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学术思想的研究综述论文[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恩格斯学术思想的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主要就国内外马克思学家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从总体上说，对恩格斯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贡献的研究等。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探讨是有启迪意义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出发，更加明确恩格斯应有的地位和独立的哲学地位。

关键词:恩格斯;学术思想;研究动态;文献评析

在恩格斯本人谦虚态度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有很大的学术价值。1992年至今，属于第三阶段。

恩格斯往往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完善者，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格局的变化对西方“马克思而非创立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了这种印象。马克学”的恩格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致论”思是有他突出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的学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1992年，以研究唯物史观见术思想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都积长的英国史学理论家雅格比出版了《恩格斯与马克极评价了恩格斯对自己的影响和启示。事实上，恩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一书[21，肯格斯因为自己的特殊家庭背景和经历，使他对现实定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世界的观察更能切中社会的弊端。对资本主义的讨与马克思的一致性。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论，恩格斯更注重实践的研究途径，从新经济关系支持一致论，如英国学者亚瑟 1996年编辑的论文集中探寻出内在规律，为实践提供理论根据。在历史《今日恩格斯:一个百年评价》[31以及《科学与社上，“恩格斯，研究的兴起，是在“马克思—恩会》(Science & Society)杂志1998年春季刊号格斯问题”主题化背景下产生的，人们开始日益关的恩格斯研究系列文章。

注恩格斯的独立理论形象，并根据历史事实，给予(二)国外对恩格斯研究的主要内容了恩格斯应有的学术尊重。

1.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对立论”研究

一、国外研究动态

西方学者认为，在历史观上，马克思强调人在(一)国外西方“马克思学”恩格斯研究阶段历史上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则强调自然辩证法同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恩格斯研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作用，恩格斯的历史观体现究只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附属物，没有着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发展观。英国学者科拉科夫斯专著来进行教科书式、规范的表述，而主要是出现基对于恩格斯这种观点提出批评:“不能创立一套在争辩学者相互的论战性著作中，学者的普遍主张普遍规律，把社会生活的规律只当作这些普通规律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根本性差异。根据的表现形式”。他认为人类历史不能是自然规律起张亮教授在《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探究:一个批作用的结果[4j。卡·巴列斯特雷姆也是以“人类中心判的评价》一文中分析，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说”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的对立的: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70一1980恩格斯把历史看成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是客观地按年、1981一1991年、1992年至今n1。一定规律地发展，而“马克思只是联系着人来设想20世纪70年代作为“恩格斯研究”的第一个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客体”f41阶段，研究不够深入，但是研究恩格斯的专著较之2.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积极评价以前明显增多，并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不论是“对立论”者还是“一致论”者，都认论”这个极具嚎头的结论，引起极大地震动。接下为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产来的10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仍然坚持生了重要影响。

“对立论”，但稍有理性地主张从文献记载中对马西里尔·史密斯(Cyril Smith)认为，恩格斯的恩两人之间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取得的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在后来40年里表现为和“对立论”不一样的声音开始出现。另外研究的起点”，它对劳动和地租的阐述给了马克思一些女性学者对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解读与批评也具很大的启示!41。英国学者卡弗是“对立论”的代表，但是，他认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著作和《资本论》的完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刻指出恩格斯的经济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虽然已经被认识到，但却没有被深入挖掘〔5〕。

法国学者洛克莫尔也是“对立论”的代表，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起源都需要从恩格斯早期经济著作找到依据。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第一卷中四次提到这本著作仁6J。

3.关于“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观点的提出 在逐渐重视恩格斯学术贡献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地位应该独立于马克思。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认为，恩格斯来到英国比马克思要早，这就是他的一个优势，所以他能够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低估了恩格斯的贡献。他不是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他所做的独立于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前面[n。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学者琼斯指出，“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最初浮现于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8[因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导说”问题引起广泛讨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松涉，依据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他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认为，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期过程中，恩格斯是拉响第一小提琴的‘9〕。这个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的分工，它深刻地涉及对理论的整体把握。

二、国内研究动态

从总体上说，我国学界对恩格斯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西方“马克思学”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研究;关于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关于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贡献的研究等。

(一)深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l‘。{针对西方“马克思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历史观对立的观点，我国学者们大致形成了以下意见: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和异化史观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思想的推进，两人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者们回认为，马克思首先肯定自然界优先于人类社会的地位，并且指出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自然因素也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另外一些学者们{‘，认为恩格斯并非“重’，自然而“轻，人。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但肯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巨大创造力，而且指出只有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才能认识存在自然的客观规律。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经济决定论”，很大程度上是歪曲自然辩证法的后果。恩格斯在学术研究早期，的确看重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在晚年时期，恩格斯强调了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政治、法律、文化辅助经济一起合力的作用。

总之，我国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则是源自两者分工的不同，不存在“对立论”。

(二)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

我国学者关于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著作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提出。1985年，商德文、李善明等人在恩格斯逝世90周年时候，编著《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一书，该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卓越贡献。突出阐明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阶段的特殊作用，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倡者，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许多经济著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著作还论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创立阶段参加创作和编纂《资本论》的活动和理论贡献，以及恩格斯晚年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做了经济论证‘，3。唐艳艳在《恩格斯的经济史研究及其经济史观》文章中，认为恩格斯被奉为政治经济学开拓性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篇经济学与经济史融合的著述。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对私有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7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积极评价了恩格斯经济思想代表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认为它指出了以往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宣告了建立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必要性〔，5〕。

(三)恩格斯早期对创立唯物史观的贡献研究在国内研究恩格斯热潮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发表文章分析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例如:余其铃在《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16，文章中分析到，恩格斯对英国“物质利益”或“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描述，是他唯物史观创立的基础。还指出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和揭露，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预示了无产阶级肩负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贡沈平《论恩格斯对创立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17]文章中，提到恩格斯开创了通过经济学研究社会的崭新途径，为马克思由哲学转向经济学论证提供了启示。恩格斯还先于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和一些概念观点，为唯物历史观的最终确立勾划了基本的框架。陶侃《谈谈早期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贡献》[181也提及了恩格斯对于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他指出恩格斯不是从哲学的研究中，也不是从理论的探索中，而是从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探究中，发现了唯物史观基本的一些原理，其中包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等。

三、文献评析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考察顺序，把恩格斯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盲目“看马不见恩”的研究传统和“马克思是天才，恩格斯是能手”的传统观点，推动学界深入研究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思想观点、理论成就和学术影响，有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研究的视界。只要比较一下苏联东欧以及国内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确实总是在恩格斯说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这个借口的名义下不自觉地忽略了对恩格斯的研究‘19]。但是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貌似肯定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实际在分裂、歪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论如果取得了胜利，那么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国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应当予以警惕和驳斥。

我国学术界在恩格斯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对较为丰富的成果，论者从传记、经典著作研究、思想史等不同方面出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体来讲，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主导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领先于恩格斯，通常否认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随着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逐渐突破忽视恩格斯思想研究的狭隘视野，对各个时期的恩格斯、恩格斯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政治实践都重视起来并相应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承认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逐渐有了很高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对“马恩思想对立论”问题研究上，一些国内学者为了获得新的研究视角，盲目追随西方学者的结论，而对国内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判断置若同闻，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对熟读原著的基础上，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西方学者展开公平和自信的学术论证〔so]。另外一方面，关于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和其对唯物史观创立的贡献的文章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恩格斯经济思想对创立唯物史观贡献的文章却没有被学者重视，相关的研究还没有出现。恩格斯是马克思著作的主要阐述与评论者，也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继承者与发展者。学界若能客观、全面地解读恩格斯，必然推动我们“走近”真实的马克思。

在今天，当理论界的一些论者还在不自觉忽视恩格斯的学术思想时，在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谬论还在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历史地、逻辑地探索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一致性，维护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科学理论的历史事实。

第二篇：优秀党建研究论文

优秀党建研究论文之一

---新形势下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形势下党对基层生产过程、经营管理活动进行领导的有效方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笔者认为，强化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的路径，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四种意识，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机制，是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

坚持以“德才兼备、专兼结合”为原则，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途经。一是要加强班子成员之间的思想沟通，营造充分信任、相互理解的和谐氛围，形成大事面前讲原则，小事面前讲风格的良好局面。二要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坚持中层干部和中心组理论学习的制度，端正领导班子的工作作风、学习作风、思想作风，这是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得力措施。三是要坚持民主集中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与整体功能。各抒己见，充分发扬民主，形成决议后，就坚决落实，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处理一切事情。努力营造有民主有集中，有自由有纪律，有统一意志也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氛围，做到决策正确和正确决策的有效实施。四要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的进程，改善党员结构，必须重视在生产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基层的领导

核心与战斗堡垒。五是要选配好支部书记。对支部书记的基本要求是政治威信高、群众基础好、党性强、懂管理，尽快锻炼造就一支整体素质过硬的党支部书记队伍。

二、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

基层党组织成员要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一是要以服务于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为中心，创造性地搞好党建，以主动服务的姿态掌握重大生产经营活动的主动权。二要坚持把党建融汇到企业的生产活动、经营管理中，把党建延伸到发展改革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发展生产力就融为一体。要联系单位的工作实际，用正确价值观给广大党员以无穷的精神动力，教育党员要无私奉献，勇挑重担，团结员工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生产任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安全生产贡献热情和力量。这是基层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

三、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的路径

基层党组织要特别重视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减少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发展的大局为重，帮助职工调整制，形成好个人和单位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关心职工生活，倾听职工呼声，理解职工疾苦，尤其要为特困职工排忧解难，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要不断开展新机制、新发展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开创性地组织企业文化建设大讨论活动，促进理念的创新和管理的深化，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结合生产工作实际，围绕安全生产“党员身边无违章、无违纪、无检修不良活动”、“党在我心中”和“凝聚力

工程”等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教育。在庆祝“七•一”时，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使广大党员明确入党目的和动机，激发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改革活力。组织广大党员紧紧围绕生产经营目标，以安全生产为突破口，将新的工作思路和理念不断渗透到各生产、管理过程中。?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重要作用，大事统一决策，分头抓落实，让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班组，责任到个人。发挥党员在各个岗位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此引导和影响全体职工的行为；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来推动整体工作的健康发展，有效促进党员先锋作用的发挥。号召广大党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敢于迎接挑战，提高素质、提升企业形象，在平凡的工作中，用真、善、美来弘扬企业文化精神，为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四种意识

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必须摆正自己位置，经常与职工谈心交心做朋友，帮助职工解决思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强化服务意识；不搞特殊化，带头遵守法律和规章制度，为全体党员做出表率，强化表率意识；坚持学习不放松，进一步明确认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真正把学习当作第一需要，挤时间学习，强化学习意识；提高自我安全意识，重视安全工作，经常学习安全技术知识，把安全理念转化为广大职工安全生产的实际行动，强化安全意识。

四、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机制

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对广大党员要感情上要

融洽，生活上去关心，思想上要引导。密切注视党员的思想动态，树立党员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党员队伍要形成感情融通，团结协作，思想一致的融洽氛围，激发党员为改革发展无私奉献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的内部环境。严格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教育党员永葆先进性，成为工作的先进者、学习的模范者和职工的贴心人。

总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形势下党对基层生产过程、经营管理活动进行领导的有效方式。基层党组织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强化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的路径，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四种意识，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机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更好地发挥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篇：行政许可内涵研究论文

提要：行政许可的内涵是政府准许个人或者组织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其本质是“自由的恢复”。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都正在经历“放松管制”的政府革命，行政许可作为放松管制的手段之一，正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行政许可它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其所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健词：行政许可 自由 权利 管制

作者章剑生，1964年生，浙江海宁人，现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长。（浙江杭州 310028）

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所下的定义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注释1）此定义虽然比较简洁，但在解决行政许可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仍然是困惑重重。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行政许可法，规范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府管理行为，其所把握的行政许可是否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直接关系到行政许可法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文以解读行政许可内涵为逻辑起点，就行政许可制度相涉的基本理念与现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展开论述，期以有裨益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一、“自由的恢复”抑或“权利的赋予”？

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具有不受任何约束从事各种活动的心理倾向。然而，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人要生活必然与他人打交道。如果对人的行为不作任何强制性的约束，弱肉强食就不可避免，人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因此，为了获得了一个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秩序，必须对个人的行为作出如下三种区别对待：（1）绝对禁止，即通过法律绝对禁止个人从事某些行为，如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被绝对禁止行为往往是一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2）绝对放任，即没有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这些行为，由此导致的后果也由个人承担，如个人因家务聘用保姆。（3）相对禁止，即预先通过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或者限制，同时设置相关的解禁条件，如果个人具备了这些条件并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审查后可准许其从事某一具体活动，如驾驶汽车。这类相对禁止的个人活动构成了行政许可的基本内容。

个人的活动无论归入哪一类，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前提是个人因为是人，或者是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对于危及他人生命、财产的自由，国家可以完全剥夺；对于可能危害他人生命、财产的，且又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自由，国家通过事先设置条件，尽可能消除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在个人满足了条件之后让个人恢复从事这类活动的自由。由此可见，行政许可的本质是“自由的恢复”，其前提是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自由的恢复”意味着行政许可内容的“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政府作出的行政许可决不是对个人的恩惠或者施舍，仅仅是政府基于社会发展等各种因素的考量之后作出的解除法律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的一种行政行为。

将“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将凸现如下两大法律价值：（1）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获得了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还是现实的生活中，个人的尊严获得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法治的诟病。如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脆弱的如同瓷器，那么法治必然失去坚如磐石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不承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注释2）“自由的恢复”对于政府来说只要个人符合了预设的法定条件，就必须恢复他的自由。当然政府可以在给出充分理由之后拒绝恢复个人的自由，但政府决不能剥夺个人的这些自由。（注释3）（2）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个人的自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哲学发展的基本主题之一，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关系中谁决定谁的状态可以作为政府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基本标准。当“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之后，政府与个人之间本末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政府之所以有行政许可的权力，是因为它具有增进个人自由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责任。一个可以为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事实是，个人的自由程度与其处的社会发展成正比关系。政府所拥有的行政许可权力只有在为促成这种比例关系的良性发展时才具有正当性。

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关于行政许可的本质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行政许可是个人权利的赋予，如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注释4）依此观点，个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是行政机关依法赋予的。顺其逻辑，没有行政机关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显然，这样的结论是偏面的，它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认为：“‘赋予’或‘设定’权利，是表明原本没有，而新予创设、给予。事实上，行政许可中所‘许可’行使的权利，都是已由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所明定的权利。”（注释5）也有学者以“禁止的解除”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注释6）以上两种对峙的观点，反映了它们背后所蕴藏的法治理念的差异。前一种观点是基于行政机关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仍然蕴含着“管人”的政府本位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力——法律——权利”即权力通过法律产生了权利。后一种观点是基于个人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是个人本位的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利——法律——权力”即权利通过法律确认权利，并通过权力保护权利。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在于双方立场的对立，而这种立场的对立反映了两种不能政府治理的理念，并匹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上述前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相对民主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任何一种概念的诞生与其当时的社会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用此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概念去解释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现象，概念就必须“旅行”，即概念的内容应当在基本内涵不变的前提下为适应解释对象的需要而作出适当的变迁。（注释7）用“权利的赋予”来解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许可，甚至解释中国古、近代以来历朝历代政府的相同的管理方式，应该说在法理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概念在解释若干社会现象时失去了说服力，行政许可便是一例。如果我们懂得了概念的生命力在于旅行，那么今天就不会再有此争论。21世纪初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正在逐步发展出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由的恢复”便是行政许可本质的最好表达。（注释8）

二、放松管制：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方式的行政许可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彻底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导致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主要手段。在国家对市场干预之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事实，使国家干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注释9）虽然国家干预解决了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疑难杂症，但客观上导致了政府的权力全面扩张，虽然个人自由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己受到政府的管制，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政府所带来的管制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这种对社会、个人过度的干预产生的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表现为社会因个人自由的限制而减弱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放松规制为核心的行政改革运动。（注释10）放松管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方式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

虽然我国没有因自由放任经济导致国家干预个人自由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导致了政府权力过分挤占社会与个人的自由空间，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渐渐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非经济领域中的个人自由，仍然严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自1979年以来政府的各种改革“直接表现为行政作用范围的缩小或行政法调整范围的缩小。相应地，就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注释11）行政许可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正是试图回应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对个人自由的需求。

（一）预防性管制

行政相对人从事某些活动可能会产生危害他人的后果，从而危及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对于政府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采用预防性管制，也可以采用追惩性管制。预防性管制是通过预设条件来消除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而追惩性管制仅是事后对行为人作出法律上的制裁，以达到消除这些活动产生的危害。比较两种管制方式，无论从管理成本还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预防性管制显然优于追惩性管制。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政府应当学会通过预防制的管制方式来管理社会。

预防性管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许可。政府管制社会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稳定；离开了这个前提，政府将一事无成。将行政许可引入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方式，“防止危险是行政许可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注释12）如果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完全无益于社会的，那么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予以绝对禁止，并采用追惩性管制方式予以保障。然而个人或者组织的有些行为具有有益有害的双重效果，如果采用“洗澡水和婴儿”一并倒掉的办法，并不能够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行政许可的优点在于它通过事先理性地设置若干条件，并借助于这些条件抑制某些行为的危害性，以达到倒掉洗澡水留住婴儿的结果。同时，行政许可通过预设的条件可以激励个人或者组织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与此相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哪些事项可以列入预防性管制的范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事项危害性的判断标准。我以为首先这个判断是一个立法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其次这个判断是一个经验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的危害性已经发生，通过行政许可进行管制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危害性以后不再发生。

（二）治理与善治

现代政府治理的方式一直处于变革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需求，迫使政府尽可能地作出回应。为此，政府本身的改革作为改善治理方式的一个路径，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选定。“从政府改革实践来看，当代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趋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现政策执行的自主化改革。”（注释13）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不足、方式失效等问题，迫使政府近年来作出的种种变革。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也是在寻求治理之道的变革，力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述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解除或者放松管制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但如何解决仍是困惑的。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所说：“解除管制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换中国家的需要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内部管制的色彩极为强烈。这不仅抑制了创造办的发挥，而且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

治理之道的变革应当是寻求一种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注释14）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注释15）行政许可作为放松管制的一种治理之道，不是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而是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自由选择的机制，即行政相对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单纯的、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命令为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所替代，行政相对人作为独立的主体不再是行政权支配的对象，而通过行政许可达到的善治首先是以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愿意为前提的。同时，行政相对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本身就是政府权力任意扩张的外部阻力。

因此，政府治理社会应当学会善治。治理之道多种多样，但并不一定都能达到善治。这里既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个人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蒂是政府是否选好通往善治之路。通过行政许可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来说应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社会与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管制，而是自由。

（三）适度自由与社会发展

自由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已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即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程度呈正比关系。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过：“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运用个人自由来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注释16）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它的职责就是如何在制度上作出适当的安排，协调这一双向关系，从而确保社会有秩序的发展。

我国从1949年以来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治统制，把个人的自由收缩到了最低限度，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尝试恢复个人的自由，如农民种地的自由，结果是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这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以放松管制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政策，同样也让国有中小企业获得了新生。同时，民营企业获准进入以前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的领域，表达了政府意欲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决心。事实证明，正是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还给了个人基本自由，保证了我国的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涨和社会众多领域中的全面发展。但是，“中国放松规制的步伐缓慢，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规制仍然很严厉，放松规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小，致使放松管制的成果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注释17）因此，我国政府仍然面临着如何放松管制的问题。

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我们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是，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管制，也就是说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仍然是有一条必须恪守的底线，即确保社会稳定。行政许可作为政府放松管制的一种基本手段，其放松管制的底线是恢复个人适度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进而言之，对于政府来说，最困难的可能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寻求放松管制与适度自由之间的均衡点。一个善治的政府往往是能够找到这个均衡点并利用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政府。

三、良性互动：连接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行政许可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政府以“莫非王土”的心态，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构了一个畸形的等级社会。“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象一大摞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上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注释18）在这样的政府统制下，个人成为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而个人对于行政权力除了服从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正常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状态虽然比较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前提的。

以“自由的恢复”构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至少表达了如下意义：个人的自由既是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也是行政权力的外部边界。行政权力存在的全部意义是保卫个人的自由且不侵入个人自由的领地。通过行政许可这一治理社会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行政权力软化：妥协性

长期以来，“国家至上”的观念一直是我们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行政权力必然具有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注释19）在奉行国家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政府一直向往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能够向社会发出说一不二的行政命令。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于各级政府的许多官员的意识形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主题一直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行政权力的软化始终没有成为这一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我以为这正是政府职能至今迟迟不得明显转换的原因所在。

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行政权力软化已成为行政活动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行政权力软化主要表现在政府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学会了与受不利影响的个人或者组织交换意见，就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妥协性的谈判。这种妥协性谈判的制度性平台是从司法程序中引入的行政听证。美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都在这个时期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我国虽然没有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但是行政听证作为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已经在我国的成文法中得以确立。这说明我国也顺应这一法治行政的发展趋势，调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释20）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它的最终决定权归属于政府，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仅仅是引发政府是否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前因，尤其是我们把行政许可看作是“权利的赋予”时，行政许可更凸现其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政府没有在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习惯，也不能接受在其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后，被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这样的“黄金岁月”正渐渐地成为历史，无论政府是否愿意都是无法挽留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正是软化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要求政府在作出是否同意许可申请的过程中，学会妥协性行使行政许可权。在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多听听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后，无论是否准许申请，应当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政府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能够善治的标准。

（二）回归理性的公民

一个政府善治的社会必然以相对理性的公民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善治决不是政府的“单相思”，而是需要理性的公民作出适度的回应。然而，理性并不是天生的，他们需要后天的培养与锻炼。从历史上看，凡是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公民一般都比较缺乏理性，他们经常是处于要么是被政府权力随意支配的顺民，要么是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暴民。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使政府的权力经常处于高压状态，公民没有机会参与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他们只能被动、消除地接受政府权力的行使结果。

我国在1949年之前，社会中公民便是这种生存在状态。1949年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原本可以培养出理性的公民，但由于政治体制仍未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理性的公民群体仍然没有生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却没有彻底摧毁专制统制及其思想体系，反而让它以一种迷惑的外表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再生呢？恩格斯所说的这段话似乎可以解释这个原因：“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注释21）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法庭来审判存在的一切，公民在没有理性的启蒙下接受了存在的一切，也就没有成长为理性的公民。

我们的政府现在开始慢慢地懂得了行政权力软化的意义，并学着通过与公民沟通意见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力，并尽可能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将支配性和强制性悄悄地抹去，使政府的脸面尽可能变得亲和起来。行政许可法中多处人性化的规定，如出具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凭证、信赖利益保护、行政许可资讯公开以及听证等，都为政府的善治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充分依据。然而，我们有足够理性的公民群体去回应政府方面的努力吗？我以为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作这一方面的培养。公民作为个人时其本质是利己的，他们是一个个追逐利益的个体，虽然道德可能会约束他们过分的自私行为，但这种约束是非常软弱的。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过分追逐私利的公民不可能理性地对待因政府行政权力所致的不利影响，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举动，如无理纠缠、聚众滋事。这类现象在今天的政府治理过程也时有发生，必须认真对待。

因此，我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除了政府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外，公民这一边也需要学会理性地对待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否则，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三）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良性互动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任何一个希望永远执政的政府无不以此作为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双方都能充分考虑对方活动的价值目标，从而使各自所追求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由于对立面的存在，各方的活动一旦偏离预定的规则，将会获得及时的纠偏。放眼看世界，凡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则往往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体制。

行政许可作为现代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调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行政许可具有授益性，所以与具有惩罚性的行政处罚相比，它更能调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行政许可给政府以“善”的面孔，因此更容易为公民接受，这为公民主动与政府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心理思想准备。在这一点上行政许可显然具有行政处罚所没有的优势。

作为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调节良性互动的行政许可，如何发挥这一调节作用呢？我以为通过行政程序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通过以一种公众认为公平的方式作出决定，当政者可以获得对这些决定的更大认可，就使得决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从。”（注释22）同时，行政程序为政府确立一个挑剔的对立面，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不断地指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使政府在作出最终决定时把可能存在的错误降到最低限度。我国尽管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行政许可法已经为政府行使行政许可权设定好了一个以行政听证为核心的基本的行政程序规则。可以相信，这一科学、简洁的行政许可程序，可以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一个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

2、[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

3、人欣喜的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法治精神的表述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从而在根本上确立的人权先于宪法存在的法治理念。

4、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周佑勇教授也持这种观点，参见其著《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5、郭道晖：《对行政许可是‘赋予’行为的质疑——关于享有与行使权利的一点法理思考》，转引张步洪编著：《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7、关于“概念旅行”的含义，请参阅孙亮：《概念的负重之旅》，载《读书》2003年第11期。

8、令人遗憾是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没有完全摆脱“赋权说”的影响，如该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9、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公开放弃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立场。1936年他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

10、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

11、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

12、张兴祥：《中国行政许可法的理论和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3、毛寿龙等：《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4、[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6、[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3页。

17、陈良富：《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页。

18、[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9、这一认识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在论述行政法律关系时，“不对等性”仍然是缺一不可的特征。我认为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思想下建构行政法，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待性”正在渐渐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并为“妥协性”所取代。行政诉讼可以和解的理论突破和实践中的“庭外和解”，正是对此一社会发展需求所作出的回应。

20、迄今为止，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中，都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同时，在一些政府规章中，听证制度也作为一项基本程序制度被确立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2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

第四篇：德育研究论文

德育研究论文

班主任德育工作之我见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长磊 0721010021 摘要：德育教育工作，是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实际工作中，我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与科任老师配合二、知人善用

三、疏通引导第一：每次谈话前我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二：要对学生有深厚的感情，善于同他们交知心朋友。第三：我注意选择适当的地址和时机谈话。第四：我注意了谈话的合理程序和委婉的语言艺术。第五：重视心理健康，做学生的心理“医生”。

四、精心策划主题班会。

关键词：德育；班级管理;工作方法

班主任作为学校教育中的骨干力量，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舵手，是学生成才的导师，是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其地位和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班主任在日常生活中和学生接触最多，是学生效仿、学习的直接对象，班主任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职业，因为我们不再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那种凄凉悲惨的形象，事业的辉煌不断激发了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和孩子共同成长，创造超越的热情与日俱增，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爱心日长日旺。”（《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

德育教育工作，是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实际工作中，我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与科任老师配合

“班务工作是繁杂的、突发性很强, 仅仅靠班主任单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做好班务工作的。因而我们班主任要能够团结协调好所有任课教师的关系, 齐抓共管, 经常与科任教师联系互通情况, 共同研究, 制定措施, 分工合作, 指导学生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班主任还要及时了解各科的教学情况反馈信息, 以便搞好本班的教学。”（《班务工作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郭俊绒，《陕西教育》，2008/7-8）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课堂学习，学生大量的问题产生于学习过程中。为了做好工作，班主任必须与科任老师进行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还要经常与之共同研究，介绍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安排，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实行统一组织和管理，协调教育学生，并防止造成互相推诿、埋怨等不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等情况。班主任要在学生中正确地树立科任教师的形象和威信，有意识地介绍各科任老师的优点和长处；当学生对教师的教育或教学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时，必须诚意、及时地向科任老师个别反映，同时也必须向其介绍学生群体及个体的基础与特点，帮助他们互相正确认识，改进教学或学习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同时又能形成学生、科任教师、班主任三位一体，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二、知人善用

用人，重在扬长避短，知人善用。战国时齐国君的门客鲁仲连曾说：“让猿猴离开树木跳入水中，当然不如鳖；要论钻墙跳房，骏马不如狐狸；让勇士抛掉宝剑去拿锄头，当然不如农夫。因此，如果对人去之所长，用其所短，就连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一无成就！”用人所长，就是着眼于人的长处和优点。对于任何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则成人才；用其所短，弃其所长，则成庸才。用人所长，核心是量才任用，宜帅则帅，宜将则将。量才录用，切忌大才小用和小才大用。“众所周知,班干部是班级中的核心力量,对班级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观察、选择、培养出来的良好的班干部队伍,就要 敢于放手、充分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助手作用。“（《怎样做好一个班主任》，杨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NO.18）

“班主任和学生接触比较多, 要善于细致地观察学生。学生的言行举止到面部表情;学生的守纪情况到他所接触的同学;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到课上的表现;学生的衣着打扮到所携带物品等, 无不是教师应细心观察的内容。”（《素质教育下普通中学班主任工作方法浅谈》，胡建忠，《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6 月，第14 卷第2 期）我在选才和用才时，注意对潜在人才的开发，细心观察、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优点和缺点、特长与爱好。应根据特长看其能否担任干部或者能担任某一方面的干部，使他们担任最能施展出自己本事和才能的职务。

我在班主任工作中，注重开发和培养学生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班级工作让学生干部自己去干，班委会议、班会等大型活动都让学生干部主持进行，对班级工作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支持学生干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创造地、独立地去设想和主持工作。让学生干部在班级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能，表现其创新精神，使他们在沉思和探索中增长见识和胆识，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疏通引导

引导教育即说理教育。它主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分清是非，指明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思想教育要以理服人，因为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大量属于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因此，无论是对学生进行激励，还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都必须使他们内心深处明晰道理。这并不是说说理教育可以放纵、容忍学生的错误言行存在，而是要对错误的东西剖析得有力，说得学生心服口服。如果班主任不用说理方法，而是对学生采用体罚、变相体罚、罚款或训斥的方法，其结果只能是让错误的思想伪装起来不敢暴露，或者只用钱代教使学生“中毒”而不知“毒”，这都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对学生一方面要让他们敢于暴露思想，一方面要给以精神武装，对讲了错话的学生不抓辫子，而要引导他们通过认真学习、比较、反思，经过独立的思考去接受正确的思想。

说服引导法就其形式而言，有课堂讲授、专题讲座、讨论会、个别谈话和写评论文章等。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要贯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的原则。例如：当我进行个别谈话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每次谈话前我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认真地思考个别谈心的缘由是什么？谈心的时机是否成熟？谈话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学生的个性如何？他有什么兴趣爱好？谈话从何处着手？在谈话中如果出现僵局怎么办？有哪些事例易于被这个学生理解和接受？

第二：要对学生有深厚的感情，善于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古人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爱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爱。如果说母爱的本能激发了我生命中潜在的同情和爱的圣心，那么教师职业的天性，又给我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是要给孩子一颗美好的同情心。没有对人的同情关怀，就不能有仁爱精神和博大的爱心。”（《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只有与学生建立起融洽的感情，心心相印，推心置腹，才能使学生无保留地倾吐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心悦诚服地接受所讲的道理乃至忠告和批评。

第三：我注意选择适当的地址和时机谈话。例如：当我发现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时；或是遇到问题、困难而情绪低落、波动时；或受到批评、处分思想不通时；或受到奖励、表扬而骄傲、自满时；或与别人发生纠纷而影响团结时，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个别谈心。个别谈心可在僻静处，也可在公共场所进行；可在教室、办公室，也可以在校外进行。可以使学生感到严肃，用安静、肃穆的气氛使对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认真地思考，也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感到很轻松，在漫步闲聊中，摸清学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

第四：我注意了谈话的合理程序和委婉的语言艺术。个别谈心，十分注意由浅入深、由远及近、由异及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要讲究语言艺术，力求做到鲜明、生动、准确，有逻辑性、知识性和感染力。

第五：重视心理健康，做学生的心理“医生”。“教师应当是心理医生”是现代教育对教师的新要求。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当是学生心理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作为一名心理保健工作者，也许不是一个班主任的主要任务，然而作为一班之“主”的班主任，能否以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把握学生的心理，因势利导地促进各种类型学生的健康成长，将对教育工作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部分学生心理素质脆弱，导致了各种心理障碍的存在：表现在学习上的紧张、焦虑乃至恐惧；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的怀疑、孤僻、嫉妒；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的自卑、失落、冷漠乃至失去生活乐趣，学习、生活等遇到挫折时，就心灰意冷，苦闷不安甚至消极态度等等。针对这些现象，平时我就开展一些有于培养学生心理素质的活动，如“学雷锋、献爱心”社区服务，勤工俭学等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现代意识、竞争意识，培养开拓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社交能力、创新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使他们在集体交往中保持一种融洽、正常的心境，促进学生个性心理的健康发展。

四、精心策划主题班会

“传统的德育工作中，班主任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容器，班主任将各项德育内容灌输给学生，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的学习方式由传统的被动接受式向自主探究式转变，学生应该是教育的主体，教育过程只有让学生参与连锁的反应才是有效的。班级活动中，教育要重视学生个体的积极作用，无论是讨论交流式、游戏互动式、竞赛式等等，从方案的设计到活动的组织，都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班主任老师可以扮演导演的角色，对专题的提出、方案的设计、材料的准备等过程进行科学指导，特别是在查找资料、处理信息方面主动为学生提供帮助，当好学生的参谋，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努力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合作者、指导者，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服务，而不是包办代替者或实际控制者。”（《顺应课改大潮 完成“五个转变”——课改背景下的班主任工作》，李银华，《教育研究》，2009－6）主题班会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参与性于一体，寓教于乐，陶治学生的情操，转变和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我注意主题班会内容的系列化，内容丰富，又符合学生实际，各种类型的主题班会课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艺术审美能力、心理素质的提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学期我策划了许多主题班队活动。如《爱护我们可爱的家——地球》，通过本次活动，了解我们可爱的家园——地球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破坏，危及人类的生存，激发学生热爱地球的情感，培养学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文明意识，让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

总之，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繁复。以上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不很成熟的认识。谨献给大家斧正。

参考文献：

《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朱永新选编，2000年版。《班务工作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郭俊绒，《陕西教育》，2008/7-8 《怎样做好一个班主任》，杨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NO.18 《素质教育下普通中学班主任工作方法浅谈》，胡建忠，《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6 月，第14 卷第2 期

《顺应课改大潮 完成“五个转变”——课改背景下的班主任工作》，李银华，《教育研究》，2009－6

第五篇：切分音研究论文

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第I节讨论音乐与语言之间的界分与关系，第II节速描「高雅文化模式」音乐肃静噪音的过程，第III节略评流行乐类噪音的挑衅与被收编，第IV节评论John Cage的噪音实验音乐。

I.比起其它形式的艺术或感官经验，例如绘画或戏剧，关于音乐的谈论显著地稀少，无论是哲学、美学批评、社会理论、或文化理论。在哲学里，或许除了叔本华、尼采与德勒兹，音乐是很边缘的。在美学批评的传统中，音乐很少是独立的主题，通常是与诗(poetry)并类评论，马拉美(S.Mallarme)与梵乐熙(p.Valery)皆不例外。在古典社会学里，韦伯(M.Weber)未完成的「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基础」、齐莫尔(G.Simmel)未被接受的博士论文「音乐的心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舒兹(A.Schutz)的「一齐作乐」，或许是仅有的篇章。而当代文化理论，析论音乐的经典仍不出阿多诺(T.W.Adorno)、巴特(R.Barthes)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评论家。相较于这几个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思想人物与庞大的文献，或许能同意我称之为「仅有」。

为什么如此寂寥？傅柯在一次专访中遭遇类似的提问：罗曼罗兰有句常被引述的评语，「法国浪漫派作家都是『视觉派』，音乐对他们而言只是噪音」，这评语显得夸张，近来许多人却同意这看法，而在你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绘画的评论，却绝少提及音乐，你也属于那罗曼罗兰指出的法国文化圈特征吗？傅柯回答：是的，当然。法国文化几乎没有给音乐任何位置。然而有趣的是接下来傅柯以自身经验解释「谈论音乐」的困难：我可以说──或许有点自大或冒昧──对于世界上任何绘画，我大都能够谈论出些名堂，然而音乐的美感对我却是个谜。我享受巴哈与韦本的一些作品，然而那音乐体验，却是我不能够理解，也说不出所以然的东西(that I cannot understand, something I cannot say anything about)1。

谈论音乐的困难，不只是傅柯个人的，也不只是法国文化的，而是因为言说与音乐分属两个国度。我且称之为：语境与乐境。之间的模糊边界、距离、摩擦与渗透，不仅是谈论音乐时挥之不去的问题（例如Adorno, Barthes, Schutz），也是探讨语言时屡被提及的问题（例如Rousseau, Saussure, Gadamer, Derrida）。

我们可以在杂志上读到各种「乐评」。但这些用语言来诠释音乐的企图，看起来如何呢？罗兰巴特曾表达他的失望：很糟！非常糟！如果我们对当前的乐评检视一番，会发觉这些作品，几无例外的将音乐转译为最贫乏的语言类别：形容词2。

诠释(interpretation)，对于音乐和语言同样重要，意思却不同，阿多诺提醒：语言的诠释，是理解；而音乐的诠释，却是演奏3。若如Benveniste所说，只有语言符号体系(semiotic system)能够诠释另个语言符号体系4。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音乐创生语言符号体系吗？音乐是什么样的意符或能指(signifier)？有其语意体系(semantic system)吗？具有沟通意义的意图吗？具有可以概念表达的意义吗？有沟通的作用吗？有再现(representation)的作用吗？有表现(expression)的作用吗？有逻辑吗？可以藉由概念理解吗？我们必须理解(understand)音乐吗？音乐能够被转译为可被解读的言说吗？对于这些问题，有纷纭的假说，这里我只能略为推敲几个立场。

迦德玛认为：即使在聆听不含话语的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时，我们也必须「理解」它，唯有当我们理解时，它对我们才算是一件音乐作品。尽管（绝对）音乐不具有可以辨认客观意义的内容，理解它，毕竟意味着与意义进入了某种关系，只是音乐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确定的5。在另个脉络里，迦德玛有颇为知名的表达：「语言是理解发生的普遍媒介」，「能够被理解的存有就是语言」6。那么，依据逻辑，则音乐必须是语言。德国诠释学传统的贡献之一，即是将偏重视觉形象的西方知识论，拉回到倾听话语的伦理学。然而同样是倾听，诠释学明显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相对处于边缘的音乐，对诠释学仍然构成近乎谜般的困扰。稍后，迦德玛在一篇演讲中承认，不含话语或拟仿语言的「绝对音乐」，不含人、物、景观或任何再现，纯由点、线、色彩等元素构成的现代「绝对绘画」，我们认可/认识那是音乐或是绘画，试图解读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觉得不能解释、不可名状。它们有某种意义，却不可解、说不出，我们像遭遇到令人困惑的谜7。

阿多诺认为：音乐像语言，却不同于语言，相像之处，既重要却又暧昧，将音乐当作语言，会是严重误导。音乐像语言，不单纯是比喻，音乐有惯用语(idiom)、语调(intonation)、乐句(phrase)、段落分节、标点强调、问号、感叹、插句、声调抑扬，所有这些音乐表情的词汇，都借自言说。音符接续有如逻辑，因此诠释可能有对有错。音乐在诉说，说些什么却无法自音乐抽离，音乐幷不创生语言符号体系(creates no semiotic system)。有人认为音乐无关乎概念，然而音乐有些接近「原初概念」的东西，由重复出现的记号与调性，创生语汇，犹如概念在语境作用那样地进入特定乐境，但这所谓的音乐概念却不同于语言概念，它不依赖外部的意义指涉。音乐被认为是不具意图的语言，但此一界分亦非绝对，也有其辩证。诚然，意义明确的意图性，属于语言的国度；在音乐中寻找意义明确的意图，是个误会。然而音乐具有表现力，不可能毫无意图性。音乐的意图性，并非意义清晰的，而是潜流的、间歇的、断续的。音乐并不耽溺于意图的意义，而总是意图的点燃、激发、激活。没有任何音乐是不具有表现成分的，在乐境之中，不表现也成为一种表现（John Cage的《4’33’’》是个好例子，详见IV节）。阿多诺认为，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区别，并非逐项对比其特质就可确认，反而唯有拉开音乐和语言的距离，更能展现：音乐如何像语言8。

巴特在〈声音的微晶体〉9这篇评论，将克莉丝蒂娃(J.Kristeva)的符号学分析概念「表型文本」(phenotext)与「基因文本」(genotext)，转借为「表型声」(pheno-sung)与「基因声」(geno-sung)，用来分析歌曲声乐。简单说，「表型声」包括了唱词的语言结构、花腔码式、惯用唱型、作曲与诠释风格，以及所有在演唱中用来沟通、再现、表现的成分，受到文化价值（被认可的品味、流行、批评）与某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艺人的性格，主体性、表现性、戏剧感）所结构出来的，表像型态的声音。而「基因声」则是语音歌声之中萌发的表意作用，不为了沟通、不为了再现、不为了表述，而是某种由旋律作用于语言的深度或强度。这个表意的声音，不在于诉说什么，而在于欲力与快感。若说它是语言，那么绝不是语言的符号结构，而是语言的作用力道。然而在声乐歌曲之外呢？器乐演奏的音乐呢？不再有话语的表意，但仍然，我们至少可以从演奏者的身体感觉到乐音「微晶体」的有或无。那种结晶的光泽，焕发在演唱者的声音里、在作家振笔的手中、在演奏者的指尖、舞者的肢体中，这也是巴特觉得他们的声音与身体最情欲的时刻。他强调这时聆听者与演唱者或演奏者之间，是一种情欲的关系，但不是主体之间的情欲。反观在为了大量销售而录制的唱片里，吊诡的，尽管录音技术与演唱技巧都臻于「完美」，听到的却只有彻底的「表型声」，捕捉不到微晶体的光泽。

巴特在另一篇评论〈音乐、声音、语言〉10用了不同的措辞：音乐是语言的素质。不言说、不解明意义，却足以表露快感、温柔、纤细、优雅，所有微妙的价值；同时既是表现的，又是含蓄的，既是超乎意义的，又是非意义的。他对立了两种美学：音乐是发声(pronunciation)的艺术，语言是解明意义(articulation)的艺术。后者经常是伪装前者而渗透的敌人。语言经常不合时宜的侵犯或骚扰音乐。巴特对「发声」与「解明」两个对立项的臧否是一面倒的：解明意义，在他看来，常被滥用来假装意义，即使对语言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拖累。他认为，意义存活于极端暧昧与极端清晰之间。趋于两极端，意义都将死亡。后者尤其严重：无用而过度的清晰，犹如寄生物一般令意义承受不了而毙命。音乐在发声，含蓄表达，而无须解明意义，犹如恋人絮语般，是成功的表意关系。而任何像这般成功的表意关系，我们都可称之为，音乐的。

社会学者舒兹的〈一齐作乐〉11，为音乐/语言关联提出了一个社会关系的参考。音乐不受概念体系的束缚，然而乐境是有意义的，可以沟通的。作曲者与聆听者的沟通经常必须要有中介：一位个别的演奏者或是一小群演奏者。而所有参与者之间，有着结构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透过音乐过程而关联的社会互动，对演奏者与聆听者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结构无法藉由概念来表现。其间的沟通，基本上并非凭借语意的(semantic)表达或诠释来进行。将音乐转译为视觉符号──乐谱──藉以传递幷解读的能力，预设了一个音乐文化，区别了受过音乐教育的与外行人的音乐经验。乐谱是音乐人沟通的工具之一，但是远不能等同于音乐语言，其语意体系不同于表意文字、数学方程式、或化学分子式。文字、数学与化学的符号都指涉着被表征的概念，乐谱的视觉符号却只是作曲者与乐师之间传递执行演奏的指示与讯息。今日乐谱的作用及其发展的历史，都反映了音乐过程不能藉概念来沟通意义的境况。

舒兹幷不逗留在语言或视觉符号，借着社会学者米德(G.H.Mead)的洞见，他转而在「前语言」(prelinguistic)的互动中找寻「非概念的」面向，而却是任何沟通活动，包括音乐过程，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他称之为「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mutual tuning-in relationship)，例如投捕手之间、网球、击剑、齐步行进、共舞、做爱、一齐奏乐12。舒兹以音乐经验作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颇受重视的说法：音乐是「内在时间」(inner time)的经验。内在时间展开的，是有意义的音符编排，唤起意识流(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参与。作曲的艺术，即在其编排能将聆赏者的意识导向将其实际听到的、依序出现的音符，参照为期待、浸淫、回味的交感作用。这种时间的内在经验不同于外在时间，也不能以钟表共量。然而音乐的沟通若发生，不同的参与者所经验的内在时间必然和同频率。作曲者、演唱演奏者、聆听者的意识流，分属不同的事件系列，然而音乐过程的流展，却创生了一个「同时渡过」(lived through in simultaneity)，与他人在内在时间里共享的经验之流。这也是「沉浸」(immerse)一词所表达的，沉浸在音乐的内在时间之流。

「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同时渡过」的经验，即令是匿名的，也有其强度与亲密性。我想与巴特所谓在聆听者与演唱演奏者之间「非主体的情欲关系」，所要指涉的，多少有些关联。这幷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同的动作、相同的感觉、相同的强度，但他们一齐感觉、一齐意欲，结合于「我们」的情境中。

Simon Frith曾批评，舒兹所设想的音乐沟通乃以欧洲的室内乐演奏为模式，用在时下的流行音乐可能会有些问题。他举的异例是，即兴演奏(improvisation)与非洲的复节奏音乐(polyrhythmic music)，聆听者必须抗拒将各部音融会的倾向，注意力必须在几个重复模式之间转换，虽然警觉于整体乐团，但互动方式比较像对话中的言说者，而不像专注于作曲者思想的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有个指挥。因此创造出的是内在时间的紧张，或至少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内在时间13。Frith的批评带出了几个与舒兹的例说不同的有趣状况，质疑音乐经验内在时间的同一性。但舒兹所谓的内在时间，并不在于同一的内容（相同的动作、感觉、情绪、强度）14。Frith举的例子丝毫没有松解舒兹所谓「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与「同时渡过的经验」这两个条件的严格。即兴演奏与复节奏音乐，因为有了内在时间的紧张，演奏者与聆听者对于整体音乐情境的警觉与涉入，或许是增强，至少不是减弱。

上述几种假说，彼此间没有交互的评论或对话，各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明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我们没必要将这些不可共量的观点放在一个相互转译的架构中评析。它们看起来如何呢？巴特在谈论音乐之前，先预留后路的说：「谈论音乐非常困难，许多作家对绘画谈论得非常好，我认为，至今仍未有谈音乐谈得好的，普鲁斯特算在内」15。或许至今巴特的评断仍然有效，巴特算在内。然而「音乐/语言之间」始终是我们「谈论」的主题，我们总是寻求概念理解与意义解明。也就是「乐境」与「语境」之间，我们总是企图以其中一国的语法来厘定两境的关系。我好奇，「音乐/语言之间」能否成为「音乐的」主题：发声，含蓄诉说，无须解明意义，像恋人絮语般成功的表意！读过巴特之后，或许这不算奇想。也或许，这还是个巴特语境的狂想曲？

II.乐境和语境，是同盟的文明国度。如迦德玛所说，即令其不可解的意义对我们是个困惑的谜，称其为音乐、语言、或绘画，却已然是一种认识/认可(recognition)。即令我不懂，至少我知道那是幅深奥的抽象画、那是高尚的古典音乐、那是优雅的法语对话（可能搞错，是意大利脏话）。有声世界，在音乐和语言之外，还有许多未受认识或未被认可的声音，噪音。那不算是另个分庭抗礼的文明国度，而像是边荒(frontier)。

「边荒」是个反映文明观点的意识形态，像十七世纪清教徒畏惧的新英格兰森林般不可测知、像昔日北美大西部般危险的法外之境，也像都市边荒(urban frontier)指涉的，衰败旧城区的脱序、犯罪、毒品、堕落。边荒并非单纯的无人/无声/无语之境，然而土著或都市底层的存在，被当作荒野鄙蛮的一部份。边荒相对于文明的注意而存在，又是种召唤，是文明的使命──征服、肃清、驯化、新秩序──传教士与拓荒者的事业。拓荒者(pioneers)是个相当傲慢的词汇，暗示着在其眼中，土著与原居民，都还不是受认可的社会存在。

Jacques Attali将音乐与噪音的关系放在权力与政治的脉络中讨论，他概括的指出，所有音乐，所有声音的组织都是缔造或巩固一个社群的工具（我认为，这个「社群」可以是阶级的、世代的、可以大如国族，乃至超国族的文明认同）。而对于颠覆性的、不顺从律则的、支持差异或边缘的、不正常的噪音，文化压制向来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以十六世纪荷兰画家Bruegel一幅《嘉年华与四旬斋的争吵》(1559)当作噪音的视觉考古，热闹哄哄的市井广场上，批鱼剁肉的、辘轳淘水的、玩耍嬉闹的、奏乐的、欢笑的、猪嗥的、叫卖的、讨钱还价的、牢骚叱喝的、赌博叫嚣的、旁观起哄的；另一边，从背景的教堂、依序行进的僧侣，依稀听见喃喃唱经的和声，以及随宗教音乐而逐渐蔓延的肃穆...16。图中有许多噪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消失。与Bruegel同时代的拉伯雷文学呈现了早期现代欧洲嘉年华节庆更为生动的噪音，特别是身体自然声响在开放广场上毫无遮拦的夸张表现：嚼饮、擤鼻、打嗝、放屁、欢笑、调戏，以及相关身体自然功能──尤其是排泄与性的──俗言鄙语，或仿真声响17。而Norbert Elias两卷《文明化过程》却正好叙述的是十六世纪以来「礼仪的历史」，西欧如何在宫廷社会与现代国家形成的脉络中发展出文明礼仪与自我节制的性格，逐渐压制了这些噪音18。可惜Elias没有关注同时期音乐与乐人角色的显著转变。

中世纪的吟游诗人(jongleur)，不仅是音乐人，也是兼具模仿秀、杂耍、滑稽才艺的娱乐人，他们没有固定的雇主，游走各地献艺，可能昨晚在乡村为农民婚宴奏舞曲，今夜在城堡中娱乐贵族，明日在城中广场为工匠、小商人或市民节庆表演。他们将农民舞曲或市民的歌谣带入宫廷，也将宫廷曲目改编为农民歌谣传到乡村。他们使得通俗音乐与宫廷音乐不断流通，也同时流通社会消息与政治耳语。而在早期现代的几个世纪，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宗教音乐开始世俗化，运用更多的乐器、收编通俗的旋律，而记谱的技术与复调音乐在宫廷与宫廷之间传播，而不再是宫廷与人民之间流通，贵族开始包养教堂唱诗班训练的乐师，为庆祝凯旋、娱乐、舞宴等不同场合而演奏不同的音乐，乐师成为附属于一位主子的专业。宫廷逐退了吟游诗人，以及人民的声音，只聆听领薪俸的乐师演奏乐谱的音乐。乐师不再游走各方，而定居下来，依附于某个宫廷，成为城市的居民，与工匠商人一样组织行会，有行会的守护神明、有年会聚宴、有退休伤残基金、也有市政立法的酬劳费规，垄断了婚宴节庆的演奏市场，排除了独立的吟游诗人或非专业的乐人。宫廷借着财务赞助而完全控制了乐师，而乐师也服务于特定社会阶级。音乐人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一个新的社会位置19。

十八世纪公共音乐厅与歌剧院的的出现，及其在十九世纪的发展，不仅更进一步取代了通俗节庆，也取代了宫廷的私人演奏。当贵族的权力及其赞助音乐的财力逐渐衰落之际，具有消费能力的布尔乔亚正在崛起。莫扎特的工作契约见证了这个转型。Attali描述了布尔乔亚聆听音乐的时代，对于音乐人的吊诡关系：从贵族控制的枷锁释放出来，却同时是另个陷阱的收网：成为在布尔乔亚消费者跟前竞争的专业艺人，唯有当其作品卖座的时候，一位音乐家才算诞生。乐人要创作布尔乔亚认可的商业作品，其音乐才可能被听见。他必须要先能求售，才有创作的权利20。音乐的创作、诠释演出与作品出版都制度化成为商品。Attali用「和声经济」(harmonic economy)这个概念将十八、十九世纪音乐的常态化过程与欧洲的政治经济关联。音乐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 of music)表现在对于乐人、演出者与作曲者的监督与训练，以及音乐生产的指导。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将噪音元素收编为秩序井然的和音。聆听音乐，足以诠释欧洲在这两个世纪的经济成长。布尔乔亚令人惊异的价值积累，同时完成了一项巧妙的意识形态生产：创造了必要秩序的美学基础21。

音乐具有肃静噪音、创造秩序的作用，或许最戏剧性的例证，就是布尔乔亚如何收敛起自己的喧哗，逐渐成为音乐厅或歌剧院里肃静的听众。这正是James Johnson《Listening in paris》这部文化史研究的主题。我们常以传统平剧场子里的喧闹、叫卖、走动，对比西方歌剧院或音乐厅里的秩序与肃静，然而今日我们所熟悉的表演场所礼仪，在欧洲与美国都是迟至十九世纪才养成的。十八世纪中叶巴黎的歌剧院或音乐厅，听众可以随意入席与离座，身份高的妇女且认为待到终场是不合宜的，厅院里最大的消遣是聊天，演出若乏味可以到庭园散心，听见隔壁包厢有趣的对话可以随时加入，那也是社交或较劲的场合，可以张望招呼友人，可以在包厢里刻意扬声讥嘲斥骂某人，反倒是专注听音乐会被视为十分古怪22。

到了十九世纪初叶，不仅警察介入维持秩序，禁制场中偶尔发生的叫嚣争吵或微醺听众的忘情高唱；乐评人、报导人与一般听众也都逐渐不能忍受令人分心的迟到或离座，以及令人不悦的喋喋聊天。这些抱怨逐渐形成「正当礼仪」的舆论，在表演当中交谈、呵欠、咳嗽、擤鼻，都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遭到旁人叱喝：「安静！」、甚至「离开！」23。作家斯汤达尔(Stendhal)当时已经察觉逐渐蔓延的静默从众，使得听众的口哨与笑声趋于寂静，他担忧未来的听众「只顾了在场他人眼中认可的礼仪」而压抑了对演出的快感与不满24。那表演当中陶醉忘形的引吭附和、受剧情感染而从座椅溜开到后庭的情侣、情不自禁而洴发的感叹欢笑、兴奋的口哨叫好，这么样生动活泼的听众即将消逝，他预见了未来那般行为正确、礼仪谨慎、持续专注、却丧失表现力（除了在正确时间鼓掌）的听众。当然他所先见的，就是我们时代的听众。

布尔乔亚的礼貌，为音乐经验划下了哪些反应不能被接受，哪些反应只能在正确时间表现，这样的教养，将音乐经验导入内向的反应；先前可以公开表现的感觉，被划入了私人领域。Richard Sennett为十九世纪中叶日趋静默的布尔乔亚听众作了心理学的解释：因为怕暴露自己没教养的举止失态，他们退缩成为郁郁消极的从众，静默是自我怀疑的征候，听众只有将他们的情绪投射在台上能动能感觉能表现的表演者。这时纷纷出现的「乐评人」反映了这种信心危机，听众逐渐丧失了自己具有判断能力的信心。静默的根源是害怕，怕出糗、怕丢脸、怕露出蠢态25。静坐在位子上，跟大家一样，没人看得出你是傻瓜，也没人看得出你很无聊。跟大家一样，显得专注和感动的样子，是听众的责任。若偶尔对附近发出噪音的人瞪视一下或嘘声制裁，那就更善尽艺术爱好者的义务了。

同样的戏剧性转变，在美国发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交响乐与歌剧的表演场所肃清了噪音，听众收敛起自己的反应，逐渐成为静默的听众。而且这个肃静的模式，持续扩展到戏剧与舞蹈的表演，到了廿世纪初叶，已经形成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表演场所的普遍模式。这整个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区别分化的过程，其历史机制不能局限于Attali政治经济学市场交换的解释。单纯凭借商业机制不足以确立菁英品味的文化权威。商业运作寻求卖座，对于流行品味太过妥协。唯有与商业化表演区隔，高雅文化的品味层级与正当性才能有独立于市场的自主领域。文化社会学者paul DiMaggio研究波士顿的交响乐团与歌剧团的历史，分析这个分化的过程，他指出「高雅/通俗」的区别幷非由作品的艺术品质来界定，也幷非单纯由听众观众的阶级特质而自然区隔，而是肇因于都市上阶层与菁英身份群体积极推动文化机构与文化组织，进而以机构化、组织化的策略来模塑艺术家的生涯，界定创作与表演的性质与正典，也界定了其观众听众的品味与正当礼仪26。到了廿世纪初，非营利性的、董事会管理的交响乐团，已经在美国主要都会创立，到了卅年代，已成为全美各城市的模式，到了四０年代，不仅交响乐，戏剧、歌剧、舞蹈也都普遍形成此一「高雅文化模式」，区隔于商业、娱乐、通俗的表演27。

在「高雅/通俗」结构分化的过程中，大学与学院的专业体制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音乐分类学、与乐团剧团的网络、与制作者、赞助者的网络、以及将年轻人兴趣导入菁英文化的训练，对于缔造菁英品味的意识形态有不可或缺的贡献。相对的，未经训练的听众，逐渐从音乐的社会性撤出，它们既不能演奏、也无法评论，逐渐丧失了对于音乐经验的自主反应与独立表达能力。

这是音乐肃静噪音、驯化噪音的一个社会史侧描。当然音乐与噪音的关系不止高雅文化模式。下一节将评论流行音乐场域，噪音的反扑、骚扰，以及被收编。

III.流行歌曲原来流行于街头市井，在西方原属于吟游诗人的传统。不再见容于贵族宫廷的吟游诗人，在十七、十八世纪也经历了功能分化。杂耍与身体的特技成为马戏团的专业，流行歌曲的歌手不再从事身体的表演。在Atalli的政治经济学看来，流行歌曲很早就成为市场上竞争的商品。在十八世纪中叶，曲本词稿就已借着沿街叫卖的方式兜售流传。街头歌手与人民打破了音乐的垄断，但那些未获授权的街头歌手，未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控制的歌声，被认为是制造噪音、颠覆性的、甚至夹带流传当局不愿人民知道的小道消息，与乞丐、流莺同列当时警察监控任务的重点。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歌手驻唱的小酒馆(cabaret)与音乐咖啡馆(cafe concert, ca’f conç)。这些场所原来都是打算做布尔乔亚生意的，但没多久，波希米亚与学生也聚集在小酒馆，而音乐咖啡厅则成为一般劳工市民最爱的消遣处所。这些场所，入场费低廉、可以吸烟饮酒、气氛不拘束。但在布尔乔亚眼中，那是狂歌纵饮的放荡之处，其歌曲则是堕落而愚蠢。巴黎蒙马特的酒馆咖啡馆，包括今日仍在的「黑猫」(Chat Noir)，已经造就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巨星。他们瞬间获取钜额财富，往往转瞬间又倾荡败光。这也是音乐与金钱的一种市场结合，但在企业资产阶级与智识菁英看来，这样赚钱简直是丑闻28。

廿世纪，科技、声音与市场的结合，为世界带来巨大而奇妙的转变，而我们今日年轻一代，对这个转变却或许已经听之为当然。爱迪生在1877年底取得留声机的专利，他想见这项发明的用处是：我们可以保存一场精彩的演讲、著名歌手的歌声、某人临终的遗言、远方父母或恋人的声音，一听再听。然而市场却没有立即的响应，爱迪生也失去兴趣，转而投入电灯泡。并不意外，最早利用这项科技的是菁英的音乐：1914年首度出现了交响乐演奏的唱片录制（贝多芬的「命运」）。当时留声机仍被当作具有危险性的东西，因为它给予广大听众机会，毫不费力就可消费原来专属菁英品味的音乐。到了1925年，流行歌曲唱片(Let It Rain, Let It pour)才首度获得商业的成功。在那电唱机尚未成为普及家电的时代，唱片的成功销售是借着结合另两项具有公共性的新科技：点唱机与收音机（1920年首度广播音乐演奏）。然而没几年，「无线电台播放唱片」就引起了一片反对声浪，音乐著作人、出版商、演唱者、尤其是唱片公司，开始担心公众会对他们的现场表演与唱片销售失去兴趣，担心他们的市场萎缩29。这项科技、声音与市场之间的三角争议，至今并未完全解决，2000年网站播放音乐的Mp３又重燃了这个七十年历史的三角争议。

战后从经济危机到繁荣，唱片工业的成功故事也同时是音乐商品殖民扩张的故事。Attali指出，爵士乐市场的兴起，是白人资本的唱片公司将黑人劳工与贫民区表达异化的声音商业化，切离其原生脉络，转化为白人青年的消费市场；摇滚乐市场，也是将底层黑人的绝望之声过滤合成，转而表现白人青年的希望，而由广播公司与「美国作曲、作者与出版协会」精确追踪版税。对于底层的边缘声音，这是经济的与文化的双重控制30。在Attali的政治经济观点之下，流行音乐、摇滚、包括「披头士」驯化的假装反叛，都已经历了收编、殖民与净化。它们为年轻人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化，一个由成人资本与企业为年轻人建构起来的小世界。选购唱片与CD往往是年轻人学习成为消费者的洗礼。流行音乐偶像，永远属于与其听众接近的理想年龄。青少年反叛的暴力，透过音乐而找到了替代的从众仪式。他们在偶像的声音与动作里，发现了他们叛逆的表达、梦想与欲望的喉舌，而所有这些想象都局限于商品的社会关系里。消费流行音乐，为了彼此相像，看似寻求个性，实则寻求群体一致的认同；唯一划异的姿态，是与昨日的流行划异31。将叛逆的噪音转化为流行的商品，是个有力的音乐政治：藉消费而整合、文化的均质化与常态化、推平阶级特殊的文化。

确实的说，每一种新崛起的乐风(style)，甚至任何一种新乐器的使用，在其表现方式还未受到认可的时候，都具有噪音的性质。三０年代的爵士，曾被评为「充满情绪却毫无智性内容的音乐」；代表着「下层本能」、「低劣种族」对欧洲「文明」的反叛；也曾被当作资产阶级超我企图压抑的「欲力冲动」，被白人青年标榜为文化与音乐自由的希望，自我表达的机会。五０年代的摇滚，曾受到学院里音乐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者们的列队挞伐：「野性的」、「官能肉欲的」、「危险的」、「未驯的」、「食人族部落的」、「将青少年拋入无法无天的丛林节奏」、「中世纪的疯癫愚行」、「被毒蜘蛛咬到的传染性舞蹈狂闹」...32。草根性的新乐风每每挑战了菁英音乐严格自主的意识形态，带回音乐的社会性。然而音乐工业往往也随之约制草根自发的噪音，将其包装、收编为「乐风商品」(style-commodity)：爵士或摇滚、民谣或饶舌、雷鬼或hip hop、披头士或罗大佑。以社会学兴趣来看，每种乐风创生特有的社会性形式、塑造阶级或世代的共同感、种族或国族的连带；然而就其商品化的性质、艺人的市场位置、音乐的交换价值与拜物形态而言，这些流行乐风属于同一个类别--市场交换的商品音乐33。

唱片工业用检禁的契约控制了十九世纪无法禁制的歌词与口语表达。Attali列举了长串案例：流行歌手与摇滚歌手因为违反歌词检禁的契约，用了冒犯性语言、不雅的身体暴露、出现“fuck”之类的脏话，而遭到罚锾或监禁34。当然，从反面来看，这也说明了流行乐类(popular genres)以口语挑衅秩序的潜力。事实上，流行乐类常见以「向下层借用」的语言、发音或腔调来挑战语言阶层：民谣歌手故意用乡下的腔调，白人雷鬼歌手学用牙买加黑人小调，欧洲饶舌歌手学用纽约街头的音调，庞克歌手故意用英国南方下阶层的发音、配上不标准的文法，罗大佑与OK男女合唱团的《再会吧！素兰》、猪头皮《笑魁念歌》里都爱用夜市摊贩的吆喝或底层的粗鄙语言，饶舌特别淋漓的发挥了街头俚语、片断的、反应式的、丑陋的、乌托邦的、以及谐谑陈腔滥调的政治语言。值得一问的是：如果流行乐类具有挑衅秩序的力量，造成听觉的警戒与检禁，那么挑衅的媒介与检禁的对象，究竟是歌词的语意还是音乐的意义？似乎公众的耳朵，歌迷谈论的或是检禁者评价的，仍然是歌词的话语（虽然是以音乐方式唱声表达的语艺）。试想，如果剔除肢体动作与歌词的语意，摇滚或流行音乐还能够具有多少挑衅的冲击？

盖希文(G.Gershwin)《波吉与贝斯》于1935年首演，藉一出黑人乞丐的爱情悲剧，不仅将黑人爵士乐带入正统歌剧，剧中坚持用南方黑人的习惯用语、拒绝迎合观众的高雅品味而将粗放的土语对白净化处理，成为当年冲击美国文化的前卫作品。这个例子呈现两个层次的越界挑衅，语言的与音乐形式的。马勒《第一号交响曲》出乎预料的引入喧闹庸俗的乡间舞曲，则是不涉语言的，「向下层借用」的鄙俗音乐形式夹带混入严肃音乐。就如阿多诺形容的，马勒成为「所有布尔乔亚音乐美学的丑闻」35，「毁了安全建构的形式...将艺术的绝对转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马勒的音乐毁了自我确认的美学秩序」，当然，阿多诺是借着布尔乔亚困惑的贬抑来褒扬马勒的前卫：「知道何时突破、何时崩解，正也就是掌握自主之道」36。的确，唯有在菁英音乐的层级才更能彰显这种逾越层级的混类所造成的怪诞诡态37。原本就来自下阶层的流行乐风，在借用鄙俗的语言腔调与姿态之外，不易以自身的音乐形式彰显越界挑衅，除非，其音乐形式成为被菁英音乐「借用」的元素。

越界借用的极端例子，所借用的不是下层的语言腔调，也不是下层的音乐形式，而是借自语境与乐境的法外，有声世界未受认可的「边荒」：噪音。我最后要评论的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John Cage。

IV.《Silence》第一章 “The Future of Music: Credo”38，John Cage表达的第一个句子，由前四个段落的文首拆解合成：

I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NOISE

TO MAKE MUSIC

WILL CONTINUE AND INCREASE UNTIL WE REACH A MUSIC pRODUCED THROUGH THE AID OF ELECTRICAL INSTRUMENTS

WHICH WILL MAKE AVAILABLE FOR MUSICAL pURpOSES ANY AND ALL SOUNDS THAT CAN BE HEARD.Cage传达的想象：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听到的大多是噪音。当我们忽略它，它骚扰着我们，当我们倾听，却发觉它真奇妙。时速八十公里的卡车声。电台之间的静电干扰。雨。我们想要捕捉、控制这些声音，不是用来当作声效，而是当作乐器。每个制片场都有个为影片录制的「声效」馆藏。如今用一张电影CD，就可以控制这些声音的振幅与频率，赋予它任何我们可以想象的韵律。用四张电影CD，我们就可创作、演奏一场引擎飙吼、风声、心跳、土石流的四重奏39。

Cage的构想其实是预设了许多现代性条件的后现代感受性。试想，莫扎特的时代，马蹄敲在石砖街道的节奏，壁炉柴火哔啪作响，无法被录制、控制，像乐器般地用于创作。只能够用传统乐器来模仿、给予印象式的表征，例如德布西的《海》、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大黄蜂疾飞》、华格纳《漂泊的荷兰人》里的暴风雨。再试想，莫扎特不曾听过汽机车引擎声、煞车声、飞机声、电台的静电干扰、警笛声、防盗蜂鸣器、冷气冰箱马达声、扩音宣传车、瓦斯喇叭、手机的音调铃声、电动游乐场的交响...。现代科技不仅增加了噪音量，制造了无以计数的噪音形态，也产生了恒常不间断的噪音背景。在莫扎特与我们之间，两个时代绝然不同的音景(soundscape)，难道对于音乐的意义，毫无关连？

电子乐器的科技发明未必造就前卫，Cage指出Novachord、Solovox、Theremin这些电子乐器发明后，许多人用它们来模仿十八、十九世纪的乐器，就像汽车发明后，早期的设计师总是模仿马车的样式。这种模仿过去的欲望，幷不会实现新乐器带来的广泛的新可能性，反倒检禁了新的声音体验40。Cage强调倾听现在、建构未来的感受性，非常接近波特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师》(1863)所表达的敏锐现代感。他指出那些钻研模仿昔日大师风格的画师，却无视于当下那流变不居、瞬息即逝、偶然际会的形象。他邀我们注目于现代生活中的风尚(fashion)，不只在于服装、发式，还在于人们的仪态、姿势、神情与微笑，随着世代而快速蜕变，甚至鼻嘴、眉眼、脸型面貌，即便是猫狗宠物也不例外地呈现着时代的感官印记41。的确，当时画中小酒吧里手拈烟管撩裙慵坐的吧女神情，永恒地捕捉了十九世纪的巴黎风情。那些只知描摹古典仕女的画师可能觉得槟榔西施的样貌低俗煽情不堪入画，然而卅年前不存在的槟榔西施，卅年后仍会以今日的风情而存在吗？不会像昔日的艺阁女郎般一去不返？而我们当下显得喧嚣的音景，不会瞬息走入古董的时代？酒矸倘卖冇、面茶推车的午夜汽笛、补鞋修伞甩着铁片串的招呼，木屐（嘎啦板）的嘈杂，什么时候不都已成了我们子女不能理解的听觉乡愁？

科技不仅创造了噪音背景，从留声机到高传真音响，复制声音的技术也制造了过度丰裕的音乐。美术馆带来的现代性震撼，在廿世纪初叶已经触动了几位敏感的文化评论家。马尔侯(Andre Malraux)以罗浮宫为群众提供的艺术教育，对比一个世纪之前的波特莱尔，终身无缘见到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艺术名作，葛雷柯或米开朗基罗、提香或哥雅42。梵莱希(paul Valery)对于罗浮宫的过度丰裕则感到困惑：视觉图像，野蛮的乱葬在一块儿！想象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的状况！一会儿肖像、一会儿海景、一会儿厨房静物、一会儿凯旋游行，更糟的是风格完全不兼容的绘画摆在一块儿，图画的独特性被扼杀，过度丰裕令我们荒芜贫瘠43。试想音乐的状况，莫扎特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莫扎特的大部分作品？贝多芬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贝多芬的《英雄》一次以上？而今日，我们或许不会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但建立一个包括许多风格的私人典藏幷不困难，可以随时一听再听，可以泡在浴缸里听《费加洛婚礼》，可以听着马勒进入瞌睡，儿子还好奇地问你在听啥，因为那是他计算机游戏的背景音乐。

有谁曾经计算过一天下来我们收听了多少个播放音乐的「喇叭」：电视的、收音机的、计算机的、音响的，客厅的、卧房床头的、书桌上的、车上的、街上商店的、公园的、餐厅的...44。过度丰裕的音乐改变了音乐经验。Cage的一个标题警句，表达了这个吊诡：

那儿或许会有些音乐，但我们还是能找个可以交谈的安静角落45。

我们发现，音乐成了被回避的位置，音乐具有了噪音的性质。Cage接着论及Erik Satie “furniture music” 的想法：

然而，我们必须开发一种有如家具一般的音乐，考虑到环境中的噪音，与它们融为一体。我认为那是种旋律，柔化用餐刀叉的噪音，不要跋扈支配、不要壮丽堂皇。它会填补共餐友人之间凝重的沉默，它能排遣人们注意到自己陈腐谈话的困扰，同时它能调和街上那些粗率干扰谈话的噪音。制作这种音乐将会符合需求46。

听起来，Cage谈的，不过是所谓的「气氛音乐」(atmosphere music)。然而放在Cage的实验脉络里，那是个基进的策略，企图摧毁考究的音乐(learned music)与拜物的聆听，像他说的静电干扰一样，企图终结音乐作为独立完整的作品，抹除「作品」与「环境」的界分，让音乐不再是抽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特殊事件。马勒出其不意地将喧闹庸俗的乡间曲调引入严肃音乐，阿多诺比喻那是自毁美学秩序，将安全建构的艺术形式开放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那么 Cage的实验，却真的在演奏现场打开音乐厅的大门，让大街上的噪音侵入。而且不仅如此。他最受传颂的作品，《4’33’’》，于1952年八月在纽约Woodstock首演，节目单上看起来是三部分钢琴奏鸣曲，John Cage作曲，钢琴师David Tudor演奏。第一部分开始，演奏者放下琴盖，坐在钢琴前，静止不动卅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二部分，静止不动两分廿三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三部分，静止不动一分四十秒，终了。在第一部分的静默里，听见了音乐厅外树林的风声与屋顶的雨声，第二部分，音乐厅里的听众开始困惑不安，交头接耳、喃喃抱怨，台下起了一片骚动的低沉噪音，紧张随着时间而愈升高，有人开始离场，「曲」终，据报导，厅内响起一片愤怒失望的骚动。即使这是场由许多现代艺术家参与的前卫演奏，《4’33’’》仍被认为「太过份了」！47

或许有人认为《4’33’’》是愚弄听众的恶作剧，或认为这样的戏谑作品很容易。但Cage表示他对愚弄听众没有兴趣，而且自1947年构想出现，经历了几年严肃的创作过程。其中出现了两次观念的转折点，1951年他将自己关在哈佛大学的录音室，想要听听寂静，原以为听不到任何声音，结果听到自己血液循环与神经（耳鸣？）的声音。这个经验给予他的作曲哲学很大的启示：寂静(silence)，若定义为没有声音，那么寂静并不存在；而且无论怎么努力，我们无法造成寂静。必须重新定义寂静，幷非与声音的客观二分，而是注意力未转向或已转离、因而未受觉察的声音48。换言之，寂静不是听觉的，而是心灵的转换。另个转折点也在1951年，Cage的朋友Robert Rauschenberg发表了《White painting》以及系列白色（或黑色）单色空白绘画的创作，Cage立即领悟，那不是个对象，而是看的方式，影子的空港(airports for shadows)，这触动了他必须完成「寂静」（声音的空港）的作曲，「否则我就落后了，音乐就落后了！」49

今日，《4’33’’》或许仍令许多人困惑，但在西方音乐史上已据有无前例的特殊位置，被认为是第一个完全解脱于意图性声音的音乐，代表着与美学传统的一个基进断裂，例证了Cage所谓「作品与环境相融合」(interpenetration)，「未受决定」(indeterminacy)的「机缘创作」(chance works)50。Cage的理念，赞颂者认为是开放心灵的音乐，松开作曲者控制的意志，解除自我中心的品味好恶，邀请人们注意珍听环境中的有声世界，无所表现而无所不表现的旷达。本文无法细论Cage的哲学，也无法细评Cage在音乐史的地位，倒是对于《4’33’’》的演奏条件与被认可的条件，有些社会学兴趣的评论。

《4’33’’》的演奏，特别是1952年的首演，很像是执行社会学「俗民方法论」的研究方案：在每个特定情境中，通常有相互的角色期待以及互动的规范，而精确选择违犯某些规范，会带来骚动不安，甚至瓦解这个情境，研究兴趣在于观察这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骚动的情境危机之中如何缔建临时规范。《4’33’’》引起骚动，因为违犯了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然而这些期待与规范，是有其历史与阶级背景的现代状况（见II节）。十九世纪以来「高雅文化模式」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台上表现的演奏者与台下丧失表现力的静坐听众，被《4’33’’》巧妙的翻转了：台上演奏者毫无表现的静坐，台下肃静了一个多世纪的听众开始疑惑抱怨，而他们被拨弄的情绪表现与噪音却成为这场即兴演奏的内容。试想，若搬到十八世纪原来就喧闹嘈杂的演奏厅，整场随意入席离席、招呼聊天的情境，或是换在一场向来期待噱头震撼的摇滚乐会情境，《4’33’’》构想的效果可能都大大不同。

《4’33’’》仍是一件音乐「作品」，甚至是「名作」。即便是Cage，对其作品的演奏者都仍然要求严格，对差劲的演奏者也有所批评。这是何以我说Cage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他纵横边荒、媒介噪音，但是享有音乐文明授予认可的警徽与枪法。廿世纪作曲家之中，能够像Cage这样同时获得阿多诺、德勒兹、李欧塔几位挑剔的美学哲学家青睐的，恐怕没几人。就如毕加索，大胆借用非洲造形，表现逾越、造成震撼，却被誉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英雄。我们承认，Cage的实验骚扰了西方菁英音乐与高雅聆听的拜物性格。但恐怕也得承认，Cage在美学与音乐史的前卫地位，或许属于同样的拜物结构。噪音与音乐的遭遇、渗透，有无限可能的声态政略，有些被当作拙劣的模仿，有些被当作疯狂的愚行，有些或许造成一时的困惑，却终于受认可为不朽的前卫「作品」，其间的差别，或许在乐理之外，可以找到一些社会学的解释。

注释：

Michel Foucault(1997)“An Interview with Stephen Riggins,” The Essential Works Vol.1, edited by p.Rabinow,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pp.129-130.Roland Barthes(1985)“The Grain of Voic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translated by R.Howard,New York: Hill and Wang, p.267.Theodor W.Adorno(1992)“Music and Language: A Fragment,” Quasi una fantasia, translated by R.Livingstone, London:Verso, p.3.Cited in Barthes(1985: 267).Hans-Georg Gadamer(1989)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p.91.“Language is the universal medium in which understanding occurs”(Gadamer 1989: 389), “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1989: 474).Gadamer(1986)“Image and Gesture,”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74-75.原发表于1964，Truth and Method出版于1960。

Adorno(1992), p.6.当然，「像」(resemblance)预设了「区别」，同一的东西无所谓相像。

Barthes(1985)“The Grain of Voice,” pp.267-277.Barthes(1985)“Music, Voice, Language,” pp.278-285.Alfred Schutz(1964)“Making Music Together,” Collected papers, vol.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159-178.舒兹强调「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是一种「我们」的经验，是任何沟通可能的条件。这个概念接近Erving Goffman所谓的「涉入」(involvement)。虽然Goffman认为对「涉入」要求的严格程度视情境而不同，有时候「涉入」的要求是彻底的、完全的，他调皮的点出了个 “all time-in”的例子：做爱。有人若怀疑，可以试试在做爱当中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看新闻。当然在现实中这是可能的，我曾听过一位女性的美国朋友抱怨她的中国男友这么做。Goffman(1974)Frame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60。

Simon Frith(1998)performing Ri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47.舒兹曾以莫扎特《费加洛婚礼》最后一幕多组角色相互呼应又争鸣的复杂性来说明。Alfred Schutz(1964)“Mozart and the philosophers,” Collected papers, vol.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199.Barthes(1985)“Music, Voice, Language,” p.279.Jacques Attali,(1985)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lated by B.Massumi,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21-3.Mikhail Bakhtin(1984)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Norbert Elias(2000)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E.Jephcott, London: Blackwell.Attali, pp.14-16.Ibid., pp.47-51.Ibid., pp.61-65.James H.Johnson(1995)Liste

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1-2.Ibid., pp.171-2.Cited in ibid., p.195.Cited in ibid., p.228.paul DiMaggio(1991)“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C.Mukerji and M.Schud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aul DiMaggio(1992)“Cultural Boundar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Extension of the High Culture Model to Theater, Opera, and the Dance, 1900-1940,” in M.Lamont and M.Fournier(eds.)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Attali, pp.75-77.Ibid., pp.94-96.Ibid.,pp.104-5.Ibid., p.110.Frith, pp.128-9.社会学而言，商品音乐有别于宗教音乐与军事音乐的功能，也有别于「高雅文化模式」菁英音乐相对不受市场支配的自主性（见前节）。

Attali, p.105.T.W.Adorno(1991)“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52.T.W.Adorno(1992)“Mahler,” Quasi una fantasia, p.84.在绘画与音乐，这个不对称逻辑是同样的：毕加索在绘画中夹带非洲假面与雕塑的形式（例如《亚维侬的姑娘》），表现某种逾越、传达某种震撼，被赞誉为现代艺术的前卫英雄。非洲人运用欧洲的形式，那是模仿、被同化、丧失传统；欧洲人运用非洲文化形式，则是创造、进步、包容的现代主义。

John Cage(1973)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s,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3。原稿为1937年发表于 “Seattle arts society”的演讲。

Ibid..Ibid., pp.3-4.Charles Baudelaire(1964)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Mayn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pp.12-15.Andre Malraux(1978)The Voices of Silence, translated by S.Gilbe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5.T.W.Adorno(1983)“Valery proust Museum,” prism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176-7.我出了四百元台币请两个儿子帮我作一天的研究记录，他们颇有兴致的一早开始笔记，但到了下午三点半进入东海别墅热闹的商店区，他们放弃了。

Cage, p.76.Ibid..Larry J.Solomon(1998)“The Sounds of Silence: John Cage and 4’33’’,”下载自http://#1.Brief Description and the premiere.Joan Retallack(ed.)(1996)Musicage: Cage Muses, N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193, n.20.Solomon, n.p., Retallack, p.121.Solomon, 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