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读书笔记

第一篇：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读书笔记

阿尔曼·艾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从团队生产（团队生产理论）的视角解释了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平衡问题。首先，从团队生产的 效率视角看，为了有效地激励团队成员，需要尽可能地使劳动者的报酬与其劳动生产率相平衡、相对称。其次，从团队生产中的偷懒现象看，需要对团队成员进行生 产监督。这也是矛盾平衡的结果。再次，从古典企业本质定义的合同结构看，每个团队成员跟企业所有者签订双边合同，形成了雇主——雇员关系，这就构建了企业 所有者和雇佣者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体系。

一节 卸责假说模糊不清

阿尔钦、德姆塞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之原创性可想而知。阿尔钦在产权、竞争、成本等经济学基础概念上的贡献，前无古人。德姆塞茨在交易费用上的创见，自成一家。然而，二师合作发表的公司论文，却挖掘得不够深入，从实证经济学角度 看，算不上一篇石破惊天之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文章，却是近三十年来公司研究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据说也是《美国经济评论》有史以来被引用最 多的文章。究竟是怎样的“学术思想状态”，让该文如此受到重视，却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

艾、德两位大师的大文，题为《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发表于1972年，主旨是解释公司的起源，其推理逻辑并不湛深1。

（1）二师之出发点是专业化分工需要协调。“资本主义社会之显著特征是非政府组织，如公司、家庭和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专业化分工合作，资源拥有者能提 高生产力，这就产生了对经济组织的需求，因为社会需要经济组织来协调合作生产。……经济组织理论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解释何种条件下，通过组织内部协调，能更好地获得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利益，哪种条件下通过市场协调，能更好地获得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利益；二是解释组织的内部结构”。

二师没有解释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为什么能提高生产力，而是直接问：那所谓组织（或所谓的公司）与通常的市场区别何在？公司的特点是命令、权威、纪律吗？不是，公司的特点是长期合约吗？也不是。

二师认为公司与市场的本质区别是：“公司内部，要素之使用是一种团队运用，但有某个要素所有者或合约参与者居于中心地位，即居于所有其他要素合约安排的 中心地位。公司的本质特征不是某种超凡的权威指令或纪律约束力量，而是团队生产过程，存在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合约方。”（It is a team use of inputs and a centralized position of some party in the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of all other inputs.It is the centralized contractual agent in a team productive process—not some superior authoritarian directive or disciplinary power.）

（2）二师接着问：为什么公司会有这样的特征？这就等于问：为什么公司会产生？因为在二师看来，去掉这个特征，所谓组织（公司）与通常的市场没什么两样。

他们答案的要点是：公司内部之生产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条件下，要准确量度每个

人的生产贡献，纵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不能准确量度每个人的 生产贡献，个人之生产贡献和所得报酬就会脱节：多劳者不能多得，少劳者不一定少得。有趣的是：分析个人生产贡献与所得报酬相互脱节，二师所用的逻辑，与庇 古分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逻辑很相似。

原则上，每个人对于努力工作、增加生产，还是选择休息、磨洋工，都有自己的偏好。若 个人之生产贡献能被精确量度，其生产与闲暇之边际替换比例，必定与市场上生产贡献与闲暇的价格比例相等。这就好比在没有交易费用条件下，个人对A产品和B 产品偏好的边际替换比例，必定等于A产品与B产品的市价比例，也必定等于二产品之生产替代比例（边际成本替代比例）。

组织内部是 团队生产，团队生产无法精确量度每个人的生产贡献，个人之生产与闲暇（磨洋工、卸责）之边际替代比例，就会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与闲暇边际替代比例背离。艾、德二师说的，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的生产与闲暇的边际替代比例。严格而言，应该是在没有交易费用条件下，生产与闲暇的边际替代比例。这与庇古挤塞公路、工厂污染例子中，私人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相背离如出一辙。

可以通过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监管，来防止这种背离（卸责行为）吗？二师认为这样做成本太高，行不通也。但也没有解释互相监督为什么不能解决卸责问题。靠市场竞争来解决卸责问题不行吗？二师认为市场竞争对卸责行为是重要约束，但不够。

理由有二：第一，对团队外面的竞争者来说，要挑战团队内部的卸责者，他首先必须清楚，该团队内部的卸责行为有多严重，从而判断他加入团队、替换某个成员 是否有利可图。但如果连团队外面之人，都能知道团队内部的卸责状况，内部成员就更应当知道，从而采取措施减少卸责，这就无须外部竞争者介入了。

第二，外部成员要挑战团队内部成员，加入进来，与被替换掉的那个人相比，新来者要么愿意接受较少的报酬，要么能够贡献更多，否则原来的团队怎么会接受挑战者加入呢？但这样一来，新进来的团队成员照样有强烈的卸责动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剩下的办法就只有一个：让一个人来专门监督团队生产成员的工作表现。问题接着来了：如果这个监管者也磨洋工、卸责怎么办？怎样保证监管者用心努力去监管？

二师的答案是：让这个监督者成为剩余收入的所有者（剩余收入索取者）。没有独立监管者时，团队成员们将收入分光，有了独立监管者，减少了团队成员的卸责 行为，团队生产的产量会增加，收入会上升。与没有独立监管者相比，这增加的收入算是“剩余收入”，监管愈到位，卸责行为愈少，这“剩余收入”就愈高。独立 监管者的动机问题解决了，各得其所。所谓组织（公司）也就产生了，不过二师没有解释这独立监管者是怎样来的：是团队生产各成员协商聘请来的，还是先有一个 独立监管者，由他再去找一些团队成员？

表面看来，艾、德二师的公司学说逻辑井然，分析细致，为什么说他们挖掘得不够深呢？

其一，二师对公司（组织）本质的界定是不正确的。说公司（组织）内部的生产活动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又是什么意思呢？相互配合吗？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吗？但严格而

言，市场交易、交换也是一种相互配合、协调、补充。除非个人完全自给自足，一旦有交易、交换，某种程度上的团队生产就存在，并不限于企业（公 司或组织）。我用一样物品交换你生产的物品，结果你的物品是假货，或达不到我预期的效用或功能，这与我们一起生产，但你老是磨洋工、卸责，本质上有区别 吗？从你对我造成损害，从你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相背离的角度看，这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再者，说公司（组织）内部，有一个合约方居于中心地 位，是所谓“雇主”，它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签约，那么，我居住小区内有一个杂货店老板，向小区众多客户卖东西，是交易，当然也是合约。从创造价值、满足需求的角度看，也是团队生产，但杂货店与小区内众多客户一起，算一个公司吗？有谁居于中心地位？那么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事务所，并没 有一个合约方居于中心地位，由他和所有其他人签约，而是大家共同签约，难道说这些事务所不算公司或企业？说得通吗？现代大型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又是谁 居于那个中心地位呢？是董事长还是CEO？显然不是，因为董事长、CEO也要与董事会签订一系列合约，他们也是雇员，是股东吗？股东成千上万，是哪一个居 于中心地位呢？

其二，说团队的生产有卸责，但前面已经指出：通过市场协调的生产交易，某种程度上也是团队生产，也有卸责、欺诈、造价、坑蒙拐骗，那为什么市场还会存在呢？为什么所有的生产交易活动，不全部通过艾、德二位所说的组织（公司）进行？换句话说，市场是组织专业化分工与合 作的一种手段，公司（组织）是另一种手段，二者皆有卸责。为什么某些情况下，人们用市场手段，另一些情况下，又用公司手段呢？根据需求定理，对公司（组 织）手段的需求，一定是该手段与市场手段相比，要么收益更大，要么成本更低。显然，用卸责解释不了组织（公司）的产生，解释不了公司替代市场。

其三，说团体生产有卸责，卸责要求专门监督，监督者则需要“剩余收入”来激励。有关的验证含义很容易被事实驳倒（证伪）。合伙制企业（律师、会计师、医 师等专业合伙企业）没有所谓的“剩余收入所有者”，难道合伙的人没有卸责？艾、德二师声称合伙制企业或利润分享企业不多见，或大多是小规模，说不通。美国 有好些合伙制企业年营业额高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如某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公开上市前的投资银行高盛，），这还小规模吗？合伙制企业触目皆是，怎能说 不多见？再说，规模巨大 的上市股份公司，股东成千上万，董事长、CEO都是拿薪水的职业经理人，谁是“剩余收入所有者”？显然没有，难道上市的股份公司内部没有卸责行为？

其四，最关键。卸责行为本身无从观察、无从量度，严格地说，要推导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不可能，验证就更谈不上。二师大文有一节，专门讲卸责假说的验 证含义，其实什么也没有验证。用看不见、摸不着的卸责动机来解释行为的转变，用模糊不清的局限条件转变来推测行为变化，不中用也。想不到20世纪两位顶级 的价格理论大师也中了“模糊不清”之计，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两位大师的确指出，卸责行为之根源是准确量度每个人的生产贡献，成本太高，相互监管的成本也太高。但他们棋差一着，没有明确地将交易费用作为局限条件，更没有具体指出不同的公司组织，是哪一类具体的交易费用转变所促成。

然而，大师之作毕竟不凡，艾、德二师之文不乏精彩见解。其一，二师认为，公司（组织）本质上也是合约安排。“简言之，公司内部之组织安排即是一种合约结 构，所有其他要素不断地与居于中心地位的合约方重新谈判，从而改变这个合约结构。”其二，二师从信息

产生、交流和运用的角度，将公司（组织）本质上看成是 一个内部市场。“随着信息不停地流向居于中心地位的合约方，公司便具有了一个有效市场的特征：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信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到达雇主之 手。雇主便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资源更好的组合或新的配置，比通过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更有效。”那是说，在二位大师的观念里，市场、公司（组织）从资源运用（配置）的角度看，并无实质不同。公司是市场、是合约，市场当然是合约了。问题是：为什么二者并存？为什么公司会取代市场？二师找错了现象（行为）转变的 局限条件。

是五常的启发让我重读奈特大师的旧作，才深深认识到这一点。前面多次说过，五常曾经将风险作为解释合约选择的局限条件之一，后来放弃了，因为他认识到所谓 风险、不确定性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某种交易费用的结果。风险、不确定性无从观察和量度，而交易费用则可以观察和量度，至少可以排列高低或大小，可以观察边际 上的转变。

“科斯说公司代替市场，不是正确的看法，容易误导。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

不同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手段，含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市场有订价费用、多次交换的费用、市场信息费用；家庭有监督生产的监管费用、了解每个人之技能和才 华的费用；公司有监督劳力表现的费用，评定每个劳力之业绩的费用。一种手段替换为另一种手段，一些费用被节省了，另一些费用又产生（增加）了。一种手段适 合某些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另一种手段则适合另一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不同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方法的选择，均衡点要看哪一种手段的净收入最高。私有产权的最大 优势，是每个人能自主选择资源运用手段，因而找到最佳专业分工与协作手段的可能性更大、机会更多。

五常公司学说的最大贡献，是指 出专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是哪些具体的交易费用在发生作用，其要点则是量度每个人生产贡献的费用（量度费用）非常高，“替代量度”的采用旨在节省直接量度 之费用。明白了具体发生作用是哪类交易费用，公司理论便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操作的科学假说，这正是科斯的理想。五常最终替科斯实现了这个理想。

没有强调合约的本质是界定权利，不同的合约是界定权利的不同方法或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合约都有差别，相互之间有明显或明确的不同，可以清楚界定，有明确的边界。

四、协作生产力理论

协作生产理论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提出的。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他们批判了科斯关于企业具有权威特征的观点，认为：团队是 生产过程中的中心合约人，而不是某种上级指导和约束力。他们提出：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可以产生更高的生产力。企 业是在协作生产出现时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监督机制。企业并没有比普通市场更为优越的命令、强制、和纪律约束等权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组织。企业的生产 在本质上是一种协作生产。在这种协作生产中，每个个体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个体的选择集，即要素所有者之间存在外部性。因此，协作生产就会面临队员偷懒或者搭 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协作生产的效率难题就在于如何克服各

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协作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的产权结构也是为解决 这一问题而设立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协作生产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使以协作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变得更 加重要；（2）企业是一种团队所使用的投入的专门的代理市场，它能更优越地汇集合核实有关异质资源的知识；（3）每个队员都有偷懒和搭便车的动机，是因为 监督成本可以转嫁给他人，但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谁也不偷懒，因为如果在没有偷懒的“队的忠诚和精神”指引下，每个人的利益才会真正最大化。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协作生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使用了几种类型的资源；（2）产品不是各项相互合作资源的独立产出之和；（3）协作生产中使用的所 有资源不属于同一个人。他们认为，在协作生产条件下，如何奖励团队成员，诱使他们有效率的工作是首要问题。但协作生产的困境在于：相互合作的成员的边际产 出无法直接或者分别观察，协作生产的产品是团队的边际产品而不是队员个人的边际产品；由于观察边际产出的成本不为零，所以每个成员都有将自己偷懒的成本转 嫁给他人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通过个人的效用函数比较对此进行了分析。

此外，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还分析了不同企业类型中，对协作生产监督的效率问题。其结论为：在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中，由于监督的行使主要由所有者承担，但由于 监督工作的非专业性和高成本，无法克服协作生产中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从而影响了企业效率。而在股份制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的分离使得分散的剩余索 取权对要素所有者的监督成为可能。由于监督工作由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支薪经理来行使，这大大提高了监督的专业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协作生产中的偷懒和 搭便车动机。

他们认为，在这一的条件下，由于监督的专业化，协作生产可以比市场更经济的监督和测度劳动生产率以使边际生产率与投入品的边际成本相等，从而减少偷懒。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可以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即私人拥有的的市场和公开的或者共有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命令、权威或约束行动解决问题的权力，这是一般市场所不具备的。这是错觉。企业并不拥有其所有的投入品。它没有发号施令的权 力，没有权威，没有约束行动，这和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一般市场合同完全一样。……雇主管理、指导或安排工人完成各种任务的说法，是对雇主持续就必须为双方共 同接受的条款进行合同再谈判的错误描述。……雇主和雇员间的长期合同并不是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组织的本质。……那么，一个杂货店主与其雇员间的关系和他与客 户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投入品的团队使用和某一方在与所有其他投入品的合同安排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把这两种关系区别开来的是团队生产 过程中的中心合约人——而不是某种上级指导和约束力。”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企业与市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业中的合约是一种相对强化的、显性的集中形式，而市场中的合约是一种相对弱化的、隐性的零散形式。另外，企业和市场中的合约都不是长期性的，

第二篇：《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读书笔记

《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读后感

会计10班 张舟 201120105022

2初读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此文论述的问题与负外部性乃至奥尔森困境极为相似，作者继承并具体化了科斯的理论，从团队生产、信息成本（监督成本）的角度解读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形式的选择。

文章内容

文章开篇，作者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组织是否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效益?如何解释组织结构。对此二问题的解读是分析企业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的基础。究竟什么事企业的根本特点？作者认为企业的根本特点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权威，在市场中，人们也可以通过拒绝长期合作来对契约对手方加以惩罚；企业中的雇佣关系和市场中的买卖关系没什么不同，市场中人们也能够通过类似方式行使起诉、解雇、和委任生产的行为。企业中的雇佣关系的根本特点在于存在一个团队生产过程中心的契约主体（即后文中所说的监管者）。

在团队生产中，唯有实习按劳分配，才能对生产参与者形成有效激励，避免其偷懒行为。正是因为如此，计量生产者的投入和产出便及其重要。市场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生产力和报酬，报酬系统会促使产生一个生产力上的反应，经济组织对生产力和报酬的计量越不准确，生产力就会越小；反之亦然。这说明市场交换能提高生产专业化的前提是市场报酬的变化要与生产力的变化相一致。

作者紧接着就谈到了团队生产问题。专业化合作优势的存在使得团队劳动的产出可能大于个人产出之和。由于团队劳动并非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计量团队劳动中的个人投入就变得及其困难，准确的计量将产生高昂的监督成本（如观察个人投入的行为）。在监督个人行为不需要花费成本时，个人将不会偷懒，因为他的偷懒行为将会被准确的捕捉到，从而他的报酬会减少；不幸的是监督成本客观存在且数额高昂，这成为团队成员间相互监督以保证团队高效运行的阻力。

将闲暇（代表所有非货币收入）和收入引入效用函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团队中的个人将使其闲暇和工作的边际替代率调整到与其成本之比一致以最大化其效用，但

是当存在监督成本时，个人会认为闲暇更便宜了，因此选择消费更多的闲暇。由于个人所感知到的偷懒的个人成本小于团队成本，个人倾向于过多的闲暇，团队的利益和效率因此受损。由于存在监督成本，人们常常出于私利而破坏团队利益。集体成员都希望报酬与生产率能在零成本下被监督，唯有这样，他们的处境都会更好。不幸的是，监督确实存在成本。

如何才能降低组织中的监督成本以减少成员的偷懒行为提高组织效率呢？作者认为，市场能够监督一些团队活动，当团队中成员偷懒时，市场中的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外在潜在竞争者可能会取代他在团队中的位置，这将督促团队中成员努力工作。这个过程使得组织在没有权利中心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自行演化。但是，仅靠市场并不能使组织高效运行:首先，局外人要了解组织的低效之处，同样需要大量成本；其次，由于新进者薪酬相对于他所提供的产出之比较原在职者偏少（这样他才有可能加入组织），那么他也将倾向于偷懒。

一种减少团队成员偷懒的可行方式是引入一个监管者。通过市场中其他监督者的潜在竞争压力以及赋予其剩余索取权，该监管者将尽职尽责。这里，监督的意思更为宽广，团队成员间相互监督的高昂成本的存在是这样一个存在着监管者的组织存在的基础。监管者通过对生产行为的管理和指导以及其所带来的偷懒行为的减少提高产出和绩效。团队成员为了提高团队生产率而委以监督者剩余权，监督者可以修改与单个成员的契约、决定团队成员的进出、团队规模的大小。他被定义了一组权利：1，成为对剩余产品有索取权的人；2，观察投入行为；3，成为对投入的所有契约来说是共同的中心契约人；4，改变这个团队的成员人数；5，卖掉这些权利。作者认为，雇主和雇员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雇主可以管理雇员的行为；雇员让雇主为他的劳动支付工资，雇佣契约很容易解除，因此长期契约、权威并不是企业的相关因素。

作者紧接着对科斯和奈特教授的理论进行了评述。对于科斯的理论，作者首先给予了肯定，但是又指出其理论既未包含剩余索取权人的地位，也对于雇员和分包商之间地位的区别，并且其认为理论中企业存在是为了追求更多的长期契约的说法也不恰当，交易成本的存在也无法解释多样的企业形式。对于奈特教授的不确定性论，作者则认为剩余索取权不是因为动态经济对企业有较小的风险厌恶，而是为了减少偷懒以提高团队绩效。

那么是企业为何会有的不同形式呢？作者接下来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

对于利润分成企业。在利润平均分享方案下，偷懒动机与团队的最优规模正相关。利润分享安排更适合出现在合伙人数量相对比较少的合作制企业采用。因为如果在一个团队规模非常大，而且无法准确测量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出时，采用利润分享的方式，往往使团队成员产生消极态度，并衍生更多的偷懒行为。而在艺术或者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团队，需要创意和

更多的脑力活动来创造财富，在这类团队中往往适合利润分享，即合伙制的方式。因为无需通过专业的监督人来监督团队工作，也无法简单地通过监督来衡量或者测评哪种属于偷懒行为，团队成员的活动将更加自由，团队运行将更加依赖团队成员间的彼此信赖和互相激励。

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由于剩余收益被雇员共享，监管者将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尽职尽责，监管者偷懒所带来的损失将超过分享剩余的雇员减少偷懒带来的收益。为了避免出现监管者偷懒的情况，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工人委员会所拥有的解聘经理的权利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公司，作者认为为了应付股东众多所带来的偷懒问题，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以防股东遭受巨额损失。为避免所有股东都参与决策所带来的行政成本，多数条件下决策权被交与一个小群体。公司股东将保留出售股票的权利以在对公司经营有分歧时用脚投票。而对于经理人偷懒行为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其他经理团体的市场竞争和来自企业内部试图取代现管理阶层的成员的竞争。此外，投票权临时集中，形成由一个或几个竞争者控制的投票集团，也会促进对经理偷懒行为的控制。

互助与非营利企业较为特殊，由于多人持有的股份不能为一个人所购买，公司的未来成果就不能资本化为股东的现有财富，那么，企业中将出现更多的偷懒行为。此外，雇员公会作为雇员的委托机构，来监督雇主的某些易于隐藏的非货币支付的偷懒行为。

作者认为，团队精神和忠诚可以减少团队中的偷懒行为，因为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使人们有自觉工作的意识，能够降低组织中的监督成本，使雇员所感受到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接近于其真实替代率。重要的困难在于要为这种团队精神和忠诚创立出经济激励。作者随后讨论了资源的自己使用和租赁间的选择问题，当监督成本较低时，所有者能够更容易的发现的观察到资源的使用情况，使用者成本更易确定，使用者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抑制，企业倾向于租赁资源；当监督成本较高时，所有者准确测定资源的使用状况成本较高，因而企业将倾向于自己使用资源以防资源被滥用。

作者最后指出，企业更像是一个分工化了的收集、分类和销售投入信息的专业化市场制度。雇主获得广泛的有关生产能力的信息，并将之卖给雇员，从而使更优越更高效的投入组合得到利用。相对于企业外资源，企业内投入组合更为准确经济。不同质资源进行的有效生产不是拥有更好的资源的结果，而是更精确的了解那些资源相对生产性的绩效结果（即如何更高效的利用资源），企业较之市场的信息效率正提供了这种可能。

个人见解

在我看来，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团队中的负外部性。由于度量上的困难，团队中个人偷懒的成本将小于其给团队所带来的实际成本，因而个人选择消费更多的闲暇，从而导致了团队资源配置的不经济和低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使每个人都对其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收益或成本），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分粥的问题，如何让一个人公正而平均的给集体中的个人分粥？答案很简单，让他承担全部后果，即让他将被给予所分的粥中最少的一碗，这时，分粥者将竭力使粥分得平均。收益和成本一样，能发挥监督行为人行为的作用

要使个人承担他行为的全部后果必须精确的不偏不倚的计量他行为的成本，这无疑是困难的，但也对能给我们带来启示，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不能精确计量一个人的行为成本而只能通过行为的绩效间接反应其努力程度。小组作业便是生动的一例，作为小组作业的组长，我常常为如何使团队高效运行而苦恼，我大致能通过组员作业成品的质量衡量其努力程度，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不负责任承担改进的成本（间接体现出收益的减少），但是我却无法改进他们的行为。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原因在于我缺乏权力，试想，倘若我能够将不负责任的组员剔除出队，那么他们会将草率的作业交给我而去享受美好的周末么？这类似于雇主单向修改契约的权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权力尽管不是企业所独有的特征（市场也具有），但是它是必不可少的，若权力缺失了，度量问题将是无稽之谈。

作者提出了企业中监管者的重要性，赋予其剩余索取权和单向修改契约的权力，企业的效率倾向于提高、信息成本趋于减少。这给我一种启示，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是最大的企业，这一说法是否为政府、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呢？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把企业视作市场中的部门，而将市场看做一个大型企业，政府太像市场企业中的监管者了，它制定一套制度，减小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比如能够防止不正当竞争，垄断，敲竹竿等导致资源低效配置的行为）；它是剩余索取者，通过提高市场效率增加产值来使得自身税收最大化；它分化成很多的部门，有的专一于信息收集和传播（如科技部、教育部、统计局、专利局），有的专一于生产（如国家中的企业）；它也有内外部的竞争者（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外部竞争者（如国家吞并）。从这个角度思考似乎政府和国家的存在就有理由了，它更大范围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监管者需要有足够的权利才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这是不是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有力支持呢？或许这种权利程度在使得国家在降低交易成本与超额攫取市场利益（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成是利用权利取得超额利润的行为）所带来的损失之间得到权

衡的时候才是适当的，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府背景的国企，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重视的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

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概念被作者拓宽了，在科斯看来，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交易成本主要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是一种企业外成本；而在本文作者看来，企业运行也有交易成本，作者将其具体化为信息成本、监督成本，交易成本的根本在于使用一项制度的成本，在于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所带来的成本，因而也说明，企业只是价格机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企业为何得以长存，作者所提出的信息成本问题给我了一个新的视角。我想无争议的，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在企业中，雇主和雇员产生了分工，搜集生产的相关信息是雇主的任务，而学习信息优化劳动则是雇员的任务。这种任务的分配是合理的并且有可能达到一个均衡，因为，首先，分工将减少交易成本，雇主的专一任务将使其形成一套搜集信息的经济方法，雇员也有动机更好的优化生产；其次，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雇员的收入得到提高；而通过提供信息优化生产，雇主的剩余收益同样得以提高，两者从长期来看都得到了帕累托改进（短期学习和信息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正是这种动态的均衡的发展，为企业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理由。如果这种均衡被打破，如雇员认为学习成本对其过大，或者雇主拒绝搜集高效生产信息，那么企业的发展将陷于停滞，并逐渐被更高效的企业所淘汰，资源将流向能够更高效生产的企业。

最后一点启示便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信息渠道优化的必要性。企业的文化建设能够使企业成员产生共同的价值观与认同，形成非正式制度，使其行为目标更趋于企业目标，由此将带来监督成本的降低，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信息渠道优化能够使有关高效生产的信息得到更好更快的传播，使企业更高效更具竞争力。这或许便是当今普遍存在的管理扁平化、管理幅度变宽的原因所在。

第三篇：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 《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讨论企业的形成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要讨论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企业雇员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形成和深化。该文从团队生产、古典企业、利润分成企业、合伙制企业、社会主义企业、公司、非盈利企业等几种企业形式入手，讨论了成本考核、团队生产的效率、“偷懒”行为以及剩余所有权的索取。

一、文章开篇就点名写作动机：探究什么是团队活动、为什么它导致了契约形式以及为什么被称为企业。接下来文章首先分析了为什么经济组织的考核成本效果的好坏会影响生产力。文章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价格随价值上下波动，如此报酬随边际生产率增加而增加，这种是考核问题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如果考核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报酬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松散甚至脱节，生产率也就随之降低。从而引出了考核难题：什么使得考核困难并由此产生节约考核成本的方法呢？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而我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或者团队内部考核的成本比较高，无形中为企业增加了机会成本。所以提高效率和解决考核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考核成本。

二、接下来文章分析了团队生产效应。文章首先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介绍团队产出的性质。文章认为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分别产出的总和并能够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接下来文章分析了为什么团队的资源由团队成员分享而不是有某个独有。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奉献厌恶和短期拥有的成本大于租赁成本。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团队生产会产生更大收益，但也可能会带来更多成本。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团队成员有偷懒动机，而对偷懒行为进行监控和某个人的偷懒行为造成的成本转移会产生团队的偷懒成本。

而如何才能有效的降低偷懒行为和偷懒监控成本呢？结合文中的论述，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供参考。一是引入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观察每个团队的总产出，确定团队成员的能力,更有生产能力的团队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团队成员需减少偷懒行为,以避免潜在团队成员顶替的威胁和约束。二是培养团队精神和团队忠诚。每一个团队成员都希望自己在一个无人偷懒的团队中工作使团队效用最大化,让团队精神和忠诚感都强化在一种不偷懒的共同利益上,使团队变得更有效率。

三、接下来文章分析了古典企业，并引入了监督者和中央监督者的概念。文章认为监督者将通过支付团队成员价格并观察指导其活动,从而减少偷懒获得剩余收入。为了约束团队成员减少偷懒,中央监督者必须有权在不中止或改变其他成员合同时,修改个别成员的合同条款和激励而,这将对团队成员构成一定影响,使其更加努力的工作来获得团队生产中的一份份额。这些分析认为，在古典企业的定义中，充分肯定了中央监督者在团队生产的作用,并对偷懒行为有了较好的解决。

文中企业理论的这一观点与科斯的理论存在差异。科斯的企业理论是依靠利用市场订立合同的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的：市场成本越高,管理成本越小,企业内组织资源比较优势越大。而本文的企业理论则更关注团队生产、组织、产出、考核困难、偷懒等问题。该理论强调的是合同根据团队成员的行为可随时更改，而不影响整体团队合同。这两种不同的企业理论在本质上并不冲突，其实他们是从企业性质的不同方面来论述企业的形成和内在性质。科斯的企业理论更加注重从企业外部的角度来透视企业内部的运作，而本文的理论则是从企业内部的角度，从探讨企业的成本和成员监督入手讨论企业的性质。

四、在接下来的第四部分，该文针对四种不同的企业类型——利润分成企业、社会主义企业、公司、互助的非盈利企业，针对各自组织内部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监督成本，分别探讨了企业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于企业的减少偷懒行为的方式。

1.利润分享型企业和合伙制。在利润分享型企业，企业的剩余索取利润在团队成员间平摊共享，此时偷懒动机与团队的最优规模正相关，那么，鼓励自我约束的利润分享较适合小团队。自我监督式的合伙企业，在个人行为上给予相对大的自由支配权，没有雇主，没有雇主—雇员的合同安排，依靠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和彼此相互依赖的信任机制减少责任推卸和偷懒行为。

2.社会主义企业。这类企业由雇员们在所有人都参与分享剩余利润的严格意义上拥有，也就是说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剩余索取权，此时，根据前文所述，监督者偷懒行为增加造成的损失将会超过分享剩余雇员减少偷懒活动所实现的收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成立工人委员会——它能使工人的医疗保险、养老基金、边际福利等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3.公司。这是一种通过股份制来筹集大量股权资本的企业形式。在这种企业中，让大量占有公司小额股份的小股东参与企业决策，不仅行政成本过高，也难以明确责任。因此会带来管理者的偷懒动机增加。在这种企业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是：（1）股东承担有限责任；（2）确定公司股东负责管理公司成员调度和制定公司决策；（3）对公司管理层偷懒行为约束依赖于来自其他经理团体的市场竞争和来自企业内部试图替代管理阶层的成员的竞争。

4.互助和非营利企业。在非营利企业中，提高企业绩效并不能使其资本化为股东利润，因此，高层管理者根本毫无激励来减少偷懒行为。但这些互助和非营利企业往往是政府部门为整个社会福利谋事的，而不是单单追求企业效益。因而，这类企业能使整个社会更为和谐，它的存在是有社会意义的。

综上所述，所有类型的经济组织类型，都必定有各自产生偷懒行为的不同原因和处理方法。偷懒行为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企业这种团队生产的合同安排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究竟是采取何种减少偷懒行为的方式。

五、总结。综合这篇文章，作者将企业看做在联合不同成员共同从事生产活动时，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而组成的一种联合监督机制。这种联合监督机制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偷懒行为和更好的分配生产剩余，但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作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一个内闭的小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比市场更具效率，因为企业能更及时有效地收集生产性特征的信息，和传统的市场信息整理相比，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用，运行成本降低，进而实现整个市场的高效运转。作者通过以上论述，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完整企业运行规律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可行方法，这是本文作为可贵的部分。

第四篇：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应服从价格机制给予出价最高者，无线电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并进一步指出产权的界定有赖于法律。这篇文章关于产权分析的初步尝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均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为了说服这些经济学家，科斯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科斯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问题是具有相互性的，“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分析问题时，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力的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说“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斯举出了一个例子：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从假设养牛者对毁坏作物负责以及养牛者对毁坏作物不负责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如果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这个结论即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最佳效果。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的归属是无关的。

但是，当加入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早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倾向于将“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路途中的一块垫脚石，以便进一步分析一个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在本文的第五节中科斯研究了权力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对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方法做了具体的分析。

运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的企业。“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是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然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他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

些活动。但有时它的成本也大的惊人，所以，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

对于有害效应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有成本的，区别在于相对成本差异。科斯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和比较，比较个方式的成本与收益。本文的主旨就是在于科斯想要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

文章的第六节阐述的是“权力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科斯说“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使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交易及其成本取决于财产权利如何被界定以及转移的条件和权利接受者所提供的保证。

科斯揭示了庇古对于问题的看法及经济学分析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庇古的传统是错误的，科斯指出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根源是福利经济学方法中的根本缺陷，需要做的是改变方法：

第一． 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

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做一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

义。

第二． 通过将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但由于理想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分析对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帮助，应该将分析的出

发点定在现实存在的情况上。

第三． 对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通常认为要素是实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权利，如果将生产要素是为权利，做生产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这

就容易理解多了。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启发了人们对产权法律界定的首次思考，是产权与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主要思想被总结为我们所熟知的“科斯定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力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自己曾说过：“在一篇文章（是指《企业的性质》）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篇文章（即是指《社会成本问题》）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之中，从问题的范围考虑，法律就没有意义。”科斯此文虽然没有将产权的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但他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科斯在本文中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

但是科斯定理还是遭到了批评，这个定理一直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同义反复。但其实正如科斯所说，可以将其看做是研究正交易费用的基础，科斯定理的贡献恰恰是其反面，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高昂，使得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由法官通过计算产值，让产值更低的一方承担责任，科斯提出的这一原则既与法的 精神相违背，在经学上也无法成立。

一直有反市场的人士说，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就是合理的。而科斯的由法官计算产值和由计委官员计算产值，其内在思路是一致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困难：无论是计委官员，还是法官，他们都无法全面了解价格等市场信息，他们的计算，注定是失败的计算。

青年经济学家莫志宏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的角度，批评科斯的“计划者视角”，我很赞同她的批评。本文要说的是，即便纯以芝加哥学派的视角看，科斯对侵权责任的分析，乃至后来波斯纳等人建立的责任原则，也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总之，虽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但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影响，也证明了这本书的确有他存在的意义，这也是科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脱离哲学确立了社会终极正义的科学标准，所以从这方面看，《社会成本问题》也是一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篇好文章。

第五篇：《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经典文章，和《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起成为科斯的经典论文。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了两个被世人称为“科斯定理”的重要结论：一，在零交易费用的假设前提下，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资源配置最终结果与法律的判决无关；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则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入手，指出传统经济学家因袭庀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对处理外部性问题（或者说科斯在文章中所说的“有妨害后果行为”问题）采取简单地限制制造外部性问题者或那些责任者的方法并不合适，科斯认为它们所导致后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科斯在文章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中指出“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科斯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效果问题得出正确结论，并不简单是因为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21页第三段）他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研究方向上的改变。”（同上）

正如我在开头中指出的那样，《社会成本问题》中涉及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结论成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诚然，这两个结论的提出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科斯世界（即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权利的清楚界定能够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而法律的判决

或指说第三方，或者说政府机构的介入并未能对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这为西方经济学所力图证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经济制度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交易成本为正的，同时也是科斯真正强调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世界里，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这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的存在，甚至相当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会使许多契约安排，有关措施无法实施而束之高阁。但是，就想科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写作本文的主旨在与针对庀古以税收或奖励的方法解决侵害效应的欠缺提出自己认为的合意的解决方法。因此，我认为这种研究问题的经济方法，研究取向上的改变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仔细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解决方法是考虑制度安排或社会安排的总的效果，即使净得最大化，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23页最后一段）这就不限于仅仅对产生侵害效应的责任者的惩罚了，或者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侵害者是否有权利继续其侵害行为以及受侵害者是否有权利避免受到侵害，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侵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同上）

我想这种分析方法上的创新颠覆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种新的分析范式如果用简单的术语来概括，我想应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成本—收益”比较的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企业经济学所经常使用的分析范式），只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忽视了它的应用。

人们习惯于用规范研究的视角分析问题，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待问题必然得出哪些行为是应该的，哪些行为是该被禁止的，因而在面对侵害效应的问题时，人们思维定势地认为应该采取税收的方式来约束侵害行为的实施方，而不考虑这一行为的净效益，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处理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妨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

第一次认真拜读大师的文章只为其严谨的逻辑及独特视角所折服，已不用说能提出什么批评性的意见，能够掌握文章的精髓已是庆幸。相信随着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重读科斯的这两篇文章说不准也能捕捉到其理论或分析过程的欠缺。这都有待于理论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