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论文[大全5篇]

第一篇：浅析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论文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

边沁有着深厚的法学知识储备，他出身于律师家庭，又曾在林肯法学院学习并在高等法院法庭中做过见习生，在著名的林肯法院的学习中，边沁对于法律事务越来越厌烦，反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抽象的法学理论，尤其是刑罚理论，并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诞生和由来，可以说，功利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是边沁一辈子的心血所得。边沁基于英国法学理论混乱和落后的现实，尤其是对比与大陆上的法国和德国，边沁开始思考能否找到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每一条特定的法律的价值。

为此，边沁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柏拉图的《法律篇》和斯多葛学派、自然主义法学派的诸多著作，但是，对边沁影响最大的还是休谟的《论文集》，犹如在黑夜中找到了一盏明灯，边沁从中找到了他所要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原理。他以功利主义为指导，系统阐述了他的立法思想，包括他的刑罚观点。边沁将功利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原理，即“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中，幸福指每个人可以感到愉悦并且认为世间美好的东西，而每一个能产生幸福的社会行为在道德和伦理上都是有价值的。而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同人追求的幸福产生交叉和矛盾，比如，一个犯人的幸福就是不劳而获抢夺别人的东西，而被抢夺人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利益，当两个不同的人追求的幸福产生冲突时，这时，作为人类载体的国家，就要提供一种力量，来使不同的幸福协调起来，用边沁的话说，就是需要利用国家的力量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这个力量被边沁称之为“制裁”。“制裁”是人们感知“苦”与“乐”的源泉。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认为应当禁止的行为，是功利主义原则排斥的对象。虽然刑罚会给犯罪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称之为恶，但是，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只要惩罚所排除的恶大于惩罚本身的痛苦，惩罚就是善的。只有当惩罚是没有根据的，或无效的，或成本过高，或不必要的时候，惩罚才是真正恶的。正是由于功利主义原则具有这种通过制裁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特性，外力就可以为当事者产生福利、快乐、善良或幸福，同时防止人们陷入祸患、痛苦、恶或不幸之中。人类天生的追求自身幸福的本能性和社会上客观的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便在功利原则下统一起来，从而达到遏制犯罪，实现幸福的目的。

二、刑罚权的根据

刑罚权的根据是什么?历来根据不同流派有不同的学说。在此之前，有希腊的神权说、契约说和古罗马的命令说等等。边沁认为，刑罚权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或维护社会的秩序而存在的。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指出：上帝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快乐与痛苦的统治之下。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应当根据某个具体的行为所引起的幸福的的大小来衡量该行为的善与恶。“边沁的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对快乐痛苦的服从，并将之看做边沁的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该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理性和法律来重建幸福的结构。”

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简单的说就是避苦求乐，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公众利益是不能脱离个人利益而存在的，社会利益是一个集合体，是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总和，其中，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其判断的标准。既然犯罪是破坏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尤其是这种危害使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那么为了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公共利益载体的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这种破坏行为进行制裁，从而，使犯罪人产生一种犯罪后会使自己得到更大的不幸福的一种预警，个人的伦理以幸福为目的，而立法也不能有其他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是以奖惩办法来提高社会的幸福，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之程度便可对它提出惩罚。

刑罚权就是根据维护幸福的实在利益而产生的。边沁从功利原则出发，用社会的现实利益来论证刑罚权的根据，确实有其进步性。因为刑罚权的产生是有其功利上的根据的。“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可惜对于“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功利论并未给以科学的说明，只是抽象地用个人的幸福和痛苦、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目的来阐明刑罚权的产生，对刑罚权根据的认识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丝毫没有涉及刑罚是阶级统治需要的产物，刑罚权是国家统治权的一种。这不仅不能阐明刑罚权的根据，而且将刑罚权的阶级本质完全掩盖起来了。

三、刑罚的确立目的在刑罚目的论上，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绝对的惩罚是没有意义的，他坚持的是刑罚的相对主义。他认为让犯罪人遭受痛苦不是刑罚的目的，而是偏向于一种教化的力量，使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恶会给其他人带来更大的恶，从而改变自己的恶，改过自新，做一个能给社会带来幸福的人。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论认为，每个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首先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一定的衡量，当驱使犯罪的幸福感大于遏制犯罪的幸福感时，人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去进行犯罪。这就是人们在犯罪前的主观心理态度。而刑罚的目的，就是让打算犯罪者，在犯罪之前，在内心中进行这种犯罪与不犯罪的幸福感衡量时，产生不犯罪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感的认同，从而使犯罪人主观上用自己的功利原则遏制自己犯罪。刑罚的目的根本上是遏制犯罪，但是，并不是体现在事后惩治上，更应该体现在事前预防上。

给犯罪者犯罪后未知的不幸福以提前的警告，使犯罪人重新判断从而放弃犯罪，这才是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确立目的。刑罚对违反社会公益的犯罪人进行惩罚，边沁认为这也是获得幸福的一种行为，因为，犯罪行为减少就意味着不幸福的减少，也意味着社会总幸福的增加。边沁的功利主义惩罚观不仅关注微观上个人的犯罪行为，这毕竟是已经发生的事，对社会利益的影响也是可预知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更从宏观上就某一个犯罪行为联系到一系列的犯罪行为，而这些从整个宏观上着眼的犯罪行为，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造成对大多数人的不幸福。刑罚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矫正再犯的意图，警告犯罪者犯罪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快乐。

四、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应用

现在西方的主流观点，包括美国，都承认刑罚遏制犯罪的作用，而不是血亲复仇的作用，当一个人以某种理由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时，无论如何惩罚杀人者，被杀人也不会复活，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幸福也不会增加，所以，西方主流观点是同意废除死刑的，这应该是受到了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影响。其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老人和儿童宽严济刑，因为，不管他们以前犯下多大的罪，他们本身已经不能再剥夺其他人的幸福，也就不能产生新的恶了，所以，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对这类人宽容一些。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自诞生之后，深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体系，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诸多国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对于恶的防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边沁认为，每一个刑罚实行的目的实质上都是在剥夺受刑罚人的幸福，给受刑罚人带来痛苦，这也是一种恶的形式，但是，这种恶却是必须的，因为，这种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恶，也就是防止受刑罚人不受遏制的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剥夺别人的幸福，这是对大多数人的幸福即公众利益的保护，所以，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犯罪，而不是为了惩罚犯罪人的功利主义论，这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虽然历史上西方和东方对于刑罚观的认识不尽相同，东方从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上去定义刑罚，而西方则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上去定义刑罚，但是，双方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同态复仇，比如，在莎士比亚著作《罗密欧和朱丽叶》中，朱丽叶为哥哥报仇，而不得不杀死罗密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世人所认同，同态复仇深入中西方文化中，在刑罚上的表现就是严刑峻法和死刑的运用。而由于受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影响，严刑峻法和死刑逐渐被取消成为了一种潮流。

第二篇：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探析

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律思想家，毕生致力于英国的法律改革事业，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边沁所处的时代，从英国法制史上看，是保守势力与革新力量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驳斥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对英国法制现状所作的辩护，推进法律改革事业，边沁在总结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功利主义理论，为英国的法制改革事业奠定了与古典自然法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他的关于立法原则与立法技术的思想给19世纪英国法制改革运动以巨大推动，并影响到欧洲一些国家。他以功利原则的价值判断为基石，对刑法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以评述刑罚合理性作为他的关于法律改革的著述活动的开始。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现代刑法学界有着很深的影响。资产阶级现代刑法思想中的“威慑说”、“规范强化说”、“教育改造说”、“满足复仇说”等刑罚理论与此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注：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69页。）他的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立法理论》第三卷“刑法典原理”中。

一、边沁刑罚观的哲学基础

功利主义是边沁刑罚观的哲学基础。

边沁虽然出身于律师家庭，又曾在林肯法学院学习并在高等法院法庭中做过见习生，但他的兴趣不在于法律实务，而在于抽象的法学理论，尤其是立法学。基于对当时英国法制中的弊端的痛恨与不满，边沁开始思考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每一条特定的法律的价值。读了休漠的《论文集》以后，他找到了他所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功利主义原理。（注：参见［英］边沁著，沈叔平等译《政府片论》第8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版。）他以功利主义为指导，系统阐述了他的立法思想，包括他的刑罚观点。边沁将功利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原理，即“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注：［英］边沁著：《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第12页，转引自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9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该当事人是一个特定的人，那么功利原理就是用来增进他的幸福的；如果该当事人是一个社会，那么功利原理就是关注该社会的幸福。因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政府的职责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注：［英］边沁著：《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第12页，转引自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9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避苦求乐”是功利论的核心，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就是围绕“苦”与“乐”的分析展开的。所谓“乐”，就是幸福（功利）。凡是能减轻痛苦、增加快乐者，在道德上就是善的，在政治上就是优越，在法律上就是权利。从这种道德原则出发，边沁主张立法应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快乐为目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边沁看来，每一个产生幸福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有价值的。然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幸福，自己的最大幸福与他人的最大幸福（也是社会的最大幸福）就会发生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种力量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这个力量就叫“制裁”（sanction），是人们感知“苦”与“乐”的源泉。“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认为应当禁止的行为。”（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是功利原则排斥的对象。虽然刑罚会给犯罪者带来一定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恶，但是，按照功利原则，只要惩罚所排除的恶大于惩罚本身的痛苦，惩罚就是善的。只有当惩罚是没有根据的，或无效的，或成本过高，或不必要的时候，惩罚才是真正恶的。（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正是由于功利具有这种内外力（刑罚）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特性，外力就力求为当事者产生福利、快乐、善良或幸福，同时防止陷入祸患、痛苦、恶或不幸之中。人的自私性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便在功利原则下统一起来，从而达到抑恶扬善，实现最大幸福的目的。

二、刑罚权的根据

刑罚权的根据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学说。在此之前，有神权说、契约说、命令说等各种主张。（注：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边沁认为，刑罚权是由于社会的利益或社会的必要而存在。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指出：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这种人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应当根据行为本身所引起的苦与乐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该行为的善与恶。“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对这两个主人）的服从，视之为制度的基石，该制度的目标就是通过理性和法律培育幸福的结构。”（注：转引自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幸福就是避苦求乐，功利意味着产生幸福或防止不幸。边沁强调说，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社会利益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既然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应当禁止的行为，那么它的存在就严重侵犯了共同体成员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就有权对犯罪者予以刑罚惩罚。“个人的伦理以幸福为它的目的，而立法也不能有其他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是以奖惩办法提高社会的幸福。„„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之程度便可对它提出惩罚。”（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5页。）刑罚权就是根据维护幸福的实在利益而产生的。

边沁从功利原则出发，用社会的现实利益来论证刑罚权的根据，确实有其进步性。因为刑罚权的产生是有其功利上的根据的。“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484页。）可惜对于“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功利论并未给以科学的说明，只是抽象地用个人的幸福和痛苦、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目的来阐明刑罚权的产生，把对刑罚权根据的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丝毫没有涉及刑罚是阶级统治需要的产物，刑罚权是国家统治权的一种。这不仅不能阐明刑罚权的根据，而且将刑罚权的阶级本质完全掩盖起来。当然，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思想家，边沁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背景下，从社会利益需要的角度探求刑罚权的根据，其理论勇气和开拓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三、刑罚的目的在刑罚目的论上，边沁属于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使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罚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致将来再犯罪，同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边沁认为犯罪者内心存在两种相互作用的动机，即驱使犯罪的动机和制止犯罪的斗争。如果制止动机小于驱使动机，就会诱使犯罪。因此，对犯罪者的惩罚就是通过给犯罪人以痛苦和祸害，使受刑之苦大于犯罪之乐，加强制止动机，弱化驱使动机，使制止动机在行为人内心中占有优势，收到惩戒教育效果，以防止犯罪发生。他说，“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发生类似的犯罪。过去发生的毕竟只有一个行为，而未来则无可限量。已经实施的犯罪仅涉及某一个人，类似的犯罪将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在许多案件中，虽然不可能矫正已经实施的罪恶，但有可能消除其再犯的意图。尽管犯罪能获得很大的快乐，但是，惩罚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实施犯罪获得的快乐。”（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可见，边沁的预防主义，兼含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边沁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处罚是预防犯罪的直接措施，同时还存在防止犯罪的间接方法。“当国家使用刑罚方法个别地阻止犯罪时，对犯罪采取了直接措施；采用预防措施防止犯罪的，则属于间接的方法。”（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这些预防措施包括教育、文化、道德、宗教等多个方面，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间接方法影响人们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意图，引导人们弱化蒙发恶念的欲望，强化趋向善良的保护性动机，使其服从法律，避免受到邪恶的诱惑，依靠人们的意志和知识进行自我约束。对付犯罪的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一起共同形成边沁系统的预防犯罪理论。

四、刑罚适用论

刑罚的适用关乎刑罚目的的实现。在边沁看来，适用刑罚是对犯罪之恶的政治补救，也是为了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刑罚会给被惩罚者带来一定的痛苦，本身是一种恶。因此刑罚的适用必须考察罪行之恶与刑罚之恶。下列之恶是每种刑罚所具有的：第一，强制之恶。它根据受禁止事物有权享用的快乐程度向案犯适用或多或少之痛苦。第二，刑罚所产生之苦。当刑罚被实际执行时皆如此。第三，恐惧之恶。那些已经违反法律或害怕随之而来的指控者必然遭受此种痛苦。第四，错误控告之恶。这种恶专属于刑法，而且尤其是那些含糊不清之刑法及虚假之罪。人们的普遍憎恨经常使受到指控或责难的嫌疑犯及被告人处于一种可怕的形势下。第五，衍化之恶。发生在受到法律制裁者之父母或朋友身上。（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按照功利原则，只要惩罚所排除的罪行之恶大于惩罚本身的痛苦（刑罚之恶），惩罚就是善的。只有当刑罚是滥用或无效，或过份或太昂贵之时，惩罚才是真正恶的，不应当适用。在此基础上，边沁归纳出刑罚适用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罪刑相称

罪刑相称原则又称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罚适用的首要原则。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贝卡利亚虽然也认识到这一刑罚原则的重要性，但并未对之进行解释，没有说明“相称性”的构成。为弥补这一缺憾，边沁提出了计算这一原则的重要规则：（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0页。）

第一个规则-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在他看来，为预防一个犯罪，抑制动机的力量必须超过诱惑动机。作为一个恐惧物的刑罚必须超过作为诱惑物的罪行。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被彻底抛弃的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罪行；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他批评那些试图构筑相反规则的学者，指出：如果一个外科医生顾忌病人的某些痛苦而停止治疗，我们对此应该怎样评论？在无秩序的痛苦呻吟之中又加上无效手术所带来的痛苦，这难道是启蒙者的人道性吗？

第二个规则-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如果刑罚作为犯罪的必然后果，确定而又不可避免，那么它所需要的严厉性就小，这是由法律的明白性而产生的好处，亦是一个优良的程序方法。刑罚应该紧随罪行而发生，因为它对人心理的效果将伴随时间间隔而减弱。间隔通过提供逃脱制裁的新机会而增加了刑罚的不确定性，为了平衡受惩罚的机会，必须增大刑罚份量。

第三个规则-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如果相反，对不同之罪处以相同之刑，则只能促使行为人犯重罪。

第四个规则-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就越充足。刑罚的痛苦性是获取不确定好处的确定代价。对小罪适用重刑恰恰是为防止小恶而大量支出。

第五个规则-不应该对所有罪犯的相同之罪适用相同之刑，必须对可能影响感情的某些情节给予考虑。相同的名义之刑（法定刑）不是相同的实在之刑（宣告刑）。年龄、性别、等级、命运和许多其他情节，应该调整对相同之罪的刑罚。

对于罪刑相称原则，边沁认为不能做绝对的理解。而应该看到，罪刑相称不是数学化的相称，要避免法律的过份细微、复杂和模糊。简洁与明确应该是更重要的价值。有时，为了赋予刑罚更引人注目的效果，为了更好地鼓励人们对预备犯罪之恶的憎恨，可能会牺牲彻底的相称性。

（二）罪责自负

罪责自负即个人责任原则，是刑罚适用的第二个原则。边沁极力反对株连，认为“刑罚应该直接适用于能对其发生作用之人。”如果所适用的刑罚注定要触及别人而不仅仅是犯罪者，这种刑罚就是错误之刑或滥用之刑。因此，“不应该为了丈夫的行为而处罚妻子，为了父亲的罪恶而处罚孩子。”（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但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全家人都将因一个人犯罪而痛苦与落泪。立法者无法全部防止事物固有的恶之本性。这种恶不是对罪犯的责难，构不成对刑罚的滥用。为防止错误之刑或滥用之刑，边沁认为立法者应履行两个义务：第一，他应该避免最初适用刑罚时的滥用，即强调刑罚适用的平等性。如最恶名昭彰罪犯的无辜之子应该接受最杰出公民所能享受的完全的法律保护。第二，当直接刑罚的后果降临到有罪者身上时，必须把可能落在无辜者身上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他指责全部没收财产会影响其妻子和孩子，这是一种专横而令人生厌的行动。有悖于个人责任原则。

五、关于死刑

边沁是坚定的死刑反对论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论文《论死刑》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死刑-它会被废除吗？我说-会。这一规则会有例外吗？我说，就今后的犯罪而言-不会„„”

在他看来，人们越是密切关注死刑，就越可能倾向于采纳贝卡利亚的主张。而贝卡利亚在其著作中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予完整充分的论证，以至在他之后任何有关的著作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不论是赞成死刑还是反对死刑，都是对刑罚价值属性问题的展开。边沁的死刑废除观奠基于如下分析之上：（注：［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

第一，死刑是“杀人偿命”这一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观念的体现，是唯一能满足人们报应观念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伴随死刑而产生的过份激怒”不过“是一种灵魂的愚鲁，它在罪犯的迅速毁灭之中找到了没有进一步关注社会的最大好处。”

第二，死刑是一种简单的“万能药”。“它既不需要创造性的沉思，也不需要对激情的反抗。这只是一种屈从，我们由此立刻被带到死亡之期。”

第三，死刑的威慑效果值得怀疑。人们之所以迷信死刑，完全是出于对其威吓作用的过高估计。他说，“据说死刑可以使一个刺客永远失去再犯能力，同理，我们应该消除产生社会恐惧的迷乱与疯狂。如果我们确定可以做到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预防谋杀呢？”在他看来，死刑不足以抑制杀人的欲望，因为这些源于敌对或贪婪的欲望从其确切属性出发，早已超越死亡的羞辱、贪欲和野蛮而不再恐惧。

第四，对轻微之罪适用死刑会破坏罪与刑之间最精确的相称性比例。

第五，死刑与国民性格的温和性相矛盾。

第六，死刑的存在导致刑法体系的非一致性和内在矛盾。使法律适用缺乏统一性，有失刑法权威。首先，死刑的存在本身恶化了犯罪。因为由于有死刑存在，实施犯罪的人便会为逃避死刑而毁证灭迹，制造伪证，而借助伪证，他又可以有恃无恐地实施更为恶劣的犯罪。其次，由于死刑是一种极端的刑罚，死刑的存在使富有同情心的法官不愿判处犯死罪者死刑，“陪审团为了避免过份严厉的刑罚也频繁地无限宽容罪犯”，这就与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相矛盾。从而在不同法院之间适用法律存在很大差异，有时严厉残暴，有时形同虚设。“这样既放纵了罪犯，也有损于刑法的威信。

除上述论及的以外，边沁还对刑罚的类刑、刑罚的选择，刑罚的限定性，赫免权、罪行保证等地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法学家，边沁从变革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构筑起了使自己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令后人肃然起敬的理论大厦，且为建立清晰、统一、人道、简析的法律制度而进行了不懈努力。他用功利的尺子评价现有的刑罚制度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结论。这对我国刑法改革事业的发展也将提供重要借鉴。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边沁可能比任何其他哲学家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影响都广泛。”诚哉斯言。

逄锦温

第三篇：浅析边沁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中的刑罚观

浅析边沁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中的刑罚观

摘要：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作为英国近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和一位激进的法律改革家，他毕生致力于英国的法律改革事业，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也被认为是分析分析法学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本文主要从边沁所处法律时代的角度，对其功利主义法学中的刑罚观进行浅析。

关键词： 功利主义 刑罚观 刑罚权

正文：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边沁所处的时代，是英国法制史上保守势力与革新力量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驳斥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对英国法制现状所作的辩护，推进法律改革事业，边沁在总结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功利主义理论，为英国的法制改革事业奠定了与古典自然法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他的关于立法原则与立法技术的思想给19世纪英国法制改革运动以巨大推动，并影响到欧洲一些国家。他以功利原则的价值判断为基石，对刑法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以评述刑罚合理性作为他的关于法律改革的著述活动的开始。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现代刑法学界有着很深的影响。

一、刑罚权的根据

刑罚权的根据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学说。在此之前，有神权说、契约说、命令说等各种主张①。边沁认为，刑罚权是由于社会的利益或社会的必要而存在。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指出：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这种人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应当根据行为本身所引起的苦与乐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该行为的善与恶。“功利原则承认（人类对这两个主人）的服从，视之为制度的基石，该制度的目标就是通过理性和法律培 ① 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育幸福的结构。”①幸福就是避苦求乐，功利意味着产生幸福或防止不幸。边沁强调说，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社会利益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既然犯罪是指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而人们应当禁止的行为，那么它的存在就严重侵犯了共同体成员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就有权对犯罪者予以刑罚惩罚。“个人的伦理以幸福为它的目的，而立法也不能有其他的目的。”“政府的职责是以奖惩办法提高社会的幸福。„„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之程度便可对它提出惩罚。”②刑罚权就是根据维护幸福的实在利益而产生的。

边沁从功利原则出发，用社会的现实利益来论证刑罚权的根据，确实有其进步性。因为刑罚权的产生是有其功利上的根据的。“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③可惜对于“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功利论并未给以科学的说明，只是抽象地用个人的幸福和痛苦、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目的来阐明刑罚权的产生，把对刑罚权根据的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丝毫没有涉及刑罚是阶级统治需要的产物，刑罚权是国家统治权的一种。这不仅不能阐明刑罚权的根据，而且将刑罚权的阶级本质完全掩盖起来。当然，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思想家，边沁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背景下，从社会利益需要的角度探求刑罚权的根据，其理论勇气和开拓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刑罚的目的

在刑罚目的论上，边沁属于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使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罚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致将来再犯罪，同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边沁认为犯罪者内心存在两种相互作用的动机，即驱使犯罪的动机和制止犯罪的斗争。如果制止动机小于驱使动机，就会诱使犯罪。因此，对犯罪者的惩罚就是通过给犯罪人以痛苦和祸害，使受刑之苦大于犯罪之乐，加强制止动机，弱化驱使动机，使制止动机在行为人内心中占有优势，收到惩戒教育效果，以防止犯罪发生。他说，“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发生类似的犯罪。过去发生的毕竟只有一个行为，而未来则无可限量。已经实施的犯罪仅涉及某一个人，类似的犯罪将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在许多案件中，虽然不可能矫正已经实施的罪恶，但有可能消除其再犯的意图。尽管犯罪能获得很大的快乐，但是，惩罚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实施犯罪获得的快乐。”④可见，边沁的预防主义，兼含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边沁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处罚是预防犯罪的直接措施，同时还存在防止犯罪的间接方法。“当国家使用刑罚方法个别地阻止犯罪时，对犯罪采取了直接

⑤措施；采用预防措施防止犯罪的，则属于间接的方法。”这些预防措施包括教育、文化、道德、宗教等多个方面，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间接方法影响人们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意图，引导人们弱化蒙发恶念的欲望，强化趋向善良的保护性动机，使其服从法律，避免受到邪恶的诱惑，依靠人们的意志和知识进行自我约束。对付犯 ① 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②《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5页。③《马恩选集》第3卷，第484页。

④［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⑤［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罪的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一起共同形成边沁系统的预防犯罪理论。

三、刑罚适用论

刑罚的适用关乎刑罚目的的实现。在边沁看来，适用刑罚是对犯罪之恶的政治补救，也是为了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刑罚会给被惩罚者带来一定的痛苦，本身是一种恶。因此刑罚的适用必须考察罪行之恶与刑罚之恶。下列之恶是每种刑罚所具有的：第一，强制之恶。它根据受禁止事物有权享用的快乐程度向案犯适用或多或少之痛苦。第二，刑罚所产生之苦。当刑罚被实际执行时皆如此。第三，恐惧之恶。那些已经违反法律或害怕随之而来的指控者必然遭受此种痛苦。第四，错误控告之恶。这种恶专属于刑法，而且尤其是那些含糊不清之刑法及虚假之罪。人们的普遍憎恨经常使受到指控或责难的嫌疑犯及被告人处于一种可怕

①的形势下。第五，衍化之恶。发生在受到法律制裁者之父母或朋友身上。按照功利原则，只要惩罚所排除的罪行之恶大于惩罚本身的痛苦（刑罚之恶），惩罚就是善的。只有当刑罚是滥用或无效，或过分或太昂贵之时，惩罚才是真正恶的，不应当适用。在此基础上，边沁归纳出刑罚适用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罪刑相称

罪刑相称原则又称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罚适用的首要原则。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贝卡利亚虽然也认识到这一刑罚原则的重要性，但并未对之进行解释，没有说明“相称性”的构成。为弥补这一缺憾，边沁提出了计算这一原则的重要规则②：

第一个规则，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在他看来，为预防一个犯罪，抑制动机的力量必须超过诱惑动机。作为一个恐惧物的刑罚必须超过作为诱惑物的罪行。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被彻底抛弃的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罪行；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他批评那些试图构筑相反规则的学者，指出：如果一个外科医生顾忌病人的某些痛苦而停止治疗，我们对此应该怎样评论？在无秩序的痛苦呻吟之中又加上无效手术所带来的痛苦，这难道是启蒙者的人道性吗？

第二个规则，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如果刑罚作为犯罪的必然后果，确定而又不可避免，那么它所需要的严厉性就小，这是由法律的明白性而产生的好处，亦是一个优良的程序方法。刑罚应该紧随罪行而发生，因为它对人心理的效果将伴随时间间隔而减弱。间隔通过提供逃脱制裁的新机会而增加了刑罚的不确定性，为了平衡受惩罚的机会，必须增大刑罚份量。

第三个规则，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如果相反，对不同之罪处以相同之刑，则只能促使行为人犯重罪。

第四个规则，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就越充足。刑罚的痛苦性是获取不确定好处的确定代价。对小罪适用重刑恰恰是为防止小恶而大量支出。

第五个规则，不应该对所有罪犯的相同之罪适用相同之刑，必须对可能影响感情的某些情节给予考虑。相同的名义之刑（法定刑）不是相同的实在之刑（宣 ①［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②［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0页。告刑）。年龄、性别、等级、命运和许多其他情节，应该调整对相同之罪的刑罚。

对于罪刑相称原则，边沁认为不能做绝对的理解。而应该看到，罪刑相称不是数学化的相称，要避免法律的过分细微、复杂和模糊。简洁与明确应该是更重要的价值。有时，为了赋予刑罚更引人注目的效果，为了更好地鼓励人们对预备犯罪之恶的憎恨，可能会牺牲彻底的相称性。

（二）罪责自负

罪责自负即个人责任原则，是刑罚适用的第二个原则。边沁极力反对株连，认为“刑罚应该直接适用于能对其发生作用之人。”如果所适用的刑罚注定要触及别人而不仅仅是犯罪者，这种刑罚就是错误之刑或滥用之刑。因此，“不应该

①为了丈夫的行为而处罚妻子，为了父亲的罪恶而处罚孩子。”但是，由于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全家人都将因一个人犯罪而痛苦与落泪。立法者无法全部防止事物固有的恶之本性。这种恶不是对罪犯的责难，构不成对刑罚的滥用。为防止错误之刑或滥用之刑，边沁认为立法者应履行两个义务：第一，他应该避免最初适用刑罚时的滥用，即强调刑罚适用的平等性。如最恶名昭彰罪犯的无辜之子应该接受最杰出公民所能享受的完全的法律保护。第二，当直接刑罚的后果降临到有罪者身上时，必须把可能落在无辜者身上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②他指责全部没收财产会影响其妻子和孩子，这是一种专横而令人生厌的行动。有悖于个人责任原则。

四、关于死刑

边沁是坚定的死刑反对论者。他在1831年发表的论文《论死刑》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死刑-它会被废除吗？我说-会。这一规则会有例外吗？我说，就今后的犯罪而言-不会„„”

在他看来，人们越是密切关注死刑，就越可能倾向于采纳贝卡利亚的主张。而贝卡利亚在其著作中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予完整充分的论证，以至在他之后任何有关的著作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不论是赞成死刑还是反对死刑，都是对刑罚价值属性问题的展开。边沁的死刑废除观奠基于如下分析之上：

第一，死刑是“杀人偿命”这一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观念的体现，是唯一能满足人们报应观念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伴随死刑而产生的过分激怒”不过“是一种灵魂的愚鲁，它在罪犯的迅速毁灭之中找到了没有进一步关注社会的最大好处。”

第二，死刑是一种简单的“万能药”。“它既不需要创造性的沉思，也不需要对激情的反抗。这只是一种屈从，我们由此立刻被带到死亡之期。”

第三，死刑的威慑效果值得怀疑。人们之所以迷信死刑，完全是出于对其威吓作用的过高估计。他说，“据说死刑可以使一个刺客永远失去再犯能力，同理，我们应该消除产生社会恐惧的迷乱与疯狂。如果我们确定可以做到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预防谋杀呢？”在他看来，死刑不足以抑制杀人的欲望，因为这些源于敌对或贪婪的欲望从其确切属性出发，早已超越死亡的羞辱、贪欲和野蛮而不再恐惧。

第四，对轻微之罪适用死刑会破坏罪与刑之间最精确的相称性比例。

第五，死刑与国民性格的温和性相矛盾。

①［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②［英］边沁著，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第六，死刑的存在导致刑法体系的非一致性和内在矛盾。使法律适用缺乏统一性，有失刑法权威。首先，死刑的存在本身恶化了犯罪。因为由于有死刑存在，实施犯罪的人便会为逃避死刑而毁证灭迹，制造伪证，而借助伪证，他又可以有恃无恐地实施更为恶劣的犯罪。其次，由于死刑是一种极端的刑罚，死刑的存在使富有同情心的法官不愿判处犯死罪者死刑，“陪审团为了避免过分严厉的刑罚也频繁地无限宽容罪犯”，这就与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相矛盾。从而在不同法院之间适用法律存在很大差异，有时严厉残暴，有时形同虚设。“这样既放纵了罪犯，也有损于刑法的威信。

除上述论及的以外，边沁还对刑罚的类刑、刑罚的选择，刑罚的限定性，赦免权、罪行保证等地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法学家，边沁从变革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构筑起了使自己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令后人肃然起敬的理论大厦，且为建立清晰、统一、人道、简析的法律制度而进行了不懈努力。他用功利的尺子评价现有的刑罚制度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结论。在法律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我国刑法改革事业的发展也将提供重要借鉴。

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边沁可能比任何其他法学家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影响都广泛。”

第四篇：边沁功利主义报告

边沁的功利主义

从杰里米·边沁说起，他被称为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密尔对于边沁和他的功利主义这样说到：

像边沁哪种方式的运用的功利原理，确实成为把我的分散零碎的只是和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我有一个信条、一个学说、一种哲学和宗教，值得作为一生的重要目标。我有了一个宏伟的想法，就是那个理论将改变人类的现状。

--约翰.密尔

从边沁提出系统的功利主义直至今天，这种学说仍然活跃在今天的西方，虽然它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等下我们也可以试着稍加思考，不过，功利主义仍然风采依旧。

(一)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亦称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哈奇森与休谟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以及休谟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首先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他被认为的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1871年他的代表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在伦敦出版，功利主义的原则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表达。继边沁之后，他的学生密尔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发展和修正。

(二)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

边沁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边沁出生在一个保守党律师家庭。他被视为一个神童，因为他作为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时便已在父亲的书桌边阅读起英格兰历史并且在三岁就开始学习拉丁文。

边沁在1760年入读牛津大学的女王学院并在1763年和1766年先后取得他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修读法律并于1769年获得律师资格，但他很快就认为英国法律缺乏理性基础而厌倦了。他认为英国法律是就事论事，主观武断。他希望法律的指导原则能从科学中汲取营养，而不是像18世纪那样为纯粹的特权、自私和迷信所支配。在得到父亲的允许和帮助以后，边沁开始研究法律并着手写书。《政府片论》是他最早发表的一部著作，也是第一部较系统的将功利原则运用与政治思想领域的著作。

在边沁的一生之中，他曾先后提出或支持过以下的观点：（1）个人以及经济的自由，（2）国教分离，（3）言论自由，（4）女性的平等权利，（5）废除奴隶制度和体罚（包括儿童），（6）离婚权，（7）自由贸易（8）爱高利贷，（9）同性恋的合法化。

由边沁发展出来功利主义学派有着一些重要的追随者，他们是：詹姆士·穆勒、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包括罗伯特·欧文（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在内的一些社会改革者。

(三)主要著作

1776年发表《政府论断片》

1789年在英国发表其杰作《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因而闻名于世。

1811年用法文发表《赏罚原理》，后分为《奖赏原理》和《惩罚原理》，用英文出版在俄国时用书信体裁写成《为利息辩护》一书。

1823年，大力支持宣传哲学激进主义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报》出版。

晚年著作《宪法典》，生前未及完成，仅第一卷于1830年出版。

由友人和学生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谬误集》、《司法证据原理》、《新逻辑体系》、《义务学》和《行为的动力》等。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导言

前言

第一章 功利原理

1.人类由快乐和痛苦主宰

2.什么是功利原理

3.什么是功利

4—5.什么是共同体的利益

6.什么是符合功利原理的行动

7.什么是符合功利原理的政府措施

8.什么是功利法规或功利命令

9.什么人是功利原理的信徒

10.如何理解应当和不应当、对和错等等 11.无必要亦无可能证明该原理正确 12.但难得有人始终如一地遵从该原理 13.绝对无法首尾一贯地反驳该原理

14.为克服对该原理所持的偏见而需采取的途径

第二章 与功利原理相反的原理

1.功利原理以外的所有其他原理一概错误

2.一项原理可以什么方式成为错误的 汉

8.禁欲主义原理从未被上述任何一类人坚定地应用于政府事务

9.禁欲主义原理恰恰来源于误用功利原理

10.禁欲主义原理绝对无法贯彻到底

11.什么是同情和厌恶原理

12.这与其说是实在的原理，不如说是对一切原理的否定

13.厌恶原理的信徒有何种情感

14.就是非标准而形成的各种理论体系皆可归结为该原理

15.该原理往往会和功利原理相符

16.该原理最易失之严苛

17.然而在某些场合失之宽纵

18.什么是神学原理?它不是一项独立的原理

第三章 快乐和痛苦的四种约束力或四种来源

第四章 如何估算快乐和痛苦的值

第五章 快乐和痛苦的类型

第六章 影响敏感性的状况 第七章 一般人类行动 第八章 意图 第九章 知觉

3.什么是禁欲主义原理

4.什么人是禁欲主义原理的信徒

5.该原理在某些人那里出于哲学缘由，在另一些人那里出于宗教缘由 6.宗教狂奉行该原理的程度甚于道德家

7.该原理的哲学表现在文人雅士中间影响最大，其宗教表现则最吸引俗人粗

第十章 动机

第十一章 论人类的一般性情

第十二章 有害行动的后果

第十三章 不适于惩罚的情况

第十四章 惩罚与罪过间的比例

第十五章 一套惩罚所应有的特性

第十六章 罪过的分类

第十七章 刑法的界限

(四)作为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的----功利原理

系统的功利原理，最早是在边沁匿名发表的第一步著作《政府片论》中被提出来的，该书在形式上批判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诠释》。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法律的叙述，至多不过是说明法律的现状，实际上是在阐述的伪装下为现状辩护。而法理学的真正职能是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求得改进。这种批判的标准只能由功利原则提供，即只能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去判断是非。在《政府片论》中，边沁在评论布莱克斯通对法律所作的分类时指出，在法律科学中，一种自然的分类应当首先抓住那些我们称之为法律或制度的目的与行动的趋向或背离幸福的特性。法律制度之趋向或 背离幸福的性质，是最容易吸引观察者并抓住他们注意力的。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而背离幸福的倾向则是祸害。关于法律特别有所规定的行为，惟一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所追求的行为的性质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指出这些行为的功利或祸害。

而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功利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边沁在第一章就明确地提出什么是功利原理，他说

‚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者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 这里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是这里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指个人，还指一般的共同体，至于二者利益的关系，如果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共同体的利益的存在。同时，又不能局限与个人利益，应当建立“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起码不能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二是如何理解这里的幸福概念，以及它与快乐的关系，“幸福就是最大的快乐和最小的痛苦的结合” 边沁是这样定义的，‚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样一个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痛苦、祸患或不幸。如果利益相关者是一般共同体，那么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 三是功利原理不仅是知道私人伦理的法则，而且是政府从事实践工作、指定各项措施的原则，这就突破了私人伦理的局限，把它应用到立法、行政等领域，而后者才是边沁真正使之发挥作用的场所，他的立法理论就是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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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功利原理的理论基石的----苦乐原理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的一开始就声明：功利原理承认人始终被快乐和痛苦所支配，并且仅仅把快乐和痛苦当做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的基础。他说：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支配，但实际上他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 也就是说，边沁首先确认所有的人都受快乐和痛苦主宰，都有一种趋乐避苦的自然天性，由此得出了他的功利原理，即一种评判人的所有行为的标准。一种行为是否合理，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导致了人的快乐或幸福。于是，功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快乐主义，因为功利原理说到底就是快乐或幸福原理。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下是否真如边沁所说的那样，人们做所有事最后的动因都是趋乐避苦的，有没有违犯这一原则的例子？）

舍己救人，边沁会说，帮助别人时你得到更大的快乐。

虔诚的动机，他说，看圣经里对天堂和地狱的描述，那就是趋利避害最好的写照，可见创造宗教的人就非常了解人类的这种心理，不然他们不会用哪种方式描述天堂和地狱。

不过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叫罗伯特诺齐克的人提出的，就是假如有一种机器可以和人相连接并且控制你的感受，让你一直保持快乐。（各种提到的快乐）没有任何痛苦和副作用，那你愿意将自己与那个机器永远的相连接么。这样你一生都在快乐中度过。为什么人们不愿意？

1缺乏自我控制和自由，失去自由将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2人们不能确定到底结果如何，谁来控制电脑？这种不安全感。也是痛苦的来源。

对快乐的论述古已有之，而边沁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感觉经验出发，对快乐进行分类计算，建立了他苦乐原理。他的快乐是从经验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并对快乐进行了归类。

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通常有四种可辨认的来源，它们分别是自然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而且每一种来源的痛苦和快乐都能对法律和行为规则产生约束力。自然的约束力来自寻常的自然过程，既没有人为的干预，也没有最高存在的非凡介入；政治的约束力来自代表一个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意志的人控制；道德的约束力来自共同体内某个人的自发意向，没有任何已确立或者共同商定的规则的根据，亦称为俗众的约束力；宗教的约束力则来自最高的存在，无论是在现世还是在来时所产生的力量。在四中约束力中，自然约束力是政治和道德约束力的基础，而宗教的约束力如果是在现世对人的苦乐产生影响，那么也要通过自然约束力起作用。可见快乐和痛苦可以因为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力量而产生，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和体验到的，除了宗教约束力对人的来世的影响。苦乐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性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有量上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它们可以进行比较和估算。

对快乐和痛苦的估算要考虑到七个方面的情况①强度②持续性③其确定性和不确定性④其邻近或偏远⑤其丰度，指随同感觉而来的可能性即乐有乐随之，苦有苦随之⑥其纯度，指相反感觉不随之而来的可能性，即苦不随乐至，乐不随苦生。⑦广度，即苦乐可以影响的人数。其中强度和持续时间这两个指标最重要。

对单独一个人来说，一项快乐或痛苦的值多大多小，他认为依据这项快乐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这四种情况来确 定。也就是说，要估算一项快乐或痛苦的值，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强度、持续的时间长短、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以及它的邻近或偏远。这里所谓的邻近与偏远是指快乐或痛苦的发生在时间上的远近。这是在估算每一项快乐或痛苦的时候所要考虑的四种情况。在单独估其一项快乐或痛苦的值时，并不需要考虑后两种情况。仅仅是在估其一项行动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快乐或痛苦时，才需要把它引起的快乐或痛苦的丰度或纯度考虑进去。对一群人或一些人来说，苦乐值的大小，除了需要考虑前面六种情况以外，还需要考虑快乐或痛苦的广度。

此外，边沁把苦乐分成“简单”和“复杂”两类。他把简单快乐分为以下共计14种类型：(1)感官之乐；(2)财富之乐；(3)技能之乐；(4)和睦之乐；(5)名誉之乐；(6)权势之乐，(7)虔诚之乐；(8)仁慈之乐；(9)作恶之乐；(10)回忆之乐；(11)想像之乐；(12)期望之乐；(13)基于联系之乐；(14)解脱之乐。他同时把简单病苦分为12种类型：(1)E乏之苦；(2)感官之苦；(3)棘手之苦；(4)敌意之苦；(5)恶名之苦；(6)虔诚之苦；(7)仁慈之苦；(3)作恶之苦：(9)回忆之苦；(10)想像之苦：(11望之苦；(12)基于联系之苦。简单痛苦的第12项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初版中没有，是在1823年版中增补的。边沁自信以上列举的这些苦乐类型，是人性可感觉的若于简单苦乐的一分完整的清单。而“复杂的苦和乐”是由数种简单的苦和乐汇合而成，复杂的快乐是简单的快乐在量上的扩大，它们之间并没有质上的区别。小孩子的游戏所提供的简单快乐和诗歌所构成的复杂快乐在性质上并没有区别。

而事实上，大家认为快乐是否存在质上的区别？ 似乎密尔在这点上对边沁的理论作出了修正。

边沁对快乐的分类及其计算，都是想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客观量化的基础之上，用苦乐计算的结果来决定行为的取舍，衡量行为的价值。他反对形而上的思辨，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经验分析之上。虽然对快乐的计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在苦乐的七个特征当中，有一项即强度，却无法找到度量的方法，强度又是估算快乐的重要指标，简单快乐和复杂快乐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缺乏确定性，同时，也缺乏一种衡量体系来检验这种估算的结果正确与否。尽管这样，快乐估算方法贯彻边沁整个理论体系，理解这一方法，是理解边沁的前提。

(六)最大幸福原则

边沁在阐述功利原理的时候，发觉这个名称有诸多不便之处，主要体现在“功利”一词不像幸福那么清晰的表达快乐和痛苦的概念，它也不引导我们考虑受影响的利益的数目，而这两点却是边沁功利原理的核心内容，整是因为这种表达上的却是，边沁考虑换一种提法，‚我在《片论》中使用的功用原理，是从休谟的论文中借用过来的……我和休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用这个词描述的是‘是什么’，我则是‘应当是什么’，那之后，佩里没有注意到，我也在用这个词，并且是在我使用这 个词的意义上来用的。我所做的就是吸收普里斯特利的概念—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管是他本人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运用过这个概念。‛ 可是，“最大多数人”这个概念可能比“功利”还要模糊，容易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和混乱。最后边沁又将概念改为“最大幸福”原理，他思考过后，对“最大多数人”给出的最终解释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的目的都是组成它的个体的最大幸福”。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称谓。

由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又称为“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认为，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切社会活动都建立在快乐和痛苦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感情是以善恶为划分标准。边沁主张的善就是一般幸福，而且每个人总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是最大幸福原则。边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才是具体，不能因为抽象而牺牲具体。如果个人利益都牺牲了，那就没有社会利益可言了。所以，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是以社会利益为起点，以个人利益为终点。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冲突时，只能按照功利原理取大舍小地实现社会利益，因为社会利益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此外，根据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在其法律思想及其他思想上都得到了现如，立法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性情的好坏取决于效果，取决于增大或减少社会幸福方面的效果。”这些主张都能够体现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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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最大的原则，将会如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两个人A和B。A比B的效用大，那为了增加这种最大幸福，大家应该把所有书都给A。这好像涉及到了分配的问题。同时让我联想到过去我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一个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是指。。

由此功利原则似乎仍然合理，因为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同一个人A。

那现在我们来聊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一个穷人很可怜，一个富人很有钱，那么根据功利原则我们应该如何。拿到两人的效用平等为止。

这是功利原则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上的问题，这是一种向下分配的原则。这样就对富人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想象，假如你是那个富人，你愿意这样么？事实说明很多富人，宁愿把财富毁掉也不愿意分给那些穷人。

这样我们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遵循功利原则之后，将减少社会的最大幸福。富人会降低积极性，那么最大幸福就会减少。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后来也有不少人在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

(七)自然主义思想 边沁在早于达尔文（1809-1882）半个世纪前就写下了他的准则，并以人类生存的需要为基础，他认为这种趋利避害的原则，有一个自然的生物基础。尽管前面我们提到他认为快乐和痛苦有政治、宗教、道德等来源，不过他认为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物质上的，作为政治，道德和宗教的基础也包含在其中。

他还提出，人们会被功利原则所束缚，就像自然法则会无意识的束缚人的身躯一样，当我们对于行为的解释与效用原则不符时，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束缚。

他在《经纪人的心理学》中提到：

‚如果我们没有遵守功利主义，人们就不能继续存在了，及时不在几天或者几周之内，但在几个月内，我们会需要它‛ 也就是说，功利主义表达了我们作为生物的客观利益。

以上是一些关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也许边沁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即使再他死去的一天，也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地被他说服，但是他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在功利主义上，他吸引你去了解这种观点，并且最终你会给它加上一些限制，因为边沁的理论也许超越了某种限度，如果人们一直试图去发展和修正这种理论，你将会看到它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八)对边沁功利的阐发和修正

1密尔的发展与修正

2密尔之后西方伦理学家对功利主义的继续阐发和修正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现代新功利主义伦理学得到全面发展。主要的新功利主义伦理学家，除了英国哲学家威廉斯，还有在英国受教育后迁居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哲学家如麦金泰尔、斯马特等人；也有纯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布兰待、罗尔斯。这些学者理论修正的出发点或者理论批判的对象，都是英国古典功利主义即边沁功利主义理论。这一时期西方伦理学界对边沁传统功利主义的阐发、修正和补充，主要采取了行为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和社会契约功利主义这三种形式。1行为功利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与传统功利主义有最直接的继承关系。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理论是行为功利主义的早期形式，密尔的理论是带有某些准则功利主义特点的行为功利主义，西季威克的理论则是典型的行为功利主义理论，在西季威克之后的伦理学家如摩尔等人都遵从行为功利主义的方向。秉承传统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行为功利主义坚持用行为的最后的实际效果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元伦理学派的批评，采纳非认识主义的立场来分析道德行为，不再把道德看成是与人的情感和态度无关的纯理性的功利计算。这样，行为功利主义便使自己成为从古典功利主义向现代功利主义过渡的第一个环节。行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是斯马持，其代表作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概述》。在这本书中，斯马持 重申了传统功利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即效果论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并根据反对者的批评对上述两太原则做了某些修正和补亢。2准则功利主义

准则功利主义不赞成行为功利主义把对效果的可能性的理性计算作为行为选择的惟一依据，而主张合理吸收义务论和元伦理学的某些积极成果，来弥补传统功利主义的不足，并建立适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体系。推则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布兰特，他在1959年出版的《伦理学理论》一书中较早地对行为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做了区分，后又在1979年出版的《善与正当的理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准则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

3．社会契约功利主义

准则功利主义为了摆脱传统功利主义的困难而援引义务论的积极成果并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但是准则功利主义尚未能彻底解决功利追求与道德义务的统一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试图从契约义务论出发来解决这一难题的理论倾向，其代表人物就是罗尔斯，其代表作就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

此外，功利主义在现代的影响还表现在实际道德生活方面，这一点，我们从英国、美国的职业或部门伦理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来。例如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一些人肯定节育和人工流产的道德性，就是认为这些措施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有的人反对试管婴儿、无性繁殖，其理由也是这些做法将会带来不利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灾难性后果，等等。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伦理学家仍然指出：时至今日，带有相当传统性的功利主义不是没有它的辩护人的。

第五篇：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乔元正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现代大学的创生、发展与改革深受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大学观的影响。人文主义大学观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崇尚学术自由与科学探索；功利主义大学观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培养实用技术人才。通过对德国现代大学改革、民国初年和新中国初期大学改革进行历史考察与比较，现代大学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种大学观的相互协调，不可偏废。两种大学观的考察与比较，对发展我国现代大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 键 词】大学观，人文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考察

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它是现实和理想的有机结合体。所谓大学的理想是指大学相对地超脱于社会现实，崇尚学术自由，潜心传播知识、研究学问，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正如洪堡所言：“现实任何时候也不会成熟到使人类最高和最美的精神之果得到理解的地步，理想将永远作为不可企及的榜样存在于创造者内心”[1]89~941，大学的理想是人文主义大学观的集中阐释；大学的现实则是指大学肩负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使命，它体现功利主义的大学观。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现代大学的创生、发展与改革无不受到这两种大学观的影响。

一 德国实现民族振兴：两种大学观和谐共生之成就

18世纪末的德国大学深陷严重的危机之中，学界展开了有关大学改革的讨论，启蒙主义者认为大学变得僵化保守，作为中世纪的残留已落后于时代。1797年，旨在取消传统大学、推行全面教育改革的普鲁士教育大臣马索夫坦言道：“大学这种源于古代的机构不仅无法满足未来理论型学者在道德、科学和实际教育上的需求，也不适于培养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具有用处的国家公民„„”。[2]22因此，改革传统大学，兴办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此时，处于深刻变革期的德国大学存在着彼此对峙的两种大学观：功利主义大学观强调大学应满足社会需求，使学生具备从事社会职业的高级技能，认为大学就是公务员、牧师和医生的摇篮；人文主义大学观则主张大学应促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要求提高哲学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开展以数理为基础的新哲学研究，倡导新科学。[3]244

被称作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哈勒大学首次全面推行人文主义思想，倡导独立探索的批判个性与自由精神，充分表达了大学改革的时代呼声和崇尚智慧的新风；继哈勒大学之后，哥廷根大学也将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视作大学的根本原则，并以大学章程的形式加以确立，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探索活动在自由的氛围中盛极一时，哲学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两所大学不仅关照知识本身的理性价值，而且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不仅传授有用的知识，培养实用性的政府官员，而且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哲学院在大学四院（神、法、医、哲）中的地位得以抬升，同时以数理为基础的新科学课程也作者简介：乔元正(1983-),男，山东泰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得以建立，经世致用的商业和政治学科一如既往地受到重视。这些都表明18世纪德国大学的现代化气息初露端倪，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大学观和谐共生，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大学的要求。

1806年，德国在耶拿战争中惨败于法国，哈勒大学等一批大学毁于一旦，德国人认定法国是用教育、自由人格和科学技术战胜自己的，因此，要拯救民族的危亡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德皇威廉三世发出了“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损失”的感慨，决心建立一所全面表达德意志帝国的新大学，来替代哈勒大学体现德国的新大学观，柏林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创办的。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认为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的，只进行纯知识和纯学理的探求，科学研究只探求真理和纯粹学问，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正如他所言：“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重要概念，洪堡认为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的基本素质，它与专门的技能无关，任何专业性和实用性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向修养的正途。洪堡的言论似乎并不关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漠视国家的利益，但作为政府的教育主管者，他的终极目的仍在于拯救德意志的民族危亡，因为只有大学的发达、科学的发展和民族良好的道德精神修养才能够确保实现国家的振兴。洪堡的柏林大学超越了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功利主义大学观，更多地体现了理想的人文主义大学观，从而“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2]26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19世纪的崛起除了得益于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外，迅速兴起的多科技术学校和工科大学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为，柏林大学侧重纯理论研究和人文学科，注重人格修养，注重自由文雅教育而排斥专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仍有很大的脱节，而多科技术学校和工科大学的出现恰好补充了大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隙，搭起了纯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桥梁。与柏林大学的建立几乎同时，德国的工程教育兴起并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每个区或市都拥有一所多科技术研究所和多科技术学校，后来德国政府又新建或将多科技术学校改建为具有大学地位的“工业大学”，它们在法律上和质量上与大学处于相同的地位。[4]289~290多科技术学校和工业大学的发展，为德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德国经济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德国高等教育是重学术精神的文理大学和重专业训练的工科大学以及多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和谐共生，它们各自承担着社会发展的任务，这种互相促进和配合往往是间接和无意识的，但它们确实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振兴。

二 民国初年大学改革：两种大学观并行不悖之促成德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柏林大学的改革对世界各国大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曾两度负笈德国，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理念可溯源于德国的大学观念。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时期，陈腐的封建文化传统在北大文科占据了统治地位。教师顽固守旧，固步自封；学生则“有做官发财思想，致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5]22蔡元培抱着“整理古都之学府”的信念，针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大学观，或他所说的“重术轻学”的倾向，着手改造北京大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核心观念就是学术兴国和学术研究至上。所谓学术兴国，就是将大学和科学视为国家振兴的根本力量，他曾多次提及学术乃是民族生存的基础，将发展学术和高等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蔡元培之所以笃信于此，显然与他对德国大学的理解有关，他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将学术和大学在德国的地位作为参照系，希冀通过北京大学的改革促进学术和民族的振兴。

学术至上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核心观念，他在北京大学就职演说时讲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强调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生在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他认为学术不应以实用为目的，应是纯粹的学问，大学要具备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与学术应当守持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应成为官场和职业的附庸，或者获取职业资格的手段。大学应当超然于社会实际需要，专注于纯粹学问，他主张“学、术分校”，重视大学的学理性质，注重基础学科的独特作用。他提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运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6]42“蔡元培对北大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北大工科并入北

[7]415洋大学，把商科并入法科（还曾试图将法科从北大分出去，未果），这样在经费和人力投入上突出文理两科，使北大成为文理两科为主的大学。”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整合教育资源，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文理大学；二是裁撤工商法律等最易取功名、干利禄的科目，整饬学风。在实用人才培养方面，蔡元培深知现代社会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他主张把这种“术”科归之“高等专门学校”。这些措施与德国“洪堡模式”一脉相承，是蔡元培追求自由文雅教育，学术研究至上的人文主义大学观的集中表现。

如果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遵循德国“洪堡模式”，尤其体现了人文主义大学观的话，那么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办学则提出了“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办学理念，它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的联袂。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在东南大学的办学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其办学理念带有明显的美国实用功利主义特征。

与蔡元培的“学、术分途”大学理念不同，郭秉文“认为作为综合大学，既可有偏重学理的学科，也可有偏重应用的学科，以收相得益彰之效。”[7]418东南大学当时设文理、工、农、商、教育五科，学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这种组合为当时国内大学所罕见。他认为举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之发展亦有赖于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应相互交叉渗透。东南大学秉持人文与科学平衡、文理并重的大学理念，郭秉文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应当肩负推动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和繁荣富强之路，这是他平衡、协调发展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文、理并重的认识和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不论是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学、术分校”改革，或是郭秉文东南大学的“文理并重、学术并举”改革，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大学观并行不悖，它们都将崇尚学术自由，发展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大学观奉为圭皋，同时又关照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力培养高级技术专门人才。“20年代的中国，北有北大，南有东大。一个枯木逢春，枝繁叶茂；一个破土而出，活力四射。蔡元培和郭秉文，一个志在破旧立新，最终使北大脱胎换骨；一个旨在开拓创新，希望东大跟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7]139民国初期这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先进理念，大力批判落后教育思想，探索高等教育制度本土化的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 1952年院系调整：唯功利主义大学观之使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与经济建设密切关联的工程与科学技术教育上。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奠定了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调，会议提出要改变旧高等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建设服务，适应国家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实行在系统理论知识上的适当专门化的教育。既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又要防止狭隘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旧教育中所谓“通才教育”和“大学管理论，专科管实际”的主张，大量举办专科学校，来满足当前的需要。1950年确立的教育方针反应了国家对科技专门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功利主义的大学观开始占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理念的中心。

在确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后，1951年教育部更进一步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就包括院系调整在内的诸多制度层面的改革任务。关于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旧中国的院校设置是盲目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只能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这种“通才”教育的结果，在旧中国就表现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为适应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52年到1953年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旧大学改组成为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制大学。全国的高等本科院校划分为三类：即文理科性质的综合大学、多科性理工学院和单科性的专门学院，“全国综合型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除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8所综合型大学保有工、农、医学院及财经系科外，其余综合大学中的上述系科均分别并入其他专科学院或独立设校。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类院校则从12所增至33所，体现了加强工科及师范院校为重点的精神。”[3]136以清华大学为例，院系调整前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调整后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的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工科院校。与工科的迅速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则由于其“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系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高等教育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使我国高等工科教育拥有了比较齐备的体系，对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忽视了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对“通才”教育加以全盘否定、对综合大学面目全非的改造肢解，只重大学教育的功用性和科技专门人才培养，而忽略基础理论和高深知识学习，忽略学生的人格和道德修养，抛弃大学自由博雅教育传统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两种大学观的人为割裂，这种唯功利主义的大学观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补救，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

结构长期不合理的状况，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 结语

历史事实证明，当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和谐共生、并行不悖的时候，无论是国家民族振兴，抑或高等教育改革都能取得成功。德国洪堡模式的现代大学改革，以对科学的自由探求和个性与道德的培养为大学之任务，形成了超越启蒙功利主义原则，体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代大学观念，开辟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洪堡的大学改革促进了大学与科学研究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与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这样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大学观便协调起来了。

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改革与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其大学观念一脉相承。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亦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大学观，主张“学术研究至上”、“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通过发达的科学来实现“学术兴国”的理想。蔡元培并没有否定大学的功利性，他主张“学、术分校”，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应时需；郭秉文在东南大学“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改革将崇尚学术自由，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大学观奉为圭皋，同时又关照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力培养高级技术专门人才。可见，在蔡元培和郭秉文的大学改革理念中，人文主义大学观与功利主义大学观并行不悖，两所大学的成功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体现在教育方针上就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实行在系统理论知识上的适当专门化的教育。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基础和理论研究在大学中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综合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被迁出甚至停办，培养实用技术型人才的工科院校数量大增。在唯功利主义大学观的指导下，不仅大学文、理、工等学科交叉渗透的原则遭到破坏，崇尚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大学精神更是损失殆尽。

现代大学需要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大学观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人文主义大学观注重基础与理论研究、崇尚学术自由、关注学生的道德修养，保障大学和科学的发达，从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大学改革切不可持唯功利主义的态度，只重视实用专门人才培养虽然时效性强，短期内就可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忽略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和民族难以兴旺发达，离开了学术和科学探索，专门人才的培养也就失去了不竭的科学动力。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只有坚持基础科学的探索，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富有创造力的一流学生，才能既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又有效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郝艳萍.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张慧明.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4]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6]高平叔著.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7]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