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参考论文)

第一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参考论文)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罗永平罗忠民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原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精神生产”问题，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不仅有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的促动，更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响，还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启发。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家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直接把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劳动不仅包括农业劳动、商业劳动，还包括工业劳动，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缺陷 但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的“劳动”概念没有包括精神劳动，忽视了精神生产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认为精神生产者的劳动由于其产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来用于交换，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对此他的继承者萨伊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财富狭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质所体现的价值上，而在他看来财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属于生产性劳动；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是生产性劳动。但萨伊又扩大了生产性劳动的外延，照他的说法，赌徒的赌博，妓女的卖淫也是生产性劳动了。

对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进行彻底批评和实质超越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针对斯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是唯一的生产力，忽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愤怒地指责道：“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2］P126进一步李斯特从经济学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产”问题。首先，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

其次，阐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过来，物质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产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

1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2］P140再次，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间、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总和的状况，如果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滞阻”，而如果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盲目发展精神生产力，就会导致精神产品“过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2］P141最后，具体分析了教育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是继承、讲授、传播“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别强调：“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2］P12

3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失误和缺陷。首先是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产的全部意义，只看到了精神生产对增加财富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生产对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没有看到精神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静态的论述，导致对精神生产庸俗、肤浅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精神生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围和不同性质；没有看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甚至对抗性；对精神生产主体及其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加区别地把一切精神生产者都视为“生产劳动者”，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绝非完全是“生产劳动者”，有的纯粹是“消费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精神生产力”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新哲学”的指导下，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6-1845.3)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萌芽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他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从“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揭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从“绝对精神”出发，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无主体”的精神劳动的错误，阐述了其人本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首先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忽视精神生产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别强调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他从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其次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生产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科学等，后者主要生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如各类物质商品。［2］P168

第二阶段(1845.底-1846.夏)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面创立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从自己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错误，系统地制定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精神生产是人的“真正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扬弃了仅从“类”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产分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会生产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纳入到生产领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浑然一体，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7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劳动形式才正式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了尖锐对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旧式的分工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才会消失，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精神生产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辩护。

第三阶段（1848.1-1875.5）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进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首先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对抗性、职业性、雇佣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点。其次进一步阐述了精神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产品的具体形态，而是取决于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3]P144［5］P37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精神生产进行发明和创造，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质保证；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创造，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可以被物化、能作为商品独立存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精神生产，一类是不可以被物化、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效益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反作用，但无论是“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发展状况，预测了精神生产的地

位和趋势，揭示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往往是“异化”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精神生产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后，固然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开战”，解放物质生产力的任务，但同时也提出了“精神可以变物质”、向科学技术进军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产”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及精神生产作用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异常复杂，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唯心主义错误，导致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使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出现了严重失衡，既严重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使精神生产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因此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应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产（力）的矛盾。前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后者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基于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把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地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要做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力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原始社会以“自然化的生产力”为主，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力为主，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力为主，当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被更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这就是“文化生产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货币是“社会形式发展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他指出：“所以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体制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必由之路。正如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一样，人们也不能孤立地进行文化生产，人们的文化生产活动总是受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文化体制总是同一定的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体制就会成为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第三，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有机的统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渗透”和“反作用”，任何违背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平衡与协调，单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强调社会效益，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广阔领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划地为牢，文化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国内影响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文化生产力的基础工程。一切文化都离不开文化劳动者的创造、掌握和传播，因此，文化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组织拓展文化人才视野，构建文化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体系，开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设人才的核心队伍和后备队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全文化人才成长的使用和激励体制。

第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的和创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的继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又是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总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明确文化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社会主义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二篇：边际生产力理论

边际生产力理论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概念

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

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

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

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

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采用改变生产函数的方法，认为生产函数是不断变动，即将生产函数动态化而成为Y=F[,t](L,K)。认为在静态中，不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只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的现象，之所以存在规模报酬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动，而这种变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归因于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函数的移动。在这里，我们用数学的形式加以

说明：在静态中，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由于是规模报酬不变，即存在线性齐次性，因此可以得到：Y/L=F(L,K)/L=F(1,K/L)，Y/L是单位劳动的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我们用y来表示，K/L是资本劳动比，我们用k来表示，那么，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成y=F(1,k)，我们用一个新函数f(k)来代表F(1,k)，那么就得出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劳动比的一个函数，一般情况，这个函数是凸性，即f′(k)＞0,f″(k)＜0（如图中的f[,1](k)）。随着时间的改变，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函数的位臵，生产函数从时间t[,1]的f(,1)(k)移动到t[,2]的f[,2](k)。这样在每个静态的时点上，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性，因此可以满足总额相等原理，从而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的报酬。而在不同时间上，这种生产函数的移动体现的是技术进步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变动的生产函数不利于数学分析，因此把生产函数Y=F[,1](L,K)变形为Y=F(L,K,t)，t代表着时间。进一步，新古典理论又把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素t不包括来自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是扣除劳动和资本增加投入的影响后剩下的部分。很明显，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前一种方法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把技术、知识和教育等因素全部归因于时间的变动。

第三篇：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力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他们也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不是没有曲折,不会永远持续增长,因为它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的牵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层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刻原因,而且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欧•帕里奇的文章说,马克思甚至还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开出了解救“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一个“药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会导致社会的疏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和金钱交易,两极分化令社会涌现大批无家可归的贫困者。这种赤裸裸的疏离和剥夺也会使社会中各成员起来进行斗争,去建立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制度,这也是马克思开出的最为激烈和彻底的一个“药方”。马克思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号召金融市场的公有化,“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共产党宣言》)。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荒谬性,甚至已超越了金融领域。马克思的第三个“药方”是提倡打破“以资本主义市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转而利用国家集权的机构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最后,在第四个“药方”中,马克思呼吁世界各经济体,为了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应以团结一致的行动取代钩心斗角。但与此同时,新的变革却必须从各国内部做起。因各国国情不同,变革的措施也要考虑客观实际,但变革的决心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既要从体制层面上防范,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制度层面建立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建立规范管理的根本措施,形成安全的屏障,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对等单元进行调控。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以防范和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使之朝向公平、有序的竞争方向迈进。三是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方面,要积极建立有效的监督、调控、预防和警戒措施,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一些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垄断行业,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

第四篇：和谐生产力理论探析

和谐生产力理论探析

摘要：和谐是人类永久的话题，和谐应该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论述和谐，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来剖析和谐的作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不仅可以大大的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且可以合理利用资源，节约资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和谐也是生产力。

关键词：和谐生产力生产力要素和谐是生产力

0 引言

“和谐”是标志着事物内外部诸联系达到最优的存在状态或者事物合规律、合目的的发展状态的范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静态来看，和谐一般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关系协调、力量均衡和功能优化等的存在状态；从动态来看，和谐也指事物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发展状态。如果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来看，“和谐”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自然关系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的身心和谐不仅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谐是新时期生产力自身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界，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客观物质力量，它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和水平。人类初期生产力对自然的影响和干预水平和规模还十分有限，还不足以改变或者影响自然界自我演进的方向。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对自然规律和对社会规律认识和把握水平逐步深化，人们开始自觉地把科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强大的自然力和社会力量开始被自觉地并入生产过程。生产力结构-功能的组织和优化水平逐步由劳动者的力量和技巧转移到科学的物化——生产工具的创新和发展上。如果宜人的人——自关系和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自然界自我净化和平衡过程一再被强制中断，那必然导致人——自然关系的非宜人的演化，会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延续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我们。”[1]人与自然的矛盾之所以在我们人类进入21世纪尖锐和凸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略的。”[2]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3]和谐是优化生产力结构——功能系统的内在要求

2.1 生产力结构-功能内部系统的和谐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 “系统的性质虽然首先取决于要素……但是，更取决于要素的结构，在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中，这种结构的功能是直接由要素之间的协调作用体现出来的。”[4]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也称“物质生产力”，它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是有一系列实体要素和非实体要素按一定的生产方式有机构成的系统。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势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两者在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5]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题，是首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中起

主导作用的因素。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的一项内容，是人类劳动加与其上并形成适合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劳动资料运用的提高上，而且更表现在劳动对象适应人类的程度上。因此,我们要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劳动工具的同时保持我们的劳动对象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产力各要素的和谐。

2.2 生产力外部关系和谐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外部条件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生产关系内部的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上。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7]合理配置的不同所有制是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不同层次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环节。构建和谐生产力要处理好的两个基本关系

构建和谐生产力不仅仅是其内部要素之间的协调与相互共存，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保持与生产力有关的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共存。因此，要创建和谐的生产力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3.1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构建生态生产力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不仅提供了我们活动的时空，也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能量，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了自然界对我们人类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人类自己是自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毁灭人类，但我们人类决不能毁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把自然界看成实现人类需要的手段和工具，那么这种自觉不自觉的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和认识，结果势必导致自然界作为自组织系统为维持自身的和谐和平衡而强制发生作用和影响，在重建自然界的平衡中，由于宜人的生态一再遭到人类的破坏，必然采取不宜人的方式来构建自然界的平衡系统其积累过程达到一定程度便出现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过程，甚至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先进生产力必须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先进生产力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在实践中不断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3.2 社会关系和谐共享——构建“社会”生产力 社会关系是人类特有的本质联系，它既是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的必要形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和扩展，历史的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从属包含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各自居于一定的地位，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社会阶级，阶层的融洽相处体现的不仅是社会的祥和，同时更是社会各个人的向心力的凝聚，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条件。因而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就意味着生产力要素的和谐因此，社会关系的和谐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对物资的社会关系的有力促进，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有力促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保证。

第五篇：马克思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蕴含在他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分析中。因此，必须结合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考察来讨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占有”的含义：事实上的控制。

“土地占有权”即事实上控制土地的权利。控制土地的主体拥有土地使用权，排斥他人的使用权。

土地占有权是土地所有权中的一种具体权利。一般说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必然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拥有土地占有权，则不必然拥有土地所有权。

原始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表现为土地占有权，而不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２．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３．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并由《罗马法》给予了法律意义的确认，个人的土地所有权由此演变为法权。

《罗马法》对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规定：凡是罗马人都有权拥有一份罗马土地；凡是拥有一份罗马土地的人都是罗马人。

《罗马法》第一次将人格权、人权与土地所有权统一起来，从而肯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按照这种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是最基本的人格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充分肯定了《罗马法》这一规定。他写道：人格权表现为物权。这里的“物”首先指的就是土地。

《罗马法》瓦解了原始的土地占有权关系，形成了罗马时代的私人土地权关系。这便是最典型的土地私有制。

这一事实说明，土地私有制并不像卢梭所说那样形成于原始时代，而是形成于罗马时代。

罗马时代土地私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所有权主体：个人；

（２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３）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罗马形式的土地制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末期。

如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二、从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古代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前者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统一的制度，后者是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制度。这是两种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区别。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前者是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后者是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由这种区别，马克思对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做出了下述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幼稚”：不成熟的、落后的；

“崇高”：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不以利润为目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 ”的。

“卑鄙 ”：

（１）主要通过暴力手段形成；

（２）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以利润为目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也许基于如下逻辑：凡是人所创造的物、财富，人对拥有所有权；凡不是人所创造的，人对其不拥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欧洲常识性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也是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的，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理应归劳动者所有，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如他说：自由的小农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虽然“必要”，但也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

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未曾论述过渡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问题，更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从逻辑上讲，国家土地所有制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有必有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一过渡时期，是将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个人，还是由国家占有，在马克思那里都找不到根据。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2．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3．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4．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

（1）《罗马法》对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确认

（2）罗马时代土地私有权关系的特点

第一，所有权主体：个人；

第二，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第三，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二、从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1．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根本区别

2．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3．马克思对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