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认定的若干问题

第一篇：滥用职权罪认定的若干问题

滥用职权罪认定的相关问题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构成要件 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

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是指不法行使职务上的权限的行为，即就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职务权限的事项，以不当目的或者以不法方法，实施违反职务行为宗旨的活动。首先，滥用职权应是滥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职务权限，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其一般的职务权限没有任何关系，则不属于滥用职权。其次，行为人或者是以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或者是以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即使从行为的方法上看没有超越职权，也属于滥用职权。最后，滥用职权的行为违反了职务行为的宗旨，或者说与其职务行为的宗旨相悖。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滥用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认定是否重大损失，应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的实际情况，并按直接责任人员的职权范围全面分析，以确定应承担责任的大小。

国家机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的，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和各级司法机关，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从司法实践来看，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的情况比较多见。至于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职权，还是为了他人利益滥用职权，则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认定

一、根据本条规定，成立滥用职权罪，首先必须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滥用职权，完全是在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处理事项，则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给行为人开脱罪责，而扩大行为人的具体的职权范围；也不能以属于官僚主义为由开脱行为人的罪责，官僚主义不是法律用语，但官僚主义行为中包括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因而包括了犯罪行为。成立滥用职权罪，其次要求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对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滥用职权行为，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对作为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的“重大损失”，不能单纯理解为有形的损失，而应包括无形的损失。

界定标准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渎职罪的主体做出了扩大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一立法解释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渎职罪)的主体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现象。笔者作以下分类：

基本型。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授权型。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托型。即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聘用型。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可见，立法机关是采用“职责论”的观点对渎职罪的主体进行界定的。即不管是否属于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要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就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可以成为渎职罪主体。“身份论”在渎职罪主体认定方面已无立足之地。据此，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包括以上四种类型。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立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对于刑法实施后和在立法解释发布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渎职罪案件，应当依照立法解释的规定办

理。第二，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发生冲突时，以立法解释为准。

在认定本罪主体时，可抛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个框框，只要审查：第一，是否履行国家公务;第二，其职权的来源是否正当。第二方面一般都有据可查，如果嫌疑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要审查其职权的产生有无法律法规授予，或是否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委托或国家机关的聘任。

罪与非罪

根据本条规定，成立滥用职权罪，首先必须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滥用职权，完全是在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处理事项，则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给行为人开脱罪责，而扩大行为人的具体的职权范围；也不能以属于官僚主义为由开脱行为人的罪责，官僚主义不是法律用语，但官僚主义行为中包括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因而包括了犯罪行为。成立滥用职权罪，其次要求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对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滥用职权行为，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对作为本罪构成要件的“重大损失”，不能单纯理解为有形的损失，而应包括无形的损失。

本条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属于普通法条，此外，本法还规定了其他一些特殊的滥用职权的犯罪即特别法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触犯特别法条时，也可能同时触犯本条的普通法条。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认定犯罪，即认定为特别法条规定的犯罪，而不认定为本罪。例如，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但由于本法第407条将其规定为独立犯罪，故对该行为适用本法第407条，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

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已于2012年7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2次会议、2012年9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7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渎职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触犯刑法分则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因不具备徇私舞弊等情形，不符合刑法分则

第九章第三百九十八条至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但依法构成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第六条 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

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

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

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九条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二篇：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如下所述

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如下所述：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规：

滥用职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一、滥用职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滥用职权罪的客体要件

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

(二)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

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是指不法行使职务上的权限的行为，即就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职务权限的事项，以不当目的或者以不法方法，实施违反职务行为宗旨的活动。首先，滥用职权应是滥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职务权限，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其一般的职务权限没有任何关系，则不展于滥用职权。其次，行为人或者是以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或者是以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即使从行为的方法上看没有超越职权，也属于滥用职权。最后，滥用职权的行为违反了职务行为的宗旨，或者说与其职务行为的宗旨相悖。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认定是否重大损失，应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的实际情况，并按直接责任人员的职权范围全面分析，以确定应承担责任的大小。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的，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三)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

滥用职权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和各级司法机关，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滥用职权罪的主观要件

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从司法实践来看，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的情况比较多见。至于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职权，还是为了他人利益滥用职权，则不影响滥用职权罪的成立。

滥用职权罪的认定

二、滥用职权罪的认定

(一)根据本条规定，成立滥用职权罪，首先必须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滥用职权，完全是在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处理事项，则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给行为人开脱罪责，而扩大行为人的具体的职权范围;也不能以属于官僚主义为由开脱行为人的罪责，官僚主义不是法律用语，但官僚主义行为中包括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因而包括了犯罪行为。成立滥用职权罪，其次要求行为造成重大损失，对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滥用职权行为，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但另一方面，对作为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的“重大损失”，不能单纯理解为有形的损失，而应包括无形的损失。

(二)本条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属于普通法条，此外，本法还规定了其他一些特殊的滥用职权的犯罪即特别法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触犯特别法条时，也可能同时触犯本条的普通法条。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认定犯罪，即认定为特别法条规定的犯罪，而不认定为滥用职权罪。例如，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滥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但由于本法第407条将其规定为独立犯罪，故对该行为适用本法第407条，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

(三)行为人接受他人的贿赂后又滥用职权给他人谋取利益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同时触犯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这时，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只不过是受贿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只要能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的行为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对之应以受贿罪从重论处。如果收受的贿烙不大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则应依滥用职权罪治罪，而不能不以犯罪论处，从而轻纵犯罪。

(四)行为人利用职权侵吞、骗取公共财物，从本质上讲亦具有滥用职权的性质，如果因其贪污行为又致使其他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同时触犯滥用职权罪与贪污罪，属想象竞合，对之宜择一重罪以后者等处罚。

滥用职权罪的处罚

三、滥用职权罪的处罚

犯滥用职权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本条第2款规定，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昨天对外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还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即对刑法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的认定作出规定，导致死亡1人以上即可定罪，谎报瞒报事故将加重处罚。司法解释自今日起施行。

□权威表态

“不入腰包的犯罪”也是严重腐败行为

渎职犯罪给人感觉是“不入腰包的犯罪”，危害似乎不如贪污贿赂等犯罪。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对此表示，渎职犯罪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裴显鼎表示，司法解释通篇体现出对渎职犯罪要严加惩处之意，“严惩渎职意义重大，因为渎职犯罪主要是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不作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履行的职责不作为；另外一种是乱作为，不应该干的事情偏偏滥用职权。这两种现象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基本上形成了渎职也是严重腐败的共识。”

据了解，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中包括37项罪名，目前这份司法解释涉及了其中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项罪名，对于其他罪名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两高已经在着手制定。

□出台背景

定罪量刑标准不明渎职犯罪易被轻判

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昨天透露，2011年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决人数4828人，较2010年案件数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决人数同比上升12.23%；2012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决人数4426人。

孙军工表示，当前办理渎职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多。渎职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时，才构成相应的渎职犯罪；犯罪行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更重的刑罚。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等情形，除个别罪名之外，绝大多数罪名还没有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此外，渎职犯罪是较为特殊的一类犯罪，在具体认定和处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复杂性，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如何区分领导人员和执行人员的责任？对于以上级决定或者“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能否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实践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标准掌握方面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现重罪按轻罪处理、轻罪按无罪处理的现象。

孙军工举例说，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抓获盗窃小轿车的许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时任该县禁毒大队大队长的农某严重失职，致使许某当晚挣脱手铐逃跑。许某逃跑后，又在实施盗窃时将被害人唐某捅伤，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但因对农某的失职行为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只能以玩忽职守罪对被告人农某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

孙军工表示，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法和最高检制定了这一司法解释。解释的出台对提高全社会对渎职犯罪严重危害性的认识，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以及加大司法惩处力度将发挥重要作用。

发生事故瞒报谎报加重处罚

【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专家解读】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赵运恒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赵运恒表示，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标准不一，一旦有具体案件，违法人员经常倾向于立案标准较高的玩忽职守罪。而且，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也并不十分明确。

司法解释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规定，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的法律仅仅规定了立案、起诉的标准，并没有对量刑作出规定，容易导致很多地方放纵犯罪，重罪轻判。司法解释量化了量刑标准，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更准确地追究犯罪。

赵运恒表示，司法解释还针对近年频繁出现的不报、迟报、谎报事故作出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前出现不报、迟报、谎报，大多只会追究行政责任，最严重的也就是免职、撤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在有了这条司法解释，肯定有助于更好地遏制瞒报、谎报等情况，增加事故处理的透明度和救援的及时性，有效减少损失。”

集体研究实施渎职不能免责

【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专家解读】孙军工表示，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或者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诿责任，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严打击渎职犯罪，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规定了量刑标准，有望改变这种“抓小放大”现象，让渎职犯罪中的“大鬼”“小鬼”都依法受到应有惩处。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从严惩处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专家解读】孙军工说，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有效遏制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必须依法严惩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犯罪，为此，司法解释第九条强调对于这类行为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专门针对食品、药品监管进行规定，是因为食品、药品涉及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即使其他领域监管得不是太好，食品、药品也一定要管好。比如制造一个假的名牌包，社会危害程度肯定无法与问题食品、药品的危害相比。”

第四篇：危险驾驶罪如何认定

危险驾驶罪是如何认定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对于其中“追逐竞驶”、“道路”、“醉酒”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认定，需要做进一步解读，以保证“危险驾驶罪”的准确司法适用。

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居世界前列，其中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是人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鉴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一、飙车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飙车”是公民对高速危险驾驶行为的俗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飙车行为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该条中特别使用了“追逐竞驶”一词，因此需要注意并非日常所有的“飙车”行为均纳入刑法，两者具有一定差异。

首先，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场所是“道路”。该条并未使用“公路”，证明追逐竞驶行为不一定局限于通常的街道、公路、高速路等。该条文中的“道路”应当解释为只要是供不特定人、车等使用的可通行路段均可纳入“道路”范畴。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将追逐竞驶的区域扩大为“道路”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迅速，许多非“公路”性质的道路其路况标准也在提升，为追逐竞驶提供了条件。虽然目前“飙车”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公路上，但不排除以后该类行为会发生在非公路上。我国许多高校校内的道路和城市公路相连接，车辆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校园，而高校校园又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在校园内追逐竞驶其威胁较之在公路上更大。同时，类似的还包括许多单位道路、社区道路、“限行”道路、景区道路、农村道路等。发生在校园内、施工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往往由于法律的空白而无法及时处理，从立法与司法角度讲，使用“道路”对我国交通刑事法规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追逐竞驶”行为不等于“高速行驶”。高速危险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至于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在所不问。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如果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且情节恶劣即可以按照本罪处罚。而通常的追逐竞驶者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我们认为只要驾驶者意图使自己的车辆超过其他车辆或者行人，而采用违反相关交通管理法规的方法实施且情节恶劣的即可构成“追逐竞驶”。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

再次，追逐竞驶行为须“情节恶劣”。并非所有的追逐竞驶行为都以犯罪论处，还必须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若驾驶员以高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其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超越其他机动车的意思，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另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

二、醉酒驾驶行为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醉驾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对于“醉驾”的认定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定。

首先，对“醉酒驾驶”的理解。目前法律中所认定的醉酒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确定，而是依赖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g/100“1，小于80“g/100“1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的驾驶行为。通过计算可以看出，法律上的醉酒标准基本上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所以“没有喝醉，不会被判刑”、“干喝不醉，驾车无罪”的理解是错误的，从法律角度讲“醉驾”其本质还是“酒后驾车”，与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无必然关系。

第五篇：浅谈认定组织领导传销罪应注意的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销开始传入中国并如洪水猛兽般在我国大江南北迅速蔓延开来。我国政府对此不遗余力地保持着高压的打击态势。然而这个“怪胎”生命力异常顽强，往往是今日某地刚刚端掉—个传销窝点，明日传销分子却又在异地“重新开业”。

2009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相关条款: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适用组织、领导传销罪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界定“组织”和“领导”。刑法上“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若干有某种犯罪目的的人，纠集成某种犯罪活动团体的行为;“领导”是指在某种犯罪组织中具有决策、指挥作用的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首倡、发起若干有某种犯罪目的的人”，—般是企业主和总裁等核心领导人。“在某种犯罪组织中具有决策、指挥作用的行为”，则可以包括更多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很多市场行为则由职业经理人发挥决策、指挥作用，尤其是负责市场销售—线的销售总裁、销售总监或分公司经理等。

第二，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行为，不管传销涉及数额的大小、发展下线人数的多寡、诈骗的钱财的多少都可能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在刑法新增组织、领导传销罪之前，司法机关—般以非法经营罪对行为人定罪科刑。而非法经营罪需要计算非法经营所得，但司法实践中由于传销组织庞大、人员复杂等诸多原因导致对于传销组织者、领导者的违法所得难以准确把握，所以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增设将—改过去以非法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的诸多弊端。

第三，组织、领导传销罪不包括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这是因为，—方面刑法只规定了“组织、领导”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其他有关传销的行为当然不应当受到刑法追究。另—方面，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和传销行为之间毕竟存在差别，不能将诱骗、胁迫、介绍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等同于或者完全纳入传销行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