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学校发展的内生机制

第一篇：试论中国学校发展的内生机制

我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写作是指继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莫言、韩少功等８０年代中后期成名的先锋派作家之后登上文坛的一拨年轻作家。他们在９０年代中期走上文坛，９０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的创作从质上讲尚不如前述先锋派作家，但是，从量上讲，也即从他们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出现的频率看，他们已经超过了８０年代成名的前述先锋派作家，而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经过９９年《青年文学》、《作家》、《时代文学》等刊物的联合推介，“新生代”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已经大致成立。

如果说，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８０年代的启蒙主义，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现代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那么新生代作家则在先锋文学思潮之后涌上文坛，将作为精神背景的后启蒙状况和作为写作策略的新浪漫主义结合，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浪漫主义写作潮流。

过去，我对新生代写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我曾经将他们在道德上的紊乱状况理解为是抵抗精神奴役、思想压抑反常态表现，将他们在写作上的私人化理解为对伪宏大叙事的反动，将他们在写作技术上的退步理解为是努力摆脱文坛先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此等等。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紊乱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信念，出于真正的堕落，私人化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资源的枯竭，进而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写作技术上的退步可能仅仅是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一、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３０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５０、６０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但是在今天的小说中，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已经难以看到生活的份量。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中没有生活，而是说，它所反映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让人费解，仿佛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但是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女主人公倪可热爱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马克以及由西班牙货币豢养的天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设置的人物，其魅力的源泉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而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神秘的西方背景，他们或者直接来自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有一个在西方国家赚钱的母亲，“西方”作为魅力被毫无抵制地引进了小说的，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技术性手段。由此我得说，当代写作正在日益地丧失自己的操守，正渐渐地成为“西方”这个巨大广播网在中国的发言人。他们正将“西方”这个词浓妆艳抹地塞给读者。

问题是，《上海宝贝》中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在心里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抄袭纽约、东京、柏林生活的打算，然而在作家们的笔下这却成了生活的最主要的图景，仿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质。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这种和“西方”直接接轨的内容在多大的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的真相？如果这是谎言，那么是谁将这一谎言搬上了小说，进而又是谁将它隆重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如果，有一个出版商、一个作家，他们在一起虚构这种生活，然后将它塞给读者，他们告诉读者这就是生活，你渴望它，想念它，那么就在我的小说中满足你的好奇和想象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正在堕落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而与此同时，他们正通过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真相。一个有着近１０亿农民的国度，一个有着数亿蓝领工人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工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

中国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这样被掩埋了，而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当他们头碰头，肩并肩地数着他们赚进来的钞票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的揭示者在工作，还是作为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工作。跨国资本在使当代城市生活迅速世界化－－走向模仿、戏拟、单一，进而剥夺了作家真正的生活资源的同时，正在敦促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按照他们的标准伪造另外一份生活。

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

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这是这一代新生代作家和陈村、王安忆、韩少功、莫言、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的最本质的区别。

跨国资本正通过电视、电影、广告，通过夜幕下的酒吧、迪厅、歌厅，通过各种家用电器将它的生活标准强加给他们，进而通过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人民。跨国资本的进入，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经验变得同一了。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西部城市兰州和东部城市上海的区别，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南京和北京的区别，然而现在呢？同样是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是霓虹灯下不夜的酒吧、舞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了，即使是我们去扬州、苏州这样的边缘城市，除了那些做秀的老街（它们是９０年代以来可以营造的假古董），其他一切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在跨国资本的左右下，不仅仅是城市的外部面貌，更重要的是城市内里的精神，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正在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消失和崩溃，进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也被划一了。这就是现实。

二、谁剥夺了他们的体验能力

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迷住了眼睛（更不用说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了）。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试想一想，上述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被西方跨国出版商充分操作之后才来到中国的？即使他们本非西方作家，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他们在姿态上还处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经由西方国家的文学奖项和出版商的认可，进而通过西方出版界的渠道进入中国的。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可西方的体验方式，同时也体验了否定西方的体验方式，跨国资本显得如此自信，在提供我们赞美它的方式的同时甚至将批评它的方式也一并提供给了我们。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大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那些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志写作的真正盟员，他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集中，他们失去了和底层生活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带来了一整套文学写作的标准？甚至揭露跨国资本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由它带来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文学学的“现代性”标准来自哪里？是谁告诉我们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不是现代小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时间型”故事中心的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的呢？我们是在将它们和那些小说比较了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就对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就感到自卑的，我们对这些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是天生就看不上眼的，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当今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多少人将这些中国小说当成了自己写作的标准，几乎没有。章回体小说是怎样被驱逐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路的？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的喜爱的，在中国近代还诞生了《海上花列传》等出色作品的小说样式为什么在当代就死亡了呢？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在２０年前，我们的作家，如果他们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怎么谈他们的创作体会呢？他们会感谢生活的赐予，而今天呢？如果哪一个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体会中谈感谢生活的话，他会成为怪人。因为他们的写作资源大多不是来自本土生活，而常常是来自对某个外国作家的阅读。

他们正通过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伟大作家”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过滤。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在本质上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当代新生代作家对这些人的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跟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方式、感受角度上的模仿。从这方面看，我们会发现，新生代作家将博尔赫斯、塞林格、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当成写作楷模的危害极大，它使我们不仅仅是在短时间里失去了一些好的作品，而是在更长的时段里失去了一代作家－－一代真正能以中国方式体验中国生活，进而写出中国生活的真谛的小说家。

我得说，他们大多已经失去了体验生活压力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压抑、痛苦、绝望的感受性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比历史上最专制时代的作家们还要低。他们享受了太少的生活的压迫，而承受了太多的洋作家的“恩泽”。他们的体验是矫饰的，是来自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福克纳的舶来品，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农民，和工人，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大众”在一起的能力，他们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他们投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大师”的怀里。

为什么博尔赫斯成了新生代小说家的主神？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艺匠，他不需要真正的生活，他的小说来自于他的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他只在他的图书馆里不断地从书本到书本地编造他的小说，就可以了，他让我们的作家突然之间掌握了一项出奇制胜的法宝－－不再主动地亲近生活，而是亲近书本－－将别人的创作作为写作的源泉。这样写作成了逃避生活的结果，而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博尔赫斯是专门为那些缺乏生活资源，但却醉心于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准备的一贴“补药”。那些失去了生活资源，又不愿意到生活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的人，那些只剩下一点儿智商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可能－－写作在此成了一项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他适应了中产阶层不痛不痒、哼哼哈哈的美学趣味。

我要认真地说，博尔赫斯并非什么大师，他只是个艺匠，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已。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归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当有自己的大师，这个大师绝对不可能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中国传人那里产生，它将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其中必有一条，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和上述那些“大师”是不同的。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９０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沉溺于一己之欲，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

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三、一个结论

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变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成了一切写作的敌人，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形态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的问题。

将西方神化，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走向更高综合的时代，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如何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如何获得“自我经验”这个无尽的矿藏的滋育，这是２１世纪中国新生代作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第二篇：内生型学校特色文化创建带动学校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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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型学校特色文化创建带动学校整体发展 作者：

来源：《中小学德育》2012年第10期

2010年暑假，带着对优质学校进一步发展定位的困惑，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张越局长带领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及部分区属中小学领导走访了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交流中，内生型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的行动研究成为双方对教育的共同期待。于是，邬志辉教授组织的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与厦门市思明区的13所中小学携手，开展了以“内生型特色文化创建带动学校整体发展”为主题的教育行动研究。两年来，学校在凝练教育理念、建构特色校园、磨炼特色课堂教学以及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的多维立体式行动研究中，教师队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课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校专业化的办学理念进一步明晰，文化特色逐步凸显。这一由大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学校三方参与的合作方式（即UAS模式），成果显著。本期辑录的一组文章，仅从“体验教育”这一侧面展现了在专家的理念引领下，学校的特色创建及课堂文化发生的变化。

第三篇：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这句话，也许既适于描述今天的世界，也适于描述今天的中国。

在11月15日上海召开的FT2011中国高峰论坛上，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地说，今年似乎比任何一年过得都快，原因是，在全球发生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挫折。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的确，一年来的中外形势都令人忧喜交集、观感复杂。

变革的需求开始席卷全球。张力奋分析说，2011年，全球似乎告别了增长年代，不论在政治、金融还是社会方面，都进入了一个动荡期。美国“该吃的药都吃了”，但经济依然没有起色。在欧洲，几个月前，希腊退出欧元区还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个可能性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类史上最宏大的共同货币实验已陷入危险境地。张力奋判断，中国要应对经济增长的转型，西方也在面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一场新挑战，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正面临一些共通的问题，结构性变革将成为全球的主题。

那么，变革的力量应该从何处去寻找呢？张力奋强调，FT中文网的动力来自于对中国内生改革意志的认定，这种内生的改革意志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利好消息。而本次论坛上的探讨，也许是对这种内生改革力量的一种探索。为此，我们精选和总结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转型的一些精彩分析与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也许是对目前的形势提出最严峻警告的人。据蔡昉分析，其实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并不是那么高，大概只有10%左右，充其量有几千万人在从事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作，这与7亿劳动就业人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中国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在内部转变增长方式。而中国的一个误区是把结构性问题当成周期性问题来治，而短期内的刺激政策无法修补长期的问题。

在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人口政策上，蔡昉也发出了“盛世危言”。“所谓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这还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蔡昉警告。拿“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个指标来看，虽然该指标目前还在下降，但最晚到后年，下降就会见底。而且见底之后，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长期停留在低点，而是会迅速反弹。届时不仅中国“人口红利”不保，反而会背上“人口负债”，这使“未富先老”成为一个现实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却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警告，在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但如果年轻劳动力越来越迫于经济压力而较早辍学去工作，中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技能能否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就会成为难题。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华君铎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中国的转型挑战。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路径。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模式类似，都奉行 “社会主义”，重视重工业，忽视第三产业和农业，造成短缺经济和粮食不足。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发展路径出现很大不同。印度在农村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也许有些不及中国，但印度在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现在软件、能源、外包等行业发展得很快，这两方面的转型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学习。

来自中国企业界的代表则对中国经济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认为，应该区分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的不同局面。就短期而言，确实是挑战很多，不确定性很强，例如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企业的高利贷危机与倒闭潮，都令人忧虑，但中长期来看，存在两个战略机遇：中国其实已经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了消费大国，而且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资本市场。“中国人没有理由悲观，企业家要学会如何利用这些机遇。”这一判断背后的哲学是，经济转型是逼不来、盼不来的，有时，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被视为中国“新左派”先锋人物之一的崔之元，则对中国前途给出了更乐观的判断。他引用并认同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1年超越美国。而且，他认为重庆的一些实践，例如户籍改革，对于中国如何扩大内需很有启发意义。

对于一年来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黎维斌表示，11万亿的地方债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其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别国的债务水平，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资的资产是有价值的，可以带来现金流的。目前的重点是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让其向着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政府+企业+市场”的平台。

而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蔡昉的观点似乎针锋相对。他把当前的地方债挑战总结为四句话：目前地方债问题并不是现金流的问题，它掩盖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应的体制问题，地方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介质，反映了一种用刺激政策来替代正常经济增长的做法。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重点评价了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引发热议的“文化”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此大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好，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坏。”这句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葛剑雄说，对于“文化是新的增长点”的说法，他不是很乐观，发展文化，也许首先要以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前提。他还认为，靠所谓的“软实力”来扩展世界影响力，效果是有限的——“软实力”的重点还是“实力”，“中国文化只能起润滑剂的作用，不能成为动力。”如果不能转化成经济、产业方面的硬实力，也许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也许是对“文化建设”泼的一瓢冷水。

当前的改革困境也引起了讨论。华君铎把今天中国转型的意义提到了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同等的高度。他认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转型也是一场大改革，大家要形成共识，不能像20年前那样，对于是否发展市场经济还是有争议，而目前转型的关键是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这也印证了中国政府今年以来不断强调的观点，即“十二五规划”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悲观与乐观两股潮流交织、碰撞的情况下，应该对明年的中国形势如何判断呢？也许蔡昉的总结之言值得引用——“我想在各位嘉宾说的基础上，把所有乐观的成分减10分，所有挑战成分加10分，就将是2012年。”

第四篇：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

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

作者/安虎森何文

内容摘要在非均衡力和经济一体化作用下，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区域聚集，这就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不断吸引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累积过程，以及具有区位劣势地区不断损失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累积过程，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循环累积机制。而要打破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差距的机制，则需要中央政府有序地组织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提高中西部地区参与全国经济大循环的能力；需要中央政府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大提高居民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型转移支付；需要在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资源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实行东西部梯度的、有差异的政策，切不可过度宣扬经济一体化，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关键词区际差距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累积过程区际一体化差异化政策

作者1安虎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何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天津：300071）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西部的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相当迟缓。尽管近几年西部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的一些省份，但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即东部沿海具有接近国外市场的优势，利用国外市场首先获得发展，然后利用经济辐射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出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引起决策层的关注。1991年3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并按照沿海地区、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199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设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论述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本网网　www.xiexiebang.com)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等战略，范文《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2年5月期间，更是批复了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河北沿海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北部湾地区、皖江地区、中原地区、重庆两江地区、成渝地区、柴达木地区、喀什霍尔果斯地区、图们江地区等20多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圈地运动”。同时，继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战略以来，在2011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为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显然，上述，这些战略都是为协调区域发展差距而采取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所倾注的力度。然而，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尤其何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选项，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晰。

区域差距内生机制

两个多世纪以来，空间问题一直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处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工具，或者说无法突破“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屏障。也因为空间问题长期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就为其他非经济学学科研究空间问题也即区域经济问题留下了空间；我们常把空间不可能定理作为研究空间（区域）问题时的一种参照系。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当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时，如果认为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现象，且把经济活动区位的不同状况归结为空间的非均质特性，则可以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空间问题，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等，都强调了这种空间的非均质性特征，且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都有解。相反，如果认为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此时的市场结构为不完全竞争，无法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不存在空间竞争的解或只存在零解。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经济活动区位更是如此，许多区域问题无法在新古典框架下进行讨论。

因为规模收益递增，因此每个企业都专注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产品的生产，也就成为该产品生产领域的垄断企业并成为该产品的专业化企业。也就是说，规模经济必然促使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此时，如果贸易成本很高，在专业化生产基地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运到其他市场区消费时的成本大于其他市场区自产自销该产品时的成本，则此时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可能出现相互分割的两个或多个市场。反过来，如果贸易成本低，在专业化基地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运到其他市场区的成本低于其他市场区自产自销时的成本，则此时就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这意味着，如果贸易成本很高，则市场是相互分割的，此时生产活动和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如果贸易成本很低，则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即在某一中心区位集中生产并向各市场区提供商品和服务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各种生产活动和人口将高度集中在中心区位，该中心区位就成了该区域的中心城市或核心区。那么，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贸易成本的变化为什么会促发区域结构的变化，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现象？

现实的区域是一种“块状”结构，不同块状体之间在作用力强度（常表现为吸引力和排斥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块状体的吸引力很强，有些块状体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不同块状体之间存在一种非均衡力，而这种非均衡力表现为一种聚集力。这样，要揭示区域结构的变化或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内在机理，关键就在于破解非均衡力的源泉。这种非均衡力就是我们熟悉的分别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以及“市场拥挤效应”相对应

第五篇：内宿生守则

广东肇庆中学（高中部）内宿生守则（修订）

全体同学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内宿生义务，尊重生活指导老师，同学之间融洽相处争当文明内宿生。

一、请假制度

1、学生内宿期间如需请假，必须写请假条并经班主任、级组长签名同意后，在规定时间内去宿舍值班室办理放行条（特殊情况除外），方可离校。

2、因事不能在星期日晚上按时到校，应由家长提前打电话向班主任请假。由班主任在晚休（刷卡）前告知宿管员。

二、内务卫生制度

1、使用学校统一购买的床上用品，每天起床后整理内务、叠好蚊帐、被子等，并按统一要求摆放，鞋子及各类日用品按规定摆放。

2、每室每天安排1人值日。值日生的职责：负责本室的卫生。

3、各宿舍所在楼层的楼梯、连廊、公共卫生间等卫生由各宿舍轮流负责清洁，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以上3项，每天由学生工作处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评分，得分情况与值日生个人评优及文明宿舍、文明班评比挂钩。

4、每日最后一周星期五下午第二课后，安排非毕业班两个班负责宿舍公共区的清洁卫生；范围包括各层连廊、公共卫生间、草地、中、东、西楼梯等。

5、全体同学每周星期五中午进行大扫除，搞好室内外环境卫生。（星期五下午检查评比）

6、内宿生不得带饭菜汤水进入宿舍。

7、室内垃圾要每天一倒（倒到大垃圾池）。严禁向走廊、楼外等公共地方扔垃圾、泼水、掷物。

三、纪律制度

1、内宿生应严格服从管理，按照学生工作处的安排入住，严禁擅自变动。不得容留非本室成员在宿舍里住宿。禁止走读学生不经批准而进入宿舍。任何时候不得进入异性宿舍。

2、严格遵守学生宿舍作息制度，学生宿舍大门按作息时间开启、关闭，迟到者当违纪处理。（见附表）

3、严格遵守安全要求，严防事故发生。

①严禁攀爬阳台、围墙。不以不正当手段进出宿舍。

②严禁私自使用电器。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宿舍。宿舍内不得使用明火（含燃点蚊香等）

③严禁在宿舍内抽烟、喝酒、赌博、打架、起哄等。严禁使用哑铃。严禁携还容易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如刀、玩具枪等）进入宿舍。因违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除责成赔偿伤者一切费用儿，学校必严肃处理。

④保管好自己的钱及其他贵重物品，离开宿舍时要把门锁好，不要把钥匙放在公共地方，严防偷窃。

⑤星期六及节假日只允许外县、区的学生留校。个别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留校者，需写出书面申请经班主任、级组长签名同意，交德育处、校长室审批后方可留校。已申请星期六及节假日留校的学生如要离校，须在离校前交书面申请到宿舍值班室（特殊情况也应口头或电话通知宿舍值班室。电话：6170129）⑥上课（包括自习、晚自修）期间，内宿生一律不得滞留在宿舍，有病的要到校医室观察、治疗或回家。确需休息的请到设在1楼的休息室去休息。

4、宿舍是休息的场所。严禁进行文体活动，不宜学习。

①不要携带任何通讯工具进入宿舍。

②不要携带、观看不良刊物等，违者没收并严肃处理。

③禁止在宿舍区内进行体育活动，不要把桌子、椅子带回宿舍，不要使用应急灯。

④在宿舍区内禁止经营性活动。

⑤禁止从事国家法律法令不允许的一切活动。

四、爱护公物制度

1、损坏公物，照价赔偿，恶意损坏公物者，除赔偿外还将会受到严肃处理。

2、节约用电、节约用水、人离关灯、关风扇、关水龙头、锁门。

3、不得在室内乱打、扰写、乱画、乱张贴，违者除了补责成恢复原状外，还会受到学校相应的纪律处分。

以上各项请全内宿生共同遵守。若有违反，学校将根据情节轻重对其给予通报批评，直到开除学籍的处分。

附宿舍锁门时间：

1、07：30——11：40 14：10——17：00

19：00——22：20 22：55——06：10

注：锁门以预备铃响为准。

2、午休：12：40——02：103、晚休：23：00——06：20

广东肇庆中学2003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