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的十三大疑难问题认定

第一篇：骗取贷款罪的十三大疑难问题认定

骗取贷款罪的十三大疑难问题认定

一、如何定义骗取贷款中的“欺骗手段”

（一）虚假的贸易背景

瞿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号 ]

2011年6月，杭州嘉宗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瞿某与何幸之（另案处理）以嘉宗公司进货贸易需要融资为由，向农行解放路支行提出贷款申请。在申贷过程中，被告人瞿某在明知没有真实贸易存在的情况下，联系珂飞公司，签订了两份虚假的服装和节能灯采购合同，合同标的4555万元，并伪造出库单等材料，后将需要的材料一并提交给农行解放路支行。

（二）虚假的贷款用途

钟娅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挪用资金罪等一案

[（2014）杭上刑重字第2号]

2011年10月，被告人钟娅为解决其个人名下所经营公司资金短缺的问题，以其担任执行董事的拓盛公司名义向工商银行杭州城站支行申请贷款。在申贷过程中，被告人钟娅编造了申贷用途并伪造了虚假的销售合同，授意公司财务人员制作并向银行提交了拓盛公司虚假的财务报表、纳税证明、年审报告等，大幅夸大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工商银行城站支行依据被告人钟娅等人提交的虚假材料，向拓盛公司发放银行贷款1000万元。

（三）虚假的抵押物价值

浙江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尤俊杰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上刑初字第415号]

尤俊杰以浙江恒基贸易有限公司名义，采取提交虚假的公司审计报告、贵州茅台酒销售发票和酒类流通附随单以及将假冒50年贵州茅台酒作抵押担保等方式，多次骗取贷款，造成银行3000万未偿还。

（四）虚假的资信证明

于朝晖、徐志书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上刑初字第183号]

2009年初，经吴某介绍，被告人于朝晖与时任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商贸服务金融部市场总监的周某（另案处理）相识。周某在得知于朝晖所在的公司有贷款需求后，多次与于朝晖以及经吴某介绍专门帮助于朝晖申办贷款事项的被告人徐志书进行商谈。三人在明知浙江正大公司不符合民生银行贷款申请条件的情况下，确定了对浙江正大公司贷款申请数据的虚假修改方法，即浙江正大公司需将注册资本虚增至7000万元，并对公司相应的财务数据和报表进行美化修改以符合贷款规模，提供温岭市财政局出具的财政承诺函，并伙同徐志书伪造黄金海岸公司章程，将东海涂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60%，使得保证人黄金海岸公司的股权比例由浙江正大公司控股调整为政府控股。

二、如何认定损失数额和骗贷数额

（一）损失数额的确定：立案时

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蒋红国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号]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及其实际负责人蒋某某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掩盖客观事实，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共计人民币4750万元，其中贷款人民币4050万元在侦查机关立案时逾期未予以偿还，造成金融机构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骗贷数额的确定：保证金以及存单质押部分不予扣除 郑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122号]

法院审理查明：辩护人提出的指控本案骗取票据承兑的数额为2100万元不当，应扣除不会造成损失的保证金部分及存单质押部分，认定为1050万元的辩护意见，经查，骗取票据承兑的数额应当以所骗取承兑的金额来计算认定，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PS：保证金或者担保方偿还的数额有助于减少损失的认定。

三、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犯罪中的偿还方式

（一）自己偿还

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滨刑初字第182号]

金某甲利用广业控股实际管理堡业建设东方大厦项目的便利条件，由广业控股代为支付购房首付款，后以签订虚假房屋转让合同、夸大收入或伪造收入证明等方式取得贷款总计13125万元，至案发时，广业控股尚有骗取的贷款本金人民币11737万元逾期未还。2013年8月1日，被告人金某甲、陆某甲、徐某甲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陆某甲到案后检举了他人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期间，各被告单位均已通过“以资抵债”方式清偿了所涉相关银行的债务，并均已取得银行谅解。

法院认定：鉴于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在案发后，对涉案赃款积极协商、归还，各银行在确保不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均予以谅解，对三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对上述三被告人均可适用缓刑。

（二）他人代为偿还

胡某甲、胡某乙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号]

法院认定：被告单位浙江金某贸易有限公司及五被告人均在庭审中自愿认罪，被告人胡某甲亲属已代表被告单位归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垫付款，被告单位及五被告人均获得华夏银行杭州和平支行的谅解，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金某、周某均适用缓刑。

被告单位与五被告人骗取票据承兑2500万。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胡某甲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胡某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担保人偿还

杜伟英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号]

杜伟英采用伪造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明细、购销合同、电费发票等资料，骗取担保，向北京银行申请贷款800万，已由担保方代为偿还。后又骗取民泰银行贷款500万，造成银行损失269余万元。

法院认定：本案损失已经部分挽回，对被告人杜某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本案相关损失并未全部挽回，且被告人杜某尚无悔罪表现，不应对被告人杜某判处缓刑，对辩护人所提缓刑之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杜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四、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的共犯

（一）出具虚假质押证明

胡某甲、胡某乙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号]

被告人胡某甲指使被告人胡某丙请托崇贤港公司负责质押监管业务的被告人金某、周某予以关照。后在华夏银行和平支行审核阶段，被告人金某、周某提供了虚假的质押财产清单及库存明细，以证明金某公司在崇贤港公司码头有充足的库存钢材提供质押担保。

法院认定：被告人金某、周某明知被告单位某骗取票据承兑仍提供帮助，且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二）共同互保

朱某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7号]

被告人朱某甲系被告单位杭州悦欣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2年，悦欣公司与杭州勤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业公司）互相为对方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余杭支行）的融资提供最高额担保，数额均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悦欣公司在申请授信时向银行提交了经过篡改的财务资料（主要是夸大业务量、利润额，缩小负债额）。被告单位悦欣公司与勤业公司之间签订虚假虚假的购销合同，及虚假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取得贷款500万，另承兑汇票100万，部分用于归还其他借款，造成银行资金损失481余万元。

五、如何认定骗取贷款的单位犯罪

（一）未以单位犯罪起诉，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杜伟英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号]

法院认定：被告人杜某作为诸暨弹簧总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并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但因公诉机关对诸暨弹簧总厂未作出指控，故本院只对被告人杜某作出处理，辩护人所提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因被告人杜某系对本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本案单位犯罪的性质，无法认定也不应认定被告人杜某为从犯，且银行、担保公司对贷款审批是否已尽审慎职责，并不能减轻被告人杜某的责任，故对辩护人所提从犯、应减轻杜某责任之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二）不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俞中江、徐某癸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俞中江、徐某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一案[（2014）杭下刑初字第131号]

在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过程中，被告人俞中江主要负责联系银行，被告人徐赛兰负责联系开具承兑汇票所需保证金、贴现并调度贴现资金的使用，被告人玄飞负责提供虚假的贸易合同。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将上述贷款、信用证及承兑汇票资金用于支付货款及往来款、归还金融机构贷款、支付高额利息、缴纳关税或增值税、部分划入“中江系”出纳组掌握使用的个人银行卡等。

法院认定：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玄飞的犯罪行为未体现单位意志，利益也非归属于单位。故被告人俞中江、徐赛兰、玄飞的犯罪行为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六、如何认定“其他严重情节”

（一）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方光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73号]

从2008年10月至2012年4月，凌某为归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指使被告人方光明以永安公司名义，先后7次向建设银行申请400万元承兑汇票，其中4次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假合同，所得款项均被凌某套现后还债。2012年4月20日，永安公司归还建行建德支行汇票到期人民币400万元。

法院认定：被告人方光明使用虚假的购销合同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银行承兑，虽然永安公司在案发后已经归还，未造成金融机构的实际损失，但其多次骗取银行承兑且数额巨大，符合情节特别严重之情形，故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七、罪与非罪

（一）提供反担保的行为如何定性

黄国余、马丽集资诈骗罪，黄国余、马丽合同诈骗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153号]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公诉机关所控被告人黄国余、马丽以亚细亚公司名义向浦发银行临安支行贷款580万元，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并最终由该公司代为偿还上述贷款的合同诈骗事实，因被告人黄国余、马丽以各自名下真实、合法房产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反担保权利的设定系黄国余、马丽明知自己无力偿还情况下所作财产处分之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故担保公司已代为偿还贷款后对黄国余、马丽各自名下房产所持有的他项权利主张系民事法律纠纷，不应认定为刑事犯罪。故公诉机关将其认定为刑事犯罪事实并不妥当，予以纠正。

（二）短期违反贷款合同约定出借他人如何定性

喻某职务侵占罪，喻军民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2014）杭富刑初字第835号 ]

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喻某犯骗取贷款罪，经查，东南公司系经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协调，得到授信额度后申请获取贷款，虽短期内借给他人使用，但有证据证明借款仍按约定用于废纸交易，且该贷款按约归还出借银行，借款银行也不认可被骗，未受损失，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故本院不予认定。

八、银行工作人员有过错，骗贷人是否可以免责

（一）银行工作人员有过错不作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 周某甲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8号]

法院认定：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提出交通银行余杭支行具有过错的辩护意见并据此提出对被告人周某甲从轻处罚，经查，本案中交通银行余杭支行的具体经办人在放贷前已对申请贷款的资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即已尽到了基本的审慎义务，不能因其未发现骗取行为而认定有过错，且即使贷前审查不严亦不能作为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九、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的区分

（一）骗取贷款后，被他人使用并用于个人挥霍

瞿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号]

瞿某以嘉宗公司名义签订了虚假的服装和节能灯采购合同，合同标的4555万元，并伪造出库单等材料，获得银行信用证金额共计2500万元，其中保证金500万元，实际贷款金额2000万元。但后来贷款的2000万元资金被何幸之个人实际占有，尔后何幸之出逃至国外导致贷款到期而嘉宗公司无力归还。

法院认为，被告人瞿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十、银行职员参与其中的犯罪定性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

周慧萌、钱俊蓉违法发放贷款罪一案 [（2013）浙杭刑终字第449号]

上诉人钱俊蓉身为银行客户经理，在操作涉案贷款业务时，明知浙江正大公司在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方面不符合银行贷款申请条件，仍指导配合于某、徐某、沈某等人对该公司财务材料予以修改；明知担保单位黄金海岸公司的股权变动是为了配合浙江正大公司进行贷款，而未予以严格审查；对于授信风险控制的最后屏障--温岭市财政局的承诺函的真实性，未进行核实；银行放贷后，未尽贷中及贷后检查职责。上诉人周慧萌身为银行负责人，明知浙江正大公司有虚增注册资本、夸大销售收入、更改黄金海岸公司股权比例等作假行为，仍同意报上级部门审核。综上，上诉人周慧萌、钱俊蓉明知申贷人不符合贷款条件，仍发放贷款人民币700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吴天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2013）杭下刑初字第141号]

2011年9月，被告人吴天闻在担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下称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企业金融业务三部客户经理期间，为吴某担任法人代表的杭州顺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顺佳公司）从该行申请开具国内信用证提供方便，受益人为吴某实际控制的杭州思誉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思誉公司），开证金额为人民币76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敞口3800万元）。期间，被告人以银行汇款等形式收受吴某的17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天闻身为公司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十一、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罪名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

温浙明集资诈骗罪，温浙明诈骗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72号]

2012年12月，被告人温浙明在与杭州市上城区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隐瞒履约不能的真相，虚构在台湾投资旅行社，要向台湾海峡两岸友好交流协会交纳赴台证件办理费等事实，利用虚假的让渡合约书等证明文件，骗取借款200万元，造成杭州市上城区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损失197万余元。

法院虽然认定小额贷款公司为金融机构，但仍认定温浙明构成的是合同诈骗。

（二）诈骗罪

杨雪诈骗罪一案 [（2015）杭西刑初字第87号]

杨某浏览到阿里巴巴网站有即时到账的小额贷款信息后，萌生冒用他人身份申请贷款诈骗之念。其通过阿里巴巴网站物色到慈溪市富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虞某的帐号及个人信息，并且通过qq购买了虞某的帐号。被告人杨某侵入该账户后，更改绑定了作案使用的手机，且使用虞某的身份信息办理了浦发银行卡。此后，被告人杨某冒用虞某的阿里巴巴国际站账户，得到了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8万元，法院认定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三）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

吕某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5）绍越刑初字第1357号]

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吕某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越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不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因为小额贷款公司不是刑法规定的其他金融机构。

法院经审理查明，越信公司系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公室批准并经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于2009年11月30日颁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确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编码为金融机构二级分类码Z-其他，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了金融机构范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年5月31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是从事小额放贷和融资活动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因此认定吕某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最终认定吕某构成了违法发放贷款罪。

既然法院可以认定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其他金融机构，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那我们自然也可以认定，被告人如果骗取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也可以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或者贷款诈骗罪。

十二、未实际取得贷款的犯罪定性

（一）骗取贷款罪的未遂犯

陆建羽诈骗罪，陆建羽合同诈骗罪等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3号]

2008年12月，被告人陆建羽以银转公司名义向中信银行余杭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800万元，同时采取代签董某甲等股东签名、加盖伪造的杰顶公司印章的手段伪造杰顶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等担保手续，并隐瞒杰顶公司未缴清土地出让金的真相，致使银行方误以为杰顶公司同意以位于安徽省广德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银转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后因银行工作人员发现用作抵押的土地实际并未缴清土地出让金而停止发放贷款，致使被告人陆建羽未实际骗取贷款。

法院认定：在贷款诈骗犯罪中，被告人陆建羽已着手实施贷款诈骗犯罪行为，但因银行发觉而停止发放贷款，致使陆未实际取得贷款，依法亦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减轻处罚。

十三、担保方代为偿还贷款后的法律适用

（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罪名定性

温浙明集资诈骗罪，温浙明诈骗罪等一案 [（2014）浙杭刑初字第72号]

被告人温浙明隐瞒真实履约能力，虚构资金用途，由保证人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以妇女国旅的名义向杭州银行科技支行贷款300万元。在签订担保服务合同的过程中，被告人温浙明隐瞒履约不能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沈某甲以名下的房产向贷款保证人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该笔贷款到期后，杭州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代为偿还贷款本息3057200.91元，之后扣除妇女国旅缴存在其处的保证金40万元，并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由被害人沈某甲实际承担该担保造成的损失265万余元。

法院认定：被告人温浙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虚假的贷款理由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采取隐瞒无履约能力的真相，骗取被害人提供担保以及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方式骗取贷款，最终导致被害人和金融机构承担数额特别巨大的损失，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篇：骗取贷款罪辩护词——检方撤诉

本案最终以检察院撤诉，被告无罪而结案！

本案的辩护观点应该能为公检法律及银行、被告人等各方提

供借鉴。

骗取贷款罪无罪辩护

内容提要

——于长义律师 ***

目前，银行为及时收回借款，借助《刑法》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的规定，频频报案，公、检往往立案并审查起诉。特别是骗取贷款罪的入刑更为银行收款打开方便之门，本来是大量的民事借贷案件，借款人却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在公权威慑下被迫认罪！但细究之下，当时的借款资料大部分都是银行工作人员为完成业绩，指导借款人制作提交！现根据自己经办的一个骗取贷款罪案例，针对现下骗取贷款罪的认定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期抛砖引玉，与大家交流。

个人认为，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看，是否有罪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公诉方应提供财产价值鉴定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夸大价值骗取贷款；

2、未经民事诉讼、执行，在没有证据证明执行不能时，不可能划入银行损失类，不应认定为已经给银行造成损失；

3、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应明确，在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应适用，至少应慎用。

辩护词摘录

尊敬的审判长：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某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就其涉嫌骗取贷款罪提供辩护。

起诉书称：某某某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某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骗取贷款罪”的规定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综上，本案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方面有骗取信用社贷款的故意。客观方面：

1、以欺骗手段取得信用社贷款，即信用社贷款必须是以欺骗手段取得；

2、骗取贷款的后果是给信用社造成了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相对应的，如实申报贷款资料获批 的贷款数额不应认定为骗取所得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不构成本罪；未给信用社造成重大损失或未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不构成本罪。

一、某某某不存在骗取贷款的事实。（略）

二、逾期还款不等于已经造成经济损失。

1、将逾期还款认定为经济损失属于混淆概念，是错误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根据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损失是履行还款义务之外 “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还款本身不是赔偿损失。根据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损失赔偿额相当于违约金，而不是应还款数额本身。因此，将逾期还款数额本身认定为是损失数额，是混淆了概念，扩大了对损失数额的认定范围，造成刑事责任普遍化的结果，而刑事责任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责任承担，这与刑事责任立法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将逾期还款数额本身认定为经济损失是错误的。

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监罚（2006）23号文，未将本案的逾期还款情形认定为损失。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银监罚（2006）23号文第六条第（三）项 “自然人一般农户贷款的分类标准”第4项的规定： “符合企事业单位贷款、自然人其他贷款标准”第5项所列情况之一的一般农户贷款列入损失类。根据“符合企事业单位贷款、自然人其他贷款标准”第5项的规定，划入损失类的贷款为：

1、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的规定的被认定为呆账条件之一的信贷资产；

2、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即使处置抵（质）押物或向担保人追偿也只能收回很少的部分，预计贷款损失率超过90%。再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第四条的规定（附后），认定呆账的前提必须是“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后。

很显然本案中信用社仅对某某某进行了催要，并未诉诸法律强制执行某某某的财产。且根据侦查机关对信用社人员的询问记录显示，信用社并未向担保人主张过权力。因此，本案的逾期借款不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引》关于损失的划分标准。公安机关和公诉人将本案的逾期借款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综上，信用社未向借款人和担保人采取必要的法律程序追要欠款，不能认定为损失。公诉方将逾期还款主观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于理不通，于法无据。综上，无论是借款人本人还是担保人的资产，足以偿还逾期借款。因此，公诉人认定为已经造成重大损失是极其错误的。

三、仅仅逾期还款数月不属于严重情节。四（略）

综上所述，贵院一旦认定罪名成立，意味着“逾期还款即为损失”成为判例，也就意味着信用社等债权人无权再要求返还借款，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同时也势必造成大量的借款民事案件刑事化，势必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这与当前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更与信用社追回逾期债权的本意南辕北辙！

在司法改革的今天，我们相信贵院能坚守法律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定的维护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请依法判决某某某无罪！谢谢。

此致

山东省某某某人民法院

辩护人：于长义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 12 月

日 附：

1、《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第50号）第四条 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债权或者股权可认定为呆账：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并终止法人资格，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者死亡，金融企业依法对其财产或者遗产进行清偿，并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后，确实无力偿还部分或者全部债务，金融企业对其财产进行清偿和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四)借款人和担保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县级及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五)借款人和担保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或下落不明，未进行工商登记或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工商年检，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

(六)借款人触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财产不足归还所借债务，又无其他债务承担者，金融企业经追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

(七)由于借款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诉诸法律，经法院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强制执行，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定终结、终止或中止执行后，金融企业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八)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诉诸法律后，．因借款人和担保人主体资格不符或消亡等原因，被法院驳回起诉或裁定免除(或部分晓除)债务人责任；或因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权利凭证遗失或丧失诉讼时效，法院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九)由于上述(一)至(八)项原因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依法取得抵债资产，抵债金额小于贷款本息的差额，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

(十)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发生垫款时，凡开证申请人和保证人由于上述(一)至(九)项原因，无法偿还垫款，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垫款；

(十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投资权的金融企业的对外投资，由于被投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并终止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经清算和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股权；

被投资企业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县级及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金融企业经清算和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股权；

(十二)金融企业经批准采取打包出售、公开拍卖、转让等市场手段处置债权或股权后，其出售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可认定为呆账；

(十三)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债权。

第三篇：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骗取贷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陆向辉

法条规定及相关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六）》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立法背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现实中存在有区别于贷款诈骗的行为，比如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但是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为，但客观上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非常严重，这样的行为就需要刑法规定罪名来规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设骗取贷款罪。

该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国家把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对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对象较为特殊的保护，设置了很多关于银行业务法律责任和特殊规定，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同时，觉得打击力度还不够，又新增了骗取贷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一个罪名的设置也应该严格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在对关于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予特殊保护，及时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只要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有可能触犯刑法，这本身就将该类行为由原来的结果犯加入了情节犯的因素，在经济活动日益活跃的现代社会，规定该罪名有其必要性，但决不能再对该罪名进行扩张或者类推解释。

问题：但在实践中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十分混乱，司法人员和学者在对贷款诈骗的解读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使该罪成为了任意解释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权力机关降低入罪门槛而滥用，或者不当限缩的入罪范围使该罪实际上形同虚设。此外，骗取贷款与贷款诈骗在实务中因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制力度。撇开个别案件存在的人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这种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对该罪基本构成要件的不当理解。很多人单单从文理解释的角度出发，理解该罪名只要实施对“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实施了“骗取”行为就构成骗取贷款罪，这有违立法本意。

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终归是一种金融机构和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民事活动的原则要鼓励交易，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行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护，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应属于被害人自我归责的范围，既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刑法也缺乏干预的必要性。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规定负责贷款人发放的贷款“即使它构成违背任务的行为，如果这种贷款主要是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的话，那么，因不存在‘图利目的’，所以照样不构成背信罪”。所以该罪名就应该规制那些在手段上严重虚构事实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并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手段无法惩处的行为。本文将从行为、因果关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罪名做一分析。行为包括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的各种骗取，因果关系比较特殊，包括欺骗手段和取得贷款的因果关系，也包括取得贷款后对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或者风险的因果关系，危害结果包括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和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行为

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在申请、取得贷款时存在欺骗手段。实践中，行为人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往往同时实施多种欺骗手段以达到欺骗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骗手段都要纳入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

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从刑事立法层面看，刑法在已经设立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又增设骗取贷款罪，免去“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对骗贷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因而更应遵循谦抑性原则进行规制。从贷款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刑事司法层面看，我国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能够相对妥善地解决金融机构与贷款者之间的纠纷，且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路径处理轻微欺骗手段导致的纠纷，效果更好。如果不区分骗取贷款手段的严重程度，将一些手段明显轻微的欺诈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将导致打击面过大，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区分骗取贷款手段欺骗性程度很有必要。骗取贷款罪的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上看，关于骗取并没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均可以构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就构成骗取贷款罪呢？实践中，银行商业贷款中，贷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贷款资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认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都能成为骗取贷款罪。该罪立法讨论中，“银监会认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此带来损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长的周期，且损失是否最终形成，在实践中因缺少统一判断标准而很难判断。如果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则判断起来非常困难，不利于打击此类违法犯罪。银监会建议将该罪由‘结果犯’模式改为‘行为犯’模式，以是否实施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而不是以结果作为构成要件。即以‘数额巨大的’和‘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骗用贷款罪’成立的要件”。⑽但这一立法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因为在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因此认为这都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则扩大了本罪的规制范围。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的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笔者的这种解释，在一些国家的刑法中也有规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贷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据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使属于不当贷款，如果确实采取了设定担保等确保债权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构成背信罪。”。行为人虽然提供的资料有瑕疵，但该资料对金融资产的运行没有形成风险的，不应作为骗取贷款罪认定。实际上，作为商业贷款，银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围绕着借款与还款来进行的，至于合同规定的一些随附义务，也大都是围绕着贷款安全设置的。而担保抵押贷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证，就是担保和抵押物的真实、足额。

事实上，贷款过程中的欺骗行为形式多样，常表现为虚构主体、提供虚假担保、虚构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合同）、改变贷款用途、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其他规制方式调整的。从金融行业层面看，行业内部有着较完备的贷款审查制度和不良贷款清收、处理制度，遇到欺骗手段轻微的贷款纠纷时，应首先触发金融行业自身的抗风险机制，以提升抗风险意识和能力，而不是让刑法过度介入，否则不利于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发布的《贷款通则》对贷款的条件、流程、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如要求在贷款时，借款人应当填写借款申请书并提供真实的贷款资料；《贷款通则》第71条规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或者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经营房地产资格的借款人用贷款经营房地产业务的等，由贷款人对其部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贷款通则》第72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或者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或者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所以，在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没有形成遭受损失的风险时，该行为作为贷款纠纷处理是有依据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处罚就失去了空间。

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实夸大或隐瞒非必要事实以取得银行贷款的，并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这在公民个人向银行申请房屋贷款的类型案件中尤为常见。此外，在银行诸多贷款资料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是基于贷款行政管理（如统计）等需要提供的，对形成贷款风险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对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作某种程度的夸大，虚高抵押物的一定价值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应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骗取”行为。

如某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涉嫌骗取贷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张某帮沈某购买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办理贷款时，银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证明，于是张某就以甲公司名义开了一份月收入3.6万元的收入证明，因银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张某就伪造了一份内容为“甲公司系沈某和张某两人出资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签字。于是张某帮助沈某从银行获取房贷 261万元，后一直正常还款。本案中，张某申请银行贷款时有三个带有欺瞒性质的行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经理但伪造章程 将沈某列为出资人，三是张某代替沈某签字。银行发放个人贷款真正要审查的是申请人是否具有还贷能力，该案中张某实施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欺瞒行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证明这一项，后面两个行为只是辅助证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对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间接证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张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的核心行为 即提供了与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证明文件。张某提供的收入证明虽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但是沈某在A公司担任经理确有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过事后沈某按时还款的行为也能反过来印证其具有按时还贷的能力，因此张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为的情节过于轻微，不宜被评价为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手段。

其二，“其他严重情节”的立法语言，包含了对入罪范围的扩张，更表明了对入罪的限缩。作为情节犯中的情节，虽然含义比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立法用“严重”作为情节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从该罪的客体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将此处“其他严重情节”解释为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是可行的。因为，该罪常态的入罪条件是“造成重大损失”，即“导致一定数额的金融资金无法归还”，与其对应的入罪条件，从逻辑上应该与“重大损失”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单纯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贷款，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性，难以相当，只有在虽然没有造成现实的“重大损失”，但由于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金融机构的“巨额金融资金陷入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才能危及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安全，将其界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危险的，才具有相当性。实际上，刑法中的许多情节犯，看上去比较广泛，但司法解释为了减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还原为数额犯，或者限定为危险犯，骗取贷款罪也理应如此。

因果关系： 关于因果关系，首先要联系到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问题，对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应达到何种严重程度，实践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实施相应放贷行为的程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达到使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的程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达到致使金融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程度。这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都不够严谨全面。

第一种观点只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以及基于错误认识所作出的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这种错误认识及处分行为是否导致了足以科处刑法的风险或者后果。比如，行为人虽然虚构贷款用途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发放贷款，但其并未置贷款于高度风险之中，同时还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担保，那么，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就未达到入罪要求的程度。

第二种观点恰与第一种观点相反，仅强调了欺骗手段与金融资产无法回收的高度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实施了发放贷款的行为。比如，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被金融机构识破，金融机构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标、谋取利益等，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那么无论该贷款是否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行为人的欺骗手段并不在骗取贷款罪的规制范围内。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欺骗手段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观点除了与第二种观点同样忽略了欺骗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由此发放贷款外，在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求实际损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颇。无论刑法条文还是司法实践，本罪并不以实际损失为必备要件，未造成损失而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人依然可能构成本罪。

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中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应同时满足两重因果关系，且这两重因果关系是递进关系。

第一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机构的错误认识和放贷行为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足以导致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才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机构并非基于行为人欺骗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发放贷款，即便该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欺骗手段仍未达到骗取贷款罪的入罪要求。

实务中查处的一些骗取贷款类案件，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确实向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贷款资料，例如虚构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的用途等，但银行经办该贷款的工作人员或者决策放贷的人员对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实性是非常清楚的；相关人员在了解真相即没有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做出了放贷决定，使行为人获得了贷款。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本罪的“骗取”行为呢？理论与实务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骗取贷款犯罪中，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行为人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谋策划、内外勾结作案，参与骗取贷款的行为，如果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既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又构成骗取贷款罪，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其他情节严重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换句话说，对实践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审核人员联手做局的案件，审核人员明知是虚构事实或虚假材料，但收受好处后仍将其作为真实情况，或者放宽审查标准，将有缺陷的贷款申请放行的情况，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贷款，仍应作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处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欺骗行为的对象认定上，有认识上的误区。

一个骗贷案件发生后，人们习惯地说银行受骗或被骗了多少贷款。实际上，银行被骗受害固然是事实，但说银行受骗是不准确的。借款人欺骗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应该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是无法受骗的。不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受骗，不等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受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因为借款人的虚构事实而陷入错误认识，而代表银行作出错误的决定。换句话说，银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显露的，它的经营是通过具体的银行工作人员行为对外活动实现的，借款人的欺骗行为针对的是银行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和具有决定贷款发放权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即“欺骗行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法人财产”。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被骗的后果，往往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了骗贷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受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刑法》第167条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受骗者是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相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而受害者则是公司、企业本身。

不过，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从事某种违规活动时，既可能为银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而实施，也可能是为了借款人利益而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而予以发放贷款，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应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负责贷款的各环节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他们代表了银行的意思和行为，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换言之，“在金融机构内部，处分财产的人并没有陷入任何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而是在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转移”，不符合欺骗行为的构造。

第二，不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但发放贷款最终决定者并不了解真相，决策者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放贷决定。此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借款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共同虚构事实，通过向具有决策权的银行工作人员行骗而获得贷款，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银行工作人员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特征，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具有“严重情节”的，则银行工作人员和借款人应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是与借款人串通共同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故其行为实质上也就不具有银行的代表性，应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骗取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第二重因果关系，是指欺骗手段的严重程度与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贷款等金融资产本身具有风险属性，故而金融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将贷款等金融资产置于可控的风险之下。因此，只有行为人的欺骗手段突破了金融产品的风险底线，置金融资产于不可控的高度风险之中，威胁到金融信用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资产安全，该欺骗手段才达到需要刑法进行规制的严重程度，即便这种高度风险并未导致实际损失。反之，即便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使得金融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发放贷款，但未使得该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则该欺骗手段未达到入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比如，行为人在虚构贷款理由的同时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即使该抵押最终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贬值或者灭失，造成贷款无法收回，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仍不应视为使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之中。危害结果

这涉及对骗取贷款罪所侵害和规制范围的认识。关于该罪的性质，理论分析和实务处理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骗贷案件是一种结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标准是，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算是骗贷”。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刑法规定看，骗取贷款罪是结果犯和情节犯并存的犯罪。行为人的骗贷行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理应通过刑罚来加以惩戒。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下称《规定

（二）》）第27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规定

（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种观点的立场。但从实务中看，大部分骗贷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了实际损失的基础上的，鲜有仅仅因为采取骗取手段获得贷款而没有造成损失就作为犯罪处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了巨额贷款，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侦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损失而被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首先，认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相关结果才能构成本罪的第一种观点不符合立法规定。立法已经明确，构成本罪有两种情况，一是造成“重大损失”，二是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有“其他严重情节”。虽然“其他严重情节”具体指何种情况，界定不清，比较模糊，但显而易见的是，其入罪范围比实际造成损失的范围宽。第二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有《规定

（二）》的依据，但入罪范围过宽，也未必符合社会现实和立法精神。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首先看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是否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在已经造成损失并达到立案标准的情况下，构成骗取贷款罪应没有异议。其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虽然没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案发时已经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此种情况下，也应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申请贷款时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没有形成贷款风险，则行为人不应构成本罪。

其三，将欺骗贷款罪的最低入罪标准限定为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二元化”规制模式决定的。各国对欺骗贷款行为的规制模式和范围不一样，在美国，《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第1014节规定的虚假贷款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行为人向银行提交了虚假贷款申请，便构成既遂，而未必实际上取得贷款。《德国刑法典》第256条b（信贷诈骗）规定，对信贷诈骗的规定是一种行为犯的犯罪构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要求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为要件。⒀这与西方国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关。而我国经济刑法的规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规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分别界分为一般违法违规行为与犯罪行为。只有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例如，俄罗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贷款罪”，只有贷款人提供了明显虚假的其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构成。

众所周知，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分为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对商业上的担保贷款而言，关键是有无真实有效的资产进行抵押，只要担保单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额，其他资料、手续纵有虚假，也不致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当初设立该罪时，正是因为骗取金融 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运行处于可能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之中，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而在担保真实足额的情况下，银行完全能通过担保物权实现债权，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不会产生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或者说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消解潜在的风险。由此，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的行为应当至少造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风险才能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现有判例也有印证，如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廖某某骗取贷款罪二审一案。原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骗手段取得被害单位工商银行湘乡市支行贷款人民币4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实的姓名、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办理 贷款手续，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构成骗取贷款 罪”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栋商住两用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该房屋经评估价值为91万元，房产证、土地出让使用证是真实的，只是用于贷款的结婚证、有关文书签名是虚假的。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廖某某虽然实施了欺骗手段，但是原审判决认定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不足，不构成骗取贷款罪。虽然该案例中被告人骗取的贷款只有45万元，并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100万元，但是从二审法院的判决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逻辑。法官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判断，即骗取贷款的行为究竟是否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的风险。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价值明显高于贷款额度的房产担保，也就是说被告人虽然未归还贷款45万元，银行也可以执行担保物权，上诉人未还的45万元并不必然等于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上诉人的行为没有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基于此，二审法院才在判决中认 定上诉人廖某某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类似案例还有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邓宠被控骗取贷款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放贷与被告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虚假陈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银行确信放贷资金不会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风险之中而予以放贷。对于明显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

典型案例：

一、朱恒忠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肇庆市中级法院（2016）粤1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第一、上诉人朱恒忠在设置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向肇庆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伪造股东会协议书及公司章程上刘某的签名，并向银行提供了没有真实交易的供货合同等材料，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使银行相信其抵押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取得了银行发放的贷款。因此，足以认定上诉人朱恒忠向银行贷款的过程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银行贷款2500万元的事实。第二、虽然上诉人朱恒忠向鹤山建银贷款的过程提供虚假了贷款资料，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朱恒忠以肇庆长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设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评估价高于其向银行的贷款数额。因此，上诉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或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的证据不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朱恒忠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综上，上诉人朱恒忠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朱恒忠在贷款过程中未欺骗银行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但认为上诉人朱恒忠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意见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恒忠虽然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其向银行提供了真实、足额的抵押，认定其行为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上诉人朱恒忠犯骗取贷款罪的定性不当。上诉人朱恒忠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上诉人朱恒忠刑事责任的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理据充分，予以采纳。

二、邵某某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某某在从S信用社办理贷款的过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以刘某新、昝某宇、阎某、张某宇的名义申请并提供足额有效担保，取得银行贷款人民币24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银行贷款到期后正常还本付息。其行为属于正常的民事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邵某某无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

三、邓宏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广东省高级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判决书）裁判理由：对于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邓宏申请涉案500万元贷款时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隐瞒飞尔公司巨额亏损的事实，但《个人借款保证合同》、《个人经营创业借款合同》、《购销合同书》、《授权声明》等物证、书证及证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证言证实邓宏以个人创业贷款为由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500万元贷款向融光公司购买原材料，以虚假的《购销合同》和《授权声明》为申请材料向兴业银行申请该笔贷款；证人邓某乙、周某、肖某、邓某丙的证言及相关的银行流水清单等均证实上述所贷款项经层层流转用于向兴业银行质押贷款获得的450万元全部进入飞尔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使用，并未作为货款支付给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门的查询结果证明融光公司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诉人邓宏作为飞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骗取贷款的目的系为了飞尔公司的资金周转和经营，且飞尔公司与融光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邓宏以个人名义，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500万元贷款的事实。

2、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

四、浙江七彩凤公司、张斌被控骗取贷款案

（来源：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2013）浙嘉刑终字第274号判决书）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

第四篇：骗取贷款罪案件无罪辩护之辩护词精选(2017年版)

骗取贷款罪案件无罪辩护之辩护词精选（2017年版）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编者按：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是选择性罪名，是指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在骗取贷款罪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唯有从金融犯罪辩护专业角度入手，关注行为人是否具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是否采用欺骗手段，是否提供虚假担保和虚构会计资料，是否骗取银行信贷资金，银行是否受损，相关机构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等，竭尽全力寻找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点。因此律师对相关书证、物证和供述的仔细考察、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类案件中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其工作量无疑是巨大而艰难的，但此种精细化辩护态度逐渐成为当前刑事辩护之潮流所向，被告人、相关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因为刑事律师的专业、“较真”态度而受益。编者精选截至目前刑事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之辩护词数篇，其中既有名家之大作，也有名气暂时虽不大，但体现严谨态度、值得同行传播、借鉴之佳作。望共同品读，造就雄“辩”之才，为传播精细化办案理念贡献一己之力。

2017年10月05日编定。

目录：

韩冰、董艳国：吕×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6年10月13日）

杨承富、王发旭：蔡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骗取贷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信用卡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5年8月7日）

谢建宏：某市赵先营被控骗取贷款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7月30日）

吴之成：曾某某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5月31日）

周阿求：华鼎创富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3年4月16日）

陈有西、江庆：曾勇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2年3月26日）杨航远：张春来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2011年11月17日）

吕×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吕×亲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韩冰律师、董艳国律师作为其被控骗取贷款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

庭审前，我们查阅本案所有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参加了庭前会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解封非涉案财产、申请调取证据及通知相关人员到庭作证等。参加了法庭调查，庭审举证质证，询问出庭证人等。

辩护人认为，本案指控存在两方面的重大问题：

第一、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序问题，包括全部电子数据、全部书证的收集未依法进行，不能做为定案依据，同时存在众多的程序性违法； 第二、存在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实体问题，包括从保理业务、虚构事实、受骗对象、因果关系以及行为性质等几个方面，可以说明如果真有骗取贷款的也不是被告人吕×。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程序问题

起诉指控的事实用一句通俗的话可以概括为：给银行贷款文件有虚假的，拿到贷款了，贷款没还上，就是骗取贷。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或许可以成立，但关键需要的是证据。任何案件认定事实依靠的就是证据，法律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采信均有明确的规定；证据应具有“三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所谓“三性”，即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首先是客观真实性，是指证据必须能证明案件真实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作用于人的感官而被留在人的记忆中的，或作用于环境、物品引起物件的变化而留下的痕迹，或由文字或某种符号记载下来，或成为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等。客观真实性是诉讼证据的最基本的特征和要求。其次是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必须是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逻辑上的联系。如果作为证据的事实与待证事实没有联系，不论其是否真实，也不能作为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第三是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由法定机关、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不按法定程序提供、调查、收集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证据的合法性还包括证据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对某些法律规定了特定形式的，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同样不能成立。

我们之所以要重温这些最基本的证据理论，就是因为本案侦查所取得的绝大部分都无法称为证据，只能说是卷宗材料；检察机关未尽依法审查之责，依据这些卷宗材料指控被告人吕×骗取贷款。对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按照法律规定对证据“三性”的基本要求，说明这些卷宗材料在审判中应当作为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瑕疵证据。

一、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

证据的合法性和瑕疵问题都是案件审理必须重点查清的，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不是无理取闹，提出证据瑕疵也不是纠缠细枝末节。案件审理应当坚决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错误思维。加之本案存在的诸多程序违法，足以构成“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序问题。

支撑本案指控最基础的主要涉及电子数据、书证两大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当中，对辩护人提出的这些电子数据、书证在收集、固定，与证明指控事实关系等各个方面的质证意见，无一能够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反驳。充分说明这些卷宗材料属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公诉方以此作为支持指控的依据，导致张冠李戴，以偏概全。

（一）关于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在本案庭前会议上，辩护人提出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证据清单，对于涉及被告人吕×供述笔录，虽没有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提出申请（鉴于会见沟通时被告人对侦查机关心有余悸），只提出了供述笔录存在的需法庭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公诉方认真加以对待。

但在第一次庭审时（2016年6月22日），公诉方针对被告人吕×的所谓“翻供”，宣读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对此，辩护人提出了七十一次提讯、只有十份供述笔录（见附件1），特别指出看守所将吕×送医院检查、确诊其身患重病，侦查人员仍然在其乘坐轮椅情况下进行了六十一次讯问（最长时间从早8时至晚20时），却没做任何笔录，辩护人就此申请对被告人吕×的供述笔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后来经长时间休庭、侦查人员以种种理由不出庭接受质证且不出具任何书面说明，造成法庭审理的拖延，经征得被告人同意而撤销该项申请。

在此辩护人需要指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虽属于被告人（包括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条的规定，法庭对非法证据排除也是一项义务[1]。因此，对于被告人吕×供述笔录能否作为合法取得的证据使用，合议庭应予严肃认真考虑。

（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其他规则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包括言词证据、物证和书证等两大类，并且对每类证据排除的不同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但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例举的情形就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事实上，在司法实践当中，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多种多样；因此，从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角度，还有其它应当适用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1、证据存疑排除规则

就被告人吕×第一次供述笔录举例,《拘留证》（侦一卷P7）显示，吕×于2015年3月27日15:30被拘留（吕×签字），17时被LYG市看守所收押（由看守所警员刘××签字接收入所），同日16:30-17:50的讯问笔录（侦二卷P79）记载讯问地点为LYG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该笔录时间段内，17时之前或许在经侦大队，但17时之后一定在看守所内，吕×不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这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应当由侦查人员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而现在公诉机关未举证证明。这就是存疑证据应予排除的。

2、证据证明力排除规则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辩护人向法庭提出了十余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这些人包括，一类是侦查机关制作过询问笔录，但证言与其它卷宗材料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的；尤其姜×、邹××、程×等办理贷款过程参与度高，对认定案件事实认定非常重要的证人（在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之前，侦查机关居然没有对姜×进行取证）；另一类是侦查机关没有取证，但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性质至关重要的，主要涉及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说明姜×明知XG公司、OB公司经营情况和还款能力，却组织过桥资金并制作银行内部虚假的批准文件。但姜×却证明过桥资金只是为被告人吕×介绍的，是吕×自己联系的；事实上，这些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没有一个吕×认识的，也没有一个是吕×联系的。但对此项申请，合议庭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不予批准。辩护人认为，查明该项事实直接关系到本案性质的认定（其后详述）。

3、程序违法排除规则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在勘验、检查、搜查过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大量的电子数据、书证调取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排除（存在的具体问题其后详述）。

4、附条件的瑕疵证据排除规则

4.1“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对物证、书证的来源、收集程序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据程序违法排除规则和附条件的瑕疵证据排除规则，本案全部电子数据、书证均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存在的具体问题其后详述）。

4.2“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本案全部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均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同时也没有补正或合理解释，也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公诉人反驳质证意见，认为在格式笔录首部填写姓名就是签名，辩护人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讯问笔录上所列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填写齐全。侦查人员、翻译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据此规定，“填写”和“签名”显然不是一回事。对笔录签名不仅是一个在笔录当中的位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笔录内容取得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确认方式。如果按照公诉人的理解，让犯罪嫌疑人、证人在笔录首部签名，那岂不是以下的内容可以随意由侦查人员书写了？ 综上，辩护人从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几个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本案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个主要问题。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些问题可能司空见惯，但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更不是存在就是合法的。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才能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的要求。

二、关于本案电子数据所存在的问题

由于本案起诉指控依赖于大量的电子数据、书证，所以，非常有必要专门就涉及该方面的问题分别说明具体的辩护理由。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八类证据，电子数据属于其中第（八）项。对于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以及在本案审理期间刚刚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9月20日，以下简称“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都对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审查判断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等诸多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综合本案电子数据收集、调取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电子数据的范围

“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一条对电子数据规定了定义和范围，即“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电子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当中所有的银行贷款文档资料、电子邮件、第三方提供的查询电子文档打印件等均属于电子数据，其调取、固定等必须符合作为证据使用的要求。

（二）本案电子数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1、收集不符合客观、全面的规定

1.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了收集、提取及审查判断的原则，即“侦查机关应当遵守法定程序，遵循有关技术标准，全面、客观、及时地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审查判断电子数据。”本案侦查机关收集与指控事实相关的两笔贷款电子数据，银行作为发案单位理应积极配合；银行贷款档案应为系统性存储文件，侦查机关要做到全面、客观收集并不难。然而公诉方举示的该类电子数据的打印件，却存在大量的页码不连贯、顺序颠倒、序号颠倒、附件不全、手工改写添加、文件重复、文件类别混乱等等不一而足（见附件统计表2[1-5]）。这些现象说明，要么是银行文档保存不全、不规范，要么就是人为进行挑拣，甚至都无法证明完整的一项贷款过程。而公诉人在法庭上多次强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说不出哪些材料是证明哪些事实的，所以在法庭举证时，干脆将所有电子数据卷宗一起端出来给被告人查阅、质证。

1.2辩护人申请调取银行客户经理刘×、程×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岳××、邹××的往来电子邮件，得到法院许可，调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查清银行工作人员为起诉指控的两项贷款提供了哪些文件，指导制作了哪些虚假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文件。但侦查机关既不到双方邮箱服务商的服务器调取，也不在LYG当地LY支行调取，而是舍近求远跑到北京向岳××、邹××调取；搞不懂这是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还是搜查（不是该二人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公诉方在法庭上补充举示的，是侦查机关从该二人自用的电脑、已经清理过的邮箱当中提取的很少一部分打印件。该二人证言显示，银行办理贷款的客户经理刘×、程×直接或间接通过邹××向被告单位财务人员岳××发送了大量贷款所需的空白文件（或可直接打印盖章的文件）。侦查机关如果全面、客观收集这些电子数据，即使不到邮箱服务商处调取，至少也应该从银行、被告单位两方面调取进行比对。

2、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

2.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部分“电子数据的收集与提取”第七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这应该说是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基本的程序要求。但本案所有银行电子数据收集、提取，均没有任何符合该项规定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份电子数据打印件有侦查人员签名，也没有显示“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的，更没有说明侦查人员是按照什么“相关技术标准”提取的。

2.2“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可以提取电子数据，但应当在笔录中注明不能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原因、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并计算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一）原始存储介质不便封存的；

（二）提取计算机内存数据、网络传输数据等不是存储在存储介质上的电子数据的；”本案所有的银行贷款电子数据档案，没有说明这些存档文件的原始存储介质在何处，这些电子数据是从哪个存储介质提取的。

3、调取不符合法定手续的规定

“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调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注明需要调取电子数据的相关信息，通知电子数据持有人、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有关部门执行。”在本案卷宗材料中未见一张《调取证据通知书》，同时，也未依据该规定第十四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但本案当中所有电子数据的调取过程，既未有见证人的任何记载，也没有调取过程的任何记录；除了在银行电子数据打印件上有“江苏银行LYG分行风险合规部”印章之外，没有提取时间、地点、方法等任何记录，也没有侦查人员、提供人签字。

（三）对本案电子数据审查判断

1、“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四部分规定了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与判断”，在第二十二条的审查要求中，“对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二）电子数据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三）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四）电子数据如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五）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依据该项规定，本案侦查机关提取的所有电子数据显然都不符合。

2、该规定第二十三条对完整性审查规定为，“对电子数据是否完整，应当根据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相应方法进行验证：

（一）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

（二）审查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查看录像；

（三）比对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

（四）与备份的电子数据进行比较；

（五）审查冻结后的访问操作日志；

（六）其他方法。”本案侦查机关所做的电子数据调取根本不符合完整性审查的最基本要求。

3、该规定第二十四条对合法性审查的要求是，“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合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二）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没有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四）电子数据检查是否将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有条件的，是否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并对备份进行检查；无法制作备份且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的，是否附有录像。”本案侦查机关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完全不符合该项合法性的要求。

综上，辩护人依法指出本案电子数据方面存在的上述极其严重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庭应该严格依据“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查，即“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

（三）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据此，对于本案当中所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法庭客观、公正查明案件事实的所有电子数据均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关于本案书证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本案绝大部分书证都是复印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发案单位LYG分行银行提供的，第二部分被告单位财务岳××提供的，第三部分从其它第三方调取的。辩护人必须指出，本案所有书证均不符合法律基本规定的要求。

（一）不符合客观全面收集的要求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第（五）项规定，“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全面，就是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也要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而不能人为进行筛选。然而，本案侦查机关对于大量的过桥资金相关事实根本不进行调查取证，从银行调取也只有CD公司提供过桥资金的进账单，没有其它公司或个人的进账单。其它卷宗材料显示，这些过桥资金要么通过XG公司、OB公司归还，要么通过其它渠道归还。对于银行账户的查询，也只是与被告人吕×相关联的XG公司、OB公司、DZ公司等，而对于提供过桥资金公司即个人账户未见查询，对于提供过桥资金获利的情况不进行调查，若属于骗取贷款赃款的话，未见查封、扣押、冻结等任何措施。

（二）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内容第（一）项规定，“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本案当中所有书证的收集均不符合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要么只有盖章无人签字，要么盖章与落款单位名称不一致；而且所有书证均不符合“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的基本要求。

（三）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二款，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辩护人认为，本案书证所存在的问题的确“可能严重司法公正”。本案作为以大量电子数据、书证支持指控的案件，较之言词证据而言，电子数据、书证取得的客观、合法性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贷款资料，LY支行均没有给XG公司、OB公司原件或者复印件，这些文件是否被删除、修改不得而知，侦查机关也没有核对原件与复印件的任何记载；甚至吕×都有在空白文件上签字、盖章的情形；加之再以银行组织的过桥资金还贷、银行受托支付自行变更等，对这些贷款相关原件真实性的审查则愈发重要。而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不能证明其收集的客观、合法性，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见附件3）。

四、本案存在的其它程序问题

本案程序问题可谓俯拾即是，从受案到立案，从侦查到补充侦查，难以找到没有程序违法、程序瑕疵或符合法律要求的。

（一）关于立案侦查

1、“公（经）受案字[2015]99号《受案登记表》”显示的接报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晚17:41分，记载2015年3月11日就接获报案，但整个卷宗材料中未见案件受理登记，也没有报案材料；接报民警为霍×、尹×，报案人为欧×，没有该报案人身份记载，没有接案笔录。接报地点为LYG××区××南路90号（经查为交警队所在地）。

2、《受案登记表》的受案人为LYG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受案民警金×、魏×（就是后来本案的侦查人员），受案意见一栏为“尚不能确定此案件是否立案和管辖，建议初查”，受案审批也是“初查”。然而，就在当日又有“公（经）立字[2015]82号”LYG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六个多小时，侦查机关居然就完成了从初查到立案的过程。

3、既然3月26日才决定初查，卷一P64材料却显示，2015年3月3日16:28:26侦查机关就已经对XG公司、OB公司调取工商档案，还取得了税务机关作废发票的说明文件。也就是说，在报案人报案之前（3月11日），侦查机关未办理初查法律手续就已经开始侦查了。

4、根据前述《受案登记表》记载，2015年3月26日侦查人员晚上建议初查，马上又办理了《立案决定书》，但卷宗中未见立案、拘留等呈批手续；更诡异的是，当天晚上仅隔了不到四个小时、开着银行提供的车辆疾驰七百余公里、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在北京首都机场由两受案人金×、魏×就抓获了被告人吕×。抓获之后不是连夜赶回LYG，也没有在北京当地借押，而是住在机场附近的宾馆。次日才从北京驾车返回LYG，直至下午15:30才对被告人吕×办理拘留手续（卷一P5《抓获经过》、P6《发破案经过》）。这不是突发的现案，LYG公安人员就敢没任何手续在首都机场抓人？！以上情况，要么说明《受案登记表》所记载的情况是不真实的，要么是立案未履行合法的手续，要么抓人的时候没有拘留手续（甚至没有拘传、传唤手续）。侦查机关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侦查机关的办案点就设在发案单位办公楼内，使用的是发案单位交通工具，侦查机关实际上就是利用公权力为发案单位追债，就是在办私案。在他们看来，法律手续不过只是形式而已。

（二）关于调查取证

1、侦查机关从2015年3月26日立案，到3月27日对被告人吕×拘留，至4月24日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再到8月6日提请批准逮捕，从卷宗材料当中看不出这个过程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活动。从提请批准逮捕（共三卷，525页）与移送审查起诉材料相对照（前三卷，549页），除了对BL公司人员调查之外（7月30日），其它包括9月6日对岳××、刘××等相关证人调查、查封与案件无关的房产（9月9日）等都是在批捕之后进行的。我们不知道525页三卷的报捕材料都有什么，但比对之后，从页码到材料顺序等，都看得出来进行了人为的调整。哪些材料被抽掉了，哪些材料报捕之前根本没有，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依据的材料都有哪些？

2、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从初查开始，到立案之后的侦查及批准逮捕之后的继续侦查，都应该通过卷宗材料记载和反映。虽然报捕与起诉的证据要求有所不同，但随着侦查工作的持续进行，应当获取更多的证据而不是相反。本案侦查所反映的情况却是除了大量的提讯之外，并没有更多收集的证据。对被告人吕×提讯了七十一次，有讯问笔录十份；监视居住期间既没有提讯记录也没有讯问笔录。侦查机关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就是：根本没有进行其它侦查工作，“提讯”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被告人吕×提供通讯条件便利，联系外界帮忙还款。卷宗材料显示，从4月10日至7月10日一共归还了620万元（其中500万元是被告人女儿抵押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如果是骗取贷款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只能按照贷款资金的流向，采取查询、冻结等法律允许的措施去追赃。现在620万元直接归还到贷款账户，而没有按照赃款移送的程序办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受案、立案、强制措施以及其后不合法地调取证据等等发生的原因，这些都说明了侦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利用羁押被告人为银行追债，先拘留再监视居住，最后在追债无望的情况下才匆匆报捕。所以这就印证了，为什么从案件初查、立案及批捕之后继续侦查，到审查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再到审判阶段的两次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始终就拿不出像样儿证据的原因，说明他们不是在依法调查取证，只是抓了人没追回钱就不能放，继续拿材料凑数而已。

（三）未依法告知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侦查机关于2016年3月14日对刘××签字笔迹做出鉴定，但没有依法将鉴定意见告知被告人吕×，当然也就不存在告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事实上，直到9月法院审理阶段，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才将该项鉴定意见提交。如果说侦查机关是违法的，公诉机关是又一次违法。这实质上就是在剥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辩护人从电子数据、书证以及程序方面所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说明本案侦查活动从何开始、如何开始的，都颇为混乱，其后侦查活动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本案侦查机关并不是依法进行侦查，只是在为银行相关人员开脱责任，在利用公权力为银行服务。

第二部分本案存在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实体问题

本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宽泛的欺骗概念来解释特定行为发生原因的错误指控，即认为有被告人实施的虚假行为，该虚假行为就是骗取贷款的结果。除了前一部分所述的程序问题之外，我们有必要单独就本案实体问题展开辩论。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我们可以从保理业务的概念入手来进行。

一、关于保理业务

国内保理业务，也叫应收账款融资，就是公司将应收款项通过银行审核后，转让给银行提前获得资金的业务。根据不同的类型可分为买断型保理业务和回购型保理业务，本案属于回购型保理业务。保理业务银行的审核重点是债务人的还款能力。为了更好解决本案的实体问题，我们有必要说明买断型保理业务与回购型保理业务的一些简单的区别。

（一）买断型保理业务对相关应收账款承担全部或部分买方商业信用风险，是指买方不能履行付款责任时，银行也必须按其确认的保理额度向卖方支付全额保理款项。回购型保理不承担买方商业信用风险，约定在应收账款债权不能如期足额回收时，由卖方负责等额回购或置换，银行保留对卖方的追索权。两种保理业务均适用于有流动资金需求、基于真实贸易背景而产生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只是作为买方承担风险的方式有所不同。

（二）申请办理回购型保理业务应具备的主要条件为：

1、买卖双方均为独立法人，经营规范，财务制度健全，现金流充足，卖方有较强的回购和偿债能力；

2、企业运行良好，产品销售渠道畅通且销售量稳定增长；

3、履约能力及履约记录良好，没有不良融资记录；

4、必要情况下可要求卖方提供其他担保等。

本案涉及的回购型保理业务，显然也是LY支行对XG公司、OB公司综合情况判断之后同意采取的融资方式。那么就有必要从银行及银行相关人员办理保理业务过程中的行为来分析本案的性质。

二、关于虚构事实

骗取行为是欺诈类犯罪所共有的特征。刑法一般理论而言，“骗取”与“诈骗”的客观特征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即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对权益作出处分。因此先要看有无欺骗的对象，再看有无受骗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欺骗行为，但没有使对象陷入错误认识，就不存在欺骗；反之，对象虽有错误认识，但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处分，也不能成立欺骗。

具体到本案，如若成立骗取贷款，其基本逻辑结构应为，被告单位、被告人吕×实施了欺骗行为，使LY支行和/或相关工作人员陷于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向被告单位发放贷款，使LY支行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这样的逻辑结构是否成立。当然不能。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控制系统概念来解释，就是没有形成闭环。这种闭环在本案的语境下应该理解为，只是由于被告单位、被告人吕×实施了欺骗行为，才使得银行做出错误的处分决定。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起诉指控的虚假材料都包括哪些：一是财务报表，二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是应收账款做质押。我们需要先说这三方面文件是不是虚假，再说是不是这些虚假使银行陷于错误认识，最终看是不是由于这些虚假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处分决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就是跟被告人吕×有什么关系。

（一）虚假的财务报表如何形成的

1、公诉方始终没有明确财务报表的虚假到底指什么？是财务报表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还是与税务机关报表不符。对此，我们没有看到公诉方提供第三方诸如司法会计鉴定等方面的证据，以说明财务报表虚假的情况。虚假的成分有多大，是足以影响银行对企业真实情况的判断，还是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公诉方都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只是一句话：财务报表虚假。

2、在公诉方的卷宗材料当中所看到的是零散的、不符合书证要求的复印件，当然还看到更多的是邹××、岳××等人提供的、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被告单位的财务人员按要求“制作”报表的证言。之所以说是“制作”，是因为这种指导已经非常具体，银行的客户经理通过电子邮件或其它方式，直接与财务人员沟通或通过邹××转达，包括资产负债率不能高于多少、流动资金总量不能少于多少等等。如果借用岳××的话说，就是银行需要报表“漂亮”。这个漂亮的意思当然不是“天生丽质”，而是经过“整容”的。

3、如果说这些财务报表是虚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吕×要求做的，相反有证据证明是银行帮助“制作”的。岳××多次证言，所能证实的并未受到被告人吕×的指使，而是开始通过邹××转告银行方面的指示，后来就是银行客户经理直接对其进行指导。在现实当中这种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的，但不能因为普遍，就不区分虚假的由来，不能就此做出银行人员当然免责的法律评价，也就不能成为将这种行为的结果概由被告人承担的理由。因此，公诉方指控财务报表虚假，是被告人的行为显然于法无据。

（二）虚假增值税发票是如何形成的

公诉方指控增值税发票为虚假，但是否可以据此认定这是骗取贷款的手段呢？并不能。

1、这些发票作为贷款文件的组成部分，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就向银行提供，显然要求所谓真实贸易背景不过是银行的一种说辞而已。作为回购型保理业务的特点之一，就是交易借助银行融资来完成。XG公司、OB公司作为银行对应的债务的卖方，如此大额的交易，如果自有资金可以完成，就无需采取保理融资了。

2、对被告单位的交易对手XD公司和BL公司，由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做了核保，当然只不过是走一个核保的形式（LY支行原副行长丁××出庭作证可以证实），因为LY支行尤其是行长姜×非常清楚，贷款之后的资金流向何方。所以，只能说涉及的增值税发票在银行来说只是一个形式的要求，与程×证言所证明的对文件审核只是形式的道理是同样的。

3、本案卷宗材料显示，涉及增值税发票只是发生在邹××与银行之间，与吕×无涉；虽然邹××证言是受被告人吕×指使，但从发票开具过程、使用到作废的整个环节，除了邹××自证之外，没有其它对吕×不利的证据支持。邹××证言称，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他给被告人吕×打电话问银行要增值税发票怎么办，显然，是邹××将开具发票与签订借款合同时间倒置了。从侦三卷的材料看，虽然“增值税发票清单”列表文件没有显示时间，但2014年8月8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附件已经列明，增值税发票作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前已经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清单附件；也就是说，那些根本没有吕×签字的、只是加盖公司印章和吕×手章的所有合同。这些无意中暴露出来，这些增值税发票都是邹××背着吕×配合LY支行运作贷款所为。这些贷款的多少跟吕×无关，并不是吕×使用贷款，而是银行行长姜×在使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这些增值税发票虚假，要承担责任的也不应该是被告人吕×。

（三）虚假应收账款质押是如何形成的

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保理业务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银行需要把握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当然回购型保理业务本身就是银行规避风险的方式），对此，被告单位的交易对手XD公司和BL公司提供了银行认可的材料。

1、LY支行对于在该行开户、并有四、五千万元存款的XD公司公司核保，XD公司公司总经理刘××向银行核保人员（丁××在法庭作证说是“审核”）证明与XG公司的交易真实，只是银行人员没有实地查验货物，也没有审核XD公司公司的财务账目；事后刘××又当着银行人员的面（2014年10月22日在北京裕龙大酒店）签订了应收账款《征询函》，认可与XG公司有六千余万元的应付款。至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特定）》刘××签字和公章的真假，属于本案并未查清的事实。公诉方出具的对刘××签字笔迹的鉴定意见，也只能说明与刘××签字不一致，但这个结论也不能反过来证明被告人吕×作假；至少可能存在：一是刘××许可别人代其签字，二是XG公司方面有人假冒刘××签字，三是银行方面有人仿冒其签字，四是刘××本人故意改变签字方式。因为，不符合逻辑的一点就是，刘××当着银行人员的面都确认的，为什么背着银行又不承认呢？所以，如果应收账款质押是虚假的，没有证据证明吕×指使作假。

2、对于应收账款质押是否虚假，LY支行在向LYG分行报送的《最高额抵（质）押项下财产查询承诺》、《质押物查询承诺》以及《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等相关文件上，均由客户经理和行长姜×共同签字确认。也就是说，LY支行已经向LYG分行承诺查询是真实的，抵（质）押物是存在的。这难道是吕×骗银行吗？显然不是，是LY支行在欺骗LYG分行。LY支行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过桥资金是LY支行行长姜×组织的，新贷下不来，他无法偿还过桥资金。所以，对于应收账款对应的抵押物是否真实存在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些新贷必须如期返还给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和个人，也包括姜×控制的CD公司。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些新贷只能用于偿还过桥资金，方法就是，银行办理的是受托支付，主动权掌握在银行手中。正如姜×证言所述，“银行放的是受托支付资金，先放到贷款人贷款账户上，这是银行控制的，然后打到其贷款资料中交易对手账户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姜×只说了一半，所谓“打到贷款资料中交易对手的账户上”，也还是要还到过桥资金的账户上，因为银行手里还掌握着《支付审核意见表（变更）》（见附件4）。

3、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通过对第三卷贷款文件的统计，共有主要文件68份（不包括附件文件），其中吕×签字只有5份，姜×签字的17份，其它均是XG公司公章和吕×手章，或LY支行/XG公司盖章、吕×/姜×手章，而没有签字人。这说明了至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文件无需吕×同意，LY支行跟邹××就可以搞定了；但侦查机关对此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现有材料直接反映的，就是王××在银行办理OB公司签署文件的过程，就是在邹××参与下，跟LY支行的客户经理程×在银行办公室一起做的。这些并非吕×指使。二是签署这些文件所需要的印章，没有一个掌握在吕×手中，要么是邹××掌握，要么是王××掌握。所以，从这些文件签署过程来看都只是一种形式，都是银行或者准确地说根据姜×的需要签订。举一例说明，OB公司5152帐户1000万贷款的流向：OB公司5152账户19:40分→XG公司1087账户—19:42分→CD公司—19:45分→OB公司2127账户；19:40分至19:45分，五分钟内的三入三出；此时不是银行对外营业时间，这些转帐只有银行内部操作才能完成（侦七卷）。

4、应收账款质押是不是虚假的其实不重要，因为贷款的真实用途就是偿还过桥资金。在签订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第一条第16款明确规定了“应收账款回购”，这个条款无疑是银行方面的保底条款，是风险控制条款；规定了“应收账款回购：也称应收账款反转让，是指出现本合同约定的情形时，甲方有义务按照约定的回购价款无条件向乙方回购其已经转让给乙方（应为甲方）的应收账款，在甲方对乙方的回购义务履行完毕后，乙方将已受让的应收账款转回给甲方”。就是说，XG公司虽然将应收账款转让给LY支行，但如果LY支行不能顺利实现时，XG公司还要回购该项应收账款；再进一步说，就是LY支行代XG公司向XD公司支付了货款，当XD公司违约时XG公司还要承担回购义务。这一条款的锁定，当然可以让姜×有恃无恐了，通俗地说，反正任何条件下风险都不是银行承担的。即使一分钱没有给到XG公司，还款的责任也还是在XG公司。

事实上，本案当中的虚假材料远不止公诉方指控这三项（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和应收账款）；若没有2014年7月10日LY支行报送、7月14日LYG分行批准的《再次用信审查审批表》，及其后从启用授信到办理贷款的一系列虚假文件，加之银行系统内部对贷款资金的操控，仅凭那三份文件是不可能完成贷款的。所以从实质上讲，XG公司所虚构的事实，是银行为完成贷款最无关紧要的，若没有银行内部为返还过桥资金的操作，根本无法形成闭环。

三、关于受骗对象

有欺骗必须有受骗这一基本的逻辑结构已如前述，在此，我们就需要来解决本案当中何人受骗、受了谁的骗的问题。

（一）LY支行是否受骗

LY支行支出了七千余万元贷款没有收回，这是事实。但这是因为受被告人吕×的欺骗吗？当然不是。我们之所以一再提到过桥资金，就是因为本案卷宗材料显示，指控的七千余万元当中的五千余万元直接或间接偿还了姜×组织的过桥资金。公诉人认为，姜×是个人行为，不代表银行。辩护人认为，如果姜×为XG公司从其它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而解决过桥资金，当然是个人行为；但本案作为行长的姜×，解决的过桥资金是偿还被告单位在该银行的前项贷款，新贷也是由银行内部操作直接或间接还给提供过桥资金的公司（或个人）了。这怎么能说是姜×的个人行为呢？行长作为LY支行代表人（或负责人），在贷款业务中具有管理和决策权，其意志显然代表和反映的是LY支行的意志，而不是其个人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是否受骗，当然要看姜×是否受骗，受了谁的骗。虽然按照其证词，受了吕×和刘××的骗，是受了吕×和李××的骗，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

1、OB公司贷款3500万元是还旧贷新，从行长姜×签署同意给LYG分行报送的《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来看，OB公司运营正常，虽然分行风控人员做了明确的风险提示，但姜×依然组织了偿还前项贷款的全部过桥资金。在向LYG分行报送了各项虚假的审批手续之后，这些贷款如期都归还了过桥资金的提供者。

2、虽然被告单位与LY支行办理了一系列贷款手续所要签署的文件，但这些文件背后意味着什么姜×也是心知肚明的。这些新贷款的唯一流向只有一个，就是偿还过桥资金，绝不可能用于贷款申请文件的项目。所以，那些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应收账款转让等，不过都是名义而已。

3、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吕×签字的都是围绕授信有关的文件，而贷款文件的签署则只是使用吕×的手章。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真正涉及贷款和放款的文件，既不需要吕×签署，也不需要给被告单位，甚至吕×都不知情。只要银行以该两公司名义拿下贷款就是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LY支行受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LY支行工作人员是否受骗

在本案指控的两项贷款当中，银行的客户经理等是具体工作人员，在办理被告单位的贷款过程中，这些工作人员有谁受骗吗？当然没有。

1、客户经理刘×、程×都指导被告单位制作银行所需要的文件；程×只因没有看到李××签字（OB公司交易对手BL公司副总经理），就自行决定由王××到LY支行来当面盖章、签字；在《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在“核查结论”一栏自行写下“现场核保，面签面盖”；而且连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等都在同一时间完成。这是受骗吗？

2、《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显示（侦三卷P158），申请“授信批准敞口额度4500万元”，这个表是办理单笔贷款时填写使用，LY支行为“业务发起机构”，注明“本表填写日期为授信条件落实（合同签订）后，放款前任一天（含当日）”，业务经办、业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程×、丁××（副行长）、姜×（行长）依次签字了。但“本次授信敞口额度”却为空白，意思就是说，该项贷款金额多少没填写。这又是谁在骗谁呢？如果被告人吕×在欺骗，至少也应该知道骗多少吧？如果说银行受骗，也应该知道被骗多少吧？

综上，公诉方依靠这些漏洞百出的卷宗材料提出指控，依靠这些材料说银行受被告单位、被告人吕×欺骗了，居然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四、因果关系

本案公诉方指控被告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是“因”，银行被骗是“果”。我们知道，刑法因果关系，是为了确定危害社会的结果是由谁的行为造成的，为结果责任的认定提供客观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并不关注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体案件中，当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到底有哪些人的行为或事件对结果的发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行为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等。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实际上是一门经验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多依赖的是社会经验法则，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思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魏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通过以上从程序和实体几方面的问题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实际上，我们已经对本案的因果关系有些比较明确的认识，至少可以得出，如果本案构成骗取贷款罪，欺骗行为与被骗结果的因果关系与起诉指控是完全不同的。

（一）何“因”成“果”

本案在解决了谁虚构事实、谁欺骗了谁的基本问题之后，同时也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公诉方所指控的虚假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应收账款质押等等并不是本案的“因”。对于专业从事银行业务的姜×来说，被告单位的经营状况是否符合贷款的条件，其判断绝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偏差；也就是说这个“因”形成不了这个“果”。那么，什么才是本案的“果”发生的“因”，通过审理不难得出结论，真正的“因”不过是姜×不能让XG公司、OB公司前项贷款产生逾期，为完成贷款的同时再完成存款业务，而利用被告单位的虚假文件，与客户经理刘×、程×等人配合制作了一系列虚假的或利用银行内部管理权限完成的贷款业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借被告单位名义完成该项贷款业务的“因”；所以XG公司、OB公司在这个“因”与所谓骗取贷款之间“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从这个“果”寻其“因”的话，不能得出被告单位、被告人吕×骗取贷款的结论。

（二）一“因”一“果”

在本案涉及的回购型保理业务中，借款人与银行之间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的交易行为，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并不是必须刑法做出评价和干预的。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并不必然得出骗取贷款的结论，其完全可以依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单位回购其债权。在民法领域也有合同欺诈，银行没有也不应该有高于对方当事人的优势地位，尽管刑法规定了骗取贷款罪，但银行与其工作人员都未受骗的情况下，刑法的因果关系显然不成立。说到底，本案所涉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LY支行同意授信贷款并最终放贷，不是仅凭相信一个财务报表、一份购销合同的，LY支行在所有审贷环节所表现的高速决策（都是一天内完成所有放款必须的手续），甚至连实地核保环节也是自欺欺人，怎么还不了贷款就成了被告人吕×一个人行为的结果了呢？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骗取贷款案件，大多可能表现为银行工作人员未按操作规程办事，未能尽职尽责等等，对此一般按照失职处理。但一般情况并不代表普遍，更不能作为处理此类案件的标准化模式。上述问题，我们从社会经验角度来分析，如果说银行还是失职的话，那不知道什么才叫故意了。什么才是刑法的因果关系。

五、行为性质

公诉方起诉指控被告人吕×作为XG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O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本案骗取贷款承担责任。就案卷材料显示的情况看，对这种对行为性质的认识过于表面化了。

（一）贷款是主体究竟是谁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这个问题并未从跟不上查清。如果仅从银行贷款档案显示的文件看，贷款主体就是XG公司、OB公司，但实际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以该两公司名义所做的贷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

1、民营企业贷款难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但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所有贷款手续的办理几乎都是一天完成，客户经理不到现场，就写上“实地查验、面签面盖”；没有核实质押物，就向上级银行出具查询承诺、《授信业务质押核保书》（三卷55页）、《授信启用/发放申请表》（三卷56页）；在全国钢铁、焦炭等物资市场全面低迷情况下，却向上级银行提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江苏银行再次用信审查审批表》（2015年7月10日，但在此之前却在组织过桥资金偿还前项贷款，制造提前还款的假象）。LY支行这样做是为了XG公司、OB公司的经营急需吗？当然不是，是在利用其名义解决收贷、存款再放款等一系列自己的经营业绩；当然，在此过程中，就需要该公司配合提供贷款材料。这是吕×故意要骗取贷款吗？显然不是。所谓故意犯罪，就是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吕×的内心起因是什么，是为了帮助银行完成他们的业绩致自己于巨大风险之中吗？

2、本案另一个不同寻常，就是在整个贷款办理过程中，被告人吕×居然根本不用积极斡旋银行，无需给银行领导任何好处，银行上下就积极运作，大多时候只需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一切文件就一时之间全部搞定（附件5）。在本案当中这当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对象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被告单位在办理贷款。所以完全不必吕×大费周章，有印章，有邹××等人的具体配合就够了。所以，姜×证言称吕×个人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一系列担保文件（实际上并没让吕×签署），卷宗材料真实反映了这个过程。

（二）贷款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1、从贷款流向来看（侦六卷P1），反映了过桥资金为XG公司还贷与再贷偿还过桥资金的整个过程。这些都是姜×一手操作的，所以姜×证言说没想到吕×跟刘××一起骗他，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是姜×自己在骗自己。作为保理业务考察的重点有二：一是贷款主体的经营状况，二是交易背景的真实。侦查机关对起诉指控两项的前项贷款情况进行调查（侦五卷），虽然与指控事实无关联，但从另一角度恰恰说明，从前项贷款已经反映出XG公司、OB公司正常还款已经出现问题，银行却再次启用授信额度4500万，对应的《购销合同》与《销售合同》约定也不是分期支付，却将其拆分为几笔支付，很显然，银行就不是在执行保理合同，就不是按贷款用途在使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到被告单位交易对手两公司考察，却连实物帐、财务帐都不查阅。作为LY支行行长的姜×知道贷款的真实用途就是偿还过桥资金，所以，贷款主体经营状况、贸易背景是否真实，根本不是考虑的内容，只是需要的一个名义而已。

2、与此事实相关的，公诉方虽没有指控私刻XD公司、BL公司印章及假冒签字，但在卷宗材料当中却有刘××、李××的相关证言。那么，这些印章究竟谁做的，刘××、李××的签字究竟谁签的，这些文件又是谁送到LY支行的。这些关键性细节都没有相关的材料。对于吕×而言，能不能续贷并不是积极追求的，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续贷不仅要产生新的债务和利息（已经累计向银行支付了2087万利息）；不续贷，至多就是民事责任，为续贷而作假则是刑事责任。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吕×指使他人作假，这也就是吕×坚持说不知道骗取贷款的事情，很多贷款文件都是案发之后通过警方才第一次见到。在此，辩护人要向合议庭强调的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贷款，为什么签署的所有文件不给借款人？谁有权决定不给，具体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恐怕没这个权力吧？答案应该是唯一的，就是LY支行行长姜×。那么，不给贷款文件目的之一，就是该两公司不能拿这些文件向银行主张贷款权利，因为银行没有按照文件所载的贷款用途办理。所有的委托支付，无论绕多大的圈子，都是邹××拿着印章配合银行办理。跟所谓的贷款用途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还能说这是被告人吕×以被告单位名义在骗取贷款吗？显然不能，这是LY支行以被告单位名义自己在骗自己，在骗上级单位LYG分行。

（三）单位犯罪责任人员的认定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作为XG公司、OB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此，我们要说，实际经营者也罢，实际控制人也罢，前提必须是实施了指控的犯罪事实，在该项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才有查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必要。在本案查明该项事实的过程中，重点首先在邹××等人是否受吕×的指使作假。

1、没有被告人吕×指使他人作假的证据。被告单位工作人员邹××等人的证言，虽有很大推脱责任的成分，但至少没有受吕×指使作假的陈述。在办理保理业务过程中，银行与借款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有对借款人提供材料真假进行核实的权利，甚至有借款人完全符合贷款条件而不予办理的权利。而本案所反映的基本事实已如前述，在讨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问题时，就需要重点查明是不是存在指使作假。所以，如果本案有指使作假的，也不是被告人吕×；相反配合作假的，就不只邹××一人了。

第五篇：贷款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贷款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刘扬 佟玲

【案情】

王某在案发前为甲公司主管会计，保管公司法人专用章、会计专用章等公司公章。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与王某关系亲密，王某见乙公司的灯具销售业务开展得十分红火，就想与乙公司合作开办一家新的分公司，由王某的哥哥负责经营。为了办理各类审批、登记手续的需要，李某将乙公司的主要公章也暂时交由王某保管。其间，王某利用自己掌握两家公司公章的便利条件，以乙公司欲购买一批建材需要资金为名，并利用甲公司的名义提供担保，欲从丙银行贷款二十五万元。根据银行内部规定由于乙公司不在丙银行负责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之内，不能发放货款，丙银行不愿意发放货款，在王某的多次交涉之后，丙银行同意如果他能给银行拉来大额储蓄业务就可以例外。王某利用自己的关系，介绍了一笔七十五万元的存款业务，丙银行向王某破例、违规发放了货款。事后，王某花费十万元偿还个人债务，剩余款项除归还银行到期利息部分外其余去向不明。乙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未归还款项丙银行依法提起诉讼，法院认为王某虽然私自利用公章伪造甲公司担保，但构成表见代理，判决甲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经强制执行后，银行贷款全部追回。甲公司因为无法顺利向王某追偿损失，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对王某立案侦查，后交由检方提起公诉于是于2010年10月提起公诉。

【分歧】

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手段向银行骗取巨额款项，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贷款诈骗罪，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但考虑到银行已经追回所有贷款，与贷款未追回的情况相比，社会危害性较轻，应在量刑上适当减轻，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为宜。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案王某虽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由于其私自利用公章借用甲乙两公司的名义，构成民法上的表见代理，即使他虚构了事实，但这虚构的事实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在法律上是认可的，法律上甲乙两公司都与银行发生了真实的借贷、担保关系，不能认为其利用了诈骗手段，由于银行贷款已经全部追回，余下的问题只是甲公司向王某追偿的民事问题，不是刑法上的法律关系，王某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以上三种关于此案定罪、量刑上的不同看法，充分体现了贷款诈骗的定罪量刑都有一些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否则将不利于刑事司法的统一和对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评析】

我国刑法为保护正常的金融贷款秩序、保障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设定了贷款诈骗罪专门打击骗取银行贷款的恶劣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结合本条规定和刑法总则中关于定罪量刑等一般性问题的规定，可见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必需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利用虚假手段骗取银行贷款，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情节较为恶劣、社会危害性较大四个方面的要件事实。这四个要件事实的认定都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明确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区别。

一、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意图的认定

诈骗犯罪，包括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等，都明确要求行为要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犯罪意图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要件事实之一。犯罪意图实质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同时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以犯罪意图为指导的，它是一系列犯罪行为得以展开付诸实施的逻辑起点，如何正确认定犯罪意图历来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在认定犯罪意图时，一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司法原则，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来认定，防止主观臆断和妄加推定。实践中，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往往以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后果，而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意图，并先入为主的据此搜集相关证据，与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不相容，是即不科学的，容易引起定罪量刑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适应，没能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

对非法占有的犯罪意图的认定，要明确此犯罪意图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是事前也不是事后的主观心理态度。当然要认定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可以利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或之后的行为进行佐证，但要明确时间界限，切莫将之混为一谈。我国有关刑事审判经验交流会议确定在认定犯罪意图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同时，也对一些常见的可以佐证的事实进行了探讨研究。贷款诈骗罪中犯罪意图的认定，主要以体现在行为人事前的经济状况、为犯罪实施的准备活动和取得贷款后资金的使用、去向与事后是否有偿还贷款的意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如果行为人贷款前并没有偿还资金的能力，贷款后对资金肆意挥霍，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可以认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此案中，王某事后将大量资金用于归还个人债务，虽然有偿还利息的行为，但不足以认定其有归还贷款的意愿，同时除归还个人债务之外的大部分贷款资金去向不明，也足以说明王某事后并没有偿还贷款的意愿。具此，可以认定王某有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意图。对此问题，审判中各方并无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对此犯罪意图的认定问题仍有进行说明的必要，以在类似的审判中有所借鉴。

二、贷款诈骗中对诈骗手段的认识

刑法对贷款诈骗罪明确列举了四种诈骗手段即：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由于犯罪行为的方式复杂多样，刑法难以一一列举，列举上述四种行为的同时做了一个“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概括规定。综合刑法的这些规定，可以认为贷款诈骗罪的诈骗手段具有如下性质和特征：第一，诈骗手段必须是行为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伪造了本来在法律上认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第二，伪造的事实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误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并具此发放贷款，即伪造的事实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货款的原因原为。第三，由于伪造的事实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追回贷款，遭受重大损失，即伪造的事实是银行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

此案中，王某虽然背着甲乙两公司利用他们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和提供担保，由于其提供了真实有效的公章和有关文件，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在对外效力上与有权代理相同，在法律认为表见代理的事项是真实存在的，并对被代理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虽然，甲乙两公司对王某越权代理的行为并不知情，王某具有欺骗意图，和欺骗行为，由于甲乙丙三方的借贷、但保法律关系真实存在，银行依法要求甲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发放的贷款全部追回，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另外，按照银行规定，丙银行本来不应该发放贷款，为了自身业绩的需要，在王某帮忙拉来大额储蓄业务之后才违规开放了这笔贷款，存在重大过错，足以说明丙银行并不是仅仅因为相信了王某所提供的事实而发放贷款。王某提供的事实和拉来大额储蓄的行为一起，构成了银行放款给王某的主要原因，王某利手甲乙两公司名义借款、担保的事实并不足以使丙银行发放贷款。所以王某所采取的诈骗手段，并不是刑法关于贷款诈骗犯罪种所规定的诈骗手段。就算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其手段行为与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诈骗手段不具有该当性，所以不能充分认定其犯罪事实成立。至于甲公司向王某追偿损失的问题，只是民事法律关系，通过民事手段解决就行了。

三、贷款诈骗罪中诈骗数额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诈骗数额的认定做了详细的规定，诈骗犯罪的诈骗数额应该以行为人实际取得的数额计算，即在案发前行为人已经返还的数额应该从其最初诈骗时取得的数额中扣减。对此，贷款诈骗罪中有特殊之处，即贷款诈骗罪中，行为人偿还银行利息的数额是否应该从其骗取的贷款数额中扣减？贷款是银行取得利润的主要来源，利息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收益，是在贷款本金之外另行计算的。由于利息不计入贷款总额，就算行为人托欠银行本金和利息，其实际诈骗的数额依然以贷款本金计算，而不是以本金和利息的总和认定为诈骗数额。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取得银行的信任或者有意托延银行的还款催告，往往以偿还到期利息的方式，诱使银行继续发放货款或者防止其及时发现自己诈骗的事实。由于贷款诈骗罪诈骗数额的认定是以银行发放的货款本金计算的，就算行为人偿还了到期利息，其偿还利息的数额不能从诈骗贷款的数额中扣减。

四、贷款诈骗罪中危害性的认定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确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实质标准。由于社会危害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现代刑法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为核心，在具体犯罪中，刑法规定了一系列的刑事司法原则和标准，以供正确、科学的认定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还在但书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以防止司法工作人员简单机械的以刑法关于具体罪名的规定而将表面上符合分则具体罪名规定而实质上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的行为以犯罪论处。犯罪情节是认定社会危害性的主要依据，犯罪情节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即犯罪情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极大；犯罪社会危害性大的，其犯罪情节也必然十分严重。不存在情节轻微而社会危害性极大或者社会危害性极小而情节十分严重的情形。犯罪情节通常包括犯罪意图、犯罪手段、犯罪对对象、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主客观因素。贷款诈骗罪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正常的金融贷款秩序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而设立的罪名，所以其社会危害性要以犯罪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破坏程度和银行的实际损失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同时为了防止简单的以诈骗数额作为确定诈骗犯罪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与否的唯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诈骗数额只是认定犯罪情节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标准。

审判中的第一种意见简单以王某诈骗的贷款数额为依据认定其情节严重并没有考虑到银行追回贷款的事实，简单的选择贷款诈骗罪中最重的刑罚，并没有深刻理解犯罪情节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和最高人了法院关于审判诈骗犯罪中的原则规定。第二种意见考虑到了银行追回贷款的事实，实属可佳。

对金融秩序的破坏相较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相比，认定起来更为困难。贷款诈骗罪中行为人利用各种手段以严重违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规、违反银行贷款的各种规定取得贷款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此案中，王某的手段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银行也存在过错，对金融监管秩序的破坏并不严重，同时由于银行已经追回了全部贷款，资金安全也得到了保障。所以此案的贷款数量虽然巨大，但是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

综上所述，此案中，王某虽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意图，从银行取得的贷款数额巨大，但是由于其犯罪手段并不是刑法规定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中所说的虚假手段，同时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应依法做出无罪判决。至于甲公司承担担保的损失，由其通过民事手段向王某追偿，不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

作者单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文学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