存在，偷骗税的问题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税务干部即使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职责，也不能完全杜绝和防范偷骗税的发生，也不能保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百分之百不被虚开。如果发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预测的偷骗税行为及虚开行为，再将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失都要由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承担，使正常履行职责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受到株连，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就成了认定玩忽职守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税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一般不认定为玩忽职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明确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构成卫生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条、四百零五条对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四百零四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因此税务人员的渎职犯罪应主要以特殊税务渎职犯罪来追究。

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先后发生的多起渎职案件，多属于税务人员在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应属于社会不法分子骗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普通发票）或偷税的案件。由于不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列举的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范围之内，均被检察机关以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之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多数案件由于认定徇私舞弊行为的证据不足故检察机关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但如果对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我们发现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图。

当然，也不是绝对地说，税务人员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税务人员明显的过失而直接导致税款的巨大损失，而且这个巨大损失和税务人员的过失之间还要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不是因为违法犯罪分子采取隐瞒、欺骗、虚假的犯罪手段，偷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就反过来认定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

参考文献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size

第三篇：玩忽职守罪解读

解读：玩忽职守罪

概念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行刑法第397条所规定。

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谓玩忽职守，是指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构成要件

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本罪在主观方面是一种过失。

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4、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本罪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擅离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行为有：

1、不以职守为己任，思想上不重视，态度上不严肃;

2、擅离职守，不坚守岗位，逃避职责义务;

3、不认真执行职责权限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

4、不完全执行职责权限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义务;

5、其他玩忽职守的行为;

6、造成严重后果。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这一特定身份的人不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四、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 形下仍然不以为然，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行为。

刑法规定

一、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案标准

(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三十万元，但间接损失造成一百万元;

(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

(7)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玩忽职守罪的主要形式表现为：

（1）擅离职守，即行为人在行使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要求，擅自离开职责所要求的岗位，以致没有履行其职务。

（2）未履行职守，即行为人虽然在工作岗位，但没有履行法定的职责，没有按法定的职责行事。

（3）不认真履行职责，即行为人应该且能够履行职责，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务，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守，主要表现为履行职责不尽心、不得力、不认真、马马虎虎、粗心大意、草率从事、敷衍搪塞等。

（4）在行使职权中，徇私舞弊，未依法行使职权。

由于玩忽职守罪在形式上表现为上述形式，在侦破玩忽职守罪时，还应注意玩忽职守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所具有的如下特点：

（1）犯罪主体为行使管理国家机关职权的工作人员，有的还具有相当的行政职位，对国家法律、政策较为熟悉，反侦查能力较强，关系网复杂。因此，侦查取证难度较大。

（2）犯罪集中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管理国家职能过程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玩忽职守罪发生的部位相对较为集中，即就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部位，但因国家的职能范围较为广泛，玩忽职守罪的发案领域非常广泛，既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经济管理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司法领域和行政执法领域等。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这表现为：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有的玩忽职守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几千万元、几亿元甚至数十亿元；造成人员伤亡严重，有的一个案件就造成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的死亡；往往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4）发生犯罪的原因较为复杂。许多玩忽职守罪往往涉及决策、指挥、执行等多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表现出多个环节。对所造成的后果又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并且各个原因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是直接原因，有的是间接原因。因此，实践中往往涉及的行为人较多，认定和查处起来难度较大。

（5）玩忽职守罪与其他渎职犯罪越来越多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如往往与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犯罪相互交织，使查处任务加重。

四、玩忽职守犯罪线索来源及初查措施

玩忽职守案件的线索来源渠道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

（1）控告和检举，具体包括两类，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控告和检举和公民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控告和检举；

（2）各级人大、党委及政府部门交办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

（3）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公安、法院及其他机关移送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

（4）涉嫌玩忽职守罪的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5）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暴露出来的玩忽职守罪线索以及有关新闻媒体披露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线索；

（6）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权发现，包括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发现和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责中发现并移送的玩忽职守罪犯罪线索。

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部门通过上述渠道得到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认真地审查，以确定有无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审查时可围绕如下问题进行审查：

（1）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结果是否达到了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

（2）损失结果是否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行为所致；

（3）行为人是否有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需要初查或立案侦查。

如需要进行初查，初查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和方法，并可采取如下措施：

（1）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

（2）进行现场勘验、检查；

（3）查询有关犯罪嫌疑人身份等证据；

（4）询问，包括与调查玩忽职守罪案件事实有关的一切证人，也包括玩忽职守犯罪事实查清可能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

（5）技术鉴定、辨认；

（6）其他法律、法规赋予的初查措施。

第四篇：对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司法审查

对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司法审查

——邱永祥玩忽职守申请再审案

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正确履行了职责及是否由此造成了重大损失。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申诉人违背职责要求，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监仓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严重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的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

一、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人（原审被告人）邱永祥，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惠州市惠城区公安村B幢801房，原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因涉嫌受贿罪于2004年5月12日被刑事拘 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已刑满释放。

原审法院查明，邱永祥从2001年1月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分管惠州市惠城区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冠名惠州市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和深挖扩线工作。自负责该工作以来，邱永祥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年26次、2004年1－2月共2次。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在组织的58次安全检查中有40多次均在监仓查获违禁物品。惠州市“3.31”专案组于2004年3月31日晚对看守所进行清仓，又清查出大量违禁物品，包括3678元现金、毒品一小包（经化验检出海洛因和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08克）、避孕套17个、刀片16片、电话充值卡2张等。

看守所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2001年11次、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其中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参加了20次、2003年参加了14次、2004年1－2月份参加了3次。但邱永祥在组织召开的看守所狱情分析会议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的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出现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人员开过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 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特别是由于邱永祥对监仓里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打击不力，防范措施不力，致使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2002年以来在押人犯在监仓内使用的手机就有11部。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二、原审法院审理情况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邱永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且在组织历次安全检查中由于清仓不细致、不彻底，导致监仓内存在大量违禁物品，清仓工作流于形式，造成监仓内违禁物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被告人邱永祥违反《看守所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监仓内还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由于邱永祥明显的失察渎职行为，致使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被告人邱永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邱永祥提出上诉。2005年5月30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作出（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永祥不服终审裁定，提出申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后以（2005）惠中法刑二再字第2号刑事裁定，裁定维持该院（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邱永祥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7年11月8日广东高院以（2007）粤高法立刑申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其申诉。

三、邱永祥申诉的主要理由

申诉人邱永祥申诉提出，广东省三级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扩大了玩忽职守罪的界定范围，将平时工作中的缺点当作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四、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原判决、裁定应予维持。邱永祥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发不立案通知书。理由为：邱永祥任职期间，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职责，严重妨害了监管安全和秩序，给公安机关工作带来被动和负面效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原判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并无不当。

五、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安全保卫工作是否到位，其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后果是否达到了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构成标准。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二部分渎职案件中规定，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此可见，本罪的客观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人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出现了违反职守的行为。一定的职守,一方面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一定的职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有一定的职责和特定的义务。因此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违反职守的行为, 既是引起重大危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行为人构成玩忽职守罪并应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没有违反职守的行为或行为没有违反职守,则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对职守的违反要么是不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履行并且能够履行，但不履行职务；要么是不正确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并且能够履行职守，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守，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守，主要表现为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二是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正确掌握“重大损失”的标准,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关键所在。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玩忽职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第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第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第三,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第四,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第五,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第六,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第七,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第八,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该规定对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从量和质两个角度进行了设定，对重大损失如何认定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造成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财产损失这类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失,可以直接适用量的标准进行认定，对于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达到何种程度才是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司法解释对此是模糊以对，这就出现了对某种后果是否为重大损失的莫衷一是。对于何种程度的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应综合各种因素、情况全面考量。

本案中，申诉人邱永祥任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作为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 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申诉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根据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的安排，申诉人分管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的安全保卫、深挖扩线工作，其对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都负有安全监管的职责。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人邱永祥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

1、申诉人邱永祥负责的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首先，申诉人没有组织安排必须的安全检查，而且安全检查中清仓不细致、不彻底。申诉人所负责安全工作的看守所为三级看守所，依公安部公通字[1997]第21号《公安部关于印发〈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的通知》，该办法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三级看守所的安全工作应按《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的各项要求得到落实”。其中，《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公通字[1993]第69号）第三条规定，“看守所安全大检查每月不得少于2次，重大节日或者必要时应当随时检查”。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安全检查次数统计表，申诉人对看守所组织、参加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3年26次、2004年1-3月共3次，申诉人除了2003年基本按照规定每月组织了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份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每月组织两次以上的规定。《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还专门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前夕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清除隐患，杜塞漏洞。申诉人连每月必行的安全检查都没有到位，遑论重大节日前夕的安全检查。

根据2000-2004年惠州市看守所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从2001年1月-2004年3月，几乎看守所组织的每次安全检查的清仓中，都会有违禁品的查获。尽管考虑到每个时期都会有新进人员从而可能带入违禁品的因素，依然无法否定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的结论。这也证实邱永祥组织实施的清仓工作不细致、不扎实，导致监仓内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另外，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除了违禁品被销毁的简单记载，既没有对发现违禁品的监仓及违禁品具体内容的标注，更没有对违禁品来源渠道、责任人的追究查处情况记录。在安全检查的清仓中发现了违禁品，正是发现问题从而解决、杜绝违禁品再次出现的机会，但申诉人既没有深入分析现有违禁品出现的渠道和原因，也没有对可能再出现的违禁品设制预防、杜绝的措施、途径，导致了清仓工作的不彻底。

其次，申诉人组织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第十一条第（九）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狱情分析会，落实对重点在押人员的监管措施。《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二条安全工作第（十一）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 次狱情分析会，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动向，查找监所设施存在问题，制定和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公开和秘密手段，密切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变化，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的狱情分析会是必须的，但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发现问题，分析研究、制定对策，及时迅速的解决问题，落实监管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事故的发生。

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狱情分析会议次数统计表，看守所于2001年召开了11次狱情分析会议，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申诉人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20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据此，看守所落实了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狱情分析会的规定，申诉人也基本参加了每次的狱情分析会。但狱情分析会流于形式，实为走过场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上述规定明确要求狱情分析会要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可申诉人只是为了召开狱情分析会议而召开，并没有将其作为看守所安全监管、治理的重要方式去运作。其在狱情分析会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存在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员开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 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及2002年以来长期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的问题。

2、申诉人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造成了严重后果，达到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

首先，监仓内长期存在违禁品，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前已述及，由于申诉人邱永祥没有依照规定开展安全检查，即使进行，清仓工作也存在不细致、不彻底的问题，导致看守所监仓内基本上每次安全检查清仓都会查获一批违禁品，出现了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的恶性循环。2004年3月9日清仓检查之后，专案组在3月31日的清仓中居然又发现了大量的违禁品，包括人民币、通讯录、毒品、淫秽物品、刀片、避孕套、电话充值卡等。看守所是对在押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的专门场所，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看守所的各项规章制度，而看守所也要维护好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大量违禁品的存在不利于在押人员的改造，也给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带来隐患，为脱逃、自杀、伤害等恶性事故发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及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问题。申诉人邱永祥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对已发现的监仓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没有向 上级汇报，也没有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导致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的问题。由于卷宗没有提供详细材料，尚无法得知看守所监仓内存在手机的部数，但可以明确2002年以来，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从而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专案组清仓中发现的手机充值卡也可以佐证。以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为例，方勇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申诉人对方勇等重点在押人员疏于教育、严密监管，致使方勇在仓里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等多人亲属钱财达30000多元。在押人犯持有手机长期与外界联系、牢头狱霸现象，亦使监仓的安全保卫工作疏漏百出，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尤其是重刑犯方勇的行为，充分反映了监仓安全保卫工作之薄弱，致使其触犯刑法构成犯罪。这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给看守所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和不良影响。

由此，邱永祥对其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不认真、严肃对待，履行职责不尽心、不得力，导致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问题繁多，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有监管不力，在押人员严 重违反监规乃至出现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邱永祥的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极大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在对玩忽职守行为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又不能轻视或否认其他情节的作用。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然可以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惠州市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期间，违背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履行的勤政义务，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严重危害了看守所的监管秩序与安全，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以原判认定事实存在不实且即使属实，其行为亦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为由提出申诉，理由不成立。

近年来，玩忽职守犯罪情况较为严重，往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对于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依法惩处，消除一些人存在的侥幸心理，充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但由于刑法对玩忽职守罪的结果性要件使用的是弹性构成要件（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 重），缺乏明确性，给司法实践的具体应用带来了困难。即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对构成玩忽职守造成的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这类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失规定了具体的量的标准，对无形的、非物质性损失也仅是限定了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此，我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既要严格遵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又要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案件本身所反映的情况，客观准确地把握是否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第五篇：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昨天对外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还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即对刑法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的认定作出规定，导致死亡1人以上即可定罪，谎报瞒报事故将加重处罚。司法解释自今日起施行。

□权威表态

“不入腰包的犯罪”也是严重腐败行为

渎职犯罪给人感觉是“不入腰包的犯罪”，危害似乎不如贪污贿赂等犯罪。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对此表示，渎职犯罪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裴显鼎表示，司法解释通篇体现出对渎职犯罪要严加惩处之意，“严惩渎职意义重大，因为渎职犯罪主要是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不作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履行的职责不作为；另外一种是乱作为，不应该干的事情偏偏滥用职权。这两种现象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基本上形成了渎职也是严重腐败的共识。”

据了解，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中包括37项罪名，目前这份司法解释涉及了其中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项罪名，对于其他罪名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两高已经在着手制定。

□出台背景

定罪量刑标准不明渎职犯罪易被轻判

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昨天透露，2011年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决人数4828人，较2010年案件数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决人数同比上升12.23%；2012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决人数4426人。

孙军工表示，当前办理渎职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多。渎职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时，才构成相应的渎职犯罪；犯罪行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更重的刑罚。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等情形，除个别罪名之外，绝大多数罪名还没有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此外，渎职犯罪是较为特殊的一类犯罪，在具体认定和处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复杂性，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如何区分领导人员和执行人员的责任？对于以上级决定或者“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能否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实践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标准掌握方面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现重罪按轻罪处理、轻罪按无罪处理的现象。

孙军工举例说，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抓获盗窃小轿车的许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时任该县禁毒大队大队长的农某严重失职，致使许某当晚挣脱手铐逃跑。许某逃跑后，又在实施盗窃时将被害人唐某捅伤，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但因对农某的失职行为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只能以玩忽职守罪对被告人农某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

孙军工表示，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法和最高检制定了这一司法解释。解释的出台对提高全社会对渎职犯罪严重危害性的认识，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以及加大司法惩处力度将发挥重要作用。

发生事故瞒报谎报加重处罚

【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专家解读】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赵运恒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赵运恒表示，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标准不一，一旦有具体案件，违法人员经常倾向于立案标准较高的玩忽职守罪。而且，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也并不十分明确。

司法解释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规定，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的法律仅仅规定了立案、起诉的标准，并没有对量刑作出规定，容易导致很多地方放纵犯罪，重罪轻判。司法解释量化了量刑标准，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更准确地追究犯罪。

赵运恒表示，司法解释还针对近年频繁出现的不报、迟报、谎报事故作出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前出现不报、迟报、谎报，大多只会追究行政责任，最严重的也就是免职、撤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在有了这条司法解释，肯定有助于更好地遏制瞒报、谎报等情况，增加事故处理的透明度和救援的及时性，有效减少损失。”

集体研究实施渎职不能免责

【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专家解读】孙军工表示，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或者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诿责任，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严打击渎职犯罪，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规定了量刑标准，有望改变这种“抓小放大”现象，让渎职犯罪中的“大鬼”“小鬼”都依法受到应有惩处。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从严惩处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专家解读】孙军工说，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有效遏制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必须依法严惩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犯罪，为此，司法解释第九条强调对于这类行为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专门针对食品、药品监管进行规定，是因为食品、药品涉及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即使其他领域监管得不是太好，食品、药品也一定要管好。比如制造一个假的名牌包，社会危害程度肯定无法与问题食品、药品的危害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