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新民乐探讨的文献综述论文（精选合集）

第一篇：小议新民乐探讨的文献综述论文

摘要：新民乐，一个现今正如火如荼，却也饱受争议的音乐现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新民乐是否能取代传统民乐成为民族音乐的主流，更多的是新民乐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作为一项新事物，受到非议和批评时无可厚非的，这可以促使其更好地进行反思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认清发展的前景，更好地进行理性发展。本文主要是从新民乐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与传统民乐的比较以及新民乐的不足之处和其发展前景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探索适合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民乐；传统民乐；优势；不足

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曾经出现过许多类似“新民乐”的概念，比如：新民歌、新歌剧、新音乐文化、新音乐运动、民族新音乐、新秧歌运动等。这些概念都在强调一个“新”字，“新民乐”也不例外。对于“新民乐”的概念，马晓南在他的《关于“新民乐”的思考》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所谓‘新民乐’，就是指那种用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作为素材来源，用中国的民族乐器并结合西方现代音乐文化中特有的编曲和配器手法、演出形式、多媒体技术以及包含了欧美文化模式的商品偶像、品牌等观念而形成的有独特视听效果和时代风格的新的民乐演奏形式。”[1]新民乐的产生、发展、不足与它的前景，是很多人十分关注的问题，影响到新民乐乃至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走向。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广纳大家之言，初步论述新民乐。

一、新民乐产生的原因

民乐是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但近几年来民乐始终处于低谷,老百姓不爱听,音乐专业人士不愿去研究,偶有喜欢民乐曲的,也多是一些老者,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情去欣赏一下而已。民乐的低迷促使了新民乐的产生。

（一）新民乐产生的第一大原因——音乐文化间的融合渗透

高敏在《也谈“新民乐”》一文中对于新民乐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叙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也越来越明显。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中国音乐出现了中西结合的音乐模式。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在音乐的表现手法上，包括演奏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音乐本身转向音乐的外在表演形式，那种身着旗袍、正襟危坐的传统民乐演奏形式已经越来越难吸引人们的关注了。演员的身材服装是否匀称漂亮，舞台是否华丽，表演是否有激情，音乐是否够动感成为受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就为“新民乐”的出现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时机和背景。[2]

（二）新民乐产生的第二大原因——新科技在新民乐中的运用

对于新科技在新民乐中的运用导致了新民乐的产生这个方面，刘金祥在《浅议传统民乐与新民乐的可融合性》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民族乐器在演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每一个乐器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音色单调，难以融合。而MIDI技术的运用则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缺陷，使音响效果丰满，能很好地烘托舞台效果，增强音乐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因而，民族乐器与电声乐器的相互配合使得新民乐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3]

（三）新民乐产生的第三大原因——市场经济对音乐的影响

闫苏在《由“新民乐”产生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这样写到：传统民乐只是听觉上的享受，而新民乐则是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在以前只有广播的时代，音乐都是用听的，传统民乐的局限性也就表现不出来，而在今天这种媒体为主流的时代，仅仅是用听的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媒体的产生使人们更倾向于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由传统舞台的平面到新民乐舞台的立体；由传统舞台的灯光的一成不变到新民乐灯光的扑朔迷离；由传统民乐舞美的平淡单调到新民乐舞美的丰富多彩,构成的一幅幅动感画面无不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使得新民乐的产生成为必然。[4]

二、新民乐与传统民乐的比较

无论是在音乐作品、音响变化，还是在现代化的演出造型、艺术的包装手段上，新民乐都有全新的突破。

（一）音乐作品

倪俊在《谈谈“新民乐”》中认为音乐艺术作品是时代的反映。传统作品的内容政治思想色彩浓厚,反映社会及时代的变化,即使作品流露出来的风格也是清新流畅、欢快自如的,但主题动机却是严肃的。而新民乐作品透出的旋律内容多是以人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为素材,不像传统民乐那么复杂,内容除了具备传统民乐的风格外,更多的是轻松活泼、自由的。人们在美妙的旋律中感受新民乐带来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舒畅。[5]

（二）音响多层次化

刘金祥在《浅议传统民乐与新民乐的可融合性》一文中就音响的多层次化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传统民乐的旋律结构模式稳定,音乐线条缺少律动感,色彩也较为单一乏味,加之传统的伴奏模式及配器手法也让中国的音乐更为古典沉厚,就像娓娓说道的长者,话音让人深思让人回味。而新民乐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旋律结构模式具有多变性,运用了电声乐器并使用丰富别致的配器手法。用现代的西方音乐形式改编京剧和昆曲等中国传统音乐,用民乐演奏爵士和拉丁,用流行乐的编曲改造传统民乐,电子乐的伴奏,大量炫技的独奏和反复的高潮,运用MI作,使音响的变化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色彩丰富绚丽。[3]

（三）现代化的演出造型

在现代化的演出造型方面，多篇文献中有所提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叶婷的《新民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表达》一文。新民乐的演奏,从发型到服饰再到表演形式,摆脱了传统民乐的演奏模式,乐器大到古筝、扬琴,小到二胡,都可以随意在舞台上活动,演奏者方便自如,同时动感十足；用弹吉他的方法弹奏琵琶,用各种演奏技巧弹奏古筝,突破传统的演奏模式,摒弃了民乐的保守、封闭、刻板的理念,打破了以往正襟危坐的音乐会的沉闷,取而代之的是随心的自由。[6]

（四）现代气息的包装手段

何晓兵于《新民乐：传统民乐的“XX”版？》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乐中还没有用高科技手段去强调舞美的效果,灯光上的一成不变,舞台是纯粹静态的。新民乐中运用了升降舞台、冷烟火,使演出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舞美气象万千,不断变幻的灯光、弥漫的烟雾、空中旋转飘散的气泡、翩然飘降的彩屑和鲜花,古老的中国民乐、华丽的西方演奏技巧，再加上精心编排的动人乐曲和流行化的包装方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7]

三、新民乐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不足

尽管以“女子十二乐坊”为代表的“新民乐”已经在国际上红透了半边天，她们所创造出的辉煌让每一个中国人骄傲。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新民乐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通过对各位专家观点的综合与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新民乐缺乏一套合理的理论作曲体系

宋政认为，新民乐目前并没有艺坛合理的理论作曲体系，因此它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演绎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严谨、不合理、非艺术的因素。音乐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作曲家的创作。现代中国音乐进入了以专业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为主体的时代，中国音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专业作曲家的作品体现出来，仅仅看民乐演奏家的创作、音乐制作人的改变等非作曲家的努力，是成不了大气候的。[8]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曾说：“本国音乐家真正为本土音乐创作刻不容缓。民乐是我们的民族语言，如果创作上能将作曲技巧和民族乐思结合得更好，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流传的更为广泛。此外，如果能够从乐器的性能、音色等方面进一步发掘，民乐创作可以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似乎应当引起当代作曲家的思考：如何创作出民族化、现代化、有中华民族风格和气质、有高雅品味的音乐作品，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丁继平在《带着传统的温馨，走向艺术的成熟——关于中国新民乐创新的几点思考》中的理解是：如果没有艺术理论上的正确引导与认识，新民乐难免会走向“完全商业化”的歧途，这都应是新民乐兴起的初衷。[9]

因此，作为新生事物的新民乐，还有待于理论批评家的关注和扶持，从而更好的成长。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关于新民乐的理论批评与研讨，并没有在音乐学界的相国音乐理论家视野中引起更多地注意，更少见有系统、深入而又影响力的专题理论研究成果，这无疑是新民乐发展的不利因素。

（二）新民乐对西方文化只能借鉴不能盲从

关于新民乐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倪俊在他的《谈谈“新民乐”》中有着较为具体和深刻的阐述。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必然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中国文化重人、重感情的艺术观点和注重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形成了偏于抒情与表现内涵的传统文艺的美学观点，并强调艺术的意境美和以潜移默化作用于审美客体。而西方文艺美学更侧重于模仿和再现客观，寻求美与真的意志，于是它首先发展起雕塑绘画、史诗戏剧等模仿性较强的艺术，认为“只有找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创造出来的艺术才是美的艺术”,形成了西方文艺注重感官美的文化传统。[5]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心”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西方音乐中心论”，以至影响甚至牵制着中华民族音乐的反战，产生出诸如“中国乐器的音色不够优美”、“交响乐体现着现代文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尺”等观点。然而，任何时候、任何时期都不会有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文化价值标准，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以这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为基础，并受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代的限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社会制度，都不是西方欧美国家的模式，它寄托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和情感，贯穿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或片面地以西方音乐模式来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否则，只会让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断裂，逐渐被西方文化取代而不复存在。

（三）新民乐必须突出中华民族音乐自身特色

叶婷在《新民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表达》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乐必须突出中华民族音乐自身特色”的观点。综观中华民族音乐的发展，传承和流变是主流，但到了近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民众的民族文化意识淡薄，民族音乐卓见遭到冷落，在音乐教育领域，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专业音乐院校的教育则普遍采用欧洲音乐体制，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均以西洋音乐为主，整个社会学习西洋乐器的人数远远超过学习民族乐器的人数。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世界文化的大融合是必然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民族音乐一定要以某种音乐形式作为衡量标准，逐渐走上同一化。[6]因此，在这种趋势中如何让我国民乐继续拥有一席之地，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民乐更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如果认为新民乐的国际化就是用中国的民族乐器将旋律简单地爵士化、摇滚化，再放到国外市场去火爆一番，将自己的特色退却去追求所谓的“与国际化接轨”——种种狭义的国际化，将会失去我国民族音乐自身特色。

（四）新民乐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

宋政在他的《从“女子十二乐坊”透视民乐的创新》里谈到创新与继承的关系的时候，是这样叙述的：我国近现代队发展民族音乐进行种种探索的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发生着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南美人将他们独特的民族音乐流行化处理后，在全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人在将西方音乐和乐器印度话后，继续向世人展示着印度音乐绚丽多彩的独特风貌。面对古典音乐在西方出现的困境，西方音乐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寻找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结合点，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归结他们的成功之道，再综合前面对国外一些国家民族音乐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在追求着本国民族音乐的国际化，走着世界音乐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们是建立在对自己本国文化及音乐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并在音乐中保留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才会让他们的音乐真正成为世界音乐，因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才越具有国际语言。而我国历史上民族音乐的成功传承和发展的关键也在于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谭盾、瞿小松、陈怡等作曲家，在他们的交响乐作品中大量运用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和民族乐器，成为他们在西方成功的关键，冯晓泉以新疆塔克民族的原始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雪山》，而《雨中花》也是根据明代“茶陵诗派”诗人李东阳的同名诗而作，这些都成为新民乐的典范。[8]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曾说过：“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一般认为是全人类的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10]中国的民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瑰宝，它揭示着中国民众独特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好，尤其是把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民乐之“灵魂”要传承好，这也是新民乐发展之根本。但是，继承的目的不是因循守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加强，音乐文化也必将循着跨文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作为走向国际化的新民乐惟有坚持不断创新、不断交流、不断融合的路子，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四、新民乐的发展前景

马晓南在《关于“新民乐”的思考》一文中提到：新民乐的发展是坎坷的，是历经磨难的。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就遭受到了众多人的质疑，但也同样被很多人所吹捧。它的发展前景是不明朗的，但也是充满希望的，与传统民乐的融合，取长补短，将是它的必然道路。[1]

“新民乐”作为一种新的民乐演奏形式，在它诞生、发展的初期遇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批评甚至不理智的声音可以说是必然的。也许，这些反面的声音的出现对还处在“襁褓”中的“新民乐”来说并不是坏事，至少，它可以提醒“新民乐”要认清自己，面对火爆的市场反应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新民乐”要想真正闯出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一方面要深入民间，汲取传统民乐的精华，深入研究传统民乐的特性；另一方面，要真正消化吸收西方现代音乐文化中的精髓，在音乐商品市场中，在成功的市场机制运作下，将两者很融洽地结合起来。“新民乐”绝对不应该丧失民乐本来的味道，绝对不是民乐独奏再加上流行的伴奏，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应时而动的现象，之所以以“新”冠名，是因为人们注意到了它的成长势头。“新民乐”的中心仍是民乐，而所谓的“新”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及中国音乐有着深厚理解的基础上。作为走向国际化的新民乐惟有坚持不断创新、不断交流、不断融合的路子，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如今的新民乐，其发展是明朗的，也许它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乐在中国乃至世界大放光彩，也许也会如同泡沫一般销声匿迹于时代的新潮流之中。它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下，也同时被很多人所看好。可以这么说，“新民乐”是在赞美和质疑声中产生和成长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新民乐”比传统民乐更具有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现在专家们对于它的意见不统一，主要还是因为它是一项新生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论体系，还没有走向成熟，形成系统。与传统民乐相比，它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传统民乐是我国音乐的根本，是不可丢弃的。我认为如今发展的关键是汲取传统民乐的精华，理解传统民乐的内涵，将传统民乐与新民乐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相信质疑声中的新民乐会走得长长远远，走出一条中国音乐发展的新道路。

参考文献

[1]马晓南.关于“新民乐”的思考[J].美与时代，2005（2）.[2]高敏.也谈“新民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3）

[3]刘金祥.浅议传统民乐与新民乐的可融合性[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4）.[4]闫苏.由“新民乐”产生引发的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倪俊.谈谈“新民乐”[J].湖北社会科学，2002（7）.[6]叶婷.新民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表达[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3）．

[7]何晓兵.新民乐：传统民乐的“XX”版？[J].中国音乐，2003（1）.[8]宋政.从“女子十二乐坊”透视民乐的创新[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6（4）.[9]丁继平.带着传统的温馨，走向艺术的成熟——关于中国新民乐创新的几点思考[J].艺术教育,2006（5）.[10]Susan.APrimerOnChineseMusicInstrumentsReleased[J].China&theworld(cultureexchange),2006(2).

第二篇：广西民乐论文

广西民乐赏析

在大学选修课中，与音乐有关的课程无异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或许一开始选修这门课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学校有关校选课程的学分要求。不过，一个学期的课程的熏陶，也使我明白到，音乐的美感就不能为学生所感受，不仅是学生的损失，音乐本身也会黯然失色。音乐之美，是永无止境的美，它是生活的提炼，是内心的独白，是大自然声音的升华。音乐，如浩瀚天空里璀璨的星星，丰富了我们的想象，诗意了我们的生活，深刻了我们的生命，陶冶了我们的情操。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年轻，充满朝气，追求新奇的东西，爱好享受生活。在MP3、MP4、IPAD等充斥在大学生活的今天，音乐歌曲无疑是紧贴近我们生活的存在。音乐不仅是人类杰出的艺术创造，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审美需要。在闲暇之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非常便捷的沉迷于自己所崇拜的歌星，享受着能给我们紧张的工作、学习带来轻松和愉悦的流行音乐。无论是在文化广场、大街小巷，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在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音乐酒吧，听流行歌、唱流行曲不仅是当下百姓尤其是年轻人音乐审美消费的一种追求和时尚。

来势凶猛的流行歌曲虽然占据了中国音乐文化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音乐表现形式从此销声匿迹。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标志之一的民族音乐，以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综合审美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极大的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影响并引导着人们艺术审美情趣的变化。

音乐是由情而发，纵贯历史，横看中西，文明的发展中总有音乐这个重要的角色去推动着，从远古的诗经的朴素到唐诗宋词的华丽和缠绵但元曲的现实和丰富，它们不仅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加之中国传统古典乐器就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繁荣发展史，我们不禁赞叹：古人用他们特有的智慧让我们后代人体会到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传世经典，一直到后来的民族音乐的盛行，中国几千年的音乐风格在经久不衰地传递着华夏民族最具特色的东方文化。

我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传统文化背景、人文心理素质、地方语言、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多姿多彩、各有所长的。藏族歌曲粗犷奔放，蒙古族长调辽阔悠扬，青海花儿高亢嘹亮，江南小调清新隽秀等等，这些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演唱，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构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音乐宝藏。

中华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又如民族乐器，早在两千多年的周代就有七十多种乐器了。现在经常使用的乐器已达两百多种。按其演奏方法和性能，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类，这些乐器既能独奏，又能组合成各种形式和乐队进行重奏和合奏，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民族器乐有各种乐器的独奏、各种不同乐器组合的重奏与合奏。不同乐器的组合，不同的曲目和演奏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器乐乐种。

在音乐课上，我们听了山西民歌信天游、走西口，江苏扬州、六合一带的民间歌曲《茉莉花》。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也会孕育一方文化。环境可以造就某种文化，文化也可以改变人文环境，而一切文化又都具有其音乐属性。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西是个爱歌、善歌民族聚集的地区，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在这里，人们表现出崇智、重情、向往自由，轻钱财、重人品、鄙权势的价值观。这些特质常常明显地反映在民歌之中。在广西各族的民歌中，主要的是山歌，此外，劳动号子、水歌、渔歌、谣歌、儿歌、酒歌、风俗歌等也非常丰富。同时，广西少数民族众多，而且都有着自己丰厚独特的民歌和自己传统的唱歌节日，如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做娘”、侗族的“会期”、苗族的“赶坡”和“坐妹”、仫佬族的“走坡”、京族的“哈节”等。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汇成，使得广西“歌海”之誉广传天下。广西民歌具有很深的生活积淀，民间生活是广西民歌生存的源头。

广西民歌和广西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着广西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和生存要求。广西民歌保存着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记忆，承载着广西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是族群意识、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在广西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唱歌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少数民族的心理生态常常是靠歌来维持的，他们通过唱歌来述说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悲痛时歌其心，高兴时歌其悦，劳作时歌其事，娱乐时歌其情，歌中包含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认为唱歌可以把心里的苦闷或快乐倾诉出来，可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民歌的实质和功能而言，其实每一次演唱过程所表达出的就是一出活生生的人生戏剧的展演，在一次次重复的演唱行为过程中，一个民族的生命观念、民族性格等精神特质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以印证和加强，并内化为广西各少数民族人民精神世界中一种特有的心理观念和生命意识，在长期的文化碰撞中维持着整个民族心理生态的平衡。这恰恰就体现出了广西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性，他们单纯淳朴、豁达包容、坚韧乐观、热情友好、坦诚率真、敢爱敢恨，而广西民间歌曲经过长期的不断演化和积淀更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多元和兼容，含蓄和幽默，自信与和谐，实效性和适应性，民俗性和大众性等等。这些特质在广西民间歌曲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也可谓表现得俯拾皆是。为把民歌发扬光大，从1993年起广西开始举办国际民歌节。人们在国际民歌节上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共同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民歌成了飞架于广西各民族与全国各兄弟民族及世界民族之间的彩虹。音乐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促进和延续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这也是广西民歌能在民众中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民族音乐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只有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时，民族音乐还需要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阔胸襟来超越自身，这是民族音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途径之一。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都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来取得自身发展的。我们渴望涌现更多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新作品，来丰富民族音乐艺术的舞台，同时，更企盼中国大地多民族、多地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共同繁荣。

在老师生动形象的讲解下，我渐渐对民乐有所了解，并逐渐喜欢上了它，并通过这14周的学习，陶冶了情操，提升了自己的品味，我觉得，对于我们工科学生来说，这节课不仅仅是选修课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民族乐曲使我在复杂的工科理论学习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品味的提升。这门课无论是老师还是课程都让人感觉到一丝放松与诚意，轻松的上可氛围，老师生动的课程讲解，引人入胜的动听歌曲，无不是吸引人之所在。我想中华民族巍巍五千年，华夏优秀文化旷古烁今，文学之美，艺术之美，皆传于世；诗文，古画，音乐，智慧等传统文化门类各书异彩，民乐以她的气质，所蕴含的历史特色当之无愧的谱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

第三篇：论文文献综述

一、马克昌的观点。马克昌在《刑法学》中认为两罪的区别主要有：“

1、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必须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4种人；而诬告陷害罪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犯人。

2、客观行为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即是以利用职权或国家权力为前提条件，而诬告陷害罪是捏造他人犯罪事实，进行告发，且行为的实施不要求必须利用职权进行。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权诬陷他人的，则要从重处罚。

3、手段方法不同。报复陷害的手段，既可以用捏造事实（不能是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报复，也可以利用客观存在的某种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进行报复，而诬告陷害罪必须是以捏造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

4、犯罪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5、犯罪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以楔私愤报复他人为目的，而诬告陷害罪则以使他人受刑事处分为目的。”[1]

二、袁广林的观点。袁广林在《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差异在于：“

1、犯罪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犯罪客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报复陷害罪的客体仅仅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3、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诬告陷害罪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报复陷害罪则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

4、犯罪行为侵害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张国斌、宋志伟的人。

5、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1]

三、兰惠君、周伟萍的观点。兰惠君、周伟萍在《浅论诬告陷害罪》一文中对两罪的区别阐述为：“

1、不同：报复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2、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对象是一切公民。

3、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是一般主体。

4、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5、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一般报复目的；诬告陷害是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2]

四、张国斌、宋志伟的观点。张国斌、宋志伟在《诬告陷害罪 报复陷害罪》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的主体。

2、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可以是国家干部，也可以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依刑法规定，必须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检举人以及举报人、执法人、证人。

3、告陷害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不取决于诬告陷害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可以直接通过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来实现。

4、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最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的犯罪行为，但是其犯罪手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不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对诬告人进行刑事追究，只能假借司法机关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是以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的办法企图借助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达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报复陷害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利用职权之便指使要挟他人利用职权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行政上的整治。

5、两种犯罪的构成对于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按照法律规定，诬告陷害罪，主要行为人实施了捏造犯罪的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告发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至于被诬告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是否造成了某种危害后果，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及后果的轻重、大小，在量刑时应作为情节予以考虑。而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后果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1]

五、王敏的观点。王敏在《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2、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4、陷害的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受害人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而诬告陷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2]

关于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的讨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专家对两罪的区别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两罪都同时具有陷害的渊源，容易产生混淆，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区分：

一、两罪客体的界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两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其中都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是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和举报权；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从侵犯的对象看：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人；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

二、两罪客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陷害行为，但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和申诉人等侵害对象进行打击报复，其中行为人滥用自己的职权是必不少的要件；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告发。

三、两罪主体的界限

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四、主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都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有陷害他人的目的，但是行为人产生陷害目的的内心起因不同。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是因为被害人依法行使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等民主权利，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行为人的利益而产生报复意图；诬告陷害罪的起因则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的、生活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等。

五、两罪构成要件的界限

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也就是说，报复陷害罪并不是情节犯；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

六、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七、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报复陷害罪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诬告陷害罪则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八、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九、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综上，国内学者对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尚未达成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今天，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明确此罪与彼罪对于法学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论文文献综述

武汉纺织大学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院系名称

外语系 专业班级 英语21002班 学生姓名

XX 指导老师_ XXX

文 献 综 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语作为一种世界应用广泛的语言，在世界交流大舞台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性，熟练应用英语已经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必备素质之一。正是英语的重要性，旋起了全国学英语热。中国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未来，自古中国有句古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幼儿英语学习在我国日益受到家长、幼儿园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以母语为基础，英语为特色的双语教育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能力。合理的分配双语教育的比例，以习得为主、学得为辅的方法实施英语教学。小班，侧重于培养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及听力，激发幼儿参与英语活动的积极性；中班着重培养幼儿正确发音，掌握常用单词，进行简单对话的能力；大班注重培养幼儿学习和运用英语的基本能力和技能，掌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最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通过学习，使幼儿掌握丰富的词汇和日常英语，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感受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思想。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

我国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文化奴役时期，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初。幼儿教育在清末时开始有初步的发展,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

第二个时期是中洋混杂时期,从1922年到194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教育,主要受欧美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影响占主位。中华民国时期,政府无暇发展幼儿教育事业。所以官办幼稚园发展不大,民办幼稚园和外国人办的幼稚园较前有明显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英语空乏时期,1949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中国处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国内外各种情形都比较复杂。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破坏,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以苏联模式为自己的模式,各级各类学校把俄语作为外语,英语教育受到极大的政治局限,所以幼儿英语教育作为当时尚未得到重视的教育阶段,未能深入开展。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至今。在本时期里,中国国力日益增强,英语不再是英美等国文化渗透的工具,也不再是英语国家的专利,是世界人民共有交流工具,中国毫不例外地学习和使用这个工具与世界各国交往,振兴中华。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前教育理论界对“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关注始于八十年代，但广泛地探讨这一问题却是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表现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赞成者认为，儿童早期是学习外语的关键期或最佳期，幼儿学习英语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反对者认为，幼儿学习英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学习负担，会将英文字母与汉语拼音混为一团，不利于幼儿到小学去学好汉语拼音。学前儿童说外语只能通过非正规的习得方法而不能通过学习方法去获得，而目前国内缺乏习得的条件和环境，“在我国，让年幼儿童学外语既不科学亦不经济”。第二，关于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组织实施研究，具体表现在教育目标、教育效果和教育指导书等方面。

根据对所占有资料的分析，幼儿英语教学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2.1．关于幼儿英语教学目标的研究

语言的多元化倾向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学前儿童的英语学习应该在让幼儿学好母语的前提下，为幼儿提供多元文化的语言环境，引导幼儿学习英语。在我国所谓的英语教学，包括英语在内的任何其他语言及其教学，在通常情况下都应成为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即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学)。幼儿园双语教学的提法不够准确，恰当的提法应是幼儿园英语教学(雷秋云，2003)。陈颖(1999)将幼儿英语教学目标定位在四个方面：第一，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为日后的英语学习打下基础。第二，培养幼几幼儿初步的英语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第三，培养幼儿对英语语言的敏感性。第四，帮助幼儿了解英语语言国家的一些粗浅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知识

2.2．关于幼儿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

国内研究表明(高敬，2004)，幼儿英语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把英语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外语教学课程的教学式模式，另一种是把英语作为一种教育媒介、工具来组织幼儿一日活动或半日活动的浸入式教学模式。黄渊柏和张文兰则认为幼儿英语教学共有六种教学模式：第一种是学科英语教学模式；第二种是“全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第三种是以主题活动课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第四种是全新的“多媒体互动英语”教学模式；第五种是浸入式整合性课程模式；第六种是交际法教学模式。在这些教学模式中教师的语言输入是幼儿园英语教学的一个关键。

2.3关于幼儿英语教学策略的研究

美国萨拉赫·德尔森指出：“在语言教学中，少儿学习要主动，而不是被动：他们要参与各种语言训练活动；他们要开展有意义的操练，并使用语言去完成这些操练。”。阿贝探讨了在自然中如何连贯的表达语言，意识到少儿是整体连贯的而不是靠通过分析来理解事物。⋯国内学者在探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从心理学、语言学等角度探索英语教学的理论，提出了英语教学过程主要包括英语输入、英语习得、英语输出、英语背景四个变量，因此，研究者针对英语教师的教育机智提出了以下要求：提出应确定好幼儿英语学习的方向，选择好适合幼儿所学的内容；不同年龄的幼儿，学习的重点和难度应有所侧重。束定芳和马相明另外还指出：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教学方法并与自己的教学目标和环境结合起来，选择其合理之处或于我有用之处而用之，具体包括：直接法(The Direct Method)、听说法(The Auidio．Lingual Method)、情景教学法(The Situational Approach)、交际法(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沉浸法(immersion)、全身反应法(TPR,Total Physifcal Response)、整体语言教学法(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其它的学习方法还有：模仿法、感官综合法、表演法、游戏法、随机法、使用应验法、示范法。余珍有(1998)在全面分析我国幼儿园英语教学方法上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我国幼儿园英语教学方法存在两种倾向：成人化倾向和西洋化倾向。所谓成人化倾向是指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更多的是借鉴了中小学的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如以上所说的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和视听法等，但是如果“结合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宗旨和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等来考虑，这些方法明显不适于幼儿园英语教育”。

3、幼儿学习英语的优势

(一)心理障碍小

大人学习英语时，会介意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发音是否标准，说错了会觉得没有面子；而小孩子的“语言自尊”尚未形成，只管学舌好玩，自然就不会有心理压力，抗拒英语的学习。

(二)母语发音尚未定形，口腔肌肉弹性好

人的发音器官，与身体其他器官一样，在青春期前皆处于发展 状态，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就语言发音而言，幼儿期是最佳的学习时间。例如，从外国回来的3岁小孩，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掌握中文的发音。那是因为器官会配合这些语言发音系统调整形状，发出这些语言需要的各种声音。而过了青春期再学习另外的语言，由于发音上会有一些限制，就会产生所谓的腔调问题。但这并不表示青春期以后就不可能学好另一种语言，只是说明成人在发音上会有限制，需要花费更大的工夫才能达到幼儿时期所拥有的发音弹性。

(三)记忆力好、模仿力强

幼儿从出生后，就能够从各种情境中不断吸收、记忆所听、所看以及触摸到的东西，渐渐地组成有意义的概念。而从一二岁开始，孩子就能模仿大人的自然动作及语言发音。例如：“车车”=“Car”、汪汪=狗=Dog。幼儿在努力去模仿成人运用的语言，并尽力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用语言与他人进行日常交往，通过语言学习知识、获得经验，并以一定有效的方式在记忆中储存、整理、归纳。

(四)学习要趁早

语言的学习，需要靠时间来累积词汇量；而语法的掌握，也必须在时间和经验中修正改进。越早的学习英语，词汇量也就越丰富，孩子就越能将意思表达清楚；而掌握语法的能力越好，孩子就越能将英语流畅地表达出来。

4如何平衡幼儿英语教育

通过这篇论文，以我自己的角度探讨如何促进城乡幼儿英语的公平共同教育：

（一）政策扶持，均衡经费投入

政府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过程中政府应承担重要的直接责任。因此，在幼儿教育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及相关行 政部门需要参与其中，制定政策，提供帮助，并从立法角度和职业道德层面严格要求幼儿教育实施者遵守保障乡村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幼儿教育的差距同时，均衡经费投入，对于乡村幼儿园，要参照城市幼儿园的建设标准，逐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幼儿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乡村幼儿教育政策倾斜，加强师资建设，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尽量缩小城乡幼儿教育巨大差距，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公平，为乡村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积极探索，发掘本土教育资源

城市幼儿园建设完善，设施配备齐全，教师学历高经验足，有利于多途径高效率开展幼儿教学在乡村不健全的幼儿园建设条件下，开展幼儿教育不能完全照搬城市模式，必须积极探索适合乡村的幼儿教育方式方法 陈鹤琴先生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在乡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伟岸的高山，有秀美的河流，是农林牧渔业的天然场所，是休闲旅游的上佳去处，是可以区别于城市的鲜明特色 充分利用这些特色资源，探索释放其教育价值，丰富乡村幼儿教育内容，独树乡村特色教育及幼儿特色教育旗帜。

区别于城市的普遍与共性，乡村隐藏着许许多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比如，民间游戏内容丰富这些游戏无需购买昂贵的操作材料，就可以组织起实施来，可以达到教育幼儿的目的，符合各地乡村幼儿教育的实际经济情况因此，乡村幼儿教师可以精心筛选和改编民间游戏，为己所用，为幼儿教育所用。

（三）交流合作，共享城乡优质教学资源

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城乡幼儿教育可以加强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城市幼儿园尤其是公立优质示范幼儿园，教学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理念先进，办公经费充足 虽然乡村幼儿园在政策扶持经费和师资力量等方面与城市幼儿园有较大差距，但乡村幼儿园独倚自然山水这个大平台，具备乡村得天独厚的资源特色通过城乡幼儿园合作办学，可以逐步改变乡村幼儿园办学条件不足的现状，共享优质资源，培养当地师资，提高管理经验和教育水平，促进乡村幼儿教育的发展 城市幼儿园则可以适时带领城市幼儿深入乡村，切身感受与领略大自然的原始魅力，有利于促进城市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全方位知识结构的架设与基本生存能力的提高 显然，打通城市幼儿教育和乡村幼儿教育的合作渠道，互补城乡教育优势，深化教育改革，是缩减城乡幼儿教育差距的有效措施。

今天的幼儿是明天的青壮年，祖国的未来即是城市幼儿的未来，也是乡村幼儿的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提供给城乡幼儿同等谋求发展和成功的机会，就要从改变城乡幼儿教育差距开始 这既是城乡幼儿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立世界名族之林的需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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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ria Montessori, 2002.How to Guide Your Child to Read and Learn,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第五篇：城市规划论文文献

关于加强中小城市用地规划管理的探索与思考

摘要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城镇化发展是全面推进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人口的大量转移和集聚，必然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和需求。加强中小城市用地规划管理是合理配置土地、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的最重要途径。本文着重就中小城市用地规划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几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其他中小城市的规划管理有所借鉴。

关键词:用地规划管理；中心城市

（一）、当前中小城市用地规划管理现状

1、用地规划管理依据

我国的城乡规划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体制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法制建设取得一定成绩，1989年和1993年，《城市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先后出台。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述的„法„条例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城乡二元分治体制，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乡规划法》解决了土述弊端，并在法律上第„次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法律地位。《城乡规划法》第38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该条明确了控规是用地规划管理的直接法律依据。201 0年7月1日，《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对如何实施规划管理更具有操作性。

2、用地规划主要工作及做法：

①、规划编制工作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城市人民政府或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当地政府要求，牵头负责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并按照《城乡规划法》和《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要求，履行报批程序。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规划主管部门或区政府根据城市发展需要，组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控规必须依据总规并且不得突破总归相关规定和要求。城市设计或地块方案编制工作。有的重要地块还会在土地出让前，要求组织编制城市设计或地块方案。不论是城市设计还是地块方案均不得突破控规要求。

②、土地幽让规划条件确定工作

土地出让规划条件应当明确出让地块的位置、范围和面积，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退让、绿地率、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必须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规划要求，以及有关规划引导要素，并附规划用地红线图。需要建设单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应当在规划条件中予以明确。因规划条件直接影响到建设内容、土地价格，因此，规划条件除处室会审外，局里也要会审，对经营性用地要报给市政府分管领导有的甚至是市规划审查委员会组织审查，以保证地块规划条件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③、规划条件变更及监管工作

规划条件变更主要包括出让前规划条件变更和出让后规划条件变更两类。出让前规划条件变更的，主要涉及控规变更，这就要求编制部门要按照《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要求，履行变更报批程序。出让后规划条件变更的，除按《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45条执行外，还需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及市政府文件要求履行组织专家论证、变更公示、报政府批准、函告国土、监察部门等手续，以确保规划严肃性、法定性。

（二）、用地规划管理存在问题及根据分析

1、总体规划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性

由于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间、审批时间均较长，有的从开始编制到审批结束要超过2、3年。在规划时限上，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通常为10-20年。而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少有哪个城市能按批准的总规实施10年以上的，中小城市更是如此。宿迁市1996年成立地级市，当年完成第„轮总体规划编制及审批工作，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原有规模己无法满足城市发展需求，到200

2年不得不进行第二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样，到2008年，开始着手第三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未完成总规纲要论证工作。而总规不批准，超出原总规范围外的区域，就无法编制控规，用地也就缺乏法定依据。由此可见，总规时间的滞后性„定程度上影响了用地规划管理工作。

2、控规存在不同程度的可操作性问题

①、规划控制的刚性与市场需求的弹性之间的矛盾

现行控规的控制内容强求统„、面面俱到。2006年实施的《域市规划编制办法》将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6方面的内容规定为强制性内容。但在实际的控规编制中，相应的控规内容包括十余项要素，这些控制内容。经编制完成，即成为„个个“死的”指标。但是，善变的市场发展热点不断转移，土地开发模式不断变化，房地产销售热点及模式也在改变，且政府、企业等多元的开发建设利益主体并存，在多变的市场需求面前传统控规显得过于僵化。控规的编制与实施是„个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概念。控规的编制与实施必定是„个动态的过程，传统控规仅强调控规的空间层面，而对规划本身的动态性、时效性体现不够。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要求控规的控制内容更具弹性，要求研究控制指标的弹性和应变范围，使之控而不死，变而不乱。

②、规划的公共属性不足

传统控规缺失中观层面的公共设施规划，仅依靠用地布局中编制的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很难保障其最终的可实施性。因为在多变的规划实施中，规定的容量限制屡被突破，造成公共设施容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停车泊位。2004年，省技术规定居住小区为0 4辆／户，而后未再有新的规定，但随着汽车家庭化后，停车矛盾日益突出。同时，传统控规是„个技术文件，如果不加解释，普通市民很难理解，也就很难发挥公众参与规划编制并提出意见的作用。由此可见，传统控规的公共属性相对较弱，因此，控规中必须增加„个中观层而的公共设施规划，诸如公共政策那样，是+个“活的”、可供管理部门使用的工具，具有可读性和可识别性，体现公平性，且易执行，可以根据市场和城市发展的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

③、专项规划研究不足

目前，由于专项规划研究不足，特别是在公共配套、宜居、慢行系统、城市空间设计等方面研究不足，导致规划编制仅依据上位规划和少有的专项规划就开始进行规划编制。而总体规划为了满足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出的往往是宏观专项研究的内容，由此导致在控规中缺乏专项深入的规划和设计研究，特别是在某些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当中，缺少各种专项研究和设计的积累。传统控规是以地块为目的的，依据总体规划直接编制控规，不易充分反映和对接总体规划的内容。当前，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对宜居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断提高，若没有众多专项规划支撑，控规可操作性兢很难达到。

④、用地规划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中小城市的规划管理者大多都不是规划专业出身，加之在吸纳人才方面缺乏吸引力，造成了中小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专业性的薄弱。例如，宿迁市规划局用地处现有人员共3人，没有„个是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员。基于此，更需要有一个更为科学、合理、便于中小城制管理的法律性规划。

⑤、国土与规划脱节

由于体制原因，经常存在国土与规划脱节现象，特别在原城乡结合部，脱节现象更为突出。在许多地方，城市规划中是建设用地，但在土地部门，这些地块却没有土地指标。有的甚至规划条件都发出了，国土部门才发现中间有部分土地还是集体建设用地，不得不重新出具拍卖红线图和规划条件。由于国土与规划脱节，造成用地规划管理相当被动，特别是„个地块两次出让，很容易引发矛盾。

（三）、加强用地规划管理的建议

①、加大规划编制、审查力度，确保规划成果的及时性和科学性

加大总规编制力度。总规是控规和专项规划编制的上位规划，直接影响„个城市的发展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上„轮总规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时，要及时启动新„轮总规编制工作。同时，在新总规未报批时，可以对原规划进行局部调整，这样做既可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又可保证用地工作法定性。加大专项规划编制力度。规划部门要超前制定专项规划编制计划，特别要对涉及民生的公共配套工程（医疗机构布点、教育设施布点、保障性住房布点、公交设施、能源站点等）、涉及宜居的慢行系统、绿地系统等专项规划超前研究。

加大规划审查力度。+要多组织专家审查，保证规划成果的科学性。二要如强公示，组织各界社会群体参与，以保证群众对规划的参与权和知情权。②、提高控规编制水平，进一步增强控规的弹性和公共属性

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控规作为承上启下、控制和引导城市建设的重要法定技术文件，在规划管理方面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自身的管控体系，以有效、科学、规范地保障控规的顺利实施。

首先要加大编制力度。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应当编制控规，出让地块必须具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应对多变市场的最好途径就是扩大控规的覆盖面，这样、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有管理的依据。当然，在实施控规全覆盖可行性较弱的地区，也可采取重点地块全覆盖一般地块制定通则的管理形式。

其次，要增强控规弹性。为应对市场的多变灵活性，最好的手段就是给予指标„定的弹性。例如，为了鼓励开发商建设公益性项目，可适当放宽容积率，为了避免沿街界面的过分单„化，可鼓励开发商多退道路红线：还可采取兼容性的方式解决用地性质过分僵化的问题。对停车泊位问题，可以形成文字性要求内容，以便执行层面人员操作。

最后，在控规编制过程中，还要对周边编制单元进行研究，以进„步提开城市宜居和公共配套工程均等性。

③、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管理人员专业水平

俗话说：“三分规划，七分管理”，规划管理的好坏对规划意图的实现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强化规划专业人才引入机制，对在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与规划设计工作者进行广泛的经验交流，全面提高规划管理水平。争取规划设计者，当地规划管理相关部门和公众三方的合作，增强城市控规编制的科学合理性、可操作性，且使之富有当地特色。

④、加大国土与规划部门沟通力度，进步增强两个规划的衔接性。

要建立部门间定期沟通机制。对要出让的土地，规划部门要及时沟通联系，对无土地指标的或还不是国有建设用地的，国土部门要积极向上争取，尽量避免。