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是谁(读后感)
公共事业管理101徐林军2010011722
《人是谁》读后感
内容摘要：人不仅是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意义的存在。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产生了身心分离的碎片感、疲惫感、宿命感和孤独无助感。要走出这种困境，德育工作必须改变过去“纯工具化”理性，赋予人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即生命情感的关怀、终极信仰的关怀、社会责任感的关怀和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引导青年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现实的物质纷扰，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
关键词：德育；生命的意义；社会责任感。
人不仅是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意义的存在。当一个孩子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人生的重要问题时，他就一直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我过怎样的一生才能使茫茫宇宙显得微不足道的生命变得有价值？这种思考实际上是青年人开始积极探索自己的人生意义。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就在追寻意义中获得精神生命的超越和心灵的安顿。
一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间和领域，促进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可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与幸福。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恐怖主义的泛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削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相反，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从而陷入了一种“存在性危机”中，处于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及“和上帝疏离”、“和人自身疏离”的困境焦虑之中。
1．主体的物化导致了青年人的碎片感和空虚感
商品经济时代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物的过分依赖和追求易导致人自身的物化。针对工业社会物质性生命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异化于愚钝的物质力量。”西方学者马尔库塞也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带来了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成为心灵空虚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与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相伴生的是人的精神向度的不断丧失。人们求利、求欲、求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获取，“面包”几乎成为了生命的全部，而主体丰富多彩的精神性生命需要如情感、道德、思想、信念等许多东西，不具有物一样的使用价值，不能成为商品，没有供求市场，因而受到挤压。“大众在生理感官上的沉迷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纯粹精神的运思。英雄神话已不再迷人，人们很轻松地从种种沉重‘历史’与‘传说’中走出来，生活于现实的平面之上”，人成了弗洛姆所说的“贪婪的消费者”，成了“物品的奴仆”。当一些青年人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时，无疑会更加痛感生活的艰辛、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痛苦，产生一种灵与肉撕裂分离的碎片感，心灵的空虚感。
2．价值目标的充盈和外化加大了青年人的疲惫感和宿命感
现代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出现的领域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繁杂，变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以人们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生存空间、时间，无法把握变化如此之大之多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深感劳累不堪。“我们放眼观望四周，人人被社会和文化裹胁着忙这忙那。我们追求名利，我们风潮逐浪头，追明星赶消费求时髦，没完没了，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殊不知这是在茫茫人潮茫茫社会中迷失了自我。我们求来求去仿佛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人之物质欲望是一个永无满足可能的变量，而以我们每个人之能力而言，我们所获总是一个有限的定量，以有限追求无限，岂不殆矣”。人人不仅要去寻找和获得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去适应越来越多的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而且还越来越看重外在的目标，看重他人的获取,“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需要爱的程度比其它任何事都来得多，只是我们都忘了，我们急于追求其它的目标，比如事业、金钱和财富，我们专注地追逐休闲、娱乐，而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不少青年人“一味思忖着干什么才可成为富翁，干什么才可成名人，怎样才能不劳而成功。”这种价值目标的充盈和外化常常造成他们在短暂地获得喜悦后，又立刻陷入更多丧失的沮丧中，他们时常深感自身的有限性，感受到自我的渺小，感受到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无奈，造成身心的疲惫不堪，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他人被社会所抛弃，被生活所埋没，“人们在就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面前，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或在似乎只有少数特权人物才能参与的世界变化面前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3．教育工具化、短期化滋生了青年人的失衡感和无助感
在工业技术时代，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为了有效地培养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标准化知识人才，教育把受教育者投入到教育的工业流程中，把人制造成标准化的教育商品，一切按事先计划的统一程序、目标和过程控制，“如果教育只是客观传授知识学问，训练培养专精技术人员，而失去了生命的关怀，意义的寻求以及人生视野的开拓，全人丰盛的享有，那么教育能提供的也许只能训练出一些‘没有受到教育的专家’（un-educated expert），他们充其量只是一堆‘快乐的，技术纯良的机器人’（Cheerful, skillful Robert）。”在工具价值论的导向下，教育培养的并非人，而是人力，是与机器职能相等价的工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获得了“何以为生”的技能，但却不知道“为何而生”；即使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快餐文化”，却吸收不到文化的营养，找不到人生的终极目标。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们已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理解、体悟、欣赏生命，一旦遭到挫折和打击，轻则产生心理问题，重则走向自我毁灭。200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15至35岁人群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自杀。
4．人际关系的疏离增强了青年人的孤独感和虚幻感
社会现代的通讯设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便捷，从电话、电报到传真和E-mail，从报纸电台杂志到“互联网”和“聊天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快捷无比，人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庞杂丰富。但这些现代通讯方式也渐渐地隐去了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也失去了面对面交流中无声语言的传递与交融。人们在使用和享用短信、QQ交流的好处时，已不习惯于通信中的情感交流与沟通。许多人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动画世界，现代神话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现代网瘾”就像毒瘾一样让一些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忘掉了真实的世界，不愿走进现实的生活，甚至丧失了实际生活的能力。人与人丰富的情感被网络割离得支离破碎，亲情的淡薄，友情的冷漠，爱情的变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十分突出的特征。
二
现代青年的痛苦，从表象上看源于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源于生存的困境，根本却源于生活意义的失落。早在20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心理学博士维克多·弗兰克就提出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生存挫折和存在危机，认为由无意义感和空虚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虚，是现代人们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意义的原因所在。神学家拉内说，人是一种“发问的存在”，即使人在大部分时间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忙忙碌碌，对生存无所疑惑。但人有理性，他不可
能像动物那样饱食终日便无忧无虑，只要人活着，他就要去探求活着的意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制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赫舍尔特别强调，“探索有意义的存在是实存的核心。”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更是把人的本质看作超生命的生命，强调意义对人的本体价值。他说：“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的生存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
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意识”便是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它有两种尺度，一是“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二是“内在尺度”，即“人的尺度”，而“物的尺度”正是人的物质性生命的体现，“人的尺度”却是人的精神性生命的体现。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性生命之美虽然源初于物质性生命中所实际获得的自由，但精神性生命中的自由却又高于已获得的这种自由。正是人的不断超越的精神力量，才使人的生命去追求意义，向往理想，谋求自我价值的不断提升。
那么，何谓生命之“意义”？德国历史和文化哲学家同时也是生命哲学奠基人的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马克思说得好：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可见，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感觉到的“对象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而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又是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全部丰富性的生成一起生成的。
意义的生成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源自生命的合目的性需求。生命的合目的性活动是生命与非生命的一个明显区别。所谓合目的性，就是合乎生命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命的合目的活动，一方面具有受动性，因为这是生命在环境选择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特定方式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具有能动性，因为这是体现着生命内在活力的自为的活动。因而，生命的合目的活动既要指向体外，适应外部环境；又要指向自身，自成目的。自觉目的的出现意味着人与他的生命活动不再直接同一。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成为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凭借对自己生命活动的自主支配，人使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获得了主体性和自由，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一个对象世界，也就是创造一个贯注和体现着人的生命力量和信念的属人世界。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它明确的目的性，正是这种目的性，扬弃了生物本能的冲动，在生存与生活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超越生命的有限，趋于精神的永恒。
三
人的发展是生命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德育是为人服务的，德育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激扬人的生命活力，促进生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走向被称为“后现代”的今天，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不再以追求数量为目标，而是更关注人的需要、人的价
值，使我们不得不对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和德育观进行反思，摒弃德育的“纯工具化”理性，走进关注人的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时代。
1、对生命情感的关怀
生命情感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确认、接纳和喜爱，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欣赏和沉浸，以及对他人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同情、关怀与珍惜。热情洋溢的生命情感引人振奋、昂扬向上、富于爱心，成为幸福人生的动力和光明之源。缺乏生命情感则意味着对生活的麻木，对生命意义的无望，对他人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命状态的贫乏乃至沉沦。生命情感是沟通认知与行为，提升生活品位，建构丰富人生的基础与桥梁。德育关注人，关注个体，即意味着关注个体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关注其外显的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也关注其内隐、活泼、丰富的生命情感。德育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生命情怀的简单或粗暴的干预，而是一种陶冶，一种于无声化有声的良好人文环境的熏陶涵化。
2．对终极信仰的关怀
当前，一些青少年常称自己什么都不信，是个无信仰的自由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这些号称什么都不信的人，常常是放弃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把某种有限的物质神圣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青少年中的这种倾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一些学者曾就此郑重地指出，“现在搞市场经济，面临着过度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吞没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的危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信仰什么，而是有没有信仰。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信仰而只信仰金钱，法律和道德将因此而受到冲击。”无信仰，就无法找到生活的终极目标，感觉不到幸福，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无信仰，就无所惧；无所惧，就无法在心中形成时时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令。这样，侵害他人生命，毁掉自我生命的事情发生也就不足为怪。因此，人必须有信仰，信仰应该是高远的，指向终极的目标。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就是说，只有为人民造福，使同时代的人更美好，为社会做出贡献，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有较高的自我价值。而信仰所谓“现实”利益，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人，则会终生纠缠在“小我”的得失、悲欢中不能自拔。所以德育工作者应引导个体超越现实的物欲满足，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时空，追求精神的提升，从而得到人生幸福和存在的意义。
3．对社会责任感的关怀
美国学者柏忠言在其著作《西方社会病》中，把自杀看成一种“社会病”。在他眼里，自杀既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表现。社会责任感表现为不畏艰辛地承担生活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多为他人和社会着想，勇于自我牺牲，不是一心追求个人的享乐。在柏忠言看来，这正是现代西方自我毁灭者最缺乏的。在德国奥斯维新集中营历经磨难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多克·弗兰克在其名著《活出意义来》中写到：“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人生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面对越来越多的自杀现象，德育工作者现在必须努力做的是启迪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自觉以“人类一分子”或“社会公民”或“父母之子”的姿态反观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生活，克服因人生短暂和社会变化无常而滋生的虚
无之感。
4．对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
个体的生命体验不仅有愉悦、幸福的人生体验，还有生活中的重要丧失、重大挫折、苦难、逆境甚至死亡的威胁。这些负性体验并不都是有害的，只有在面对苦难和死亡，体验生
活的失意中才能更好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逆转，进而敬畏生命。心理学家弗兰克认为“对于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光而言，生命是平淡的，这种平淡往往掩盖了生命意义的真实显现。因此对于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而言，只有当他面临死亡时，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领悟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所以启迪人的经验或令人发现生命的意义，常常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或者是在经历极不平常的事件之时。”当青年人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因此，德育工作者应教会学生“向死”而思生，挑战苦难而获取欢乐，使人生活得充实而精彩。
第二篇：《人是谁》读后感
12级中医学第一小组阅读作业
《人是谁》读后小思考哲学里有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要往何方而去？有人说永远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永远都找不到答案。解决第一个问题最通常的办法就是从起源来解决，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当然也可以从人存在的意义来解决，那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当然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可以分别从第一或第三个问题出发，同理，第三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样。如此循环往复，不着终尾——这也就是之所以说永远不要去问三个问题，永远不要试图去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原因。然而，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是不是等同于不需要去思考这三个问题？任这三个问题存在，不去理会？当然不是，说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是没有标准答案而已，哲学问题的思考结果当然不会像美国的通用标准一样被每个人所接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索并试图接近真理的步伐。
尽管历来部分人都号称这三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赫舍尔仍以一位存在主义神学伦理学家的身份在本书中给出了他对人的生存及地位的问题的回答。虽然全书很大一部分在讲人是谁而非我是谁，但思考上述问题的主体却是“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也是“我”，所有的答案都是从以“我”来看人，以人来看人，所以回答人是谁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回答我是谁。欲对此命题做出解答，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包含着的两个方面——作为整体的“人”的概念和作为个体的“我”的概念。
让我们追溯至宇宙起源那令人感动的一刻。
伴随着最初宇宙大爆炸时的巨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体。数百亿年的生物进化成就了一个生生不息、满目葱茏的星球。在这群生灵中，一支灵长类动物的队伍从解放双手到直立行走，再到创造工具，依靠劳动将自己慢慢推向食物链顶端，终使自我群体的生命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看来，灵长目的人类首先是大自然的产物，认识人的存在必然要从大自然出发。人作为依靠大自然的馈赠与庇护巧夺进化先机、繁衍至今的一族动物，无疑保有其兽性——凶狠、好斗、残忍等兽类本性的表现与其他动物并无不同，温柔、母性、护子的本能也与其他兽类无异。而人类进化最伟大的成果——人性，正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最重要标志。人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的，社会即将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包含在内的众多联系。如上所述，当各个人聚拢而组成社会时，兽性阴戾的一面就难免会引发具有毁灭性的争斗和残杀，但现实并非如此——人性挽救了这一局面。人性是兽性与社会博弈的产物，兽性的利益点即“人不犯我，我亦犯人”，而社会的形成则至少要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甚至，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人提出了更高一层的准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斗争着的人性是矛盾而充满冲突的。当社会生成的契机来临时，众生之中恰恰只有人类在自身漫长的发展史中完成了这一兽性的人性与社会的人性的结合，习得处理人与周围世界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技巧，成功实现自身属性质变 的人类其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体现在社会的人性占主导，而这也最终成就了人类社会。
以上只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解释人的存在，若是从个体的人来解释人的存在，那就必须要提到自我。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人与非人的万事万物区分开来，更在于人与人有显著的不同，人与人能完全区分开来。人有其独特性，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不是说仅仅从外形来看，没有完全长的一样的两个人，而是从每个人的思想自由决定了人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自我才是“我的存在”的表现，才是“我”——也就是赫舍尔在此书中论述的中心点——“从人本身出发来解释人的存在。”
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家及哲学家，赫舍尔此书中的众多论述恰当中肯，深刻精辟，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强调“与理性主义分离”的存在主义论者，赫舍尔反复提及的“从人自身来解释人的存在”难免有唯心主义的偏颇。要解释人的存在问题，必须把人与周围的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联系起来，而关于这一方面，赫舍尔的论调并非经得起推敲。
首先，赫舍尔在人的存在的定义——“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中提及了两个名词“思想力”与“内心世界”。作者认为思想力是人区别于非人的重要因素，是思想力使人成为之人，而内心世界则是人真正的位置。此观点明确肯定了意识活动的重要地位，但却暴露了唯心主义在物质与意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回答上的错误倾向。
其次，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人的存在从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到生命终结的那一秒结束，没有灵魂也没有前世来生。此阶段中人的存在状态仅依靠众多生理指标来体现，但满足这些指标是否就意味着满足了所谓人的指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要怎样来看待实验室里满足这些指标的实验品的存在？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恐怕赫舍尔的答案就难服民心了。另一方面，从精神世界来看，“以内心世界的位置决定人的位置”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对自己的完全的自信上来说的，哲学这一研究人的学科自始至终强调人的独一无二性，而动物生命活动则被定义为本能，蜘蛛织网，蚂蚁搬家，蜜蜂筑巢，无论其成果是多么精巧，其作品是多么惊人，一切都只是本能。历来哲学对动物本能的定义都指向同一个含义——动物不学而能的行为。动物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单方面地由人类进行的庞杂的实验研究成果来表达。这些以精神世界来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论调都来源于一个观点：动物是没有意识的，意识是为人所特有的能使人进行言语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事务的能力。然而人的认识总是无限进步的，以现阶段的认识能力无法感知到的动物之间微妙行为这一现实并不等同于动物没有意识，不会思考。武断地将动物所做的一切定义为本能，依此而言，人发明火也是本
能？“人的生存是创造，而动物的创造是生存”，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得出的观点又如何经得起考验？
上述所言物质的角度和内心意识的角度是从一种实存的角度来看待人，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仍有另外一个衡量人的标准存在——精神，此处精神并非指人大脑的思考活动，而是一种品质，一种感染力。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里所言：“有的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早已死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乏已逝之人以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例子。此处的人的存在又该被怎样定义？或许有人会说，已逝之人失其依附，不能算作是存在。但其一，人的存在不是因为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存在而存在，既然存在的意义还在，为什么定义已逝之人为不存在？其二，人还存在，却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如行尸走肉般存在，仅仅为了存在而存在，这样的存在还能被定义为存在吗？
言辞甚多也仅仅是关于“人能否从自身出发认识人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中心语的困惑，不可否认的是此书仍有很多精辟的思考值得借鉴。其一，作者提出“做人像一件必需品一样是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由此引发出对“做人”这一行为要求的准则探讨，并将“不断把做人从混沌和灭亡中拯救出来”提上哲学社会学科发展的议程，于此体现了赫舍尔作为社会伦理家及社会解放运动先驱的人类使命感；其二，面对着“上帝已死”的争论，生活在纳粹重压下的作者致力于从人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抛弃旧神学从自然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一原则的赫舍尔以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并在奥斯威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提出了“哲学不仅应该在学术报告厅里，而且应该在看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时，在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时，考虑到人的问题”这一观点。时至今日，赫舍尔的形象仍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人不是一块白板，人和其它对象不一样，渴望了解自身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人是一个难题”，而若想成就人，这些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是必要且有极大意义的。
我亦坚信，“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注释：
小组成员：刘蒙蒙 董陈颖 唐梦杰 杨海龙 赵赫 罗慧 庄恒纯 史鸣飞 李豪君蒋文君
第三篇：我是谁读后感
读《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有感
看了刘云山同志关于“三谁”的文章、教育片《开天辟地》和《焦裕禄》后，我感触良多，让我想起了父亲，作为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一生的老父亲，想起他在我上学时的叮咛：“新中国的诞生是许多我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民群众付出了生命换来的，你要好好读书，建设国家，回报人民”；想起他在我走入工作岗位的嘱咐:“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个称号，真正教育出能够成为国家；想起他在我走上领导岗位的教导：“如今你也走上领导岗位了，别忘了是谁成就了你，别忘了你是谁”如今他在99岁高龄还要求我写字要横平竖直，做人要堂堂正正。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是昨天，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真切的感受到对我是一次心灵的洗涤。我是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忘公仆之心。有人把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成舟和水，有人比喻成鱼和水，这些比喻都很好，风平浪静舟好行，恶浪滔天船也覆，没有水的鱼只能是灭亡。我们党与人民群众有长期的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传统，也正是这造就了我们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但在现今纷繁芜杂的社会里，有些党员，有些领 导干部迷失了自己，忘了“我是谁”他们不再接地气，不再听呼声，不在意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站在顶端看到了更“美的风景，却忘了脚下没有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站在了万丈深渊之上，粉身碎骨在所难免。
为了谁——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方向目标和价值追求，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只有真正领悟了群众立场的真谛，才会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服务群众。因为没去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做事，出现了怕面对群众的现象，如果我们把群众的事做了，做好了，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怕”字换成“敢”字，就能找准前进的目标方向。我们如果更多地把“相信自己”換成“相信群众”也许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是更广阔的天地。
依靠谁——得民心者得天下。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从50多名党员到446.6万党员，用“小米加步枪”和人民的“独轮车”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800万国民党军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古语有云：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昨天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打下了江山，今天我们还是得依靠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才能守好我们的江山，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党永葆活力的力量源泉，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赵本山的小品《三鞭子》里有一段话，这条路不修是车陷在里面，能抬出来，这人心 要是陷在里面……，是啊，没有了群众，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有的干部现在是隔离了群众，等到群众隔离了我们，我们的党还有明天吗？
总之，我是谁，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的儿子，是一名基层领导，为了谁，我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百姓，是为了我的全体员工，依靠谁，我的成绩取得，依靠上级组织，依靠我的员工兄弟，三谁的学习刚刚开始，学习还在继续，我想在局党委领导下，在全体人员的支持下，在自身的不断努力下，明确目标，找准定位，一定能够更好的胜任自己的岗位，更好的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出新力，立新功。
第四篇：别问我是谁读后感
《别问我是谁》读后感
对希望的信仰是不灭的光火，在华沙的街头或许善良就是偷面包的贼，我多希望你们就是一颗颗乳草，那样快乐将会伴随你们永远…….——题记
他被叫做小犹太、小吉普赛、斯多普?西夫（Stop！Thief！）、米萨、杰克……他没有父母、没有过去，对自己一无所知。
他住在二战时期的华沙街头，衣衫褴褛，眼眸清亮。他以为人们的奔跑是在比赛，纳粹的行军神奇又威武；炸弹是他眼中的泡菜罐，机关枪像螳螂。他在恐怖中怡然游戏，在眼泪中寻找欢笑。
他帮弱小者找寻食物，安慰哭泣的儿童。他相信并想念面包、橘子、母亲、天使，在饥寒中安然入梦。
他遇见了犹太小女孩甄妮娜，与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嬉戏，吵闹，幻想。尽管生活越来越艰难，街上越来越肃穆，他依然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重回，所有人都能开怀地笑。
当火车把身边那些善良而卑微的人们一个个带走，当有人劝他一直跑不回头，当甄妮娜最终消失在暗黑的人潮中，当他漂泊过漫长的旅途，经掠无数人间冷暖，他才终于明白，原来火车驶向的，并不是甜蜜的糖果山，而最安全的事，就是做个无名的人而已
杰里·史宾尼利的《别问我是谁》，一本畅销全世界的关于二战期间华沙街头犹太人隔离区的场景。作者以乐笔写哀情，感人至深的通过一个小贼描绘出纳碎军队对犹太人做出的罪行与杀戮…….读完之后有一种深深的哀伤与失落感，
第五篇：《我是谁》读后感
《我是谁》读后感
《我是谁》是反思文学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反思文学是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的一种文学流派。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
作家宗璞采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创作这部小说。小说中的意识流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我是谁》就是以一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韦弥由自己的住宅经过小山、假山，最后走到池沼自杀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其思想历程构成的作品。
“韦弥推开厨房门，忽然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尖叫。” “夕阳一片血红，照得天地都是血污的颜色。楼旁的栅栏参差不齐，投在墙上的黑影象是一个个浸染着鲜血的手印”，这里一连用了三处“血红”“血污”“鲜血”，令人想到了死亡，惊恐而绝望。作品的开篇就营造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氛围，让读者不禁猜测韦弥是谁？她为何要发出“撕裂人心的尖叫”？为什么到处都是血红？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 “一半头发”“牛鬼蛇神”之类的词点醒了我，一个个疑惑终于解开，原来是文革！
文章中韦弥——一个专心研究生物的女性知识分子，和丈夫孟文起冒着在战争中粉身碎骨的危险，带着建设祖国的无限神圣感从国外奔赴祖国怀抱。她是来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的！她是在飞向祖国、飞向革命！她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因为剑是献给祖**亲的。可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不定，突如其来的文革——一场波及甚广的政治运动来临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各种质疑，赤裸裸的斗争让人们撕下了温情的面纱，不顾一切的揭发批斗让人胆战心惊。当韦弥跌倒在地上，一个人“上前去俯身问道：‘怎么了？’一面关心地扶起她的头。他吃惊地叫了：‘韦弥！’便连忙把她轻轻放回原处。”人与人之间本是充满温情的，见到有人跌到了立刻俯身扶起，而这个人认出她是被批斗的韦弥后连忙放回原处了，唯恐躲之不及，生怕与她沾上半点关联。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中写道“每人都像戴了一个假面具，除了翕张的嘴唇，别处的肌肉不会动一动，我进去了，也如同我不存在，没有一个人抬动一下眼皮。”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尽收眼底。
韦弥夫妇在路人的纷纷侧目之下，在血淋淋的咒骂声中，不仅遭受着所谓革命者们的批斗，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也要在自己的手中付之一炬。他们把这些成果视为他们的“儿女”，本想通过它们建设祖国，不料反被祖国所抛弃，视为敌人。在这种无情的大环境中，丈夫孟文起“在死亡里看见了希望”，既然活着要受人们的唾骂，白白遭着“牛鬼蛇神”“大毒草”的罪名，甚至即将失去死的自由，此刻“只有死，现在还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趁还没有丧失死的自由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韦弥遭受着丈夫自杀身亡的强烈刺激和被诬陷为特务的心灵损伤，她的精神受到刺激，陷入迷失自我的状态。韦弥不停地自问着“我是谁？”她陷入了寻找自己独立人格的深渊。这个似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在那个颠倒错乱的岁月，却成了最模糊和最没有答案的难题。韦弥爱国，却被打成“特务”；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被斥为毒害青年的“毒虫”；她是人，却被剃着阴阳头，像虫一样任人恣意侮辱和践踏。政治斗争改变着人们，人性一点点的丧失。韦弥并非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因为她承受着不为“人民”所接受的困苦。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在文革中，所谓的“被革命者”并无尊严可言，在那些人眼中，他们几乎不为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批斗那些真正拥护革命的知识青年，使他们怀疑自己：我是谁？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人还是毒虫？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痛苦困惑的问题。显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压迫下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悲哀，寻找自我的失败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和扭曲。
“‘我现在是条大毒虫！’韦弥觉得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六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没有比呆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更使人平静的了。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它们大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却一本正经地爬着。但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屈辱的气氛笼罩着这蠕动的一大堆。它只能嗫喘着，发出‘咝咝’的声音，这声音韦弥可以懂，它说的是：‘我——是——谁？’”韦弥在文革的压迫下迷失了自我，她开始产生一种幻觉：自己在许许多多的大毒虫中间长大，自己就是一条大毒虫。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状态构成鲜明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我是谁”问题的询问。
韦弥在极度痛苦中，看到了迷途的孤雁“天空中忽然响起一阵哀叫，几只大雁在完全黑下来的天空中飞着。他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大雁”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是十分常见的。大雁总是结队迁徙，在途中经常会由于受到猎人射击等原因而掉队，成为孤雁。在中国文人笔下，“孤雁”的意象很多，往往用“孤雁”“孤鸿”“断鸿”来喻人，表达作者或孤独、或孤高、或受尽迫害等情感。在韦弥心中祖**亲就是雁群，她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解放初的画面：她和丈夫从国外飞回祖国的怀抱，她觉得那时“自己飞翔在雁群中”。韦弥的意识里，是将自己和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
后来“许多只飞雁集合在一起了，要离开这被玷污了的、浸染着鲜血和耻辱的土地。韦弥用尽力钻追赶，但它们把她也遗弃了。”韦弥如失群的孤雁般寻找同伴，寻找归宿，她拼命奔跑，天空中的飞雁合群了，可她还是被时代被社会抛弃了，依然是孤身一人。“忽然间，黑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人，是由集体排组成的，正在慢慢地飞向远方。”迷途的大雁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并组合出了“人”，而真正的人呢？韦弥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能否被同伴所接纳？韦弥虽是人，可她不能得到人的自由和尊严，她生与死的自由都被人无情地剥夺了，在丧失了人该有的一切之后，她迷失了自己，已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在苦苦追寻中，韦弥终于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我是人。正当她找回自我的时候，“不少的骷髅、蛇蝎、虫豸正在挖它、推它、咬它！它们想拆散、推翻这‘人’字，再在人的光辉上践踏、爬行——。” 虽然“人”字饱受骷髅、蛇蝎、虫的恶劣摧残，但它依旧不屈不挠地“慢慢地飞向远方”。这象征着重生和光明的“人”字，使韦弥重拾了破碎不堪的信心。韦弥要苦苦追寻的就是“我是人”这个普普通通的答案，由此，韦弥在渐欲迷失自我的沼泽地中又回归了自我，回归了人性。虽然她在还没真正享有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时，就用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她找到了自己。她没有丝毫怨言，而是充满了“觉醒和自信”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她很快地向前冲进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终生执着的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那并不澄清的秋水起了一圈圈泡沫涟漪，她那凄厉的、又充满了觉醒和信心的声音在漩涡中淹没了”韦弥为着人的信仰在死中得到了心灵的解脱和灵魂的升华，她生时不能被当时社会当时人民所认可，不能投身于祖**亲的怀抱，死后她找到了“人”所应有的人格与尊重，她只有死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亲爱的祖**亲。在短暂的涟漪之后“剩下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单个人的声音太薄弱了，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震惊这个布满黑暗死寂的吃人的社会。也许在当时，她的死轻于鸿毛，悄无声息，一颗星的陨落不足以照亮整个布满黑暗的夜空。但黑夜总会过去，春天终会到来：
“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作者坚信，文革这个黑暗的时代终会过去，人们终将重拾自我，人间也会充满信任与温情。这是宗璞的信念，同样也使我们每个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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