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理性化的现代性的意义与重构的论文（精选合集）

第一篇：浅析理性化的现代性的意义与重构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现代性 理性化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命题。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分析现代性和重构现代性理论来说，有着经典价值和启示意义。

马克斯·韦~(Maxweber，1864-1920)，德国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社会学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以“理性化”判断现代性，表现出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其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二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了统一。他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发生的特殊辩证关系的研究和对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分析，提出了现代性问题中的“理性化”概念。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现代性”问题转化成了理性的问题，现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则变成了理性批判。韦伯这样的看法，包含着康德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但他为分析“现代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分析现代性和重构现代性理论来说，有着经典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多重意义

韦伯的“理性化”的现代性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宽广和深远的，而且，他的学说与思想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有所褪色．相反地，在此时此刻，韦伯于上世纪初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有着莫大的“现实性”，他的以理性的态度思考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思想吸引着我们不断地加以诠释，他的针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社会哲学观，认为经济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相反经济活动的形式取决于首先是宗教伦理因素的观点，引起了诸多研究学者对韦伯的经久不衰的论争。究竟韦伯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理论层次、实践层次上来归纳：

(一)理论层次上的意义

韦伯的著作没有自己特定的风格，从他的语言形式、文字使用和作品篇幅上，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全凭自己的兴趣和主题为转移。韦伯既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创立一个学派，没有在政治和学术上创造出一个主义，也没有设想出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以辩证唯物史观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历史理论体系，那么韦伯在他并不那么系统化、却有着中心主轴的思想著作中，提供了一套“开放性”理论，能够容纳各种思想的存在。在理解高度复杂的历史关系时，韦伯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在无尽的人类文明中，进行他的思想研究，不断地解释着社会现象，不断地锤炼着自己的思想。不论是在探究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组织形态、阶级组成与社会变迁等普遍课题上，韦伯丰富的现代性思想都持续地发挥其导航作用。在关注人的“理性”时，韦伯对近代西方为什么能发展出“理性的”经济组织、法律政治制度、科技知识等现象有相当完备的解释。他的“理性化”概念，概括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从“世界史”角度来比较和分析人类文明中曾经产生过的不同“理性主义”类型。可以说，他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时间性和一致性，从现代经济的理性化，现代文化的理性化、现代官僚制管理的理性化和现代个人伦理的理性化上，反应了社会和人的“理性化”。

在关注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上，韦伯并没有像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那样，一昧乐观地歌颂“进步”。他在20世纪初便提出警告，认为“理性化”本身的“吊诡”亦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发展后果：一方面是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看不清，使得“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反应出现代生活中空虚彷徨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是科层或官僚组织无形地扩张，造成对人自由的约束，“韦伯在试图描述西方社会的未来前景时，早已重重地画上一片阴霾。”“韦伯指出了当时的危机现象，现代性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不能解决意义瓦解与人类渴望自由的根本问题，甚至反而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二)实践层次上的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韦伯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科技与现代化关系，宗教与社会发展，而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发展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韦伯总是会把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联系到他的现代性思想中。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去思考现代化赖以实现的物质和精神因素，而韦伯提出的命题，无疑为后入在探索现代性的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此，“理性化”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研究现代性问题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以致有人指出：“韦伯有兴趣将向现代化的突破作为一项独特的事件，而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这事件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

通过逻辑的论证，韦伯向人们展示了新教伦理如何促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了经济理性化、文化理性化、管理理性化及个人伦理理性化。人的理想抱负、恪守天职和勤俭节约，即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基础。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少经济伦理精神。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究和挖掘这种经济伦理，它能促进社会集体意识的产生，启动自身追求的能力，选择正当的职业合法的牟利。而且，在理性的组织生产下，在争取最高的效率和效益的同时，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重构现代性：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

韦伯最深刻的洞见是对“理性化”本身的吊诡(paradox)作了说明。就早期信仰宗教的新教徒来讲，那些外在的东西，如金钱财富，是随时可以放弃的，他们在意的是灵魂的得救。但是却没有想到，长期在金钱财富的包裹下，人们已逃脱不了它的束缚。资本主义对西方人的命运来说，就像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其中的宗教思想已经枯萎，没有人知道生活在这样的壳中究竟是哪种人。于是，我们都预测不了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是继续向前发展，还是一些传统的复苏，是不得而知的，这对于在这种社会中生存的人来说，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是韦伯对于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很严厉的批判，而这个社会竟然有人会宣称已经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未曾达到的文明程度。有讽刺意昧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虽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它最后造就的是一种“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社会现象。从韦伯的文化角度上来说，这反而是一种堕落。

韦伯用传统理性为西方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在抽象的世界观里，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二分结构来陈述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最终落入“理性的铁笼”，其追求的人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价值在其中失落，现代性最终变得不可能了。我们无法从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找到一条合理的现代性出路，这恰恰给了我们从中反思的机会：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的“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完成哲学的“实践转向”来获得?

马克思尽管未曾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却有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高度客观而中肯地肯定了现代性成果及西方现代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毕生坚持和信奉现代性的自由、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价值信念。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对西方“现代性”的建构影响至深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在肯定西方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更多地从价值视野对西方现代性的悖论进行了批判。他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对现代性做出了诊断和批判．一是对法和国家的虚假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自由西方合理性。另一个是对西方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西方制度和拜物教。正是在这种诊断和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这一隐蔽的虚假主休的存在，从而颠覆了普遍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也正是在这种实践哲学对抽象实体形而上学的解构中，马克思同时发现了非抽象的、真正的人的活动主体即“实践主体”，并且将它作为了其现代性重构的奠基。“实践主体”具有理性能力、情感、信念，是处于主客体间的社会关系当中，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也即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真正的活动的主体。马克思明确说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射和回声的发展。”

但同时马克思又看到，“实践主体”应有的主体地位在现代西方社会剥夺了，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非主体”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从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中马克思发现，作为合理性的进步只是西方社会的现象事实，作为人的本质颠倒的异化才是西方社会的本质事实。这种异化导致在西方社会中，人的个性衰微，出现了所谓的“意义的瓦解”与“自由的缥缈”。

这里，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困境，即关于西方制度合理性的一切证据，都自动成为了它的不合理性的证据。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只要面对现实，重新设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现代性的潜力就一定会充分而健康地得以实现。因此，要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寻求现代性的出路，必须摒弃远离生活的抽象世界观，从理性主义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从实践理解世界，用“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们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体，是面向未来

第二篇：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要素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管理等。实现教育现代化要求必须更新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方法、教学模式、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

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以现代教育科学及其相近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服务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是以促进教育主体———人的现代化和全面素质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历史变革过程。

教育现代性

认为教育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教育现代性是用以描述现代教育的一个概念。与教育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是教育前现代性。在此，教育前现代性的语义不在于对历史过程的分界，而在于所表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即在看待两者的关系上，它以社会或社会群体为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现象的前现代性特征。二，教育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规定，也是一种以反思批判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力一式的规定。三，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它不像教育前现代性那样，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体位；它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发展或个体自由为核心取向。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1。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主张—个体主体性发展又是现代化实现的目标，“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社会改造，”。在现代性视域下的现代化是指现代性的客观社会运动或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性生长和构成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点状的现象，一种抽象的理念，那么现代化就是这一理念扩张的历史进程，一种广泛蔓延的现实状态。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因而，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正因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所以“有了现代性概念，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化。”循此而言，界定和启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绝不是一种无谓之举。

2、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侧面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是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客观社会运动或实现过程；教育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不仅支配着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方向，而且是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过程的合理性根据。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联系来看，一方面，教育现代性通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反思、批判、重建，从而调节、改造、修正、甚至重塑教育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具有时间绵延的一致性；这也即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方案的实施(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的，教育现代性的反思内在于教育现代性所持文化价值的社会运动，人们在教育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展开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例如在西方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早有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对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引发的问题的反思、批判，后又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等对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等；在我国则早有梁启超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批判，尔后又有科学与玄学论争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新儒家在文化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探寻中所展开的对文化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更切近的则是我国199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话语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等等。

（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区别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1)教育现代性指涉的是现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形态，对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应是理论取向的研究，属教育文化哲学研究范畴，它所建构的是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价值的理论模式；而教育现代化是以形成人的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品质为核心，以现代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以制度化教育为主体，建立民主、法制、开放、多元的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所以，教育现代化研究应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它围绕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教育组织形式等要素，建构以实现人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品质为目标的实践模式。(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处于不同的层面，教育现代化问题处于显性层面，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是过建立可度量的动态指标去测度；相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教育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教育问题中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它蕴含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处于隐性层面，它不象教育现代化那样是可测度的。(3)教育现代性具有普世性，而教育现代化则具有特殊性。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型态，在总体上源于西方；内发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世界上扩展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后发型或植入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的参照标准，所以现代性呈现出普世性的特点，当今，“在全球日渐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普世化的格调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具有普世性特点的现代性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代性之普世性的特征更显突出。同样，教育现代性在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也呈现出一致性或普世性特点。但普世性的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或现代化又是、也必然是与各个民族国家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传统相遇、结合的，又是各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产物，因而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又呈现各具特色的“面相”。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是普世性的，但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教育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反思，它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对教育现代性本身作出价值重估，进而对现代教育的价值进行重构。教育现代化过程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主体积极的实践过程，但相对而言，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主体性的更高体现，是主体意识的更加自觉，两者处于主体意识的不同层面。

由上可见，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者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存在学理上的分疏。所以，我们可将它们作相对分离，把它们当作两个相对独立的论域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突显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这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处置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个概念时，或者是在教育现代化范畴下来探讨教育现代性，或者是将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当作为两个等价、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来使用，没有对两者进行适当的分疏、分离。任剑涛在其“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现代化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被现代化研究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加以分析。这使得研究者的思路肴限在历史思路之中，无法解读‘现代性’之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内蕴，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方式的独特性。于是，在关于‘现代’问题的理论结构上，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了起来。”任剑涛在此揭示的导致“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的缘由—受历史思路的有限，笔者认为也是导致教育现代性问题被教育现代化问题遮蔽、未被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问题加以突显的根本缘由。

第三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

第四篇：现代性的总结与反思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从西方引入的主题，从新文学一开始就被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到了新时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它在现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中中的重要作用。

1.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研究

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这篇论文中，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内容繁复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现代的概念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新”敞开的时代。

在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问题。文章具体地分析的现代性的基本的图式和机理，对现代性进行了一个多维的整合。文中认为现代性所标志的理性文化模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作者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和制度性的维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性的构成。在精神维度上主要指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在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从而得出了结论：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的本质上“不在场”或者尚未生成。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通过对现代性本身的分析，和与前现代和后现代性的比较中，得出了现代性的深刻的反思性和内在的超越性的特点。

在郑莉的《现代性论争的缘起、困境及出路》中对现代性的论争做了基本的陈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导致关于它的论争不断。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是具有不同源流：在法国，现代性通常是在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来理解的美学现代性；而在德国，现代性则是以启蒙运动为发端的。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争，作者认为其归宿点和落脚点应该在如何时间现代性上，即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偶然性、矛盾性和不安全性，人类将如何进行一种现实的抉择。

2.“现代性”在中国

在王宁的《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展现出了“现代性的复数形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化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的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构一种另类现代性。作为一种西方的概念，中国对现代的认识大多是从翻译中得到的，文章从翻译学的角度入手，翻译本身的再创造性，使得现代性在中国的国土上，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另类的现代性。中国的的另类的现代性，消解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性代性”的“宏大叙事”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的不同遍体同样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现代性被视为一种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开放的，发展的和民主的概念；在港台则是一种与其自身的文化非殖民化相关联的现代性；对于散居海外的华人而言，现代性又常常与他们的散流状态和在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性的复数形式还体现在中国的不同的时期：一种是1919年到1949年的启蒙大计，一种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专断排他的主流话语，当下的一种指向有着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的“全球本土化”叙述范畴。文章也该指出另类中国的这种现代性的特点：既有向心力同时也有离心力，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后现代，既是建构的也是解构，既是使全球的也是本土的。

在赵景来的《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的研究综述》中，分别从五个角度对现代性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分别是：中国学者视野中的现代化，“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争，现代性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关于第一个论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的对象，而非单一的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现代性是全球化问题的延伸和展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中国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性道路的反思。对于第三个问题，作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看清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同时指出，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类文化现象。它可以概括为以下的主张：没有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象的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的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所有这些主张可以被视为仅仅是现代性主张的反题，暴露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对依赖。

3.现代性与中国文学

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对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做了一个大致的归纳。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将现代或新与传统或旧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以进化或进步的历史观念为基础，体现了一种反传统和建构未来的意识形态。其次，现代性的以上特点体现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变革，白话文运动就是一个语言的科学化的运动。第三，体现为一系列文学母题，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传统，个人与文化、阶级、性别之间的矛盾。最后，还体现为小说叙事形式的历史变迁。

在李欧梵的《现代性探寻：漫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意识新模式》中，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现代性的特点。首先是从属而不是逆反历史现代性的文学。这种历史意识，以时间和人类进步的新概念为基础，已经强化为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它也为“新文学”，即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文学创作形式提供了灵感。第二，对“新”的崇拜，与历史循环论决裂。现代首先表示“新”，五四所表达的新，其概念和价值是由连续直线发展的时间和直线发展的历史感所规定的，具有反传统的特征。“时代”概念的确定，强烈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使中国的命运不再孤立，而是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打破了中国的历史循环论，确定了历史是直线、不可逆转的进化发展过程。此外，现代性还确立了一种积极形态的英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满怀激情；与“人民愿望”结合；迎合历史趋势的潮流的英雄自我的目标，即通过内在想象转化为外部世界，是自我英雄精神和强大的历史潮流融合；世事的乐观。

在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研究的。论文以对现代文学的定性作为基础，认为现代文学具有元话语的性质，所以才使得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的可以不断被挖掘，不断被阐释。指出现代文学演进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崩溃了。文中引用了汪晖的观点：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态度的同一性”基础上的。在新时期，“态度的同一性”撤退了，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也崩溃了。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未完成的性使得现代文学被召唤成为一个整体性来使用，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同时，论文也指出了“中国现代性的困惑”，就是在80年代末对五四的批判时，对其合法性的怀疑。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的发生时被迫的，具有一种原始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现代性在它的创生地的西方也发生了分裂了，破碎了，我们在面对西方性崩溃的后果的同时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就有很大的困境。就是在在这些分裂、矛盾和悖论中，中国的现代性才变得更加的丰满。在具体对现代性的论述时，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他一方面以进化论为基础，指出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现代性追求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观点。除了新文学这一严肃文学之外的晚清文学和通俗文学现代性，这一部分一直都是被贬低的。在晚清的翻译文学中具有对于现代性的憧憬及其特定的理解和想象方式，是那些作品启发了后来的新文学的健将们。晚清的各种纸质的传媒中的各种文体的出现，都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疏离，它所展现的一种自由的氛围使新文学得以发生。在通俗文学中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现代传媒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性是在通俗文学中慢慢的拓展的。最后指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对立共生与蜕变的关系，正好体现了现代性的多面性格。

在严家炎和袁进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中，把现代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依据，并且从思想上和审美上对它进行了分析。文中给现代性的定义为：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文章以现代意识为切入点，认为现代意识是现代性的体现，以此来分析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印记。从文学存在的目的上、创作方法上、文学概念的确定和文学观念的改变上来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因素。最终得出来一系列的结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文学都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的现代性既不会被写实主义所独占，也不可能被现代主义所包办，写实主义之外的其他文学都曾经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过贡献，现代性本身就是宽广多样的，后现代性也是属于现代性的一种补充，从属与现代性的范围；文学概念独立的过程也是现代性的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的不断变化也体现了现代性。

在《现代性话语场地里—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各个学者都对现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充分的展示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和它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文中

从以上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对现代性的内涵、特征和在西方的发展状况作如下的概述：

1.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后所产生的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新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文化体系。

2.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强调个人主义的人本精神，主张自由主义，提倡民主政治和社会，推崇时间意识和进步发展的观念等等。

3.现代性本身具有悖论性和分裂性。它强调个人自由或者权力至上，就无法保证人际的平等。资本主义强调人们摆脱束缚，追求自由，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具理性的迅速发展，人们却承受着失去方向和失去意义的不安全感。现代性对理性的过分追求，是否真的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等等。4.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代性以一种宏大叙事的神话确定其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达到了人们对它信仰的高潮，其后出现了各种的分裂。在19世纪，现代性在西方发生了分裂。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作为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的产物的现代性；一种是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在相互发展中日异敌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分裂和颓败的后果是20世纪初被斯宾格勒称为“西方的没落”的现代文明的危机。

西方现代性经过了一个近乎抛物线的发展，到20世纪步入平稳期。随着后现代的出现，人们开始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思考现代性。就在此时，现代性引入了中国，开始了现代性的中国化过程。

第五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苑灵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